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COLOR=#ff0000]麻城孝感乡移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COLOR]



[/ALIGN][ALIGN=center]［作者：村学究  来源：[URL=http://www.cnxungen.com/][COLOR=#0000ff]中原姓氏寻根网[/COLOR][/URL]  更新时间：2006-12-4  转载请注明出处］[/ALIGN][ALIGN=justify][/ALIGN][ALIGN=justify]   [SIZE=3]麻城孝感乡民移川，是明初和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中的组成部分。有关麻城孝感乡移民史的论述，较早的可见之于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章开沅主编的《湖北通史》等书的相关章节，而葛剑雄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麻城孝感乡》、村学究的《湖广填四川与湖北麻城孝感乡》、凌礼潮的《麻城孝感乡之谜》等文章，则渐次推进了麻城孝感乡移民史的研究。其间，邓经武先生在首届蜀学研讨会上提出对孝感乡的质疑，这是很正常的学术探讨，不正常的倒是并未由邓经武先生的质疑而引出更深层次的讨论。这说明对麻城孝感乡移民史的研究缺乏深度把握，对资料的研读和交流也存在不足。为此，本文梳理出麻城孝感乡移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祈望能对深入研究有些许裨益。[/SIZE][/ALIGN][ALIGN=justify][SIZE=3]“孝感乡”得名问题

麻城孝感乡作为古代八大移民圣地之一而驰名遐迩，然而盛名之下名实相符否?于是引出名家话题。2005年10月中旬，有幸在第二十届世界客家大会学术研讨期间，拜会了四川社科院王炎教授。谈到麻城孝感乡时，王先生以为：孝感乡名仅见县志记载，古代以孝（德）治天下，故取孝感之名是极严肃的事情，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要么有有关“孝悌”的重要事件，要么有履行“孝悌”的历史人物，如孝感县得名于孝子董永“事迹”，……
王炎先生所言不无道理。“《经》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此盖生人之大者。淳风既远，世情虽薄，孔门有以责衣锦，诗人所以思素冠。且生尽色养之天，终极哀思之地，若乃诚达泉鱼，感通鸟兽，事匪常伦，斯盖希矣。至如温床扇席，灌树负土，时或加人，咸为度俗，今书赵琰等以《孝感》为目焉。”（《魏书》卷八六•孝感传•序）可见古时对“孝悌”的推崇之重。尽管“孝悌”的内容颇见荒诞，然正史却不绝于书。如《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幙，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有丹奈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至如此。”王祥卧冰的故事编入了《二十四孝》，是为古代必读的伦理教材。又如《北史》卷七十宗懔传：“懔少聪敏，好读书，昼夜不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儿学士’。梁大同六年，举秀才。以不及二宫元会，例不对策。及梁元帝镇荆州，谓长史刘之遴曰：‘贵乡多士，为举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应命，即日引见，令兼记室。尝夕被召宿省，使制《龙川庙碑》，一夜便就。诘朝呈上，梁元帝叹美之。后历临汝、建城、广晋三县令。遭母忧去职，哭辄欧血，两旬之内，绝而复苏者三。每旦有群乌数千集于庐舍，候哭而来，哭止而去，时论以为孝感所致。”
以“孝悌”命名的地名古已有之。据明代《陋巷志》记载：颜回二十三代孙颜敫生二子颜斐、颜盛。颜斐为京兆尹，居于鲁（今山东曲阜），生二子，长子颜鲁、次子颜欢，俱无后。颜盛字叔台，又字叔震，汉末时任尚书郎，仕魏，历任青、徐二州刺史，赐爵关内侯。魏文帝黄初年间，任徐州刺史时，携眷属由鲁（曲阜）徒居琅琊临沂定居，代传孝恭，固号其居孝悌里。据《沂州府志》卷之一•古迹记载：“孝悌里，县东五十里朱（诸）满村。”清光绪二十二年《费县志》卷十三•古迹记载：“孝悌里，在县城东五十里诸满村，古临沂之孝悌里也。” 据《曲阜颜氏总谱•颜氏宗传总论》载：“琅琊颜氏之传，自复圣祖以下单传者二十二世，至二十三代祖敫公，乃有二子，曰斐、曰盛。斐公二子鲁、欢失传。自是之后，颜氏子孙皆盛之后矣。”颜盛定居孝悌里，传至四世颜含，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其兄病，含乃绝弃人事，躬亲侍养，足不出户十有三年，世人视其居为‘孝悌里’” 。（《晋书•颜含传》）。孝悌里后也被称为孝感乡。
又如廾四孝中“仲源割股”的故事，相传唐德宗年间，安徽望江县徐仲源事母至孝，母亲李氏左眼红肿，整日流泪不止，并且疼痛难忍，久之便双眼失明，远近医生也束手无策。一日在请医生途中，听两位老人说，如果母亲生病，如药物不治，用亲子身上肉炖汤喝能治。徐仲源回到家中，毅然在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肌肉炖烂，将汤慢慢给母亲喂下。母亲喝下汤后，不久眼病就慢慢的好了。他母亲平素最畏打雷，每逢雷雨天，仲源便紧贴着母亲，左右护持，不让母亲吓着，母亲去世以后，便安葬在住宅南边，每逢打雷下雨时，他便奔往墓地，伏在母亲坟墓上，连呼：“仲源在此、仲源在此”。他的孝行也感动了上天，以后每逢雷雨天，闪电和雷声总是绕过墓地上空，就再也没听见雷声了。当时的县令麴信陵得知此事，便上奏朝廷，德宗皇帝听了深为感动，便敕封他住宅所在地为昭贤里，所在乡为孝感乡，=-098对徐仲源的孝德加以表彰。
这些故事虽然十分荒诞，但确是中国古代“孝德”文化的价值取向。据此可知，取“孝悌”或“孝感”之地名，应有二个要件，一是“孝悌”之行迹，二是为世人所认同。
查检典籍，湖广麻城孝感乡并无这样的得名背景，名自何来不得而知。据古史时代“地（名）随人迁”的原理，湖广麻城孝感乡得名，是否得名于琅琊临沂孝悌里亦或孝感县侨寓麻城之民所带来？这个猜想并没有史实证据。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那么“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就是一个谀词了！

明代是否有“奉旨填川”问题

翻阅四川许多老家谱,大多写有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奉旨填川”的记载。如内江《周氏族谱》云：“洪武出治．四川空虚。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诏旨今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填实四川。我祖奉命襁负其子，入川于红合乡落业。”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序》云：“吾祖早自山东……迁……孝感乡。不意元纪锖乱，明祖龙飞，适值陈友谅混乱，高祖洪武击周克郑……元主北道，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不仅这些家谱对“奉旨填川”言之凿凿，而且又有“官方”榜文的佐证，如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内江县志》亦有这样记载：“内邑旧户，祖籍多属楚麻城，邻邑亦然，今多不识其故，沿称明洪武二年，奉诏迁麻城孝感乡实蜀事”。如比，“奉旨填川”之事看似无疑了。
明季湖北移民四川的高潮在洪武、永乐二朝，而洪武、永乐二朝对此缺载。现对《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所载明朝移民情况摘录如后。
《明史》卷二•太祖本纪。
洪武三年（1370）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给资粮牛种，复三年。”
洪武四年（1371）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
洪武九年（1376）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徙泽、潞民无产业者垦河南、北田。”
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徙江南民田淮南。”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洪武年间，还曾“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
“屡徙浙西及山西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
“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徙其家以实京师。”
《明史》卷六•成祖本纪
永乐元年（1403）八月，“徙直隶江苏等十郡、 浙江等九省富实北京。”
永乐二年（1404）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明史》卷七•成祖本纪
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永乐年间）“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

从这些记载看，明代移民集中在洪武、永乐年间，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向南北二京和朱元璋故乡凤阳迁移的内聚型移民，一类是自狭乡到宽乡的开发型移民，一类是戍边卫所移民。其规模在数万和数十万之间。而这与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毫无关涉，更遑论“奉旨填川”之事了。亟待填实四川的明初，洪武、永乐二帝未曾下旨麻城县孝感乡民入蜀，明中后期四川丁口渐实，更不可能诏饬孝感乡民填川了。所谓“奉旨填川”在没有挖掘到新的史证前，只能作为一个“谜”而存疑。有些于洪武四年前迁入四川的家谱称“奉旨填川”，亦有不可理喻的矛盾。一是洪武四年前四川尚不在朱元璋行政管辖之内，此时填川无异资敌，此事其时是无人敢为的。二是有谱文或文章释为是明玉珍所为。查《明氏实录》不见有诏令麻城孝感乡民迁蜀记载，更何况湖北江汉平原及以东地域从未在明玉珍大夏政权版图内，何能诏令别国之民实川？那么，“奉旨填川”背后的真实历史是什么？

 

