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源于经验，技术源于实验，本是不可偏废的两只车轮。传统儒家文化追捧“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人文理念，鄙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技术实践，造成我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1949年以后反其道而行之，人文科学又出现了滞后的局面。这种状况对于施政决策的影响，是单纯技术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人文思维；人文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却不免会喜欢技术思维（指广义上的技术思维，或曰“行政技术”）。倚重技术思维来施政决策，后果往往难保周全。其不足之处，是往往偏重于对付眼前的具体问题：以为凭一点或数点技术上的完美设计，就足以解决大系统上的所有问题；以为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就能弥补整个体制上的缺陷；以为靠法制架构上的严密防范，就可弥补道德上的内在真空；以为有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总体设计，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切发展变化。 重大决策中的人文思维和技术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路。人文思维侧重于宏观，技术思维侧重于微观，但前者的外延更为广泛，足以将后者包容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