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4派祖宪孚公的基本情况老人懂得不多,只知道他是个秀才,他有三个儿子和两个以上的女儿.他的三个儿子按后来的发展,可概括为"一文一武一大爷".文是长房举人庆昌公,武是二房说<通鉴>举石锁的庆粮公,大爷就是我曾祖父欣然公,他是袍哥大爷。宪孚公留给后人比较清楚的遗迹,就是他们那代人仿照客家民局围龙屋扩建的清平寨.它是旧内江县五个著名寨子之一,在地方志有对它专门的记录.
      围龙屋 又简称围屋，是客家民局的最有特色的建筑之一,它的建筑格局是融合了北方城堡和四合院住宅的的组合.是客家人南迁后出于保卫自身安庆利益的产物。
      围屋是扩大了的殿堂式建筑。其主要特点是后围建成马蹄，叫“围龙”，一般为一条围龙，甚至有多达二三条围龙的大型围龙屋。 它与北方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民间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他的建筑和设计艺术之独特，给客家地区带来了浓郁的乡土风情。人们说，围龙屋充满了客家人的客味。
      关于围龙屋，《兴宁东门罗氏族谱 ·礼俗 ·居室》载：屋之后一层，自花胎前起，左右放间，渐次斜转，围至龙厅，或一层或二层，因地形而定，称曰围龙房屋。“其主要部分如下：
    龙厅：围龙房屋之中心一间，正对祖龛神龛者，为龙厅，其厅常为屋人所公有。
    花胎：龙厅以下，祖堂以上，填其地为斜坡形，意谓地势至此，变化而有胎息。
    上堂：其中设木龛一奉历代祖先神主，故通称祖堂，岁时具三牲，以祀祖，遇有吉凶事，以牲牢享其先人，均在于此。
    中堂：较上下堂为宽广，两边立柱以架巨木，曰官厅架，有六柱者，有八柱者，其柱昔多用木，近多以石为之，屋中人有大喜庆事，行礼宴客，均在于此。
    下堂：前为大门，为公共出入之地。
    天阶：上堂中堂及下堂之间，均有之，谓之天阶者，其上不覆瓦，能受天阳，而四周均为檐阶也。
    南北厅：两南北厅者，多在上天阶左右，四南北厅者，则上下天阶之左右，均有之，此亦为公有之地。
    花厅：两花厅者，多在下堂房间相连之左右四花厅者，中堂下堂之左右，均有之，此为屋人应酬宾客之所，故屋中房间可分为私有，而花厅必归于众，厅中有通透房间及卷屏与否，因屋制而定。
    门廊：户门内之廊。
    骑马廊：横屋与正堂屋之间，或围龙屋与横屋之间，上起横栋，其下为廊，俗称过道廊。
    后廊：后栋正屋与横屋最后二三间房位相对之处，上起横栋，其下为廊，俗称基督廊。
    伸手廊：左右横屋各伸出二间或四间，其中安设斗门，俗呼其门廊曰伸手廊。
    正堂间：上中下三堂相连房屋，俗呼为正屋，或呼为正堂间。
    横屋间：有两层横屋者，曰内层横屋间，外层横屋间。
    围龙间：有两层围龙者，曰内层围龙间，外层围龙间。
    枕杠间：上堂后面一排横屋，呼为枕头杠，围龙屋鲜有为枕头杠者，惟棋盘屋，则多有之。
    老人间：凡男妇年老病危，至弥留之际，其子孙即抬于是，以俟其终，此无特别建筑之房间，或以上堂正间为之，或以南北厅及其它一间为之。
    浴室（与）厨房：初造时常以花厅附近，择其地，为特别之浴室，左右横屋之余内选出一二间为合适之厨房，及后丁口浩繁，各择便当房间为之，不能限于一处。
    角楼：于左右横屋之角，坚竖高楼，或二座，或四座，此为防匪劫掠而设，故上下均开炮眼，以便施放击敌。
    楼棚：角楼之棚，不许私人住眷，及安放家私，以便有事时，众人得以登楼御敌。
    房棚：各房均以木板棚其上，以安置家私或稻谷，及其他杂物。
    禾坪：大门户门以外，划地为长方形，砌以碎石，铺以灰沙，荡为平地，收获时，于此打稻晒谷，俗称禾坪。
    池塘：禾坪以外，划地若干亩，掘为深地，以供洗濯，并畜鱼类，俗呼为门口塘。
    围龙屋就其形状来看，隆起平面是画一个大圆圈：中间是一条十几米宽的大灰场，其两个半圆，一个是屋舍，一是池塘，屋舍后面是竹、树木包围，而池塘前面则是菜地。
    围龙屋有大有小，小者有一围，屋前设有大门一、小门二，可住几十户人家；大者有数围，屋前设大门一、小门四或六、住百多户或数百户人家.
     围龙屋的大门两旁，设方形石座，有的设石狮。大门进去则是下厅，过天井之后则是上厅。如果是大围龙屋则下、中、上厅，中、上厅间又是一天井。而上厅是毫无例外地安置祖宗牌位，年节时全屋人（包括已迁新居的）都在此祭列祖列宗。上厅后面设有一神屋，安放各后辈先祖牌位，按世辈高低而排列。两旁小门后亦有对称的小厅。上厅后面有一大片露天的地方，也铺上砖石，叫“背胡岭“或”花胎“。收获时，“花厅”和屋前的禾坪都是晒谷的地方。
     有些围龙屋把门前的禾坪周围也砌上高高的墙，在两端各开一个大门，叫“斗门”。围龙屋是由一座弧形或方形的辅助建筑物，像城堡一样将主体住宅包围着的建筑。屋内布局“三堂四廊，九井十八厅”，进深三座高堂，以天井和屏风墙隔开；横向是四排住房和过厅，坐落有致；后面由一排排列成半圆形的房屋围成天井，叫“花头”，屋内房间数十百间，可以住上几代数十百户人家。整个围龙屋多靠山坡而建，前低后高，自成阶梯形，最外围墙筑得很高，窗子开得很小，显得壁垒森严。从低处往上看，围龙屋层层叠叠，有盘龙之状。它把生活起居，辅助劳作和饲养加工等统一在住宅内部，同时各个部分又互不干涉，显得协调而又和谐。人们说的围龙屋的客味，其精髓就在于此。
      达一公三弟少畬公后人为避匪患,于咸丰四年至咸丰八年在现在的中山乡水晶村(当时属龙门镇,解放后属水晶公社,后划归中山乡)沱江边的小山上,按客家围龙屋的建筑格局修建了清平寨，因小山像一只趴着正在俯视江心的猫乡间叫猫儿寨。后来,家族以寨子为依托,也在那里建了房子,74派祖宪孚公那代人是参与了后来的寨楼建设的.他们的建设资金除了各房人摊派外,家族祠堂的庙产也是资金的重要来源.
      自太平运动兴起后,四川匪患日趋严重.到石达开入四川时,家族对他的恐惧不压于"剿四川"的张献忠,家族开糖房积累的财富就是在这样的战争准备中慢慢耗尽了.到解放后,家族没有了战乱压力,各自到寨子上把名下的那部分建筑拆了.父亲见过大人们从寨子上搬回来的木材,砖瓦.可能也是政府为防止民间家族武装利用寨子,与政府做对,形成军事对抗,故要求拆除了它.
      据老人们回忆,清平寨寨墙坚固，主寨门南门有石梯直通江边，寨子上四个制高点设有炮台，各安放一门大口径铁炮，四个寨门上各安放一门小炮，寨子后坡用乱石设置有故障，此寨险峻，布置有交叉火力，道路和易攀登处被火力有效控制，易守难攻。寨中有五个饮水池，由建寨时取石而成。猫儿寨老房子前面有长形水池养鱼，水池上有三座石拱桥，还有荷花池、假山，有多角形亭子格式的花厅，花厅四周是用嵌有压花玻璃的雕花门围成。老房子中有祭祖的神堂，堂中供奉祖宗的牌位，还有三顶红顶子，这红顶子中的两顶应该属于达一公少畬公。他们分别被后人捐了八,九品官.另一顶据回忆可能是一未做过知府的老辈子.
      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是家族除梁坝外另一重要基地.

