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 论北宋新旧党争的特征[/SIZE][SIZE=3] 文章来源：[/SIZE][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dcf07a0100e4yu.html][SIZE=3]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dcf07a0100e4yu.html[/SIZE][/URL] [P][P][SIZE=3] 导致熙丰、元新旧党争的直接原因是熙丰期间王安石所主持的变法运动。及元，旧党执政而尽废新法；哲宗亲政，启用新党，绍述熙丰新法；建中靖国年间，向太后招回旧党余部，而排斥绍圣新党；及蔡京擅国，新党重用，并揭开了打击元旧党最为残酷的一幕。关于北宋新旧党争，古今有识之士都曾予以关注，以为前车之鉴。[/SIZE][/P][P][SIZE=3][/SIZE][/P][P][SIZE=3] 一、庶族士人官僚的政见之争[/SIZE][/P][P][SIZE=3] 北宋新旧党争最为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庶族士人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东汉、唐、明的党争划清了界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集团，大约可以分化为宦官、外戚与士大夫官僚集团。一部封建王朝的政治史，可以说就是这三个政治集团围绕封建帝王而展开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演变历程所构成。三者之关系错综复杂，依当时形势不同，或士大夫与宦官交结，或士大夫与外戚勾连，而活跃在当日政治舞台上。此处以党争最为激烈的东汉、唐、明三朝为例，来说明北宋新旧党争的独特性。[/SIZE][/P][P][SIZE=3] 东汉王朝建立后，对于宦官与外戚，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于宦官，废罢中书宦官；于外戚，则令"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后汉书·明帝纪》。这些措施的实行，为稳固东汉王朝的政治起了重大作用。东汉宦官集团的崛起是从汉和帝开始的。此后的东汉王朝都出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即位的帝王年幼，女主临朝。女主垂帘，自然多引用其兄弟之属；而当帝王年长之后，为夺权于女主，则必然多依靠那些自己信得过的宦官。《后汉书·宦者传序》云："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谓女主临朝，也多依"刑人(即宦官)"来传播国命。其实，女主临朝更多地是依赖她的父兄执政，这无疑会令女主更加安心，故以女主为核心的外戚集团得以形成。因此，需要宦官的不是女主，倒是年幼的帝王。幼主生于深宫，长于深宫，"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后汉书 ·宦者传序》。"。因此，幼帝欲亲政，不得不依靠伴随自己长大的宦官。随后，以帝王为中心的宦官集团就开始了与外戚集团争夺朝政大权的抗争。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权力之争，便成为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最主要的政治内容，而宦官与外戚之间的起伏消长，也成为东汉中后期最显著的政治特征。除了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之外，东汉还有一个以朝廷大臣为主所组成的士人官僚集团，史称"钩党"。其目标即为反抗和抵制宦官擅政与外戚专权。当然，这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单纯，士大夫或投靠宦官集团，或依赖外戚集团，如此现象当日并不罕见。以李膺为核心的"钩党"，其目标主要指向东汉的宦官集团。"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C32E直之风，于斯 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东汉的士人官僚集团虽然将斗争的目标指向了擅政的宦官集团，但其力量终不能与宦官为敌，故而终致"党锢之祸"。桓帝时，李膺等二百余名钩党人员先后下狱，后"皆赦归故里，禁锢终身"。《后汉书·党锢列传》。东汉王朝便在宦官与外戚、宦官与士人官僚的不断冲突中走向灭亡。[/SIZE][/P][P][SIZE=3] 唐代的党争(此指唐中叶以后的牛李党争)没有受到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的直接干预，然牛李两党之交攻，也曾借助于宦官势力。如大和三年，"时裴度荐李德裕，将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为中人助宗闵者所沮，复出镇。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是德裕之党皆逐之《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因此，它更多的是士人官僚集团内部的交争。其实，牛李党争是世族官僚与庶族官僚之间的论争。其论争的焦点在于是以科举取士还是以门荫取士。以牛僧孺为代表的牛党中人出身寒微，而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中人则多通过门荫跨入仕途，如李德裕"不喜科试"而凭门荫入仕。《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SIZE][/P][P][SIZE=3] 李党重门第与牛党重科举的交争，实质上是魏晋以来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在中晚唐所进行的最后一次交锋。