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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探曾国藩的养生之道 罗绍志
    [TABLE][TR][TD]试探曾国藩的养生之道    罗绍志[/TD][/TR][TR][TD][/TD][/TR][TR][TD][TR][TD] [TR][/TD][/TR][/TABLE][/TD][/TR][TABLE][TR][TD] [/TD][TD]   [/TD][/TR][TR][TD][TR][TD][/TD][/TR][/TABLE]自古文人无不注重养生,曾国藩更不例外。他虽然终日忙于军政要务及应酬,但从未放弃对养生的探索和实践。无论是对偏于修德的儒家,还是重于养生的道家;他都倾其心智,心向往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养生之道。其养生要言,见诸于《家书》《日记》及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我多年来阅读《曾国藩全集》,研究他的养生之道,有的还身体力行,受益匪浅。

    [ALIGN=left][SIZE=2][B]                                                                    曾国藩的养生之说[/B][/SIZE]
          [B]“以‘不药’二字为药”说[/B]。同治元年(1862)七月,曾国藩从李续宜的来信中知道他病了,立即复信强调:“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他所说的“不药”,即病了不要相信医药。以养心为主、养身为辅的养生哲学,使得他终生恪守其祖父星冈公的“三不信”:即“不信医药、不信地仙、不信僧巫”。他还曾在家信中说:“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概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那些多吃药,求神仙保护的人,都是妄想。”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药”,不能与当今的药相提并论。因为旧时代的药多有糟粕迷信,庸医也多,因此曾国藩常教其子侄:“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
          [B]“君逸臣劳”说[/B]。同治元年(1862)四月,曾国藩在一封书信中说:“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何谓“君逸臣劳”﹖他说: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都可以用来清心,这就是“君逸”;常常步行走动,动弹筋骨,便是“臣劳”。也就是说:养生的方法,不但在于多多从事活动,以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恼,以保持精神上的健康。这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身心交养”。
          [B]“惩忿窒欲,少食多动”说[/B]。曾国藩的养生之说,大体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的《日记》中说:“养生家之方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在同治四年(1865)九月初一日,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对“惩忿窒欲”阐述得更详细。他说: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这两句话,即养生之道亦然。身体强壮的如果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会更加富有;体强的如果是穷人,因为节约便能够促使自己宽裕起来。节俭不仅是饮食男女的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我在《八本篇》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当太苦,“须活泼地修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俭,正是我的养生之道,除此以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它”。曾国藩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见曾国藩并不是个厌世悲观的人。他把人的一切欲望绝对禁止,也不过是主张在纵欲当中应略存节制的意思而已。
          [B]“以意志统帅气、以静制动”说[/B]。曾国藩的养生之道中有“以意志统帅气”、“以静制动”的说法。他所说的“以意志统帅气”与“存留倔强的激励志气”相似;所说的“以静制动”,与“去忿欲以养体”相似。他在《复李雨亭》的信中说:人疲惫不振,是由于气弱,而志向坚强的人,气也因此暂变。比如贪早睡,强制起来以振作,无聊懒,则正坐以集中精神。这就是“以意志统帅气”。久病体虚,则常常有一种怕死的思想存在心里,即使做梦也不得安静。只要把身前的名誉、身后的事情,及一切杂念铲除干净,自然就有一种平静的意味。而平静之后,活动自然产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办法。
