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安，1892年4月24日诞生于江西省吉水县．1978年在武汉病逝．武汉大学教授．基础数学、数学教育、数学史、历算与天文．
　　曾昭安，是现代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我国颇有影响的数学史和历算专家，也是中国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年轻时留学日本和美国．1930至1953年任武汉大学数学系主任．先后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务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筹委会委员、教务长、理学院院长，中国数学会理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常务委员、武汉数学会理事长，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主编，《中国数学会学报》、《中国数学杂志》和《数学通讯》编委等职．

(一)
　　曾昭安，字瑊益．1892年4月24日出生于祖籍江西吉水县栗头村．父名承丰，晚清秀才，私塾教书先生，博学多才，精通中国传统文化，通晓天文、地理、历史、医药．他教书颇有特点，不先教“三字经”和“四书”，特从“礼记”教起；除此之外还教天文、算学、地理等学科．幼年的曾昭安在其严父亲自教诲下，知晓中国传统文化，受益匪浅．父死后，为劣亲所逼，随祖父迁居湖北宜昌，在宜昌公立小学堂读小学．1908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第二文华普通中学堂．1913年毕业后入武昌高等师范第一班学习，在此受到数学家黄际遇等的教诲，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1917年他在武昌高等师范毕业，由于成绩优秀，学校要留他在其附中执教，但他想出国深造以广见识，未待聘书发下即东渡日本．此时正值段祺瑞军阀政府同日本密定卖国条约，许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得此消息后，极为愤慨，当即起而反对并相继罢课回国．曾昭安也在此潮流中毅然返国．此时正处“五四”运动前夕，全国上下对军阀、帝国主义极为痛恨，青年学子大多认为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拳拳报国心驱使曾昭安于1919年再度出洋到美国求学．不久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专攻数学．1925年获博士学位．

　　1926年，曾昭安应母校(已更名为武昌大学)的聘请，绕道欧洲经南洋返回武汉，任武昌大学数学系教授．除在本校教授热力学外，他还兼任武昌商科大学数学系主任．1927年，武昌大学、武昌商科大学等八所大学合并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曾昭安被举任为教务委员会主席，并主管数学系的工作．

　　1928年春，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昌中山大学”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曾昭安被任命为建校建设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选定珞珈山为新校址，并开始建楼造舍．正当施工之际，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黄某却唆使当地土豪劣绅以挖了祖坟、强迫农民搬家等为由，在工地闹事，致使工程无法进行．曾昭安按校长王世杰的示意，组织一些教授向国民政府申辩．经过激烈斗争，克服重重障碍之后终于在1933年完成武汉大学第一期建筑工程．作为建校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曾昭安在国立武汉大学新校的选址、筹款、修路、建筑方案的确定、建筑工程招标乃至山中竹木布局，始终如一，全心全意地参与并献计和实施之，为武汉大学初期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才智和心血．1933年第一期工程完工后，他组织编印了《国立武汉大学建筑摄影集》．这本有41幅精美照片的摄影集对于研究武汉大学的校史是非常有意义的历史资料．

　　1930年，武汉大学设置数学系，曾昭安被首聘为系主任，直至1953年．在职期间，曾昭安辛勤工作，为数学系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先后担任了数学系十几门课程的教学，撰写了十几本专著和几十篇论文．除了主持数学系的日常工作外，曾昭安还担任过学校不少行政职务．他曾先后任武汉大学教务长、理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和招生工作负责人等．学校委派的每一项任务，他都一丝不苟地完成．1938年8月他被选为湖北省十位荣誉教师之一．

