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之春，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科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闻此佳音，整个财大为之振奋，长期执着于金融学科建设并肩负学科发展擎旗者重任的曾康霖教授更是倍感欣慰，因为这个成就是同行的厚爱、领导的支持和团队的力量的集中体现，但不可否认也包含了学科带头人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其中也包含了这位著名金融学家的智慧，浸透了他的心血。曾老师从教已四十余载，一直恪守着他所追求的教书、育人、做学问这些教师的本份和尊严，不求闻达与显赫，唯念师德与人梯，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生培养、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上。在黄昏的校园路上，在悠远的钟声里，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位老人清瘦而矍铄的身影，他似乎永远都处于一种自在的思想之旅中。他是一个开放而豁达的智者，总是在不断吸收新的东西，总是有许多新颖的想法让人称奇，他的思考永远都有自己的角度，他总是在深究一些基本理念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他又是一个充满忧思和责任感的师尊，他时刻铭记着从前辈师长承继下来的责任，他时刻在洞察学科发展中的隐忧以及前景，并且，他还不时挂记着他的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论文进展情况。他为学生排忧解难，要求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甚至陪着学生一起散步、打球。有人说，曾老师就象一条平静的小溪，虽没有瀑布的喧嚣，但顺缓之流中却蕴涵着激情的涌动和思想的浪花，充满着厚积薄发的力量。诚如世者所言，师之道在于为师者的高尚人品和学术高品位，学问之道则在于见微知著、穷究事理。

学科建设的擎旗人
    现代经济运行以金融为核心，当代经济学以金融学为显学，众多高校及研究机构均涉猎和逐鹿其间，西南财大金融学科最终能以全国最大的金融人才培养库、思想库和特色化的学术研究品位而独树一帜，殊为不易。学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学科定位、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材建设以及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等多方面的统筹规划。早在1981年曾康霖教授就在《金融研究》上发表长篇文章，提出“科学在发展，金融理论教学的内容需要更新和丰富”的论点，该文在金融教育系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多家刊物转载并被学校教务处全文转发。以此为启端，曾老师在金融学科建设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索，成为西南财大金融学科建设的推动者和擎旗人。

    有记者采访曾教授，要他谈谈学科建设的感受，他沉思少顷，谈了四点: 第一，学科建设一定要把握住学科的发展史，要理顺本学科的来龙去脉，第二，学科建设要以科研为主导，高校的科研应当推动本学科的发展，为教学服务; 第三，学科建设要集各家之长，补己之短;第四，学科建设必须培养学术梯队，使之后继有人。这可以说是他多年来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在西南财大走过的足迹的印证。当然，曾老师还认为，学科建设与发展尚有待其它学科发展的配合，有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要继承传统，适应我国现有体制，又要改革开放，与国际惯例接轨; 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可以适当超前，但同时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要结合中国现实。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曾康霖教授在学科建设中反对“拿来主义”和“崇洋媚外”。他经常给学生讲，不能认为从西方引进的、“洋人”讲的才是理论，中国人有聪明才智，理论来自实际，对实际做出大部分人都认同的概括，实际便升华到理论。当然，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特别是他们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学科建设也不能排外。他还认为，金融学科建设要站在理论前沿，但站在学科前沿还要结合实际，要一步一步地去消化和接受。站在前沿不能一知半解，更不能把它弄成“玄学”，使人如入云里雾里。学问是人做出来的，做出来的学问是丰富人的思想和指导人的行动的。为此，需要考虑师资队伍的适应程度、学生的接受程度以及实际部门的运用程度等问题。在这种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之下，西南财大金融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曾教授认为西南财大的金融学科建设有三个特点: 一、在注重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对策性和务实性的研究; 二、在注重金融前沿、热点问题研究的同时，不放弃对金融史、金融学说史的研究; 三、在注重定性研究的同时，加强定量研究。

