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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骆明:曾子后裔对“孝”的继承和发扬
    [ALIGN=center][B]曾子後裔對“孝”的繼承和發揚[/B] [/ALIGN][B][/B] [ALIGN=center]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  駱明 [/ALIGN]   [ALIGN=left]作者簡介:骆明,1973年生於山東省曲阜市,曲阜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現在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工作,中華孔子學會會員。曾發表孔子與儒家文章數篇,與人合作出版儒學研究書3本。 [/ALIGN][B][I][/I][/B] [ALIGN=left]內容提要:曾子做為早期儒家著名的代表人物,他的“孝”行思想為歷代所推崇。但由於時代的關係,曾子的“孝”行思想並沒有在他所處的時代予以更多的付諸實踐。曾子的後裔繼承和發揚了曾子的孝行思想,在修身、立德方面,在為國盡忠方面,在培養民德方面將曾子的“孝”行思想給予了繼承和發揚,充實了曾子有關“孝”的內容,擴大了 “孝”的內涵。他們的這種行為和修德的方法有許多值得現代社會借鑒和繼承。 [/ALIGN] [ALIGN=left]關鍵詞:“夫孝,德之本也”  “忠者,其孝之本歟”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ALIGN]  
    曾氏一族始出於鄫。是夏王室的後裔,姒姓。鄫國在西周、春秋早期曾被周王封於山東省中部,大約在魯僖公、魯宣公時被莒國(山東省東部諸侯)所滅。其族四散。太子巫遷至魯國南武城(今山東嘉祥縣)的一支改姓“曾”。數傳至曾點、曾參後,始在當世成名。曾點、曾參父子兩人都是孔子的弟子,曾點的志向與孔子相近,曾參傳承了孔子的學說。早在春秋末期、戰國初期曾參便成了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並以“孝”著稱於世。  
    曾子的“孝”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尊親、敬老。他曾經說過:“居處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蒞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戰陳無勇,非孝;五者為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禮記·祭義》),“五宗安之,慈惠愛親,秉德不回,協時肇享,大慮節義曰孝。”(《禮記·諡法》)。因此歷朝歷代對他的“孝道”十分推崇,我國的歷代帝王莫不以“孝”為標榜,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提法便是“以孝治國”,兩漢、兩晉諸朝皇帝廟號都冠以“孝”字,以表示國家對“孝”這一道德規範的重視。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宋代之後被歷代所推重的“四書五經”中首推曾參著的《大學》,《十三經》中包括《孝經》了。  
    《大學》一書中開宗明義便是“大學之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如何做到這些,書中便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條目展開論述。認真地去分析這四項,可以發現“修身”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根本,在此後的論述中,曾子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由此可見,修身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便是“行孝”。在《孝經·開宗明義》中說的很清楚“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因此“孝”也便由狹義的“尊親、孝敬、友悌”和修身、立德的基礎,發展成一個思想道德體系,成為一種被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所遵行的行為規範,成為一種由家至國、由個人行為而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了。  
