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地理学——第九章  
 
城市战

帕特里克·奥利沙文

1983年著[美国]

 

　　城镇聚集着财富和权力，因此引起征服者或掠夺者的注意。某些大居民地的形成是出于防御目的。在那些常遭寄生生活的武士或政敌劫掠的地区，农民们不顾去地里干活距离遥远，将其住房集中在一起，以寻求集体安全。伊朗的有围墙的村庄，阿特拉斯山脉中的柏柏尔人的要塞和以色列的聚居区，都属于这种居民地。然而，这些居民地并不是聚集着象商业和制造业这样的非农业活动，因而并不是城市居民地。这种城镇实质上是一种转运现象。用以住宿、放置机器、贮存摆放商品、提供服务和信息的建筑物集中在一起，以减少生产、交换、管理和娱乐等活动中的时间消耗。各种活动需要空间，这样非常靠近的有利条件又可能得到发挥了。占据城市中心，就能最好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地区。因而，城镇是战争的首要目标。在城市人口占80%以上的社会里，未来的征服者为取得控制权，必须要夺占城镇。即使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城镇在物资供给和权力控制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假定这类城镇具有军事价值，城镇位置和布局的选定需要考虑到防御。为从军事上和行政上控制地域和对经济实施监督，城镇大都建在天然通道和人工修建的道路沿线的关键地方。城镇的位置如有较高的战术价值，它的确定往往考虑到阻止攻击和有助防御。塔古斯河上的托莱多，位于一个接近环形的弯曲部，威尔河上的达腊姆，也位于一个类似的弯曲部，这两个都是具有居高临下的环境和场所的极好实例。就托莱多而言，它座落在切入的河谷口上，扼制着峡谷前的最后交叉点，并且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基地，由此出发挫败穿谷溯流而上的企图。达勒姆则位于鼓奈恩斯河东岸的主要通道上。

　　防止人、马和射弹攻击的建筑上的措施是建墙。为降低建墙费用，最好是尽量限制要包围的区域，这就决定了建筑物密集、布局紧凑。尽管城市街道布局的设计汲取古代马车驾驭者营帐的配置，具有四方格的特点，以便利通行，但中世纪城市的基本目标是防御，因此决定着街角有壁垒，用以作为一种障碍物，防范重型武器的入侵者，迫使其经常转弯并隐蔽其位于路上的辎重，从而阻制其行动。黑色火药结束了城墙围栅的效用。为经受住炮击或暗中破坏，需要有一定的防御纵深。在十六世纪，意大利城市周围构筑了壕沟和壁垒，配有棱堡，俯视前方，并互相掩护。例如，在位于扼制通往佛兰德通道的利尔周围的沃班，这种防御技巧在工事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然而，一旦城墙或土木工事被突破，由于围攻的人数通常占优势，继续进行巷战必然招致一定的残杀，只有投降才能真正有希望生存。在城市里，狭窄街道、密集的建筑物为基层单位抗拒中央政府的统治提供了理想的场所。一旦这种有利的防御条件与影响军队各级的民族政治意识结合起来，它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1792年、1795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街垒，无疑对法国政体的去从产生了影响。然而，它们却抵挡不住残酷的和协同的军事行动，就象1795年拿破仑用炮兵所证明的那样。1916年，英国军队在都柏林重复了巴黎的教训。第二年，觉醒的士兵拒绝镇压圣彼得堡街上的暴动，从而促进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的街垒背后，战争和饥饿使之发狂的富有战斗性的城市工厂和运输工人，形成了革命和苏联结构的基础，由此扩大，最后于1917年底开始统治俄国。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巴黎几乎被困死——街上的战斗只是内乱，1914-1918年的战争中，城市中发生的是小规模战斗。在这个时候，房屋和建筑物已开始向野外扩展(大约在1750年大英帝国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比利时、诺尔河流域、鲁尔河流域、西里西亚及各国首都的边缘都在纷纷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对占据城市对国民经济与政权日益增长的意义的认识，导致利德尔·哈特和杜黑系统地提出了战略轰炸的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战斗代价高昂和毁坏严重，而这又是任何征服者为获得胜利成果而不得不进行的，这就导致了相互可接受的限制战争规模和明确地或含糊其辞地宣布开放城市，如巴黎、罗马、马尼拉就是这样。为避免马尼拉遭到破坏并拖长防御，麦克阿瑟撤退到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在其返回吕宋时，山下宣布该城市是开放的，尽管一些不属他指挥的日本军队在城市里有点放肆并打枪。1940年，德国国防军迅速地攻占荷兰密集的城市地区，并以伞兵部队和坦克相结合占领了这一冲突走廊的各个关键点。1940年年中，德国空军无意中轰炸了伦敦市民区，导致丘吉尔对柏林发起空袭进行报复。希特勒又以闪电袭击作了回报，将杜黑的理论付诸实践。这一行动的动机是纯粹的报复面还是意在引起平民百姓的恐怖，至今尚不清楚。所清楚的是，只有戈林将其看作是入侵的序幕。对此，希特勒及他的元帅和将军们都听之任之。这一对城市的轰炸和盟国的反应证明是个战略上的失败，它反而起到了增强被轰炸者中的民族抵抗决心的作用。尽管如此。战略轰炸的效力成了一个理论问题。并且在技术上向前推进到广岛和长崎事件时达到了毁灭的高峰。它为大规模报复提供了有效手段，而且目前已达到毫无限制的相互确保摧毁的程度，北美和欧洲的主要城市成为这种难以避开的摧毁的抵押品。