孝感乡的历史地理方位问题

麻城县孝感乡的历史地理位置，由于成化年间裁撤孝感乡，和嘉靖年间析设黃安县，其地理位置已模糊不清。欲界定其大致方位，须综合人文条件和地形条件才能有较符合历史的判断。
光绪 《麻城县志前编》之“疆域•乡镇” 载：麻城县在“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这里需作特别说明的是里甲制度。
明代全国正式推行里甲编制的年份为洪武十四年，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正月)是月，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日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几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数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十户之外．而列入团后，名曰畸零。”显然里甲是个赋役单位，与人丁数相关，而与地域大小无逻辑关系。麻城县在明前中期人丁呈下降趋势，麻城县在洪武二十四年在册130里， 15809户 ，每里平均122户（据光绪《麻城县志》卷三、卷十）。成化年间为94里，至嘉靖年间仅74里(据《麻城县志•前编》卷一)。由于人丁减少，裁地僻人稀的孝感乡并入仙居乡是必然的选择。仙居乡位于县西，孝感乡既然是因为户口少才初并掉的，就不可能更*近县城，而应该在仙居乡的西部。
柝出麻城等县土地人口另置新县，是出于当时治安情况的考量，故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金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读史方舆纪要》）又见载于光绪《黃安县志》“艺文•两台疏”。《两台疏》称：〝监生秦钺、李大夏等奏称：本县（指麻城县）迤西地名金场、姜家畈，黃冈县地名中和乡，黃陂县地名两河口，各偏一隅，地近河南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山、老山等寨，俱离府县各二三百里。地僻民顽，官难遥制，賊盗剽掠无时。乞于切要姜家畈建设县治，始得弥塞盗源，保障地方……〞这与地方志中称该地“地僻民顽”的人文条件和“四距皆山，中有平原”的地形条件都相符合。所以仙居乡的西部划
入黄安县时，原孝感乡地就改属黄安县了。葛剑雄先生在《碎石集》（学苑出版社 1999 90-91页）中提到：
1991年，我的研究生李懋军以明代湖北人口迁移为硕士论文的课题，我让他特别注意寻找“麻城孝感乡”。他在湖北和四川的调查中花了—番功夫，以后又仔细研究了有关史料和历史地理环境，终于发现孝感乡就是今天麻城市的邻县红
安县城关镇一带。……四川泸州《王氏族谱)中发现了一个重要证据。该谱载
有三世祖王仁义作于明景泰七年(1456年)的序，在其中“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下注明“嘉靖中改为黄安县”。谱中另一篇序作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此谱虽刻于民国三年，但这条注至迟不会晚于康熙四年，也就是说离孝感乡划归黄
安县最多才一百年，其正确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证明以上的推断是正确的。
葛剑雄先生断定：“黄安(今红安)县的东南部即原孝感乡地。”四川富顺县《郭氏族谱》（不分卷）在谱序中对祖居地“楚之麻城孝感乡”后夹注云：“孝感乡，嘉靖改为黄安县。”因此，再次可以确证，孝感乡大部在今红安县境内。我在《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一文中，对孝感乡位置的判断与葛剑雄先生的意见大致相似。
综上所述，湖北麻城孝感乡籍的四川等省市人，如果视点仅放在今麻城市，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个误区和误导；如果无视原孝感乡地大部在今红安县的史实，也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数典忘祖的笑话！


[COLOR=#0000ff]“麻乡约”是否与麻城县孝感乡移民相关问题[/SIZE]

关于“麻乡约”的研究，并未见到个案的或专题的研究资料，所能见及的资料，散布于学朮著作和论文中。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中，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人民邮电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中国邮驿史料》（楼祖诒著）。为陈述的方便，现将有关表述摘录如后：
《中国邮驿史料》：
据四川人传说，‘麻乡约’起源于明初。当时四川省的移民，多是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移民思念家乡甚切，每年约集同乡，推出代表，还乡一次，携帶家乡产品回来，久久成为习俗，建立了固定组织”。
《 四川方言词典》（王文虎 张一舟 周家筠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215页）“麻乡约” 词条：“麻乡约”读音 mo’x，ong’yuo’。
一，麻指湖北麻城县。麻城乡约的简称。旧时，四川境内的湖北麻城移民每年推选办事公正，讲守信义的人作代表回老家探亲、送信，这种人被称为 “麻城乡约”。
二，麻乡约大帮信骄行的简称，是清代末叶至民国期间西南规模最大的一个民间运输行业。经营客运、货运、送信三种业务。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四川纂江入陈洪义创立，至1949年行务结束，延续近一百年，影响甚大。因陈洪义热心公益事业，办事公正无私，加以脸上又有麻子，当时人尊之为麻乡约。后即以此为其企业名。
《简明集邮词典》 （ 陈焕彪 翟宽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第255页）：
“麻乡约”词条：在我国东南各省出现民信局的同时，西南各省出现的民信局，称为“麻乡约”。相传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住四川开垦的农民，由于想念家乡，相约每年推同乡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产和信件，后来就形成专业的民信局。它是请代西南地区一家规模较大的民间邮交企业。1852年(咸丰二年)创立。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笫10页）：
“麻乡约” 麻乡约是由纂江县号坊乡陈家坝出生的陈洪义(又名陈鸿仁)个人艰苦奋斗创立的运输汇兑行。相传清初湖北麻城孝感乡大批移民来川定居，因怀念乡里，每年推选人员回原籍探望乡亲，往返带送土产信件，由于担任送信送物的人办事负责，遵守信义，人民称之为“麻乡约”。麻表示麻城；乡约，是当时农村中负责调解纠纷的人员。陈幼时家贫，二十岁左右在纂江、重庆间下苦力，以抬轿谋生，后在川黔道上当伕子。因他肯实力，常与人义务挑东西；在同伙中又爱排难解纷，办事公正，垫钱垫米，亦所不惜，犹如乡约一般；他的面部恰有麻子，群众遂称他为“麻乡约”。陈后来声望日高逐渐成为封建把头，大约在咸丰二年(1852)组织起以“麻乡约”为名的运输行(当时又叫“脚店”)
……
从这些比较权威的资料中，我们可梳理出以下问题：
一是凡言“麻乡约”皆曰“相传”、“椐传”，作为学术研究是不能采信的，仅可作为一种参考备存而已。对所能见及的资料捡索，有起源于明初说者，亦有起于咸丰二年者。起于咸丰二年说尚有近代经济史类资料的佐证，而起于明初说是很难找到有力证据的。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思乡心切，每年约集同乡，推出代表，还乡一次，这在移民中是件大事，返乡不仅是探亲，更重要的是祭祀祖先。这等大事何不见载于家谱？若是久久己成习俗，且建立了固定组织，方志中又何以缺载？
二是据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流寓异地》，载雍正四年户部议定办法：由于外来客籍的增多，川省统治者对有关地方安宁的户籍制度不得不严密管理。雍正四年户部复准：贫民入川垦地，“该督抚将姓名籍贯开造移询各原籍，限文到三月内，备造清册回复川省，核实稽察。其素非善良者逐回。如实系安分贫民无力佃耕者，酌拨地亩，给予牛具籽种耕垦。……其散住各府州县佃耕者，责令佃主出结；贸易者市邻出结；依附亲故者亲故出结，寄宿寺庙者留宿地主出结。仍与土著同编入保甲，互相觉察，……仍令该地方官不时稽察。” 雍正在五年四月十八日四川巡抚马会伯奏折中批曰：“凡入川落业穷民，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即缴四川地方官衙门，安插入甲” （《雍正朱批谕旨•批马会伯奏折》）雍正初年清朝政府对移民户籍巳有严格管理，不可能再出现附籍冒籍现象，这意味着
乡党观念在行政力量干预下将逐渐淡化。那么，在百余年后的咸丰初年，成立“麻乡约”这样一个民间经济组织，还须借助湖北麻城孝感乡移民的影响力吗？而湖北麻城孝感乡移民的影响力果真有那么大吗？
三是“麻乡约”的得名，以为麻表示麻城；乡约，是当时农村中负责调解纠纷的人员，故称之为“麻乡约”。这个说法是过于牵强的。合理的说法是：“麻乡约”的创始人陈洪义为人仗义，排难解纷，办事公正，救助弱者，犹如执行乡规民约一般；加之陈洪义又有一张麻脸，人们便昵称他叫“麻乡约”。由于陈洪义声望日高，
“麻乡约”名播西南，于是在創办民信行时，取名“麻乡约”是顺理成章的。没有证据证明陈洪义祖籍是麻城孝感乡，時至咸丰初年，他还需要借助麻城孝感乡名义吗？
  据此，所谓相传“麻乡约”与麻城孝感乡的关联，是一个讹传误传而已。



关于孝感乡移民及其寻根问题[/COLOR]