          无论“以意志统帅气”,还是“以静制动”,都是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为目的。咸丰十年(1860)三月,他在《复胡林翼》的信中,还有“寡思”的说法,也是重视心理的健康。信中说:“古人谓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思养精。尊处胜友如云,难以寡言;簿书如麻,难以寡视。或请寡思,以资少息乎﹖”
         [B]“睡眠滋阴,饮食补阳”说[/B]。在养生中,曾国藩非常重视睡眠与饮食。他在《复陈松生》信中说:“睡眠可以滋阴,饮食可以补阳。睡眠贵有一定时间,要戒除过饱。”他的意思,也即现在通常说的生活要有规律性,定点吃饭,定点睡觉。暴饮暴食,连番熬夜,都不是养生的道理。
    曾国藩的养生之悟
          曾国藩在养生方面颇有研究,感悟到的养生之道很多,这里列举6条如下:
          [B](一)养生要言[/B]。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在入蜀道中写了《养生要言》五则,积理甚厚,积学甚精,可以看作他32—35岁研究程朱理学养生方面的总结。其《要言》是: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仁”所以养肝也。
          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礼”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义”所以养肺也。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智”所以养肾也。
          曾国藩的仁、礼、信、义、智,源于理学家程颐“仁识”。他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在古代阴阳五行中,仁、礼、信、义、智就是“五常”。郑玄注:“五常,五行也。”孔颖达说:“道达人情以五常之行,谓金、木、水、火、土之性也。”曾国藩把它与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相对应,显示了他性命双修的思想。其《养生要言》,大体不外心神交养,起居有常。如果加以分析,就积极方面而言,以多运动为锻炼体魄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动的养生法”;就消极方面而言,以少恼怒保养精神的条件,也可以说是“静的养生法”。
          [B](二)养生五事[/B]。同治五年(1866)六月,56岁的曾国藩在《致澄弟》家信中写道:“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惩忿,即余《八本》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
          [B]先说“眠食”。[/B]曾国藩多次强调,养生要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这除接受其先祖的教训外,也有他自己的经验。如他在同治二年(1863)四月初八日记中说:“余少时读书,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灯上之前小睡片刻,夜即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后于竹床小睡,灯后治事,果觉清爽。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冀不坠家风。”
        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与现代的卫生学非常相符合,我们在追求身体健康的同时,更要求精神上的愉悦,曾国藩之说,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佐证。
          [B]再说“惩忿”。[/B]已在前面述及,这里不再重复。
          [B]三说“节欲”。[/B]欲,即欲望,在古代指五色、五音、五味。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至人为肤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也。”古人对欲望危害人身与心理的论述很多,如老子说:“嗜欲伤神”、“财多累身”;列子说:“目妄视则淫,耳委听则惑,口妄乱则伤”;严遵说:“名利与身,若炭与冰”,等等。曾国藩不贪财,也不好色,就是难过名利关。正如他自己所言:“余三十多岁时十分好名,与人交谈总是喜好论辩,这就是好名;喜欢作诗,也是好名。”他曾称自己为“盗名之具”,就是盗取美名的工具。对家族的名望,他也十分看重,总是希望曾氏家族能表率一方。此外,曾国藩还非常在乎成功与失败。他打了几次败仗,曾三次想投河自尽。可见,曾国藩对“节欲”是领悟很深,实践起来好不容易啊!
          [B]四说“睡前洗脚”。[/B]在曾国藩看来,洗脚是一种养生之道。因为文人的习惯是:坐着看书、坐着写字,坐着办公。一个人长期坐着,使血液凝在脚下,临睡前洗脚,尤其是热水泡着,可使血液流布全身,起到舒筋活血的作用。同时,脚上有着人身上许多重要的穴位。即使不是文人,只要未睡觉,就要起立、走动,每天的运动量是人身体各部位最大的。累了一天,睡前用温水洗洗脚,可以解除一天的疲劳,而且有利于睡眠。
