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自从近百年前破古汉语而出，因为风云相激，思想摩荡，观念不一，党派纷争，利益丛杂，使得现代汉语的发展伊始，就充满了我们古已有之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观念。复以对党派之争的你死我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别、普罗大众与当政精英之别等的过度强调，把他人即我的地狱、以邻为壑当作自己处理人事的信条和人生指针，人们互不信任，难以达成理性谈判之后的妥协。于是老拳相向，用刀枪说话，把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当作一种政治常态，而不思此种血腥思想，实在是可怕的、无格的、不文明的政治。成王败寇的思想，让我们没有双赢的态度与思想，更无双赢之土壤与准备，让我们不能学会与他人妥协共存，按照文明的政治原则来达成利益共享。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由于中国是个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成王败寇思想比较浓厚的国家，因此人们互相之间必以输赢作为人生之鹄的。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把“适者生存”强调到令人不可思议的排斥他人生存的地步，认为新一定胜过旧，“真正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于是“进步”被视为判别观念的惟一标准。说实在的，我常不知道一事到底是“进步”还是“落后”，我没有那种认为“进步”是自己揣在荷包里面喂养的，随时都能拿出来抬高自己底气的“高明想法”。有这样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观念，就会诞生一根筋的文风，不重材料与证据，不注重逻辑，不注重与人为善，把为批判而批判当作自鸣得意的认识所谓真理的方式。因此四九年后的大批判文体盛行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如此伤及我们的思维与灵魂，以至于我们许多人一不小心就会露出“大批判文风”的马脚来。更有甚者，不能欣赏一种温婉的态度、一种平实的叙述、一种讲道理的深沉，只喜欢出奇不意，耸人听闻，惊人视听，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鼓掌。在这方面，我们很少有人能逃此责难。我们大家都在共同创造一种文风，在创造一种非此即彼的大批判文风，把复杂多彩、参差多态的世界、把诸多共存的观念简单化，一定得简单地选出一种所谓正确的观念来坚持，而排斥别人有其它观念，以及与自己（或者主流）不同的想法。
先天规定一种观念必是正确，而别的观念是错误的，这样霸道的对世界的看法，如果在民主自由的社会当然是不能得逞的，也是会被视为荒唐可笑的。可是，在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被却视为当然。这样的荒唐的“当然”自是因为独裁政权这个后盾在作祟，愚民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愚弄的结果。鲁迅先生对专制社会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对人性里面的黑暗有独道的见解，但他一些相对偏颇的看法，未必不是专制者利用他，许多人误解他的因由。如“一个都不宽恕”等说法，未必不带来一种他不能主宰的后果。不能主宰的后果当然不应由他负责，但我们应该研究与学习为什么这样的语言有一种不能主宰的后果，为什么这样的语言，对一个社会具有这样大的魔力与吸引力？我们不仅应该深深研究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背景，也应该在纵横比较之中，来谈论这样的观念，对于我们有何种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不是为了贬低鲁迅先生，而是为了在更高的程度上看待鲁迅先生的不凡，在不凡中他又是如何有自己不能回避的“阿喀琉斯之踵”。鲁迅思想中的“阿喀琉斯之踵”，我认为才是值得研究鲁迅的人认真研究的，不然的话，再多的溢美于先生何增一毫？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的鲁迅研究，只不过是吃饭之具，鲁迅也只不过变成了他们的就业机构而已。鲁迅尖锐泼辣的文风，“一个都不宽恕”的想法，与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毛泽东文体”，以及到后来“砸烂你狗头”的文革大批判，一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文风，这样的文风，值得我们研究言论史、文章学、文体史、现代史与现代文学的人，深加研究。不对这样的文风深加思考，我们就会一辈子生活在一种不能自拨的、自我建造的监狱之中。生活在自我建造的监狱中，却并不自知而且甘之如饴，这是一种怎样的锥心之痛！
我在编《网看胡适》时，曾写过一篇《胡适的道理与风度》作为此书的序言。我认为胡适先生是这块戾气很重的土地上、充满语言暴力的言说环境里的异数。在我看来，胡适是这样的人：很多时候道理在他这一边，风度也在他这一边，即既讲道理又有风度。在我们的言说氛围中，有些人有道理，但没有风度，更多的人既没道理也没有风度，至于像胡适先生一样既有道理又有言说风度的人，真可谓百不得一。古语说：得理饶人。换言之，真正讲道理的人，不是那种必置人于死地的人。我自己深受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之害四十多年，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至今身上仍存有很深的戾气。我无疑受到了“毛文体”为主流的现代汉语的伤害，自己也加入了这个制造语言暴力而伤害他人的行列，共同铸造了充满暴力的现代汉语言说语境，深陷此种泥淖而不自知，我要花一生的精力来去掉我身上这种大批判文体之毒，我要花一生来自我救赎，同时也为想摆脱“毛文体”为主体的现代汉语之害的人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我无意说只需要胡适一种言说方式，我只是想说，我们哪怕批评不同言论，应该更有风度，更讲道理，应该更为谦谨，不要随便以为自己的是如何的“必是”。一个人的文风与自己的气质、见识都有关系，只要注重事实、讲究证据、在逻辑上能够内在自恰，哪怕很犀利，甚至不无偏激，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受到他人的尊重。但不实之辞，恶意妄揣，却又以为自己如何的了不起，甚至动用权力来压服别人，这都是不能接受的言论压制，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挑衅，是不能接受的。
生在这样的专制社会，我们的伤害往往是互相的，而非单一的。我们喜欢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我们喜欢说“他是我们自己人”，而把另外的人排斥出去。事实上，世界从来都不是这样简单地存在着，人更如此。我主张对制度、对政府深加批评，能够做到有理有节当然最好，若是气愤在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注重证据，一定要讲道理，切不可学共产党那样为了党派私利，很多时候喜欢撒谎且枉顾事实、颠倒黑白，不然我们也成了自己反感乃至反对的人。但我主张对专制制度下的个体，有一定的同情之理解。同情之理解，不是毫无言说底线，不坚持自己的审度与判断，而是说，个体在一个铁屋子里艰难的处境，我们一定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进行事实之判别与梳理，也许是他救与自救两者相得益彰的好办法。我们应该本着君子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而不应党同伐异。我们在判断别人的文章时，应该就事论事，就文章而论文章，不要搞意图伦理，不要搞动机揣测，而是要尊重事实本身（当然也可以与此种言论出笼的环境一起来研究）。我们随意怀疑别人作文的动机，别人做人的诚意，心怀非左即右，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想法，不只是自树敌人，自划牢笼，不只是对别人深深的伤害，自己的内心何尝不是建造了一座永远暗无天日的监狱？
胡适先生主张在做学问与待人之间不妨所有区别：做学问，于不疑处有疑；待人，在疑处不疑。我深深感佩胡适先生这样的道理与风度。我不认为胡先生的所有观点我都赞同，他的自由主义言论比较忽略经济这一环（这也是他不及哈耶克深刻的地方），是影响其自由主义言论深度的地方。但胡适先生一生光风霁月，温婉平和，笃于私谊而不害其真，热爱国家而不伤其直，勇于批评而不失其谅的风度，实在是让我深深感佩而敬仰。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转自：天涯社区 [COLOR=#008000]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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