中国人重史。因此，寻根问祖是中国人永远割舍不断的历史情结。生在异乡为异客的孝感乡民的子孙们，发思古之幽情而寻根问祖是理所当然的。据可见及的资料记载，从北宋至晚清，不断有孝感乡民徙川，而二个高峰期分別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历史上麻城孝感乡究竟移川多少人口，是无法统计清楚的。
历史上移民有二个主要流向，一是向省内州县移民，二是向四川移民。另还有少量向云、贵、陕、豫等地移民。
向省内州县移民一般称之为“麻城过籍”。 称“麻城过籍”者如：
“自元季兵祸，土著几尽。明洪武初，陡黄(陂)麻(城)人充实之。于是凡麻城过籍来者，均于堂屋塑土主张七相公祀之。”（《安陆县志 》武汉出版社 1993 笫737页）
  “(元末) 兵燹以来,晨星而列雁户者又几何,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有老户湾屋数楹,而无其人。鸟兔山之阴穴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庐舍,徙黄麻人以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余口,编里者七。”（道光《安陆县志》）


“明洪武年间，因‘经元末之战，此盖战场也，戎马踩踏，化为兵火之墟，而无复畛畦之迹’(清同治《应山县志》)，境内几无人烟。据本县流传的族谱所载，其始祖均于明朝上中叶由外地迁入，大部分为麻城移民，他们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山开田，筑园树桑，认贡纳赋，子孙繁衍至今。民间所谓‘麻城过籍’即由此而来。”(《应山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90 第90页)
  “云梦县境大半为河滩湖沼．干百年来逐步自北向南移民拓垦，繁衍人丁。南宋以后开垦加快，现在的云梦人很多是明朗初年迁入的垦殖者的后裔。族谱反映，明初洪武年间的大批移民，或是‘麻城过籍’自鄂东北迁入扩散，或是江西移民从江汉湖区辗转入境。” (《云梦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第.68页)
••••••
元末至明初乃至明中期，麻城以及麻城孝感乡向鄂北、鄂南、江汉平原等所在州县亦有大量移民，那么，麻城以及麻城孝感乡还有多少丁口可向四川移民?是否有其他州县同期也向四川移民呢?这方面记载甚多。如湖北黄陂县在元未明初之际．因避战祸“土著者多迁四川”。（ 同治《黃陂县志》卷一，天文志•风俗）元末明初，汉阳府孝感县“孝邑子弟从军入蜀”。（民国26年巴县《胡氏支谱》卷一•迁祖始祖世系）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孝感县志》所载亦为佐证：“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颍蔡兵起（指河南义军），聂高宗、许成僭号据应山，分其党据孝感等县。十二年，徐寿辉起兵蕲州，招应山明玉珍为元帅，孝感人多附之。十六年，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王，孝感人多随之入蜀。” 民国《资中县志》卷十：“本省当元之际，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少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可见同期填川者绝非麻城以及麻城孝感乡一隅之民。然而，在明初大规模填实四川的移民潮中，不少移民者称是来自麻城孝感乡， 以致民国《荣县志》有“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人川，人人言然”的叹喟。而民国《南溪县志》甚至质疑：“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岂若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川南若是，全川亦是如此。既然不尽是孝感乡人，必有冒籍者。
麻城孝感乡人中，有的由科举跻身于缙绅行列。如新都杨廷和，绵州金献民、高氏三兄弟，内江王亮吉等为明朝朝廷显宦，在地方上则为一方望族，受到地方官绅的青睐。托望族为同乡，少受欺凌，是冒籍之大宗。比较典型的冒籍者如：泸州《黄氏支谱》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汇钞谱序”追忆其祖云：“楚公，封参议大夫。居楚邵武府建宁县楚溪上堡麻城孝感大坟坝。”民国《合川县志》记胡氏始迁祖为：“永州零陵县孝感乡。”……
冒籍者有多少？这是个永远也查不清的数字！不知真相的子孙若到麻城孝感乡寻根问祖，岂不是南辕北辙？如何鉴识是否为麻城孝感乡土著，当从风俗切入。
麻城市五脑山有帝主庙，所奉之帝主，为紫微侯张七。据传，张七系三国时西蜀车骑将军张飞转世。山志载：张七于宋神宗时降生于西蜀壁山县张氏家，行七，世称张七相公。年十七，历游至麻城，见民间多淫祠，尽毁之。祠主诉官，系狱三年。值邑中火灾，张七自知厄满当出，让人告知邑令，他能禳解。释之，跨乌骓，执朱梃，指火火灭。遂西行至相公桥，人马飞升。望者见其止于五脑山，遂立庙山麓以祀之。宋封紫微侯，明封助国顺天王。这是麻城人祭祀土主张七相公之由来。凡麻城土著必家家祭祀之，即便迁徙亦必供奉如故。如上引《安陆县志 》：“凡麻城过籍来者，均于堂屋塑土主张七相公祀之。”孝感县杨店驿乔家湾《乔氏族谱》卷一载，其先祖成德公于洪武四年率族从麻城孝感乡迁至孝感县，“村内各家神主旁，有麻城土主张七相公神位。相传前明在麻城时，倭匪滋事，土豪乘机抢掠，赖张七相公保护得全。感其德，至今供奉维虔。”麻城人在湖北、四川等地建有黄州会馆，黄州会馆又称帝主宫，祀帝主、又称福主，即张七相公。如光绪《麻城县志》所称：“凡麻城之都门会馆，既渝城、宜昌、沙市、汉口，所在城镇，会馆皆以福主为祀。”
据“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古制，奉祀福主张七相公，即是对本土文化的皈依和认同。检点填川之麻城孝感乡填川之民，其家谱竟无一记载祀"张七相公"者。"张七相公"亦不是随意可祭祀的，只有融入当地社会，接受当地文化，成为"土著"之一员后，方会接受祭祀"张七相公"。此乃区别冒籍、新民和老民、土著之重要文化标识。然移民史专家尚无一涉及此民俗者，故亦留下些许遗憾。而四川之民到麻城孝感乡寻根，诚为好事，而找错祖宗也会令人贻笑大方的。

[COLOR=#0000ff]文后赘言[/COLOR]

明初的湖北填四川是移民史上的大事，而填川之民尤以麻城孝感乡为多。历史已经沧桑之变，例如孝感乡已纳入红安县版图，当代研究明季湖北填四川移民史，实应联合红安、黄陂、孝感、随州等地人士共同担当。而研究麻城孝感乡移民史，远远不止移民数量、移民起迄地点等问题。

                                  2006.08.04历时半年完稿

[/ALIGN]

[COLOR=#ff0000]麻城孝感乡之谜[/COLOR][PP]