          [B]五说“饭后三千步”。[/B]曾国藩的“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与自古流传的“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是同一个道理。饭后散步,有助于消化,更有利于血液循环。曾国藩对儿子纪泽说:“每天饭后十数千步,是养生家的第一秘诀”。他规定儿子在家每顿饭吃完后要到唐家铺走一趟,或者在黄金堂澄叔(曾国潢)家走一趟,往返大约三千步。他说:“如果你能坚持走三个月,一定收效甚大。”
          [B](三)视息眠食[/B]。曾国藩在同治年间一则《日记》中写道:“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谓藏息于丹田气海也;垂帘,谓半视不全开,不若用也;虚恬,谓心虚而无营,肤虚而不滞也。谨此四字,虽无医药丹决,而足以却疾病矣。”
        曾国藩悟出这一养生之道,说明他此时已有一定的气功经验了。“息必归海”,是呼吸应当深沉,达到并藏于丹田。这是历代养生家所注视的;“视必垂帘”,是练气功时眼睛不能睁开,也不能闭拢,只能处于“半视不全开”之中;“食必淡节”,是进食一要淡,二要少。古人言:“食淡精神爽”(陈继儒)、“饮食多则气逆、百脉闭”(陶宏景)。食淡又少,保持腹中空虚,才能气在体内运行;“眠必虚恬”,是人在睡觉时,心思应处于空虚状态,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如果心事重重,则转辗难眠,夜不成寐,必然损心劳血。曾国藩还有“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之说。他认为:眠,不一定要睡得久,只要睡得香;吃,应少食多餐,“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
          [B](四)处静[/B]。曾国藩除了“君逸臣劳”的养生之法外,还有“处静”之法。这一静、一动是对立的统一。运动是他所谓的“臣劳”,在于练身;而处静则是他所谓的“君逸”,在于健心。他说:“君逸臣劳”,唯有结为一体,方不失为完整的养生之道。“淡泊宁静”,是历代养生的第一要诀。特别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要保持心态的宁静,实属不易。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的一天,曾国藩早上起床后吐血数口,他把罪责归咎于“不能静养”,并决心从今以后“日日静养”。他认为心静则神静,神静则身宁,身宁则体健。可见,如何处静,使身轻、心清,当为现代社会保健养生的必由之路。
          [B](五)耽情于山水花竹[/B]。曾国藩认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在双峰的每处故居,都是竹林茂密。他还在《家书》中嘱子侄:“在家则莳养花什,出门则饱看山水。”花竹养情,山水悟性;花竹因人而风雅,山水因人而灵秀。历代养生家都非常注重山水。曾国藩可称得上一个旅游家,一生游历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仅在其《日记》中记载的就有近两百处。他有一个习惯,所到之处,大都记于《日记》,多则几百字、上千字,少则几十字。所记之处,既有闻名天下的胜迹。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景。只要有一孔之见、一己之喜,他就欣然录之。
          [B](六)练功益身[/B]。曾国藩在同治九年(1870)五月初九的《日记》中写道:“阅《福寿金鉴》。午正,数息静坐,仿东坡‘养生颂’之法。而心粗气浮,不特不能摄习,并摄身不少动摇而不能。……酉刻,服药后行‘小周天法’,静坐半时许。”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一)曾国藩在研究养生典籍;(二)曾国藩在模仿苏轼数息静坐功法;(三)曾国藩在练小周天功法;(四)曾国藩在静坐。一言以蔽之,曾国藩在研究气功。除静坐是他常习的功法外,也在兼习其他功法。
          其实,曾国藩不具备练习气功的条件,因为练功一要保证时间,二要保证环境,而曾国藩俗务太重,功名心切,欲息交加,心浮气躁,自然也就难以成事。但不管怎样,中国养生文化已在曾国藩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SIZE=2][B]                                                                    曾国藩的养生之行[/B][/SIZE]
          曾国藩在他数十年的养生之中,勇于实践,身体力行,虽然他自身未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那也只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他一生总结归纳出来的养生之道,不但于他的弟、侄及儿孙受用,而且于我们今天仍大有裨益。
