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胚胎时期的国宣处

　　第一节　三策选一

　　西安事变过後没有几天，显光兄赶到我家里跟我密室长谈。他说，西安事变确证了全国人心对领袖的向心力促成了全民一致抗日的大团结，日本军阀受此刺激为提早他们并吞我国的全面攻击。他预料中日两国的正式战争不久就会爆发，他已准备辞去大陆报的职位，参加政府的抗日阵线。同时，他又告诉我一个从未告人的秘密：他竟是全国领袖蒋公的老师。他青年时以上海民立中学四年级尚未毕业的学生回到奉化竟做了奉化龙津中学的英文教员。这是那时候交通阻塞，外语人才难得的通病。因此，蒋公虽跟他同年，却还在龙津四年级读书，真做过他英文课室里一年的学生。他第一次以记者身分访问蒋公时就记得这份师生关系不敢说。後来两三次见面之後，他记不清那一年那一天，蒋公突然对他发问说：「我看你几次总觉得很面熟，现在忽然想起，你是不是当年我龙津中学的英文老师？」显光兄遭此意外一问，竟慌乱得不知应该怎样答才好。当然，最後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不料，蒋公从此改口迳呼显光兄为「老师」！显光兄惶恐，一再恳请不敢受此隆遇，蒋公仍坚持执弟子礼，口口声声，终身不渝！显光兄虽然知道这是蒋公反映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然不独以领袖的崇高地位纡尊相就使他感激涕零，就是就蒋公个人的学问道德之高超，称其为师更使他惭愧而生感恩知己刻骨铭心的感激，愿为公为私粉身图报了。
　　这是他四五年前早就决定抗日战争正式展开时必投笔从戎的主要动机。我一听他这番话，真高兴得直跳起来，因为我在「一二八」沪战当年曾面允黄膺白一旦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我必放弃任何事业参加政府抗日工作，惊喜我两人竟会有这样不谋而合的生活趣向。显光兄当然也感到同样的惊喜，跟著就继续告诉我，他作了这决心之後，就再三考虑，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要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战斗阵营，应该取什么方向，作怎样工作才算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作了他最有价值的贡献。他想出了他应努力的三大战术：㈠化学作战战术，㈡情报组织战术，㈢国际宣传战术。他根据这研究结果，最近四五年中搜集有关这三大战术的书籍三十余册以及其他资料一满箧。现在看时局紧张，他拟入京谒蒋公，口头报告投效报国之忱并简报拟以此三战术作进身之献。他最後要求我，如荷首肯，根据这些原始书籍资料给政府草拟三项战术计画的工作却要我为他代劳了。这是他未行之前要我同意，所以来跟我商量的动机。
　　我当然一口答应，希望他献策成功，我愿尽工余所有时间努力做好这三计画。显光兄入京回沪赶来告我，蒋公非常高兴，奖饰有加，要他尽速写成这三计画备政府考虑采用以为抗日战争的主要辅佐战术。显光兄来访时，就带了一只大箱子，装满了三十几本书和一大包其他参考资料作我拟稿之用。我就在二十六年初开始消化这些素无接触的新学术，新问题，尽量配合中国当前所需的现局势，现要求，来设计这三种战术的基本观念，组织运用与实施方法。
　　这三套计画，就它们对抗战贡献的价值观点考虑，当然都非常重要，难分轩轾，可是就显光兄与我的能力高低作考虑，却有轻重之别了。因为，三者之中，我们知其重要而力不从心自己干不来的是「化学作战」。三者之中，我们知其重要而自问最拿手的是「国际宣传」。「情报组织」则事在人为，要接触现实，才能断其难易，在三策中当处两极执中的地位。我拟这三计画时，坦白承认，难免有些偏见。