[ALIGN=center]［作者：凌礼潮  来源：[URL=http://www.cnxungen.com/][COLOR=#0000ff]中原姓氏寻根网[/COLOR][/URL]  更新时间：2006-12-4  转载请注明出处[/ALIGN][ALIGN=justify] [/ALIGN][ALIGN=justify] [/ALIGN][ALIGN=justify]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个角落。
在西部：
民国《简阳县志》卷17“氏族表”中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同居”。
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在南部：
民国《泸县志》：“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
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
泸州《王氏族谱》：“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
在东部：
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卷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明洪武二年，叶端祥之子叶根一偕弟根二，同丁、陈、王、潘、肖、张、毛、莫九姓一道，从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干堰铜鼓滩入川落迹（籍）忠县。”
在北部：
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
在中部：
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寿辉乱迁蜀……。”
江津《幸氏族谱》：“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
谁也无法统计，从孝感乡到底迁出了多少人口；谁也无法相信，区区一个小乡，为何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人口输出量；谁也无法推算，现在的四川人中到底有多少非孝感乡人的后裔！
难以相信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相信！
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②
最近而又最典型的有邓经武、雷兵的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①
但是，质疑一个定论固然需要非凡的勇气，而否定一个史实却显得过于草率，历史的真实并不因为有人质疑而虚无化！
下面，我们通过史料的搜寻来看看麻城县孝感乡到底隐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ALIGN][ALIGN=justify]一 明初的麻城四乡[/ALIGN][ALIGN=justify]明初麻城的区划情况在清康熙9年的《麻城县志》中可以找到清楚的记载：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②[/ALIGN][ALIGN=justify]所谓 “初分四乡”当然是指明初已分全县为四乡。也就是说，孝感乡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存在了105年。但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的寿命只有105年。元代麻城的基层区划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而不甚了了。不过，据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记载：“中，麻城。（黄）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山、永泰河。”③则北宋时麻城即为四乡区划。最近在网上读到周启志的《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周先生引《石柱厅乡土志》说：“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存在,历宋元而明并无变化。我们相信,在中国历史上，“乡”这一级组织相对于州县的频繁撤并省废来说，其稳定性要大得多。这与它们在政权割据和攻城略地中无足轻重的地位是一致的。成化八年麻城改为三乡以后，至清代“国朝因之”，直到清末乡之设置再无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
关于明初四乡的位置，尤其是孝感乡的方位，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弘治《黄州府志》记载合并后三乡的位置为：“太平乡在县东,领四十三里；亭川乡在县南,领一十二里；仙居乡在县西，领三十九里。”（卷1）我们认为，初分四乡时，四乡乡界如“十”字形。孝感乡的位置应该在西南,而仙居乡在西北。孝感乡的范围当包括现在的白果镇北部、铁门岗乡、歧亭镇、宋埠镇、中馆驿镇、顺河集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龙池桥街道办事处南部、鼓楼街道办事处南部，以及今红安的城关镇、两道桥乡、杏花乡南部、桃花乡、叶河乡、永家河镇、八里和太平两乡镇的河东部分。(附图一)需要指出的是，四乡中其他三乡均为高山丘陵，只有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
这样确定孝感乡位置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 麻城西北光山州曾有仙居县，至宋南渡始废。西北境有仙居山
，黄安建县时划入辖境。①应为仙居乡得名之源。又麻城县城西北十里亦有仙居山（今名五脑山），因麻姑在此成仙飞升而得名。城北还有仙居坊。②
第二， 孝感乡并入仙居乡，而仙居乡既在县西北,再往东是太平乡，则
孝感乡只能在县西南；
第三， 众多来麻寻根的四川人提供的地名中，我们只找到了寥寥几个
历近700年沧桑仍未改变的故址，但已足够我们重现明初四乡，尤其是孝感乡的地理位置了。四川仁寿《李氏族谱》称：“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这里所说的“青山”，就在县西今顺河集镇南部，现在的麻城行政区划图上就可轻易找到，我们相信它已*近孝感乡的北部边界。另据重庆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称：“2002年9月10-12日叶国村带妻专程去麻城考察：……据现歧亭镇叶家大湾村的一些年岁高的人讲，孝感乡就是现在的歧亭镇一带,和仙居相近。……但歧亭镇叶家大湾村（叶姓1000多人）人们的风俗称呼与我县叶姓一样,如叫祖父称‘爹爹’少称‘爷爷’；对外公外婆称‘噶噶’（ga）。”
需要指出的是，曹树基先生认为，“黄安位于麻城之西部，孝感乡极可
能并入了黄安。”①曹先生用 “极可能”一词表示了谨慎地猜测，但这个猜测只对了一半，因为孝感乡并入黄安的范围只有将近一半。乾隆《麻城县志》有一幅三乡区划图（附图二）,乡界恰如一个“丫”字，只是下面一竖有一个先向右后向左的弯曲。“丫”字的上部是太平乡，左边是仙居乡，右边是亭川乡。说明当时乡界划分均呈由城区向周围辐射型，除城区（明时称关厢）划入亭川乡外，其他各乡均与城厢接壤。可以想象，孝感并入仙居乡以后，面积占总版图的二分之一，幅员过广，于是将县仙居乡北部若干里甲划入太平乡，使三乡面积大体相当（附图三）。于是，太平乡辖区从麻东北扩展到麻西北，与黄陂接壤，乡界终于形成上面所说的“丫”字形状。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嘉靖42年设置黄安县时，从麻城划入的20里甲中，也包括太平乡部分里甲的原因。②[/ALIGN][ALIGN=justify]二 孝感乡的里户数和人口[/ALIGN][ALIGN=justify]按照明朝的规定,在乡村中,人户被编成里甲。每110户为1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长,余下百户为10甲，每甲有10户。这个规定到洪武14年（1381）开始规范化推行，同时规定每十年重新册定一次人口。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有一个令很多人费解的问题，即原额分乡里数加起来超过了总数，等于137里，而不应是130里。其实，这两个数字也不矛盾，成书于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和弘治《黄州府志》均记载麻城为135里。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又记麻城为120里。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记载，正可以说明明朝初年麻城人口减少的速度之快。
上述引文中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按原额全县137里，亭川乡只占总里数的22.3%。成化8年由25里并为24里，只减少1里，故其辖境亦应较为稳定。而太平、仙居两乡由112里并为50里，减少62里，说明两乡为麻城人口主要输出地。二是太平、仙居的原额112里中，包括了孝感乡的里数。那么，即使按三乡平均算，孝感乡也应有37里，何况孝感乡位于人口稠密的麻西南平原地区。因此，明初的孝感乡，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在洪武14年（1381）开始在全国通过编制赋役黄册推行里甲制度的。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所说的130里,应该是这时编定，并且是严格按照110户为一里编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当时麻城的总户数为14300户,总人口约为8.5万（按户均6人计算）。即使按照6‰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明初至洪武14年，麻城人口应有90760以上。也就是说,14年时间，麻城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4000多人。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其中，孝感乡人至少在2000人左右。
表1： 明代麻城户口表
年 代 乡数 里 数 户 数 口 数 说 明
明 初 4 137 约15000 约90000
洪武14年（1381） 4 130 约14300 约85800
洪武24年（1391） 4 130 16252 122349 户均7.5人
成化8年（1472） 3 94 约10340 约72400
弘治5年（1492） 3 94 13423 131493 户均9.8人
注：洪武24年、弘治5年户口数均据弘治《黄州府志》卷3。康熙《麻城县志》记洪武24年户15809，口105112。我们认为前者更准确。[/ALIGN][ALIGN=justify]三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与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ALIGN][ALIGN=justify]我们以明初麻城的9万人为基数，以6‰的递增率计算，到成化8年，麻城总人口应该约有9.6万人。据表1知麻城成化8年实际约有7.2万人。也就是说，麻城全县人口输出能力只有约2.4万人。那么，孝感乡大量输出的人口是从那儿来的呢？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关麻城和孝感乡的人口来源问题。
元末明初，江淮之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当中。西有陈友谅，中有朱元璋，东部则有张士诚，各路英豪崛起，相互厮杀火并。人口的急剧减少，使这一区域成为战后移民充实的主要地区。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只孝感乡全部为土地肥沃的平原，自然成为移民们定居的理想选择。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光绪《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而来。”
民国《彭氏族谱》：“（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
光绪《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始由南昌寄籍于麻城。”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周氏家族，因为曹树基先生以为：“在麻城县志中，该家族中有40人名列其中，考中进士者竟有15人,是当地一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其来历不详,亦极可能为土著。”但光绪《麻城县志》卷33有一篇王世贞的《周鲁山先生墓志铭》,对周氏家族的来历记得非常清楚：“周之先不及考也，考自元末而有受七公者，从饶之鄱阳徙于黄，遂为黄麻城人。”
这样的例子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你如果在麻城随便问起谁的祖籍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告诉你是江西,就象四川移民都说祖籍麻城一样。 正是由于这些源源不断来到麻城的移民，使麻城的人口不断得到补充。以至全县总人口不仅不见减少，有时甚至有所增加（见表1）。
曹树基先生在详细分析江西迁入黄州府的人口情况后说：“洪武年间的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春卫的二卫军人及其家属，折算之共有军籍移民3.4万人口，合计全府人口总数为67.6万。……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万人口迁往毗邻的德安府，因为路近，他们不大可能马上在新地取得户籍，而实际上他们以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所以减去5万人口，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民籍移民为30.4万。”①这30.4万人口，至少有10万人迁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数13%的从江西以外迁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孝感乡的人口当在6万以上。
江西师大方志远教授认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而“湖广填四川”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①大规模迁入的人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至于江西民众大量涌入江北地区的原因，我们赞同主要是逃避重赋的观点。江西在元末属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即使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此，江西地区长期遭受着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
