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地理学——第八章  
 
游击战

帕特里克·奥利沙文

1983年著[美国]

　　由于相互确保摧毁这一不稳定的均衡制约着世界上大规模军队，目前大多数的战斗都是游击战性质的。事实上，1945年以来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是局部战争、殖民地战争或内战，一方或双方都采用非正规的游击战术。使用正规军大多是用来进行反游击战。从1945年到1975年间，共发生五十四起殖民战争和国内战争，死亡人数达八百万。相比之下，常规的、国际性战争只有十七起，死亡人数只有二百九十万。如果我们根据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来衡量战争的重要性的话，那么1945年以来的名不见经传的小规模战争更具有重要意义。可能导致大国常规军队大动干戈和引起核交战的可怕前景的全球对抗的潜在热点，一直要被限制于只涉及动用非正规军的小规模战斗上。这些参战者们不是职业的骄傲感、集体精神或责任感所唆使起来的，而是受诸如宗教、男子气概、民族或哥儿们义气之类的同样甚至更有力的情绪所激发的。游击战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们或作为正规战争的补充或序曲，或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利用对方政治上的弱点，以军事行动创造权力真空状态，并为战争培养领导骨干。劳伦斯、柯林斯、贝京、铁托、毛泽东、武元甲、格里瓦斯、卡斯特罗等都十分成功地运用了这些战术并传授与他们的政治继承人。正规军也采纳了游击战的某些机动战术。为担任这类特殊的任务组建了部队或授予新的番号，诸如突击队、袭击队、别动队。利德尔·哈特利用T·E·劳伦斯的成就，为自已倡导间接和机动战找到了启示。对奥得·温盖特及其欣迪特部队、远程沙漠工作组、突击队、绿色贝雷帽以及特别空中勤务分队等的使用，是长期以来运用机动游击部队搞破坏活动的传统作法，正如库图佐夫放纵达维多夫及其哥萨克部队对付拿破仑一样。

　　游击战争的时间和地点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破坏地带意识形态和帝国之间的领土之争正以小规模战争的形式进行着。多少世纪以来，这类战火燃起，并在世界上蔓延着，其所受到的注意要视其对帝国意图的影响大小而定。因为象打了就跑、诱敌深入和伏击战等游击战术在战斗中是寻常的事，因此，它们的应用正如政治好战性一样，不是新鲜事。约书亚使用了这类战术，塞西亚人，帕提亚人、弗比乌斯(费边)、佛辛杰托利克斯人、哥特人、匈奴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等也都使用了。英、法殖民者们从美国土著人那儿重新学到这些战术并相互间使用。罗杰斯的童子军和马里恩的南卡罗来纳部队为盎格鲁撒克逊美国提供了早期的游击队范例。游击战术为要破坏现状的人使用了，要保护政权、维护现状的人也应用了。但是，这种战术对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不相容，它为历史提供了这种战争的三个典例，即法国西部的森林保护了旺代保皇党；锯齿山脊为西班牙人作战提供了掩蔽；而俄军则在1812年利用游击队和哥萨克士兵骚扰法国大军团的行动。十九世纪的殖民战争使帝国军队同部落型组织的耕种者、猎人或畜牧者的非正规部队发生冲突。俄国人在高加索受到夏米尔人的反抗，在西部遇到波兰人的抵抗；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与亚伯得·艾尔·卡得尔作战，在墨西哥与斯旺莱思对阵；美国军队在南方与莫根和莫斯比打得焦头烂额，在西部与西汀·布尔和杰罗尼莫打得不可开交。英国军队与祖鲁人、毛利人、阿散蒂人、义和团和布尔人作战。最先衰落的西班牙帝国留下了政治动荡的遗产，并为世人留下了游击战及其最初的几个领导人马迪、桑地诺、泽巴塔和维拉。1916年，都伯林英国邮政总局附近的战斗开始了路障街垒的传统形式的游击战向二十世纪城市游击战时代的转变。第二年，俄国爆发革命，布尔什维克和其对手的游击战斗从此大为展开。白匪游击队的威胁性行径使列宁和托洛茨基停止了红军游击队行动，转而采用能尽快且较容易控制的正规军形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企图称霸世界，因而组织对付盟国战争机器经常扶植、训练和补给的游击队的行动。虽然游击队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带来的影响是微小的，但是游击队组织成为战后世界分裂地区的政治力量，并在中国、北越和南斯拉夫迅速取得了政权。形势使国民党焦头烂额和迫使日本从中国退却去对付太平洋战争，使***人得以取得政权。这一胜利的主要原因应归功于毛泽东倡导的游击战争。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大多出自2,400年前的卓越军事家孙子的思想。且不管毛泽东的智慧来源和实际情况，农村游击战的军事潜力的神话使人相信了林彪1965年向世界各国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建议。

