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是两个被严格区分开来的名称。儒乃秉承儒家学说的文士之谓，其天职在于“求道”、求义；商乃通货之民，其本性在于求利求财。中国传统文化以重义轻利、修身齐家治国、成贤成圣为基本价值取向和最高追求，故而尊儒而贱商。春秋以前，虽然士为四民之首，而商居四民之末，但商尚未遭人轻贱。自儒术被定为社会意识形态中之一尊，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则不断下降，直至到了遭人鄙视的程度。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儒而贱商的基本取向，毫无疑问地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回溯历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尊儒贱商的根源，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建设，是有意义的。
一
我们知道，儒与商相较，商的历史可能更为悠久。商之名与商朝之名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传，殷商的先祖之中，有一人名为王亥。他曾经训服了牛，发明了牛车，使畜牧和运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曾带领其部落的人远足，与其他部落以物易物，使大家都感到便利。他的部落被称之为“商”，并很快地富裕起来，其后世子孙汤宣威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儒之名源于相礼，而相礼之事亦相当古老。然而，礼毕竟是文明时代的产物，有比较发达的政治文明之后才有比较完备的礼，而有了比较完备的礼之后，才需要懂礼之人做相礼之事。因此，最早的相礼之人生年再早恐怕也早不过商祖王亥。儒作为相礼之名，是从孔子起才为人所广泛知晓的。孔夫子早年做相礼之事，成年后创立了学派，人们因其曾为相礼之事或善为相礼之事而称其学派为儒。如果说商之名始于王亥，儒之名始于孔子，那么商和儒各自的历史长短是不言而喻的。
把儒和商结合起来的人，首推孔子的高足子贡。子贡姓端木，名赐，为七十二贤中的佼佼者。子贡跟随孔子学习儒术，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同时也经营商品。他在儒学上有极高的成就，在经商上赚了不少钱财，富至结驷连骑。孔子周游列国，曾遇陈蔡之厄，吃了不少苦头。然而，没有善辩的子贡为其解围，没有富有的子贡为其提供财力上的支持，孔子周游列国之行恐怕将更加艰难。孔子对于子贡学儒和经商不但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非议，而且在心底里还颇为欣赏。仔细品味《论语》中所记孔子“忆则屡中”那句话，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能够成为儒商之祖的人，当然得有极优秀的品质和绝项的聪明。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之中，最有成就的有七十二贤。在七十二贤中，绝顶聪明的有两个人，那就是颜渊和子贡。据论语记载，孔子尝问子贡“汝与回塾愈”问题，意思是：子贡你和颜回相比，谁更优秀些？子贡答：“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赐也何敢望回！意思是：我怎么敢与颜回比呢，颜回从老师您那里听到一个道理，就能够推知十个道理。我从老师您那里听到一个道理，不过能推知两个道理。我怎么敢给颜回比呢！”孔子听了子贡的一番话后，明确地表示赞同子贡的话。
颜回和子贡，是孔子最为欣赏的两个弟子。而这两个人却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命运。颜回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聪明绝项而有竭尽才智之时。子贡称赞其闻一以知十，虽然有过誉的成份，但显然从心底里对其也十分佩服。然而，《论语》中所载颜回“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既竭吾才”、“欲罢不能”之类的话，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孔子思想之博大精深以至于颜回竭尽全部心智也无法全部领略。他年纪轻轻却头发皆白，说明他说自己才智竭尽确非虚言。其二，学习极其刻苦，德业每天都有进步。孔子尝赞叹地说自从颜回去世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好学”的人了。说只看到他进步，没有看到他停止。其三，品德高尚。孔子尝表扬他“不贰过”，尝赞叹地说“贤哉，回也！”其四，十分贫穷。《论语》载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能以快乐的态度忍受“人不堪其忧”之忧。子贡也有四个特点：其一，聪明绝项而无竭尽才智之时。子贡在他崇拜景仰的老师孔子跟前敢说自己“闻一以知二”，且孔子并不以为他吹牛，足见其聪明非常人所能及。他回答孔子所问之巧妙，贬己扬人之自然，确实令人佩服。其二，学习效果奇佳。纵观《论语》中他与孔子的对答，孔子许多精湛的思想和传世的言论都是经他问出来的。其三，品德高尚。《论语》尝载当时就有人认为子贡已经超过了其师孔子，但他自己对于老师却极其尊敬和维护。《论语》中没有记载孔子本人及其同门对他有任何的品德上的非议。在孔子去世后，他曾单独在孔子墓旁守丧六年。其四，十分富足。他经商有道，赚了不少钱，《庄子》记他结驷连骑去看同门师兄弟原宪。此外，他们两个人的结局是不同的，颜回早夭，子贡终老。
