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6]         怀念父亲
[SIZE=4]    父亲去世26年了，但他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我的父亲曾宪柱（1919年-1987年），字：秉乾。曾国荃直系五代玄孙。（父昭和，祖父广江，曾祖纪官，高祖国荃。）
    父亲毕业于长沙岳云中学，就读四川华西大学化学系。1951年受聘于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从教三十余年至逝世。父亲生性豁达、聪慧好学、侠骨柔肠，颇具“高祖之风”。

 [SIZE=5]   [b]艰苦创业，矢志不渝。[/b][/SIZE]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父亲就职的商品学研究是从苏联引进的新学科，也是当时人民大学唯一的理工科专业；没有教材，没有设备，资金短缺，师资困乏；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为了新专业的开设，父亲日以继夜的编写讲义，完善了商品学从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到专业课的教学体系。为创建我国第一个商品学实验室，为了节省国家的每一分钱，他几乎走遍了北京的“鬼市”、“小市”、“委托商行”，收集可以为实验室用的各类天平、显微镜、化学器皿，并逐一清洗、修理、校正。亲自设计试验台、陈列柜，和工人们一起动手制作，在人民大学创建了中国商品学实验室及商品陈列室。
    五十年代后期，人民大学本校迁址，为建立实验室的地下氢气站，他不仅自行，并和工人挖土方、抡大锤，直至工程竣工。从那时起到“文革”期间人民大学撤校，在父亲的主持、负责下，人民大学的商品学实验室和陈列室一直在全国同学科中保持领先地位。
[SIZE=5]   [b] 严谨治学，不计名利。[/b][/SIZE]父亲在人民大学从教35年，教过本科生、进修生，带过留学生、研究生。凡是他教过的学生，无不对他近于严苛的治学态度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每带学生做实验课之前，总要亲自带领实验员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学生在试验中稍有不规范和差池，必须推倒重做，不留丝毫情面。学生的考试更是一分之差也别想在他这里过关，他宁愿拿出大量的休息时间给不及格的学生补课，也决不让一个不合格的学生走出校门。多年后，学生们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当年先生严格的要求给我们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我们也不可能在现在的工作中游刃有余！”
    自五十年代中期，商品学教材三次改版，父亲由于家学渊博，文学功底深厚，加之广博的文学修养，自然成为撰稿的主将。父亲除了完成自己承担的章节，还承担了几乎全书的校订修改工作，甚至很多别人撰写章节他还需要重写。当全书定版时，他总是写上所有撰稿人的名字，绝不居功自傲。
    六十年代中期，父亲以讲师的身份大选人民大学教务委员会委员，组织上要授予他教授职称，他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商品学在我国是一门新科学，对于本学科在国际上的发展及现状，我们了解的很少，我不配享有这么高的职称。”文化大革命后，人民大学复校，组织上又一次提出职称之事，他再次谢绝。理由也很简单：“我已身患重病，不能在教学第一线工作，还是把机会留给第一线的同志吧！”在领导再三劝说下，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的职称评定，父亲才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SIZE][/SIZE][SIZE=6][SIZE=4][SIZE=4]     [b][SIZE=5]铮铮傲骨，眷眷赤心。[/SIZE][/b][SIZE=5][SIZE=4]“实事求是，绝不趋炎附势”是父亲的行为准则。早在建国初期，全国一区“全面学苏”的大环境下，人民大学商品学教研室也迎来了一位苏联专家。这位只有中专学历且不是商品学的“专家”，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瞎指挥。这样一个连有机化学分子式都搞不清的“专家[/SIZE][/SIZE]”如何能领导一个中国大学新学科的建立呢？父亲顶着被扣上“反党小集团”帽子的压力，据理力争，最终在校长吴玉章先生的支持下，驱逐了这位不称职的“专家”。使商品学这门新学科得以在人民大学顺利创建。
    父亲在他三十五年的教学工作中，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哪怕冒被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风险。就为了这份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父亲成了人民大学的“老运动员”。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嫌”。为了不受剃“阴阳头”之辱，他用剃刀剃光了自己的头发。造反派为逼父亲揭发叶帅及姐姐曾宪植的问题，把他关入地下室施以私刑，还把关在“牛棚”中的其他教师押去观刑。稿棒打断了，垒球棒打折了，弹簧钢鞭咬噬着父亲的血肉，他始终就是一句话：“没有的事情，我不能编造！”经历了这样惨无人道的摧残，父亲的意志没有垮，但身体垮了。从此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人民大学撤销，父亲被遣送到江西干校劳动改造，由于血压高达160/240，他从修建房屋的屋顶上摔了下来，只好送回北京就医。
    此时他住所已经从楼房被赶到阴冷潮湿的工棚。为了能重返教学工作第一线，父亲与病魔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几次心梗病危，几次抢救，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严谨态度；为了配合医生治疗以资参考，他写下了二十余本治疗日志。“文革”结束了，人民大学复校了，父亲再三要求重返他为之呕心沥血三十余年的讲坛。但是，由于他重病缠身，组织上考虑他的健康状况没有同意。他就把精力投放在培养、帮助新教师的工作中。就是在那简陋的工棚里，他拖着病体帮助新教师准备讲义，编写教案，解答新教师在教学中的问题；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他就会到课堂去听新教师的课，以便在新教师的讨论中有的放矢。直到一次老校长成仿吾先生来访，见到父亲在阴冷的工棚里，以椅子为案，坐在小马扎上靠近火炉子修改讲义的情况，成校长老泪纵横，半天无语，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之后，父亲得以迁入人民大学的宿舍楼。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父亲终因病重不治，离开了我们。他临终前留下遗愿：为了使医务工作者对高血压、心脏病的治疗有更多的了解和研究，把他的治疗日志送给了为他治疗十六年之久的阜外医院，并将遗体捐献给医院做病理解剖研究以造福后人。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仪式。人民大学遵照父亲的遗愿发出讣告。但遗体火化当天，仍有人民大学教职员工及学生四百余人前往送行，缅怀这位为祖国教育工作鞠躬尽瘁三十余年的老教师。
    父亲的一生正应了其高祖曾忠襄公的一副[/SIZE][SIZE=4]楹联“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    [/SIZE]
     [SIZE=5] 父亲去世26年了，他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SIZE]   [/SIZE][/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