                        糖房   蔗奴
     斑竹湾曾氏始祖为73派的昭极公.从后来四乡八里人们传诵曾家三代有"功名"的话分析,他也是个秀才.他在斑竹湾安家,主要是看中这里距沱江的石磐滩仅一山之隔,便于蔗糖的运输生产.所以他在这里建起了糖房和漏棚.
     糖房只能生产沙糖水糖,而漏棚则是在此基础上生产白糖.真正利润高的,是生产白糖,那时候白糖一斤能换四斤大米.故内江有"糖房漏棚,子孙不穷"之说.

     中国经济史载:制糖业  也较多地分散在农村的手工业。四川的糖房，广东的糖寮，台湾的糖廍，“各就田园设厂”。台湾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蔗车达到三百八十张。四川内江在十九世纪初，沿沱江两岸，“自西徂东”，也有不少规模较大的糖房。

     土糖的生产是客家先民的一项传统的手工工艺，它体现了客家人的勤劳与智慧。在明中期,白糖的制做技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福建,生活在那里的家族先祖,自然能较为充分的了解它.这就为后来达一公引蔗入川制糖提供了技术基础,到了一百年后 昭极公这一代人,家族的白糖生产已经处于顶峰阶段了.家传:内江糖房漏棚共三千多家,梁坝曾家就占了一千多家.就是指这一时期.
      在现在看来,传统白糖的制作，是相当的落后,工人相当的辛苦.解放时,沈从文曾经到内江白马镇曾氏家族的糖房调查,他在文章中感叹过"蔗奴"的痛苦.文革时,他反复以此说明自己对旧社会阶级压迫的痛恨,以表示自己觉悟早就提高了,造反群众不应该揪住自己不放.其实,这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蔗奴"是糖房里技术最高工资最高的"过搞匠""白糖匠",他们的工钱一天是三到四斤大米.最差的是给糖房割草的"老幺",他们每一天只有半斤米."蔗奴"是老板也不敢得罪人的人,他们一不高兴,出糖率就低,老板还要亏本.
      最先由达一公从福建请来的两个"蔗奴",他们把制糖技术转到了四川,家族对他们一直礼遇有加.他们的坟墓200年来一直受到家族的祭奠,直到1958年,政府为修路,他们的坟墓才被工作对平掉.
      当时制糖全部是手工操作，靠畜力或压榨，设备较简陋，工艺也较简单。每年秋末冬初，甘蔗成熟之时，甘蔗被送到糖房,先由"过搞匠"压榨提汁。压榨提汁主要由两个直立石柱为压榨辊，以畜力(黄牛)为动力。人工将甘蔗送入两辊之间挤压，榨出蔗汁来。然后甘蔗汁水则顺沟流进糖房内低处的一口大缸。由"泡子匠"煮蔗汁,"泡子匠"将榨出的蔗汁经粗滤布过滤后，倒入第一个大的煮糖锅加热，放在木桶里沉淀一小时后待用。然后把沉淀后的甘蔗汁水放入第二只锅内开始熬糖。每只铁锅依次代表了熬糖的各个蒸馏阶段，每只锅里都热气沸腾。最前面大的那只锅里汁水最多，滗出来的杂质也最多。最后也是最小的那只锅里的汁水最稠，熬到一定时候就变成了金黄色的糖浆。翻着气泡的糖浆被舀进一个木质的平台上，糖浆一边冷却。家族糖房煮蔗汁主要使用煮（熬）糖灶和九口铁锅，榨出的蔗汁经粗滤布过滤加热时，其间不停地搅动，并掺入石灰粉或蚌壳灰粉，待达到一定温度时，即可起锅，倾入底部用稻草塞住小孔的专用瓦罐内冷却凝固，即成砂状之粗制糖，又称料糖或钵子糖，若进一步加工，即可生产各种糖品。 从蔗汁到红糖之比是6：1，就是6公斤的蔗汁，能熬成1公斤的红糖。一天一夜（24小时），一个糖房可制糖5000斤。而制成白糖就要将糖浆引入漏棚,由"白糖匠"按比例掺入黄泥浆水,沉淀下来的就是白糖了.
      按<内江糖蔗史>一书的统计,内江的白糖产量最高时曾占全国产量的49%.这种产业优势,让当地土比田的产出效益要高.在斑竹湾那一带,人们到现在还有用甘蔗产量来作为土地面积计量单位的.他们还习惯的把一亩土叫做"五千土".因为,5000就是当时每亩甘蔗的通产.
昭极公应该是娶了两个妻子,因为他5个儿子中,最小的比他的长孙庆昌要小十多岁.他生育子女大概是在乾隆末年到咸丰初年.从一家繁衍成五家,人口增殖了五倍.而同期四川(含重庆)的人口从800增长到4000万,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有的学术文章认为是移民的因素,从我家族实际看,不是这么回事.四川的确个养人的地方.
      也是太养人了,人口增长过快.糖房的收入后来被用到了修山寨防土匪,生产规模没有能及时扩大.到英国人输入加勒比地区真正由"蔗奴"生产的白糖时,家族糖业迅速没落,到我祖父那一辈是,家族已经没有多少有钱人了.
      加勒比地区糖业工人,他们从事糖业生产后,平均只能再活五岁,他们才是真正由"蔗奴".这也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打败封建主义家族经济的重要原因.

