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年郑氏政权结束以后，政治上统一的局面，给海峡两岸的各种联系和台湾的进一步开发，都带来了新的积极的因素。尽管清政府在初期采取了一系列严厉而愚蠢的限制政策，但大陆人民，尤其是一水之隔的福建人民，还是相继不绝地涌向彼岸去。一场由南到北、由西到东的垦殖运动，在台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移民高潮，在康、雍年间，已能见到最初的浪头，至乾、嘉年间，则达到最高峰。据《台湾通史》的估计，到嘉庆十六年(1811)，全台湾的汉族人口已超过二百万。

族谱资料研究的成果在如下几个方面为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一是移民人数。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移居达一千六百人，约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无生年未统计者除外)其中，康、雍时期一百八十人，乾、嘉时期一千四百人，其发展趋势十分明显。再从迁台人数最多的晋江石壁乡林姓来看，该族于郑氏政权时往台者二人，康、雍时三十二人，乾、嘉时即增至二百九十人。安溪参内黄姓的情况亦如是：郑氏政权时三人，康、雍时二十四人，乾、嘉时遂遽增至三百人。这种情况甚为普遍。还有一些族姓，如晋江永宁鳌西林姓、泉州龙笋曾姓等，甚至是到了乾隆后期，才开始他们的迁台史的。

为什么这次移民运动，在康、雍时期的半个多世纪中，发展速度尚如此之缓慢?这完全是由于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实行的所谓"为防台而治台"的错误方针导致的。我们知道，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十八年(1719)和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曾三次严申禁令，企图堵绝沿海人民偷渡入台。此禁令又经乾隆初年的三行三驰，至乾隆二十五(1760)以后，在移民运动的冲击下，限制政策始归于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此次移民高潮会迟至乾、嘉时期，认真地说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真正形成的重要原因。 我们还注意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开放台湾鹿港与泉州蚶江港对渡，五十七年(1792)又开放淡水河口的八里岔与蚶江及福州五虎门对口通航，这个措施，不仅对闽台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而且对移民高潮的迅速形成，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蚶江港开放以后，很快便成为泉州对台交通的中心，一时"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因而出现了"群趋若鹜"的局面。(《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禁令之废弛，蚶江之开放，大大有利移民的迁徙活动。在晋江县南部，尤其是蚶江附近农村，迁台人数所以会特别多，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兹就该县几部主要族谱记载的迁台大约人数列表于下，以资说明：
锦江林姓五房(在蚶江) 50人
莲埭东间林姓(距蚶江一里) 400人
石壁玉山林姓(距蚶江三里许) 1,000人
金井新市曾姓280人
东石蔡姓长房三延科派240人
东石蔡姓长房三惟谅派40人
东石玉塘吴姓三房30人
东石郭岑郭姓150人
永宁鳌西林姓80人
安海颜姓70人

二是移民特点。兄弟相率，夫妻同往，甚至举家迁徒现象的普遍出现，是这时期移民运动的特点之一。在各姓族谱中都能找到这样的记载。以安溪县参内黄姓为例：该姓从康熙末年以后移居台湾的族人中，父子同往者计二十九，兄弟同往者计十七(人数不等)，夫妇同往者四十四对，全家同往者三十家。这种情况说明台湾的开垦所给予劳动者的利益，越来越吸引着大陆失掉土地或缺乏土地的人们。就参内黄姓而言，人多地少，始终是这里的一个严重问题，因而他们只有往台湾和南洋去寻找出路。(此时期参内黄姓往南洋者，也多至数百人)

单身移民往台后娶妻、建立家庭现象的普遍出现，是这时期移民运动的又一特点。以晋江东石蔡氏长房三延科派迁移台湾的族人为例：从乾隆年间开始，在台娶妻者八十人，在台继娶者九人。 "世构，号纯朴，往台南路竹仔港汕岸顶居住。生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喜庆十八年(1813)。在台娶三块厝许氏女，名澄娘，号纯慈。生乾隆三十四年(1769)，卒道光十一年(1831)，墓葬坎脚。生男四。"

