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TR][TD]曾国藩家书、家风以及家族中的女性[/TD][/TR][TR][TD][/TD][/TR][TR][TD]转贴[/TD][/TR][TR][TD][TR][TD]骆晓戈


关键词：曾国藩、家书、女性

一．一块政治经济活跃的热土

曾国藩曾在楚地民间营建的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湘军的组建除了军事的意义之外，在活跃湘乡乃至激活湖南的政治、教育与经济的改革，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催化和影响作用。
至今流传在湘乡有一句很形象的话，说某人发了财，不直接说他发财，而是说成“某人打到了南京”。可见当年曾国藩的部下打下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时，有多少金银财宝流入了湘乡。靠战争起家的新富们在县内买田置地，湘乡的土地资源矛盾激化，在此几乎同一时期，县内多次爆发农民起义，当年的湘乡，成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之中一块社会急剧分化的热土。据湘乡县志记载，“截至同治十三年（1874），县人在军种以战功叙官见于旧志者共7890人，其中文职知府以上88人，武职副将以上1153人，这些人中有不少靠战争中的掠夺发家①”
“大批湘军将士的饷银以及1．5万余人的伤亡抚恤金不断汇入，则在客观上活跃了城乡经济②”湘乡县藉1．5万人被追认为烈士，与曾国藩有着直接的关系。
同治年间，湘军的崛起，名声震撼海内外，曾国藩恐怕清政府朝廷忌刻，于同治三年奏请陆续解散。“其后，湘军士卒及下层军官参加哥老会反清者众，”这时的曾国藩陷于两难之中，湘军浴血奋战，10年转征南北，他对于部属不可能没有感情，更何况这是他亲手缔造的，由他的亲人和他的乡亲为骨干的一支民间武装。但是他身在朝廷，假如这些民间力量酿成政变，他是罪责难逃的。于是，曾国藩一方面指示在湘乡搜查哥老会要“专主一‘宽’字”，另一方面，他为了安抚湘军将士及其家属子弟，在县城建忠义祠，为阵亡将士发放抚恤金。
随着资金流入湘乡，一时间，县城多出了许多户钱庄来。湘乡的历史上又没有经商传统，资金流向何方？
兴办教育，成为当时湘乡上层社会风气。因为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湘乡的“文武学额有原来的27名增至53名，私学也随之增多。”于是在清末的维新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湘乡成为兴办新学传播新思想的富有生气和活力的县份。这里出现了中国早期的新学堂东山精舍，提出了废科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在湘乡县城郊创办的周南女校，堪称为中国早期女子教育的先声。
县志对于这一段历史的总结是这样的：
“成千上万的县藉官兵。先后转战18行省，从几千年的封闭状态中走向了更广阔的天窗，随着海禁日开，在与外界的交往与接触中，扩大了视野，开拓了思想。湘军将领的子弟承先人馀绪，多以优越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和教养条件，或居军要职，或兴办实业、教育，或学有所长，旁及亲友邻里，人才辈出，如链如环，历久不衰。”
由此受到新学接受西方文化的风气的浸染，湖南成为中国明治维新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祥地之一，据一些史料记载，像谭嗣同与曾国藩的家人有着直接联系，从湘乡县曾经走出我国最早赴日本的留学生10余人。后来相继出现一批有志之士从事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活动。在20世纪初期的“5．4”前后，活跃在湘乡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萧三。蔡和森。蔡畅等人与毛泽东等人成立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革命团体，推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

