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的《家国天下》，其中有关“五识”的见解，人的最高境界是不止【赏识】你的朋友与对手，你的表扬者与批评者，甚至敌人，做一个赏识他人的人，你也该领会，像“沦为封建统治阶级巩固皇权工具”是当代的政治宣传的用词，红色殿堂的经典，我忙于生计，无暇涉猎，就以往我们读书接受的教育和后来社会生活的感染，用常识来判断：自辛亥革命以降，至于改革开放，所有的政治文章，都出于权谋家为了造势，其中不乏为一己之私，唯权位与自家利益为真理，置基本常识于不顾，黑白颠倒，指鹿为马，强词夺理，无所不用其极追求成功的政治理论，我觉得是不健全是思想文化，健全的思想文化应该是不以辩胜求诚胜，不以势胜求理胜。观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粮食，传统的信仰如同西双版纳的原生态一样风景依旧，秀色可餐，人性淳朴，心身康宁。革命化的套餐，我们默默的承受地沟油，瘦肉精等等荼毒生灵的科学发展成果的折腾与摧残。当代的政治家不少是邪性的，当代的理论家不少是恶性的，曾氏历来有振兴家国的男子，贤侄责无旁贷啊，每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一样责无旁贷，就义勇为啊。

不是"中国缺少先进的凝聚人心的价值观。"而是现代的中国没有凝聚中国心的场所，现在的孔庙也成了带不走的商品。 看一个党就与看一个人一样，看他的关健就是一个性善否？性善则真，性善则美，性善则容，性善则诚，性善则礼，性善则廉，性善则和，性善则安，性善则福，性善则兴……

成败功过留口碑，苦筑长城费心机；同宗兄弟争荣辱，临终点灯知自欺；丞相抚琴通今昔，伯约大胆计巧施；继承遗志亦亡灭，仲达高枕乐天年。真正的卫道士应该是：德崇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力挽中华文明道德于不坠，才学孔明，鞠躬尽瘁为诚信。

 还政于民，以杜贪官；还兵于国，以绝强权；还商于市，以增民富；还实于史，以鉴万年。当国家做到这样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稳定！现在中国稳定吗？

关心民瘼，爱惜民力，是基本的为政之道。有远见的政治家，皆知今日自己之所作所为，将来都要写进历史。只有路易十五这种昏君，昧于历史而不畏也，才会说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那样的昏话，害得他儿子上了断头台。 现实中的问责制管不了的人和事，自有历史问责制来管。有权者可因无知而无畏，有知者可因媚权而无耻。短视的技术思维与深远的人文思维相比，最大的误区在于：只顾眼前之事，不知敬畏历史。

人文源于经验，技术源于实验，本是不可偏废的两只车轮。传统儒家文化追捧“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人文理念，鄙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技术实践，造成我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1949年以后反其道而行之，人文科学又出现了滞后的局面。这种状况对于施政决策的影响，是单纯技术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人文思维；人文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却不免会喜欢技术思维（指广义上的技术思维，或曰“行政技术”）。倚重技术思维来施政决策，后果往往难保周全。其不足之处，是往往偏重于对付眼前的具体问题：以为凭一点或数点技术上的完美设计，就足以解决大系统上的所有问题；以为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就能弥补整个体制上的缺陷；以为靠法制架构上的严密防范，就可弥补道德上的内在真空；以为有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总体设计，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切发展变化。 重大决策中的人文思维和技术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路。人文思维侧重于宏观，技术思维侧重于微观，但前者的外延更为广泛，足以将后者包容在内。

 童大焕：“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为陷阱，不要让房屋成为废墟。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享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个体，都不应该被这个时代抛弃。”