    被後世尊為“宗聖”的曾子,以“孝”聞名,他的後裔繼承和發揚了曾子的這種精神。在我國二千多年的封建長河中,山東曾氏和東漢時的華蔭楊氏、唐代的河東柳氏並稱為名族。這不止是因為曾氏子孫繁衍眾多,而是曾氏一族以忠孝傳家,其“先世以道德文章名天下”(《南豐曾氏族譜序》)。尤其是兩宋之後,歷代曾氏更是恪守祖訓,以“孝”傳家,繼承和發揚了曾子的思想,湧現出許多以國家為已任的著名人物。    [ALIGN=center]一、 “夫孝,德之本也” [/ALIGN]  
    曾子的“孝”含義十分廣泛,他認為修身首先要從“孝”開始。在他的《大學》一書中,“修齊治平”的觀點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一個人連最起碼的“修身”一事也做不好,是不能夠去談什麼“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身首在修“德”。《孝經·開宗明義章》談到這個問題時,很明確的說出“夫孝,德之本也”。也就是點明了德行人培養應從最基本的“孝”開始。正因為這樣,歷代賢者莫不以“孝”做為自己修身的重要途徑。  
    “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也。”(《孝經·廣至德》)。孝作為立身修德的重要一環,這裏已經不止於單純的奉養、尊敬、取悅、思念父母,而是成為了修身、立世、從政的一種道德基礎。曾子之後的孟軻在《孟子·梁惠王上》篇中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以說是對曾子思想的一脈相承。但無論是曾子還是孟子在世時都沒有太多的從政經歷,理論提出後的實施都為時代所局限。曾子的後裔在這一點上卻給了回答。  
    曾鞏,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名臣,南豐曾氏名人。他早年喪母,父親曾易占因贊同北宋初期的“慶曆新政”,被構陷去職,被發配廣南衙前編管。家中只有曾鞏和繼母及四個弟弟、九個妹妹。按《宋史·曾鞏傳》記“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也就是說在他的父親因故被發配和去世後,他擔當起了長兄的職責,他沒有因為繼母不是自己的親生母親而對繼母另眼相看,在生活中對他的弟妹不是一味的撫其成長,而是教他們讀書,使他們成才。當時的曾鞏已經在北宋王朝很有文名,他拜歐陽修為師,與王安石交遊,自己的文章也“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宋史·曾鞏傳》)從修身的這個方面說他已經做的很好,但他依然將他的弟妹撫育成才。“嘉祐初,與長弟(曾曄)及次弟牟文肅公(曾布)、妹婿王補之無咎、王彥深及一門人,俱列鄉薦……榜唱第皆在上列,無有遺者”(《宋人佚事彙編·揮塵後錄》)。真正做到了曾子所提倡的“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經·開宗明義》)做到了尊親、榮親。從這一段記載上,我們可以看出曾鞏在孝悌方面(對父母兄妹)已經做的十分到位。但他並不僅止於此,而是將曾子“孝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也” 思想更進一步地予以延伸。史載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曾鞏通判越州時:“歲饑,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糧)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裏,而食有餘”;知襄州時:“會江西大疫,鞏命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治”(以上見《宋史·曾鞏傳》)從上面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曾鞏在從政時很好地將“孝”進行了運用,做到了“蒞官不敬,非孝”,將曾子所提倡的“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也”運用到實際的從政過程當中。他的這種從政之法,不修“德”是很難做到的,沒有“孝”的思想基礎是很難行得通。  
    “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禮記·祭義》)是論述的子女對父母奉養的態度表述。也就是說,一個人在奉侍自己的父母時,不能僅僅去奉養老人,還應讓他們活的有自己的尊嚴,不受輕慢,最好的孝敬是尊重他們、理解他們,讓他們生活的有滋有味,也就是說對老人要做到奉養、尊敬、取悅、思念等。其實“孝”做為中華傳統的道德是人類的一種基本的自然感情,對父母的生育培養,做子女的自然要生出一種還報之心、孝順之情。因此《孝經·開宗明義章》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可以說就是從這個角度上說明“孝”是立德之本。也正因為這樣,儒家曾參學派以及後世當政者提倡“孝親”思想。並認為這是家庭穩固、社會秩序安定的重要因素。  