(二)
　　同许多我国早年科学家一样，曾昭安受到“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与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认定以“科学陶冶民质”，把自己毕生精力贡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曾昭安担任武汉大学数学系主任后，第一件事是加强数学系的师资力量，聘请学有成就的数学人才到数学系工作．如聘请了曾留学于德国的叶志和汤璪真，函数论专家李国平，几何学家吴大任等等．为了发挥各位专家的特长，他除安排他们教有本人特长的课程外，还经常主动将自己已教熟的课程让出来给他们教．例如，曾昭安原教的几何让给了汤璪真，自己改教代数；后又将代数让给肖君绛，自己改教函数论；因李国平精于函数论，又将函数论课让给李．作为系主任，曾昭安这种为了数学教育主动让贤、勇挑重担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

　　1933年4月，曾昭安参加了旨在“集全国科学专家于一堂，商讨发展科学教育之实际有效方案”的天文数学和物理讨论会．在这个会议的数学组中，他同黄际遇、姜立夫、顾澄、苏步青、江泽涵、范会国等二十余位数学家商讨了大、中、小学数学教育的指导方针、课程设置、数学名词的统一、数学丛书的编印乃至教师待遇等问题．会上曾昭安提出了许多好的见解和建议．

　　解放初期，大学教育强调学习苏联，大学课程的安排依照苏联模式．当时苏联的大学数学系课程中有数学史和天文学．武汉大学没有人教过这两门课．曾昭安主动地承担了这两门课的讲授．没有现成教科书，他自编讲义，为此查阅了古今中外的大量资料．由于他年轻时就对这两门学科相当偏爱并颇有研究，因而写出的讲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天文学通论》被高教部推荐为全国通用教材，《中外数学史》则是国内数学史专家推崇的数学史著作之一．

　　曾昭安的数学教育思想十分明确，即是让数学系的学生掌握坚实的数学基础知识，并使学生了解并接触当代数学发展的前沿工作和使每个学生都具有专门的数学知识．在担任武汉大学数学系主任23年间，他通过数学系的课程设置彻底地贯彻了这一思想．在基础课方面，他选用的教材通常是国外最新出版的原著或他亲自或组织翻译或编印的．在专业课方面，他尽量安排各学有专长的教授和讲师讲授，使学生能较好地学习和掌握专门数学知识．曾昭安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前后共讲授了微分方程、实变函数论、复变函数论、积分方程、付利叶级数、超越函数各论、射影几何、平面曲线论、不变式论、天文学通论、中外数学史等十几门课程．他博学多才，把较为枯燥的数学讲得妙趣横生，深受学生的欢迎．

　　为了方便数学系的教学，使学生对数学有较好的直观认识，1933年他在数学系建立了当时国内独一无二的数学模型室．置有石膏、木质、钢质、丝质的数学模型约二百种(价值五千银元)．这类模型可作为研究曲线、曲面、微分几何、拓扑学等学科的良好工具．这套精美的模型，以点线面和谐结构的造型，自然触发人们思维遐想进入数学之美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自1933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的几度迁徙中，这套模型始终跟随曾昭安的艰辛行踪，才得以保存至今．

　　熊庆来在1957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欢迎他自苏联回国的讲话中，对曾昭安等一辈老数学教育家对中国数学发展的贡献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指出：“国内大学三四十年代在数学方面还可说偏重于基础的培养，关于已有的学理和介绍很多，在培养工作上特别有功的要推冯祖荀、黄际遇、姜立夫、何鲁、王仁辅、曾昭安先生……”曾昭安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他们大多成了我国高校的学术骨干．在他的高足中有数学家路见可、王梓坤、丁夏畦、齐民友等．

(三)
　　曾昭安非常热心于数学群体的组织和建设．早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就与同窗好友陈庆兆、王义周、徐昌期等39人在1914年组成数学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的由学生发起的数学研究团体．曾昭安任研究会干事，组织会务工作．研究会每星期六下午定时举办数学演讲．该年的4至6月间，研究会共举办了11次演讲，演讲的题目都是非常有趣、富有启发性并体现青年勇于进取的问题，如数学革命(倪椿)、几何学上之共线性及共点性(朱镇汉)、圆锥曲线之三种(曾昭安)……其后将演讲的内容出了专集《数学研究会讲演集》．在20年代，学生自己出科学演讲集是少有的事．