  
    我的72派祖为广祚公，他的那一代人,对今天最有影响的事迹就是到南宗 赴局续谱.
    清状元骆成镶叙四川内江梁家坝曾氏谱载:
   "晋康先代系出伟裔，有元之季，由豫入闽。康熙中，更自闽迁蜀。道光初，赴局续谱。经衍圣公详核，给印存其副本。"
    晋康应该就是广祚公的曾孙庆昌.
    梁坝的老人们传言:梁坝曾氏大有发展之后，便派人前往江西南丰县曾氏南方总祠堂联络归宗，这是大迁徙后的各支各派必然要做的头等大事，由于没有带族谱，总祠堂不予承认，这一次没有联络上。去的人回来后在少畬公房家中找到族谱一部共七本，带上族谱再去就联络上了。
    而我从家谱上看到这样的记载,"嘉庆中，衮世祖芝裔转入湘之宁乡者，曰衍咏。"到南宗 赴局续谱应该是去湖南的宁乡,在民国21年刊印<武城曾氏三续族谱>的目录后,附有"衍咏公"详核的内容,与南宗当时的宗子是相符的.
    曾姓分东宗南宗有其深刻历史的背景.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曾姓十五派祖关内侯曾据因耻士新莽，带领全族人渡江南迁，此后千余年，武城无曾，以致墓穴荒毁。如公元1316年（元延祐三年），翰林学院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程荣禄呈中书省礼部的《准设武城书院咨文》称：“曾子南武城人，本处无曾姓，散居四方，迁吉安府永丰县者千余人，皆读书为士。”到1465年（明成化元年），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县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东麓，有渔人陷于穴中，得悬棺，碣曰曾参之墓。”1506年（明正德元年），“山东按察司佥事钱宏遍访附近乡里，访得曾姓一农夫在深山中，询之莫辨，未几而殁”（以上均见《明史》卷284，传172）。上述的明凿记载，充分说明山东武城无曾。
    鉴于曾参传孔子之道，对我国的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朝廷重视，到明嘉靖二年，朝廷求访嫡嗣（所谓嫡嗣，是指正妻（嫡妻）所生的长子，即大宗子，叫嫡嗣。长支叫大宗，次支叫小宗。明嘉靖皇帝寻找曾子的后裔守墓，最根本的就是一条就是要嫡嗣。）    归山东守墓，从而引出东宗和南宗来。
    而东宗南宗是这样确定的:
    唐时，三十七派祖曾庆生二子：曾伟和曾骈。当伟.骈二公再二十三传至五十九派时已是明朝中期嘉靖年间了，中间相隔700余年。是时，适值朝廷寻找曾子嫡嗣回山东守墓。但山东武城无曾，于是又派员到江南访求嫡嗣为奉祀官，回山东主宗事。当时，长房伟公的后裔五十九派曾潮瑶是宗宋的嫡孙，按照宗法应由他归祀山东。但他以久住南方为由，不愿归山东主宗事，让给长房其他叔侄，但均以亲老不愿北行。于是不得不具结让给小宗骈公的后裔五十九派曾质粹，结果质粹以小宗祧大宗的身份，与嘉靖十二年奉诏袭嫡嗣，东归守墓，从此，骈公的后裔在山东成为大宗房（当年随质粹东归的还有才英公，他的后裔叫甫武房）。于是，在曾氏史上同时存在两个大宗房，而真正的大宗房伟公的后裔，却仍然居住在江南.从明至清，又经过了250余年，为解决这个矛盾,到嘉庆年间，才由长房伟公的后裔六十七派曾衍泳，以子圣（宗圣公）不掩父贤（曾点七十二贤）为由，层转朝廷，请准建莱芜侯庙于湖南宁乡县，由长房后裔增袭翰博一名，在南方分承宗祀。并把山东奉祀官的世系叫做东宗，在南方奉祀点公的长支世系叫做南宗。
    不难看出，东宗.南宗是封建社会宗法制度重大宗的思想产物，其实质是用东.南二字来区分是识别大小宗而已。族谱《例言》清楚地说：“每支冠东.南两房者，重大宗也。”
    因为南宗世系的缘故,曾氏族谱权威在南宗(湖南宁乡麻田)，历代族谱均由长房宗子管理。在明代五十九派质粹公东归，后来分了东、南两个大宗，旧谱依然留在南宗。至清代东、南两大宗共同成立修谱总局，其地址也是设在南宗所在地宁乡麻田，历年修族谱的档案均在总局。东宗只是监管，并不直接修谱。全国曾氏圣裔大部分是由南宗管理，只有明代奉旨回去山东武城守墓的这部分后裔是东宗。南宗族谱的管理是最为全面完整的，受东、南两宗宗子直接领导的，也就是族谱权威。
    但是江西三溪谱局四十余房曾氏曾对此持有争议，据《武城曾氏续修大成族谱》记载：三溪谱局先后聘请东宗衍枢公、兴烈公等权威协助到上模、吉阳等地查阅老谱，证明庆公有五子而不是二子。而伟公名下之长房，在三溪谱《武城曾氏续修大成族谱》上所载的贞博房比南宗总局所述之“长房”更具长房特征，只是当时贞博房人丁、名望不如主持南宗宗庙的房派大，无力抗争耳。因此，南宗总局之谱虽具权威，但仍存可疑之处。
    尽管曾经有分歧,但我们梁坝曾氏的谱系还是被东南宗同是认可了.而且,我们这一支到第52派南宗宗子巽申公时是长房,不知何故,53派南宗宗子却立了二房的如瑶公.才与宗子无缘了.我们应该是南宗较为直系的一支.多数的曾氏在34派就与宗房分开了.也是这个缘故,我们的辈份才比较低了.
    比较南宗与江西三溪谱局曾有的纷争,对照家族的传说,有可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广祚公那一代人最先去了江西三溪谱局,他们也认可了.但没有被南宗承认,后来才去了宁乡,最终完成了续谱.因为很难设想,到祠堂续谱,会找不到族谱就上路了.
    家族传言:斑竹湾庆昌公曾经去江西续铺.但我看谱上没有这个记载,如果斑竹湾有人去,最有可能就是广祚公.
    广祚公的生平现在还不清楚,他只有一个儿子.从70派传桢公葬龙门镇西二里左右的尤家坨村,配张氏葬内江西林寺宋家冲的族谱记录分析,"葬内江西林寺宋家冲",似乎传桢公的后人中应该有在内江西林寺宋家冲生活的.到1958年又迁传桢公墓到斑竹湾看,尤家坨那里应该没有同宗了.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传桢公的儿子和孙子曾经搬到了县城,或者做了与糖业有关的生意,如"糖行户",或者,在那里教书.
    西林寺在内江市区的东面,这里有个很著名的花萼书院,家父回忆:庆昌公曾经掌花萼书院,地点在岛湾,就是达一公入川第一次买下的哪个地方.而县志记庆昌1906年掌内江书院,内江书院是在南门那边,是现在内江二中的前身.
    西林寺现在是内江的风景名胜,张大千的纪念馆建在那里.据说,李白曾在那里写了这首<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
                      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
                      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
                      萧萧班马鸣。

     我的71派祖纪辉公是70派祖传桢公的第二个儿子,72派的广祚公又是纪辉公的第二个儿子.家族素有"亏二房"的传说,所以广祚公就只有单传一子昭极公,为斑竹湾曾氏始祖,斑竹湾曾氏在民国期间就衰败了,也许就是上辈接连两代占二房给亏了。不过,正好是这一代人是单传, 让我对着影印族谱的<名表>,一下子就把家族世系搞清楚.而持有他的主人,自己琢磨了近20年,去逝后儿子又接着琢磨了一年多,还是没有个头绪.想想,子孙太多,谱系当然容易出乱.结果没有一个子孙识得祖先名讳,也是一种悲哀.当然,造成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原因还是阶级斗争,破四旧,让族谱难保.也许,这是民族文化最后一次的摧残,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我们的家族世系没有被中断,也是大幸万幸.
     能从<名表>上辨清世系,还要归功于父亲的口述历史.从他的口中,我弄清楚了73派以后的具体家世,两相对照.问题就迎刃而解解了.
     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美国作家唐诺·里齐（Donald A. Ritchie）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给了一个学理上的定义：“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汇集传记者谈自己关于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一些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就是一个准备完备的访问者对受访者提出问题，以录音或影像的形式问答，当然，同样会整理成文本，以便于流传”。
     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着口述历史与口述神话，从中推断里齐的定义是十分片面。真正的口述历史并不像他所描绘的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处于被动讲述的状态。所谓“被动地叙述历史”，即在别人的选择之下叙述历史。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信息源，如果有史料可述，通常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将它叙述出来，不是一定要等到有媒体或类媒体来采访。一切历史都是残缺的历史。真相如果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就难免像“祖传秘方”一样失传。我们今日所见“通史”、“全编”不过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如马斯洛所说，“整个思想史就是说人性坏话的历史……我不认为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精神”，“历史只是抽象的统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来“不被选择地口述历史”便成了历史叙述进步的关键。
     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教授曾经批评那些写“自传”的人多半是自己“卖膏药”，“胡吹一通”。王的逻辑出了问题——通过自传“吹牛”并不是自传出了问题，也不是吹牛出了问题，而是“只有一个人吹牛”出了问题。
     基于这点认识，我们相信，一个社会的诚信只能靠“互相纠正”来争取。没有这个可以互相纠正的前提，让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来遵守诚信是绝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天下人都来写自传，恐怕情形大不相同。大家都来口述历史，交差验证，吹嘘者自然害怕原形毕露，因此“被迫诚实”。
     风靡中国的Blog似乎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写博客并不需要博古通今，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人们只需记录自己的日常思想与生活即可。无论是指点江山，还是指点江湖，一切皆随个人心意，并不需要权威来引领思想与价值观。
     从字源上说，Blog是“Web Blog”的缩写，准确意思是“网志”，一种简单即时的“个人出版系统”。在古汉语里，“志”除了“志向”外，更有“记录”的意思，比如地方志、人物志、山海志等等。在此意义上，博客大行其道似乎预示着，我们将迎来一个人人皆可记录自己命运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人各有志”的时代。
    “人各有志”的时代，在不侵害对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人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诠释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的生活。因为“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权威话语将从此失去往日威风。换言之，“人各有志，不必强求”贯穿了一种“纸张面前，人人平等”的“书写精神”。
     博客使全民表达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或无数个麦克风，而且这是个跨国麦克风。每个人代表自己说话，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做到同时进行，叙述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一样简单平常。此一历史进程可概括为“科技改变传播，传播改变生活，生活改变文化/政治”。
    在一个“人各有志”的时代，人人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它意味着人人都是自己的官方，人人都是思想家；意味着人人都是自己历史的权威叙述者；意味着人人都是整个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当那些书写博客的人，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者思想（无论是出于自恋还是出于责任）搬到公共领域，如阿伦特所说，它们将在公共领域获得生命。(参见[URL=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4855]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4855[/URL])
     纪辉公作为在四川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移民,他甚至有机会听活了82岁的曾祖母口诉家在长汀的往事,而他又把这转达给了后人,让我们在没有见到族谱时也知道:我们是从汀洲来的.先祖叫曾达一.他看见这里的菊花开放时节与老家汀洲相同,就引种甘蔗到四川.四川后来发展成为"甜城".正是按照这样的口述历史,我找回了家族的过去,内江也是因此而找出了"甜城"的开端.
     然而就是因为只有口述历史,长期没有文献对照,人们出于功利的需要,往往会阉割历史.
     内江公众信息网:
     明末清初，四川遭灾荒与战乱，赤地千里，农业停滞，甘蔗濒于绝种，内江糖业衰败。直到清代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相传福建省汀州人曾达一引蔗种到内江，后设糖房于内江县龙门镇梁家坝，内江糖业才复苏发展.
     其实,族谱记载:先祖达一公1693年农历8月初8才出生,他来四川是康熙48年(公元1716年),公元的纪年在谱上是没有的.后人先推出公元1716年,后来有人认为可能这时间会让临近的富顺县占了先,就把数字掉换了顺序,让内江稳做了甜城的交椅.当然,寻着公元1671年来四川这条线索,两地都可以找到物证,甚至就在我家族也能找到这样的物证.因为,达一公当年把64到67派祖先的骨骸迁葬到了四川,因为他在内江和富顺都购有地方,64,65,67派祖葬在了内江,66派祖葬在了富顺米盐井大坟坝内.他们有的坟墓还保存完好,种甘蔗说不准是从他们身上开始酸的.
     找到族谱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曾氏宗亲网上做了一个网谱.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博客做成最具家族文化特色的博客.进入“人各有志”的时代.以期弥补向上述口述历史的不足.
纪辉公有三子：广宗（左家“水”字旁）、广祚、广慧。家族传说, 斑竹湾与碑南的倒碑,碑木的五松桥是亲房,解放前还有走动.应该是纪辉公的三子的后人聚居地.碑南的倒碑出了个大学教授,据说,斑竹湾的谱就是他拿去后没有还回来.我在2003年曾经试图通过他们单位的电话找他或者他的后人查询,无耐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现在我也用不着去他那里查了.五松桥好象没有出什么名人.