    曾子的後裔,他們從以“孝”立德出發,修身,求學,雖然史志資料對唐代以前曾氏家族的記載不多,但僅從宋代之後對曾氏的記載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這樣的例子。比如江西南豐曾氏曾致堯、曾易占、曾鞏、曾布、曾從龍等俱為兩宋治國名臣;福建泉州曾氏曾公亮、曾孝寬、曾孝廣、曾孝序皆為北宋能臣幹吏;江西曾懋、曾開、曾幾兄弟慷慨激昂,愛國愛家。也正是這種家風的的延續,使得明、清之際又出現了文采風流的曾魯、曾鯨;狀元及第的曾棨、曾鶴齡;憂國憂民的曾銑、曾省吾、曾同亨等。更典型者,據《明史》載:“曾鼎,字元友,泰和人……元未,鼎奉母避賊,母被執,鼎跪而泣請代,賊喊捉賊怒,將殺母,鼎號呼以身翼蔽,傷頂肩及足,控母不舍。賊魁繼至,憫之……行省聞其賢,辟為濂溪書院山長。”  
    曾子的後裔遵循曾子以“孝”修德的家風。並在養、愛、尊、敬、榮等方面將曾子的立身、修德的思想更進一步地發揚。很有意思的是,縱觀二十五史及方志、雜記,曾氏一族相延二千多年,幾無屈膝、媚諂之徒,卻多慷慨悲歌、文采倜儻之士。這不能不說曾子的後裔在“修身”上下足了工夫。同時幾乎所有正、野史有列傳的曾子後裔,又都在傳中或多或少地出現了“孝”的影子,這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優良家風的延續,和歷代對曾氏家族在“孝”行上的肯定。即曾氏家族在修身上是以“孝”作為立德、立身、立世的根本。    [ALIGN=center]二、“忠者,其孝之本歟!” [/ALIGN]  
    作為一個家族,曾子後裔承襲了曾參的許多為人處世的傳統。曾參的“孝”作為被孔子所讚賞的一種思想道德品質,曾子的後裔將它傳承了下來。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是曾子著名的觀點,也就是說曾參認為“孝”對於家庭來說是尊奉雙親,悌結兄弟,對國家來說,“孝”是培養“忠”與 “信”、“仁”與“義”等道德品質的基礎。這種品質可以培養,但更多的卻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積澱。由狹義的孝父母擴展到廣義的忠於國家(“中於事君”)是孝的更高層次。據《江西通志》及《宗聖志》載:曾氏家族自曾參始,傳至十五代曾據,因“恥事新莽,攜族渡江,陷於廬陵郡之吉陽鄉…複徙鶯遷鄉……為曾氏始遷江右之祖”(《宗聖志》)。這可能是有關曾子後裔比較早的一個記載。這段文字中一個“恥”字將曾子後裔反對倒行逆施的王莽改制刻畫的淋漓盡致。也就是這種移孝為忠的家風,使得自此之後的近二千年時間,曾氏族人名人輩出,多慷慨激昂、文采倜儻之士,很好地將曾參“中於事君”的孝義主張繼承了下來,並有所發揚。  
    在《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篇中曾記載了曾子所說的一句話“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也就是說曾子認為“孝”是“忠”的基礎,一個人只有做到了“孝”才有可能為國家盡忠。按《韓詩外傳》卷一載:曾子曾仕於莒,當過“得粟三秉”的小官,但時間不長,基本上是和他的老師孔子一樣的是個知識份子。但他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均見《論語·泰伯》)的觀點卻為後世所稱道,他的這一思想與他的“忠於事君”這一孝行思想相結合,便很容易看出兩者的相通之處。在這一點上,曾參的後裔對他的這些觀點從行動上給予了豐富與充實。  
    從宋、明兩代的永豐、南豐、浦城曾氏家譜中可以找到這樣一些文字:“大宋興,南豐、溫陵之族蓋有以文章事業顯”(曾豐《重修族譜序》)、“首譜序得姓之由,著矣!次家訓正家之道,嚴矣!”(何喬新《南豐曾氏族譜序》)、“天之挺生豪傑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楊淳《浦城曾氏宗牒記》)那麼這些文字中的“以事業顯”、“正家之道”和“昭前人之緒、開後世之基”指的是什麼?很顯然它們所指的正是以曾參“孝義”為基礎的家風。告誡子孫在做人、從政時要有“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品質。行孝于家,結友于鄰,施惠於民,最終盡忠于國。  