　　由于数学研究会办得活跃，深得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也吸引了其他理科同学．为了吸收更多的理科同学参加科学学术活动，数学研究会改名为理学会，制定了简章，规定在校学生为会员，教师为特别会员，并推请学校数学物理学部主任曾沛霖为会长，干事则由学生会员担任．曾昭安被选为干事，特别会员中有竺可桢教授和渭农教授等．理学会的学术水平因有教师的参加而大为提高，会员发展到80人．理学会自1914年9月至1915年6月共举行演讲会16次．曾昭安充分利用教师参加学会这一条件，请会长曾沛霖讲演了“反形论”，王荃荣讲演了“青色写真”．这样一来，学会变得更加活跃，富有生气．不久学会正式创刊《数理杂志》，并对外发行．该刊1922年改为《数理化杂志》，理学会也随之改名为数理化学会．在学会发展壮大和改名的过程中曾昭安虽已毕业去日本和美国留学，但仍关心学会的工作．他在日本时曾寄回款项资助学会经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寄回稿件给《数理杂志》予以支持．他学成回武汉大学任教后，长时间任武汉大学《理科季刊》的主编，并为此刊物撰写了许多篇颇有价值的论文．此刊自1930年9月创刊至1948年3月第九卷第一期止，历时18个春秋，每期都洒有他辛勤的汗水．

　　曾昭安除在本校积极组织数学学术团体和编辑数学刊物外，同时也支持和推动全国数学工作者的组织工作．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倡导成立中国数学会．1935年由何奎垣提议，顾澄负责联系的一批数学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数学会，曾昭安极力赞成．是年7月2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了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大会推举了11人的理事会，曾昭安入选．大会并决定出版刊物《中国数学会学报》(全以英文出版)，曾昭安被推举为编委．他参加的学术团体除中国数学会外，还是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的终身会员．这两个学术团体发行月刊，曾昭安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此外他还是美国数学会的会员．

　　曾昭安除积极组织和参与学术层次较高的刊物的工作外，还热诚组织和支持普及性的中学数学刊物的编辑出版．1933年1月，武汉大学数学系学生余潜修、王雍昭、王元吉三位同学找到系里教授刘正经，拟办一个中等程度的算学杂志，并成立了“中等算学月刊社”．作为当时数学系主任的曾昭安，对此举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此刊1934年初办时，办刊经费拮据，订数不多．曾昭安捐款给予资助．刘正经教授在该刊“创刊一周年回顾及展望”一文中写道：“除少数学者热心赞翊匡扶而外，大都以缄默出手……负指导中学算学教育之教师，肯垂顾本刊者，百无一二焉．”他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在创刊号上撰文以期扩大影响．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中等算学月刊》成为当时最早的、有影响的科学普及刊物之一．

　　1949年5月中旬武汉解放后，曾昭安被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及中国数学会提名前往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并被选为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他从北京寄回给武大教授的信中说：“武大为华中学府，往日诸位固守岗位，已冲破不少难关，今后一方面配合新时代努力学习，一方面服务群众、发展建设，校中图书、仪器宜为合理的扩充，工厂农场应作生产之利用．”会后还参加赴东北参观团，了解老区的办学经验．

　　曾昭安此次北上，直至9月6日返汉，历时近三个月．当时乘火车从北京至武汉要6天之久，且无卧铺．年近花甲之人，其路途跋涉之苦可想而知．然而他回武汉后，立即根据大会精神投入建设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武汉分会及武汉地区数学会工作．在当时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支持下，这些团体先后成立．曾昭安被选为科联、科普武汉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及武汉数学会理事长．

　　武汉数学会在曾昭安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曾经停刊数载的《中等算学月刊》在理事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下，1950年重刊，并定名为《武汉数学通讯》，1952年该刊又改名为《数学通讯》至今．

