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參對儒學文化思想的突出建樹，或者說較之其他孔門弟子不同而獨到的成就，就是修養與孝道。孔子曰：“參也魯。”魯即魯鈍、遲純。也就是說與其他弟子相比，曾參比不上顏淵的深沉，比不上宰我、子貢的雄辯，也不如子張那樣的急於求成、子遊的雄偉博大，以及子夏的一字一板，而是順著自己的天資，小心翼翼、兢兢業業，執著地“苦行”一番修養功夫。��

    1、以仁德修養為綱

    曾參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元。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這說明)，修養的奮鬥目標和所維繫的中心思想是仁，是立仁、行仁。其任重道遠，必須具備宏大堅毅之志，自強不息，死而後已!如果仁德和官祿發生矛盾而不能兼得時，是要仁德而不要官祿的。如曾參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孫醜下》)為維護和實現仁德的崇高理想，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因此，曾參具有為這種信念鬥爭到底的大丈夫之勇的精神氣概。他說得很明白，如果正義不在我方，縱然對方是卑賤者，我也不去欺侮人家；如果正義在我方，縱然對方是個千軍萬馬的高貴者，也要毫不畏懼地和他拼殺到底。與那種狹隘的匹夫之勇，明哲保身相比，曾參這種仁德之勇，信念之勇的大丈夫氣概並以其關注的修養精神，顯然高出一籌並為人們所稱道的。��

    2、“反求諸己”的內省意識

    曾參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裡的“三”是“多”的意思，“省”是指內省反思或自我檢查。也就是說曾子不僅要求人們小心謹慎行事，而且還提倡每天要多次進行自我檢查，看一看自己的言行有哪些不當之處，以便及時糾正。必須明確，他檢查的，絕不僅僅限於這裡所說的“忠”、“信”、“習”的問題，而是各方面都要反省。不從外部客觀找原因，而從主觀內因找差距。這種不待別人指點或指責，主動自覺地審視自己，即朱熹總結的“反求諸己”的精神，正是曾參修養的基本出發點和難能高貴之處。��

    “無內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己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遠乎?刑己呼天，不亦晚乎?”“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知。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是說凡事皆應嚴求諸己，怨天尤人皆無濟於事。這種不怨天不尤人，注重自己內在精神的改變和力量的發揮，構成了曾子修養思想的基本核心。��

    3、正心誠意的慎獨功夫

    正是基於上述那種“反求諸己”的內省意識，必然在修養方法上強調講求“慎獨”功夫。所謂“慎獨”就是當別人不在(或不知)而自己單獨處理事情時，也不要做損人利己或傷天害理的事情，時時處處都要符合儒家的各種道德規範，躬行以盡禮守約為特徵的道德自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大學·釋誠意》)即使別人不在，也仍然好象大家都在看著指著一樣謹慎處事。只有這樣才能心底坦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誠其意”，就必須從日常細微做起，從所謂“涓涓流水”做起。往往常人心目中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在盡禮守約的曾參看來，卻有著絲毫不可低估的意義。扎紮實實地道德生活正寓於此中。他晚年有疾時說：“鳥人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倍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聲，則有司存。”(《論語·泰伯》)所謂動容貌，正色，出辭氣等項目，想必是日常生活中最簡單的事情，卻作為君子修行要道；而籩豆之事(掌管禮節)外在於我，自有司操之。這說明，道德修養全然是自我之事，做人之本，是每一個人都應當身體力行注重培養的。甚至在他彌留於人世的一刻間，召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泰伯》)至死不忘修養工夫。又當發現身下鋪著魯大夫季孫氏送的席子時，想自己一輩子沒做過大夫。不應該鋪，執意叫兒子換掉。“君子愛人者以德，小人愛人者以姑息。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禮記·檀弓下》)沒等掙紮起來就死去了。可見，這種反求諸己，盡守禮約，一絲不茍的精神達到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程度。

