[URL=http://v.blog.sina.com.cn/b/3163791-1287190502.html]http://v.blog.sina.com.cn/b/3163791-1287190502.html[/URL]

 

 

 

 

[SIZE=3]相关资料请看跟贴。[/SIZE]

历史上不是说连续38年战乱吗？迁移不是到嘉庆年间吗？湖广是单一指湖北吗？乱套了？改写历史？中央新闻不是很权威的机构吗？有解读过历史吗？[IMGA]http://www.zengshi.net/bbs/images/UBBicon/em26.GIF[/IMGA]

所谓《百家讲坛》，人人可讲。至于正确与否，任人评说。不过，鄙人认为，无论怎么解读“湖广填四川”这个特殊的移民潮流，不到实地调查取得真凭实据都是空洞的和苍白无力的。

这段视频不是“湖广填四川”专辑，只是“区域文化”中之一“移民”中的一小段。
   所以是不祥细的。

[QUOTE][B]下面引用由[U]曾健峰[/U]发表的内容：[/B]

这段视频不是“湖广填四川”专辑，只是“区域文化”中之一“移民”中的一小段。
   所以是不祥细的。[/QUOTE]
仲系8爷醒D！[IMGA]http://www.zengshi.net/bbs/images/UBBicon/em05.GIF[/IMGA]

谁说是单指湖北？里面图解不是讲里是湖南、湖北、江西吗？当时的湖广是不包括广东福建的。

[PP]

[PP]2007-06-05 13:39

[TABLE][TR][TD][PP][SIZE=4]陈世松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四川客家通讯》2005年特刊总第13～14期

       民国《南溪县志》在质疑清初湖广家族“多言麻城孝感乡”这一现象时，首先提出了其中可能有“冒其籍求荫以自庇”者，值得“待考”。接着，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中，也对冒籍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先辑录有关冒籍的具体实例，再来作进一步分析：

       例1：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按：永州零陵在湖南，该县无孝感乡；既称孝感乡，肯定属于麻城县

       例2：民国资阳《陈氏宗谱》载，陈氏先祖原本湖南宝庆人，但在“老谱序文”上却说：“陈氏之先，本湖南省黄州府人也。”又说“始祖于明初，至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奉旨填居四川，来至资州。”该家族后裔在撰修新谱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湖南宝庆与黄州，相去一千余里。“试问黄州府果在湖南吗？” 连他的后裔都指出，造成这样的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地理学不明”。

        例3：清光绪《周氏宗支碑序》载，周氏祖籍来源于“湖北武昌府麻城县出南门四十里孝感乡”。麻城明明属于黄州府，又如何与武昌府扯上关系？

       例4：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川泸州《黄氏支谱序》在追忆其祖先的原籍时称：“居楚邵武府建宁县楚溪上包麻城孝感大坟坝” 。按：邵武府建宁县在福建，又何来麻城孝感乡。

       例5：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追溯自己的家史来源说：“（潼南县）双江镇杨氏家
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

       例6：著名作家艾芜在 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入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承认先祖来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

       例7：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广安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入川，从此开始了广安邓氏的新纪元。但是，长期以来，“连我的叔叔（按：指邓垦）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以上7例姓氏的祖先均非出自麻城孝感乡，但他们都毫不例外地误把“湖北”或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其中第1、2、5、6四例，发生在湖南籍中，占总数的57％；第1、2、3、4四例明确记载由清代开始冒籍的，占总数的57％；第5、6 例不知道何时开始误会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占29％；不知道何时误会湖北为祖籍的1例，占14％，不知误会为何时的2例，均系老一辈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其源头有可能间接追溯至清代。其中以宗谱、墓碑等方式附会祖籍的共4例，占总数的57％，其余3例出自一代代的口碑传闻，占43％。由此可见，在发生冒籍行为的氏族中，约有57％是出自于清代湖南籍的移民，冒籍的方式约有57％是采用宗谱和墓志来编造。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这需要联系清初移民高潮的形成过程，以及各省移民迁川的先后形势来认识。

       原来，清朝初年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入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民，是清政府最先招辑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返籍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之后，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关系，轻车熟路，捷足先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客民。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移民才开始恢复并大规模进入四川。而这时，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出现饱和状态，于是，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据当时湖广官员奏称，在衡阳、永州、宝庆、武冈、沔阳、零陵等府州县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托名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百姓入川络绎不绝，仅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再后来，到雍乾之际，才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紧随其后，结伴迁往四川，至此移民入川形成高潮。