　　曾昭安还提倡和组织中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认为这是促进中学生对数学的爱好，提高我国数学水平和发现有才能的学生的有效方式．在他的倡议下，50年代武汉数学会同湖北省教育厅和武汉市教育局举办了多次数学竞赛．在1955年举办的一次数学竞赛中，曾昭安在1955年3月5日的《长江日报》上撰写的“为什么要举办数学竞赛”一文中指出：“学习一切科学不可少的是逻辑思维，数学是训练逻辑思维最好的工具．我们用竞赛方式去发掘有才能的学生，不仅可以鼓励学生们发展他们的独立思维能力，增长他们学习数学及有关学科的兴趣，同时也帮助了数学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加速进行．”这些竞赛培植了不少数学爱好者．此外，还通过《数学通讯》中开辟的“问题征解”和“小知识”激励了他们成立了“数学爱好者”小组七百多个，地域遍及全国，影响空前．

(四)
　　曾昭安自幼酷爱数学，博览群书且藏书丰富，涉及了数学的众多领域．他勤奋好学，精心钻研，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他对物理、天文均有研究，对中外数学史、古天文学、天体力学、中国历法等的研究成绩显著．

　　早在1920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他写出了多篇有价值的数学论文，并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优秀奖．为了支持母校的学术研究，他将“Singular Solution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of theFirst Order”寄到“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学会杂志”上发表．

　　30年代至40年代，曾昭安主要研究代数理论和函数论，先后写了《代数方程式之葛洛华氏理论》、《黎曼积分法理论》、《线性积分方程式》、《超越函数各论》、《行列式理论》、《付利叶级数与调和级数》等专著，成为当时多产的数学家之一．

　　40年代后，曾昭安的主要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外数学史．这时他已年逾半百．他希望通过研究中西方的数学发展，进行比较，融会贯通这两大文化体系．这种思想在他1946年出版的《学术历》上表现得十分充分．正如他自己所言：“以事系日，每日叙述学术上一二事，或源流以讨源，或触类以旁通．”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曾昭安研究数学史的独到之处．像这样按照月日的顺序，自元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每日记载一两件历史事件，逐日无遗地撰写科学史的体例是前无古人的．

　　继《学术历》出版后，他先后写了多篇数学史方面的论文．50年代他出版了专著《中外数学史》．曾昭安之所以能在数学史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是与他自幼酷爱中国古代科学分不开的．

　　曾昭安晚年的另一项成果突出的工作是对天文学的研究．其研究专著《中国天文学的成就》被高教部列为1956年完成的重要研究课题．该著作以数学为中心，收集我国历代有关天文、物理、气象、力学诸显著成果来和西方作比较，指出我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和实践在许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并且有些硕果远远超过了西方．他为武汉大学数学系学生编写的讲义《天文学通论》也受到学术界好评．此书被高教部指定为全国通用教材，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正式出版．

　　曾昭安在数学研究和教学之余，还撰写了大量的数学和天文学的科普性的文章，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并且重视数学的基础教育．早在1928年，江西省教育厅在著名的庐山风景胜地“敦请国内宿学作学术之演讲，藉闲暇以探新知”，请了曾昭安、吴有训、竺可桢、许德珩等24位．曾昭安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小学数学课程问题”．查所编的演讲集，竺可桢的讲题是“地理教学法”，吴有训的讲题是“科学教师应有的态度”、许德珩的讲题是“世界政治现势与中国革命”，其他涉及历史、艺术、职业教育、中小学社科学、中小学科心理……计有33个讲题．像这样敦请大批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在假期为中小学教育的普及提高开讲演会以增进师资的修养，即使现在看来仍是值得借鉴的．1933年他为《中等算学月刊》撰写了“算学中常用符号之起源”一文．这是一篇妙趣横生，通俗易懂的科普文章．50年代中期，曾昭安为了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报刊撰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如“年月日时”、“极限的意思”及“谈‘人造月亮’”等等，其中大多数是应湖北省科学普及协会或报社电台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所提出的问题而写的．如《长江日报》于1957年元月转来一封给曾昭安的信中说：“最近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提出今年农历闰八月是不是兆兵灾之祸的问题，希望报纸解答．这个问题由来自民间谚语‘闰七不闰八，闰八拿刀杀’，在群众中流传很广，中年以上的人都曾听过这种说法．希望写一篇通俗文章，谈谈科学道理，澄清混乱思想．”曾昭安即针对此撰写了一篇“‘闰七不闰八，闰八拿刀杀’是错误的”文章，列出上至汉朝(公元前75年)下至清代(1900)这一千九百多年中总共出现的76个闰八月的年份，指出其中不少是国泰民安、升平盛世，以详实的事实批驳了这一流言的荒谬，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此外的科普文章，或说明天象的科学道理，或论述民俗的沿革由来或解释节气的物候意义．如“春节的日蚀”、“端午节吃粽子和雄黄酒的古义”、“小满是小春节”等不下数十篇．

