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塑造我之为我的三柄凿子

　　第一节　我的家乡

　　我是在甲午中日之战後一年（乙未，亦即是民国纪元前十七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在江苏省常熟县城内西山塘泾岸，我的祖宅内来到这个人世的。父亲给我题名单字叫焘，後又给我取字为煦伯；我采同音根据庄子「虚室生白」句，自选笔名为虚白。此後就以笔名作了我通用的名，不复再用原来的名与字了。
　　今日回头想写自传，最先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应该问，当时呱呱坠地的那一个小孩子，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一个曾虚白的。简单扼要说，塑造成我之为我的今天这个人格型态，就靠三柄凿子。第一柄凿子是我的家乡，它端正了我做人遵循的风范。第二柄凿子是我的家庭，它划定了我行为运作的框架。第三柄凿子是我的父亲，他培养了我思想发展的指标。因此，要了解曾虚白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先得了解这三柄凿子是怎样的，和怎样影响了他。
　　先说第一柄凿子，我的家乡，常熟县。常熟是怎样一个好地方，前清邑人李杰在重修县志序文中写的一段话说得最切当扼要。他写道：
　　「姑苏为南都辅郡，而常熟其属邑也。倚虞山以为域，环江海以为池，实东吴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产殷盛，若梗林布枲，鱼盐蔬莱，水陆之珍奇，可以供国赋而给民用者，充然有余而不资外助。自阖闾夫差雄据一方，虎视诸夏而俗尚豪侈，自泰伯子游礼让风行，文学化洽而人才汇出。是固江南名区，非特为一郡六邑之冠而已。」
　　序中说的，除形势要害，现已失据不足为凭外，其所强调的「物产殷盛」，因而影响生活的舒适与文化的发扬，至今还是定论。
　　先就文化方面说，常熟的许多传说，虽像神话，但都有历史渊原可考。我们知道，常熟的山名虞山，为什么名虞山，就有重要的文化渊源。据史记载，周太王的两个儿子，泰伯和虞仲都不愿继承王位，相约共同逃往荆蛮，好把王位让给三弟王季。据史载，虞仲隐居在吴北山中，这座山就在常熟，因此就命名虞山。天下人都抢著做帝皇，虞仲竟逃避富贵隐到常熟来，其遗风可能影响到他的子孙。另有一传说，更有趣。据说，商朝的末世，纣王失败，天下大乱，姜太公尚避乱避到了「东海之滨」。常熟的确可称东海之滨，虞山脚下有一片湖，名叫「尚湖」，据说，就因为姜太公常在这里钓鱼才有了这个名字。这套神话虽说得有些离了谱，我们听惯的姜太公钓鱼故事是在渭水河边上，他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好坐，怎么会一下子从陕西跳到虞山脚下钓起鱼来了呢？可是，大家这样说，我也愿意这样信，因为这样一位闻人挑选常熟来避难，总显示了此间「地灵」才吸引得动这种「人杰」的光临，给常熟发挥了文化升华令人羡慕的光彩！
　　实际常熟之为文化区最可靠的史实，还是它是孔子弟子言偃（子游）的故乡。据史记载，言偃是吴人，比孔子年轻十五岁，「闻道甚早，北入中国而学於孔子。自江淮以南，为孔子之学者偃一人也。」春秋时候的吴越还是未开化的荆蛮之地，那时候，从常熟到山东不知要怎样跋涉。言偃竟以一个蛮人，会忍受这样艰难困苦的长途旅行去拜孔子做老师，真是我们值得钦佩学习的先哲遗风，影响常熟的文化品质至深至钜。因此，唐朝奉言偃为吴侯，清朝升为吴公，并在学宫里建祠。据说，县西北还有他的故宅，并有一口井，可是现在都不可见。现在的言子墓只剩供人凭吊的一座牌坊了。孔子弟子言子外，另有仲雍（即虞仲）的家也在常熟，但其遗址比言子更模糊了。此外，常熟文化遗传有史可徵的，当推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在常熟读书，建有一座读书台的故事。据清人陈察为文说：「虞山东南麓有致道观，後有台，世传为梁昭明太子读书处」。这遗址现在找不到了。陈察文中作赞辞说：「读书如昭明有足称者。夫贵为储嗣，富享方物，不期骄侈，乃克通诵五经，数行并下，过目皆忆，赋诗剧韵，属思即可，斯亦难矣。」实际，昭明勤读的结果，给我们後来的读书人编定了一本「昭明文选」，做万世读书的范本，使我们受用无穷，最值得我们的怀念。