　　先就「化学作战」来说，在我提笔那时期，这还是不受多少人注意的新战术，显光兄能考虑到它，足见其博闻广识的记者才能。我现在可以追忆当时所拟的计画，大概先拟定此项作战的战略目的只应限於消减敌方的作战能力而尽量避免过分杀伤以保持人道。在战略方面，似分「集体战」、「个别战」、「渗透战」、「掩护战」等几目，在战工部分似分「药器」、「瓦斯」、「细菌」等几目。全部计画约七八千字。据显光兄事後见告，此计画经蒋公核定後另聘化学专家主持，由显光兄协助购置器材，部署初创。
　　我国的「情报组织」计画创自董显光，似乎很少人知道。实际，显光兄创此计画纯粹为配合抗日作战著想，绝对对外，并无兼及对内之意。追忆我拟的计画三策中此为最长且内容最丰富的一策。因为显光兄所搜集的资料述各国情报故事者独多，我引为例案，以证情报运用之实效，加强了计画实施的价值。全计画约近两万字，首先强调此计画成败的重点在组织，组织的重点在人选。情报成功只靠执行者的愿矢忠贞做一个为国牺牲的无名英雄。因此，它的组织在精不在众，经常一个人的努力成功可比得上千军万马的冲击。但，光凭忠贞还不够，有了这番热忱，还得配合上实践成功的技巧。因此，情报战的第二重点是训练。当然，忠贞报国的抱负虽是与生俱来的良知，却多数还需後天的训练。训练组织原来是一体的两面。但，我这里说的训练是专指做一个情报员必须受的技术训练而言的。技术训练可分成两门：一门是「伪装」，一门是「渗透」。「伪装」部门又可分成「形象伪装」与「思想伪装」两大目。「渗透部门」又可分成「金钱运用」与「人际运用」两大目。这是我记忆所及这套计画的概略，当然事隔半世纪，要我写得周全是不可能的了。这套计画写好呈送，刚在蒋公召集庐山会议的时候。显光兄赶到庐山面呈时即得口谕，嘱立刻照办。他返沪要我辞去大晚报现职帮他遵蒋公命立即筹办中国创始的情报组织。我不加思索断然予以拒绝。我告诉他，请他仔细考虑一下自己拿出去的那套计画，就可以了解他这样一个人，要挑起这副担子是否真能胜任愉快了。因为，我给他拟的「情报组织」计画强凋重心在组织，组织重心在人选。请问，他现在立刻办，人到那里去找？换言之，要找主办这计画的人，必从在组织里打滚的人中去选。董显光没有组织背景，没办法挑起这副担子来的。他同意我的看法再到南京向蒋公建议，要办好「情报」，必选他自己信赖的黄埔学生来担任，这才找到了戴笠（雨农）。显光兄後来告拆我，蒋公设宴把显光兄介绍给戴雨农的时候，叫他称显光兄为「太老师」，并以显光兄呈拟的计画作基本教材。
　　最後说到「国际宣传」这第三套战术计画，事关宣传，好像牵涉到我俩记者身分的本行，拟具计画，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可是，那时候新闻学虽然已经成了一门大家追求的热门学问，国际传播还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兴趣，因此，显光兄搜集的资料中独缺这一门，写计画只能凭我个人的设想了。追忆当时我强调，国际宣传要发生实效第一个原则，绝对不能说谎骗人，也不能夸大掩饰，要实事实说，以真动人，以诚格人，才能使人家心悦诚服做我们的朋友来帮助我们。因此，成功的国际宣传背後一定要有一个为国为民执持正义坚强干练纯洁忠贞的政府，才能使我宣传一言九鼎，树立众望所归的国际信心。
　　在主观方面建立了对我的信心之後，国际宣传第二个原则是要揭露敌人的残暴。战争原来是杀人的竞赛，但在胜利冲昏了头脑，自视如天之高如神之明兽性脱羁的时候，人会疯狂得像只饿虎，像只野狼，他的行为将受万人的吐骂。这是战争中常见的现象，国际宣传者能随时随地找到这些敌人的丑态，广为宣扬，来争取国际的同情进而予我以援手，是广结善缘的不二法门。
　　国际宣传第三个原则，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是要缔结共同抗敌的联合阵线。换言之，我们在建立自我的坚强信心与揭发敌人的残暴姿态之後，最後要作今日我敌会演变成与我友邦共同之敌的结论。因为，侵略者得寸进尺野心的扩展是没有止境的。就在我国言，日军进攻，由北而南，从东到西，蚕食鲸吞，永无满足的一日；足证它并吞了中国之後，必会霸占亚洲，霸占亚洲之後，自必要压倒列强登上独霸世界的宝座。我当时这样讲，还只是我自己的幻想，想不到此计画写成之後没有几年，日本真会袭击珍珠港参加了独霸亚洲的世界大战。
