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抗战奇人马彬龢

　　说到这阶段中国际宣传处的同事，给我印象最深到现在还很活跃在我心版上，当推上面已经提过了的苏格兰人马彬龢。他在衡阳拒我接风之宴与卧地过夜的两件怪脾气已表现了他特独的性格，到了重庆跟他搅熟之後，更深刻地了解他的才华与不与人苟同的性格。论他的才华，说他是学贯中西的才子决非过誉。他写的一手牛津英文，国际宣传处很多外国顾问，无人能与他匹；可是，他也同时博读中国经史，与他谈宋明理学，我也甘拜下风。因此，他在处内，除经常担任自写自播英语广播之外，慢慢地也请他写重要宣传英文文稿，到最後蒋委员长对外文稿的英译由他一手包办，都译得高雅简洁达「信」「雅」「达」的最高标准。他对蒋委员长的言论，每篇必读，表示由衷的钦佩；尤其对蒋公所著的「行的道理」以为是中国思想的圭臬，自告奋勇愿尽心力把它全文译成英文。我听了高兴极了，从旁促成之後，又劝他广徵博引希腊罗马许多哲学家的思想，由他执笔来引证「行的道理」的学术价值。他听我话照做了。我就把他的译文与推介文合印一本小册子，分送给英美各大学的知名学者，得作文响应寄处者甚多。我以为此为国宣处最有价值之收获，来台之後，拟找出付印，不料接受国际宣传处档案的新闻局遍查不得，此一宝贵的档案显已失踪，实成我生平最大的憾事！

　　马彬龢由华译英的工作是一丝不苟的，一定要把原文译得铢□（金两）悉称，丝丝入扣。因此，他译文的完成，每一篇都花了最大的精力。每每为了推敲一个适当的字，他会绕著屋子走上几十分钟，搅得满头大汗，才如获至宝地坐下来振笔疾书。（他永远用钢笔写英文，不会用打字机的。）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共同翻译一篇文告（我们经常这样合作的），中间有「不值一笑」这句中国成语要翻成英文，这可难倒了这位牛津学者了。他绕著屋子踱方步，一只手不断捻著他那耶稣式的胡子，隔了十多分钟也想不出一句相称的英国成语来。他一向坚持一个原则，不同的语文虽有不同的成语，可是，细心人一定可以给这国的成语在那一国的辞汇中找到表示同样意景，铢□（金两）悉称的成语来的。因此，在这原则下，他决不肯马虎，要在英文中找出「不值一笑」这句成语来。他皱著眉，又像自白，又像徵求同意向我说道：「曾先生，这个笑字，决不是我们普通了解的笑字，不是smile，也不是laugh，可是到底是什么呢？」他不断的走著圈子，不断的抽著咽，又隔了十多分钟之後，突然大澈大悟地狂叫起来道：「有了，有了，这笑不是普通的笑而是藐视的意思。可谓『不值一笑』，意思就说连藐视也犯不上了。藐视，英文有Contempt这个字，那末『不值一笑』，英文就有现现成的Beneath Contempt这句成语。这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哈，哈！」他竟得意忘形的大笑，笑声震得在别一间里办公的同事们都奔过来看他的怪相。可是，他不理这一套，坐下来又振笔疾书了。

　　他在翻译工作上经常这样表现著负责不苟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他广播工作中，可真令我啼笑皆非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了。他的广播是自写自播，决不假手他人的。以他简练的字句再由他以牛津口音播出去，当然使英语听众听了十分过瘾，在宣传上得到不可限量的收获。但，他的写和播天天搅得他满头大汗，筋疲力尽。那时候，重庆国际电台的播音室在沙坪坝。他为了采用资料便利起见，写稿一定要在两路口的国际宣传处。两路口到沙坪坝最少要有十几里路的山路要爬。他每天在两路口写好了稿就得爬上十几里路的山路到沙坪坝去播。重庆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车。他认为人力车，把人作牛马使唤，最不人道，坚决不肯坐。处中只有一辆汽车，是显光兄的座车。显光兄虽然非要公也不常坐它，极愿让这汽车接送马彬龢到沙坪坝去广播。这善意的安排，也给马彬龢严峻拒绝了。他认为他不应该受这特殊待遇。於是他每天来回走二三十里山路去进行他的广播工作，不倦不休，始终没有一句怨言。最严重的是敌机不断轰炸每年五个月中，他仍能每天写成三五千字的播稿，走上二三十里来回的山路，维持这一个节目的准时播出，真非有铁一般坚强的毅力是怎样也办不到的。