       依次入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临着更为强大的土著势力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住脚，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求图“荫以自庇”，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与保护。在这方面，元末明初以来从麻城孝感乡迁来的老民——土著居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由于他们入川时间早，资格老，“他们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成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现实，都使其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素质高，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明清以来他们中产生了不少名人，在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上，辑录了明清时代先世由麻城入蜀的3位“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的名人：一位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第二位是明代思想家来知德，第三位是清代康熙朝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声誉，以至形成 “麻城孝感乡这块牌子，在清代的四川社会上事事都觉得高三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些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入籍之初，便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而最具有条件这样做的，首先是来自于湖南籍的移民。由于在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于湖广行省，称得上是“大同乡”。尽管清初已经分设湖南、湖北两个布政司，但在民间人们仍然习惯以湖广来称呼。由于历史上有这层渊源关系，所以湖南移民很容易把自己纳入于湖广圈子，视孝感乡为故乡的标志，进而融入麻城孝感乡籍中去。而来自麻城籍的土著旧家，为了壮大自己在当地的竞争实力，也可能以“大同乡” 为旗号，大事招纳湖南籍的移民归属在自己麾下。总之，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冒籍发生在湖南移民中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移民冒籍后究竟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有论者认为冒籍是为了获取政府给移民的优惠政策，这未免把事情理解得太简单了。且不说冒籍者本来就移民身份，假冒麻城孝感乡为的也不仅仅只是这一点眼前利益。根据清代惩治冒籍的范围，冒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举考试中，冒充他籍应考，以牟取私利。清制规定，凡生童初身不正冒籍应试者，或隐瞒原籍，违例在籍报考者，俱照冒籍惩处。二是将他人冒入自己户内，以逃脱赋役。清制规定，这种行为亦按冒籍惩处。那么，清初湖广移民冒着风险，隐瞒自己的真实祖籍，而把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究竟可以从中获取什么好处呢？

       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许多外来移民在处理与当地土著的关系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借鉴。当移民在入籍某地时，往往会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以便以合法的身份，登记为政府户籍管理下的“编户齐民”，而不至成为“化外之民”。这种情形，在封建王朝实行严格的户籍登记政策，尤其是明清王朝实行里甲制度下，时常发生。能够在政府的户籍管理下，为自己取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有头有面的合法开基祖的身份，对于移民家族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了它，就等于使所有的宗族成员共同享有一种身份证明的资格。于是，以后宗族不但可以向其他人炫耀家族历史，提高家族声望，在地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一种象征；而且，还可以使用祖先开立户籍，购置土地，登记纳税，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享有其他需要编户齐名身份才能合法享有的权利。这样，户籍制度与宗族社会相结合，使户籍自然就被视为宗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与制度性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标签。

       正因为冒籍可以带来如此之多的实际好处，所以，不仅湖广籍移民有意冒籍麻城孝感乡，而且就连一些势单力薄、同样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会这样做。渠县《李雷族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冒籍冒姓的实例：据谱载，渠县李氏的先祖，李君讳佑， “本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谢家庄人士”，元末因仕入川，后家于蜀北渠县云合里刘家湾。其后，因为兵乱不能归。“当是时，同来楚黄而居者众，惟雷氏最为枭雄，人莫敢犯”。故李氏祖先与友邻“向、左、李、温、周五姓，共议姓雷”，并“依龄为序，以避残杀之害”。原谱所载五姓人为了寻求庇护， “以避残杀之害”，共议改为雷姓之事，发生于何时，时间有一些不清晰。根据大的历史背景分析，可能在明末清初。

       至于冒籍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入籍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然后再以纂修宗谱、镌刻墓碑等手段将其合法化。久而久之，他们的后裔就会把冒籍当成事实，甚至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就是产生“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成因。

       由此可知，在今天以麻城自居的家族中，既有真的出自麻城孝感乡者，也有意假冒者；既有入川始祖的祖籍原本不明，无根可寻而从众附会者；也有因时间久远，弄不清祖籍，而牵强附会者。总之，虚虚实实，真假莫辨。

       时过境迁，当年许多家族的祖先冒籍以求荫求庇求利的经历，已经成为尘封往事和历史记忆之后，作为他们的后裔，由于历史上种种真假莫辨的原因，仍然众口一词称自己祖籍来自于麻城孝感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过分拘泥祖籍的真实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讲“籍贯”的国度里，对一个有着“湖广填四川”这样大“换血”，以及其后频繁发生省际人口大迁移的区域说来，我们既不能忽视“籍贯”问题，但也不必拘泥于“籍贯”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现代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更为自由，人们原有的籍贯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对于现代社会的人说来，籍贯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代号，模糊不清的影子。