　　本世纪下半叶，俄国、中国和美国的影响继续扩大，西欧政治王国内部发生破裂。这样就为接连发生小规模战争创造了条件。1919年到1922年，辛·芬和爱尔兰共和军发动了一场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破坏和恐怖活动的战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44年到1948年起而效尤。这又为以后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了客观经验。在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刚果、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地，殖民政权都遭到攻击，进攻者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这类战争造成的代价、刺激和残暴看来加速了殖民势力本来也必然要作的退却的步伐。拉丁美洲动荡的政局和财富分配的不均，必然为那些大胆的权力欲者提供机会，他们是很愿意煽动杀戮的。卡斯特罗在古巴就采取了这样一个越轨行为，他没动用过多的军事力量就取胜了，原因是人们普遍厌恶腐败无能的巴底斯塔政权。在印度支那，越盟的反殖民主义战争蓬勃发展，赶走了法国军队，给吴庭艳政权造成压力。美国由于多米诺理论所含的错误的地缘政治概念而卷入这场战争。奠边府失陷引起惊恐，使这一卷入达到高潮。可是这次失陷不是因游击战争引起的。在这一时期，武元甲将军的主要策略是使用正规兵团。美国直接参与这场战争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声称自已取得了与越共游击队热战的胜利。但是事实上身着杂七杂八服装的越南游击队取得心理战、舆论战和政治战的胜利，而美国军队则只好痛苦地撤退出越南。

　　全世界日益城市化，交通越来越发达，互相联系愈来愈增多。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多少有点固定的序列的非正规军面对比较有能力的政府，其取胜的机会已经减少了。在以城市为主的社会中，只有少数满足现状的乡村居民，而城市居民却苦于因迅速变更而东迁西移，游击队在有些地方已分裂成恐怖组织，与逐渐分裂的社会结构和新闻工具对世界农村的宣传潜力倒是比较一致，北爱尔兰处于乡村社会的忠实部落和城市支离破碎的奇特稳定性的过渡中。1969年，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间的愤怒对抗被煽动，成为狂热分子之间的一场热战。这样，占优势的爱尔兰共和军注入了新的血液，分裂成激进的官员派和拥有较多地方支持者的临时派。1965年，民族解放阵线几乎在库拉索取得胜利，在玻利维亚的查科大平原，格瓦拉建立乡村革命中心的举事失败。吉利和马利盖勒大力说教，这些宣告了拉丁美洲城市恐怖主义的时代到来。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全国解放联盟，蒙德维的亚的乌拉圭民族运动组织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山地游击组织等证明了这一点。凡军事和警察抵抗力强大，民众支持有限，以及行动目的主要是破坏性的地区，游击队行动都已退化成为恐怖主义。公元前三世纪，吴起指出，一个不惜牺牲自已生命的人足以胁迫上千人。电视、无线电和报刊又把这种胁迫能力增大了数千倍。与此同时，1978年的伊朗事例表明，在顺利的情况下，非正规军队仍然可夺取政权。1981年初萨尔瓦多游击队协调一致的行动失败，表明胜利是来之不易的。1982年初的事件说明，由于1982年4月的选举号召民众非难这类运动，游击战是很可能严重动摇正规军的。在阿富汗，有迹象表明向山地发展仍是可行的军事主张。在津巴布韦，肖那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和恩加贝津巴布韦独立人民革命军之间的战斗说明，爱国女英雄在游击队战士心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1981年8月南非对安哥拉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目标进行了成功的袭击，表明经过充分准备和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是有能力对付游击队的。

　　地理的重要性

　　关于游击战的理论家和评论家都强调地理因素在决定战争结局中的重要性。它涉及认真利用地形特征。在实际情形中，地理上的运用技能一直被认为是取胜的关键。1759年，戴热内指出，游击队首领“应掌握能够为部队绘制正确的行进路线、设营地及有待侦察地区的计划”。1970年，马利盖勒告诫城市游击队，“要了解一些地形测量知识，要能使用仪器和掌握的其它手段确定自己的位置，计算距离，绘制地图和计划，根据比例尺……”。显然，若要分析了解这种战争形式，必须具备高度的地理知识和对地形的熟识。

