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之光

一、50年来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性反思
    2001年是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我国史学界相继在南京、上海、两广举行学术研讨会，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此，我们也试图站在时代前沿，从新的历史高度，对建国50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进行理性的历史反思，认真总结研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更有利于推动太平天国史研究向更深更广的境界前进。
(一)50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发展轨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一个是求得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战后十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我国农民阶级探索解决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与近代化两大历史任务的一次伟大实践。太平天国起义是在腐败的清王朝拒绝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的情况下，由农民阶级自发组织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行动，是被逼上历史舞台的。在14年武装反抗清王朝、西方列强的过程中，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曾经提出过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天朝田亩制度》和“欧风美雨东而渐”的结晶——《资政新篇》两个纲领，把旧式农民战争推向高峰，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说：“把伟大的农民战争那些笨拙的但顽强坚韧的形象重新展示在德国农民之前”，“这些农民英雄们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后代为之惊惧。”同样，中国近代农民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消灭私有制、消灭压迫剥削的“公平正直之世”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来代替“一出于私”的“凌夺斗杀之世”，也使后来的先进中国人感到惊惧，并长期成为中外史家的研究热点。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下，史学工作者推翻了几千年来把历史纯粹说成“帝王将相家谱”的案，也推翻了污蔑、仇视中国近代农民代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案，指出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封建反侵略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爱国运动，恢复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本来面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从50年代末期开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出现任意拔高、美化、神化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潮，形而上学猖獗，影射史学横行，严重背离实事求是的准则，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工作再次走入死胡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对被歪曲、神化的太平天国历史进行拨乱反正，以求正本清源，厘清是非。事实证明，这期间发表的大量文章和著作，都是求真务实和高质量、高水平的，使太平天国史研究重新走上开拓创新的正常轨道。当然研究中也出现过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如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太平天国史学讨论会上，有学者提出太平天国建立的政权是同清朝一样的完全封建性政权；1981年3月在两广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全面否定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认为它是上搞特权、下搞平均；1983年南京太平天国定都130周年讨论会上，又有人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在南京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讨论会上，又有学者提出全面否定太平天国的观点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可以争鸣和切磋的，也是正常的学术现象。
    80年代末，有位知名学者，首先提出全面否定太平天国，为曾国藩翻案的观点。他认为太平天国搞的是“神权政治”，退回到中世纪，闹了十几年只是“一个笑话”，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只有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战争才是进步的。同年《新观察》对这位学者进行专访时，他开宗明义地“否定了太平天国，为曾国藩翻案”。罗尔纲先生那时叫我们批评这种观点，我们虽然不赞成这位学者的看法，但仍然认为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不能搞大批判。
    1995年香港出版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一书，再次掀起一股全面否定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在内的近现代一切革命的“告别革命”思潮。他们说什么太平天国是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的“破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提出要把革命是“褒词”，“改良是贬词现象明确颠倒过来”。李泽厚等在书中谈到太平天国等农民运动时说：“毛泽东认为农民革命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对，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起推动作用的不是奴隶革命、农民革命，而是努力发展经济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就是说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奴隶主、地主阶级，而奴隶和农民阶级只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应该说，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在它们取得政权前后一段时期内，作为革命者和真老虎确实起过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但在后来转化为反动阶级、纸老虎，最终被奴隶阶级、农民阶级所推翻。可见《告别革命》论者所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唯物史观，坚持的是几千年来的“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是完全颠倒历史的唯心史观。
在这种“告别革命”思潮影响下，2000年夏放映电视剧《太平天国》前后，与拔高、美化、神化太平天国相反，出现任意贬低、丑化、鬼化太平天国的高潮，全面否定太平天国和其主要领导人洪秀全，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对历史进步的一大“贡献”。这种现象决不是什么拨乱反正，而是拨正反乱，是用150年前清朝及其文人和西方列强的观点来全面否定太平天国，根本不是什么创新，仅仅是旧说的翻新。
这就是50年太平天国史研究发展的大体轨迹。50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事实证明：只抓住太平天国运动积极方面的史料记载，予以拔高、美化、神化，和只抓住其破坏性的一面，予以贬低、丑化、鬼化都是有悖历史真相的。尽管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有一定的史实根据和合理因素，但从整体上看是片面和偏颇的，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二)50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性反思