　　讲到马彬龢的生活，可以说他吸收尽了我们中国文人放浪形骸不修边幅的全部坏习惯。他是一年四季就是大热天也不洗澡的。因此他身上带著一股西方人的汗臭臊气，使接近他的人不得不经常借擦鼻子来避免薰蒸。最初到重庆的一段时间，他睡在单人宿舍里，吃在大饭厅里。可是就因为他身上这股气味，怎样安排他一屋子睡，一桌子吃的同人，真费尽了办总务同事的脑筋。他一睑连腮胡子，实际是他不刮睑不洗澡的结果。他理发，恐怕一年只有数得清的几次。最奇怪的，他身上那一件青布长褂子，夏天是它，寒冬腊月也是它。我因为过去碰过他的钉子，再也不敢向他作添衣的建议，可是，看著他手睑冻得发了青，心里实在难受。

　　这样一位比任何中国人还要中国的苏格兰人，参加国际宣传处工作，拒绝接受外国顾问的待遇，可是因为入籍条件不够，他还无法正式取到内政部核可的中国籍。我认为不公，向内政部历诉其热爱中国之经过，卒荷认为特例提前核可其入籍。我即在巴中为了表示敬佩其年来为国努力之诚，特开一酒会欢迎他真正做了中国人。



　　我跟他又在他应得的待遇上引发了严重的争执。我知道他决不愿意接受外国顾问应得的美金待遇，可是照他这样英文写作的高超，国文修养的纯熟，就是本国人也应该得到高人一等的国币待遇。我把这番诚意向他坦白表示了，他竟严肃地答复道：「我在政治部每月拿六十元，我不准备在国际宣传处多拿一文钱」。六十元是公务员的起码薪给。我说他拿这薪给是矫揉造作，不合情理，我绝对不能赞同。他说，住在公家宿舍，吃在公家饭厅，不需要更多钱来维持生活。我说，公家给薪，论才定级，他没有自己决定之权。他说，支配公帑，应知节约，受者不要而强给是浪费公帑，绝对要不得。我说要得，他说要不得，我们争得面红耳赤。最後，我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处中仍论才按级给他每月六百元薪酬，他可以自己酌定多少是自己应拿的待遇，多下来的，或捐助慈善事业，或赠送抗战有关的任何社团，悉听他便。他才勉强同意了。

　　後来我发现他处理每个月六百元薪金的办法改换了好几次，每次改换都反映著他心理上的转变。在刚到重庆最初几个月中，他经常把每月省吃俭用多下来的钱全都送到八路军办事处里去。我想，这反映他虽恨**却因他们肯抗日改变了他恨的态度。可是，没有经过几个月，他就改变办法了，把这笔钱改送到国际红十字会里去。显见他改变了对中共的认识。送到红十字会没有几个月，他又感到不满意，另想自己处理办法。於是，他在巴县中学後面学田湾的山坡上，自己花钱盖了一座草屋。同时亲自到街头巷尾去收留一些流浪儿童，养在这草屋里。并且自己搬进去，跟他们共起居，同饮食，照顾他们。後来这些流浪儿童人数增多了，他—个人照顾不了，他就招了一位中国朋友住在一起，帮他的忙。

