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000000]        马金章[/COLOR] [COLOR=#000000][/COLOR]  [COLOR=#000000][B] [/B][/COLOR]

[COLOR=#000000][B]    子贡（公元前520年---前456年），卫国黎地（今浚县）人，他17岁拜孔子为师，深得孔子学说真谛和儒家思想精髓，成为孔门高徒，他不仅为传播儒家学说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开创了战国纵横家之先河，还投身商海，成为中华儒商第一人。[/B][B] [/B][B] [/B][B]   [/B][/COLOR][B]
[/B][COLOR=#000000][B] [/B][B] [/B][B]   [/B][/COLOR][B][COLOR=#000000]加强对子贡的研究，不仅是淇河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这对于贯彻以德治国的思想、打造诚信社会、处理好国际事务等大有禆益。子贡的历史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首开纵横家之先河；经商致富，成为儒商始祖；极力推崇儒学，使孔子名扬天下。[/COLOR]
[/B][COLOR=#000000][B] [/B][B] [/B][B]   [/B][B]子贡思想有很深的启迪意义，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引起特别关注：即研究子贡儒家论理实践经验，完善社会论理体系；吸纳子贡商道文化精华，造就新一代儒商；借鉴子贡外交谋略，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B][B]  [/B][/COLOR][B]
[/B][COLOR=#000000][B] [/B][B] [/B][B] [/B][B]在中国历史上，对社会发展、文化形成产生过影响的历史人物灿若群星，子贡便是其中之一。[/B][B] [/B][B] [/B][B] [/B][/COLOR][COLOR=#000000][B]
[/B][B] [/B][B] [/B][B]   [/B][/COLOR][B][COLOR=#000000]加强对子贡的研究，不仅是淇河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这对于贯彻以德治国的思想、打造诚信社会、处理好国际事务等大有禆益。本文从子贡的历史文化贡献和对其进行研究的时代意义谈一些粗浅看法。子贡的历史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首开纵横家之先河。[/COLOR][COLOR=#000000]
[/COLOR][/B][COLOR=#000000][B] [/B][B] [/B][B]   [/B][B]子贡具有“能言善辩”的先天才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由于子贡具有能言善辩的先天素质，他又有“得素衣缟冠，使其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亲如兄弟”（《韩诗外传-卷九》）的外交理想，再加上孔子对他的培养，使他很快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取得了一个彪炳史册的外交胜利。公元前489年，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陈绝粮”时，孔子派子贡至楚国求楚国出兵营救，结果是“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外交方面的才干，当时有口皆碑。楚昭王说楚国的外交官没有一个能和子贡相比。公元前483年，齐国的田常作乱于齐，想先出兵伐鲁，子贡为免除孔子怀国之忧，自告奋勇出使齐、鲁、吴、越、晋等国。他攻心为上，说齐伐吴；投其所好，说吴救鲁；设身处地，说越攻吴，鼓动晋侯，备战吴军，结果吴军在攻晋中大败，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乘势伐吴，灭了吴国。灭吴三年后，越国称霸东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变：“子贡一出，存鲁、[/B][/COLOR] [COLOR=#000000][B]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这一纵横捭阖的外交谋略、见其类、得其情、御其志的才智和飞钳、转丸的游说艺术，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是当之无愧的纵横家的先驱，战国策士的楷模。”（《鬼谷子全书-中编》） 二、经商致富，成为儒商始祖。 儒商是受儒家思想的商人，孔子开创了儒学，而子贡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孔子门下，“七十子徒，赐最为饶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富翁同时又是学者，应当首推子贡。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工商业开始兴起并逐步走上繁荣时期，此前那种宗族公社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模式，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状态已土崩瓦解，具有丰富的学识，新颖的思想，出众的口才，谦虚的品格和不甘平庸的进取精神的子贡，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投身商海，大展身手。