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节　揭发吴国桢媚外丑行

　　改造期间我要讲的第二件大案是揭发吴国桢媚外夺权的丑行。吴国桢是在抗战时期最後在重庆的一位宣传部长。那时候，显光兄因吴国桢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跟他的女婿陈植同班同学，不愿再在他的部长名义下做副部长愤而辞职。因此，事实上不属宣传部而直接由蒋公指挥的国际宣传处只能由我任处长的负责了。我名义上是吴国桢的属员，实际行政财务他都管不到我，可是他极需要我的协助达成他做官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拉拢外国政治社会的要人，特别是外国记者，以表示他是怎样一位受外人崇敬的中国官僚。我掌管的国际宣传处在显光兄八年领导之下，不独变成外国记者群集的一个蜂窝，并且也是除正式外国外交官以外，外国政要以及社会领袖访华求知者必先接触的一个中国机构。因此，那时的吴部长，我无所求於他，他却极力拉拢我，我俩就变成了很熟识的朋友。

　　後来政府还都，另行改组，吴国桢受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他还保持他一贯借外力以提高其政治地位与价值的作风，硬挖我国际宣传处专门负责连络外国记者的外事科科长张彼德做他的秘书，在外人群集的上海市，展开他为中国官僚中惟一懂得自由民主那套外国理论与实践的自我宣传。

　　我还都後改任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因上海是宣传重镇，我每星期必到上海指导新闻局驻沪办事处的业务。这业务必然跟市政府息息相关，因此与吴市长也接触频繁了。接触多又加上张彼得茶余酒後的闲聊，我对这位外国记者一向高捧的吴市长，逐渐揭开面罩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以拉拢美国政要与美国记名来造成他是美国人眼中认作腐败落後中国政府中的惟一开明前进的官僚。他即转以美国人把他捧成宠儿的这番成就，压迫自己政府，欺骗自己老百姓，不独为所欲为，并且还做了许多不能告人的勾当。因此，到了三十五、六年间，共□支使其外围组织发动学生反政府反内战的统战运动，以政府无能、政府贪污为口号，在上海不断作大规模的**，这位吴市长迎合美国人的心理，竟会视若无睹，不加制止。同时，在这混乱时期，上海金融发生重大危机，金元券发行後物价一日飞涨三、四倍，这位吴市长不独无法制止，并且还透过他的亲友，囤积居奇、发了横财。不是蒋经国先生以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分到上海来严厉制裁，这位市长不知会把上海搅成怎样的乱局。到了三十八年，徐蚌会战，□势猖獗，有随时渡江，直胁上海之势，这位吴市长竟会向行政院上辞呈，不待批准，立刻逃之夭夭，溜到了杭州去。在此危急时期，一个地方首长请辞，行政院当然不准；不准，他还是辞。他这套赖皮劲，行政院对他没办法，只得派陈良接他的任。新市长上任，当然要找旧市长办移变，可是吴国桢躲在杭州不肯亲自办移交，只派他前任秘书长沈宗濂代办。沈氏空手什么也交不出，上海那时已在兵荒马乱时期，这移交也就不了了之。吴国桢在此过程中动了什么手脚，谁知道！

　　政府迁台，陈诚受命组阁，为了应付美国态度的恶化，又想起了美国人心目中惟一开明民主的中国官僚吴国桢，拟任为台湾省主席的重要职位。这高官是吴氏歆羡的，可是台湾当时的不安定有甚於徐蚌会战时的上海，他怎敢任其主席，冒著生命的危险。真可说这位临机善变的聪明人福至心灵，想到一个自保万全的绝招：向陈诚提出，要他做台湾省省主席必兼任台湾省保安司令。陈诚无奈，不得不受其要挟，准其兼任。吴国桢於是手握兵权做省主席，确保了自己的安全。可是这不独开了文职官吏出任武职将领千古未闻的恶例，同时也种下了他与国防部，特别与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先生不断磨擦的祸根。