          [B]一是保持幽默[/B]。曾国藩在养生方面,除了借围棋、散步、静坐以及阅读、写字、游历等调养精神以外,还有一付调剂身心的妙方,这就是保持幽默。如李鸿章曾记云:在营中,我大帅(曾国藩)要我辈大家一同吃饭,饭罢即围坐高谈阔论。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常常惹得大家笑痛肚皮,他自己偏一点也不笑,只管穆然端坐,捋须,若无事然。
          李鸿章的描述,生动有趣,说明曾国藩讲笑话的技巧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另外,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还记载着曾国藩一则笑话:某家家规,无论老少妇女,都必须纺纱至二更后始寝,新妇来时,亦不能例外。一夕,新郎转辗床头,不能入寝,一声呼其母曰:纺纱车声音嘈杂,令人不能安眠,请速将尔媳车子打碎好了。其父在隔室闻之,亦大声呼曰:如果要打碎,连你自己那个车子也打碎,我亦睡不着也。
          相传这个笑话,是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府“就地取材,现身说法”之作。确否,无从考证,惟曾氏勤俭持家,妇女夜间纺纱至深夜,十足可信。由此而知,曾国藩借幽默、风趣小故事以休闲,已历有多年。他在创作和说出此笑话时,虽“若无事然”,其心中之乐亦可想而知。
          幽默可以逗笑。“笑一笑,十年少”。保持幽默,不仅有助于自我的身心健康,笑对人生,而且有利于促进自己和身边人群的关系融洽。曾国藩统帅湘军数十万,指挥镇静,上下协力同心,取得战事上的成功,这与他宽博的人格和幽默的态度不是没有关系。
           [B]二是以书为乐[/B]。曾国藩最喜欢南宋诗人陆游,因为他既是个文人,又是一个军人;既精于作诗,又善于养生。陆游的诗雄浑豪迈,凝重沉郁,明白流畅,清新婉丽。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港明朝卖杏花”,都是世代传颂的佳句。曾国藩说:陆游“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可惜我在军队之中,不曾在闲静中探讨道义。近来夜里睡觉很好,是否因玩味探讨了陆游的诗,才获得裨益的。
          曾国藩认为读书确能养生。他在早年就说过这样的话:“书味深者其面自润”。他还常说,“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读自己喜爱的书,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曾国藩一生不仅自己读书有恒,而且经常教子侄,“惟读书万不可间断”。
          [B]三是勤劳早起[/B]。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有恒、终身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早起。他常说:“早起,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他的治家“八字”,第一个字就是“早”;其治家“八本”中,有“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他曾说:“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早起,二曰勤劳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其实,早起不仅于身体有益,于工作也很有益。俗话说得好:“早起三光,晚起三慌”、“三早当一工(天)”。曾国藩一生坚持早起,从不睡早觉。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耐劳,而湘军每天起床早、吃饭早,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
          [B]四是嗜好问题[/B]。曾国藩一生之中除了读书以外,最大的嗜好莫过于吸烟和围棋。道光十一年(1831)他在湘乡涟滨书院求学时,因“吃烟太多”,受到山长刘象贤的训斥,自此,他决心戒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折烟袋,誓永不再吃,如有食言,明神通之。”以后虽然烟瘾时有发作,他拼命苦熬,连续经过几次,终于将烟戒掉。这就是他在同治元年(1862)四月二十日《谕纪泽》家信中说:“余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1842)十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
          曾国藩一生事功,但对养生之道讲求最力。尤其是对于“窒欲”一项,从在京师做翰林时起,便毅然决然地以最大勇气去做,又做得相当彻底,如吸烟就终于被他戒掉了。但围棋的嗜好,始终没有戒掉。只要读曾国藩的《日记》就可知,他在同治十一年(1872)临死的先一天,还照常“围棋两局”,真可算“死而后已”矣。

    [SIZE=2][B]                                                                    曾国藩的养生之方[/B][/SIZE]
          曾国藩在他数十年的养生之中,勤垦耕耘,积累了丰富的养生经验,特别是他对医治某些疾病的独特秘方,给我们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启示。