      另一方面，今天许多移民家族的后裔在把麻城孝感乡当成自己祖籍时，并不一定再与某种实际利益相挂钩，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心理，正像艾芜那样，他是把麻城孝感乡视为故乡的一种标志。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他是那样充满深情地追思麻城孝感乡，显然他已经把孝感乡“内化”到灵魂之中，麻城孝感乡已成为他自己心中的天堂——神圣的移民故乡和永远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移民史上，把一个省区的移民祖籍来源，归之于某一具体地方的现象，不只四川存在，至少在全国共有8处之多。由此形成了中国寻根问祖的八大朝宗圣地：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些移民圣地的形成时代有别，被公认的地域范围各异，但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存在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心中。他们之作能够在一定地域内煽起人们的思乡念旧、寻根问祖的激情，并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神圣殿堂，是一定地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形成的。

        因此，蕴含在省籍背后的，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现象。具体到四川而论，对于一个自明代以来湖广人就是这一区域人口的主体，湖广文化一直占居优势的人文生态环境中，人们把麻城孝感乡视为自己的祖籍，更多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其所表达的是对一方地域文化的心理认同。探寻祖先来源，叩问“我从哪里来？”这是人的最基本也是最质朴的精神需求。当人们众口一词称自己来自同一个移民故乡——湖北麻城孝感乡的时候，一股由“麻城情结”油然而生，通过共同故乡这一精神纽带连接而成的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得以粘合凝聚在一起，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正是近三百年来，在巴蜀文化这棵根深叶茂的巨树上，所结出的移民文化的丰硕果实。[/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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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LIGN=center][COLOR=#ff0000][争鸣]再说麻城县孝感乡——答凌礼潮先生[/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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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ALIGN=center]［作者：邓经武  来源：成都大学  更新时间：2006-12-4  转载请注明出处］[/ALIGN][ALIGN=center][/ALIGN][PP][ALIGN=left]        [SIZE=3]读到凌礼潮先生的《麻城县孝感乡之谜》⑴，收获不小，作者的单位是中共麻城市委办公室，据说又是研究移民史的专家，关于麻城县孝感乡的材料占有就比外地学人有更多的便利，其立论就值得特别注意。凌先生的文章主要是通过批驳我们的谬误来立论。既然凌文在副标题上明确地要“与邓经武先生商榷”，以及许多网友纷纷就此发表看法，我就只得作一个回答。
　　凌先生在指出我的文章存在许多问题的同时，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宏伟壮丽的场面：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个角落。
　　最后又毅然断定：
　　总之，孝感乡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我们不敢想象：从600多年前直到现在，涉及数十代人；从湖北到四川，跨及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家都在共同“虚构”和编织着一个“子虚乌有”的孝感乡的神话。
　　我至此仍然坚持认为：动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全部人口，也根本无法去填充整个巴蜀大地，去改变四川“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亦无一存，孓遗无可为食，地中掘枯骨而糜之以糊口”的废墟状况。今天的川、渝两地、甚至云、贵等省，到处都是“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后裔，这是否神话？大家可以辨别。“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难道是工业化大批量地生产人口？其实，凌先生自己对此也算了一个账，不过却与他前面的说法矛盾：