二、曾国藩与家族中的女性

曾国藩及其后的五代，数十人各有成就，勘称人才辈出，其中好几位是女性。这与曾国藩重视家庭教育，对于子女督责甚严分不开的。曾国藩在重视子弟教育和培养的同时重视妇女教育，重视妇女在持家和教育子女中的作用。在唐浩明先生点评曾国藩家书中就特别指出，在曾国藩的家族中，女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曾国藩是深受祖父的影响成长起来的，而他的祖母比祖父整整大了７岁，他的母亲又比父亲大５岁，可见在这个家族中十分看重女辈在主内、齐家、相夫、理财方面的作用。在曾国藩的后人中，五个女婿均是他亲自看中的亲家，可谓门当户对，这些亲家的父辈与曾国藩是至交，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是没有料到的是他相中了好的亲家，却没有择选如意的女婿，子不承父业，五个女婿均不像他们父辈，没有大的作为，而从始自终为曾国藩所看重，起到了支撑曾氏家族作用的是他的二媳妇。
在曾宝荪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关于我的祖母，我要多说明些，因为没有祖母，我们孙辈的教育便会毫无成就。①” 曾宝荪女士于民国五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学位的女性，著名的教育家。她的祖母正是曾国藩的二子纪鸿的媳妇郭筠。我们平时谈到曾国藩的家族五代均有人才辈出。曾氏的后裔全出纪鸿一房。
她的爷爷曾纪鸿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生有四子一女，其后代多有人才，但他本人三十三岁便去世了，将家庭支撑起来并给予子孙以良好教育的，则是他的夫人郭氏。”同治四年，郭氏与纪鸿成亲后，曾国藩曾经亲自指导她读完了《十三经注疏》和《御批通鉴》，培养她良好的文化修养。在曾宝荪的回忆录中还谈到：“我祖母是一个最公平的老人，她带了她每个儿子的最长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归她教养。我是大房的长女，大姐是二房的长女，二弟是五房的长子，三弟是七房的长子，恰好两个孙男两个孙女。我祖母的教育总之也很特别，她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两孙去考秀才，但她要我们学外国文学……②”“我和大姐并未习女红烹饪，却要画画、读诗、学做诗。③”当然我们还缺乏对于曾国藩家族女性所起到的作用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但是从目前对曾国藩的研究资料表明，曾国藩完全依靠家族的力量，在体制外来缔造和运作这样一支勇猛善战蜚声大江南北的军队的。加上曾国藩重视家教家规家风，当然其间包括重视对于家庭中女性的教育和培养。唐浩明先生曾经在桂林举办的全国2004年度图书书展的论坛中指出，湘军是一支由家族组成的民间力量，理由有三，一是所有的军费是自己独立筹备的；二是军队的纪律和管理模式是自己规定的；三是军队的将领和人员的调配也是由曾国藩调配任命的。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出自民间，你完全可以想见在山高皇帝远的楚地，民间的空间有多大？
民间空间的营造对于男人和女人的发展，无疑都是极其重要的。在一个家族承担起营造强大军事力量的重任时，其间妇女即便担负的是相夫教子的责任，也是需要相当的综合文化素质和政治眼光的。中国历史上延续上千年的民间社会自治，给男人同时也给女人各种各样的心智创造提供了“在朝”“在野”的空间和“内助”“齐家”平台。妇女在家族中的作用尽管社会地位低于男性，却又因人因事因地而宜，曾国藩的家书常常在台头以“禀父母”“禀叔父母”来称谓的，可见家族中女性的地位，他还在的家中写道：家书以“烦琐为贵”，其意思当然是不将“主内”的家务琐事当成不重要的，而是看成和“主外”同等重要的事情。