          [B]关于治疗皮肤癣之方[/B]。曾国藩从小就有一身皮肤病,故有他是蟒蛇投胎之说。道光二十六年(1846)秋,他全身发热发烧,癣疾甚烈,给他看病的医生疑是梅花疮的毒气发作,而他却不愿服用药性过于猛烈的方剂。他的好友吴竹如给他提供一方:每天服食槐一碗,但见效不大。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更是遍身癣毒。以致于“整日整夜地坐卧不安,不停地爬骚。”在无药可治的情况下,他置之不理,结果反而渐渐好转。由此,他悟出一方:“此点皮肤之疾,万无送命之理,断不可因此而妄伐根本,令禁吃药,并禁敷药,不久即便痊愈。”
          [B]关于治疗眼病之方[/B]。曾国藩在年过五十后得了眼病,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可经常读到“眼蒙”的字眼。这对他读书、写作和公务都带来很大的不利。为了治疗眼病,他曾使用过很多单方,现从他的《日记》中摘录数则来看:
          咸丰九年(1860)二月:近来因眼蒙,常有昏溃气象,计非静坐,别无疗法。因作一联自警云:“一心履薄临深,畏天之鉴,畏神之格;两眼沫日浴月,由静而明,由敬而强。”
          咸丰九年四月:石芸斋言,养目之法,早起洗面后,以水泡目。目属肝,以水养之,以疑热之气,祛散寒级,久必有效云。而《前汉书•方术传》曰:“爱啬精神,不极视大言。”二语亦养目之法。
          同治八年(1869)五月:丁雨生力劝余不看书、不写字、不多阅公牍,以保持育之左目,其言恳恻至深,余将遵而行之。
          同治九年(1870)二月:扬芋庵寄信治目方。每早黎明未起,以两手掌之根摩极热。加以百尖之津,闭目擦八十一下,久则有效。日内试为之,而初睡时擦一次,黎明又擦一次,不知果有益否。
          同治九年八月:有一守备马昌明,善于道家内功,云能为余治目疾。与余对坐,渠自运气,能移作五脏六腑等等。因之与对坐三刻许。
          可见曾国藩在治眼病上作过很多努力。土方、偏方都用,更多的是用气功,就是不用药。气功确能治眼病,但曾国藩的眼疾始终未全治愈,这大概只是偶尔为之;又曾国藩的心绪不甚宁静,而练功的第一要则就是清心寡欲。
          [B]关于治疗肝病之方[/B]。肝乃人体之重,也是困扰大多数人的顽症。如何治疗﹖曾国藩认为首先在于“补”。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儿的病尚未痊愈,二月初开始吃龙胆泻肝肠,甚为受累,才知道病根在肝虚。近来专服补肝的东西,颇觉有效。
          如果肝病缠身,曾国藩认为最好的治疗之方还是在于自养自医。如他在与沅弟书信讨论治肝病说:“肤泄及不食油荤,均不足介意。惟肝脾二家全仗以心治之,我阿兄所能助谋,亦非良医所能为功,弟之天君即神医也。”又说:“肝病余所深知,肤痛则不知何症。屡观朗山按脉,以肤皮为主,不求速效,余深以为然。然心肝两家之病究以自养自医为主、非药物所能为力。”
          假如肝病太久,曾国藩认为是元气已亏,不能轻服大黄。虽然这一良方不一定管用,也还是有他的道理。他说:大凡肝病患者,如若不是因为传染而得,大都抑郁憋闷或怒怨甚重,皆由习火太烈所致。自己调养的方法,便是处静,便是惩忿窒欲,保持心绪上的稳定和神情上的安宁。
          [B]关于治疗失眠之方[/B]。曾国藩入京后,得知他的母亲在家经常失眠,心中甚为不安。其夫人欧阳氏也有此症。据此,他便作了一帖方子寄回家中。信中说:“九弟信言母亲常睡不着,男妇亦患此病。用熟地、当归蒸母鸡食之,大有效验。九弟可常办与母亲吃。乡间鸡肉、猪肉最好养人,若常用黄芪、当归等类蒸之,略带药性而无药气,堂上五位大人食之,甚有益也,望诸弟时时留心办之。”
          [B]关于治疗身、心、口之方[/B]。曾国藩在做了京官后,为了修身养性,还有治身、治心、治口之方。咸丰二年(1852)正月,他在《日记》中写了一警言:“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忍,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语言之过,和以敛之。禁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容。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啤面盎背。”
          在曾国藩看来,心病不外欲和忿,因此他写过一幅对联:“窒欲常余男儿泪,惩忿当思属旷时。”就是说,治疗心病,首先要去此欲、忿二毒;身病之外刚与柔太刚易折,太柔无骨;口病不外说话无度,饮食失节。
          从上文综观曾国藩的养生之道,大体不外“心神交养,起居有常”。如果加以分析,就积极方面而言,以“多动”来锻炼体魄,也可说是“动的养生法”;就消极方面而言,以少恼怒为保养精神,则可以说是“静的养生法”。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养生之道虽然对自己没有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但对其德性的修养、身体的保健和事业的成功,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他的这番养生之道,对于我们今天的自我保健仍然有着一定的启示和裨益。[/ALIGN][ALIGN=left][COLOR=#4444bb]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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