南北朝时期，门阀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且丝毫不可动摇。入唐，门阀士族虽日渐衰落，在唐初依然有相当的力量。唐太宗的《氏族志》，武则天的《姓氏志》，即为抬高庶族地主地位和贬低士族地主威望而作。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自唐宪宗以后，经过前后四十余年的角逐，终于以代表门荫势力的李德裕失败而告终。陈寅恪先生谓："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此话说出了牛李党争的实质。李德裕贬死崖州，即标明自东汉以来的门第势力已基本上退出历史的大舞台。之后，门第势力之余绪在唐昭宗朝又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天二年六月，"敕裴枢、独孤损、崔远、陆BF24、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时(朱)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 《资治通鉴》卷265。此后历代王朝的士大夫官僚集团，均由寒门庶族地主组成。钱穆先生谓："宋以后，进士考试独占了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国史大纲》第五编第29章，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而进士考试制度的推行与延续，即为庶族地主进入仕途提供了可靠的保障。[/SIZE][/P][P][SIZE=3] 明代党争亦出现于宦官专权之后。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限制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 扫，不许干与政事《〖6SS〗BB32〖6K〗山堂文集·中官考 》。"。然制此法者，首坏此法也。明太祖朱元璋为独揽朝政大权，废除了宰相一职，使明代的政权结构与前代迥然相异。罢废宰相后的历朝帝王，已将自己和朝廷大臣隔离开来，二者之间的联系与传递不是由宰相承担，而是由宦官出入殿廷，传播国命。宦官势力的膨胀及其干预政治的能力遂得以滋长。比如英宗朝宦官王振、宪宗朝宦官汪直、武宗朝宦官刘瑾、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等，都曾干预朝政、打击士人官僚。综观有明一代之党争，其中最激烈、最残酷的当数熹宗朝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人的抗争。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执掌朝政大权。其排斥异己、收罗爪牙、贪脏受贿的非法行为，引起了东林党人的愤慨。"顾叔时 (名宪成)削籍归里，与弟允成，倡修东林书院，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 (孟麟)诸公，讲学其中。"《历朝史案》洪亮吉、纪晓岚等著订。东林士人 " 讲学其中"，亦兼评时政，甚至直接与宦官集团抗争。如副都御史杨涟曾上疏指控魏忠贤的二十四项罪状，谓："自忠贤擅权，旨意多出传奉，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年来之政体"。《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中华书局1977年版。之后，给事陈良训、魏大中、御史周宗建、胡士奇等先后申奏，"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中华书局1977年版。"。这引起了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极大痛恨。凡不附合魏忠贤者，均被目为东林党，或革职，或充军，或责死。[/SIZE][/P][P][SIZE=3] 以魏忠贤为代表的熹宗朝宦官集团不仅大兴东林党狱，而且肆意编造东林党籍。宦官顾秉谦受魏忠贤指使而编定《缙绅便览》，罗列东林党人名单；宦官卢承钦也编制了《东林党人榜》，上列东林党人三百零九人，而在榜之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 。《明熹宗实录》卷66。其做法与北宋崇宁间蔡京之"元党人碑"如出一辙。它们之间唯一的差别即在于"元党人碑"乃文人士大夫所为；而"东林党人榜"则由宦官所制。前者乃北宋士大夫官僚集团内部之争；后者则为宦官集团与士人官僚集团之间的抗争。而东林党人或被杀，或被禁，其残酷则远远过于元党人。因此，明代党争实际上是士大夫官僚集团即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之间的交争。[/SIZE][/P][P][SIZE=3] 若将上所述东汉、唐、明三代党争情形，与北宋新旧党争相对照，便可见出北宋新旧党争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即北宋新旧党争纯粹是出身庶族的士大夫官僚集团内部的政见之争。其表征有二。北宋新旧党争不存在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的介入，而东汉、唐、明三代皆有外戚与宦官的干预，此其一；作为北宋新旧党争的主角，都是由出身寒门庶族的士大夫官僚所扮演，它是自汉魏以来门阀势力败于寒门庶族的结果，此其二。柳诒徵先生云："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宦寺为祸而亦不多，而政党政治之风，亦开于宋。"《中国文化史》下册 "政党政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宋之政治，乃士大夫之政治也，而北宋之党争，亦士大夫之党争也。