　　使所有大国军队对城市地面战斗的态度涂上迷彩的经历，是1942年秋季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当时希特勒下令保罗斯和第6集团军攻占该城市。这样做的战略意义不大，好象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以证明德国人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优势，开且实现一个古老格言，即谁渡过伏尔加河，谁就将征服俄国。德国人最初从城市边缘穿过居民区向市中心推进，虽然说俄军的强击群遂屋抵抗赢得了时间，但还是比较容易。一周内，他们就向城市中心突破了，在两周多的时间内便占领了它。不可逾越的防御在内城工厂区。在这一地区防御，可充分利用大量建筑物的有利条件，而且近战和烟幕使德国的空中优势不能发挥。在这里，德军面临冬天将至和苏联7个集团军(总兵力一百万)正在向该城开进中，俄国人使此地成为消耗保罗斯的补给品和弹药的地方。苏军结果合围并歼灭了德第6集团军。俄军向西进击，以压倒的优势兵力夺取基辅、列宁格勒、华沙和柏林，使数量的作用牢牢地铭刻在苏联的军事理论中。这一集中兵力的理论认为，在农村夺取一个预有设防的阵地需要三比一的兵力优势，而在城市要保证胜利至少需要十比一的优势。苏军的下一个主要经历是1956年在布达佩斯。在那里，他们为镇压反叛进行了四天巷战，杀害了25,000匈牙利人。盟军在卡西诺、布列斯特、阿纳姆、亚琛和鲁尔区都经历了城市战斗。自那时以后，美国军队在汉城和1968年在越南的新年攻势期间的顺化进行了不大的城市战斗实践。后一个经历是否包含现代大城市作战的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怀疑。它部分是古代中国城市设计的密集的阿纳麦泽城翻版，部分是十九世纪法国殖民地兵营模式。英国军队把警察的职责同在耶路撒冷、尼科西亚、亚丁、贝尔法斯特和德里防暴行动中的小规模战斗结合起来了。法国在阿尔及尔也是同样。德国军队不会忘记1945年的后卫防御，并比其它任何军队更清楚地意识到今后将不得不在其本国城市打一场防御战。不论什么样的实际经历，分析家和军事部门已认定城市防御较农村防御更有利。他们预见的兵力对比也许与苏联预见的不尽相同，但他们所想象的幅度大小是一样的。由此断定，城市战斗的首要法则依然是孙子所说的：“吾将趋其后”。