孔子称赞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论衡-知实》）。子贡到各国做买卖，往往和“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史记-货殖列传》）。这就是说，他做买卖需要进见诸侯时，各国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礼节来会见他，可见子贡的富有和声望达到了什么程度。子贡虽然家累千金，但他“富而不骄”、“富而好礼”，《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等典籍都记述了子贡自己掏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可见，子贡是一个“愽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儒商。 三、极力推崇儒学，使孔子名扬天下。[/B][B] [/B][B] [/B][B] [/B][B] [/B][B]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这就是说，在传播儒家理论和政治主张方面贡献最大的，当为子贡。一部忠实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凝聚儒家思想精髓的巨著《论语》里，涉及子贡的记载就达38处，居众弟子之首。并且有9处为子贡独立成篇的精辟言论。孔子的学说，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一些人毁谤和贬低，孔子本人也常遭厄运，关键时刻，子贡总是挺身而出，捍卫孔子的学说，这在《论语》、《孔子家语》等典籍中都有记述。[/B][B]  [/B][/COLOR][B]
[/B][COLOR=#000000][B] [/B][B] [/B][B] [/B][B] [/B][/COLOR][B][COLOR=#000000]子贡是孔子周游列国的财力支持者。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所用基本上是子贡负担的。“孔子和大商人子贡生活在一起，至少是子贡做买卖，供给周游列国的孔子和同门”（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没有子贡财力上支持，孔子周游列国是难以进行的。[/COLOR][COLOR=#000000]
[/COLOR][/B][COLOR=#000000][B] [/B][B] [/B][B]   [/B][B]由于子贡在宣扬儒家学说上出了大力，所以后人说子贡有“亚圣之德”（《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司马迁这位惜墨如金的大史学家，他在《史记》中，记载亚圣孟子仅用了215个字，而记载子贡近5000个字，可见子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历代封建官府在尊孔祭孔时，也给子贡祭祀和封赐，并对子贡也不断追加谥号，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黎阳公”，旋又改封为“黎公”。封建帝王及其官府看重的只是子贡的言行对宣扬儒家思想和维持封建秩序的一面，对子贡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造成这种局面的成因主要是逐步抬头的重农抑商思想和后世儒者义、利分离观对子贡的经商行为进行压抑贬。历史上，儒家在如何对待利的问题上，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孔子“罕吉利”，说过“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类的话，但并不反对重视百姓的实际利益，主张给百姓实际利益。但是，后世儒者逐渐产生了讳言利，排斥利的倾向，《孟子》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将义利完全对立起来了。宋代理学家则只承认仁义道德的精神作用，完全否定物质利益的作用，将孟子的“贵义贱利”说推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极端。孟子用后儒们将“义”，与人的物质利益相剥离，直接刺激，助长了中华民族价值观系统中唯心倾向的分蘖、疯长，致使形成了“士不言利”、“文不经商”的局面。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之下，以经商致富著称的子贡显然要受到一定的压抑贬损。[/B][B]  [/B][/COLOR][B]
[/B][COLOR=#000000][B] [/B][B] [/B][B] [/B][B] [/B][/COLOR][B][COLOR=#000000]子贡这位儒商始祖、“世界外交史上第一个进行穿梭外交的人物”（《鬼谷子全书-中篇》）的出现，不仅是淇河文化史的骄傲，他的经商理念、外交谋略、诚信价值观和尊师敬长的精神，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在上世纪末曾预言：对子贡的研究“不久的将来可能居于孔门研究中心”（井上靖《孔子》）。那么，子贡思想的哪些方面对我们有启迪意义呢？以笔者管见，起码有以下三个方面应引起特别关注：[/COLOR][COLOR=#000000]