　　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在1698年写道：“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形之妙，亦莫如孙子”。冯·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游击战争时引用了五条取胜的条件：

　　1、须在国内进行游击战争；

　　2、最后结局不能以某一次战斗而定；

　　3、应把战区向大面积扩展；

　　4、整个国家支持游击战争；

　　5、国家地理情况不规则，非常复杂，例如：山地，森林地或沼泽地，或者因为是农业国而造成这种状况。

　　以上几点中、除了第二点外，其余都是地理条件。

　　游击战和反暴乱的战略战术

　　在我们描述暴力的政治运用时，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可用以区分从正规军到分裂组织再到单个恐怖主义者这样一个连续的统一体。然而，有一种一般已得到公认的中间性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非正规军或游击队在其行动中把军事的和心理的目标结合起来。与常规战形成对照的是对游击战有两种明显不同的观点。游击战争的选择和机会与那些对付抵抗和反暴行动的选择和机会完全不同。有关游击战的著作多得很，其中相当部分是早先游击战实践者的心得，这些人运用笔杆如同挥剑一样轻松自如。这类著作的大多内容是详细描述的常识和历史车轮的再创造。历史上充满这样的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具有这类小册的便利，但他们凭借天才或在实践中很快学到的经验把战争打胜了。游击战战术的核心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敌方往往占有地盘上的优势，而它的士气和力量会因为千百个小“切口”而逐渐削弱。敌军被迫扩大其补给线和通讯线，分散其火力，从而其内部联系和翼侧可能被切断，而其决心也因为连续地遭袭击而削弱。打了就跑、声东击西、破坏活动、恐怖行为和伏击，是游击战的主要形式。虽然在战斗中为避免酣战，佯攻和逃跑是主要的手段，而且从战略上讲，游击战通常是防御性的，但是，为了取得胜利，在战术上必须采取进攻。显然，这落入利德尔·哈特的间接方法一类了，游击战为其倡导机动和突然性提供了一种启示。事实上，他把传统的游击战的攻-防颠倒过来了，成为纵深突破的防-攻形式，在这种样式的战斗中，战略的完善性在于无需经过战斗就可制定决心，利德尔·哈特所说的战略进攻避免兵力集中，最大限度地迷惑敌军，打乱其内线、组织和精神平衡。游击战和利德尔·哈特的游击战变种所需的机动战术和诱骗战术，在毛泽东根据孙子思想概括出来的口号中得到了最好的总结。我们就是以此句名言作为本章之开头的。

　　游击战中交战双方的最终目标是夺取对民众的控制权。因此，为了取得胜利，任何采取反游击行动的军队都必须不仅要在军事上击败游击力量，而且要实现离间民众对游击队的同情和确保大众认可的社会秩序和政府的存在这样一些政治目标，“搜索和摧毁”战役必须与恰当地希望赢得“人心”和“思想”相结合，必须与保障有可行的政治权威相结合。战术的运用应根据游击队所占据的地形和其社会结构而决定。对于小股力量在国外发动的冒险性侵略，象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采取的行动，实施快速的机动突击就行了。如果是属于当地游击运动，拥有一定的民众支持，象越共，那么空中突击必须与努力控制地域结合起来。“铁锤和铁砧”战术和积极巡逻务须与“警戒和扫荡”或“分区控制”措施相协同。通常，还需要地域控制和快速突击力进行一定的结合。军人守旧是个通病，正规军在对付游击队中遇到的大多困难，起因于他们不能将其行动规模缩减下来，以去适应对手那“捉摸不定手法”。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迅速而成功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有助于防御性游击战的自然的和人工的地形的例子，这就是1169年后的诺曼底人对爱尔兰的征服。斯特朗勃的部队避免了用重骑兵实施全正面攻击的封建军队作战倾向。他们采用了迂回战术，灵活地穿过沼泽地和森林地击溃了盖尔族人的剑手队。他们在占领的土地上，构筑城堡，在控制点上修筑小据点。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迅速地入乡随俗，使用他们取代了的贵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他们胜利了，因为他们拥有一支快速而灵活的突击部队和长期据守所占领土的有效手段这样两种必不可少的因素。他们所立即制定的谋略，后来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重新学习。