朱元璋在洪武4年（1371）曾下诏曰：[/ALIGN][ALIGN=justify]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相须，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难。……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怀。②[/ALIGN][ALIGN=justify]所谓“豪强割据”即是指陈友谅，陈友谅于至正23年（1363）为朱元璋所灭，至洪武4年正好九年。这个诏书明确说江西“归附之后，供亿更繁”，这正说明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尽管江西“资财空匮”，还要加重江西的赋税负担，以至到洪武四年尚“其为困苦”。江西的这种情况，与江南一样，实际都是朱元璋对原先敌对势力占领区实行重赋政策的结果。
然朱元璋仅减免了一年秋粮，并未降低江西的赋税科则。洪武21年（1388），南昌府丰城县民反映赋税太重，朱元璋才降低江西的科则。《明太祖实录》卷190记载：[/ALIGN][ALIGN=justify]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管田一亩岁输五斗，诚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上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群（？郡）县地土颇硗瘠者，止令输三斗，著为令。”①[/ALIGN][ALIGN=justify]但每亩3斗的赋税，对土地瘠薄的当地来说，仍然是属于重赋。事实也正是如此，南昌府在明代始终存在重赋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江西的瑞州（今高安、上高、宜丰三县地）、袁州（今萍乡、宜春、分宜、新余等市县地）二府。这与麻城移民大多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记载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看黄州府的情况，弘治《黄州府志》：[/ALIGN][ALIGN=justify]洪武24年,官民田地塘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十九亩三分五厘，夏税小麦三千五百五十石二斗三升三合四勺，大麦八斤九两九钱六分……。秋粮米二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九升三合九勺。（卷3）[/ALIGN][ALIGN=justify]按上述税额计算，黄州府平均每亩税赋仅6.2升，只相当于南昌府的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江西人口大量涌入麻城地区是势所必然的。
事实上，麻城已成为一个移民中转站，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最典型的如泸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在麻城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
遗憾的是，孝感乡的人口输入量最终没有赶得上输出量的增长。到成化8年，动态平衡终于难以维持，孝感乡结束了自己输出和中转人口的任务，在麻城的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下面是明朝三个时点江西、湖广、四川三省的户口变化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孝感乡必然消亡的趋势。[/ALIGN][ALIGN=justify]表2：
年 代 江 西 湖 广 四 川
洪武14年（1381） 1553924户
8982481口 785549户
4593070口 214900户
1464515口
弘治15年（1502） 1363629户
6549800口 504870户
3781714口 253803户
2598460口
万历6年
（1578） 1341005户
5859026口 541310户
4398785口 262694户
3102073口
资料来源：洪武14年《太祖实录》，弘治15年、万历6年转引自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表2-7”。[/ALIGN][ALIGN=justify]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西的人口持续下降。湖广的户口数大幅下降后，直到万历初仍未能恢复。而四川的户口则持续上升，洪武14年到弘治15年的121年间，增长幅度达77.4%。这样，孝感乡于成化8年被撤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ALIGN][ALIGN=justify]四 麻城至四川迁徙路线[/ALIGN][ALIGN=justify]麻城移民入川的路线分水、陆两途。据四川省图书馆藏《湖北麻城王友山冯氏巴县谱系拾略》：“明末，王应熊以英年洪识，佐命燕京，后值蜀乱，奉诏赴川镇抚，在荆襄摒挡就绪后，由麻城携祖公友山、祖婆冯氏，暨诸兄嫂子侄全家男女溯江而上，至渝城驻跸。”此为水路入川。又石柱县《秦氏繁衍史•传记》：“秦公讳安司逸其字，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也。……元季遭徐寿辉乱，安司公偕兄弟七人入蜀，自荆州石码头分袂，俱散处蜀中。”此为先由水路入川，到荆州后水陆并进者。《万县何氏家族史料汇编》：“子孙世居湖北麻城孝感高家堰、洗脚河、太平坝、千家村、凤凰山一带，皆其族也。传至二十余世，至元末明初洪武二年己酉岁，松、柏、梓三人品投来川。……因岳母隆（龙）氏年迈随后岳父杨仕虎。行至长溪河，丈婿二人骑马过河，以姓氏更名曰杨何溪。”此为陆路乘马入川。
根据明人黄汴《天下水陆路程》、程春生《士商类要》、明清两代官书及地方志书，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出入川的道路里程。水路为：麻城至湖广武昌240里、武昌府夏口驿至荆州府荆南驿965里，荆南驿至四川夔州府永宁驿860里，永宁驿至重庆府巴县朝天驿1360里，朝天驿至成都府锦官驿2235里，全程5660里。陆路为：麻城至黄陂180里，黄陂至襄阳府城680里，襄阳至巴东县930里，巴东至四川巫山县120里，巫山至成都府城1620里，全程3530里。[/ALIGN][ALIGN=justify]五 孝感乡迁川人口辨正[/ALIGN][ALIGN=justify][SIZE=3]综上所述，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迁川人口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军人及其家属；二是明初入川的麻城土著；三是江西移民在麻城居住数代或数年后入川的人口。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但我们并不否认这个庞大的群体里面存在着误籍与冒籍的情况。下面试作粗略辨正：
第一，孝感县误籍为孝感乡。元至正17年（1357），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据曹树基先生估计有40多万人。①这40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麻城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孝感县人。这部分孝感县人的后代或口耳误传，或家谱中仅记祖籍为“湖北孝感”，就极可能误为麻城孝感乡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人数量十分有限。因为入明以后，孝感县是没有人口输出能力的。明初，孝感县与安陆、云梦、应城和随州同属德安府管辖。由于元末战争的破坏，使这一地区的人口消耗极大。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县未被省废，其余各州县皆是洪武13年复置的，而德安府也降为州，从属黄州或武昌府，至洪武13年才复为府。康熙《安陆县志》作者说：“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①明确指出迁入的移民为黄州府之麻城人。孝感县《夏氏族谱》在谈到自己的祖籍时说：“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徙居孝感县。” 又据广水市政府网站《历史述要•明初江西移民应山》介绍：“就保留下来的姓氏族谱看，应山现有十之八九的姓氏，均为明朝初年至明朝中叶从江西、安徽、麻城过来的移民，而以麻城移民为多，所谓‘麻城过籍’便由此而来。”又据麻城市第一中学教师郑重建先生说：“1984年元月，笔者在省参加《布谷鸟》编辑部举办的全省业余骨干作者培训班学习期间，邂逅原孝感县文化馆馆长宋虎先生（此人为楚剧《双教子》的编剧，湖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先生年龄60开外。其时，宋先生见我来自麻城，甚为高兴，他亲切地称我为‘小老乡’。我觉得很新奇，便问：‘先生何以称晚辈为老乡呀？’答曰：‘我们孝感民间有一种民俗，把睡觉说作是回麻城去了，因为老辈有许多人自称原来的祖籍便是麻城’。”
第二、本县移民冒籍孝感乡。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麻城其他乡的移民冒籍孝感乡；二是成化8年孝感乡撤消以后，来自原孝感乡辖区的移民仍自称祖籍孝感乡（甚至还有自称是明末清初迁自孝感乡的）。这两种情况历明清两代而不衰，但这种冒籍无关弘旨，因为他们冒的是“乡籍”而非“县籍”，他们毕竟是真正的麻城人[/SIZE][/ALIGN][ALIGN=justify]。
第三、外地移民冒籍孝感乡。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人在各地的势力都很大，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冒籍孝感乡人。也就是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自求庇”。曹树基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引民国《云阳县志》所举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贾、李、王诸大姓，都说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的例子，然后说：“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不可能迁自麻城的。”①实际上就是肯定向氏属冒籍之列。但此论也略显武断，向氏为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事实，但他们可以先迁到麻城，取得麻城籍以后再迁四川。就如曹先生所说的“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乡停留时间很短即入川，有的则定居数代成为土著后再迁移。”②麻城向氏正是后一种情况。据四川长寿《向氏支谱》载,其族于“元人入侵时,为避战乱,文秀由湖南沅陵迁湖北麻城县,生子爵禄,安居乐业。不知相传数代,至本支始祖万恩公住麻城县孝感乡向家坪、中坝、陈家沟一带(现麻城市松鹤乡)”。
上述误籍和冒籍情况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对此，我们并不讳言。但如果因此而否定整个孝感乡和那些孝感乡先民的历史存在，则未免以偏概全。[/ALIGN][ALIGN=justify]六 不要重演“大禹是条虫”的闹剧[/ALIGN][ALIGN=justify]最后，我们想谈谈邓经武先生那篇大作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第一，没有充分地占有资料。众所周知，要想否定一个定论，除了必须掌握并否定所有支持这个定论的材料以外，还应尽可能的找到新的反证材料。可惜的是，这两者邓先生都没能做到。我们注意到邓先生没有引用过《麻城县志》，研究一地历史而不研究其地史志，令人颇感奇怪。是不是清代三部《麻城县志》邓先生手头都没有呢？当然，邓文引了谭其骧先生“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的话，以否定族谱资料和地方史志的可信性。但谭先生强调的是要通过分析和研究后再加利用，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读懂的话。不知怎么吓得邓先生连看都不敢看。
第二，逻辑推理错误。邓先生先罗列了麻城县和孝感县的有关史料，证明了两个地名的不相干，推论出“麻城县和‘孝感乡（县）’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并由此得出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我们且不说这个推理过程中将“孝感县”偷换成“孝感乡（县）” 的问题（偷换概念也是逻辑错误），仅就这个“因为A与B无关，所以A与C必然无关”的推理公式，我们就不敢恭维。
第三，囿于先入之见不能自拔。因为只知道有个孝感县，故陷入以证明孝感县的存在来反证孝感乡不存在的泥潭。
第四，史料为我所用。邓文虽然对地方史志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厌弃,甚至骂康熙版《成都府志》和《明清史料》“只是骗人的‘鬼话’”。但他也有连族谱资料都愿意使用的时候，当然，这就要看这些材料是否能为我所用了。如蜀州火井塘《杨氏家谱》、民国版《荥经县志》，还有咸丰《云阳县志》。最有意思的要数对《云阳县志》的引用了。邓先生在试图证明四川土著多于移民时说：“咸丰版《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也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但是，请读者不要上当，《云阳县志》紧接着说：“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我们怎么也看不出哪里“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学问做到这个份上，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总之，孝感乡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我们不敢想象：从600多年前直到现在，涉及数十代人；从湖北到四川，跨及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家都在共同“虚构”和编织着一个“子虚乌有”的孝感乡的神话。据曾在网上与邓先生讨论过孝感乡问题的周启志先生写信告诉我，说邓先生祖籍也是麻城中馆驿镇的邓家榜。我想，如果邓先生的始祖是明成化八年以前迁川的话，那么准确的祖籍地也应该是孝感乡！
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界曾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疑古”思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疑古是无可厚非的。在更多的情况下，疑古恰恰是学术进步的动力。但后来弄出一个“大禹是条虫”的惊世之论出来，让大家都目瞪口呆。我们希望，在移民史研究领域，不要重演这样的闹剧！[/ALIGN][ALIGN=justify][主要参考文献]
⒈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⒉康熙九年刻本《麻城县志》，1999年影印本。
⒊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⒋弘治13年《黄州府志》。
⒌万历《黄安初乘》，2005年影印本。[/ALIGN][ALIGN=justify]作者单位:中共麻城市委办公室[/ALIGN]