　　韩战爆发，美国对华态度跟著好转，水涨船高，这位美国通的吴主席也跟著身价十倍了！他当时态度之跋扈嚣张，张道藩後来在记者会中的描写最为确当。张说吴国桢当时：「他自己就是法律，他自己就是政府。挟外自重，目无法纪。这就是他认为所谓民主、所谓自由的作风。」张道藩说他挟外自重，我可以作一个亲眼目睹的见证人。因为，我那时候以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四组主任的职务，仍与新闻记者有密切接触的机会，吴国桢决不会忘记我这个可以利用的老朋友。因此，他跟外国政要与记者杯酒言欢，无话不谈的场合中，我常是他的座上客，畅听他自我宣传的妙论。他为了要提高自己超越时代的先见之明，自必指这样落伍，那样失当，无形中以现职高官作毁损自己政府的批判。可是，在外国朋友心目中，他的确变成了中国官场中难得遇到的一位开明民主的人。但，我在同时，也给常在与本国记者接触中摸索到了张道藩接下来批评吴国桢「目无法纪」四个字的真情实例。最足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是，他公然反对陈诚实施已见宏效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他口口声声谈民主，「耕者有其田」政策之为民造福，有口皆碑，吴国桢竟敢斥为不切实际。理由很简单，美国人不懂的东西他都反对。其为人之浅薄令人齿冷。然这还只是政治认识问题，他实际「目无法纪」的行为，以控制林班，上下其手，犯了渎职与贪污双重罪刑受大众最严重之瞩目。东台湾之繁盛林区为台湾的大财源，省政府特设林产局以管理业者所占林场之作业，林场作业又分林班为实际作业之基层单位。林产局管理林场即以拟订「林班处理办法」为基础。按国法规定省政府管理下之任何单位作业之立法，在施行之前必先送省议会讨论通过。吴国桢竟不将「林班处理办法」送会通过，悍然公布施行。他此举避免省议会之督导干扰，实逞其独控林班偷求暴利之阴谋。他嘱其爪牙，以经营林业者的身分组织东台湾开发公司，借奖励华侨回国投资为名，以特卖方式特拨可获利四、五千万之林班供其运营。实际侨股只占此公司资本六分之一，其余五分皆归吴国桢运营。省议员多人抗议，吴氏充耳不闻，直至俞鸿钧继任省主席，认为不当，才将「林班处理办法」送会核议。吴氏掌握林班，擅自运营，除自求多福之外，凡台东稍有势力及地位之人，吴氏欲求勾结，辄以林班为饵或事成後之报酬；有一人获得二、三处甚至四、五处者，都以林业经营业者名义申请以为掩护。吴国桢之民主基础就建筑在这些同流合污，而得社会声望者的身上。可是他这种丑行在缄默群众中间却世家喻户晓，当时的省议员无论何人都可站出来作人证。当然，吴国帧的「挟外自重，目无法纪」，林班之外还有数不清的许多罪例，略举要目，我可以想到的例如：㈠滥发钞票以求配合其投机获利，㈡无端抛售政府存粮五万吨扰乱市场以求暴利，㈢勾结奸商在国际贸易中运用外汇之收放以得丰盈收获。㈣透过少数拥有资产之特殊势力，联合证券商人，控制储蓄券，以维持政府债信为名，即以储蓄券抵纳税额，官商勾结，上下其手，以求暴利。总之，吴氏勾结民间特殊势力，包庇贪污，营私舞弊之劣绩已做到那一时期路人皆知的程度，我这领导新闻记者的中央社社长当然听得不要听了。可是，最後到了四十二年初春吴国桢竟敢胆大妄为到套汇数千万美金以饱私囊的地步，里巷传言，搅得众怒沸腾，吴氏虽厚颜亦难堪此社会压力。实际，吴国桢虽「挟外自重」来作种种渎职贪污的败行，政府公安主管方面早已注意跟踪，搜集其罪证，吴氏亦已感到，特意藉机诋毁政府独裁特务横行，并集中其攻击於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先生以求掩护。实际，他也知道我国军中的政治活动所执行的任务与美国军中教育土兵的性质相同，绝非特权势力的爪牙，但以其违法丑行屡遭安全人士之注意，遂故意反击污蔑政治部为特务机关，藉以丑化经国先生。虽安全机构不因此而松懈其应尽的职务，永远紧跟密探其丑行的发展。直到吴氏大胆套汇时安全人员的紧跟密探达到了高潮，使吴国桢彷徨失措不得不请辞逃美了。