　　根据这三个原则，我继续设计就「组织」与「技术」两大项目下推进「国际宣传」工作。就「组织」项目言，第一个应注意的目标是各友邦的政府，除各国政府中的国策主持者外，我们要特别注意影响其国策形成的各级民意代表。其次，各友邦的民间团体，工、商、文、教虽种类不同，但对政治的倾向敌我之分，是非之判总要有个选择，我们要运用技巧帮助它们作这选择。此外，社会菁英，一言九鼎，是民意形成的主动力量，特别要注意的是大学教授与新闻记者中的杰出者，是我们发动组织网罗的重要人物。再就「技术」项目言，「文学」与「广播」当然是两大部门。这两大部门本身又分「事实传播」与「意见传播」两个子目。但，运用方法，不论文字还是广播，都不该直接出自「我」的口与笔，必定要转借「别人」的口与笔来发表「我」要说与写的「事实」与「意见」。技术项目中，我分述「文字」与「广播」两大部门之後，最後强调运用人际关系所需的「语言」技巧也是不可忽略的另一重要部门。「语言」宣传的对象又分「群众」与「个人」两个子目，如何发生说服效果，运用的技巧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一个宗，那就是「诚」，说真话，决不骗人以求一时的成功。
　　第三个国际宣传计画写定的时候已经在卢沟桥「七七事变」的关头上了。显光兄特赴庐山呈请蒋公核阅後，面嘱不必等政府命令立即开始筹备。於是，我们虽草拟配合抗战战术有三个大计画，最後选定自己肩负起来干的只挑我们力能胜任的「国际宣传」这一策。

　　第二节　应变习作

　　「七七事变」之後，时局一天紧似一天：七月三十日天津沦陷，跟著八月二日北平也给敌军占领了，八月十三日日军竟在上海由江湾闸北进犯市区，展开了南北兼进的全面战争。
　　显光兄到南京带回来的政情，知道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设国防最高委员会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下设六个部，其第五部负责宣传，部长已内定由陈公博任之，设负责国内宣传之副部长一人，内定由谷正纲任之，设负责国际宣传之副部长一人，内定由董显光任之。我则内定为国际宣传处处长，秉承显光兄的督导推动国际宣传业务。
　　政府把我们的工作岗位虽作了这样初步的决定，正式任命还要经过许多步骤与手续，遥远得不知那一天才会下来。可是，日军压境而来，既确定了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绝不能坐待任命，应该立刻在战场所在地上海展开工作。但，什么是国际宣传，怎样做才有效，在当时，就从西方先进国家中亦无先例可援，更不要说任何研究成果可循了。我们只能冒险向前冲，从经验中学习方法，实践国父不知亦行的宝训。
　　我们认定上海是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大都市，要国际间了解我抗战内容与功效，说服在上海的外国人，是我们学习国际宣传最容易成功的起步。
　　我们生长在上海，知道上海内幕比谁都清楚。看透控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那些外国人，大半都是势利鬼。他们看到日军压境而来，虽知道不会立刻冲进租界，仍都认定妥协顺风倒，是识时务的俊杰。因此，我们要找不怕强顽说几句公道话的外国人就变成凤毛麟角了。那时候，上海最畅销的西文报字林西报，虽由英人投资，实际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职权类似市政府）的机关报。它的态度审慎，但必要时也会帮日本人讲话。另一份西文报是上海泰晤士报，虽由英国人出面做发行人，实际由日本人投资做後台老板，因此，言论报导不避爽爽快快为日本宣传之嫌。