    4、寬以待人，與人為善

    曾參修身，主張嚴於律己，同時主張寬以待人。經常以人之長，較己之短。當孔子誇獎顏子、史鰍時，曾參說實在我不如他們兩個，“吾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吾聞夫子三言未能行，是吾知終不及二子也!”(《說苑·雜言》)他還常說：“患身之不善，不患人之莫已知。”“君子改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去 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曾子家語》)。��

    曾子修身不僅在於自己向善，同時也樂於與人為善。他說：“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君之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也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為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也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惡人之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其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思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茍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曾子家語》)��

    5、言行一致的行為標準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記有曾參信守然諾為兒子殺豬的故事，他那重視“信”的品德教育，言行一致的舉動，令人嘆為觀止。論述言與行的關係，在曾子思想修養中佔有顯著地位，而且也為整個中國哲學的發展開闢了一條前所未有的途徑。��

    《論語》中記述，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君子名知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與其言，無所茍而己矣。”都是講保持言與行的一致是君子言行的基本標準。而曾參關於“行”的思想，與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樣，基本依循孔子的方向而又有所推進的。

    曾參說：“言者，行之指也。”因為言是行動的表示，所以才會“聽其言，可以知其所好矣”。才必須“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大戴禮記·解詁》)。這樣，言不僅為心之聲，不僅用來表達某種願望、企圖和思想，而更重要的是要服從於“行”所達到的水準。不能行的東西則不可言，當你言的時候，則表明你已將與此言相符合的“行”付諸實施。這不啻是對言的最苛刻的定義。但曾參卻是堅定的奉此而行的。只有當他的一舉一動都能循規蹈矩的時候，他才來大談君子的修養。同時，曾參又提出了先思而後復的觀念：“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言思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以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大戴禮記·解詁》)是談人的整個行為過程由思、言、行、復四部分組成，這叫做外內之合。行是外內之合的交匯點。無行則內不能外現，無行則外亦成空洞。但是，行並不是過程的終點，一個完整的過程還需要“復”的功夫，反復的功夫。就是說，言行一致並不能僅僅從形式上作出價值判斷，形式上的一致只是條件之一。換句話說，不合乎道義的事情也會有言行的一致的外表。所以，只有經過反復的復宜其類合乎道義的言行一致，才是有價值的，全面的，真正有意義的言行一致。這一點，完全可以說是曾子修身處世進入哲學層次的偉大貢獻，甚至可以說超過了孔子哲學的特殊表現。��

    曾參的修身言行亦包括對學業的修業功夫。他說：“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在其序。問而不決，乘間觀色而復之，雖不悅亦不強爭也。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己矣。”(《大戴禮記·解詁》)他主張學習不棄細小，要能夠微言篤行，“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子思《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明顯是受其影響而作出的全面總結。��

    6、理想的修身人格——君子

    “仁”是儒家思想倫理道德的最高境界，但是，落實到個人的具體修養上，“君子”則是其理想的人格典範。曾參強調“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顏淵》)。試圖以君子的成立來輔助仁的修養的實現或者是將仁的高標準落實到具體的實踐——君子人格上。��

    對君子的含義要求，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講得比較 廣泛，只是講言行中各個方面的總的原則。曾參則進入了更具體的要求。他說：“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少而學，長而忘之，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韓詩外傳集釋》)另外，《曾子立事》篇還有大量的對君子的嚴格要求，比如：“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者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之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往，亦可謂知矣。”又說：“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冒 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

    顯然，對君子的定義大大超過了“九思”的具體性和嚴格性，雖然並未超出“九思”的範圍要求。在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這種師徒相承的樣式，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由於曾參學派對“君子”的要求過分嚴厲，所以有時又不免流露出一些道家者流的味道。《曾子立事》篇還說：“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茍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這種做人的小心翼翼的態度，雖其要求基本上還是在儒家的範圍之中，但用道家的邏輯來要求君子，其消極避讓的傾向已很明顯。這種傾向，也許是曾參當初要避免的，但思想的發展，形同其他許多人能參與其中的事情一樣，進行到一定程度之後，便會出現自身難以把握的變形。曾參對君子修養的要求中固然有收斂的因素，但太強調自我自足，便會出現消極意義上的明哲保身傾向，與儒家積極幹事的原初精神有著背離的地方。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