　　吴国桢虽辞去省主席，政府仍任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故其赴美仍具政府高级官员之身分。因此吴氏留美初期虽怀国法追踪之恐惧，仍盼能得阁员号召之庇护，所以他到美不到一星期，在三藩市中华总会中华侨欢迎他的演讲中，除把台湾经济起飞的惊人成就娓娓道来，都是吴省主席努力的贡献之外，还竭诚呼吁，国事颠危，只有全民团结大家才会有生路。他显明还在希望能不计他罪过，容忍他，还会信任他。可是执法者却不会理会他这一套巧言令色的掩护，他逃到美国，正便利了安全人员的追踪求证，行动自然加紧起来。吴国桢因此著了慌，立即在各报章登启事，公开否认他有任何套汇不法行为，他到美国来只靠到处演讲，每次收四百美金来维持让活；跟著他於二月七日在芝加哥WGN电视台发表谈话，又於二月十六日在其寓所接见合众社记者，公开跟政府翻了脸。两次谈话内容相同，他说明他之来美，除健康需就医外，主要还是与政府的政见相左。因为，「他主张民主化，而别人则认为反共须用**的手段」。因此，在目前情形下，他不愿回台湾。他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力辞仍未蒙核可。他与政府争执之点和他主张要光复大陆必须做到下列各点：㈠争取台湾人民的全力支持，㈡争取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㈢争取自由国家尤其《美国的同情与支持。但是除非我们能在现行统治地区实施民主，则上述诸端皆无法做到。他深信目前政府过於专权（Authoritarian）。

　　吴国桢这样跟政府翻脸摊牌时，我已经结束了改造委员兼党中央第四组主任的职务，而以中央通讯社社长的身分参加中央「对外宣传特别小组」，仍负政府国际宣传的任务。吴氏在美嚣张，事涉政府国际关系，故为此小组负责处理的重要议题，而在此小组中，知吴之深，责吴之确，当推我这从重庆时期起就认识而不断追踪他政绩的这个委员为第一人。这也是我对政府可能尽忠贞的好机会，因此，我的意见颇受小组同仁的重视而成共识的决议。我判断吴氏以在职人员公开向政府挑战是深思熟虑後才断然采取的行动。其目的，可分近期与远期两种来加剖析。其近期目的，藉反政府的政治招摇来掩护他渎职贪污无法逃避的惩处，其远期目的则想在国内腐蚀政府的领导威信，进而自居争自由争民主革命斗土的地位，煽惑美国舆情，影响而得美国政府之支援，助其返国取现政府之政权而代之。因此，我建议针对吴氏近远目的，我应付政策在民主与否的原则性大问题上，应绝对避免与他刀对刀枪对枪明争，因为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反应，在双方辩论过程中扩大他的宣传收获。不明争，我应取暗斗手腕；针对他指责政府的各点，提供正确资科，透过国内外传播管道公之於世，以证实其信口诬蔑，都是谎言。但，这还是被动防御战术，我们主动的出击还要抓住他的弱点予以公开痛击。他的弱点就是他力求逃避所犯的渎职贪污双重国法。最主要我们要认清他阴谋目的在煽惑美国舆论，因此揭发他身犯国法痛加挞伐时，不妨鼓励国内传播媒体及中文侨报群起响应，仍应力避美国新闻记者之跟踪。因为不论是非曲直，美报一报导又给吴国桢开了一片宣传战的场地。在美对吴宣传战，我们绝对应该采取国际宣传处抗战初期的战术，利用美国人做我们出面宣传的代理人。其方法，广集资讯，说服同情我国立场的美国政要、文人或记者，使其仗义执言来揭发吴氏的阴谋。