[PP][ALIGN=center][COLOR=#ff0000]“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COLOR]

[/ALIGN][PP][ALIGN=justify]

[/ALIGN][ALIGN=center]［作者：陈世松  来源：[URL=http://www.cnxungen.com/][COLOR=#0000ff]中原姓氏寻根网[/COLOR][/URL]  更新时间：2006-12-4  ］[/ALIGN][ALIGN=justify][/ALIGN][PP][ALIGN=justify][摘要] 在中国移民史上，麻城孝感乡是一个内涵相当深厚的地理概念。关于麻城孝感乡的口碑传说，在四川绵延不断。本文具体考证了麻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认为其存在于明代中期，1472年方撤销建置；“麻城孝感乡现象”的产生原因并非单一，而是具有麻城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以及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麻城县孝感乡两个层面的意义；并以实际案例从冒籍角度探讨了这一现象。
[关键词] 麻城孝感乡；四川移民史；冒籍
　　在中国移民史上，湖北麻城孝感乡是一个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江西瓦屑坝等齐名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有关这个问题，在一些有影响的移民史著作中都论述过，至今还存在许多待解之谜。近年来有论者怀疑麻城孝感乡存在的客观真实性，认为这是研究四川史的学者“被一些‘史料’迷惑”，才这样说的。”’这种怀疑使“麻城孝感乡现象”之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笔者愿意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浅见。
一、麻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
　　孝感乡作为湖北省麻城县所辖的一个乡，在历史上无疑是存在过的。它的地理方位在麻城县西，仅仅存在于明代中期。据个人所及，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康熙九年(1670年)编纂的《麻城县志》。
　　据考，麻城志创修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称《麻城志略》，由县令苏松委托毛风韶主修。《麻城志略》共9卷，“毁于前明”，业已失传。清朝康熙九年，重修《麻城县志》，“简而有法，犹存明代志乘遗意”，可能参考了残存的旧志篇章。其后，续修的《麻城县志》还有乾隆六十年、光绪二年、民国二十四年三个版本。
康熙年间《麻城县志》卷1“乡区”对孝感乡的建置沿革作了这样的记载：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130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并为94里，复并孝感一乡人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20里人黄安，止74里。太平乡原额58里，后并作25里。仙居乡原额54里，后并作25里。亭川乡原额25里，后并作24里。国朝因之。”其后乾隆、光绪、民国三个版本的《麻城县志》中，孝感乡条目的内容基本重复旧志。而据《明史》记载，嘉靖四十二年析麻城之姜家畈置黄安县，同时分黄冈、黄陂二县之地益之。清《湖广通志》云：黄安县，“明嘉靖末，以地多盗，割黄冈之上中和，麻城之太平、仙居，黄陂之仙源置。”这表明，原孝感乡从麻城县版图消失的原因，第一次是由于“户口消耗”，第二次是由于其地“多盗”，最后由仙居合并到黄安县了。由于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原孝感乡至多只占黄安县地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明代麻城人梅国楼在《漕运解析记》中，记述了万历初年，刚刚改变建置不久的麻城与黄安的漕运负担不均的情况。他说： “大抵麻城、黄安地里相近，山川相同。黄安之粮，一半麻城所割也。黄安向荷哀矜，全赐改析；麻城差繁役重，十倍黄安，苦乐未均，万民嗟怨。”这篇文字透露出，麻城与黄安原本是“地里相近，山川相同”的邻县。
　　有明一代，麻城县地盘狭小，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只管辖130里甲户籍，人口资源相当有限。据统计，在明代麻城县有人口记录的240多年间(洪武——祟祯)，全县人口一直保持在10万人左右。由于没有县以下所辖各乡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直接知道未被撤销前的孝感乡究竟领有多少人口。不过，乾隆年间的《麻城县志》提供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县的人口数据为：男女共28万多人，其中太平乡8万、仙居乡12万、亭川乡7万。考虑到孝感乡当年因“户口消耗”而被撒并，可能其时人口数在7万以下。
　　附带说明， 《麻城志略》创修始于苏松就任麻城知县，委托毛凤韶主修之年，即嘉靖四十年，因此志书成稿必在这以后。两年后，即嘉靖四十二年调整行政建置，将孝感乡从麻城县划归黄安县，如果其时志稿尚未付梓，则康熙九年《麻城县志》这条有关孝感乡被撤销的资料，当系行政区划调整时的记录。如果《麻城志略》在调整行政建置区划之前已经成书，则这条资料可能就是康熙年间根据前代记录追述的。总之，无论何种情况，康熙志上的这条资料绝非杜撰的，其权威性与可*性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今天我们在四川一些民间族谱、墓碑资料上，所见到的有关孝感乡下属的若干具体地名，诸如：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达县《雷氏族谱》)、扒凿岭(《傅氏族谱》)、大石板洗马凼杨家村(《杨氏族谱》)、大坟坝(泸州《黄氏族谱》)、复阳村(泸州《王氏族谱》)、斑竹林周家坪(周氏碑记)、嵩枝坝大松树(民国简阳(汪氏族谱))、踏水桥(蒲江《杨氏续修族谱))、马桑坪(《杨氏族谱》)、梧桐村黄角树坎(资中《王氏族谱》)等等，大多出自清代以来的移民及其后裔之手，推测可能是早已消失的明代地名，距今大约已有五六百年左右之久。由于它们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洗刷得无踪无影，今天要把它们的具体地址找出来，是有相当难度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目前暂时找不到它们的踪影，就怀疑它们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
二、“麻城孝感乡现象”的由来
　　本文所称的“麻城孝感乡现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麻城县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的现象；二是指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麻城县孝感乡的现象。
　　早在元末明初，外省移民因宋元战争后四川“地广人稀”，就曾经采取结伴而行的方式向四川迁徙。据《元史》记载，在元初，荣州(四川荣县)“其地荒而废之”，至元顺帝时期，却被来自“雍、梁、淮甸”的20万户流民“开垦成业”。来此聚居的“襄汉流民”， “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在这群“襄汉流民”中，应该包括有来自长江中游的湖北移民。
　　到了元末，湖北民众为避灾、避难，舍危就安，弃近图远，竞相挈家迁往四川，其中以来自麻城孝感乡的居多。据史书记载，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江西袁州和尚彭莹玉利用宗教，与麻城的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在湖北地区发动起义。他们利用蕲州布贩徐寿辉“状貌”奇特，便于号召的特点，推他为首领，很快在蕲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邹普胜因此被封为“太师”。正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所以，麻城成为当时湖广农民起义的中心、“天完”红巾军征集兵源的基地。一些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离家出走，从麻城逃亡到了四川。于是就出现了文献上所谓的“避地人蜀”、“避乱人蜀”、“避兵人蜀”的情况。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湖北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此时随州人明玉珍正率湖北籍红巾军将士入川作战。听说这一消息后，明玉珍遂断绝与“天完”政权的往来，在重庆自立为帝，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入据四川后，本有割据一方的打算。所以，随军将士都携带家属，加上从湖广招募的移民，估计约有40万人进入四川。由于麻城与随州相邻，加上此前有不少麻城人入蜀，所以，麻城人蜂拥而至。明玉珍在其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史称“蜀人悉便安之”，“一方咸赖小康焉”。于是，正处于战火中的湖北难民，包括不少人麻城人，又“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
　　朱元璋立国后，于洪武初年派廖永忠人川，消灭了大夏政权。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的损耗，明朝政府又采取行政措施，于邻近的黄州、麻城地区，大量抽调湖广人民填川。这就是所谓的“抽填四川”、“奉旨人川”。依据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数字的统计和分析，经过洪武时代的大移民之后，四川的人口由元末的七八十万人，增长至180万人，由此推知，洪武年间四川接受的移民总数约为80多万。如果这一数字推测可以成立，再按照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比例：“明洪武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计算，在这80多万移民中，起码有近五六十万的湖广人移居四川。其中，麻城人又充当了主力。正因为在洪武移民中湖广人占多数，所以这次移民称为“湖广填四川”。
　　从元末明初的以湖广籍为主体的大移民，到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其间至少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沧桑巨变。元末明初从麻城县孝感乡迁入四川的这批湖广移民的身份，也经历了从移民一“孑遗”一土著一“旧家”的转变。
　　清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一封奏疏中说：“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向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当大批新的移民迁入四川后，为了与后来的移民相区别，元末明初的移民(包括麻城孝感乡人)自然就成为“老民”——老资格的四川人，即清初移民社会中的土著了。
　　例如，新津县清初从洪雅陆续返籍的“土著”， “询其原籍，概系湖广麻城孝感乡”。””移民定居日久，就变成土著。相对于后来迁入的新民，先迁进来的就是“老民”，再早一点人川的就是“旧家”。正如清光绪时有记载所说：“(四川地区)大抵今日所谓土著者，率皆国朝鼎定以后，自粤东、江右、湖南北来。其来自前明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则旧家矣。”
　　本来，麻城孝感乡之作为元末明初迁川的中心，一直是当年迁川的湖广移民——后来的土著、“旧家”心目中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祖籍的识别标志与“品牌”形象。可是到了清初，步他们后尘人川的大批外省移民，主要是湖广移民，也打起麻城孝感乡的旗号，竞相称自己的祖籍也是麻城孝感乡。
　　据民国(简阳县志•氏族志》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该县349族两湖籍移民中，自称来自麻城者有239族，占68．5％，其中自称来自孝感乡者，有228族，占麻城籍的95．4％。另据崔荣昌在灌县柳街乡的调查，该乡现有居民祖籍为麻城者，占总数的80％以上。该乡32姓中，有25姓都说自己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占总数的78％。提供这些统计资料的，大多是来自清初迁川的湖广移民家族。
