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後患无穷的抗战胜利

　　我快要支撑不住，不料日本军阀经我国八年苦战的折磨和美国两颗原子弹的威胁，竟比我更糟，先我支撑不住而垮了下来。他们的天皇在民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正午从广播中宣布他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全国同胞听了，不约而同发狂似的欢声雷动起来。我们国宣处是广播科长彭乐善最先听到的。他一听到立刻走告显光兄与我。我得此消息後，立刻拉了大宝向房门外冲，高声大叫：「我们胜利了！」这一叫，引发了很多饭厅和家庭宿舍里刚在吃饭同人和家属的惊骇。大家冲出来问，一听我不断高叫这五个字，大家同声跟著叫；不一会儿炮竹、鞭炮跟著爆开来；铜盆、皮鼓，可以敲得响的东西同时都出笼了。人越聚越多，巴中四五个机关，连同记者招待所里的外国记者都跑出来，很多人拿著不知什么地方来的酒瓶互递著喝。边喝，边叫还彼此拉著抱著跳著舞。真可说，大家仍觉得不知应作怎样动作才可以表达他们的高兴！後来知道，这情形不独重庆市，全中国大城小镇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作中国民意自发自动的一次大表现。主席蒋公夫妇受此感应，也坐著敞篷汽车环重庆市行驶一周，接受民众的欢呼致敬。

　　然而蒋公睿智知道胜利带来的不是享受而是警惕，所以他在八月十五日广播告全国军民时提出警告说：「正有艰钜的工作要我们以战时同样的痛苦，和比战时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设。或许在某一个时期，遇到某一种问题，会使我们觉得比战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随时随地可以临到我们的头上。」

　　他说的「某一时期」实际指的是「当前现在」；他说的「某一问题」实际指的是「共□的叛乱与俄帝的策应」，不便明言，可是这就是他立即要面对疏解的问题。

　　蒋公是确遵中华民族仁爱为本的传统文化领导建国的。故他在日寇投降之际即抱「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胸襟来处理日本投降後的条件，坚持盟邦应：㈠不取消日本天皇制，在政治上保持日本民族心理团结的核心；㈡不要求赔偿，在经济上，予日本以国力复苏的机会；㈢不效德国受降分别处理割裂国体的恶例，力主由美国统一负责。日本能有今日之富强，实皆受蒋公当年仁爱为怀之赐。对敌如此，蒋公再回顾国内同胞，受顽敌八年蹂躏的痛苦，社会紊乱，经济凋零，人民生活部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故力主召开国民会议，订定宪法，建立民主政制，以完成孙总理建造民国，中国国民党还政与民公天下的宏愿。因此，战後施政，蒋公本其贯彻总理遗训，遵行传统仁爱，双重心理感召影响之下，必然要迈向和平路线，决不应作再燃战火的考虑。不幸事实环境的发展，逼著他不能不受这考虑的挑逗。

　　
　　史达林进军助恶阴谋的根，种在三十四年他跟罗斯福签订的雅尔达协定时，他强迫罗斯福出卖中国利益来换取苏俄的对日宣战。实际，史达林在出席雅尔达前，早知道日本要投降的了；因为，驻莫斯科日本大使正在他赴会前，恳求他转劝英美，缓和日本投降条件。史达林赴会时明知，苏俄对日不宣战日本也要投降，其宣战已失去致胜的效力。可是，罗斯福赴会时，却满脑子灌满了国务院左倾分子的蛊惑，以为，苏俄不参战，日本还会坚强抵抗下去，美国最少再要牺牲一百万青年壮士的生命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因此，史达林乃得利用罗斯福的颟顸，甘心出卖友邦中国的利益，满载他敲诈的收获而归。

　　史达林的奸诈手腕技术之高，我们今日回溯，可说是前无古人，後无来者，历史上的千古绝唱。他第一手要强夺我东北战後的控制权，不自己出面而藉美国的手做他代罪的凶手，同时更获得了英美协助他成功的保证，这已是了不起的手法了，可是，他还能得了美国在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在雅尔达秘密协定上签字的承诺後，帮他保守机密，再拖四个月，到了同年六月十五日才由美总统杜鲁门通告我们的蒋主席，并提要求，迫我把美方承诺一一写在与苏俄专订的和平盟约中。因为，这样拖是配合他对日宣战的机诈策略的。史达林既早知日本要投降，他对日宣战能配合日本投降的日子越近，他所负作战的担子越轻。我们追溯史达林运用其宣战而不作战，实收作战胜利丰硕果实的手腕之机诈，真可说丝丝入扣，配合得天衣无缝。当然，天真的美国帮了他最大的忙，在三十四年八月六日对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第二天七日又在长畸投下第二颗。史达林抓到机会就紧跟在美国投原子弹之後，八月九日由其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日本驻苏大使佐藤面递苏俄对日绝交宣战书。更紧跟著第三天八月十二日苏俄驻在我东三省边上的部队，由绥芬河、满洲里、外蒙，以每日行军一百公里的速度向东三省的日军三路进攻。日军不胜原子弹威胁无意作战，故多不加抵抗，俄军不费一弹不伤一人，长驱而入我东三省，成与敌对峙的形势。日本天皇又紧跟著在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於是抗日盟军就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不规定东三省的宗主国中华民国为东三省的受降国而以苏俄代之。最令人难以想像的，史达林竟能把中国承认苏俄在东北特殊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拖到日本投降之日同日在莫斯科签字，使苏俄在东三省除得受降特权之外，并得运用旅顺、大连两军港以及中东铁路运输中国政府允诺的特权。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他竟得以受降身分，没收全部在东三省敌伪军的武器与物资之外，并把听有工厂与生产建设不问产主谁何全部拆卸装车运至苏俄。按国际公法规定，受降时没收标准以敌方武器与可携动的物资为限，不动产绝对不在没收范围之内，更何况有许多并非敌产而是中国政府公产，中国人民私产，史达林这种措施简直是盗匪劫夺行为。可是他把所夺武器都送给共□外，并故意阻止国军登陆，延宕移交其受降地区的控制权，并收容伪军以培植□军的壮大，影响此後大陆变色，实为罪魁祸首。近代史学者黎东方先生在他所著的「蒋公介石序传」一书里公然主张，在这时期，中国对苏俄应采取断然宣战政策。他说道：