由此观宋之政治，"故惟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 。反言之，惟无女主、外戚、宦寺之祸，故纯为士大夫之政治，亦可明矣。[/SIZE][/P][P][SIZE=3][/SIZE][/P][P][SIZE=3] 二、北宋士人官僚的演变趋向[/SIZE][/P][P][SIZE=3] 北宋新旧党争乃北宋士人官僚集团的内部之争，已如前述。而由此所引发的便是北宋新旧党争的第二个特征，即北宋士人官僚集团乃处于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这也是北宋新旧党争显而易见者。[/SIZE][/P][P][SIZE=3]北宋建国之初，最高统治者即有意于培育和重建一个文治的国度，即让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而步入仕途。此乃北宋最高统治者有鉴于晚唐五代强藩割据之事而为。惟宋无外戚、宦官、强藩之祸，故而"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既关乎政治，则必存政见之不同；而政见之不同，必致士人官僚集团之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此亦政治之常理。在唐末五代刚刚获得绝对优势的庶族士人集团，其参政意识之强烈，自可想见。又值积贫积弱的宋王朝亟待革新，则士人官僚之参政意识籍之得以体现出来。熙宁年间，王安石之变法，引发了当日士大夫官僚集团的纷纷议论。因政见不同，遂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变法革新的旧党同时产生。这是北宋士人官僚集团的初次分化与组合。分化与组合是在同一时间进行并且完成的，并非先分化后组合。[/SIZE][/P][P][SIZE=3] 北宋士人官僚集团之别为新党与旧党，乃以政见之不同(对熙宁变法之态度)为分水岭。熙宁二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始行新法。"王安石既用事，尝因争变法，怒目谓同列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赵 B632折之曰：‘君言失矣，B8DE、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安石默然。"《续资治通鉴》卷66。可知，北宋士人官僚之判分新旧两党，"盖尝因争变法。""公辈"乃指当日与王安石共同执政的赵B632、唐介、曾公亮、富弼诸人。由于王安石与神宗如同一人， "公辈"遂莫敢与之为敌。故"曾公亮屡请老，富弼称疾不视事，赵B632〖FJ 〗力不胜，遇一事变更，称苦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 ，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B632苦也。"《续资治通鉴 》卷66。熙宁三年八月，因行新法，司马光亦请求外任。《续资治通鉴》卷 68。如此，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朝廷重臣便因反对变法而结成一党，史称旧党。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对上述反对变法的朝廷重臣自然不会予以重用，惟引附和新法者，如吕惠卿、曾布、蔡 C8B7、章B129、邓绾之属。其中不乏人品低劣者，邓绾"盖媚王安石；又贻书及颂，极其妄谀。......明日，果除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乡人在都者皆笑且骂，绾曰：‘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续资治通鉴》卷68。又如章B129，王安石曾闻〖F JF〗B129极无行，然因B129善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续资治通鉴》卷68。"。由此可见王安石的用人政策，即附和迎合者大用而无论品行。而这，正是北宋新党得以产生的前提。无怪乎时人及后人讥安石多进用小人。柳诒徵先生云："熙丰、元之分党，最为纯洁。其于异党之人，虽亦排斥，然未尝明著党籍，诬加罪状也。"《中国文化史》下册第十九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熙丰、元之新旧两党，惟无党籍之祸，故"最为纯洁"。然其"纯洁"处，我以为还在于新旧两党之判分，全由政见之不同所致。它与绍圣 以后新旧两党的意气之争迥然不同。[/SIZE][/P][P][SIZE=3] 北宋士人官僚集团判分为新旧两党之后，而于元年间再次分化与组合。高太后临朝，新党失势，旧党得意。得意的旧党因政见不同、地域不同，寻复分裂且组合为洛、蜀、朔三派。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之风矣。虽然，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故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者，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不已。"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三，中华书局点校本。元旧党虽然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其侧重点则各有不同，故有洛、朔、蜀三派之分。洛党亦主张革新政弊，程颢即曾《上神宗皇帝陈治法十事》，述其革新时弊之气概。然洛党之改革重在人才之选。