　　这种看法好象是建立在对密集的高大建筑物群的印象的基础上的，这些建筑物提供防御性掩蔽物，被毁后成了坦克陷阱。这也许仍然适用于对以老式样建设或重建的城市中心的特征描述。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当巴隆·奥斯曼希望使巴黎中心为工人阶级所较难以防御的城市时，他采用了类似二十世纪都市郊区所采用的设计标准。巴隆·奥斯曼将宽阔的大街设计到城市的中心，使城市采光好，空气新鲜，并使步兵能够开进去。为降低传统的街垒的防御潜力。他加宽了道路和加大了建筑物间的空间。尽管较古老城市地形和新都市郊区之间存在根本差别，但北约军事部门看来是确使克劳塞维茨的第四条战略原则，即战区对防御的支持越来越大。他们充满自信，认为从1945年以来，欧洲建筑物稠密地区急剧扩大，势将减缓华约军队任何侵略性强攻的推进速度。北约的美国部队当前的军事原则反映在美国陆军学校的《城市战斗报告》中：“西欧城市地区的范围急剧扩大，给美国陆军在这一地区的防御提出了独特的形势。鲁尔谷地、汉堡地区城市蔓延，同陶鲁斯山脉的天然防御阵地连接起来，加上法兰克福区，为防御一方提供了大规模的建筑物稠密地区(障碍物)，侵略者必须穿过它才能继续向前推进”。自1945年以来居民区和商业用地的扩展，主要是在人口密度低的郊区，它是以使用需要密集优质道路网的汽车为中心而规划的。这种道路网被有限的通路和分散的公路连接在一起。住宅区是分散的或成小片分布，其周围空间很大。它们大部分是一、二层的建筑结构，墙体较厚。这里有大量的开阔地面，标志着这一人工地形是世界上的战略要地，特别是西北欧更是如此。有人会提出，在战术上讲，这种郊区地形易攻难守。假如情况如此，其战略含义便是，都市郊区的长而宽的地带将构成最佳的推进路线，譬如苏联对西欧的进攻。这将使北约的这种希望破灭，即城市化的地形会有效地阻止华约军队的行动，以便在苏方攻抵大西洋前能考虑通过谈判达成停火。为了试验那种设想，需要证明郊区的潜在被突防能力。

　　对城市地形的评价

　　我们必须从军事的目的出发，对城市的天然的和人工的地形作一分析，以帮助指挥员定下战术决心，利用地形，使之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人。对进攻者来说，归根到底，进攻路线的选择，有待于对各种供选择方案中的地形的可突破性作出估价。而可突防性则是根据权衡地形所能提供的机动性和掩蔽之后而得出的。突防速度则受制于地形为机动性所提供的有利条件，这种有利条件是对入侵者而言的。其它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某一具体地形所能提供的掩蔽物或碎石堆的量。而这些则为防御提供了有利条件。显然，掩蔽物能够使机动性化为乌有，反之亦然。隐蔽，即以防被观察到或被仪器探测到，防御和进攻均可采用。然而，不可见性给进攻带来的突然性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保守地说，我们可将其看作是一个中性因素，既可为进攻者服务，也可被防御者所利用。让我们先探讨一下攻防相抵的机动性。显然，以武力夺取地方的难易，不仅仅是一个从攻击出发点到目标的路线是否畅通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这些路线的运输承受能力问题，它也取决于如果在某一进攻路线上遭到敌人顽强抵抗时可否很容易地采取其它路线。对同一敌军来说，这显然是一个简单的交通网密度的机能问题。道路网越密就越方便，因此就越容易绕过对方抵抗，或越容易进行翼侧包围。举最简单的方格网为例，假如在此网格中的某一路线上遭到敌人顽强抵抗，但能将其包围，那么，穿过这一既定区域所需多花的时间，等于某一环节的长度。道路的格子越细和网络越密，距离显然将越短。那么，根据这种观点，假如速度是核心问题，哪儿通往市中心的道路越密，进攻者就可能将接近路选在哪儿。

