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岁末，写了一篇《“官商传统”的盛世危机》的长稿，试图对中国商人在2008年的特殊际遇作出解释。12月3日初稿刚完，次日就发生了“山西检察官进京抓央视女记者”事件（以下简称“女记者被拘事件”）。12月8日，在网上看到了北京青年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几天下来，全国媒体都围绕着这个事件喧闹不止。了解这个事件的大致情况之后，更加坚信《“官商传统”的盛世危机》这篇文章写得正当其时，而且也再次验证了我的观察。这篇文章能否顺利发表未可知，但我想，沿着“女记者被拘事件”继续分析下去很有必要。
在“女记者被拘事件”中，涉及三个核心人物：央视女记者李敏、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检察长何书生、湖南商人吴小辉。三方纠缠在一起的各种细节和真相不是我要关心的（我也不可能知道真相），我更愿意从“关系主义”的角度去梳理这起公案的发展脉络：
首先、湖南商人吴小辉因一块土地的买卖纠纷与山西的一位郝姓商人结怨，事后杏花岭警方和检察院以“涉嫌行贿”抓捕了吴小辉和其三弟吴小明。
其次、2008年10月，央视记者李敏和《法制日报》、《新京报》的两名记者来到山西，就有关“杏花岭区检察院涉嫌违规办案”一事进行采访，该检察院院长何书生与记者李敏等人正面交涉后关系破裂。
最后、杏花岭区检察院以“借职务之便收受贵重财物，涉嫌受贿犯罪”为由进京拘捕央视女记者李敏，检察长何书生称“证据确凿”： 杏花岭区检察院掌握了一笔从吴小华通过银行转给李敏的22万元款项，这笔钱被李敏用来购买了一台高级轿车。而李敏的委托律师称李敏与吴小华是恋人关系。
这是一场可以想象的恶战。失败者将发出凄厉的惨叫，胜利者将露出狰狞的面孔。法律在此刻最能显示它作为“强者的武器”的一面，不断地加剧着事件的惨烈程度。
但这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回顾即将过去的2008年，经济衰退背景下的中国精英联盟实际上已陷入了重重的内部危机，由此导致官僚、商人和知识分子三方关系的快速破裂和反目成仇。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层面来梳理这种内部危机的发展路径：第一、官员被商人拉下水，其典型事件是，由山西煤老板执导的“山西矿难”直接导致了山西高层官员的下台。第二、商人身陷囫囵，其典型事件是国美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因“涉嫌资本违规操作”被刑拘。第三、知识精英在“精英联盟的关系破裂”中“连带受伤”，其典型事件就是年末的“央视女记者被检察院刑拘”。
孙立平教授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作了一个判断：政治、经济、知识三大社会精英已形成联盟，由此导致“寡头统治”和“羸者通吃”的局面。这个判断深得我心，但是我想补充的是，当下中国三大精英阶层的联盟是一种“乌合之众”式的联盟，他们的关系是在两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第一是历史基础：强官、官商和犬儒的传统。“强官传统”指的是中国的“官本位社会”，其历史经验就是官权的凌驾性，也就是丁学良教授所说的“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官商传统”是指由于历史的先天不足，中国商人不得不与“官”建立一种隐秘的、复杂的身份关联机制，并通过这种关联机制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犬儒传统”指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由于对体制身份的过度依赖导致自主性的丧失，而在现代商业社会一部分知识份子又投向了“货币哲学”的怀抱。
第二是现实基础：商业盛世背景下的“瞬间利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零年代，官员和商人首先实现了权力和资本的相互寻租，而后拉拢知识分子为这种寻租关系进行合法性论证。三方关系的形成既不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共同信仰，也不是基于相互独立的三方权力的平衡对峙，而是基于一种“天亮就分手”的“瞬间利益”，因此，当下中国精英联盟的生态系统极其脆弱。
通过对以上两个“基础”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论：一旦“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超出社会可承受范围、精英联盟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反目成仇。这种局面不是既得利益的中国精英们愿意看到的，也不是理性的中国草根们乐意看到的。因为中国三大精英从建立联盟到关系破裂，损耗了无以数计的社会资源。而破裂之后再建联盟，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的又一次掠夺。

应该说明出处，呵呵。

该文转自曾念长的腾讯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