　　先研究战斗力。首要的是掌握足够的武器和火力，以将随时随地发现的游击队(不管其是在休整还是在行动)消灭。这样就需要小型的快速机动部队——空中突击队。法国殖民者在塞内加尔、苏丹、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促成加利埃尼和利奥泰详细制订了反暴用的“油渍”战术。这种战术的军事成分先于民事行动，它有赖于尽可能地达成高速度和获取极可靠的情报。把最初的目标地区分成若干个作战区，这就是所说的“分区控制”。第二步是“流篦式搜索”，即派往分区的部队以快速运动分队，在己军的协助下和民众情报的支援下，清除叛乱者残余。他们这种迅速的迂回运动被描述为“旋风”——即“旋风战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面对印度支那地区的更严重的对抗，萨兰采纳了奥德·温盖特的“据点”思想，掺进了自己的“空中堡垒基地”意见。这些就是空中补给的要塞，设在反叛力量曾占优势的边远地区。这种作法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象征性的，同时还能引出游击队，以便发挥火力的优势。如果游击队自已能集中足够的火力，而基地设置位置又很差，象奠边府那样的浅宽盆地，那么这种战术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美国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溪山重蹈了这一覆辙。声称在那里取得胜利是不现实的，因为武元甲只是合围了那个地区，吸引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处于优势，于此同时他集结部队，准备发起“新年攻势”。在与游击队作战时，正规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将行动规模从地理上和人数上缩减下来。对于那些具有大规模常规冲突胜利历史的军队来说，尤其是应该如此。英国在马来亚的行动中占有指挥上的优势，它的指挥官曾跟随奥德·温盖特的欣迪特在缅甸作战过。学会了应付雨林和热带森林覆盖的山地环境，以小规模的独立编队进行作战。负责作战指挥的坦普勒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将当时的环境作为一种治安问题来考虑，强调维持乡村一级的治安，强调一个独立的马来亚的国家是最终目标。在塞浦路斯，哈丁看来就不十分精明，用他的对手格里瓦斯的话说，哈丁在岛上驻扎的部队已到饱和程度，成为敌人的目标，而且部队之间也相互干扰，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削弱了已掌握的控制机器。格里瓦斯暗示说，如果采用经过专门的严格训练的小规模反暴部队，完全可能做得更好一些。在马来亚，英国在这一方面做得很成功，恢复了特种空中勤务部队。在马来亚取得的经验和制订的方法后来又传到肯尼亚、亚丁和婆罗洲。特种空中勤务部队是专门用于担任这种特殊任务的，近一点，在北爱尔兰用了，还用以对付英格兰的恐怖主义者的活动，这种恐怖主义分子活动的最明显事例是对伊朗大使馆(伊朗驻英大使馆)的占领。1961年，当时人们普遍对游击战的政治兴趣和关心达到高潮，美国组建了“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适于赢得人心和思想，而且还为击败游击队提供了纵深的活动中心。