　　可以设想，坦克在前引导的突击(苏军拥有偌多的坦克、装甲车，预期它会这样做的)将尽可能地沿道路前进，越野速度较之硬面公路上可达到的速度，还不到一半，在潮湿的气候下甚至更慢。在这种情况下，从防御的观点看，同样兵力在道路网稀疏的农村环境下较之在道路网密集的城市地形条件下，能防御更大的正面，这一点好象是很清楚的。从防御者的角度看，城市地形显然可提供更多的掩蔽物和封锁前进路线的材料。市中心的大量材料可用以构筑巨大障碍物，而各种建筑物则可用设置高处观察点和火力点。十九世纪末，大半是环绕城市中心的一排排房子，为设置街垒和设伏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然而，分散的郊区住宅建筑极易被包围，而且也不能为防御一方提供足够的瓦砾或有利条件，以对进攻军队构成重大的障碍。德国标准住宅的地下室的确给防御者提供了掩蔽处和隐蔽处，但是，有炮尾焰的武器不能在这些地下室内进行射击。尽管美国军队坚持认为郊区具有防御价值，但他们显然赞同郊区所能提供的掩蔽物和障碍物是有限的。这一点从他们给其陆军战斗部队和参谋人员进行的战术训练中看得很清楚，如参谋学院1978年教范《(欧洲条件下)前沿部署作战课程和积极防御中的城市地形上的军事行动》就证实了这一点。该教范说分散的住宅建筑顺街道有250码的射击距离和125码的交叉火力射击距离。这显然是限制了防御者从推测到进攻的军队到对其作出反应的时间。通常，在这种地形上的道路宽度为15码，但由于大住宅建筑一般收进，住宅间的间隔通常为30码.这似乎有利于装甲部队行动。北约的许多武器是为在开阔地上使用而设计的，射程一英里左右，因而不适宜在射击距离只有一百码的城市战斗条件下使用。“陶”式反坦克导弹在封闭式的空间里发射，其弹尾焰必然会伤害或致死操作手，并且在通常的城市交战距离之内有线制导导弹打不中目标。在这些环境中，被淘汰的3.5火箭发射器，即火箭筒更有效。“陶”式导弹的近程替代物是可自由使用的“劳”式反坦克火箭筒，但它只有击中履带方能使坦克丧失战斗力，并且在使用这种武器时，它的反弹会伤害操作手，或者打不中要害，从而使装备有火箭的操作手发挥不了作用。

　　参谋学院对都市郊区的叙述认为，“街道上的障碍物因其能易于绕过，所以价值不大”，“装甲部队和步兵的接近路在这类地区有的是”，而且“瓦砾对机动的影响也不大”。尽管有这些研究结果，但当进行综合评价时，美军认为郊区有利于下车步兵进行防御，但有点不利于装甲车辆的进攻或防御。就北约一贯的作战样式和武器而言，恰恰相反，郊区看来为装甲部队的进攻提供日益有效的掩护。鉴于华约爱好使用轮式车辆，他们往往倾向于沿道路行进，而其主要的接合部是在市中。有一些迹象表明，苏联在设计新式坦克时已经考虑到郊区的条件。住宅建筑密度小，而周围树木多，其所提供的隐蔽，进攻者所受益处至少同防御者一样大，在这种情况下射击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上，郊区可以隐蔽一支装甲部队的推进，就象南非草原的高草和起伏地遮蔽住了塞特维亚的祖鲁人的武装部队的推进，直到1879年他们在赫尔瓦那岛(伊散德尔瓦纳)碰上英国人。假如我们只考虑城市地形提供的掩蔽物，那么很清楚，从农村转到城郊环境这种掩蔽物略微有些增加，并且只有达到较接近市中心时才达到军事上较为关键的时节，在此市中心可遇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建筑物或密度同样大的取代它们的现代建筑物。假定防御具备掩蔽的有利条件，那么防御者对进攻者前进速度的减缓，将与掩蔽物的多少成反比。大体说来，速度由农村到郊区的过程中逐渐下降，然后到了密集的城市中心时急剧减慢。把距城市中心越远，建筑物提供的掩蔽物越少，同道路网越稀，机动性越下降结合起来，由于掩蔽的优势因道路网的密度降低而抵销，地形的可突防性也许完全可看成是提高了。那么入侵军队的速度就象是一个火山口的脊，在城市中心周围形成一个面向里的急斜面，以及在城市农村交界地区形成一个逐渐变小的倾向坡。通过这种地形，阻力最小的通路，除了城市中心的凹地周围外，还有郊区的高地。