　　这两份重要西文报纸取这样坦白的态度，影响上海外国人对我偏见的形成是非常可怕的。幸在当时，显光兄还主持著大陆报作中国人自己说话的先锋队外，还有两份西文报主持正义作同情我抗日的呼吁。一份是上海大美晚报，由高尔德(Randall Gould)主持，一份是密勒氏评论报（周刊），由包卫尔(J.B.Bowell)执笔。这两位热心助我的国际友人，在上海租界已陷入安全毫无保障的时期，仍不避艰险，大言炎炎作反日论调。日方危言恫吓，二人出入携手枪自卫，不为动。尤以包卫尔最为日方攻击目标，曾以报纸裹手榴弹掷向包氏，幸未中。珍珠港事变後，日军入租界，包氏被捕入狱，不胜日方虐待，患风湿症，跛双腿。战後出狱，终生残废。这些雪中送炭外国友人的支持，固值得我们感铭肺腑，但，面对上述逆势潮流的冲击，他们的努力，仍无补於披靡的全局。
　　那时候，我们在上海已经做了由蒋委员长直接委任而没有实职的检查外电工作一年多了。办事人员除显光兄与我外，只有董寿朋、魏景蒙，和一位女同事朱书清，一位澳洲老记者普赖德(F.L.Pratt)一共六个人。六人作检查外电一项工作当然可以胜任愉快，现在一下子要把全部国际宣传工作一肩挑起来，真不知如何著手了。
　　论理，担任了宣传工作就不应该兼任检查工作了。因为，宣传是要人家帮你说你要说的话，重在培养同情，可是检查却是不要人家说你不要说的话，就难免伤感情了。一个人做了伤感情的事又怎样能兼做培养同情的人呢？这是一般常识的判断，可是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学到虽然执行容易伤感情的电检也能培养被检者外记者的同情。我们的宣传原则「以真动人，以诚感人」在实践上发生了奇迹。我可以举三个例子来确证这奇迹。
　　第一例，在西安事变紧张时，外国记者纷纷传说，蒋委员长已遭不测，大家抢著要发这道新闻，显光兄扶病卧在办公室不断与南京要人如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等用长途电话连系，确证这消息的不确，缓劝英美记者不发。後来蒋公由张学良护送安返南京，英美记者多感谢显光兄的劝阻，未发不测电。不料日本大使有次遇显光兄，竟抱怨显光兄偏袒英美记者经常把正确消息透露给他们，日本同盟社记者每遭向隅之憾，报导了蒋公不测的消息多至七次以上。显光兄笑著跟他解释道：「同盟社的社长松本是我的好朋友，可是，不幸他受日本政府的规定，电讯向不送检，我就无机会尽我忠告了。」
　　第二例，在二十六年「八一三」沪战中，美国邮船胡佛号泊在吴淞口突遭飞机轰炸，外记者纷传是中国飞机下的弹。此讯将影响美国民意，对我生不利打击。外电送检多在深夜，显光兄迳以长途电话在南京找到了戴笠，时中国空军由蒋夫人负责，戴笠不顾夜深迳电话夫人请示，夫人明睿查悉确为我机失误，决令放走电讯。次日蒋公嘱外部立即向美驻华大使道歉，并愿赔偿损失与严惩犯此过失者。一场大风险，经显光兄当机立断消释於无形，反结了外记者的好感。
　　第三例，是在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发表请中央改组红军并入国军编制促成全国大团结的大新闻。那时候，显光兄因病请假，政府派张歆海博土，代理他的电检工作。实际，外国记者都是采用中央通讯社稿，大家以为这是中国政府核可发送的消息。不料张博士，不问消息来源，不计时局动态，悍然决定这是共□宣传，全部扣发。外记者哗为反常，联名提出抗议，显光兄不得不扶病恢复办公了。
　　这三个例子说明，要求「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必与政府高层决策者经常取得联系。新闻检查能以求真为标准，必能有助於被检者而得到他们的好感。此外，我们又学到，主检的人一定要是记者出身，深切了解新闻价值的轻重，那一点可以斩割，那一部是致命伤不能碰的。「事实」，是真是假，该扣该放自成标准，努力求真只有得感，不会成憾。成问题的是「意见」；对「事实」的「评判」与「看法」，这才是检查者与被检者容易发生争论的问题。这就涉到「诚」的范畴了。记者把新闻当货品卖，检者把新闻作有决定国家生死存亡力量的传播媒介看。前者是「私」的，後者是「公」的。「公」的诉诸良知，经常可生「以诚格人」的效果。