三、曾国藩的妇女观的局限性

湘军在湖南这样一块土地上孕育、壮大当然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当我们涉及到了民间社会、人权、社会组织与乡村自治，这样一些问题。当我们认真地解剖中国社会的一个家庭或家族，就能发现中国人的本土妇女观是一个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紧密相连的问题。也许这是仍然得回到中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这个问题上来。即传统中国的农耕社会与西方游牧社会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
英语的Family.源于familia,拉丁词，它出现在罗马，从famulus(拉丁文，意为“仆人”)派生出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英语的Family.意为“在同一屋顶下的仆人或依附于一个主人、一户人家的全体仆人,①与我们平常对这个词的理解并不相符合。Familia在德文直到16世纪Familie才是来指妻子儿女或家宅。
同样，在配偶来源及婚配形式上，西方社会也具有游牧社会的特征：１６世纪之前，西方男性成亲，是通过三个渠道：靠抢婚、买卖和赠送。由此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语言中寻找到一些历史的痕迹。例如德语的nepōt。有侄子也有孙子的意思；又如oncle.在德语中是舅父，而不是叔伯父，另一处auunculus舅父从祖父auus演化而来。②据语言学家的分析，这种语言的模糊混淆，正是男女家族谱系不清晰所致。家族成员的流动和分散，使得辈分不那么被看重。同时也留下了游牧社会将女性奴化的痕迹，女子在某种程度上是男人交换的“方便”的东西③。或者说是历史上婚姻的商品似的局部交换或者全部交换留下来的印证。
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婚姻是家族家长包办的大事情。作为个人，无论男女，几乎在为成年之前，都是由家人中的长辈来决定的。而长辈讲究的是亲家的门户相对，教养和社会身份的匹配，以及知根知底，这样一些关系在成年人看来，是事关婚姻成败的主要系数，而个人的意愿基本不起作用，当然，在一个人尚未成年的时期。也不具备择偶的能力。这种家长包办的婚姻恰恰避免了西方古代的乱伦现象。
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亲戚中娶了不同辈份的女性，才会出现这种身份的交叉，而这种现象，在很早开始聚族而居的中华民族，婚姻被当成礼教中的最大的礼，由此对于辈分亲戚的称谓被规范得周全而细致，如果一个人既是长辈又娶晚辈为妻，一般是众人排斥的，被称之为乱伦。从这个细节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女性在传统中国没有西方游牧社会完全奴化的历史背景。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所谓世界大同，便是实现“男有分，女有归”的政治理想。这里的归就是“家”的意思。女人一旦有了家，往往是扮演着内当家的社会角色。
当然追溯传统中国的性别角色，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传统中国的哲学思想的所谓阴阳说，注意到家国同构，将“妻道”等同“臣道”的齐家治国谋略，甚至传统中国的礼教中对于男性和女性均有一定的规范，剖析中国家庭的社会功能，可看到它既是国家政权的基石和中继站，也是贯彻礼教的社会基层组织，中国传统女性既受到男权的挤压，社会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同时阴阳之合为万物之始，又有普遍的讲辈分讲孝道作为晚辈男性对于女性长辈的尊重（甚至带有宗教意味）。在传统中国的礼仪上有：媒妁之言；定亲；接亲举行婚礼等一系列礼仪规范；又如民间习俗中有出生婴儿的洗礼，满月，百日等仪式的举行，甚至在家庭中还有类似宗教的葬礼、祠堂祭祖、祭坟等活动。年长的妇女往往是这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教、政治、经济、教育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曾国藩的家族谱系完整，作为中国家庭的各案分析，尤其对于了解楚地的家庭婚姻和妇女状况有着代表性和典型性。分析曾国藩家族中的女性，既有像他的祖母、母亲以及他的夫人、儿媳妇这样在传承家风振兴家族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女性，也有在新学东渐过程中得风气之先，成为海内享有声誉的代代英才，从而被誉为人才长盛之家；同时也有因为家庭包办婚姻陷于人生悲剧不能自拔的女性。在这里，曾国藩的妇女观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受到历史的局限。在他主持家政的年代，家族对于女性的尊重，并没有基于女性也应具有和男人一样具有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当一位女性嫁到曾家，她的命运与家族兴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家族的重视，包括对她的教育和培养，当她被命定嫁到别的人家的时候，婚姻无论如何不幸，家族却再也不容纳她了。追究到底，在曾国藩的儒家正统观念中，维护妇道是摆在维护女儿的生存权利之上的东西，他的大女儿多次要求回娘家住，都遭到他的拒绝。他甚至可以不认女婿，也不要女婿认他这个岳父，但是女儿回娘家却万万不能了。在曾国藩看来，女儿守妇道才是不辱门庭的事情。
曾国藩不是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几个女儿的婚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都是找一些门户相对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没有选错亲家。这对于当时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职的大臣，这样关心和操心女儿的婚事，也要算是对女性的看重了。由于在当时订婚对象双方的年纪都小，也看不出对方本人的品行和禀赋来。这种“娃娃亲”难免给女性带来婚姻上的不幸。
记得清代的大诗人袁枚就曾经疾呼过女人摆脱不幸的婚姻。他曾经建议他的几个妹妹摆脱婚姻关系，争取独立的人身权利，结果他的妹妹不能接受这种观念，宁愿从一而终。
可见在那个时代的正统主流社会中，曾国藩的婚姻观和妇女观受到了维护家庭伦理观的局限。妇女从根本上不被当成具有完整人格和人权的能够独立自主的人，而是家庭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而且进入了某个家庭或者不进入某个家庭，都不是妇女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曾国藩作为当时维护儒家观念的一名重臣，他尽管看到了妇女在家族中的作用，但是也难走出历史的局限，他对于几个女儿的态度，以及最后几个女儿酿成的人生悲剧，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许为女儿择婿而酿成几个女儿的人生悲剧也促使曾国藩反复思考如何教子，如何齐家，如何使家族中的事业后继有人？
也许正因为如此，使他格外重视对后代的（尤其是对儿子的）家庭教育。当然，从曾家的后人成长的情况可以看出，曾家的后代的女性没有重复前人的悲剧，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和曾国潢的曾孙女曾昭燏都是大学问家，亦终身未嫁。可以说曾家对于后代教育方面，在妇女观方面也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唾弃了传统观念中陈腐落后的一面。[/TD][/TR][/TABLE][/TD][/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