　　明初的孝感乡，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当时（朱明洪武14年～公元1381年？）麻城的总户数为14300户,总人口约为8.5万（按户均6人计算）。即使按照6%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明初至洪武14年，麻城人口应有90760以上。也就是说,14年时间，麻城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4000多人。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其中，孝感乡人至少在2000人左右。
　　这2千余人，或者，干脆把全县人口都计算为孝感乡人，也不过9万人。这9万人如何能够成为“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大潮？
　　凌先生于是提出孝感乡是一个“移民基地”来解释。其“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论断，我不敢苟同。既然是“基地”，就要在自行输出人口（这毕竟是有限的）的同时，还具有“移民中转站”的功能。大约是当时“湖广省”所有的移民都要去麻城县孝感乡集中，然后再按照某种秩序（政府安排？）迁徙入巴蜀。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对四川人都是“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后裔”的怀疑，就得到凌先生认可了。
　　但是，这些“中转”者为什么要丢掉自己的祖籍而假冒“孝感乡”人？
　　既然作为“基地”，就不会是民间自发行为，而应该是政府的行政手段，就应该有相关的条例和政策措施（皇帝圣旨、官府文书），这样一来至少要涉及全省的各州、县的相关协调问题，不知湖北省（包括湖南省）各级地方志是否有这方面的记载？至少，承担着如此重大任务的麻城县，应该在县志中有重点说明。按说，如此有组织、大规模地移民、包括成为移民中转站，要弥补一个省人口匮乏问题之规模，国家正史《清史稿》应该有记载，地方史如《湖北省志》、尤其是《麻城县志》，更应该大书特书这件事。例如，《史记·萧相国世家》的“秦之迁民皆居蜀”，《史记·项羽本纪》的“巴蜀道险，秦之迁人尽居之”、“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太平御览》卷166“秦灭楚,徙严(庄)王之族于严道”，以及《交州外域记》所载蜀王子安阳王率部南迁至今天的越南等，以及《华阳国志·蜀志》所述：秦军统帅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等，又如西晋时“益州流民十万户入荆州”，都见诸于典籍史料。如果凌先生能够引用《麻城县志》，或引用“湖广省”其它史、志的材料给我们解惑答疑，我们就不得不相信了。
　　确实，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充分地占有资料”，特别是“没有引用过《麻城县志》”，在浩如烟海的各种各类典籍、野史、传说中，我确实难以一一尽读和占有。因为我在注意《明史》、《清史稿》等正史“地理志”关于麻城县和孝感县的记载时，对麻城县自己编写的《麻城县志》有些怀疑。这就是我专门引用谭其骧先生文章标题《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作为警示的原因。更何况凌先生认为：“我们相信,在中国历史上，‘乡’这一级组织相对于州县的频繁撤并省废来说，其稳定性要大得多”。“孝感乡”何时及为何设立？“（明）初分四乡”是新分设还是沿袭旧制？既然该乡已经撤销，为什么后来“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还要打着“麻城县孝感乡”旗号？这也是我不引用清版《麻城县志》作为论据的又一个原因。幸好，凌先生在其后来的文章中也承认“冒籍”问题，算是为我的观点进行了支持。
　　“湖广”存在的问题也是严峻的，需要移民的地区还多，清宣统《黄安乡土志·氏族》明确记载，其移民来源地的42个族姓中，有31个来自江西，占74％。这里所说的“黄安”就是现在的“红安县”，也就是从麻城县划出的“孝感乡”所在县。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记载："元明之际，土著存者仅十八户。湘赣接壤，故是时迁入者，以赣西赣南一带之人为多。明末清初，重罹浩劫，土旷人稀，播迁远来者，则什九为闽粤两省汀江、东江流域之人。……而赣人习商，后先以贸易至县，因而置产成家者亦不少。遂大别为建帮、广帮、西帮，皆有会馆以著其原籍。其来自前明者，至是转为土著"；康熙《安陆县志》作者说：“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这里已经明确指出迁入的移民为黄州府之麻城人。即如孝感县《夏氏族谱》在谈到自己的祖籍时所说：“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徙居孝感县”。这似乎可以回答凌先生关于“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的迁徙流向──并非都被迁徙到巴蜀！
我想，这些材料已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了。[/SIZE]