     族谱记:
     70派:传桢，字士桢，号国用，达一公第四子。生于康熙甲辰年(是否应该雍正2年,1724年才对)8月初10，于乾隆丁未年1[SIZE=2](1787年)[/SIZE]0初7戌时卒，葬尤家坨。配张氏，生于康熙 酉年正月27，卒于乾隆辛丑[SIZE=2](1781年)。[/SIZE]润5月14辰时，葬内江西林寺宋家冲，二子：纪耀、纪辉。
     在我看到的民国21版谱的第一卷上,70派以前的先祖都有记载了.
     作为第一代"湖广添四川"移民的后代,传桢公是客家文化和巴蜀文化的沐浴者.同达一公一样,也是事业的发展者.从他葬尤家坨看,在他的这一代,梁坝曾家已经开始向外拓展了许多.
     向外发展,首先就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作为客家人,如果安分守己的在家种地,说什么话都行.如果要从事商业工业,那么你就必需先过语言这关.宁买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在他们这代开了一个好头,仅在称呼中刻板地要求保持客家话,既开放又守了传统.让我们的客家人身份非常容易就得到了确认.儿时回一次老家,我们就要接受一次客家话培训:
     高曾祖父称为老塔（太）多，高曾祖母称为老塔（太）贾。曾祖父称为塔多，曾祖母称为塔贾。祖父称为多多，祖母称为贾贾。父排行在大，子侄通称为波波，母称为榜榜。父排行在二，子侄通称为雅雅，母称为榜。叔父称为筛筛，大叔称为大筛，二叔称为衣筛，三叔称为所筛，排行在后面的按数字称呼：四筛，五筛等等，幺叔称为幺筛。大叔母称为大榜或耷剩，二叔母称为衣剩，三叔母称为所剩，幺叔母称为幺剩。外祖父称为公大（阴平），外祖母称为外贾，舅父称为秋秋，大舅称为大秋，二舅称为二秋，舅母称为秋美（阴平），大舅母称为大秋美（阴平），二舅母称为二秋美（阴平）
     这些称呼是分辨我们同宗的标志,现在在50岁以上的老人中还经常用.儿时的学舌,没有在客家地区生活,使我们对这些东西莫名其妙.93年到了福建同客家人一聊天,一下醒悟这就是客家人的身份证.
     依据内部的差异,客家话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以长汀话为代表的闽西客家话,以梅县话为代表的粤东客家话,以赣县蟠龙话为代表的赣南客家话。我们的可能是闽西或赣南的客家话
     客家话保留了中州音韵 ,不同于粤、闽方音，也和粤、闽二方都无关系。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在《种族的品性》一书中说：“客家人原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实在是一种官话，像中州河南的话。”所谓中州音韵、中州话，就是郑州土话，与现在的客家话非常相似。清陈兰甫著《均韵考》一书说：“客人语言，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音韵大师章太炎又在《客方言字》中说：“广东称客籍，以嘉应诸县为宗 ，大抵本之河南，其声音亦与岭北相似。”以上说明中外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从语言学的角度，证明客家话源于中原，保留河南中州音韵，是河南的官话，也是土话。以梅县话为标准的客家话更接近官话，又证明客家人来源于中原，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还证明这种客家话是独特的，而且是较稳定的。尽管和少数民族（如百越族等）长期交融，形成客家话的多样性，不同程度夹杂入畲、瑶、黎等少数民族方言成份，但从整体看，仍保持客家话的主体性。这是因为客家人具有独特汉民系稳定群体的历史渊源，特别是闽、粤为岭南山脉所阻隔，所受影响渗透较少，才有可能保存着一些较古的方音，形成客家话的特色，而且世代相传至今。
      客家根在河洛、以河南为中心，北至山西南部，西至陕西，即黄河中游，洛水一带，河洛是汉族崛起的摇篮。客家话自然应当是河洛土著居民的话，是周、秦汉汉语的活化石。客家话是古汉语的主要语系，是北方土著汉民的话，只是到宋朝，才称它为客家话，地域别的语言转化不了它迄今它还是保留古汉语音节最多的方言。 如《诗径》里“双”、“庸”、“从”三个字是押韵的。而现在普通话，“双”字是“尤”韵，“庸”、“从”是“<”韵。只有客家话“双”字读作Su,“庸”、“从”二字是“<”韵。只有客家话，“双”、“庸”、“从”仍同属一韵”，“人”、“身”、“薪”、“荟”……等字，只有客家音系读作in韵，“门”、“云”、“存”、“零”、“愠”、“问”字读作UN。《切韵》、《广韵》二韵合而为一，难以分别，唯客家音系不以分辨出这两韵不同的所在。
     《诗经》用的不但有平、上、去、入之分，还有阴平、阳平、阴入、阳入，和客家声调一样。
       客家话，在周朝是主导的语言无疑。春秋战国的人讲什么话?《诗经》之答：就是传了两千年来被消灭的客家话。到汉代《苏武与李陵书》、陈琳《饮马长城窟里》、曹植的《七步诗》、《木兰辞》等等，语言音系与客家音系很一致。足以证明，客家话是古代汉族土著居民语言的延伸、继续，不是到宋朝才形成客家话。从读《诗经》到《明妃辞》，两千年的周代的音韵是客家音的原本，西晋《明妃辞》仍是客家话原版。有经典版本，足证客家人是古代北方土著居民。客家话不是唐宋两代偶而在南方产生的，而是夏、商、周以来，汉族在中原的土著居民语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古汉语延伸至今客家词语就更多了：索、鸟、面、颈、饥、朝、昼、行、矜(勤)、拌、箸、挟。谁人叫“满人”?古语“莽人”，客语“吗人”，无搭煞《西厢记》、《金瓶梅》书中有，客家就此叫法，是“没有意思”。寒毛，指细毫毛、客家话就古汉语更一致。
      在语言的发展中,不同的地区会有细微的差别的.就我们这种称呼习俗,与现在的长汀也不完全一直了.也许它来自与先祖以前居住过的这样一些地区:上杭峰市(现属永定),江西吉阳(今属南丰),山东武城(今嘉祥),还有宗亲甚至推测它来源于与夏朝的大禹时代.研究它们真的很有意思.
       家族传有老话:500年前是一家，不同曾祖也同华。为探究它的确切含义,我在四川话中，找到了“华”“夏”同音读法。四川说“一下”为“一哈”。推理，古代“夏”可能读“哈”。四川还有句口头禅：“这两把水，我还是‘哈’得开。”其引申意思是：这点小事情，难不住我。这里“哈”就是“划”的意思。推理，“华”也在古代读可见"哈"。可见，“华夏”的确古音同。寻着这条思路,我写了<华夏源于‘哈’>一文,对华夏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述.在"新浪"等多家网被评为精华贴.引起了一些史学名人的重视.

