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抡（1899－1967）湖南湘乡人，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领导者之一。192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教授。
      
    曾昭抡的学生、北京大学已经退休的苏勉曾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强调：“曾先生始终是一个学者，他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他始终相信科学救国这一点。”
      
    政治家之说，也许源自解放后曾昭抡曾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等重要职位。而更早些时候，他的学者地位已无可撼动：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
      
    这位名教授从来不修边幅。据苏勉曾回忆，从他1943年进入西南联大化学系的第一天起，他所见到的曾先生，始终是一身斜襟的蓝布长衫，穿双布鞋，“脱下来，袜子底永远破个洞”。
      
    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而他所穿的鞋，在联大学生中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
      
    费孝通曾这样评论曾昭抡的种种“怪癖”：“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
      
    早年，他联合同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自己出钱创办了《中国化学会会志》，亲自担任总编辑前后达20年之久。这笔庞大的开支他从来没有向别人提起过。他一生没有子女，但他的同行、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为了这本刊物、为了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和成长，为此而花钱，就像父母为孩子交学费那样心甘情愿。
      
    后世的人评价：“中国大学里做实验、搞研究的风气，至少在化学这门学科里，可以说是从曾公开始的。”不错，曾昭抡在担任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期间，就力主建立实验室，并要求学生做毕业论文。
      
    “反右”期间，由于他与钱伟长、华罗庚等著名学者一起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说成是“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之一，遭到公开批判，曾昭抡因此被划为右派，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等职务。
      
    这个“大右派”面对个人处境的一夜逆转，始终泰然处之。1958年，曾昭抡应邀到武汉大学执教，回到熟悉的讲台，他不但丝毫没有心存贬谪之苦，反而由衷感到兴奋和鼓舞。他的干劲又上来了。正是在这里，他开创性地进行了元素有机化学这一新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编写了200多万字的讲义。
      
    上面这幅照片照得并不好，曾先生的头和眼睛都低着，但这却是他真实的神态。据说，曾先生平日里就是这个样子。早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在路上见了熟人不搭理就是出了名的，因为他总是在想化学上的事情。
      
    苏勉曾说，曾先生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真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他在60年代曾经去过一次武大，在那儿他最后一次见到了曾先生。当时，曾先生依然低着头走路，没有搭理他。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9日）  徐百柯

 

我还留有昭抡叔爷爷的卫生衣。经常拿来穿穿，缅怀先辈。[em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