孔子对于这两个得意弟子都非常珍爱，但对他们的态度和评价却不尽相同。孔子对于颜回：称赞其安贫乐道的态度，佩服其好学的精神，叹息其很差劲的命运。孔子对于子贡：欣赏他的聪明才智，佩服他无碍的辩才和游刃有余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和生财之道。从《论语》所载孔子尝问子贡“汝与回孰愈”看，孔子是抑子贡而奖颜回的。孔子对于两人都有一句批评：说颜回对孔子自己没有什么帮助，说子贡在自己死后将有所退步。
照我的观点来看，子贡乃孔门第一人。他德才兼备，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不仅有极高的智商、深湛的思想和优秀的品德，而且还极其干练，具有极强的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在他面前，似乎没有什么难事。《史记·仲尼第子列传》对他的记述可能不尽确实，但说明他人所难及的才能是被当时和后来人所景仰的。《论语》的编辑者虽为曾参和有若的弟子，但对子贡是充满敬意的，否则其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关于他的记载，就不会有对他那么多赞誉的话。他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有那么多的财富，又有那么好的命运，除了他出类拔萃的德才之外，还得力于他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开阔的心胸。
从《论语》及其他历史文献关于子贡的全部记载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子贡更像孔子。孔子有大智慧，子贡也同样具有，这从《论语》所载孔子问子贡“汝与回塾愈”章可以看出；孔子有大道德，子贡也同样具有，这从《论语》所载别人对他的赞美中可以看出；孔子有真性情，子贡也同样具有，这从子贡单独为孔子守丧六年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有真才干，为司寇尝出色地治理鲁国，出使他国尝为鲁君争回面子和尊严，子贡也同样具有，这从他做为使节的交往和财产的治理上可以看出。孟子曾经称道孔子是“圣之时者也”，而子贡也同样如此。《战国策·赵策》云：“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谦司时。时贱而卖，虽贵已贱矣；时贵而买，虽贱已贵矣”这里讲出了“良商”的基本素质“司时”。子贡是买卖的大行家，必然深通司时之道。
我还认为，子贡领会和把握了孔子的全部思想及其精髓，是孔子思想的真正的继承者，是得孔子之道最全的人。其他弟子为孔子守丧三年而去，而子贡独守六年，说明他本身就是以孔门的继承者自任的。在这六年之中，以子贡如此人才，决不会只尽守墓之责，其余则无所事事。整理孔子的遗训，完成孔子未竟之业，是他必做的功课。《荀子》书中把仲尼、子弓并称，认子弓为孔子的正统继承者。我怀疑这个“子弓”即是子贡，只不过是楚音不清而导致字错罢了。这正如书中“孙”和“荀”二字因音近而相错一般。当然，这需要做一番认真的考证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
二
儒商之祖子贡生前比颜回要幸运得多，但其身后却比颜回生前更为不幸。颜回早夭，生前没有什么成就，但在死后却博得“述圣”之名。人们总是孔颜并提，而早忘却了比颜回更了不起的子贡。甚至以鲁钝著称且不被孔子特别寄予厚望的曾参，其名望也远远超过了子贡，以“宗圣”标名史册。虽然孔子评价由于满足于求道尚德重孝的颜回、曾参被特别加以推崇，中国文化也成了一种崇尚道德而不重视实务的文化。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何在？这是有待于我们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它不只牵涉到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它还关系到对孔子之道正统的认识。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后人对“至圣先师”孔子某些言论的误解，二是因为某些带有偶然性的历史事件，三是因为后代封建统治的实际需要。
关于后人对孔子某些言论的误解。我在前面说过，孔子曾把回、赐二人放在一起让子贡本人进行评价，而且对于子贡本人的评价结果还予以了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没有让另一个当事人颜回也进行评价。孔子这样做的动机何在？孔子屡次赞扬颜回“好学”、“不贰过”、“未见其止”、“贤哉”等等，而不见褒奖子贡的话，反而说某些德行子贡做不到这又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这反而是孔子对于子贡寄予厚望的表现。寄望厚，则责之严。子贡如此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当然知道孔夫子的深意，如果没有知遇之恩的话，他为何要为孔子守丧守上六年呢？后人不察，只从表面看问题，便真的以为颜回远远胜过了子贡，颜回闻一能知十，子贡不过闻一以知二。孰不知子贡说自己“闻一以知二”是自谦之辞，而称道颜回“闻一以知十”是夸奖之语啊！在老师跟前说自己“闻一以知二”，虽为自谦却不妄自菲薄，且不无自得之意；说颜回“闻一以知十”，虽有虚誉之意，其诚心赞扬却也溢出言表。南北朝时的谢灵运曾经称道曹植，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健独得八斗，天下人才共一斗，他自己的才也不过一斗。在夸曹植的时候，顺便也讲了一下他自己。这看起来谦虚，实则骄傲得紧。不过，他自夸得并不高明，只不过是拾子贡的牙慧而已。子贡自称，说得不露自夸之意，连孔子都觉得他够谦虚，并且两千年之后还让人觉得是真的。谢灵运的自道，却让人一看就知其自命不凡，距实情相差甚远，让人打死都不会相信。
