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情形是，权力资本已经完全与现体制一体两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综观目前的中国，哪一个领域，哪一级政府，不充满权力与资本的体制性勾结？与这种潮流相对应的是，一度在九0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重新回潮。不过，它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为主以商为辅的“官商本位”。在这种不可抗拒的挟迫下，中国刚刚出现的民间资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辙。虽然，这几年，中国一些重要领导人以罕见的个人方式反击了这种勾结，但体制的力量从来就要比个人的道德勇气强大得多。我们看到，这些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看来完美无缺的清官，已经彻底地被他们所置身的体制所制服；可以想象，这些“清官”将带着对这个体制的巨大疑惑遁隐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转轨已告完成，强盗资本主义以另外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主流。这种隐蔽方式危害性在于，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合法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攫取社会的全部新增财富。在某些人那里，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进”（只要社会的总体财富还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帕雷托改进”。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些迟钝的经济学家，只要掠夺财富比创造财富成本更低，权力资本就会选择掠夺而不是创造。在这种情形下，全社会的“帕雷托改进”就只能是一个设想，也仅仅是一个设想。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趋势：
　　
　　4.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生存状况不可逆转地恶化
　　
　　在中国，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按照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的说法，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这个意思是说，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然而不幸的事实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正在持续下滑。如果我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中国农民问题滑入深渊的开始。 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中国的权力；同理，理解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必须从理解中国的权力体制开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底层之底层。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一九九七年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就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而这被中国农村社会形象地比喻为“干部资本主义”。注意，从总体上说，中国农村的基层官员只是这种压力的传递者，而不是压力的制造者，这与中国主流媒体所塑造农村基层官员的妖魔化形象并不符合。虽然，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放大了这种压力。中国城市媒体之所以将农村问题归咎于农村的基层官员，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另一方面则是在有意掩盖强势权力集团的贪婪和无耻。公平地说，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恶行并不比他们的城市上级更过分，只不过由于他们剥夺的对象更加赤贫而显得格外刺眼罢了。他们只是强势的城市官僚集团透过基层政权向最弱势的农民转嫁城市压力的合法工具。农村基层政权只是官僚体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封闭性决定了这种盘剥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残酷性。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 当然，这种迅猛的事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农村。很明显，将中国农民置于绝对受剥夺地位的是一种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机制。随着发言权越来越大的权力资本的加入，以及臃肿的政治官僚体系的膨胀（这完全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种机制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困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应。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权力资本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力和前瞻性相当令人失望，除非大难临头，农民问题可能已经永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通过中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中国的危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蔓延。目前这种局面，一九四九年以前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样面对过。
　　
　　许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农民的悲惨景况已经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农村同样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百分之八十农村人口的收入在农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的生活状况恐怕远远恶劣于我们的想象。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相当麻木，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混乱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难以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着我们。给予中国自由市场改革以公正的起点，就首先要给予中国农民的市场参与以公正的起点。
　　
　　从八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改革停滞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在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将来较长一个时期的悲观预期准确（我以为，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严肃的，因为即便我们聪明绝顶，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未来几年，中国农民问题就极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捍卫农民的权利，就是捍卫中国的自由市场改革。
　　
　　随着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国的城市贫困阶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层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能够清晰揭示这种趋势的是，中国的失业率一直在不断攀升。虽然，官方一再以玩数字游戏的轻浮态度来对待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一般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走进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强有力的传统家庭纽带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秩序最后的避难所。
　　
　　在中国，城市下层阶级喜欢用那些明显具有寓言结构的故事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绝望，但的确，这种耸人听闻的悲惨故事正越来越具有真实性。许多中国人都读过一篇关于城市贫困情况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中国沈阳的铁西区----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令人自豪工业区，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城市贫困的代名词，其萧条与困苦的情形让人沉默无语。

　　目前的政府统一采购招标制是变相的计划经济
　　
　　目前全国都存在的政府统一采购招标制度。这种集权的社会生产方式，不会减少腐败的发生，相反，只会增加腐败的发生。国人们！你们去亲身体验吧！发生在你身边的统一招标制，腐败是多了，还是少了！竞争的老板们为了拿到订单，让官员们腐败个够。这种招标没有一个是透明的、民主的，都是事先串通好的串标。损了人民，肥了官员。目前，政府撑握着大部分资源，不能再这样集中经济资源搞生产了，以前不是吃过亏吗？这是变相的计划经济！由政府掌控市场是市场经济吗？应该在经济上放弃这种集权。美国社会为什么中层官员连出外访问的经费都成问题，就是因为分权，你的资源用完了，你的经费用完了就没有了，没有人再另外给你，你把经费、当地资源玩过头了，当地百姓人民就叫你倒台。而不象中国，这个官玩过头了，上面关系搞好了，异地为官照干照做，这怎能不腐败呢？集权办事不好深圳就有一个实例，2003年、2004年深圳春节火车票实行集中售票，百万号人排队购票，票贩子手上有票，老百姓排断腿却买不到票，人怨沸腾，什么原因？2004年春节售票后期改为分散售票，时空上分开了，集中没有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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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 决议没有不通过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观点没有不赞同的；设计没有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