　　上述计划的实施，使马彬龢这个无牵无挂的光棍汉担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室家之累，致今他月入六百元不敷支配，不得不另筹财源。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好赚钱，唯一办法是教授英国语文。於是，他在公余之暇，多半在吃过晚饭之後，开始教英文来维持他那一个流浪儿童的家庭生活了。

　　他教英文方法是非常特殊的，既没有固定的教室，也没有固定的学费。谁愿意跟他学英文，不论程度高低，都可以到他那里登记。登记满了他以为足够的人数，他就向附近学校或任何公共场所接洽开课的课堂。课堂场所能维持多久，要靠他接洽结果，因此是流动的。第一节课在甲学校上，也许第二节要搬到乙学校；要有变动，上一堂报告下一堂的所在地。他的学费取和尚化缘随缘乐助的方式。他嘱咐学生们，为了帮助那些穷孩子生活起见，听完了课，各人量力放几块钱在自己坐的桌子上。有的给了，没有给也就算了，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谁给谁不给。讲完课，学生鸟兽散，他走下讲台到空桌子上拾起零星钞票，备回去填饱孩子们的肚子。

　　马彬龢就是这样一个貌似怪诞实际充满著人情味的人。可惜他的天真和纯洁使他在这复杂的机巧社会中失掉了自卫的能力，竟不能等抗战胜利就迷失了他的神智。

　　在胜利前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有一天，我的办公桌子上突然发现了马彬龢亲笔写的辞职书。他经常写字是十分拘谨一笔不苟的，可是这封辞职书的字既写得潦草，辞句更芜杂一堆，简直在那里胡说八道。这真给我一个青天霹雳，不知道发生怎样的意外。一个多星期以来，马彬龢的确请著假。我想从来不请假的他，肯休息几天是欢迎之不暇的事情，因此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现在请假之後跟著辞职，这事清可就不简单了。於是，我让工友去找他来，要当面跟他谈谈。

　　走到我办公桌子边上来的马彬龢，简直使我不敢认做是他。几天不见，他完全脱了形：面烦下陷格外高耸了两支颧骨，两只眼睛不闪不瞬地向前面直瞪，迟钝地蹒著步子，走到我桌头的椅子边，直挺挺地坐了下来。等了半天，他不开口，我才委婉地请他申述辞职的理由。不料他沉思了半天，突然向我用英语说话道：「这是一个欺人的世界！讥嘲、讽刺到处弥漫，我受不了！不论我走到什么地方，好奇的眼睛都集中到我身上来，这是什么意思！很明显地，有一种阴谋在我的背後酝酿著。不独是我，凡是有好心肠光明正直的人，都是这阴谋要毁减的对象。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这不是我可以容忍的社会。曾先生，务必请你准许我走，我要走，远远地离开去，离开这一个欺人的世界，远远地走开去！」

　　我听了这一套话，简直摸不清一点头绪。只好另外用一套安抚的话，劝他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换一个安静些的环境好好休息几个月再来恢复工作，千万不要提辞职的话了。可是，我说我的，他说他的。他的那一套，还是他上面说的反反覆覆，说了再说。我这才感觉到他的神经发生了变态。

　　为了慎重起见，我叫工友找到马彬龢草屋同住的那位朋友来接马彬龢回去，嘱咐他好好照料马先生休息几天。我在这位朋友的叙述中，找到了马彬龢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原因。

　　这位朋友提醒我，在马彬龢请假一个多月前，有一位美国女记者韩美丽(Emile Hune)来渝拟访蒋夫人写一书命名「宋氏三姊妹」。这位韩美丽我前面已经提过是我上海文友邵洵美的美国恋人，同时也是马彬龢的旧识。因此，她来了，就有朋友请她和马彬龢一起吃饭。两个人他乡遇故知似的，在一番叙旧之余，觉得格外亲热起来。韩美丽住的是两路口一所招待所，马彬龢住在两路口不远的学田湾，论理他走不了几步路就可以天天到韩美丽那里去接近一番的，可是，马彬龢生性腼覥，不会面对面谈情说爱的，怎敢公然去扣韩美丽的卧室呢！但他心头的确爱上了韩美丽。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认认真真写下了求爱的情书托他同居的那位朋友送到韩美丽住的招待所。