　　我的这番建议经「对外宣传特别小组」接纳决议为政府此後对付吴国桢叛国行为之腹案。对於他跟政府翻脸的第一波，我们决定以旁敲侧击的方式由立法院院长张道藩先以立法委员的身分，质询行政院，吴国桢带著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身分到美国去责难政府，这种倒行逆施，行政院应如何处理？又说，吴国桢仍是政务委员，要求行政院陈诚院长令其提出切实证据来证明他说政府学**，不得台湾人民、海外侨胞以及友邦美国之支持的批评。张道藩的质询是在四十三年二月六日上午院会提出，当日下午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即赴立法院答询称，吴氏言行有背国家利益，辞职应予照准。接著张道藩在三月四日招待记者，彻底揭开吴国桢在上海市长与台湾省主席任内违法乱纪渎职贪污之事实，说他是以政见不同来掩护违法失职。张道藩所据的资料都是「对外宣传特别小组」供给的。吴国桢在美紧跟著告合众社记者，中国政府之独裁专政特务横行，他有很多切实证据可以公开，但在外国人面前「洗自己政府的脏布」，他不愿在美国暴露「家丑」，即在同日，他发表一封致国民大会的公开信。

　　吴国桢致国大的公开信，最先提出他主张，成立民主政体必先具有得台湾人民及侨胞的拥护与争取友邦，特别是美国之同情与支持的三项基本条件。继续他批评说政府措施违背这基本条件者有下列六点：㈠一党专政：党费皆由政府负担，所谓民主集权，实际集权而不民主。㈡军队之内有党组织有政治部：完全仿效**之政治指导员制度。㈢特务横行：他主台政三年无日不与特务斗。㈣人权无保障：他在任内力求保护人权，但为职权所限，无辜被害者仍不知有几何人数。㈤言论不自由：大家都知道，不必赘言。㈥思想控制：青年反共救国团之建制实模仿**之青年团。建议采取下列六项措施以纠正上述现行缺失：㈠组织委员会彻查国民党经费来源，订定「政党法」。㈡撤销军中党组织及政治部，军队人员之政治训练改由政府负责。㈢制定国家安全制度，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限，其主持人选不得由当局派其亲属任之。㈣组织委员会接受无辜被捕者亲友之控诉，并严查监狱现状予以合法纠正。㈤组织委员会，彻底查明过去言论之何以不能自由，纠正之。㈥撤销青年团，以後不得有同样组织。

　　国民大会接到此函，仍保持缄默，不予反驳，惟「对外宣传特别小组」却因此忙碌起来。我们针对此六项指责，一一收集反驳资料，飞速分送我政府各机关驻美人员，在顾维鈞大使领导之下，分别接触美国朝野有能力影响舆论之同情我政府人士，凭我们所供资料说服他们为我政府仗义执言以责吴国桢之无赖。据顾大使三月廿九日致外交部电称：「关於吴国桢案，迭经以私人谈话方式向美各方重要友人解说颇收效果，彼或以公开演讲为我辩明，并愿向其他友人转为解释，现在一般观感，对此渐好转。」同时，使我特别感到兴奋的是抗战时期受左倾记者包围改取不利我政府态度的《纽约时报》的转变。这是我们就近说服它驻香港记者李百曼的效果。该报在三月二十日作社评，谴责吴国桢以政府官员出国批评政府之不当外，继於四月十六日发表美国的一位牧师卫许（Bishop H．Welch）的投函，痛责吴国桢攻击中国政府的说话，纯属片面之词。他说，据最近很多公正而见多识广的美国人访台之後回来说：他们向各方面接触最强调的发现是台湾的确自由了。各阶层的官吏皆按照宪法产生，民主制度稳步前进，最显著的是言论、资讯与行动的自由。在这亚热带的岛屿上，他们努力与疫疠，文盲斗争，得了显著的成功，为东南亚诸邦创表率。人口生产率增，死亡率减，儿童百分之九十五皆进了学校。当然要一个政府百分之一百无懈可击是不可能的。作者因此深感困惑，为什么吴国桢不在正面鼓励政府好了还要好，徧要在反面作这无情之攻击。《纽约时报》能够登这样一篇文章，可说是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卫许这位美国牧师，我们无人与他有一面缘，这篇文章，纯粹代表了美国人民正义之声。同时，我们又发现美国另一大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四月十四日，「人民之声」专栏中发表了华侨宗凌的一篇〈告吴国桢〉的文章。责问吴国桢他这样一位封疆大吏又为阁员的中国政府踞最高职位的人，为何在位之时无一言纠正其政府之缺失，而下位之後立即来美，大放厥辞，攻击政府。他做省主席，也许第一年还摸不清楚政府的缺点，可是他足足做了三年，为何不早早辞去不干呢？理由很简单，这是一个政治家与政客不同的态度表现。这位侨胞宗凌先生发表这篇文章剪贴寄给我，可是我始终不认识他。他又可以代表侨胞自发自动对吴国桢的谴责。