    高校教材建设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不可忽视。曾康霖教授多次指出，什么叫重点学科？如何体现出重点学科的与众不同？除了完成科研课题、发挥科研成果的影响外，编写几本富有自己特色的重点教材，能体现重点学科的地位和价值。他认为编写教材首先要正确定位，不是越多、越深、越庞杂就越好，教材本身要有学科体系，他强调教材的特色体现在教材内容的创新、教材对象的合理定位以及设计符合现实需要的新教材等几个方面。1990年曾老师主编的《货币银行学》，率先突破了资本主义货币银行学与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的划分，打破了传统的货币、信用、银行三大块的结构，以货币流通、货币资金运动为主线，建立了新的货币银行学理论体系。1993年曾老师主编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以商业银行各项业务为线索，以头寸调度为核心，以求得“三性”的最佳组合为目标建立课程体系，在国内是首创，获得全国高校金融类教材一等奖。1999年他主编国家级重点教材《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时，强调研究生教材与本科生教材定位的区别，将教材名称定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该教材获得四川省优秀图书奖。在新教材设计方面，曾老师提出了许多极具创意的设想，例如他认为有四门课值得开设，即金融市场管理学、金融商品交易学、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学和家庭企业理财学等，因为这些课程是融合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和数量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性课程。

    积极推动金融学科拓展、创立新的专业。2002年教育部批准首批五所高校设立金融工程学专业，西南财经大学显列其中。曾教授对金融专业向新领域的拓展，一直持有积极的立场，他认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金融工程学专业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曾老师自己说，他对金融工程专业也是外行，但设置这个专业必须与已有金融专业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就在于它立足于开拓创新，培养的是致力于金融领域的创造发明和更新型的人才，而已有金融专业侧重于培养在既定制度环境下、按确定模式运作的金融经营管理型的人才。金融工程是金融资源变革的一系列活动，不能只是金融产品创新，它应当包括: 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交易的互换、金融资产的重组、金融业务的开拓、金融机构的调整、金融精算的设计等等。在此基础上，曾老师还为金融工程勾画了全新的课程体系，主要有以下几大类课程: 变革的思想基础课; 变革的信息把握课; 变革的工程技术课; 变革的效应评价课等。

    深入探索金融学与经济学的基本关系。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是确立金融学科自身定位的基本依据，近几年曾老师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洞悉当代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提出经济学研究早已经突破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再生产过程四个环节而广泛地涉猎于其他领域的论断。他将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以其演进的进程分为四个方面，即研究资源配置、研究交换关系、研究人的行为和研究制度环境等。在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并不只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双向关系”，而且有“辐射、折射”等多层次关系，金融对经济既能产生正面效应，也能产生负面效应。在金融学与经济学关系上，曾老师在一篇论文中将两者关系总结为四种组合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金融学是经济学的分支; 金融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呈现并驾齐驱的趋势; 金融学与经济学混为一体；金融学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曾教授敏锐地提出，不仅存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而且不可忽视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他强调当代金融运行有了新的特征和趋势，金融正在主导着社会经济运行和人类经济行为，金融的地位和作用空前增强，这些深刻变化有可能使金融学与经济学产生分离且呈并驾齐驱之势。

    如果说金融学与经济学有分离的趋势，那么两者的研究对象必然会有所区别。曾老师认为，金融学研究的不是物质资源的配置，而是金融资源的配置; 金融资源配置会形成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作为一种权力总是生活在债权债务关系之中; 金融资产作为商品能够在市场上交换，这种交换不仅是一个特殊的领域，而且还有特殊的规律、交换方式和操作规则。因此，可以说，金融学是研究金融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科学，其着力点在于由此发生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债权债务关系，由此金融学可以被认为是研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信用关系体系以及社会成员相互间的信用关系。曾老师对金融消费颇为重视，他认为，要把金融消费与金融投资区别开来，要从法律上保障金融消费的权利。对此新命题，他不仅自己已研究、撰文，而且还指导学生以此写博士论文。他认为这样的研究必须领先和超前，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这种对金融学科的理解既新颖，又非常深刻，对金融学科发展的趋势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别具一格的人才培养思路

    二十一世纪开放条件下的金融业竞争实际上是金融人才的竞争，曾康霖教授非常重视对人才培养工作。早在1990年，他提出的“适应金融体制改革，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就获得首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997年他主持设计的“培养高层次金融人才方案”，又一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曾老师还积极推动金融人才培养方面的学术交流，1991年召开了“中国金融学博士培养高级研讨会”，1997年召开了“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高级研讨会”，并出版专著《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这本书在金融教育界反响很大。这些学术交流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汇同行之智慧，适时代之需要，集各家之长，补自己之短”的目的，对推动中国高等金融教育也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