程颢《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云："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又云："岂惟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程集》中华书局1 981年版。而新党革新则重在法令之威，不重人才之选。故王安石在制定一系列法令之后，即以附和迎合者为大用。当然，其中亦有王安石所不得已的因素存在，"安石未执政，已中举朝之忌，后来一切实施，不论是非，动遭抨击，不与为伍，安石自不得不引用新进者，以为己助。"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第137页，中华书局版。由上可知旧党之洛派原本并不反对改革，只是在重人与重法方面，洛派与新党各有主张。这既是洛派反对新党变法之根本原因，也是元年间洛派与朔、蜀二派分庭抗礼之最根本处。[/SIZE][/P][P][SIZE=3] 朔派之政治主张又不同于洛派，这一派主张对社会进行逐步改良，而反对新党及洛派大张旗鼓的改革。司马光云："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转引自钱穆《国史大纲》第33章第592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因此，元初，司马光任相后即尽废熙丰新政，而洛派于新政并不主张尽废。对于熙丰新政，以苏轼为代表的蜀派并没有固定的、鲜明的主张。如对于熙丰之免役法，苏轼兄弟初皆反对，及司马光复差役，苏轼又不赞成。元元年二月，苏轼言于司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于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又曰："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续资治通鉴》卷79蜀派于新政并无鲜明之主张，盖其人多讲文学词藻也。可知，旧党在元年间即因政见不同而分化，也因政见之不同而重新组合成洛、蜀、朔三党。[/SIZE][/P][P][SIZE=3] 要言之，北宋士人官僚集团起先因变法之态度不同而初次分化并组合为新旧两党；元年间，旧党又于熙丰新政之认识和态度不同而再次分化、组合成洛、蜀、朔三党。北宋士人官僚集团的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其实有着更深远的文化背景，即宋无宦官、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的介入，惟余士人官僚集团。假若宋与东汉、唐、明三代共存外戚与宦官两大政治集团的话，那么，北宋士人官僚集团的政治目标将集中于外戚与宦官无疑，而北宋士人官僚或许不存分化与组合之事实。故宋无外戚、宦官之祸，乃北宋士人官僚集团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之大背景。[/SIZE][/P][P][SIZE=3][/SIZE][/P][P][SIZE=3] 三、北宋新旧党争的地域性[/SIZE][/P][P][SIZE=3] 北宋新旧党争不仅纯为士大夫之党争，而且还有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的特征。在这二者的背后，却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因素，即地域的因素。换言之，北宋纯士人官僚阶层的党派交争，不啻因其政见不同而然，若以地域析之，则知其与南人、北人之观念紧密相联；北宋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分化和组合，亦不仅仅因其政见各不相同，它仍然染上了浓郁的地域色彩。惟其如此，便形成了北宋新旧党争的地域特性。[/SIZE][/P][P][SIZE=3]中国文化源于北方，其传播亦以北方为中心而展开，因此，北方成为我国古代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中心。作为维护和捍卫当时王朝政治和文化的士人官僚集团自然亦多为北方人。而直到汉代，南方依然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原始地带。及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人始逐渐南移，文化与文明始普照南人。入唐，根深蒂固的门第势力始与正在兴盛的庶族士人集团持平，并经过中晚唐庶族士人集团的多次冲击而终于败北。入宋，士人官僚阶层多为庶族士人组成，而在这一阶层中南方人已挤身政坛，且呈主持政局之势。北宋新旧党争，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政见之争。钱穆先生云："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国史大纲》第33章，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如王安石，宋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吕惠卿，宋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曾布，宋建昌军南丰(今江西南丰)人，章B129，宋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蔡京，宋兴化军仙游(今福建仙游)人，以上皆为新党之核心人物；司马光，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富弼，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程颐，宋洛阳人，刘挚，宋东光(今属河北)人，以上皆为旧党之中坚人物。可见钱氏此说颇有道理。当然，上述分化并非绝然如此，如反对新法的唐介、曾公亮亦为南方人。[/SIZE][/P][P][SIZE=3] 由此前北方士人独占朝廷到宋时南北士人共处一室，其冲突势不可避免。"