子贡货殖，而孔子曾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话，这也被误解为是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和鄙视。其实，孔子并不鄙视货殖，像他那样一个对历史极其熟悉又对祖先极端孝敬的人，根本不可能鄙视经商。孔子是殷商的后代，并自称是“殷人”，他的祖上王亥曾是经商之人，因而他当然不会因此而看不起子贡。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语中的“君子”和“小人”，并不是从道德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位”或“名分”的意义上说的。君子是指在位者、当权者，犹如“大人”，小人指的是无位者、非当权者，犹如“小民”。在位掌权者不谋自己的份内之事，而仅谋求一己之私利，社会必然陷入混乱之中，故当喻于义。那个时代，不实行民主，当然小民百姓只能是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求利以养父母和家人。在那样一个实行宗法等级制的时代，“喻于义者”必是钟鸣鼎食之人，而“喻于利者”则有繁重的税赋和劳役，难免冻馁之苦。因而，孔子有感而发，说富而可求的话，虽执鞭之士他也愿意去追求。孔子这些话，那里是在针对子贡啊！
子贡绝顶聪明，而孔子又说自己身后子贡将必将退步云云。这也被一些人理解成子贡终不能成大器的根据之一。其实，孔子只不过是说：“子贡这个人天份太高了，你们这些人啊！没有一个人在我死后能和他切磋学问，他怎么能够进步呢？真可惜啊！”如果孔子不是这个意思，子贡如此出色，何以别人能进步，而子贡却不能呢？
关于某些带有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上的有些事情是后人难以了解的。子贡在孔子的墓旁守丧六年，他都干了些什么？他在晚年又干了些什么？历史上没有记载，难道他这样一个人会虚度年华么？如果有著述，现在史上许多无编撰人的书中哪些是他的著述？如果子弓真的就是子贡，而秉承他思想的荀子却又培养出了韩非、李斯这样的人物；信奉韩非、李斯学说的秦始皇却又来了个灭儒运动，焚儒之书，坑儒之士。这样一个结果，让人们如何来称道和传扬他及其他这一系？传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而荀子称道的真正继孔子正统的子弓为何不见于经传？这些都是我们不得而知的。
关于封建统治的实际需要。在中国古代，数千年来都是家天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无一不是世袭而定的，除非改朝换代。治理天下的法术，统治者从来都不希望掌握在其他人手里，更不希望这个掌握治道的人在社会上培养出一大批治理天下的能人。孔子当年周游列国而不被重用，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门下的能人太多了，而让所有掌握权力的诸侯们感到把权力交到他手里不放心。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们虽然常受到强敌的威胁，但毕竟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还是觉得可靠。到了封建大一统时代，外部的强敌消失了，在统治者的眼里确保统治地位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人才”才是最合胃口的？当然是那种才能不高而又极其忠诚温顺的人。因此，忠孝之德才是他们最欣赏的，是最想提倡的。颜回的安贫乐道，让人不造反；曾参特重的孝道和思想，有利于维护权威和忠于君主；孟子、董仲舒等人的“何必曰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观念，让人不与统治者争利。因此，它们自然而然地就成为皇家表彰、推行的对象。
对于从统治阶级那里分得了一杯羹的文人来说，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处世的态度和思想对于自己的身家性命来说多么地重要。才高有才高之害，这是数千年来人们积累的经验之谈。女子无才便是德，已经成为人所共知。其实，在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眼中，男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孔子的时代起，龙的命运不如虫，凤的命运不如雀。老子被孔子赞叹为龙，最后隐居去了。孔子被人视为凤，最后还不是不得志而终？子贡这样的人物，又怎么能有例外呢？鲁钝者比智慧者受尊崇，偏于德者比德才兼备者受尊崇，这是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是封建文化雕塑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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