(五)

　　曾昭安一生为人耿直，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下面的两件小事便可窥见一斑．30年代王世杰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曾昭安主管新生考务工作．一次发榜前，王提出要看名单．按规定除主管考试的有关人员外，其他人员不能在公开发榜前看榜，曾昭安即予拒绝．后来王世杰以此事说：曾昭安先生执法如山．在王星拱任校长时，教育部指示武汉大学招收一名伪造文凭的学生．校长认许，曾昭安认为不合规定资格的不能入学，坚决反对此学生进入武汉大学学习．在没能阻止的情况下，曾昭安愤然辞去教务长的职务．

　　曾昭安的另一作风是任重身先，临危不乱．1937年七八月间，曾昭安负责武大招生工作．该年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及浙江大学联合招生．各地试卷集中于南京中央大学评阅．时逢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时有日本飞机到南京轰炸，阅卷工作受到极大的骚扰．特别是参加阅卷工作的教授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负责组织这次评阅试卷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及武汉大学的曾昭安安排阅卷完的教授们尽快离开南京，而他们三位和少数办事员留下进行收尾工作(包括整理学生成绩卡片、核对试卷、拆开试卷、密封、写出被录取学生的姓名等等)．8月19日早晨，他们三位及其他办事员正开会讨论拟定录取名额、评定次第等问题时，日本飞机已飞临南京上空，他们不得不分散暂避．不料这次日机轰炸的时间特别长，敌机离去时天都黑了．曾昭安回到中央大学时，校区多处被炸，存放试卷的楼房已遭破坏，也找不到人．到了第二天仍找不到人，曾昭安只得在断垣残瓦中寻找武汉大学考生的卷宗资料．一时找不到东西装这些材料，就脱下长袍将它们包裹捆好，往背上一背，准备返汉．当时交通极为混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舱位才回到武汉，完成了这次招生任务．

　　1938年2月武汉大学准备西迁四川乐山，曾昭安等六人是迁校委员会委员．他和方壮猷两人负责武汉大学仪器和图书的搬迁．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工作．当时正值战争时期，道路和交通不畅．在运送途中又不时遭到敌机轰炸．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38年初将这批物资运到了四川乐山．抗战结束后，曾昭安又被任命为复校委员，是返回珞珈山的“先头部队”．他负责组织整修被日军破坏的校舍，找回战争期间没能搬走的仪器、教具等．为了给复校后的武汉大学创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条件，他数次往返于宜昌和武汉之间．

　　抗日战争时期，武大迁到四川乐山．外文系教授缪朗山讲授俄语，听讲的学生特别多，不仅教室容纳不下，门窗外都站满了人．这可触动了乐山卫戍司令，竟认为这是“宣传赤化，罪在不赦”，强迫学校当局辞退他．曾昭安当时是教务长，同他们多次周旋解释，说明政府同苏联还有邦交关系，苏联还派飞机帮我国作战打日本人，日本是敌国，学校日语课还照常进行，俄语课不照常进行是说不过去的．结果辞退一事也就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保护了缪朗山教授．