[SIZE=3]二[/SIZE]


[SIZE=3]　　最后再说两个问题：
　　关于我的祖籍：青少年时，我一直被家族传言所影响，以至于长时期误认为自己是麻城县孝感乡移民的后代，并且以经常遇到“同乡”而高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而开始怀疑。后来我的父亲开始修族谱，分别从本地（民初抄本）和内江（清同治丙寅年木刻本）找到两本族谱，才算把根弄清楚。即：“自明朝时，（从北方）贸易至福建龙岩县小池黄畲，造炉置铁，生理旺盛。后数年，侄友兴、友旺兄弟来岩，与叔商议，迁居卓洋，置业成祖基，以为始祖宗支。清代康熙时辛卯年，迁往四川”。凌先生关于“如果邓先生的始祖是明成化八年以前迁川的话，那么准确的祖籍地也应该是孝感乡！”之说，是不确的。这类现象，我早已引用作家艾芜、前国家主席杨尚昆、邓小平的弟弟与女儿关于家族历史看法的差异等材料，做过解释。
　　关于“大禹是条虫”的问题：凌先生认为我对“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大潮”的质疑，是故作惊世之语。是以“弄出一个‘大禹是条虫’的惊世之论出来，让大家都目瞪口呆”。凌先生幽默中的讽刺，有鲁迅之风，但却对古史辨学派的价值不了解。
　　由学派言，古史辨派就是疑古派；由学术史言，辨伪学史就是疑古学史；由社会影响而言，辨伪运动就是疑古思潮⑵。胡适在介绍顾颉刚《古史辨》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⑶。许冠三先生说：“颉刚古史学的要旨并不限于疑古和辨伪，考信方面且是后来居上。他大致是1928年前重疑，三十年代尚辨，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⑷。顾颉刚惹祸的话是：“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他后来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又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⑸。这其实是有很多依据的。《说文解字》第十四曰：禹乃“虫也”；根据人类文化学方法，　闻一多先生在其《端午考》中也明确指出：“禹从虫”，“即蛇的初文”。
　　其实，华夏民族是从图腾崇拜肇始的，如《诗·玄鸟》所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羌族以羊为图腾、玁狁和犬戎以狗（盤覄）为图腾，荆楚人以熊为图腾（有熊氏）──“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鲧腹禹，夫何以变化？……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⑹即图腾崇拜者相信他自己（或民族）与图腾物有血缘上的关系，图腾物同时也是崇拜物，图腾物的形态会表现在部落氏族的徽记上。我确实说过：“巴、蜀二字，是由大盆地原始先民的“长虫”图腾崇拜之“象”演变而来，则已被多数学者认可”。“在出土汉代画像砖上，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交尾图’。其实，蚩、禹、蚕、蜀、巴等，都与蛇形长‘虫’有关。我们可以再联系其他地域的原始图腾来认识。南方诸苗对自己的生命起源归结为‘神父狗母’因而崇拜‘盘瓠’，将‘白犬’作为图腾；北方简狄部族对自己的起源归结于其始祖母‘吞燕卵而有娠’，《诗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已经将这种图腾崇拜解释甚为清楚；是以有‘北溟之鱼’化为“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有为昆仑山‘人面虎身’西王母取食物的‘三青鸟’，有‘人面鸟身’的禺强”⑺。上古时代人们把自己看成是某种动物甚至是植物的后代，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话说回来，我对四川人都是“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移民的后代”的质疑，并非是要与凌先生等争夺什么。我的看法是：明清移民入川确实发生过，但四川土著的数量大于外来移民，当今大多数四川人仍然是土著的后代。在14世纪的中国农村,一个乡的人口密度,不可能大到这种程度,即使全部迁移到四川,要繁衍出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偌大的四川省,假使每百里摊上一个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这将是一个何等巨大的人口数量?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至于是否“全民编造神话”问题，古人早有“众口铄金”一词作解释。例如，早在周朝，就有“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端午节门口挂陈艾菖蒲的习俗，唐代就有，殷尧藩《七律.端午》就有描绘：“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而在所有的四川（甚至西南地区）人们的口中，这种习俗被与张献忠联系起来。这就是“全民编造神话”的一例。
[/SIZE]       参见我的《四川人，你的“根”在哪里？)：[URL=http://www.bashu.net/history/bashu/people.htm]http://www.bashu.net/history/bashu/people.htm[/URL]

注释：
　    ⑴网上读书园地，[URL=http://www.readfree.net/html/200508/83043.html，后来凌礼潮先生又系统整理为《麻城孝感乡考辨》。]http://www.readfree.net/html/200508/83043.html，后来凌礼潮先生又系统整理为《麻城孝感乡考辨》。[/URL]
　　⑵参见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⑶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二册P33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⑷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第六章《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⑸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P6，山东画报出版社 1951年
　　⑹屈原：《楚辞·天问》
⑺邓经武：《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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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LIGN=center][COLOR=#ff0000]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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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ALIGN=center]［作者：陈世松  来源：[URL=http://www.cnxungen.com/][COLOR=#0000ff]中原姓氏寻根网[/COLOR][/URL]  更新时间：2006-12-4  转载请注明出处］[/ALIGN][ALIGN=center] [/ALIGN][ALIGN=center]    [SIZE=3]在中国移民史上，湖北麻城孝感乡是一个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江西瓦屑坝等齐名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有关这个问题，在一些有影响的移民史著作中都论述过 ，至今还存在许多待解之谜。近年来有论者撰文，怀疑麻城孝感乡的客观真实性，认为这是研究四川史的学者“被一些‘史料’迷惑”才这样说的。这种怀疑不仅无助于解读这段四川移民史，而且使“麻城孝感乡现象”之谜变得更加扑溯迷离，难于破解。有鉴于此，笔者愿意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浅见，希望能有助于澄清史实,破解迷雾。 [/SIZE][/ALIGN][PP][ALIGN=left][SIZE=3]一、麻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SIZE]