    2000年8月，我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针对建国后太平天国史研究由拔高、美化、神化到贬低、丑化、鬼化的发展轨迹，曾经讲了两句话：“神化太平天国固然是不对的，鬼化太平天国也未必正确。”因为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反思50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实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条重要历史启示。
    其一，只要坚持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摆脱任意神化、鬼化的框框，就能推进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相反，则阻碍、破坏太平天国史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工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把被封建统治者诬蔑为十恶不赦的“粤匪”、“叛乱”等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恢复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本来面目，推进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但是50年代末起直至“文革”十年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主观任意美化以至神化太平天国，背离唯物史观，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严重破坏太平天国史研究，使研究工作走入死胡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工作者对这种神化观点进行拨乱反正，是完全必要的，使太平天国史研究取得空前的巨大成就。但90年代开始，又出现曲解史实，抓住负面资料全面否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的倾向，再次背离了唯物史观，使太史研究又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其二，要克服形而上学的方法，遵循历史辩证法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
50年太平天国史研究证明：对于太平天国这样一次既有重要历史贡献又有严重错误的农民运动，用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走极端的形而上学方法进行研究，是不能得出正确认识的。纠正对历史的歪曲只有公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还它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精神”。以神化观点去批评鬼化，或者以鬼化的观点去批评神化，都是无法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的。我们只有用历史主义的态度，采取辩证的全面的方法对太平天国史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其成败得失及其经验教训，才能作出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科学结论。
    其三，史学工作者应当摆脱“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个人好恶感情，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冷静的理性态度去观察和研究历史。
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学者，当然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不可能没有立场、观点。但是我们不能站在太平天国或其对立面清王朝“遗民”的立场，抱着个人好恶的主观感情色彩去研究，否则必然走向神化、鬼化的误区。这里仅以笔者撰写《也谈恢复洪秀全本来面目》经过为例予以说明。
    2001年《开放时代》第1期刊登《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的长文，把洪秀全贬为“邪教主”、“暴君”和“魔鬼”，全面否定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期《随笔》又刊出全面否定太平天国的《天堂与天国》一文，指责《太平天国》电视剧顾问和史学界过去肯定太平天国运动，是对历史的篡改与歪曲。究竟是谁歪曲篡改太平天国的历史?我站在太平天国“遗民”的立场，怀着“为尊者讳，贤者讳，亲者讳”的主观感情色彩写了这篇文章。主要说了三点：第一，指出把洪秀全贬为“邪教主”、“暴君”、“魔鬼”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见，仅是150年前清朝官方及西方列强旧论的翻版。第二，尽管洪秀全犯过严重错误，仍无愧为伟大的农民革命家。第三，这种“新见”客观上是为150年前镇压太平天国的反动清王朝的压迫剥削翻案，否定人民群众是真正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后来有师友提出，该文有单纯为洪秀全辩护的主观感情色彩，最好采取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真实评判。我接受这个中肯、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写成(鬼化洪秀全是错误的)一文并发表。文章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观点究竟是否正确，当然还是可以讨论的。
    总之，只要我们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采取辩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时俱进，客观理性地观察和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是完全可以把太平天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的。我们认为，我国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远未达到穷尽的地步，很多仍存争议的学术课题，如透过太平天国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农民的革命性、开明性、未来性与保守性、自私性、落后性的关系，太平天国辖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社会面貌和民风习俗、太平天国政权的蜕变、太平天国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拜上帝救的两面性、太平军战略战术得失、太平天国政权怎样蜕变与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等等，都值得学者们深入挖掘和继续钻研。最后，让我引楚图南先生的一句话作为这一段的结束语：“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二、也谈恢复洪秀全本来面月
    从中央电视台播出大型电视剧《太平天国》之后，学术界对于太平天国及其领导人洪秀全的评价，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传统的意见，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封建反侵略推动历史前进的爱国运动，洪秀全当然作为“民族英雄”和农民革命家予以肯定；另一种新意见则相反，认为洪秀全是一个“灾星”、“邪教主”暴君”，全面否定太平天国运动，要为曾国藩翻案。同时认为不赞成这种新见解，就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也直接违反马克思的评说。那么，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洪秀全究竟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实出发，历史主义地进行分析。
    把洪秀全贬斥为“邪教主”、“暴君”来全面否定这场革命，是早在150年前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不久，当千百万群众投奔这场革命时，清朝当权者及其文人因太平天国要造清朝皇帝的反并“敢将孔孟横称妖”，就把洪秀全贬斥为异教徒和暴君了。当时文人写的两首诗，就是证明。
    其一云：“文章浩劫古原有，圣贤精灵自不朽；卜筮之书并泯灭，窃恐祖龙笑其后。”
    其二云：“扫除塔庙传元魏，焚弃诗书踵暴秦，最是病狂堪一噱，仲尼日月毁遭频。”
    对洪秀全“焚弃诗书踵暴秦”的反传统文化行动，曾国藩在1854年写了“卫道辟邪”的《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天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使“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笔者无意为天国领导人那种全弃传统文化的过激行为辩护，只是为了说明在曾国藩眼中，洪秀全确实是一个大逆不道的邪教主和暴君。
    正是根据以上有关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学者得出了洪秀全是“继秦始皇之后”的“第二个”大规模焚书的暴君的结论。也有学者认定，洪杨政权是个背叛孔孟违反中国道统的邪恶政权，拥戴曾、左(宗棠)、李的卫道行动，洪杨当然是罪该万死了。