真宗欲相王钦若 ， (王)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称立贤无方，然须贤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论也。'真宗乃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宋史》卷282《王旦传》。王旦，宋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王旦所言，亦为北方士人官僚之普遍心态。陆游《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云："臣伏闻天圣 (宋仁宗年号)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郁者多。"《渭南文集》卷三，《陆放翁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可知，宋初，朝廷多用北人，故南人王钦若受到北人王旦之抑制。又邵雍"居洛中，昭陵(即仁宗)末年，闻鸟声，惊曰：‘此越鸟也，孰为而来哉?'因以《易》占之，谓人曰：‘后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苍生无宁岁，君等志之。'"朱弁《曲洧旧闻》卷二。此事真假莫 辨，然无疑反映出北方士人官僚惧怕南人当国的心理。[/SIZE][/P][P][SIZE=3] 王安石变法之前北方士人官僚的心理尚且如此，及南人王安石主持变法，则南北士人官僚之冲突抗争愈为激烈。神宗喜谈经术，故倡以经术治世的王安石得以擢用。及王安石为相，又多引用南方人如吕惠卿、曾布之属为助，北方士人则出于南人当国之忌而尽谤王安石变法之非。熙宁二年十月，司马光入对，神宗问："近相陈升之(今福建建阳人)，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帝又问："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至吕惠卿，光曰："惠卿俭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进用，大不合群心。"《续资治通鉴》卷67。司马光所论陈升之、王安石、吕惠卿皆南方人，其言"今二相皆闽人"，乃指陈升之与曾公亮；"二参政皆楚人"乃指王安石与唐介。其实唐介与曾公亮都不赞成王安石变法之路径。司马光以"狡险"论闽人，以"轻易"言楚人，无疑流露出北方士人偏狭的心理。故王安石当政，虽亦罢免南方人如曾公亮等，但多罢北方士人。钱穆先生云："王安石当政，似乎有些处是代表著当时南方智识分子一种开新与激进的气味，而司马光则似乎有些处是代表著当时北方智识分子一种传统与稳健的态度。"《国史大纲》第33章，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SIZE][/P][P][SIZE=3] 及元之政，熙丰大臣尽见放逐，所逐则多为南方士人官僚。元元年闰二月，旧党中人" 王岩叟入对，言：‘祖宗遗戒不可用南人，如蔡C8B7、章 B129 、张 E438皆南人，恐害于国。'" 《续资治通鉴》卷79。因此，尚书左仆射蔡 C8B7罢，知枢密院事章 B129[/SIZE][/P][P][SIZE=3]罢，资政殿 大学士吕惠卿落职，等等。至哲宗亲政，擢用新党，其中多为南方士人官僚如曾布、章〖 FJF〗B129、吕惠卿等。哲宗绍述熙丰新政，故逐元旧党。绍圣二年十二月， "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辈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之人多漏网者《续资治通鉴》卷84。"。所逐亦多为北方士人官僚。及蔡京擅国，南方士人复又得志，且有超越熙丰之势。陆游《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云："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陈F146独见其弊，昌言于朝曰：‘ 重南轻北，分裂有萌。'"《渭南文集》卷三，《陆放翁全集》，中国书店1986 年版。陈F146身为南人(今福建沙县)，却昌言"重南轻北"，盖就当时南方士人得势之重而言。可见，在北宋新旧党争的背后，还存在南北士人官僚相互对抗的心理趋势。[/SIZE][/P][P][SIZE=3] 至如旧党之洛、蜀、朔三派，以地缘结党，其地域性更为明显。洛党以洛阳之二程为代表；蜀党以四川之苏轼为核心；朔派则以河北之刘挚、刘安世为中坚。它们各以政见相同、地域相近而结党，从而体现了北宋新旧党争的进一步分化组合。但洛、蜀、朔三派背后的地域性与新旧党争的地域性迥然不同。如果说北宋新旧党争还存在南北士人相互抗争的传统心理，那么，旧党之洛、蜀、朔三派则基本上超越了这一传统心理。也就是说，它们的组合完全不同于三党，即由同乡关系所结之党。在北宋新旧党争中，其地域性是北方士人欲抑制南方士人的传统心理的外化，也是南方士人欲冲破北方士人这一传统心理的表现(故王安石多援引南人)。而洛、蜀、朔三派之地域性已无南人北人之偏见，他们不以地缘结党，惟以政见不同。换言之，旧党之三分天下，首先缘于相同的政见和共同的立场，故政见其内，地域其表也。以上所论北宋新旧党争之地域性，并非绝然如此，其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此即相对而言。[/SIZE][/P][P][SIZE=3] 简言之，北宋新旧党争纯属北宋庶族士人官僚集团本身的政见之争，自熙宁迄崇宁，它一直处于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而其分化与组合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性。[/SIZE][/P][P][/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