　　吴国桢三月廿七日函国大未得其期待的反应，未能激发美国舆论的高潮，於是他放出最後一把撒手锏，发表他直接上蒋总统的公开信。这信中除重述致国大函中六点政府施政错失与其六项纠正建议外，并强辩说各方责他个人罪行皆为政府故意罗织，竟自比岳飞道：「此岳飞精忠报国而死於秦桧『莫须有』三字之手。」这秦桧显然是指著蒋公鼻子骂，其狂妄可恶，令人发指。最後他要求蒋公派员去美彻查他的经济状况。蒋公可提证据检送美国法院，要求引渡，他愿放弃政治犯的特权，到庭对质。若真有罪愿回国受罪。这番话说得漂亮极了，一股无政治经验者都会受愚，以为他敢这样说，他的确是无辜的。实际，他明知一国的政府怎会做原告到别国的法庭去告自己的官吏；他更明知中、美两国并没有订罪犯引渡的协定，他尽可以犯罪之身躲在美国，我政府无法要求引渡的。我们在宣传时戳穿了他这套巧辩，更显示了他的狡狯了！

　　吴国桢这一把撒手锏，希望总统有了反应，他就可以在美国引发舆论的高潮。他不料，不独蒋公置之不理，政府方面任何人虽愤怒填膺也都不发一言。吴氏竟一筹莫展，这是证实吴国桢在美国记者心目中已失其为风云人物的新闻价值。我们注意，他到这阶段可以运用的美国记者只剩了合众社—个记者，他在美国发言前前後後都透过合众社。美联社是美国最老并具最大影响力的通讯社，它的驻台记者摩沙经常为我政府抱不平。他一再要求我转请政府对吴国桢所提六项指责，要痛痛快快加以驳斥。我跟他是老朋友，故我老老实实把我们的宣传策略告诉他，他还是悻悻不平，说我政府有充分实情应公告世界。像摩沙这样眼眸清亮的美国记者多得很。吴国桢对美宣传真到了黔驴技穷、一筹莫展的地步了。可是，他指著鼻子辱骂我们国家元首的狂妄罪行，凡是中国人不论在海内外都不能放过他的。於是，不约而同地涌起了全世界中国同胞谴责吴国桢卖国罪行的高潮。不论士、农、工、商任何一职的人土，都自发自动地发起群众运动，或**，或开演讲会座谈会，透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体，表现中国人热爱祖国，拥护政府的热忱，十目所视，十指所指，集中在这一个，凭媚外以夺政权，恃民主以掩贪污，最卑鄙奸诈之无赖政客吴国桢。吴国桢最後的撒手锏变成了他最後无法再有立足余地的大失脚。他不得不承认舆论的压力至大至公，使他这跳梁小丑自认黔驴技穷，只好掩旗息鼓，乞取绿卡做一个美国公民，尽其天年了。这也就结束了我在改造时期作了准备，後来透过「对外宣传特别小组」有所贡献的又—项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