[SIZE=3]  翻开现代中国地图，的确在湖北省麻城县（今黄冈麻城市）地界找不到孝感乡，而只有一个与“孝感”同名的孝感县（今改为孝感市）存在。二者确实相隔了“一帽子远”，与我们所欲讨论的“麻城孝感乡现象”风马牛不相及。不过，这是今天的政区版图，并不能作为否定历史上孝感乡建置存在的理由和依据。
  孝感乡作为麻城县所辖的一个乡，在历史上无疑是存在过的，它的地理方位在麻城县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它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仅仅存在于至距今500多年前的明代中期。据个人所及，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康熙九年（1670年）编纂的《麻城县志》。
  据考，麻城修志创修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称《麻城志略》，由县令苏松委托毛凤韶主修。苏松，四川广安州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己未科进士，嘉靖四十年（1561年）任麻城知县。任内“筑河堤、重建鼓楼、修县志”，是一个“体国安民”的地方官员。《四库全书总目》说，毛凤韶曾编修过《浦江志略》8卷，“较他志颇为简质，而大旨欲仿通鉴纲目”。鉴于麻城历史上从没有修志，所以苏松上任后，就委托毛凤韶仿照《浦江志略》主修《麻城志略》。《麻城志略》共9卷，“毁于前明”，业已失传。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麻城县志》，“简而有法，犹存明代志乘遗意”，可能仍参考了残存的旧志篇章。其后，续修的《麻城县志》还有乾隆六十年、光绪二年、民国二十四年3个版本。1999年，麻城市志办公室于再版了形成于历史时期的这4部县志，并采用激光扫描制版胶印，基本保持原书全貌，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康熙版《麻城县志》卷1“乡区”对孝感乡的建置沿革作了这样的记载：“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130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并为94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20里入黄安，止74里。太平乡原额58里，后并作25里。仙居乡原额54里，后并作25里。亭川乡原额25 里，后并作24里。国朝因之。” 其后乾隆、光绪、民国3个版本的《麻城县志》，对孝感乡条目的内容，没有新的补充，基本重复旧志。
  从康熙志的记载可知，孝感乡的行政建置的撤销，始于成化八年（1471年），其原因是“户口消耗”，孝感乡因此并入到了仙居乡。90多年后，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的时候，太平、仙居二乡又划分一部分地方归并到黄安县。据《明史》记载，嘉靖四十二年析麻城之姜家畈置黄安县，同时分黄冈、黄陂二县之地益之。清《湖广通志》云：黄安县，“明嘉靖末，以地多盗，割黄冈之上中和，麻城之太平、仙居，黄陂之仙源置。” 这表明，原孝感乡从麻城县版图消失的原因，第一次是由于“户口消耗”，第二次是由于其地“多盗”，最后由仙居合并到黄安县了。由于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原孝感乡至多只占黄安县地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明代麻城人梅国楼在《漕运解析记》的文章中，记述了万历初年，刚刚改变建置不久的麻城与黄安的漕运负担不均的情况。他说：“大抵麻城、黄安地里相近，山川相同。黄安之粮，一半麻城所割也。黄安向荷哀矜，全赐改析；麻城差繁役重，十倍黄安，苦乐未均，万民嗟怨。”这篇文字透露出，麻城与黄安原本是“地里相近，山川相同”的邻县。嘉靖四十二年改变行政区划后，把孝感乡划入黄安县，麻城县所负担的差役不是减轻了，反而更加重了。这一记述，也从侧面见证了孝感乡并入黄安县后，当时曾经引起过麻城“邑人”的不满与“嗟怨”。
  有明一代，麻城县地盘狭小，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只管辖130里甲户籍，人口资源相当有限。据统计，在明代麻城县有人口记录的这240多年间（洪武--崇祯），全县人口一直保持在10万人左右。由于没有县下所辖各乡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直接知道未被撤销期间的孝感乡究竟领有多少人口。不过，乾隆版的《麻城县志》提供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县的人口数据为：男女共28万多人，其中太平乡8万、仙居乡12万、亭川乡7万。考虑到孝感乡当年因“户口消耗”而被撤并，可能其时人口数只会在7万以下。
  附带说明，《麻城志略》创修始于苏松就任麻城知县，委托毛凤韶主修之年，即嘉靖四十年（1561年），因此志书成稿必在这以后。两年后，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调整行政建置，将孝感乡从麻城县划归黄安县，如果其时志稿尚未付梓，则康熙九年《麻城县志》这条有关孝感乡被撤销的资料，当系行政区划调整时的记录。如果《麻城志略》在调整行政建置区划之前已经成书，则这条资料可能就是康熙年间根据前代记录追述的。总之，无论属于何种情况，康熙志上的这条资料绝非杜撰的，其权威性与可*性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今天我们在四川一些民间族谱、墓碑资料上，所见到的有关孝感乡下属的若干具体地名，诸如：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达县《雷氏族谱》）、扒凿岭（《傅氏族谱》）、大石板洗马凼杨家村第七层（《杨氏族谱》）、大坟坝（泸州《黄氏族谱》）、复阳村（泸州《王氏族谱》）、斑竹林周家坪（周氏碑记）、嵩枝坝大松树（民国简阳《汪氏族谱》）、踏水桥（蒲江《杨氏续修族谱》）、马桑坪（《杨氏族谱》）、梧桐村黄角树坎（资中《王氏族谱》）等等，大多出自于清代以来的移民及其后裔之手，推测可能是早已消失的明代地名，距今大约已有五六百年左右之久。由于它们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洗刷得无踪无影，今天一时要把它的具体地址找出来，是有相当难度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目前暂时找不到它的踪影，就怀疑它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不能因为有人假冒麻城孝感乡的祖籍，就说孝感乡也是虚构的，更不能因此把孝感乡的行政建置一笔勾销。[/SIZE]