[/COLOR][/B][B][COLOR=#000000]�牐�1[/COLOR][/B][B][COLOR=#000000]、研究子贡儒家伦理实践经验，完善社会伦理体系。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的确已渗透进了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和行为之中，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组成要素，而且也成为中国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儒家伦理关注人际间的秩序、强调人们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但孟子之后的儒者出现了道德至上的倾向，将义、利对立起来，将人们导向“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境地，不仅扼杀了人的合理需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其实在《论语》这部儒家学说经典之作中，有不少主张义、利并举，将经济与论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论述。《论语-子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子贡对孔子说：“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卖掉！连我都在等待识货的人来买呢。”从中看出，孔子是支持子贡经商的。有这么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日本第一银行首任总裁涩泽荣一以及天皇教席三鸟中洲，根据子贡儒商的身份，试图从儒家经典《孔语》中破译子贡的经商之道。他们研读《论语》之后，都说过这样的话：“《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他们多少悟出了儒家伦理与商品经济之间微妙而又深奥的关系。子贡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创造者之一，而且还是儒家伦理学说的最成功实践者，从研究子贡入手，可以更有效地发现儒家伦理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COLOR][COLOR=#000000]
[/COLOR][/B][B][COLOR=#000000]�牐�2[/COLOR][/B][B][COLOR=#000000]、吸纳子贡商道文化精华，造就新一代儒商。子贡作为儒商始祖，奠定了中化儒商文化基础，他的经商理念，有着精深的文化内涵。他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他的格言是“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治长》）、“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做到推已及人，将心比心，互相尊重，互不伤害，互惠互利，平等相处。他以诚信为本，在《论语》中，多处记载着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没有了信，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使他在经商中羸得了很好的信誉，立于不败之地。他“不受命”，敢为人先，掌握了商道规律，达到了“忆则屡中”的经商的最高境地。他崇仁立德，“富而无骄”，“施民济众”，《盐铁论-贫富》中记载：“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这就是说，子贡和陶朱公都因货殖发财而名扬于世，他们交往富者，同时也帮助和抚恤贫者，所以上自君王，下至平民，没有一个不得到他们的好处，从而也都称颂他们的仁德。我们从子贡的经商之道中，可以看出，诚信是儒商文化的真谛，儒商应有“两种素质”，即本身具备优秀的道德品质和适应商场的本领；“两种水平”，即具备义、利兼顾，义中取利的正确义利观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儒商始祖子贡的经商之道中有许多精粹，认真研究吸纳其中精华，对推动儒商品格的重建和创造性转型有着积极的意义。[/COLOR][COLOR=#000000]
[/COLOR][/B][COLOR=#000000][B]�燵/B][B] 3[/B][B]、借鉴子贡外交谋略，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子贡怀着“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现两国亲如兄弟”的外交理想，苦心研究当时各国情况，全面、客观、冷静和准确地观察形势，坚持“亲和”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的高度统一，奔走呼号，极力协调各国关系，不用一兵一卒、一枪一刀，改变了战争格局，避免和减少了战祸，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成为彪炳史册的出色外交活动家。当今之世，国家、民族种类之繁多，意识形态之分歧，宗教信仰之差异，其复杂程度大大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子贡化干戈为玉帛的外交理想与今天人类追求的大目标是吻合的，他的外交谋略，今天也不全部过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系统地研究子贡的外交思想和谋略，做到古为今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B][/COLOR][COLOR=#000000] [/COLOR]