为人忠诚与圆滑的一段话：对于屈原的愚忠，同为“楚人后裔”的曾国藩曾撰有一联，似乎道破了个中玄机：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 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 凛心箴既是官箴。 只是仰望今天，不知有几个为官之人真正懂得所谓“补过尽忠”，明了“视民事须如家事”的要义？反倒是让人觉得，晚清那首著名的《一剪梅》词，对中国官场的剖析似乎更加通俗，更加贴切，也更加赋有文学韵味：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碳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毋庸，议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兴隆，官运兴隆。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册封，子荫郎中。 留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缺失传统道德的中国当代的市场经济，制造两种人——富人和穷人。既然以市场经济为主轴，社会就不得不接受这柄双刃剑——经济发展的同时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就必须承受“传统意识形态”被彻底改变的后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成就了一大群形形色色的新的资产阶级，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的乐园，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炼狱，这就是“人骗人”、“人吃人”的逻辑结果。在这个群蝇逐臭的社会氛围中，只有“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之属，只有“野狼精神，朽木主义”之辈，只有“无法无天，无道无德”之帮，只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徒——总而言之，寡廉鲜耻，利欲熏心，损人利己，贪赃枉法，行贿受贿，制假贩假，黄赌毒黑，坑蒙拐骗——才能赢得市场经济的先机，才能率先犯下原始积累的原罪——成为市场经济的赢家！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只要能弄到钱，任何东西都可以进行市场交换——权力、党性、原则、法律、良心、操守、肉体、灵魂！

语文教材的编撰脉络 是：幼儿以启蒙为主（会话、认字、诵读）；小学以养心为主，养心则人性刚正、磊落。三年级以下（认字、辨词、造句），三年级以上（词汇、基本语法、文章结构、习文）；初中以辩理为主（文章解构、语法逻辑、病句修改），辩理则生慧根；高中以启智为主（文章风格品论、文体知识、写作基本知识），至知在格物；大学以开慧为主（优秀文学作品解析、世界文学历史、风格品论、文体与写作），开慧则文思泉涌；硕士研究生以海纳为主（世界文学历史与人文关系、世界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历史的殊同、文学与美学的发展历史及其解析、世界文学与社会生活品质的关系、世界文学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关系等）海纳则近苍穹，学富五车而尽其功用。中华文学应当对世界有所贡献。

[P][ALIGN=left]中国近代的贪官污吏，不但贪污了大量钱财，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酿成道德沦丧，廉耻尽失。梁启超曾说：“袁氏据一国之最高权，日日以黄金诱人于前，而以白刃胁人于后，务欲硬制软化一国之人以为之奴隶……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此无庸为讳者也。而此种罪谁造之，吾敢断言曰：袁氏一人造之。”（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李剑农也说：袁氏“一生的本领，就是使贪使诈；他最大的罪恶也是养成社会贪诈之风，务使天下的人才，尽腐化于他的贪诈洪炉中；至于揽权窃位，犹其罪恶之小者。”（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389页，1947年商务版）中国近代的历史表明：在晚清的官僚队伍中，那些廉洁的官吏为人多正直，常存忧国忧民之念，力求为国家振兴、人民安乐作出贡献，值得肯定的政绩也颇多；另外还有一批贪官污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人民死活，挖空心思贪污自肥，给国家与人民造成无穷的祸害。时下有人写文章，拍电视剧，总喜欢出“新”立“异”，把一些大贪官描绘成反贪的英雄人物，把卖国賊\\写成爱国者，甚至把袁世凯这样的窃国大盗吹捧为“缔造共和第一人”，实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足为训的。 [/ALIGN][/P]

[P][ALIGN=center]“中国”始终都是华夏，华夏始终都是进步文明的代表，而华夏也根本不曾以种族、民族划分。“崖山之役以下，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有能力又有意愿全盘接手华夏文明，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中国正朔已断。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大约此意吧。 托现代教育的福，知道崖山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也许日本人说的是对的：宋之前是中国,宋之后是支那。 蒙古军的屠城，杀掉北方百分之80的汉人，精英殆尽。明朝只算诈了下尸,可惜当年汉人的精气神全没了 我们没什麽值得自豪的了，只愿有生之年可以凭吊崖山 以慰不孝之罪! 崖山是中国一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中国人应该认识它。 [/ALIG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