    曾幾,南宋名臣,《宋史》說他“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在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金軍南侵南宋時他主張抗金,力阻宋高宗“浮海避之”的想法,主張“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開外一切置之不理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主張高宗皇帝親征禦敵。與抗金將領合作,終於取得採石大捷。其兄曾開也“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在南宋初曾在朝中和秦檜就議和一事展開辨論,堅決主張抗金,後雖被秦檜構陷免職,但依然節骨錚錚,決不低頭。《宋史》對他兩人讚揚說:“曾幾積學潔行,風節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曾開沮和議,廢絀以沒,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在朝堂上如此,在鄉野間也是這樣,“漢北法沙回,閩中日月閑。誰知千載後,遺恨在燕山”(《全宋詩》)是曾開被貶職後所作的詩,詩中家國之思躍然紙上,如果沒有以天下為已任的胸懷,是寫不出如此詩句的。由此可見在曾氏後人心目中“孝”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對父母、對家庭而言的概念,而是通過修身,移孝為忠,以國家為己任,將對國家的“忠”提升到“大孝”的高度。  
    對國家而言,“天下興亡,匹夫的責”,只有對國家利益給予充份的關心,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孝”。因此曾子說:“君子之孝,忠愛以敬”。宋元之際,南宋的最後一位副相(參知政事)曾淵子以孤臣之心,為國家盡忠、盡孝。他于宋瑞宗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和文天祥、陸秀夫、張弘范一同抗元,宋元最後一戰“崖山之戰”戰敗後,潛往安南(今越南)抗元,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安南降元後,不知所終(以上見《江西通志》)。  
    國家處在多事之秋如此,在國家承平之時,曾子的後裔依然沒有忘記對國家的忠誠。曾子曾說:“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呂氏春秋·孝行》),也就是說曾子認為“孝”這一概念包含著莊、敬、忠、信、勇等方面,如果這五個方面做不到,是算不上孝的。  
    曾同亨,江西吉水人,明代曾累官至太子太保,是萬曆一朝的名臣,他有感于明一代宦官當政之蔽和萬曆一朝冗官、冗兵現象的嚴重,和他的弟弟曾乾亨上奏皇帝裁減中官(宦官),裁撤冗官,主張取消駐軍在駐地就食的惡習,消減冗兵、冗員以減輕百姓負擔,增加國家收入。《明史》對他們兄弟二人的評價是“並以名德稱”。在處理政務上,許多曾氏後裔也是抱有為國為民的態度。比如:唐代程鄉令曾芳擔任程鄉令時暴發瘴疫,在百姓貧不能治的情況下,他命人將配好的藥投入井中,讓百姓飲用,活人無數(見《尚友錄》);北宋名相曾公亮從政之初任會稽知縣時治理曹娥江,為百姓帶來了便利(見《宋史》);明宣德年間,泰和人曾泉任汜水典史時,在汜水移風易俗,建成學校,興農田使汜水擺脫落後的局面(見《萬姓統譜》);明嘉靖年間名將曾銑備邊衛國,保衛國家安全等等,都顯示出了這種為國為民、忠於國家的精神。    [ALIGN=center]三、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ALIGN]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孝經·廣揚名》)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曾子在對“孝”的問題上是以“事親孝、事兄悌、居家理”作為孝的基礎。他自已所認為的大孝是對國家的忠誠。正如他所說只有“慎終,追遠”才能“民德歸厚矣”。  
    如何才能使“民德歸厚”,是一個相當繁複的問題,曾子的時代由於諸侯混戰,他的這一理想沒有得以實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治世與亂世並存,但有一點是始終貫穿於其中,這便是如何使國家富強。孔子曾有“庶——富——教”之說,曾子的“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和“民德歸厚”的思想正是對孔子這一思想的繼承的發揮。曾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子思和孟子,更進一步提出了“民本”的思想。又使曾子的“孝”的思想擴大了內涵。  
    受曾子思想影響的曾子後裔,他們不僅僅對父母孝,對兄弟悌,同時也相當關心國家的發展百姓的疾苦。自宋代以來,曾氏廉吏史不絕書:《一統志》載宋初兩浙轉遠使曾會不懼權相丁謂權勢,上書宋真宗罷止了勞民傷財的錢塘江捍江之役;《宋史翼》載宋甯宗時潮州知州曾噩在潮州平冤獄、整稅賦、興學風,使潮州擺脫了落後的局面;《一統志》載明成化年間首任竹溪縣知縣曾熙安撫流民、刷新吏治、創制竹溪縣,穩定了一方百姓。不僅如此,許多曾氏後裔在從政時移風易俗,遵行教化,很好地處理好了“庶、富、教”的關係。從這些例子中我們不難看出,曾子後裔在從政時受曾子“民德歸厚”思想的影響都很深。  