 

这个研究任务非常的巨大啊！[em01]

    孔子在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喜欢子贡（端木赐）的，子贡年纪较小，入门也较晚，然而就是他，在许多场合为孔子赢得了身前身后的荣耀。孔子曾用极为赞赏的口吻评价子贡：“汝，器也。”“瑚琏也。”瑚琏者，端然于宗庙之上的祭器也，雍容高贵、清澈精洁，自非寻常人可以当之。虽然这一评价，和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不器”的颜回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子贡在孔子的眼里，早已非同一般了。  

　　子贡在《论语》里，显山露水的机会远远多于孔子的其他弟子，在学识方面，他可能是作为颜回的一种陪衬，一种烘托，但他的形象也绝不会因为有了颜回而暗淡。孔子曾给子路、子贡、颜回出了一个主观题：“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的回答是“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贡以为“知者知人，仁者爱人”，颜回的答案是“知者自知，仁者自爱”。虽然孔子最后给颜回判了个“明君子”的最高分，可子贡的“知者知人，仁者爱人”，这一“士君子”的理解即使现在拿出来，它的光辉依旧照人，不可磨灭。

　　子贡曾就“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这一问题向孔子求教，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便立即联想到《诗经》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使得孔子连连点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在孔门弟子中能够就《诗经》与孔子对话的人，实在寥寥。  

　　更为重要的是，子贡的学习，不仅仅读进了书里，他还游刃有余地从书中走了出来。他不像颜回固守着读书人的一种人生姿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结果因贫困而英年早逝，留下了人生的许多遗憾。而子贡更多的是将自己的学识圆融在生活的多方面的体验里。  

　　子贡无意从政，可他却有着惊人的政治才能。那一次，田常“移其兵，欲以伐鲁”，子贡受命于鲁国危难之际，游说于数国宫廷之内，谈笑间就让那些春秋的王们、侯们、将们一个个心甘情愿地钻进他预设的陷阱，诸侯版图也就随之而改变了模样。《史记》中记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虽然司马迁此说可能有夸大之嫌，春秋五国格局的变更，还应有着诸多深层次的背景，然而子贡斡旋在数国之间，留下的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的宏论，实实在在体现出了一个成熟外交家的非凡气质。

　　子贡最热衷的，是经商，“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用现在的话就是说，子贡喜欢在东西便宜的时候买来贮存，等到这东西升值了就再把它卖出去，从中赚钱。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绝不容易，要是什么时候看走了眼，说不定也就赔了个精光。可子贡眼神好使，行情看得准，他利用与孔子在各国辗转之际，买进卖出，很快就家累千金。弄得孔子也不知是批评他好还是表扬他好，“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子贡不守本分去经商，推测市场行情却让他屡屡猜中。后来子贡更是显达，“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子贡受到了各国君王如此的礼遇，也就有了机会到处传扬孔子之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司马迁的这一评说实在耐人寻味。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是子贡凭借着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经济实力，支撑起孔子那“道”的一片蓝天。经济是基础，这样一个极富哲学意味的命题，两千多年前就由子贡的生活实践所验证了。可惜的是孔子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子贡也忽略了对自己这一生活最为真切体验的总结。  

　　子贡太敬重孔子了，他过于注重孔子对自己的评价，乃至有的时候迷失了自己。子贡曾说过一句话：“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不想别人强加于自己什么，这完全是一种可贵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也不想强加于别人什么，这又是出于对他人人格的尊重。这该是人生的一种极高境界，可孔子的一句点评：“赐也，非尔所及也。”便使他在实践这一人生格言时，打了太多的折扣。

　　孔子死后，一时曾有“子贡贤于仲尼”的传言散播了开来，就是同门学弟陈子禽似乎也滋生出这样的疑惑。为了维护孔子的尊严，子贡不惜贬低自己，说自己只是及肩之墙，深浅厚薄，一窥而尽；而孔子乃是数仞之墙，普通人要叩及门都难，哪里知道里面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而当叔孙武叔有意诋毁孔子时，子贡更是义正词严地给予迎头痛击：“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贡还不时在形形色色的场合，坦坦荡荡地披露心迹：“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其心之诚，皇天厚土共鉴。

　　无疑，孔子的死，最为痛心的是子贡，“众弟子守孝三年而去，独子贡留，又庐墓三年”。这绝非是子贡有意识地标榜自己，用现代的新词儿，就是“作秀”。子贡根本无意用孔子的名望来提升自己，他只是觉得唯有如此，才能表达自己对师长绵长不断的哀思。(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陶晓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