最早起来为洪秀全翻案的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指出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推翻了几千年来总是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的案，把曾国藩等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认为孙中山翻这案，是针对清朝腐朽黑暗反动统治而言的，是实事求是的。相反，那种认为“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天国划上句号，从根本上来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的观点，要把孙中山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过去，才是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又不实事求是的态度。
    究竟应当如何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洪秀全呢?也让我们援引当年曾经亲自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友人呤唎对洪的一段评论。他说：“不同的人们曾从各种方面去看待天王这种招致毁灭的顽固(指1863年洪秀全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的正确主张——笔者)。有些人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愚昧；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迷信者的无益而疯狂的牺牲；还有些人则认为这个伟大的、英雄的、高尚的人一经在南京建立了首都和宗教政治运动的中心，他就宁愿为正义和光荣事业而死，却不肯在庄严的道路上折返回头。如果我们把这三种特性：高尚、疯狂、轻率同等地归之于天王的动机，大概我们就相当接近真实性了。”
呤唎对天王的评论，是在1866年，即太平天国失败后两年他所撰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说的，是第一手可信史料。他首先肯定太平天国运动是“正义和光荣事业”，不赞成清朝和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的观点。他还指出由于当时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评论，从而对洪秀全得出不同的结论，主张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他。最后，这段评论还告诉我们，对于洪秀全这位既有重要历史贡献又有严重错误的人物，抓住功绩予以拔高以致神化，和抓住缺点错误贬低以至鬼化，都不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洪秀全对历史的新贡献，主要有三条。
    首先，如马克思所说，鸦片战争后“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十年之久，现在已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即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运动，充分肯定这场运动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据笔者所知，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太平天国上帝教说成邪教。其次，他集千百年来农民要求平等平均思想之大成，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天下为公”的“公平正直”大同理想社会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把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推向最高峰。这个纲领虽然有严重的空想性，但它反映了“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产生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马克思曾把这种要求“消灭私有制”的思想，称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第三，顺应时代潮流，洪秀全于1859年批准颁布了近代史上第一个全方位的近代化纲领——《资政新篇》，试图把太平天国建成一个与“番人并雄”、“民富国强”的新国家。
可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仅把历史上农民战争推向最高峰，而且也揭开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是探索解决近代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个历史任务的一次伟大尝试。
    正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阶级和先进思想，洪秀全不可避免地重蹈历史上农民运动领袖的覆辙，也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他的第一个错误是建都天京后，不思进取，日益封建化，过早称王，大过其享乐腐化的皇帝瘾，成了天国最大的皇权主义者。终于导致1856年秋为争作皇帝的“天京王杀王”的大悲剧——天京内讧。内讧等于自杀，几乎葬送了革命。其次，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任人唯亲，信天不信人，又成了一个日益迷信的宗教狂，试图用“天父天兄”的精神鸦片来治理天国，结果则加速了天国的覆亡。他的第三个错误是紊乱朝纲，治国无方，效法封建帝王众建诸侯而削其力的方法，滥封王爵达2700人之多，几同儿戏。结果使革命内部更加分裂，终于被中外反动联军各个击破，使太平天国于1864年天京失守而失败。正如李秀成所说，天王是“自惹而亡”，是符合史实的。可见，洪秀全对太平天国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
对洪秀全的错误，没有必要掩盖，但要从当时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能苛求于前人。我们更不能以今天评论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正如魏源所说，即“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苛求前人，就是“诬古”。列宁说：“如果评论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牺牲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意义，那么，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作辩护。”
    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洪秀全虽然犯了这样那样的甚至严重的错误，但功过是非相比，过不掩功，功大于过，仍无愧为近代历史上伟大的农民革命家。孙中山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并将他创立的旧民主主义，看作是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是对太平天国“奉天讨胡”的承继和发展，“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是对《天朝田亩制度》中“田产均耕”的思想的发展，“建立民国”的民权主义，虽然是孙中山先生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但也是总结了太平天国“大家想作皇帝”而自相残杀的反面教训的结果。正如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同志指出：“先生(孙中山)承接了太平天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由此不难看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显然是在受到洪秀全的影响并总结太平天国正反经验教训基础上爆发的。当然，辛亥革命也是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这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了。
    清人赵翼曾对朱元璋评说道：“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这就是说，朱元璋是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兼而有之。洪秀全也有两重性，神化洪秀全固然是不对的，鬼化洪秀全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那种把他贬斥为“邪教主”、“暴君”、“魔鬼”全面否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观点，既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也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客观上是在为150年前反动的封建清王朝的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作辩护。还洪秀全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