        按族谱记载，我们这支宗圣曾参后裔，是由他的15派曾据为避王莽之乱,率族南迁到江西,到55派前的先祖，一直在江西南丰居住。到第55派的德芳公徒汀洲府上杭县峰市(今属永定县)时，才离开曾氏南迁的祖居地。到第62派的隆安公时，有铁头和尚作乱，隆安公与母从上杭县迁长汀，居兴龙头塘背后。1716年，69派祖达一公帅族从福建长汀县安仁里孝感乡（今长汀县濯田镇安仁村）迁居四川内江沱江乡（时称龙门镇）梁家坝.。1897年，清朝四川唯一的一个状元骆成镶为我们的族谱做序时称：后裔男丁已接近3000人。按推算，从长汀迁入的曾氏后裔，目前男丁应该在12000人左右。在我们这一族人中，以家族庄园为依托，在经济、文化、军事上都有过辉煌的业绩。曾达一，被誉为西部开发的第一人，有了他，内江才有了“甜城”、“甜乡”的美名。
        曾达一，本名曾毓光，字光典，号达一。1693年农历8月初8生于福建长汀县安仁里孝感乡（今长汀县濯田镇安仁村），1735年农历正月初6病逝于内江沱江乡梁家坝。1853年，后人曾宪孚等为其捐8品修职郎官职。 曾达一幼时家赤贫，两岁丧母，靠在家族义学中读书。16岁时，一次放学回家，见家中无以为食，便决定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到四川谋生。进川沿途，曾达一以帮人挑货糊口。到内江后，靠经营布匹及珠宝起家，在县城西侧的岛湾购置了部分土地。1716年，曾达一返回福建，将父亲一家人接来内江。1717年，曾达一将已经增值的岛湾土地变卖，以120吊钱的价格买下了在沱江的西岸龙门镇的梁家坝，梁家坝邃成为长汀曾氏始居地。
         梁家坝属现在市中区的沱江乡，距县城50里。明末，张献忠的军队曾在这里的营盘山驻扎，吴三桂叛乱的战火也蔓延到过这里，人民死伤惨烈，土地荒芜。曾达一购得的梁家坝，土地有一半是荒芜的。曾达一率家人“披荆斩棘，伐山木治室”，全家迅速得以致富。在长汀的三个伯父听说后，纷纷前来投奔曾达一。曾达一将自己三分之一的土地免费赠送给了他们。在农作物的种植实践中，曾达一观察到这里的桃花和菊花开放时节与福建相同，便利用回长汀迁上五代祖先骸骨的机会，请当地两个制糖匠人挑甘蔗入内江，在梁家坝栽种，使在内江绝种的甘蔗得以重新繁殖。从此，明朝中期在福建成熟的制糖技术被引进了内江，曾氏族人以种蔗制糖为主要产业。为方便运输，其族人后裔均沿沱江两岸建庄园而居。相传，内江、富顺的沱江两岸，曾家每“五里一房人，五里一糖房”， 有着绝对的产业优势。根据《内江糖蔗史》记载：1919年，四川共产糖9万吨，占全国69.2%，而内江县产量占四川70%，全国有48.4%的糖产在内江。而曾达一家族庄园最多时曾拥有糖房一千多家,占内江糖房总数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全国有15%的糖是曾达一家族生产的。到民国初，曾达一的第六代孙曾庆昌还被内江糖业界推为代表，出面到省政府交涉糖税事宜。靠糖业致富的曾氏族人，为感激那两个挑甘蔗入内江的福建制糖匠人，在他们坟前立碑，以示记念。其坟被称为“蔗奴坟”，位置在梁家坝曾家大院前面，直到1958年大跃进修公路时，坟碑才被平毁。
       曾家的糖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经营，积累了大量的白银，弟兄分家，白银难以计数，只能用砣秤（大秤）称。由于封建的国家体制阻碍了社会发展，这些白银不是被政府收集来对外赔偿，就是被迫建寨避乱消耗掉。成渝铁路原本是股份制经营，曾家各庄园每家出资一千多两白银入股，后来入股白银全部被清政府侵吞。曾家庄园也成为土匪打劫的对象。为自保，1851年，在中山乡水晶村的沱江边的小山上修建清平寨，因小山像一只趴着正在俯视江心的猫，人们常常叫它猫儿寨。
       曾氏 族人以“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为家训，在发展糖业经济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发扬宗圣公重文化教育的传统。相传，在清朝近二百年间出了3名举人、27名秀才。到清末年，内江县城共有三个书院，其中华萼、汉安两个书院均由梁家坝曾氏后裔庆昌、国光主持。
        由曾达一引来的长汀县曾氏后裔众多，其中曾达一的两个同父异母弟及二伯父的四个儿子的后裔合称七大房人。现在内江市东兴区中山乡的斑竹湾，碑木镇的五松桥，碑南的倒碑等村屯，都是曾达一的直系后裔。他们在对亲属的称呼上，还保留着长汀带来的客家话，独特的对长辈的称谓可能是夏朝，甚至更早时期的活化石语言，……这成为辨别长汀迁川曾氏族人后裔的主要标致。他们带来的长汀客家生产生活习俗,通过糖房庄园的影响,在内江至今还有所保留.
        曾达一死后，族人由其弟曾毓承（字承典，号绍舆，登仕朗）率领，在梁家坝老房子外面，建起曾氏联兴祠堂，1746年，在县城小西街修建曾氏联兴总祠堂。有数间门面，赢利为祠堂共用金。民国至文革前，梁家坝共有四个祠堂：一个总祠堂，达一公三兄弟各一个分祠堂。曾达一祠堂被称为“公王祠”。民国期间梁家坝曾氏联兴祠堂动用公积金，创建了私立曾氏联兴祠小学，供子弟免费上学。来这里任教的老师思想解放，后来成为了革命者。文革后时,祠堂都遭到了毁坏.
        梁坝曾氏入川时携带有族谱一部，共七本。到民国21年第三次修谱时,增订为每部二十本，各大房每房保存一部，族谱中有入川路线图，有马氏太婆画像。马氏太婆是曾达一的继母，建业中内助之力尤多。清咸丰三年，后人为曾达一修墓立墓表，道：“创垂之功，与天曷极！”
        曾达一的事迹，是四川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多年以来，由于他的后人主动配合很少,以至连他的名字、出生年月、如何进四川都有不同说法。有说他的名字为曾达、曾达懿、曾达怡的；有说他生于1716年，是被抓丁来的，有说他是珠宝商人经商到四川的。通过对照族谱，这些说法都是没有依据的。

 

主要参考资料:<内江糖业史>.陈栋梁.李明生著,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
                         <武城曾氏三续族谱>.民国21年刊印.
                         <四川内江县地名录>.1983.7出版.
                         <清初移民与辉煌的糖业>.作者:曾令恒  <重庆晚报电子版>.2004年12月.

                         <内江县志> 巴蜀出版社 1993年版

(此文应内江市东兴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作,发表是有改动.)