    最近几年，曾老师主要是培养研究生，在这方面他不断进行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西南财大的博士生们都知道，曾老师对博士生授课十分重视，每节课之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给学生印发大量的资料，因此他主持的博士点活动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论题广泛、新颖，讨论热烈且有深度，吸引了许多非金融专业的博士生们参加，可以说是西南财大博士教育的一个亮点。曾老师在培养博士生方面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并逐步形成独到的思路。每一届博士生入学后，曾老师都要讲“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并总结了24字的博士生学习研究的指导思想:“拓宽领域”，包括中外古今，边缘学科，跨学科，综合性学科等;“以专带博”，以研究方向为核心，向相关知识领域拓展;“充实功底”，要求掌握理论的来龙去脉; “掌握方法”，包括规范的方法，实证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数理的方法等; “小题大做”，要求见微知著，由小及大，从实践中升华;“求得成果”，包括见解、方案、文章、报告、模型等。

    这套博士生学习指导准则是曾老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的成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操作性。曾老师非常善于总结经验，在博士生培养是“以专带博”还是“以博带专”的问题上，他是经过了几年时间探索的。前几年，他的做法是“以博带专”。他要求博士生入学后坐下来好好地读几本书，扩充知识面，系统掌握有关知识，夯实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研究问题，选择题目，完成论文。但是，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中不少人忙于自己的事业，坐不下来读书。近几年，曾老师有所改变，实行“以专带博”，要求学生入学后就确定研究方向甚至研究题目，集中思考、研究一两个问题，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去读书、学习。当然，曾老师又发现“以专带博”的方法也存在问题，因为有的学生迟迟定不下合适的研究方向，甚至需要老师来为他定研究方向。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曾老师在博士生培养中十分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来促进他们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他的做法主要有:一是全面地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工作，要求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二是善于出题目，引导、启发他们思考。鼓励学生创新，对新观点、新思想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其中的不足; 三是要帮助他们解放思想，拓展研究思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博士生上课时出的讨论题中，相当部分是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 四是给他们找资料，提供信息，见到有价值的学术动态、文章、学术著作，及时通报给学生；五是创造条件，带博士生去调查研究，让他们到实践中去锻炼，在实践中学习和发现问题。总之，要调动学生学习、钻研的积极性，又要严格要求，同时要全面关心，以知识育人，以情动人，为他们深造做“人梯”。

    曾老师在博士生培养中还有一点做法值得重点关注，就是他善于给学生提出题目，让他们研究新的问题。他认为新问题并不神秘，关键是我们缺少观察和思考，新问题就存在于下面的常见的一些问题之中: 国内研究较少的问题; 需要我们研究的国外的问题; 现实问题; 历史问题; 纯理论问题; 对策性问题。对于中国学生研究国外问题，曾老师是深有体会的。2000年出国考察，在华盛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发现，国外的博士生在研究中国问题，他由此受到启发，我国的博士生也应该视野开阔，也可以研究国外的问题，例如有的博士生论文题目是《欧元运作机制与调控机制》、《美国金融宏观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运用分析》，还有研究大陆与香港问题的，如《中国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研究》等。除了博士生培养有独到之处外，曾老师在金融人才培养的整体战略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构想。他认为，金融人才的培养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要适应市场多样化、多层次的需要。从服务对象上看，要有服务于政府、公司金融、家庭理财的人才; 从金融机构运作看，要有领导决策层、经营管理层和业务操作层的人才; 从从业人员素质看，既要有复合型又要有单一型的人才; 从金融机构投入产出看，要有信息处理、形象设计、产品开发、市场开拓、提供多种金融服务等类型的人才。曾老师进一步具体指出，目前，在银行业，最缺的人才是金融理财师，也就是熟悉公司金融和家庭金融的专家，为公司和家庭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他们必须适应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在证券业，最缺的是投资银行家，即熟悉投资银行业务的专门人才，投资银行家不仅要具备企业管理、财务会计、信用评估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要熟悉国际法规、惯例。