　　使他感到惊喜的，送信人回来竟带到韩美丽更长、更缠绵的覆信。於是，他高兴极了，陶醉在他一鼓成擒的情场胜利中，夜以继日地不断写，不断送；使他欢喜若狂的，韩美丽那边也是不断写，不断覆。很快地一个多月中，他们往来的情书积到各有三四十封之多。

　　於是，有一天，马彬龢竟接到韩美丽的一份请柬，请他到她招待所的卧室里饮酒谈心。这创造了最短时期内得到了最丰富感情收获的奇迹，马彬龢那时候的高兴是可以意想得到的。於是，向来不修边幅的他，这一天也不免香汤沐浴一番。到了约定的时间，他整装去扣情人香闺的门，免不了充满著旖旎风光的幻想。

　　谁知道，他走到韩美丽房门口一看时，这幻想完全幻灭了。因为，她的房门开著，房里已经挤满了人，显然这不是约他一个人来情话缠绵的局面。更使他惊骇的，他走到门口，房间里就腾起一阵喧哗，嚷著说：「他来了！他来了！」

　　韩美丽在人堆理挤出来，拉著马彬龢走到房里的酒柜边，配上一杯酒递给他，同时也举起自己手里的杯子，高声向大家嚷道：「请大家祝贺我们两个情人写情书的圆满成功！」大家拍手呼叫闹成一片後，韩美丽叫大家静一静，跟著说道：「我是一个学生，跟著马先生学的。马先生才是写情书的圣手。今天我开这个酒会，就想请诸位大家来欣赏一下我一个多月来收集到的马先生情书的杰作！」

　　她竟在手提包里拿出一大包信笺，准备当众一封封宣读了。马彬龢这才明了这是韩美丽布置下的一个骗局，可是他受到这样难堪的玩弄，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於是，他再也不能顾大家的耻笑，一股劲冲开了人群，奔出这间房，这座招待所，一直奔到他学田弯自己的草屋里，一进门就向他看屋子的那位朋友嚷道：「请你赶紧拿一根棍子打死我，我不能活了！」

　　以上是那位朋友向我口述的大概，也就说明了马彬龢精神失常的真实原因。韩美丽这位美国女作家，我很认识地。她是一位专喜欢玩弄男性、游戏人间的放荡女孩子。在上海，跟邵洵美同居时，也玩弄过一位大学教授，或者这位教授至今还没有知道被她玩弄过。事情是这样的，她跟洵美同居很开朗，彼此说明这同居是美国式的搭档游戏，彼此不限制对方另寻性关系。因此，她告诉洵美，某教授向她求爱想要玩弄他一番：某天某时那位教授来向她求爱时，洵美竟约集了一班朋友，包括我在内，等她事毕後，立刻用电话报告如何运用种种方法玩弄这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表现他种种求爱的丑态，引得我们哄堂大笑。她就是这样游戏人间的一位怪女人，刚遇到马彬龢什么都认真，从不知人间竟有可以闹著玩玩而不必认真的事情。一个活心眼，一个死心眼，竟造成了人间最惨痛的悲剧。我相信，直到今天，韩美丽还不会知道她在重庆竟惹下过这样的一场大祸！

　　那位朋友扶著马彬龢回到他们的草屋里，住不到几天，突然一天奔来找我说，马彬龢竟告失踪了。我报警找，始终找不到他的踪迹。我希望，他尚在人间。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希望是渺茫的。这一个充满机巧的人间，真不是马先生那样有好心肠光明正直的人可以生活下去的环境！他要走，远远地走开去，让他走吧！让他找到可以安息的环境好好安息去吧。但，这样一个怪诞而天真的朋友，虽然已经远离了我们，他的影子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不会幻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