　　在清初移民高潮中，来自两湖的移民都异口同声称自己来自湖北麻城县，而且还集中在该县孝感乡，这在情理上就令人生疑。20世纪30年代，民国《南溪县志》的编
修者最先发现这一疑点，并提出质疑说：“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
人皆可移往，何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其实，这种动辄称祖籍麻城孝感乡的现象，何止川南，在川东、川西、川北地区都存在。
　　其后，省内外的学者大多沿袭《南溪县志》的思路，对这一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质疑与发挥。归纳其要点，不外集中于孝感建置于明朝中期已撤销、如此多迁川移民大大超出麻城人口规模、孝感一个小乡如何能成为众多移民来源地三点。显然，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探讨“麻城孝感乡”之谜
　　民国《南溪县志》在质疑清初湖广家族“多言麻城孝感乡”这一现象时，首先提出了其中可能有“冒其籍求荫以自庇”者，值得“待考”。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中，也对冒籍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先辑录有关冒籍的具体实例，再来作进一步分析。
　　例1：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按：永州零陵在湖南，该县无孝感乡；既称孝感乡，当属麻城县。
　　例2：民国资阳《陈氏宗谱》载，陈氏先祖原本湖南宝庆人，但在“老谱序文”上却说：“陈氏之先，本湖南省黄州府人也。”又说“始祖于明初，至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奉旨填居四川，来至资州。”该家族后裔在撰修新谱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湖南宝庆与黄州，相去一千余里。“试问黄州府果在湖南吗?”连他的后裔都指出，造成这样的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地理学不明”。
　　例3：清光绪《周氏宗支碑序》载，周氏祖籍“湖北武昌府麻城县出南门四十里孝感乡”。麻城明明属于黄州府，又如何与武昌府扯上关系?
　　例4：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川泸州《黄氏支谱序》在追忆其祖先的原籍时称：“居楚邵武府建宁县楚溪上包麻城孝感大坟坝”。按：邵武府建宁县在福建，又何来麻城孝感乡?
　　例5：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追述自己的家史说：“(潼南县)双江镇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
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 (1696年)，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
　　例6：著名作家艾芜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事实上，艾芜所属的汤氏家族人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人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承认其先祖来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
　　例7：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广安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洪武年间人川。但是，长期以来，“连我的叔叔(按：指邓垦)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以上七例姓氏的祖先均非出自麻城孝感乡，但他们都毫不例外地误把“湖北”或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且发生冒籍行为的氏族中，多有出自清代湖南籍的移民，
冒籍的方式多采用宗谱和墓志进行编造。这种现象的出现，需要联系清初移民高潮的形成过程，以及各省移民迁川的先后形势来认识。
　　清朝初年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人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民，是清政府最先招辑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返籍，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轻车熟路，捷足先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客民。康熙二十年(1691年)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移民大规模进入四川。而这时，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饱和，于是，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据当时湖广官员奏称，在衡阳、永州、宝庆、武冈、沔阳、零陵等府州县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赴四川垦荒。“托名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百姓人川络绎不绝，仅一县， “已不下十余万众”。再后来，到雍乾之际，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紧随其后，结伴迁往四川，至此移民人川形成高潮。
　　依次人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临着强大的土著势力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住脚，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以图“荫以自庇”，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与保护。在这方面，“老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他们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成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已融人当地社会的现实，都使其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明清以来他们中产生了不少名人，在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上，辑录了明清时代先世由麻城人蜀的三位“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的名人：明代状元杨升庵、思想家来知德，清代康熙朝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声誉，以至形成“麻城孝感乡这块牌子，在清代的四川社会上事事都觉得高三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些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人籍之初，便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麻城孝感乡。而最具有条件这样做的，首先是来自湖南的移民。因为在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于湖广行省，称得上是“大同乡”。尽管清初已经分设湖南、湖北两个布政司，但在民间人们仍然习惯以湖广来称呼。湖南移民很容易把自己纳入湖广圈子，视孝感乡为故乡的标志。而来自麻城的土著旧家，为了壮大自己在当地的竞争实力，也可能以“大同乡”为旗号，大事招纳湖南籍的移民在自己麾下。
　　有论者认为冒籍是为了获取政府给移民的优惠政策，这未免把事情理解得太简单了。且不说冒籍者本来就具有移民身份，冒籍对其以后可能获得的长远利益还有影响。根据清制惩治冒籍的范围，冒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考试中，冒充他籍应考，二是将他人冒人自己户内，以逃脱赋役。那么，清初湖广移民为什么要冒着风险，隐瞒自己的真实祖籍呢?刘志伟所作珠江三角洲地区田野调查中，对外来移民处理与当地土著的关系的解说可备为一旁证。编造来历清楚、有社会地位的开基祖，以便登记为“编户齐民”，不仅可以提高家庭声望，在地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而且还可以开立户籍，购置土地，登记纳税，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享有其他需要编户齐民身份才能合法享有的权利。
　　可能因为冒籍可以带来如此之多的实际好处，所以，不仅湖广籍移民有意冒籍麻城孝感乡，而且连一些势单力薄、同样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会这样做。渠县(李雷族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冒籍冒姓的实例：据谱载，渠县李氏的先祖，李君讳佑，“本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谢家庄人土”，元末因仕人川，后家于蜀北渠县云合里刘家湾。其后，因为兵乱不能归。“当是时，同来楚黄而居者众，惟雷氏最为枭雄，人莫敢犯”。故李氏祖先与友邻“向、左、李、温、周五姓，共议姓雷”，并“依龄为序，以避残杀之害”。原谱所载五姓人，共议改为雷姓之事，发生于何时，不太清楚。但根据大的历史背景分析，可能在明末清初。
　　至于冒籍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人籍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然后再以纂修宗谱、镌刻墓碑等手段将其合法化。久而久之，他们的后裔就会把冒籍当成事实，甚至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这就是产生“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成因。文字《社会科学研究》 20056
[作者简介]陈世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四川成都 。




[/ALIGN]

[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此主题相关图片
[imga]../images/upload/2007/06/08/221225.jpg[/imga]

[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此主题相关图片
[imga]../images/upload/2007/06/08/221138.jpg[/imga]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个角落。 在西部：

民国《简阳县志》卷17"氏族表"中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同居"。

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在南部：

民国《泸县志》："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

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

泸州《王氏族谱》："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

在东部：

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卷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明洪武二年，叶端祥之子叶根一偕弟根二，同丁、陈、王、潘、肖、张、毛、莫九姓一道，从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干堰铜鼓滩入川落迹（籍）忠县。"