      68派祖兴禄，字志沂，号老沂.在谱中有他专门的传,文中称他:家贫穷，至数米而炊。家族传说他是长汀的一个挑夫,但谱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后随子达一迁内江，购邓氏的梁家坝土地。此为梁家坝曾氏第四迁。志沂公66岁卒。早年娶苏氏,苏氏生长子达一后两年去逝.大概在四年后继娶马氏,马氏生毓彦毓承.进四川后,发了财,又娶了刘氏。苏马二姓,回族居多,曾经向长汀论坛发贴请教,但没有结果.我分析可能她们都是回族,要不这两个姓这么巧的凑在一起.可能兴禄公与回族有特别的渊源.如果这样的话,我也有蛮夷血统了.
      有文章说,族谱上有马氏太婆画像和入四川线路图.我看到的这本却是没有了封面的,里面也没有画像和线路图,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有文物价值.湖广填四川是个大事件,但许多人怎么进四川的,没有一个准话,有说政府机关强迫捆绑来的,有说骗来地,有说当官进来的.而且还有个奇怪现象,就是很多都是说自己是湖北麻城孝感的.其实清初无此地名.在我家的传说中,也是祖籍"汀洲府安仁里孝感乡.后来我在网络查,没有长汀孝感这地名.我分析,可能是过去皇权不下县的历史因素造成的.乡的概念,可能在一段时期,一定地域才存在.如,内江在清朝末期还只分东乡西乡,但镇.场就多了,内江县约有大.小场镇三十多个，流行的一句口头语“三滩四镇九家场”,便概括了其中较大的16个场镇。但乡只有两个.填四川的人那么多地说自己是孝感乡,可能是官方在登记造册是胡里胡涂搞的一个.因为全国到处都有"孝感动天"而得名"香火坐箩兜的搬家户村,乡泉,山,石的传说.
     汀洲也有这样的传说,但它不在安仁村附近.在网上有这一段,也是寻根问祖的:
    "福建汀洲连城镇孝感乡的江生礼、江生鲜和江生鲍三兄弟跟随移民大军来到龙隐镇。老二江生鲜继承祖业在龙隐镇附近的青草坡建窑造碗。在江生鲜的带动下,其他镇民也效仿江氏开碗厂。很快,龙隐镇成了川东民间用瓷的生产地和出口... "
     可现在的安仁村在长汀县濯田镇,又是一个密.
     马氏太婆活了82岁，在兴禄公和达一公去世后,建业内助之力尤多.后人曾经给她捐过典.到十多年前，她的墓被盗，贼抱出一坛，并没有发现其它随葬品，随后将坛放还原处。
刘氏没有生育,或者生有女儿,因为女儿不进族谱,没有记录.
     兴禄公的第二子,号彦生.彦生公进四川时16岁.谱上记:怕子孙在城里学坏,可能当时担心的就是他,因为他的弟弟只有2岁,似乎无担心的必要.彦生公有5子.传：治沂公下葬前测量地理后，落棺时阴阳说；“三房后人中必亏一房。”二房彦生公说：“亏就亏在我房，我房的人只要有碗饭吃就行了。”弟兄当即定：长房、三房每年共同向二房补偿白银五百两，以补其亏；但三弟兄都去世后，后人不再承认补偿；由于迷信，二房的人失去了发展的勇气和机遇，二房后人打渔使船的多。解放后，因为长房、三房后人家庭成分多数有问题，有出路的不多，二房到出了不少人才.
      兴禄公的第三子毓承字承典，号绍舆，登仕郎，有5子.达一死后管理家族事物。子孙多，糖房多。后家族有长房发财、二房亏、三房发人的说法。这次我能找到族谱,就是网友帮我查到他的后人写的文章后,我们互相配合地结果.
     兴禄公后来的三个哥哥都从长汀来投靠他,他把自己的土地划了四分之一给他们,达一公的土地划了三分之一给他们.他们没有花一分钱就能安家立业了.说明先辈也没有什么阶级观念的,当时,他们已经是地主和雇弄的关系了.如果没有地主帮助,他们也只能成为香火坐箩兜的搬家户.

    我的67派祖衍富公，字宣富，号行素，生于明天启辛酉年(1621年)9月初10，于康熙乙丑年(公元1685年)10月初8去世，先葬长汀，迁葬梁家坝。
    汀洲有句古话:"有钱汀洲府,无钱汀州苦".衍富公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战乱岁月,汀洲又是南明与清军对垒的重要地区.可能是耐有乡间山林庇护,使他这一介草民得以安然无恙.而那个时代的王侯将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汀洲,一个大明的皇上就死在那里.
    朱聿键，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柽的八世孙，于公元1632年袭封唐王。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他向朝廷要求借兵3000前去参与镇压，朝廷怕藩王趁机叛乱夺位而予拒绝(这是明朝的通病,清人打过长江了,几个明室王子还在为皇位自己打自己.焉能与多尔衮立福临为帝,避免与豪格争斗的大局观念相比)。他便自行在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招兵数千，亲自统领着寻找农民军作战，被打得大败。朝廷因他违反国法，降罪而废为庶人，囚居于凤阳。
    福王朱由菘称帝后，将他释放，又怕他争压帝位，命他迁居广西平乐府（今广西省桂林市南），不久流亡于福建。弘光帝朱由菘于公元1645年5月被俘，他于同年闰6月受郑鸿逵、郑芝龙、黄道周等人的拥立，称帝于福州，改年号为隆武。
    朱聿键称帝后，振作精神，一心试图恢复明朝江山。他生活检点，宫中没有什么宠妃，只有皇后曾氏。她也知书达理，是一位贤内助。朱聿键任用金声、杨廷麟、何腾蛟等抗战派，收纳李自成农民军余部，屡次打算出兵北伐，曾收复了安微旌德、宁国等失地。但他主要依靠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兵力，而郑芝龙又怀有二心，为保存实力而拒绝发兵和供应粮饷，北伐终无所成。此时，在浙东的鲁王朱以海政权又为争夺所谓正统地位而派兵攻打朱聿键，使朱聿键四面树敌,忙于应付。
   公元1646年，清朝贝勒博洛率军攻福建，朱聿键苦于自己无兵，命大学士黄道周外出募兵，黄道周于半途被清兵俘杀，朱聿键只得亲自从福州抵达延平，准备冒险去湖南，而为郑芝龙所阻留。不久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与其父决裂，率部南下。以致隆武朝廷门户大开。此时清军越过仙霞岭直入福建，攻陷建宁，直扑延平。
   8月21日，朱聿键逃出延平，到汀州城外时被清军追上，他带着曾皇后和忠诚伯周之藩等躲入关帝庙。清兵在门前厉声呼喝：“朱聿键出来。”忽然，一个人手持钢刀跳出庙门，高喝:"我就是隆武帝!"挥刀杀向清兵，清兵急忙发乱箭将他射死，原来此人是周之藩，他舍身想掩护朱聿键脱险。清兵也怀疑他不是隆武帝，进庙搜查，只见后门洞开，庙内空无一人，知朱聿键和曾皇后已从后门逃入汀州城内。清军前锋统领努山命令几百个兵士穿上明军服装，打着明军旗号，直奔城门。汀州守军以为是败退下来的明军，让清军一拥而入，俘获了朱聿键和曾皇后，并将他俩分别押入轿子送往福州。到闽江支流九溪边停下休息时，曾皇后猛然窜出轿子，哭喊一声，陛下宜殉国，妾先去了。纵身跳崖身死。朱聿键也几次想自尽，都因清兵的严密监守而未成，于是绝食而死在福州囚处。不过另有一说是朱聿键是被清军乱箭射死在汀州城衙的大堂上。
    朱聿键史称隆武帝，也称唐王，是南明政权中的一位较有作为的帝王，只可惜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整个局势。
    隆武帝之死在衍富公那一辈人中,是一件大事.他们承受了王国之痛,留辫之辱.在今天看来,也是汗民族的一干二净大大的伤口.扬洲十日,嘉定三屠,那是比日本人在南京还要血腥大屠杀啊.

    衍富公育有四个儿子：兴佑、兴沅、兴与、兴禄。他们的后人都曾经在梁坝生活。兴沅、兴禄共7子，其后人称7大房人。
    有老人传衍富公有三个儿子.兴禄是老大;老二是个打铁的,族人叫他"铁匠二公"他是个单身汗,他先来内江,达一公是偷偷跟随他来了内江的;老三名"司丰",同兴禄公一起来内江,到隆昌土地坎时,见那里也不错,就留在那里了.
    我从谱上看,没有这种可能.是误传!