　　常熟文风绵延三四千年，继续旺盛，直到清初，科举制度下更见其高人一等。科举取考试制，中县试得「秀才」，中省级「乡试」得「举人」，直到集全国菁英各省「举人」到北京参加「会试」中了就是「进士」。「进士」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取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称为「三鼎甲」，是三年一度产生的全国读书人的魁首。据有心人确切统计，全国各省得「三鼎甲」的人数，以江苏省为最多，江苏省中各府以苏州府属为最多，而苏州府属中则由常熟县与吴县互争魁首。当然，科举选土不能作评判学问深浅的标准；但以此断各地读书人才华表演的盛衰也可作准确的依据。说到才华表演，我记忆可及的，想起了明末清初的钱牧斋和柳如是这一对才子佳人都是常熟人。虽然钱牧斋降清受人菲薄，然其学问渊博，词章斐然，文采风流仍为後人所钦仰。到了清代，常熟的文风更见发扬，所称清代大画家「四王」之一的王翚，就是常熟人。他的山水画就拿虞山尚湖做背景。他的家就在尚湖边上湖桥的附近。故事传言，他常在湖桥旁的小亭子里喝酒，喝醉了喜欢把盛酒的葫芦一一丢在湖面上看它们漂荡，认为乐事。这个湖就是尚湖。
　　常熟文风之盛，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的经济环境的富裕。我们知道在清代，以地区肥瘠来决定赋税多寡。当时全国赋税之重莫过於江南，江南尤以太湖流域苏常一带为最，而苏常地区中赋税最重者独推常熟。为了避免过分突出计，清廷竟把周围并不大的常熟县，硬生生割裂成两县，东一部分命名昭文县。这是它农产丰盈影响政治的实证，也就反映了当年常熟旧社会组织型态之形成。
　　要谈常熟旧社会组织型态应以研讨中国全国社会组织型态入手。对这问题，我最钦佩钱穆先生在他「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一文中提出的分析与见解。钱先生以为中国自春秋时代列国受周公礼乐薰陶已养成教育力量指导政治发展的趋势，因此而引发社会上「士阶层」的产生。所谓「士阶层」，向上比，不成为贵族，向下比，有异於平民，乃由贵族中之疏亲远裔，以及平民间之俊秀子弟，学习了当时贵族阶级所奉行的种种礼乐而晋身到当时封建政体下服务。为土者，不仅为谋求职业，更贵在职业中尽其行道守义的精神。到了孔子，他乃远承周公以学术领导政治之理想来扶植起新兴的「土阶层」。这些新兴的「士阶层」变成了新起的社会领导中心，向上可以领导政府，向下可以领导民众。当其出而在上，世人称为士大夫，处而在下，世人称为士君子。他们不一定做官，不以私人经济为急务，只符合中国成语：「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於人。」中国历史自秦以後的传统政府都是「士人政治」。到了汉武帝就确立了教育制度、考试制度、选举制度三套制度为士人晋身政治之阶。此後两千年，这三套制度，虽略有异同，却永远是审核与通过士人问政的阶梯。这并不是政治制造了「士阶层」，而是有了「士阶层」汉武帝承认它的存在与价值而定下这三套制度，确定了士为四民之首的领导地位。