    曾老师呼吁尽快培养本土化的金融分析师CFA，占领高级金融人才培训先机。金融分析师是一个总的概念，需要细化。有替企业和家庭理财的金融分析师，应当有项目投资的金融分析师，应当有房地产开发的金融分析师，还应该有国际投融资的金融分析师。CFA是“注册金融分析师”的简称，是证券投资与管理界的一种职业称号，是职业投资分析家资格的衡量标准。世界金融市场的成长带来了对合格投资专业人员前所未有的需求。投资人和雇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知识、诚信和专业化程度，从而信赖他们来管理金融资产。曾老师提出，目前当务之急是培养具有国际执业标准的专业人才，先“人才国际化”，再“业务国际化”。

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

    做学问是高校教师的本份之一，如何做学问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学问，即方法论问题。曾老师做学问“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在做学问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即不迷信经典作家的论述，他认为经典作家的论述，在当时、当地的环境下是绝对正确的，但如果环境变了，应当别论。另一个特点是不迷信“洋人”，不认为“洋人”才出理论，中国人就出不了理论。从曾老师发表的一系列的论著看，他无愧于一个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者，他在他的一本专著《资金论》的序言中，曾初步述及他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 一是既以经典作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又不受传统理论和观念的束缚; 二是既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又避免生搬硬套西方的东西; 三是既做质的概括，又进行量的分析;四是既做系统的理论阐述，又进行具体的技术性运算。近几年，曾老师的研究思路极为开阔，涉及到许多新的和前沿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不妨对曾老师的学术研究历程进行简要的回顾，来看看这位勤奋的思想者是如何不断把学术研究推向前进的，做到学术研究和现实之间的与时俱进。

    首先，曾老师着力于金融学说的系统研究。1986年撰写出版《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1988年与何高著教授等合作共同撰写出版《马克思货币金融学说原论》，这两部著作都获得了四川省政府优秀学说专著奖。其次，他组织并自己动手撰写“金融理论系列专著”。从1987年到1997年十一年间已出版系列专著8部，即《货币论》、《货币流通论》、《资金论》、《信用论》、《利息论》、《银行论》、《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论》、《投资基金论》，其中前五部获得省部级奖。再次，他理论联系实际，关注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研究。1984年、1994年和1997年分别出版了《金融理论问题探索》、《金融实际问题探索》和《金融理论与实际问题探索》等著作。其中《金融理论问题探索》获得省部级奖。最后，他尽力站在学科前沿，进行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近几年撰写出版了《金融经济学》、《中国金融理论前沿》、《金融经济分析导论》等著作，对金融学的基础和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发表了数篇这方面的论文，如《略论经济学研究中的几次革命》、《漫谈经济学研究》，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 正在研究和写作的著作有《虚拟经济论》，《金融业人力资本论》等，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超前性，是金融学的前沿理论问题。

    做到学术研究的与时俱进并不容易，他既需要对现实经济的深入观察、思考，又需要对理论前沿的深刻把握。因此，曾老师学术研究方法论中还有两条需要重视,一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二是把握理论前沿。曾老师曾经带着他的博士生进行过大量的实际调查工作，先后去过上海、深圳、广州、中山、佛山、沈阳、哈尔滨、成都、重庆、太原和拉萨等地，在各类金融机构就金融业治理结构、金融机构业绩评价、金融业人力资本特征、与国外金融机构的合作、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城市信用合作社清理、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等等问题进行了调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学术研究理论联系了实际，培养了学生良好的研究习惯和学术素养。

    曾老师对学科前沿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人认为学科前沿就是“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但如果要说“新”，西方已有的，我们没有，叫不叫新? 个别人或一些人提出的，一般人没有，叫不叫新？他认为，学科前沿应该代表这个学科发展的方向，体现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它必须是当代社会经济中存在的、要急于作出回答的热点问题，而且还应该就这些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先知先觉的理论，因此，这些问题和理论应该具有前瞻性。近年来金融学科领域出现了一些前瞻性的问题: 如基金的兴起会不会取代商业银行？电子货币、网络银行的出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还是否有效？欧元区形成后，还会不会形成亚元区、美元区，全球货币会不会走向统一？如何评价虚拟经济？行为金融学会不会取代功能金融学？曾老师认为学科前沿不等于学科热点，更不等于对策性研究。要站在学科前沿，必须把握住学术动态，注重经济生活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应该说，这些见解是非常精辟和深刻的，对培养良好的学术研究风气是有益的。