       我的66派祖名尚达，字祖达，号兴峰.他生前一直在长汀生活,在死后很多年,他的骸骨被后人在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迁葬到四川,他葬在了富顺县。
       看过地图就不难理解,其实富顺县就在内江县的南方,梁坝对岸就是富顺县.可能是家族很早就在那里买下了地方,所以才把他的骸骨埋在那里.也许,那里还有我们的一支宗亲.
       关于达一公买梁坝土地有几个不同的传说.父亲讲我们长房传说的经过是这样的：梁家坝(简称梁坝)对面叫林家坝,达一公买地的时候,先定了要林家坝,地契也办好了。准备交款时,达一公去看风水：见林家坝地虽然是黑油沙土,土质好,但风水不好,这里只能出船夫.而对岸的梁坝虽然是鹅卵石、黄泥底的地质机构,土质差,但地形为“七朵莲花”,有风水,这里能出读书人。于是与林家换了地,林家见差地换了好地，又不用补钱,暗笑这些“外哈二”(外地的傻瓜)不已。100年左右以后,定居梁坝的曾家出了3个举人,20多个秀才。而沱江河对岸,林船夫家家有,林秀才村里只有一个,连团学都团不起（办了学校没有来学），林家人悔之晚矣。
       而三房传给的后人的却是这样的:达一公一家来到内江，先居住在城西岛湾。但岛湾地方太小，不适合农耕，而且离城近又怕将来子孙学坏，因此认为不可久居。于是达一公和父亲顺沱江而下，寻找理想的土地，寻至林家坝，林家坝也太小，再往下寻至梁家坝，见一妇人在江边哭泣。父子俩上前询问妇人为何哭泣：原来那妇人姓邓，守寡，有两子，长子在江中游泳被淹死了，因此哭泣。妇人害怕次子也丧，想卖掉梁家坝这块土地，迁离江边居住，并委托达一公代寻买主。父子俩问要多少钱？答,要一百二十吊钱，父子俩答应为她寻找买主。经过堪查，父子俩欣然答应买下梁家坝；不久，以一百二十吊钱成交，由此获得了这块土地，并送邓家一只大公鸡、两匹土布，以示友好和吉利。邓家迁离江边，到一小山脚下居住。
       从族谱上看,第二种传说比较可信.族谱上有"以百金,购邓氏之梁家坝"的记录.只不过康熙年间,一百二十吊钱比120两银子要贵.当时一两银子只值7.800钱,只是到清末,银子出超多了,一两银子可以值1200钱.旧时,一千个小钱称一吊或一串钱.按货币推算,当时可能是以150两银子的价值买下来的,估计面积在几白亩左右.后来,制糖发了大财,才买下了更宽的地方.比如达一公的四子,我的70派祖传桢葬的尤家坨,就在离梁坝5里多的西边,说明他们已经把地方买到这里了.
       地价如此低,主要是那时人多地少,地不值价.还有,梁坝地势低平,又近沱江,容易受洪灾,种传统农作物难获丰收.达一公买下后,马上引进甘蔗,它不容易受洪水影响,让它成了福熟之地.

      <“湖广填四川”及移民文化>一文中这样说富顺:
      "蔗种在1671年在富顺种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顺产甘蔗15万吨，产蔗糖1万余吨，糖坊500余家(详见《富顺县志》)。内江大约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达做生意来到内江，见九月菊花开放，知此地气候与福建有相近之处，遂借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制糖工具并带来了制糖工人。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整个川西平原及浅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带业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前面我已经说了,我的先祖是1709年孤身入四川,1716年回福建接家人到内江的.这一段时间还没有买梁坝,不可能引种甘蔗.真正引种甘蔗是在后来回长汀迁祖先骸骨的时候,比较可靠的时间应该在这几年之后的事.
      没想到,祖先的一次迁坟,对内江富顺以至四川经济发展有如此之大的影响.
      尚达公只有一子,闻富.

     旧社会,文化在乡村能派上用场的时候不多,写付对联,做篇祭文,这差不多就是文化的全部。
    祭文是祭祀或祭奠时对神或对死者朗读的文章。祭文表达人们对亡亲故友的哀悼之情。徐师曾《文体明辨·祭文》说：“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恭”指对死者的敬惜之情，“哀”指对死者悼伤之意。只要情意真挚，文词的藻饰倒在其次，甚至好的哀祭文颇以文词的雕琢为忌。《文心雕龙·哀吊》所说的“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正是这个道理。
     祭文源于 古代以散文形式出现的哀祭文,最早见于《尚书》中的《周书·金縢》:"惟尔元孙某,遗厉虐-----".古代的哀祭文从诔辞开始,经过哀辞、吊文和祭文的沿革,一直发  展到现代白话文的悼词、悼念文章、唁电等.它们都是至情至性的创作,是呕心泣血的长诗,每篇后面都隐含着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
    祭文的格式内容为:
　　     1.标题。写成 "祭*文"、"*"表示死者的辈份或与生者关系。
　　     2."维"起。
　　     3.死者逝世的情况。
　　     4.祭奠人。
　　     5.死者生平及事迹。
　　     6.表示哀痛之情。
　　     7.结语用 "伏食尚飨"。
     历史第一篇最著名的祭文，是贾谊的《吊屈原赋》。贾谊贬长沙途经屈原自沉之处、感于屈原忠不见察而写，也暗寓了个人的身世之悲。后世此类祭文，多仿贾文，凭吊古人、古迹，抚事感怀，伤古伤今，如陆机《吊魏武帝文》、李华《吊古战场文》、韩愈《祭田横文》等。晋代潘岳的诔文哀辞最多，当时名气很大。他有一部分以第三者的身份祭奠与己无关的死者的哀祭文，对哀祭文的应用之途，起了开拓的作用，如《为任子咸妻作孤女兰泽哀辞》一文，就是替幼女兰泽的母亲写的。潘岳的长处是善于设身处地调动个人的感情，故这类祭文总能写得哀婉动人。当然，潘岳写得最好的哀祭文还是悼念自己亲旧的文章，如他悼念亡子的《伤子辞》、《金鹿哀辞》。自潘岳以降，哀祭文逐渐多起来了，如陶渊明、颜延年、谢惠连、谢朓等，都有不少的哀祭文。陶渊明还有一篇《自祭文》，形式特异，表达他面对死亡的旷达胸怀，一如其人。南朝梁妇女刘令娴写的《祭夫徐悱文》，悼念丈夫去世，凄怆感人，为古代哀祭文所少有者。��
     唐宋之际，哀祭文写得多而且好的，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作家，尤以韩、欧二家为最。韩愈哀祭文，或祭亲人，或祭故旧，俱能不拘一格，极变化之能事，如《祭十二郎文》抒写骨肉之亲，如泣如诉，又易整以散，对后世如欧、王、苏乃至清袁枚等的祭文，影响甚巨。如《祭柳子厚文》抒写故旧交谊，叙议结合，以议代叙，也对后世祭文影响深远。如《欧阳生哀辞》，感其早逝，反复低徊，而前序叙事，后以骚句为哀辞，也是创格。欧阳修的哀祭文多为昔日故旧所写，祭文亦多依这些故旧生前的遭遇选取一二特点，并将个人的人生况味编织其中，“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文心雕龙·诔碑》)，再加上他委婉纡徐的文字风格，在哀祭文中辟一大境界。他的《祭尹师鲁文》、《祭石曼卿文》、《祭梅圣俞文》，都是其代表作。��
     宋之后，哀祭文代有名作，如明王守仁《瘗旅文》，悼念一位远道赴任死于途中的小吏；如清代袁枚《祭妹文》等，都是历来传诵不衰的作品。��
吴兴、王文濡《续古文观止》中注评说：“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皆古今有数文字，得此(袁枚之)《祭妹文》，乃鼎足而三。”这三篇散文，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名祭文”。
      1919年10月毛泽东文氏病逝。毛泽东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深义长的《祭母文》,写出现代最著名的祭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许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来直城。从不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赍。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心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时，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祭，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按规定, 祭文是要烧给死者的,当时毛泽东也把这篇祭文往火盆里扔,是一个亲戚从火中抢出来而得以保存的.
      当然,我们更熟悉的同类文字还是他去世时的<告全国人民书>:

            极其悲痛地哀悼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

　　               中国***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国***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据说,我的曾祖父欣然公做的祭文和刘师亮的对联都是碑木镇四乡八里的一绝,举人庆昌公也写不过他们。欣然公做的祭文是庄严的文体,有似于今天的主旋律,五个一工程.刘师亮的对联多讥讽,同今天的喷青差不多,在当时也就是助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上不得台面.欣然公的架子也很大,请他写祭文要用椅子来抬,他才去写。他一到了现场,总要先喝上一壶,酒喝得醉惺惺的时候才动笔墨,只有这样,他的文章才写得好,有点“太白遗风”。
写祭文的酬金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去大户人家,有时候一篇祭文收到的酬金就相当于当私墅老师一年的收入,比写对子的强多了.大概与现在搞有偿新闻得的差不多,当然,还是赶不上有偿不新闻.
      而刘师亮写对子则是需要抽大烟,抽足了大烟,就有好对子出来有店铺开张,要准备好烟枪耐心等待.当时人们说椑木镇有两个文鬼:一个是酒鬼,一个是烟鬼.
烟鬼刘师亮,1876-1939,初名芹丰，又名慎之，后改慎三，最后又改名师亮，字云川，号谐庐主人，生肖属鼠，四川省内江市椑木镇人，自学成才的作家。
       刘师亮自幼好诗文。1912移居成都，以经营茶社、浴室为生。1929年5月创办了《师亮随刊》，常在该刊以谐稿、诗作、戏剧、对联等文艺形式，于喜怒笑骂之中，抨击四川军阀及其黑暗统治，申张正义。谐文短小精悍，意味隽永，常发端于针头芥子之类琐事，而归结到“改良社会”这与大问题。他在20世纪30年代以“幽默大师”之誉而闻名于蜀中。后因触怒军阀而被流徙上海，在泸创办《笑刊》。他在 椑木镇时就有这些歪对出名:
        两头是路穿心店；（王先生）
        三面临江吊脚楼。（刘师亮）
        ——刘师亮应对王先生
      刘师亮少时在椑木镇的茶馆当学徒，他想拜茶馆的王先生为师学对联，王先生收徒的条件是，先让刘对出他的对联才收他为徒。因此出了上联考刘。刘思亮想了一个晚上，对出了下联。次日王先生一看，以“三”对“两”(数词)、“面”对“头”(头部器官)、“江”对“路”(水陆交通)，已是工整非常，再以“吊脚楼”对“穿心店”，更是妙绝，且联律全部平仄相谐，鬼斧神工，真是匪夷所思。连称刘是奇才。因此，王先生也连连摇手，不敢收刘为徒称师。
        上联：洒几滴普通泪；
        下联：死两个特别人。
        横批：通统痛同。
     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死去，丧事办得非常隆重，朝廷还规定全国都要停止娱乐，以示“国哀“。官府甚至规定每家大门口都要贴挽联，否则就要论处。刘师亮对此非常愤慨，于是便作了此副幽默无比的挽联进行嘲讽。
        上联：拗几个酸字眼；
        下联：罚五块大洋银。
      刘师亮的上联贴出了之后，官府将刘师亮抓去审问，可刘师亮写的全是实情，官府又挑不出毛病，只好以“大不敬”罪名罚他银元五块，并令他将此联撕去重写了事。刘师亮回家后，当真将门上刷得干干净净，准备重写对联。谁知，人们看了他重新贴出的对联之后，更是笑得直不起腰来。官府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得任其为之。从此，他得了幽默大师的称号。
      他最著名的一对是到成都后写的:
            自古未闻粪有税；
            而今只有屁无捐。
            横批：民国万岁（税）
           ——刘师亮讽剌杨森“新政”苛捐杂税
      最代表他个性的对联是拜访求见李宗吾时，两人见面的出、对句。
            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李宗吾）
            斩赤蛇，定天下，高祖姓刘。（刘师亮）

        欣然公做的祭文随写随焚,没有一篇有机会保存下来,就是保存下来,也难脱为地主资本家歌功颂德之罪.而刘师亮的歪对做了教育群众认识旧社会的教材,成为了后世的主旋律,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说他当烟鬼的事了.小镇同时代的两个文化名流,现在对现在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的65派祖贞贵公，字程贵.他是明朝末期生活在汀洲的一介草民.在他死后很多年,由他没有见过面的玄孙,将他夫妻的骸骨迁葬到内江梁坝，与配偶温氏合葬在梁坝附近的田坝。他们的合葬墓现在还保存得十分完好，为传说的梁家坝曾氏"七朵莲花"风水宝地之一。
　   按《辞海》的解释：“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 《辞源》也说：“风水指宅地或坟地的地势、方向等。旧时迷信，据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
     晋人郭璞所著的《葬书》说:"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这是“风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中。郭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风水”理论的根本：以“生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寻求一个理想的墓葬环境为着眼点，以福荫子孙为最终目的。
      风水是发端于新石器时代先民的聚落选址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具尸骨的左右两旁赫然出现了用蚌壳砌筑的、图案极为清晰的“青龙”、“白虎”图形。这两个图形是古人对于天上星象在地上投影的理解，这与后世的“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概念隐隐相合.殷代甲骨文中有“卜宅”，史载于《周易》中的“地理”，兴盛于隋唐时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风水发源于黄土高原的早期窑洞地区，之后逐渐向全国传播，并在唐代后期开始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往后再传播到东南亚各国。19世纪通过传教士传往英国等西方国家。应该说，风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民俗文化，汉文化圈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风水文化的影响。
      当然,风水意识不是中国人所独有，任何一个民族和文化都有，只不过由于生活环境不同、语言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这种文化现象统称占地术（Geomancy）。无论是埃及法老王的陵墓选址、还是玛雅文化中金字塔的方位、还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蛰居洞穴的选择，人类都有类似的环境解释和操作模式，都旨在茫茫的大地上给自己定位，以便建立起和谐的“天地－人－神”的关系。
      中国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国文化与土地具有最紧密的联系，因此，中国的风水带有更加浓重的土地及其上的自然关系的烙印，因而更强调“风”和“水”这两种对农耕生产生活最关键的自然过程；也正因为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赖和对庇护环境的需要，“桃花源”才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理想风水。
      客家客家人崇信风水,每逢婚丧喜庆,盖房子,打灶,挖井,选坟地都要看风水.熟能生巧,客家人大多也有一些看风水的本事.家族传说:当初69派祖达一公进四川,是偷偷背着父母来的.没有盘缠,就靠沿途给人看风水糊口,一路上也给人点了不少好地.来梁坝后,见这里的风水不是一般的好,而是有七处风水相联,呈"七朵莲花"的地理.所以,就把这地留给了自己.
      按风水的说法,有好风水,还要看你有没有这富气占住他.幸好,家族通过建房,择坟,在十八世纪把这 "七朵莲花"的风水都占住了.这梁坝的"七朵莲花"是：一、高长门庄园；二、扦子门庄园；三、曾氏祠堂背后；四、田坝入川二世祖(贞字辈迁徙骨灰)墓地；五、贺盛亨庄园老房子；六、马氏太婆墓地；七、达一公墓地。
       贞贵公夫妇能占一朵莲花,是他们的福气,也是子孙的福气.
       客观的说,在今天看来,风水中90％以上都是糟粕，科学的成分很少.但在长期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中，讲究自然环境的风水说无疑具有许多现实意义。北京最重要的礼制建筑——位于老北京内城郊外南、北、东、西四处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他们分别与先天八卦中乾南、坤北、离东、坎西或天南、地北、朝日、夕月的方位相一致。其中天坛是号称“天子”的古代帝王在阴极阳生的冬至祭天的场所，其目的是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在现在,也有人热衷于它,他们往往借环保之名,把风水的概念与景观学的概念混同。望文生义把景观学的东西说成是风水，把风水“现代化”。例如他们说古人知道造房子要背阴朝阳，这就是科学。其实这不过是一些生活经验，连蚂蚁老鼠都知道造窝、打洞要朝阳,何况人呢?
       现代人穿凿附会尚且如此,就不用说在封建王朝时期的人们.我们家族在咸丰同治两朝,对风水特别看重.为先祖修坟捐官,忙得不亦乐乎.古语:富不过三代.经过近200多年的发展,家族已经发展到8.9代了,人口从70派的七个公,发展到了2000多男丁.家族拥有的糖房达一千多家,从龙门镇到碑木镇80里路,一路走过去,可以不踩别姓人家的土地.如此发达,岂能不归功于风水保地支持,祖宗地下保佑?
        贞贵公的坟幕,在同治八年重新立了墓碑.碑上的字迹现在还清晰可见.
贞贵公育四子：尚亮、尚望、尚隆、尚达。我们这一支人,都是尚达公的后人,贞贵公还有三子的后人在汀洲.从去年六月我就在网上找寻,汀洲曾氏有两支人的族谱我都见过,但不是我们这一支的.不知道以后会不回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