　　钱先生指「士阶层」是中国社会的领导中心，实在是目光如炬，一语破的。中国过去形式上虽然是帝制，实际政治权力永远操在当地的读书人手里。怎么会操在读书人手里呢？我愿在这里给钱先生的看法，再加一段补充。问题就牵涉到文化与经济的结合了。我愿再提前面引的中国成语：「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於人」这句话来做我说明的引子。这句话粗看好像劳心者在压榨劳力者，实际并非如此。它只说明读书人，也就是现代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不以「力」来讨生活而以「心」来求食的。「心」是他的智慧。他是运用智慧来服务社会的人，决不是坐在那里受人供奉的人。这是中国儒家传统下产生出来的社会领导者。用我们新名辞说起来，这也就是中国农业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地主阶级。读书人与地主在中国会打成一体，是科举制度发展出来的必然现象。「十年窗下，一举成名」，形成了我们旧小说旧剧本「私订终身後花园，结果嫁给状元郎」风行一时的蓝本，就是当年社会结构的缩影。过去作了官退休回家，总会说要「归耕课读」去了。实际，他那会自己去种田，还不是别人种了养活他的呢？像诗人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著优闲的生活，还不是人家替他种了田，他做了地主，才能做得成这样潇洒诗人的呢。
　　了解了中国全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全貌，浓缩而谈常熟一县那就容易了；因为常熟可以说是全国社会结构标准的范本，钱穆所称的「士阶层」统治的天下。知县（当年的县长）代表皇帝能管的事，只有钱谷与刑名两个师爷手里掌握得到的收钱粮与打官司两种大权。其他地方上的事还多得很，照例都由当地士绅有组织有办法推定代表分头执管，不劳知县老爷操心的了。可是，这些「士阶层」的领导人物，无论怎样受人器重，还是保持他们读书人的悠闲潇洒生活状态。这也可以说是当年常熟社会结构的一个特色。我在幼狮公司出版的「槛外人言」文集中描写过他们的生活状态，兹录之如下：
　　「吾青少年时代看到代表常熟社会相的亲戚朋友，真是天下最享福的人。他一走出门，有他的社会地位；人家『什么爷』、『什么官』的叫个不停。他实际生活，没有固定的设计，整天需要他时忙，不需要他时到处闲荡著。可是，他仍有他生活退展的程序，一般起床就趿著拖鞋上茶馆，多半都到花园式的『石梅』的一只小楼上。在这楼上『某爷』、『某官』都有他特定的座位，是挂在墙上的一只藤椅；等他到时挑下来坐的。因此十个八个朋友天天早上在这里碰头。这倒有些像西方人的俱乐部，但他比西方人的俱乐部享受办法还要高一筹。因为，他把茶馆当做他的半个家，把他梳洗家具以及其他日用所需都安放在那里；所以，他一起床就向那里跑，洗脸漱口之後，就在那里吃附近寸来的精其早点，糕、饼、粥、面、包子、云吞，要什么有什么，并且件件可口。吃後泡上自己放在那里的乌笼或雨前上品茶叶，摆满了一桌子『五香豆』、瓜子、花生等零食，跟三朋四友海阔天空，上下古今的闲聊直到中午。在这闲聊时间中，经常有地方人士之有人际纠纷者，找上了他。每能籍他的名望与才智所生的权威力三言两语发生了排难解纷的效果。可是，他并不需要怎样费心费力认真办公来改变他的悠闲生活。到了下午，当然各人有各人的嗜好与生活习惯。认真些的还会在经、史、子、集书堆里去找他精神发展的薰陶；其次者，则会找金、石、古玩摸索探微，来满足他文物追踪的好奇心理。再次者，则走向醇酒妇人的物质享受来过他的绮丽生活了。虽然这些社会菁英各人的个性不同而作不同角度的生活活动，然其为人的风范总是据其『食於人』的地位，在社会中作受人尊敬的读书人。」
　　我在十二岁未转到上海去读书之前，就是在常熟本乡这样一个社会中长大的。我们家，世代是读书人；因此我的幼年期跟著大人进进出出必然沾染到读书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影响而给我做人遵循的风范定了最基本的型态，做一个不折不扣的读书人。这是塑造我人格型态的第一柄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