推动中国的金融经济学的发展
    在当前的经济金融理论界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对于现有的经济和金融理论，人们只承认西方的，似乎只有西方的经济和金融理论才是理论; 二是金融经济理论只眷顾发达国家，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问题。曾康霖教授最近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他认为，不只外国人聪明、有智慧，中国人同样有智慧，不只是国外的理论才叫理论，中国人同样可以创造自己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最近，他提出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不能认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金融压制”，同时他指出，发达国家也有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不能认为只有一个模式。他鼓励博士生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作比较研究，要敢于超过前人，不能认为前人说的就永远是真理。他反对理论研究中的拿来主义，坚持中国的理论研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不能只依赖国外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对于后一个问题，他认为必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问题，对于泱泱大国的中国尤其是如此。因此，综合这两方面的思想，发展中国家应该有自己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中国更应该有自己的金融经济学理论，曾老师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在曾老师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关于中国问题的金融经济学理论。例如，宏观货币需求理论、倒逼货币供给论、财政信贷综合平衡论、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结构论、外汇储备增大基础货币供给论、控制现金购买力论、“货币多—物价涨，物价涨—货币多”理论、制度性金融风险论、“债转股”论、经济货币化理论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有着特殊的中国现实背景、独特的中国经济现象、独立范式的分析方法或异于一般理论的分析结果的，西方的一般理论或者没有研究这些问题，或者解释不了这些现象，因此，这些特殊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是属于独立的中国经济金融理论的一部分，称得上是中国的金融经济学。类似的中国金融经济学应该研究的问题还有许多，例如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中国信用制度建设问题，中资金融机构与外资机构的合作问题等等。

    曾老师认为，中国的金融经济理论不仅可以研究上述中国问题，还可以将视野扩大，进一步研究某些一般性问题，也就是说，即使西方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研究范式去进行自己的研究。目前，曾老师正在研究一些问题，例如金融机构退出的经济学分析，金融消费理论，银行家人力资本及其价值创造理论，与老外合作的经济学，基金的兴起能否取代商业银行，虚拟经济的基本理论，信用制度问题，金融税收问题，以及由爱立信事件引起的保理业务如何丰富和发展金融中介理论的问题等等。

    曾老师最近出版的《金融经济学》一书，就是中国金融经济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该书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解金融功能的完整框架，全书共分媒介篇、渗透篇、主导篇、本体篇和互换篇等五篇。从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看，金融正是从五个方面溶入经济社会的肌体之中的，并以金融特有的动力机制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催化经济的生长，激发经济的活力。曾老师认为这五方面的效应表现在: 金融媒介主要作用于社会经济成员的权利交换，对经济产生外部效应; 金融渗透主要作用于企业的资本运营，对经济产生结合效应;金融主导作用于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对经济产生引力效应; 金融本体主要作用于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对经济产生内部效应; 金融互换主要作用于人们的利益权衡，对经济产生替代效应。五种效应各具效能、相辅相成，从不同角度推进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是金融之所以被称为现代经济核心的五个有力的佐证。

    宁静方致远，淡泊以明志，这两句古人之言最能反映曾老师的为人、为师、为学之道。无论是在学科建设、学生培养还是学术研究中，曾老师都是积极作为，不遗余力，体现出一个师长的高风亮节。日常生活中，曾老师非常平易近人，性格中充满了率真、质朴、好奇的成份。他的博士生们私下常说，曾老师实际上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风趣的人，与他的交流有如沐春风之感，而无拘谨羞涩之状。曾老师确实十分关心、爱护自己的学生，看着这些乳燕雏鹰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取得进步，是他最快慰的事情。他真正在实践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的为师理念。 （摘西南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