　　1965年，美国直接地、全面地卷入越南战争，战区司令者是威斯特摩兰，他是炮兵出身。首批登上越南领土的地面部队是海军陆战队。他们简单地改变了其水陆两栖战术。改而使用垂直包围的直升机战术。空降部队战斗实质上跟它一样。这种作战强调的是根据测定的某个客观标尺去争取胜利。击毙对手的数量，说得好听一点“数人头”，成为战斗的目标。在封锁和包围越共的搜索与摧毁的杀掠行动中，重点是杀人，而不是扼守地域。人们将其简单地理解成军事目标是杀人，因而它取代了和平这一最终目标，而和平的特点和衡量的尺度就不那么有形了。美国一名高级军官曾这样概括了这种战术：“抓住人头，就可赢得人心和思想”。1968年，艾伯拉姆斯接任司令官，他的确根据环境和政治形势区别对待，缩小了战斗行动规模，采用了“鯆鱼”战术。这就是运用小规模的分遣部队，更频繁更迅速地扫荡敌区。控制与和平职责是利奥泰“油渍”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军事行动只是必要的前提，单凭这一点还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一旦肃清了叛乱分子后，国民政权就要接管“分区”。政府以保护、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争取当地部族人。这种油滴掉在这些地上，缓慢地但有条理地扩散法国的影响。在南非作战的英国军队时常受到在战术上占优势的布尔人的骚扰，因此，他们对为布尔人突击队提供后勤支援的当地居民采用了更加残暴的控制手段。布尔人分散的农场被夷平，把没有介入战争的居民集中到集中营中。在爱尔兰用以在居民中搜出游击队的方法，在巴勒斯坦逐渐演变成警戒和扫荡行动，很难有助于使其军队受人爱戴，相反，却促进了游击队的发展。英国在马来亚的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进行了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曾建立了中国土地占有者的权力)；在于推行“新材”计划，增强了治安，便于管辖农村居民；还在于当局任务明确，即建立自治的多民族社会。1959年，南越的吴庭艳政权开始实行类似的“农业城市”计划，加强对战略村和乡村的控制，防范越盟的袭击。1962年，在罗伯特·汤普森根据在马来亚的经验的建议下，南越开始实行一项发展“战略村”网的计划，把军事和政治目的结合为一件。实质上，这一作法是为吴庭艳政府花美国援助的钱，增强对民众进行政治上的监视提供一个借口。然而，事态发展不是象汤普森建议的那样，从湄公河三角洲象油渍一样稳定地扩展开来，而是整个国家都普遍建战略村网，过于扩大了。1963年年底前，11,000个村庄都成了战略村(整个村庄的三分之一)。然而，操纵这战略村网的地方的和军事的人员及机构却没有。援助的经费为贪污腐败者提供了一个贮蜜囊，许多情况下，战略村实际上只不过是集中营而已。村中最缺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越共则为与人民建立的这种密切关系而辛勤耕耘。1954年一大群从印度支那回来的法国官员承认游击战争的威力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鼓动。“革命战争”理论需要人们发展一种强有力的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以用于灌输军人和老百姓，同马克思主义者作战。这种理论问世后，具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色彩，因此证明当时并不十分受欢迎。历史上游击战的动机和背景是各种各样的，说明了赋与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简单的唯一的重要意义是虚假的。在煽动游击战或常规战争中，民族主义仍然是唯一的最强的力量。

　　地理分析

　　游击队和反暴部队之间在政治和心理上有利条件的均衡，也许是随地理处理不同而有新变化，但是这涉及普遍接受，我们至今还未获得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在此种情形出现以前，地理学家能为人们提供两种类型的见识。首先，具体地对发生战事的地区的独特环境进行描述和分析是做得到的。游击战和恐怖活动研究的前辈拉克尔倾向于把这视为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论著。其中大部分可能都受益于对地理上培养理解力的重视。相比之下，我这里提议的是，采用一种更为抽象的方法，归纳出游击战可能胜利或者可能失败的地理环境的特点。关于游击战和反暴战斗效力辩论所依据的衡量尺度是正规军与游击队在兵力上的对比。通常，军界或宣传部门提供的资料说正规军在人数上至少要七倍于叛军，这样才能有机会打败对手。这种理论最近在萨尔瓦多重现了。这种比率在关于游击战的论著中是有见的，但是未见其它什么地方有支持这一主张的分析根据。然而，从历史上看，十分明显，游击战就人数上而言，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即使仅仅钳制它们，通常也往往需要很大的兵力，在1809年至1812年西班牙战争中，3,000名游击队牵制住了18,000名拿破仑军队，使他们忙得团团转，游击队与正规军队的比率是一比六。而英军为了打败布尔人，则需要二十比一的优势。本世纪五十年代，法军在阿尔及尔尽管有类似的人数优势却被打败了。在1919年至1921年的动乱中，兵力仅3,000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功地牵制了43,000名警察和军人(以上的数字均是拉克尔在1976年提供的)。在麦克斯韦尔·泰勒和威斯特摩兰指挥的越南战争中，这种十比一的比率广泛流行。但是，1965年，泰勒却声称，需要有二十五比一的优势以击败越共。这种想法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需要庞大的支援和作战部队与战斗保障部队的比率低，因此美国和南越当时在战斗中只能集中五比一的优势。要研究这一兵力优势的地理方面，我们只能求助于历史记载。而这种历史记载错误颇多。上表中列出了经筛选的1945年以来的一些战争中游击队和其对手的兵力对比。这些数据出自各种来源，因此不免有误。出现这类错误的原因，一是缺少资料，二是由于施行政治欺骗的缘故。鉴于有些游击运动是自发的，组织结构比较松散，而且游击战士又很容易与平民化为一体，这样就很难计算出游击队的具体兵力，因而时时要考虑到数字上有很大波动，有时交战的任一方都可能出于宣传目的而故意夸大或缩小作战人数。在写本书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华莱士发难，搞了个激烈辩论，指责威斯特摩兰将军扣发中央情报局关于越共的资料数据。这一指责的大意是，实际估计的是越共有600,000兵力，而当时说只有285,000，也许正因为低估而可能导致约翰逊总统于1968年决定撤出越南。当游击组织扩张，超出政治边界时，要确定有多少战斗人员跨过边界行动就有困难了。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也很难确定谁在积极支援游击队作战。同样，对于这种双重力量，也不容易确定哪一部分是完全投入反游击战的，警察和民兵参战的程度有多大，战斗和保障人员的比例是多少，还有多大部分的勤务支援是专用于反游击战。由于存在对现实的辅助的或秘密的支援，例如在阿尔及利亚的美洲国家组织或北爱尔兰志愿军，兵力数字统计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把观测范围限到一个国家军队的主要职能是对付叛乱的那些事例上。凡有关参与反叛行动的正规军、警察和民兵的数字只要确切就给与使用，而非官方宣布的参战人数则不包括进去。凡有关所有游击队的“有生力量”的数字，不管其基地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的，都算在内。不过，“有生力量”没有确切的定义。