"文荣，号惠良。住布袋嘴庄。生乾隆四十一年(1776)，卒道光二十五年(1845)。先娶龙蚊郑氏女，名座娘；继娶新庄刘氏女，名密娘。承男一。"

"文挺，住鹿港庄。在唐先娶苏氏女，名俭娘，早殁；在台再娶某氏女。名溅娘。生男一。"

"章蜡，号章纯。生嘉庆十八年(1813)，卒同治二年(1863)，在台身故，葬五股。娶下村乡张却娘，又在台娶侧室陈香炽。养男四，生男一。"

这说明，早期那种妇女奇缺、移民性别不平衡的状态，至此时已经结束。而移民家庭的建立，则使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了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三是移民成份。随着迁台人数的发展，移民的成份也复杂起来了。当然，农民始终是移民大军的主体，对此族谱虽不特别注明，但完全可以判断。除此之外，在族谱资料中，尚可看到商人、官吏、士兵、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医生、店员、手工业者、僧侣等等，也都参加到移民的行列中来。他们构成了台湾社会的各个阶层，其意义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下表数字，系根据族谱有注明身份者统计的：

商 人39人
地 主1人
知识分子:国学生、童生、秀才、佾生等61人
处 士3人
贡 生8人
举 人1人
塾 师5人
官吏乡绅(包括任职官吏、授有品衔或乡饮大宾者) 11人
士兵、义民3人
店 员1人
和 尚1人
医 生3人
华侨(由台湾出洋) 5人

这里着重分析一下知识分子移台问题。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始立府、县学，岁科试以取生员。定例府学岁进文武童各二十名，科进文童二十名，廪膳二十名，增广如之。县学定额稍减。但因草莱初辟，文化落后，故入泮较为容易。这给那些屡困科场的大陆诸县(尤其是泉、漳二府)。学子们，带来了获取秀才资格的好机会，于是东渡求进学者，十分普遍。晋江县林宏礼(字孙敬，号省庵，官名名世。生康熙十九年，卒乾隆二十年)即为典型一例。他少年时"迨屡试晋水，久困莫售，……爱喟然叹曰：'……何不可遨游东宁，聊托一试?于是登堂拜别，羁迹台湾，凡御史观风月课，以逮府县两试，其夺矛试艺，几于累牍。果也，文宗吴昌祚公岁取入泮。"(玉山林氏宗谱》)

又南安蓬岛郭姓移民台湾的家族，从十九世至二十三世，约当十八、十九世纪的一百多年中，共有十九人在台湾进学为秀才。(《蓬岛郭氏家谱》

不少移民于台湾进秀才后，即转回原籍，参加乡试。如晋江县从乾隆元年(1736)至二十年(1765)，共有十名举人是台湾的秀才考中的。(《晋江县志》)龙溪县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至乾隆十六年(1751)，也夺十六名贡生原是台湾秀才。(《龙溪县志》)闽台文化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尚须指出，不少知识分子渡台任塾师，以及一些清廉的学官，对于传播文化知识，发展教育事业，都曾做过贡献。这方面地志记载颇多，兹引族谱中两例以作补充：

清末著名状元、晋江人吴鲁的儿子吴钟善(光绪癸卯经济特科，廷试二等)，曾应林姓之聘，渡台课授经文，并在台刊印其父的《正气研斋汇稿》及《百哀诗》。(吴增撰《清故徵君顽陀吴君墓志铭》)

福州人陈平皋于嘉庆十二年(1817)调任台湾嘉义县学，见"台地赌风甚炽，樗蒲辈藉学宫为逋逃薮，胥斗因而滋奸"，即"令尽驱博徒，整肃学规，悉除陋习，分毫无所取，以故去任而行橐萧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