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涛，原名曾海仙，泰兴市姚王镇人，1914年5月出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他1960年奉调外交部，先后任我国驻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法国大使，1980年还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执行主席。1997年在北京逝世。

    曾涛幼年读书时家境贫寒。他晚年立下遗嘱，卖掉部分遗产设立“曾涛助学奖励金”，以帮助家乡那些品学兼优的贫寒学子。该助学奖励金今后每年在泰兴中学发放一次，每次资助15人。

    2005年9月9日，以我国著名外交家曾涛部分遗产设立的“曾涛助学奖励金”，在他家乡的江苏省泰兴中学举行首发式。叶晓燕、丁智君等15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泰兴中学学子有幸成为首批资助对象，每人拿到2000元助学金。（摘江苏频道网）

    在外交部我也没做过什么，做了几年大使夫人，——一晃这么些年。

　　我83了。我们这些人呢——都是抗日战争开始时参加革命的。

　　1960年3月中旬，曾涛、我、俞成仁、谭岱生一行四人从北京动身去古巴。那时没有大飞机，航线又少。我们不断地转机场，等航班花了近20天的时间，4月初才到达了哈瓦那。  

　　从表面上看，古巴人民平静、正常的生活，商店里陈列的商品不少，而且主要是美国产品。但实际上古巴政府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古巴原来是美国的附庸国，一切依赖美国。古巴革命政府成立后，除了继续维持和美国的外交、贸易关系外，开始同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贸易关系外，开始同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贸易往来。这当然触怒了美国，它常对古巴进行威胁，所以古巴领导人是很谨慎的，它既要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又要避免同美国决裂。更紧张的是美国暗中组织雇佣军，想对古巴进行武装入侵，古巴要随时准备抵抗入侵者。

　　在古巴新华分社工作的同志都清楚美国是要破坏古巴革命的，并且有跟着古巴革命者上山打济南的思想准备，所以办公、生活用品都尽量简单。

　　我在古巴时，看到古巴人民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特别崇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威信特别高。他是法学博士，被独裁政权逮捕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发表了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辩得法庭上下掌声雷动。在古巴，这个人不出来便罢，一出来讲话就好几个小时。老百姓站太阳下好几个小时都没人离开。他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大家都仔细地听他讲话。古巴很热，在太阳底下晒着就更热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威信高啊!这点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能领导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并且是在美国的鼻子底下坚持至今真是不容易。

　　我第一次见到菲德尔是在1960年国庆招待会上，我正好站在执行厅的门口，菲德尔来了一见到我，就握着我的手笑着问我：“你是艺术团的姑娘吧?”因为我国的艺术团刚刚访问过古巴，菲德尔看了演出。我就笑答：“我是姑娘的妈妈。”曾涛真心过来介绍：“这是我的妻子，我们有7个孩子，有5个姑娘，所以她是姑娘的妈妈。”菲德尔·卡斯特罗笑得高兴呦——说：“你看年轻，像艺术团的姑娘，不像7个孩子的妈妈。”周围的古巴人、中国人都笑了。在招待会上我们和菲德尔、格瓦拉等领导人合影。我胸前带的花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来之前派人送来的，并嘱咐说：“是送给曾涛夫人的。”那天的招待会开得很热闹，大家一起唱，一起喝，从7点到10点。我们唱到“东方红”时，菲德尔就跟着打拍子。

　　我一次见到格瓦拉时，他笑眯眯的，很温和的样子，话不多。我和他在古巴接触得并不多，因为曾涛经常到他那里去，他们之间接触很多。他俩定起研究形势，他告诉曾涛，他很敬佩中国，中国***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直鼓舞着他们。是格瓦拉在两国建交前，就代表古巴政府同我国外贸部签订了为期5年的贸易支付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凡是有中国的代表团访古，他都热情会见并参加重要活动。平时的招待会上几乎都能见到他。我们夫妇曾经应邀到他家里喝茶，格瓦拉的夫人阿莱达对我们十分热情。1986年曾涛去访问古巴时还去看望过她。

　　1960年11月格瓦拉率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的标题是“欢迎来自英雄国家的使者”。毛主席、周总理都会见了他。从北京回哈瓦那时，曾涛去接他，他拉住曾涛的手不放呀，他跟曾涛讲：他太高兴了。

　　我们在一起吃饭时，他经常拿菜给他吃。他啊，很能吃，一盆装得满满的一会儿就吃完了。我看他吃完了，就问他：“还要一点吗?”他就说：“夫人能再给我的话，我将很高兴。”我就再给他拿一些；他自己不拿，都是我拿给他。他就坐在我旁边，我就一边帮他拿菜一边跟他聊天。平时格瓦拉是个很容易接近的人，很文雅，一点儿也不粗野。他是大知识分子，是很高明的医生。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阿尔及利亚，他告诉曾涛他要去玻利维亚打济南，曾涛当时问他：你去后能站住脚吗?他说：困难是有的，但总是有办法的。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牺牲了好久我们才知道。我和曾涛都很难过。后来出了他的一本《切在玻利维亚的日子》，我就看呀看呀。

　　我在古巴的一年中让我最激动、也让我最难忘的是1969年9月2日的大会，那天哈瓦那西维卡广场(后来改名为革命广场)上有几百万人。曾涛被邀请坐在主席台的第一排。那是什么会呢?大会主要是反击美国操纵下通过的“圣约瑟宣言”。这个宣言是攻击古巴革命的，还诬蔑我们中国和当时的苏联。那天我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卡斯特罗在大会上慷慨激昂的讲话感染着全场的人民。当卡斯特罗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时，“Cubasi,yankNo”(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呼声响彻云霄。他驳斥美国对中国和苏联的污蔑后，突然对广场的群众说：“古巴革命政府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哎呀，广场上是雷鸣般的吼声：“同意!同意!”虽然我没有亲自参加，但是非常激动，我们高兴得一边鼓掌一边跳起一喊：“好啊!好啊!”我们看到菲尔得·卡斯特罗走到曾涛身边，把他拉到他讲话的地方，高举俩人紧握在一起的手说：“中国代表就在这里!从现在起，断绝同蒋介石傀儡政权的外交关系!让台湾的代表马上离开古巴!”广场上的人们把帽子向天空抛去，他们喊着“中国”!“中国”!我在电视前巴掌都拍红了。当时国民党大使还在呀。他就这样宣布和我们建交了!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建交，世界上哪有呀?这样的场面哪有呀?世界上没有的，哪儿有?没有!这是我一生最激动、最激动的一次!

　　曾涛负责和古巴外交部副部长讨论了建交公报，经两国政府批准后，对外宣布中古正式建交了。台湾派驻古巴的“大使”灰溜溜地走了。当时国内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留曾涛当大使——本来卡斯特罗就把他当大使嘛，这是水到渠成的事。一种是另派大使去。后来派了申健去当大使，并让曾涛留下来帮助他两个月。

　　摘自《先锋——倾听新中国大使夫人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