[SIZE=3]二、“麻城县孝感乡现象”的由来[/SIZE]

[SIZE=3]  本文所称的“麻城县孝感乡现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麻城县孝感乡之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的现象；二是指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来自于麻城县孝感乡的现象。
  麻城孝感乡的说法虽然并不见于正史记载，多出现在地方志、家谱和民间的口碑传说中；但这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发生清以前四川一段特殊的移民历史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元末明初，外省移民为了填补宋元战争后四川“地广人稀”的空虚，就曾经采取结伴而行的方式向四川迁徙。据《元史》记载，在元初，荣州（即四川荣县）“其地荒而废之”，至元顺帝时期，却被来自“雍、梁、淮甸”的20万户流民“开垦成业”。来此聚居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由此推测，在这群“襄汉流民”中，当然应该包括有来自长江中游的湖北移民。
  到了元末，湖北民众为避灾、避难，舍危就安，弃近图远，竞相挈家迁往四川，其中以来自麻城孝感乡居多。根据史书记载，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江西袁州和尚彭莹玉利用宗教，与麻城的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在湖北地区发动起义。他们利用蕲州布贩徐寿辉“状貌”奇特，便于号召的特点，推他为首领，很快在蕲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邹普胜因此被封为“太师”。正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的关系，所以，麻城自然成为当时湖广农民革命的中心，“天完”红巾军征集兵源的基地。一些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离家出走，从麻城逃亡到了四川。于是，这就出现了文献上所谓的“避地入蜀”、“避乱入蜀”、“避兵入蜀”的情况。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湖北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此时随州人明玉珍正率湖北籍红巾军将士入川作战。听说这一消息后，明玉珍遂断绝与“天完”政权的往来，在重庆自立为帝，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入据四川后，本有割据一方的打算。所以，随军将士都携带家属，加上从湖广招募的移民，估计约有40万人进入四川。由于麻城与随州相邻，加上此前有不少麻城人入蜀，所以，麻城人自然蜂拥而至。明玉珍在其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史称“蜀人悉便安之”，“一方咸赖小康焉”。于是，正处于战火中的湖北难民，包括不少人麻城人，又“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
  朱元璋立国后，于洪武初年派廖永忠入川，消灭了大夏政权。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的损耗，明朝政府又采取行政措施，于邻近的黄州、麻城地区，大量抽调湖广人民填川。这就是所谓的“抽填四川”、“奉旨入川”。依据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数字的统计和分析，经过洪武时代的大移民之后，四川的人口由元末的70～80万，增长至180万人，由此推知，洪武年间四川接受的移民总数约为80多万。 如果这一数字推测可以成立 ，再按照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比例：“明洪武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 计算，在这80多万移民中，起码有近50～60万的湖广人移居四川。其中，麻城又充当了主力。正因为在洪武移民中湖广人占多数，所以把这次移民活动称之为“湖广填四川”，应该是名至实归的了。
  胡昭曦在《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一书中，依据几个县的氏族和族谱资料，对清初以前迁川人家所作的统计表明：在合川县迁入的20家人中，湖广籍11家，占55％，其中麻城籍8家，占总数的40％。在重庆县17家人中，湖广籍9家，占53％，其中麻城籍4家，占总数的23％。在南溪县12家人中，湖广籍7家，占58％，其中麻城籍3家，占总数的25％。在广安县11家人中，湖广籍10家，占90％，其中麻城籍6家，占总数的54％。在简阳县102家人中，湖广籍86家，占84％，其中麻城籍85家，占总数的83％。
  马楚坚依据全川214例族谱、方志资料，对元末至明季入蜀氏族原籍所作的统计表明，楚（湖广）籍187例，占87％，其他各省27例，占13％。湖广籍移民中，迁自元末19例，占9％；明夏26例，占12％；平夏后119例，占56％；明中叶18例，占8％；明季32例，占15％。
  崔荣昌在《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一书中，提供了17例“湖广人”族谱资料。据分析，其中有12个家族出自于湖北麻城县，占总数的70.6%。在这17个家族中，迁自元末的有5个，占总数的29％；明初的10个，占59％；清初的2个，占12％。
  黄尚军在《四川方言与民俗》一书中，也附录了“四川地区100部家谱中关于四川人来源的记载”的资料，分析表明，这100个家族中，在元末至明代自楚迁蜀的家族有33个，占总数的33％。其中，发生在明初的有23个，约占楚籍迁川家族的70％。
  由此可见，早在清初移民运动发生之前，就有大批湖广籍移民迁入四川，其中尤以麻城居首位；湖广移民迁入川的时代，以元末至明朝初年、平夏以后占绝对多数，其中尤以“麻城孝感乡”为著。麻城县孝感乡之作为移民迁川的中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从元末明初的以湖广籍为主体的大移民，到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其间至少经历了200多年的沧桑巨变。元末明初从麻城县孝感乡迁入四川的这批湖广移民的身份，也经历了从移民—“孑遗”—土著—“旧家”的转变。