    關心民生疾苦,使國家達到大治的局面,僅從細微的方面做是遠遠不夠的,對國家的忠誠是“孝行”的表現,以忠誠之心使國家富強同樣也是一種“大孝”的表現,改變舊有的不合理的制度,使現行制度更利於國家的發展,是“培植民德”的一個根本方法。可以說,在這一點上曾子的後裔以“民本”和“忠孝”的思想為本,有所突破,據《宋史·曾布傳》載宋神宗熙寧二年(西元1069年)曾布上書宋神宗言“為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責吏課、敘宗室、修武備、制遠人”。之後和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成為北宋一代王安石京變法的中堅力量。在這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中,和他同時期的曾公亮、曾肇、曾孝寬等曾氏後人有許多成為這場變法中的主要力量。《明史·梁夢龍傳》載:“(曾)省吾,鐘祥人……故出張居正門,遂與王篆為之羽翼。”王篆在張居正進行“萬曆新政”時曾主政江浙,曾養吾任四川巡撫、工部尚書,是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抑制豪強的主要助手。宋明兩代的革新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變法過程中,國家的國力增強,社會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也就在這兩個時期,宋代的詞、明代的戲劇等文化出現了極大的發展。兩宋散文大家、明代戲劇學家湯顯祖等都是在這兩個時期活躍在歷史的舞臺上。經濟發展是國家發展的動力,經濟發展了文化生活也會相應提高。也就是說,曾子後裔有許多在從政時以相當敏銳的視角看到了國家的危難,力圖改變國家或積弱、或變亂的情況,還清正、富強與民,再從百姓富庶入手加強教化,這不正是對國家“忠”嗎?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大戴禮記·曾子本孝》)是曾子的主張,在《禮記·王言》中還有一段話很能說明問題:“曾子曰:‘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政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從這兩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孔子還是曾子,他們所提倡的治國的根本都是對百姓進行教化,而進行教化的最基本的內容之一便是“孝悌”思想,並從這一思想中引伸出“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強果……”七種教化的內容。所有的這一切莫不以經濟和國力作為基礎,可是如果要使國家發展、沒有忠於國家的仁人志士顯然是不可能辦到的,具有“忠”的思想的人又大多以“孝”做為進身的基本途徑,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迴圈。正因為如此,曾子提出了“慎終、追遠”的思想,也就是說曾子主張以“孝”治天下強調執政者的榜樣作用,強調執政時的公正、公明、正直。他的這一思想和孔子的“政者,正也。子帥以正,敦敢不正”可以說是一脈相承。  
    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曾子的後裔敢於打破舊有的規範,在變法革新中去力圖改變社會的不良風氣,還百姓一個清明、富強的社會,還社會一個淳樸的風氣。此時的行為已不再是簡單地帶頭去做“慎終、追遠”的事,而是在這個基礎上去建立一種更為合理的制度,以便繼承和發揚一些好的傳統,改革一些不良的風氣,使社會秩序更趨平穩,最終達到“民德歸厚”的境地。正如曾鞏所說:“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故曰:‘百姓足,君孰不與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元豐類稿·救災議》)其實變法革新使國家富強是對國家的大忠。也只有這樣,才能從經濟基礎上為國家打下良好的教化基礎。而“孝”這種德育的方式,沒有經濟基礎是很難想像會達到什麼樣的效果。這也正是曾氏後裔在“孝”的方面對曾子思想的又一種繼承和發揚。
    《[B]第二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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