　　显然，有些所谓的游击战争实际上只是对执政当局的不满，这种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胜的可能性极小。这种冲突必须排除在考虑之外，因为这种游击队很难具有任何真正的有效意义。确定有效的一种可能性是只使用以往战争中胜利者的人数。以设法区分参战者、战区、人口密度和地形之间的关系。这就排除了当前的斗争，将余下的观测结果减半，提出了给“胜利”下定义的问题。游击战往往通过政治途径而不是军事手段见分晓，而且在战争的很长时间以后，这种政治努力还能起影响。外部因素对许多结局起着重要影响。通常，游击活动仅仅是发生在从全球进行不可避免的大撤退的前面，或伴随着这种撤退进行，或发生在政权更迭之前。因此，将双方最活跃、战场打得最激烈时的冲突双方的数字制成一览表，这是有正当理由的。就军事而言，此时双方都可说是在最有效的状态，达到了暂时的力量均衡状态。

　　只是1945年以来的战争才用来确保通常情况下技术发展有一定的稳定性，从而使人口密度和地形的效应不受武器、车辆和交通通讯方面的重大不同的混淆。我们可以设想正规军至少拥有空中支援、直升飞机和机械化运输能力，而在这种情况下的武器的威力也是一样的大。一旦进入将分析用的素质统一起来时，战区划分的问题就出来了。为了把正规军和游击队之比中的变化与地理变化相联系，显然，有必要围绕行动划一条界线。鉴于游击战在流动中发展强大，尽量避免建立根据地，要划这种界线是困难的。因此，公开发行的地图上对这种战区的勾划很少明确划界的。为了一致性起见，加之在缺少更好的情报资料的情况下，我们选了整个政治单位地区，选了曾经多少是战区的实例，舍去了明显不是战区的东西。这样作确实将近来发生的纯城市游击战的情况舍去了。在其它设想与实际分离的情况下，它都是有别于通常可看出的倾向的。这些数据确实证实了游击战斗是节约用兵的，只有在柬埔寨是个例外，在那里游击队人数上超过了正规军。即使在这里，反叛一方也由于越南的支持而增大。在七次战役中，游击队以大于十比一的优势取得四次胜利。在希腊，也需要有十比一的比率，但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比率就可小一些。这种比率同对反叛事业的同情程度之间关系看来是复杂的。表中第三栏列的是作为代理人卷入游击战的情况下，游击队兵力与居民人数之比。在确定游击战中双方效能时可能起作用的明显地理变量是，目标存在的可能性，支援和能提供掩护和隐蔽的地形特点。从表面上看，可达性和地面运动的难易性似乎是考虑的重点。但是，略加思考，我们就得出，如果我们设想双方都具有认识的能力，而且双方之间也没有永久性的技术差距，这一性质，双方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轻骑快速部队取得速度上的优势后，平原游击队骑兵才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哥萨克人是在森林地的外围而不是在开阔的大平原战胜了拿破仑。直升机和攻击机削弱了游击队对正规军的机动力强的有利条件。劳伦斯的沙漠地战斗若在今天条件下就不可能持久。在城市条件下，如果交战双方都有汽车，可接近性的作用就被相互抵销了。在这种情况卜，能找到掩蔽物，就是游击队的头等必需了，而即使是有了掩蔽物，也往往被红外探测器所贯穿。