  清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一封奏疏中说：“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向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这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清初残存下来的“孑遗”，大多就是当年那批是“祖籍湖广麻城”的移民。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当大批新的移民迁入四川后，为了与后来的移民相区别，元末明初的移民（包括麻城孝感乡人）自然就成为“老民”——老资格的四川人，即清初移民社会中的土著了。
  例如，新津县清初从洪雅陆续返籍的“土著”，“询其原籍，概系湖广麻城孝感乡”。土著与移民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移民定居日久，就变成土著。相对于后来迁入的新民，先迁进来的就是“老民”，再早一点入川的就是“旧家”。正如清光绪时有记载所说：“（四川地区）大抵今日所谓土著者，率皆国朝鼎定以后，自粤东、江右、湖南北来。其来自前明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则旧家矣。”
  本来，麻城县孝感乡之作为元末明初迁川的中心，一直是当年迁川的湖广移民——后来的土著、“旧家”心目中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祖籍的识别标志与“品牌” 形象。可是到了清初，步他们后尘入川的大批外省移民，主要是湖广移民，也打起麻城县孝感乡的旗号，竞相称自己的祖籍也来自于麻城县孝感乡。
  据民国《简阳县志·氏族志》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该县349族两湖籍移民中，自称来自麻城者有239族，占68.5%，其中自称来自孝感乡者，有228族，占麻城的95.4%。另据崔荣昌在灌县柳街乡的调查，该乡现有居民的祖籍来自麻城者，占总数的80％以上。该乡32姓中，有25姓都说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占总数的78％。提供这些统计资料的，大多是来自于清初迁川的湖广移民家族。
  于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在清初移民高潮中，来自两湖的移民都异口同声称自己出自于湖北麻城县，而且还集中在该县孝感乡，这在情理上就令人生疑。上世纪30年代，民国《南溪县志》的编修者最先发现这一疑点，并提出质疑说：“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皆可移往，何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乎？！”  
  其实，这种动辄称麻城孝感乡的现象，何止川南，在川东、川西、川北地区到处都存在。其后，省内外的学者大多沿袭《南溪县志》的思路，对这一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质疑与发挥。 归纳其要点，不外有三：其一，如果明初移民入蜀称祖籍来自麻城孝感乡，尚可说也；但清初战乱，四川旧有土著人户大量流亡，所存无几，新移民始于清初，而孝感又于明朝的成化六年就撤销了，其时距清代移民高潮，已有两百多年，这期间还说什么麻城孝感乡，岂不成了“无稽之谈”么？其二，既然康熙年间湖南移民“携家入蜀者”，就“不下数十万”，以清初麻城区区一县的人口规模，能够把有数十万湖广移民尽纳在其中吗？总不可能几十万两湖籍移民绝大部分迁自于麻城一县。其三，既然原孝感乡至多只占今红安县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那么，如此多的湖广移民，怎么都可能来自这样一个小范围呢？何至于其他乡、其他县就没有人外迁，或没有留下移民后裔呢？显然，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破解[/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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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LIGN=center][COLOR=#ff0000]麻城县孝感乡今何在[/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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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ALIGN=center]［作者：佚名  来源：[URL=http://www.cnxungen.com/][COLOR=#0000ff]中原姓氏寻根网[/COLOR][/URL]  更新时间：2006-12-4  转载请注明出处］[/ALIGN][ALIGN=justify]
   [SIZE=3]很多四川人都说自己的先祖来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古时的孝感乡今在何处呢？
    据《四川日报》97年5月9日发表葛剑雄教授《“根在麻城孝感乡”——且说四川大移民的一个古老话题》的文章。1991年记者李懋军在湖北进行了深入调查，又仔细地研究了有关史料和历史地理环境，终于发现古时的孝感乡就是今天湖北省麻城市的邻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
    原来明初麻城县辖有四乡，即太平，仙居，亭川，孝感。明成化八年（1472）年因户口减少孝感乡被并入仙居乡。从此孝感乡消失。[/SIZE][/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