　　这是我们在「九一八」事变後负起国际宣传全责时，已经从经验中学习到如何使外国人，特别是为外国人耳目的新闻记者，不说我们不要他们说的话消极方面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法。现在剩下来，我们应该立刻研究发展的是如何推动外国人，当然主要的还是外国记者，在积极方面说我们要他们说的话。可是，上海当时一般国际言论偏向袒日，我们在这环境中要争取宣传效果实在非常困难。更何况那时，我们既无正式身分，为数只有六人，即令卜昼卜夜的干，也只能作尽人事的学习。然而，我们居然也每天发英文新闻稿、协助外记者取得正确战报；我们也由显光兄与我以中国新闻事业主持人的地位，分函英美要人缕述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我们也曾草拟外文广播稿约请社会菁英作广播演讲。在这些学习过程中，我们已逐渐把握到积极宣传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法了。
　　但，在这时期中，最重要的积极宣传还是与社会团体的紧密合作。正如「一二八」沪战一样，上海市民的爱国活动跟著战火的刺激立刻蓬勃起来。由高级知识分子结合而取得抗战活动领导地位的一个社团，名「抗战委员会」是我们联络到最有力的一个宣传夥伴。这委员会里的委员大半是一时之选的中外人土。例如麦伦书院的校长夏晋麟，在上海畅销的一份英文杂志「天下」的主编兼立法委员的温源宁，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另外一位外国人是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s)。这个委员会眼我们配合工作，发生惊人的工作效果，备受日本人的严重注意。最後爆发，竟使刘湛恩博士在公共汽车站候车时突遭日方雇用的凶手暗杀。抗日战争继续扩大後，这些热烈抗日的战斗同志包括外人田伯烈都变成我们国际宣传处的工作同人。
　　我们积极宣传的另一重要工作是发动主政与主战当局的记者招待会。我与显光兄第一步工作是亲赴前线找那时候指挥作战的四位将军，陈诚、顾祝同、张发奎与朱绍良，请准与我们办事处密切联系，发表每日战报，并於必要时分别招待记者，皆蒙同意合作。此中尤以陈诚将军表示了最热忱的接受。就我个人说，也在此时跟辞修（陈诚的号）先生订了交，来台後在改造党务期间，蒙他凡我有所建议与贡献都不断作有效的支持。
　　使我们感到特别欣慰的，那时後方长官刚遇到我圣约翰大学同学俞鸿钧兄做著上海市长。鸿钧兄不独说一口流利的英国语，招待外国记者不需翻译，并且自己做过新闻记者，深切了解招待记者的重要，更彻底知道怎样运用宣传技巧可得最丰富的收获。因此，他一经我们提议，立刻规定每星期举行招待记者会一次。他的确言出必行，一直到上海沦陷，他自己退出上海为止，每星期必定举行招待记者会一次，没有脱过，对国际宣传作了极有分量的贡献。
　　从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沪战爆发到十月廿八日我离开上海，短短两个半月，我们能在上海未得任何职位以学习方式布置下相当有效的国际宣传基础，并非偶然。因为这是蒋委员长夫人宋美龄女士冒著敌方炮火的危险，两次由京来沪，亲自策划督导才能争取到的收获。蒋夫人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政治家，对於如何利用外国传播媒体以争取抗战中国家有利的条件，尤能匠心独运，不时提出惊人的指示，实施而生意外的奇迹。她又经张学良介绍，得英国苏格兰人记者瑞纳(W.H.Donald)做她的顾问，来沪时每由他伴侍同行。瑞纳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友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参加过革命军打下南京城，做了国父的幕友；袁世凯失败後，他到东北成了张学良的顾问，张之戒毒并投效中央都经他劝告。因此，经张学良的推荐，受蒋委员长的赏识，端纳成了委员长的顾问。经常随侍夫人贡献他的意见。我们在上海的宣传布置以及此後在抗战中全部国际间运用宣传的策划与联系，他的协助也是值得纪录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