　　如果我们先考虑支援和目标密度的变量，那么支配既定地区所需的游击队数量应随着目标数量和有待控制的人工地形的复杂性的增加而加强。同时居民为游击战争提供有力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援，也增加了战争的目标密度，须记住这是对合法当局的不断刺激。很可能，在非常高密度的情况下，还拥有强大的地方支持，高水平的地方后勤支援和情报供给，可能会导致支配空间所需的数量上出现下降趋势。同样，随着人口和目标密度的增加，正规军和反暴乱军所需的数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因为这时正规军要进行全面控制，而不是零星地利用游击战术的有利条件。塞浦路斯的事例说明，在非常高的密度下，会发生饱和，而且军队人数的增多了战斗力却下降了，因为军队多了互相干扰，碍事。战争中，正规军或反叛军中任一方要取胜，其所需的兵力对比要取决于人口的密度及民众对游击队的同情程度。人们越是支持游击队，游击队的战斗力就越强，正规军对付不同密度游击队时，需要的兵力也越大。现在来谈掩蔽物变量问题。显然，控制一定地区所需要的游击队兵力随着掩蔽物的增加而减少，所以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掩蔽物的增多而增强。相比之下，地形越是起伏不平，结构越是复杂，就需要越多的正规军进行搜索和控制，因此，可见反暴的效果随着掩蔽物的增多而降低。过去十年中，反抗运动转向世界的各个城市，以利用城市建筑物稠密这一有利条件。1915年，詹姆斯·康纳利指出，城区的地形与自然起伏不平的乡下地形有相似之处，他把城市的街道比作大量的峡谷和隘路。然而，康纳利并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正是进行运动战的地形。

　　我们在上面讨论当中介绍了利德尔·哈特关于军事强度的衡量标准——“兵力与空间”之比。对每一场战争，我们都计算出了每一方的这种比例，并在前面表格中的第四和第五栏中列出来了。第六栏是根据人口密度而得出的目标和支援的密度。很显然，地形结构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的，也不能以单一的尺度去衡量地形全貌。有时，地区结构会随人口密度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这一初步分析中，我们不妨用其作为我们的地理变化的代用量。然而，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这种倾向，我们用勾划出的有关正规军和游击队胜利的倾向线予以表示出来。看来，很清楚，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目标、支援和掩蔽物密度潜力的增大而增大。为在高密度、高强度掩蔽的条件下取胜，政府军必须达成十比一以上的兵力优势。在人员稀少的开阔地带，这种兵力优势少一些，他们也能取胜。这明显是对将游击战引进城市的一种诱惑力，正如图帕马格斯人做的那样。这种有效性分支的推论对于解释为什么暴乱活动的重点转到城市大有帮助。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使兵力均衡发生变化的是指挥者、领导者的意志和残酷程度。在中国，日本轻易地以25万人的军队牵制了40万名红色游击队，另一方面，少数人的恐怖活动能引起巨大的灾难。共生者解放军只有十人，而英国狂暴旅只有八人。这些事例中的均势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力量。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英国军队也象苏联军队那样使用图哈切夫斯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制定的与白匪作战的战术，采取残酷的行动，那他们就能消灭爱尔兰共和军。1916年，英国军队得出了这样的教训，即如果向某地派驻军队，民众对反抗力量的支持就随着增长，至少在爱尔兰是这样。增加行动的强度和暴力程度，只能直接助长反抗力量。苏联干涉东欧极可能会发觉自己在制造这种恶果。即使在阿富汗，苏联军队也必需留神，它的90,000士兵和大量武器装备全面出动，来消灭抵抗力量，而不管伤害居民，很可能在其自己的边境地区的伊斯兰居民中引起反感，那里人们对巴斯马赤的活动记忆犹新，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类活动在阿富汗境内的突厥人中仍存在着。虽然，决定暴力冲突最后结局中要起作用的外部环境，局部情形和机遇等使制表或进行量的计算具有很大的推测性。然而，象富有理解力的T·E·劳伦斯这样的游击战争实践者确实认为“代数因素存在于最终的决断中”，其意思就是，有些因素是可以我们上面给出的类似项目进行计算的。所以，根据这些数据来探讨这个问题，以至少揭示优势均衡的边界条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