　　「上策是对苏联宣战。因为以我个人的浅薄知识，敢说苏联在战後的实力不比我国的强，而它对我国是外线作战，我国是内线作战。我们能切断它的西伯利亚交通，斜穿俄属中亚细亚，直捣乌拉山之南，转向黑海之北的乌克兰；它没有力量奈何我的四川、湖南、与江浙、两广。」

　　我非常同意黎先生的这样军略研判；同时，我还要加一点国际有利因素，那就是，我如正式跟俄帝作了战，美国必加强支援我。因为，中苏战，无论怎样解释，必然确证了俄帝的侵略真面貌，破碎了美政府以苏俄为建设战後和平夥伴的幻梦，提高了美国政府俄帝如控制中国对太平洋甚至美国本土安全威胁的警惕。故我们可正确预断，中苏真开了战，美援之来必改我之争取为美之争授，成为我胜利之一大助力。

　　我相信，黎东方先生和我都看得到我国对苏宣战的有利後果，睿智如蒋公，怎会看不到。可是，既能有这样克敌制胜的把握，为什么蒋公对史达林的压迫又这样的忍让呢？这就回到我要说的本题，蒋公还是要贯彻他遵行传统仁爱与总理遗训，不忍在十亿同胞遭八年抗战蹂躏之後，作重燃战火的考虑。他宁愿竭他的心智，在不燃起战火尽量保持和平的限制原则之下，对内应付共□的叛乱对外抵抗俄帝的侵略。坐令八年抗战换得的胜利，带来不易解决的无穷後患，要他含著苦水一口口往肚子里吞！

　　这时候，国际宣传处在一度狂欢之後，就要配合党政中央的行动，作还都作业的准备了。不料在这紧要开头，显光兄忽作功成身退，辞去他连任八年宣传部副部长之举！实际，他这样做是受了他夫人董嫂连年唠叨的压迫，适在此时作了最後的爆发。「功成身退」只是他冠冕堂皇对外解释的口实，实际原因是吴国桢做了抗战以来第十个宣传部长。八年抗战中，显光兄得领袖的倚重，事事参加密勿，可是宣传部长去去来来换了九个，最後来了吴国桢，竟是他女婿陈植在美留学的同班同学。董嫂看著部长轮不到显光兄，历年以来她满肚子不平之气已成了显光兄听惯了的耳边唠叨，可是，这一次女婿的同学做了顶头上司，显光兄真到了无言可抚慰妻子不平的最後阶段了。适逢此时，日皇的投降解决了他的困难。於是他才痛下决心，辞去副部长一职，带著妻子迳飞美国，过他的退休生活去了。

　　他一去，把整个国际宣传的重担扔到我的肩头，做一个有实无名的负责长官。因为，国宣处名义上虽属於宣传部，实际上是由显光兄以宣传部副部长名义受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直接督导执行任务的，因此宣传部部长向例不管国宣处的事。现在，显光兄一走，党政中央并未派任何人继任他这特权的副部长，无形之中，他所遗的全部职务不得不由我一肩挑起来了。

　　我在这时第一件负责要做的是把八年来经之营之促成的国际宣传处整个组织从重庆搬到南京去。搬家重心要总务科负责，这时候，原任总务科长陈耀柱因贪污撤职，由资料室主任唐鲁滨继任主持总务。唐是一位有干才的标准中国读书人，并喜听音乐，常携若干管弦乐队的唱片到我宿舍来，一壁伴我听音乐，一壁与我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因此我深切认识他而倚为办总务的助手。现在，遇到这大搬家的重要任务，他的确不负我的拔擢，办妥了这份艰钜工作。现在，顽敌投降，四川的大门，长江三峡已畅通无阻，故我们设计原则，把还都同人分两批成行。第一批是差不多全部总务人员与各科处大部分中下级人员，带同全处物资档案，雇了一只大船沿长江冲破三峡而下，直驶南京接洽安顿办公与住宿场所。这是我派给唐鲁滨的任务，要他做此行带头实践的领导人。第二批，酌留各科处高级有能力者每科一或二人，随同我本人配合政府施政，继续国宣业务，准备陆续分批最後乘飞机还都。鲁滨遵嘱带了全处大部分人员与全部物资先行，我嘱大宝在学校请假跟著同人坐船由宁转沪回老家。琼枝已从成都来渝，在美国驻渝军部中找到了工作。因此，她得利用美军飞机的便利也飞回了上海。直至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我才跟著政府正式还都，乘飞机离开重庆到南京，结束了我茹苦含辛八年的抗战生活。可是，我仍然心茫茫，眼看国是前途铺满了荆棘，真不知有多少问题在等著我去面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