　　战略意义

　　如果上面的分析是合理的，概括也是能代表德国都市郊区特点的，那么俄国军队的最佳进攻路线将是沿西德城市之间主要的东西走廊运动，对城市市内地区实施扫掠，但绕过开阔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都市郊区的有利条件。这就意味着径直沿赫尔维格推进。赫尔维格是历史上德国的中心线，穿过人口密集的肥沃的黄士带，该黄土带将欧洲平原南部的台地一分为二。沿这条路线推进将席卷不伦瑞克、汉诺威、哈默林、帕德博恩和多特蒙德，绕过鲁尔区外围，夺占欧洲经济的北莱茵河中心，尔后进入莱茵河三角洲的密集城市区。这种战略的另一个好处是，使中子武器失去意义，因为进攻大多可得到郊区居民的掩护，而不是沿城镇之间的农村间隙推进，这种地方是打算使用中子弹的地区。对这种屠杀的最好的防御是在城市中心的后方展开，使各路进攻纵队又分成若干纵队，使进攻的先头突击部队疏开并分散，因而使整个入侵军队都易遭到火力杀伤。即使到那时，这种挫败敌人进攻的策略也许远远不足，都市郊区可能证明是对北约的一种不利条件，而不是美国军队目前所认为的是防御上的有利条件。

　　军事训练中一贯强调开阔地战斗，这是一个因可资利用的训练场地而造成的问题，也许也是一个古德里安、隆美尔、和巴顿的影响所致的问题。在德国平原上的机动战的罗曼史很可能被看作是崇拜直到1914年英军中都还保留的骑兵的现代化名词。这种军事上的浪漫主义，加上选择最适于开阔地射击的武器，确实看来象一种与时代不合拍的纵情。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经验和先例无法教育我们。地理景观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新的方式改变了。城市在军事地图上已不再是一个一个的点了，而是地面的一大组成部分，可供战争当战场用。过去的著名军事学术家们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但是，后人可以学习他们对事物的普遍敏锐，以认识新的形势。要夺取对方城市的俄国人务须遵循孙子的名言：“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即使美军把都市郊区看作是利于防御的地方，西德军队和政府也肯定不会忘记美军野战条令中的这样一句话：“进攻或防御一个城市的决心，也许相当于摧毁它的决心”。以他们看来，德国的都市郊区是有待通过前沿部署来保卫的目标。西方有避开破坏性防御的倾向，这就等于为对方开辟了一条进攻路线，对此，苏军不可能不重视。苏联的军事原则包含使用“城市包围战术”的可能性，以对付战术核武器，并利用城市所提供的通行便利和隐蔽条件。苏军预期在进攻中在城市地区进行战斗，设想每30英里左右有一座城市；他们意识到城市的方位和距离对反坦克武器有效射击所需时间的限制。就目前所知，北约军队目前的观点是，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任务是阻止苏军的一切进攻，靠积极防御赢得时间，以求得政治解决。从他们透露出来对处置地形的理解来看，他们看来甚至对这一有限的战略任务都没有准备。

　　1968年新年攻势中，越共的意图是由郊区包围西贡，而不是去占领城市商业区。这一作战意图既是军事性，也是象征性的。作为其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把斗争扩展到城市地区的边沿。闹市区的一个目标是美国大使馆(美国卷入的象征)。六十年代中期，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向城市进行了决定性的转移。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许多胜利确实可归功于城市的支援，尽管这由于学说上的缘故未加以渲染。城市的贫民区和确实复杂的郊区，提供了比山地更好的隐蔽条件。这里比较容易获得经费、枪炮和情报，地面上的目标也比较密集。纪康指出，在乌拉圭，游击队运动需要80%的人民的支持，目前政权的中心在庞大的集合城市。在这里，机动的打了就跑的战术将取代街垒而成为革命战争的样式。乌拉圭的图帕马洛斯人响应该号召，但因在蒙德维的亚建立了一个永久性支援基地而失去了机动性，因为他们未能取得广泛的支持。他们成了军方易于攻击的目标，到1972年大部被消灭。在巴西，马丽赫拉鼓吹通过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贝洛奥里藏特这一三角地带中采取行动来动摇当局的统治。他于1969年被击毙，但推翻民主政府支持军人专政的革命目的达到了。在日益发展的城市世界中，任何包含或追求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冲突必定要发生在城市里。南非的未来极可能是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郊区解决，而不是到纳米比亚的沙漠里去解决。不仅竞争中的帝国主义的指挥者们，而且那些企图从内部颠覆或维护已建立的世界秩序的人，都将会发现他们的潜在战场是在街道和住宅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