　　在1947年6月1日，武大发生反动军警枪杀和逮捕进步师生的“六一”惨案，学生三人被枪杀，曾昭安义愤填膺，同其他几位教授(其中有戴名巽、吴南薰等)于次日为援救被捕者在城内走遍武汉各机关查询被捕者下落．经历八九个小时后，直到傍晚才在汉口一个秘密地点把掠走的员工接回．惨案发生后，有许多学生不敢在宿舍留宿，曾昭安即把几个学生安排在自己家中住宿．在黑云压城之时，敢于这样做是要有胆量和勇气的．

　　武汉解放前夕，有熊某到曾昭安家，劝他离开武汉，遭到他的拒绝．相反，他同何定杰教授一同动员杨某(原去香港)不要离开武汉．曾昭安的遗稿记述了他盼望解放的心情：“1949年5月初……由前方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齐集于武汉．就武大附近郊区来说，如街道口、卓刀泉……都驻满了军队．我同俞忽、何春乔(定杰)等教授于晚间曾往那些地区巡视几次，观察他们的动静．这是校内同仁鉴于这种形势，深恐有不肖分子从中捣乱，所以由教职员组成‘保校保产委员会’，藉以提高警惕加强互助，规定每天晚上由教授们轮流守夜直到天明，并在室外派人巡逻以防不测……那时武大的全体师生唯一心愿就是急盼解放军的早临．”

　　1958年“拔白旗”，曾昭安首当其冲．他当时是《数学通讯》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刊物因“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政治和脱离生产，唯数学而数学……灌输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的罪名受到批判．为此出了一期批判专辑．其中有些批判令人啼笑皆非．如曾昭安对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说这个学派“支配了欧洲学术一千多年”，被批判为“毕达哥拉斯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是一个专横的统治者，他的学派是一个奴隶主的反动组织”，“由于服务于贵族，被人民打死，而曾先生却为毕达哥拉斯吹嘘，为他愤不平，说毕氏遭到人民打死是‘惨死’”．此后，武汉数学会自然再不能由“白旗”负责了．

　　“文革”期间，曾昭安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同家人隔离住入学生宿舍，并责令“交待”问题，工资仅给生活费．在他写的“交待”中有这样一段：“抗战初，日寇飞机狂炸乐山后，物价飞涨，各处房东强迫搬家……我的房东日以继夜地逼我迁走，弄得我无法安身，学校教员年龄凡在30岁以上的只领得大米一担，年龄在30至28岁的只得八斗，27岁的只得六斗……外文系教授谢文炳的父亲则在住家门口摆设一测字摊．外文系教授黄方刚的爱人是个外国人，会做糖果蛋糕，就在夜间做好以便日间叫小孩上街叫卖……这就表现了反动国民政府统治下公务员的穷途末路．”这也许是他触景生情而写的“交待”材料吧．

　　尽管曾昭安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对待工作和事业仍然是积极热诚的，从没有放弃对数学教学研究的执著追求．对于一些人的攻击和谩骂，他从不介意，仅一笑了之，体现了一个数学家的宽大胸怀．在这之后，他依然积极地从事数学的教育和研究，没有因受不公正的对待和打击而表现出消沉．

　　“文革”后期，他已到了80岁的高龄，仍积极地为社会服务．在武汉钢铁公司修建一米七轧机期间，他为该公司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

　　1978年曾昭安病逝于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享年86岁．数学家李国平挽联写道：

    三八年忘龄相友半世交情沐化雨

    八七岁博学多闻等身著作壮名山

　　挽联的第二句是对曾昭安半个多世纪从事数学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适当总结．

　　曾昭安子女四人，子宪昌、宪朋，女宪云、宪锦；长子宪昌攻数学，三女攻化学，次子及小女攻物理，都任教于大专院校．一家人，数理化俱全，可称教师世家。
（摘武汉大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