在北部：

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

在中部：

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寿辉乱迁蜀……。"

江津《幸氏族谱》："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

谁也无法统计，从孝感乡到底迁出了多少人口；谁也无法相信，区区一个小乡，为何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人口输出量；谁也无法推算，现在的四川人中到底有多少非孝感乡人的后裔！

难以相信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相信！
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

最近而又最典型的有邓经武、雷兵的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

但是，质疑一个定论固然需要非凡的勇气，而否定一个史实却显得过于草率，历史的真实并不因为有人质疑而虚无化！

下面，我们通过史料的搜寻来看看麻城县孝感乡到底隐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

 

一 明初的麻城四乡

明初麻城的区划情况在清康熙9年的《麻城县志》中可以找到清楚的记载：

①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

② 所谓 "初分四乡"当然是指明初已分全县为四乡。也就是说，孝感乡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存在了105年。但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的寿命只有105年。元代麻城的基层区划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而不甚了了。不过，据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记载："中，麻城。（黄）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山、永泰河。"③则北宋时麻城即为四乡区划。最近在网上读到周启志的《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周先生引《石柱厅乡土志》说："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存在,历宋元而明并无变化。我们相信,在中国历史上，"乡"这一级组织相对于州县的频繁撤并省废来说，其稳定性要大得多。这与它们在政权割据和攻城略地中无足轻重的地位是一致的。成化八年麻城改为三乡以后，至清代"国朝因之"，直到清末乡之设置再无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

关于明初四乡的位置，尤其是孝感乡的方位，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弘治《黄州府志》记载合并后三乡的位置为："太平乡在县东,领四十三里；亭川乡在县南,领一十二里；仙居乡在县西，领三十九里。"（卷1）我们认为，初分四乡时，四乡乡界如"十"字形。孝感乡的位置应该在西南,而仙居乡在西北。孝感乡的范围当包括现在的白果镇北部、铁门岗乡、歧亭镇、宋埠镇、中馆驿镇、顺河集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龙池桥街道办事处南部、鼓楼街道办事处南部，以及今红安的城关镇、两道桥乡、杏花乡南部、桃花乡、叶河乡、永家河镇、八里和太平两乡镇的河东部分。(附图一)需要指出的是，四乡中其他三乡均为高山丘陵，只有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

这样确定孝感乡位置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 麻城西北光山州曾有仙居县，至宋南渡始废。西北境有仙居山 ，黄安建县时划入辖境。应为仙居乡得名之源。又麻城县城西北十里亦有仙居山（今名五脑山），因麻姑在此成仙飞升而得名。城北还有仙居坊。

第二，孝感乡并入仙居乡，而仙居乡既在县西北,再往东是太平乡，则 孝感乡只能在县西南；

第三，众多来麻寻根的四川人提供的地名中，我们只找到了寥寥几个历近700年沧桑仍未改变的故址，但已足够我们重现明初四乡，尤其是孝感乡的地理位置了。四川仁寿《李氏族谱》称："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这里所说的"青山"，就在县西今顺河集镇南部，现在的麻城行政区划图上就可轻易找到，我们相信它已*近孝感乡的北部边界。另据重庆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称："2002年9月10-12日叶国村带妻专程去麻城考察：……据现歧亭镇叶家大湾村的一些年岁高的人讲，孝感乡就是现在的歧亭镇一带,和仙居相近。……但歧亭镇叶家大湾村（叶姓1000多人）人们的风俗称呼与我县叶姓一样,如叫祖父称"爹爹"少称"爷爷"；对外公外婆称"噶噶"（ga）。"

需要指出的是，曹树基先生认为，"黄安位于麻城之西部，孝感乡极可 能并入了黄安。"曹先生用 "极可能"一词表示了谨慎地猜测，但这个猜测只对了一半，因为孝感乡并入黄安的范围只有将近一半。乾隆《麻城县志》有一幅三乡区划图（附图二）,乡界恰如一个"丫"字，只是下面一竖有一个先向右后向左的弯曲。"丫"字的上部是太平乡，左边是仙居乡，右边是亭川乡。说明当时乡界划分均呈由城区向周围辐射型，除城区（明时称关厢）划入亭川乡外，其他各乡均与城厢接壤。可以想象，孝感并入仙居乡以后，面积占总版图的二分之一，幅员过广，于是将县仙居乡北部若干里甲划入太平乡，使三乡面积大体相当（附图三）。于是，太平乡辖区从麻东北扩展到麻西北，与黄陂接壤，乡界终于形成上面所说的"丫"字形状。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嘉靖42年设置黄安县时，从麻城划入的20里甲中，也包括太平乡部分里甲的原因。

二 孝感乡的里户数和人口

按照明朝的规定,在乡村中,人户被编成里甲。每110户为1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长,余下百户为10甲，每甲有10户。这个规定到洪武14年（1381）开始规范化推行，同时规定每十年重新册定一次人口。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有一个令很多人费解的问题，即原额分乡里数加起来超过了总数，等于137里，而不应是130里。其实，这两个数字也不矛盾，成书于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和弘治《黄州府志》均记载麻城为135里。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又记麻城为120里。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记载，正可以说明明朝初年麻城人口减少的速度之快。

上述引文中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按原额全县137里，亭川乡只占总里数的22.3%。成化8年由25里并为24里，只减少1里，故其辖境亦应较为稳定。而太平、仙居两乡由112里并为50里，减少62里，说明两乡为麻城人口主要输出地。二是太平、仙居的原额112里中，包括了孝感乡的里数。那么，即使按三乡平均算，孝感乡也应有37里，何况孝感乡位于人口稠密的麻西南平原地区。因此，明初的孝感乡，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在洪武14年（1381）开始在全国通过编制赋役黄册推行里甲制度的。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所说的130里,应该是这时编定，并且是严格按照110户为一里编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当时麻城的总户数为14300户,总人口约为8.5万（按户均6人计算）。即使按照6‰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明初至洪武14年，麻城人口应有90760以上。也就是说,14年时间，麻城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4000多人。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其中，孝感乡人至少在2000人左右。

表1：明代麻城户口表
年 代 乡数 里 数 户 数 口 数 说 明
明 初 4 137 约15000 约90000
洪武14年（1381）4 130 约14300 约85800
洪武24年（1391）4 130 16252 122349 户均7.5人
成化8年（1472） 3 94 约10340 约72400
弘治5年（1492） 3 94 13423 131493 户均9.8人

注：洪武24年、弘治5年户口数均据弘治《黄州府志》卷3。康熙《麻城县志》记洪武24年户15809，口105112。我们认为前者更准确。

三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与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

我们以明初麻城的9万人为基数，以6‰的递增率计算，到成化8年，麻城总人口应该约有9.6万人。据表1知麻城成化8年实际约有7.2万人。也就是说，麻城全县人口输出能力只有约2.4万人。那么，孝感乡大量输出的人口是从那儿来的呢？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关麻城和孝感乡的人口来源问题。

元末明初，江淮之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当中。西有陈友谅，中有朱元璋，东部则有张士诚，各路英豪崛起，相互厮杀火并。人口的急剧减少，使这一区域成为战后移民充实的主要地区。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只孝感乡全部为土地肥沃的平原，自然成为移民们定居的理想选择。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光绪《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而来。”

民国《彭氏族谱》：“（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

光绪《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始由南昌寄籍于麻城。”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

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周氏家族，因为曹树基先生以为：“在麻城县志中，该家族中有40人名列其中，考中进士者竟有15人,是当地一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其来历不详,亦极可能为土著。”但光绪《麻城县志》卷33有一篇王世贞的《周鲁山先生墓志铭》,对周氏家族的来历记得非常清楚：“周之先不及考也，考自元末而有受七公者，从饶之鄱阳徙于黄，遂为黄麻城人。”

这样的例子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你如果在麻城随便问起谁的祖籍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告诉你是江西,就象四川移民都说祖籍麻城一样。

正是由于这些源源不断来到麻城的移民，使麻城的人口不断得到补充。以至全县总人口不仅不见减少，有时甚至有所增加（见表1）。

曹树基先生在详细分析江西迁入黄州府的人口情况后说：“洪武年间的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春卫的二卫军人及其家属，折算之共有军籍移民3.4万人口，合计全府人口总数为67.6万。……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万人口迁往毗邻的德安府，因为路近，他们不大可能马上在新地取得户籍，而实际上他们以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所以减去5万人口，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民籍移民为30.4万。”这30.4万人口，至少有10万人迁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数13%的从江西以外迁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孝感乡的人口当在6万以上。

江西师大方志远教授认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而“湖广填四川”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大规模迁入的人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至于江西民众大量涌入江北地区的原因，我们赞同主要是逃避重赋的观点。江西在元末属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即使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此，江西地区长期遭受着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

朱元璋在洪武4年（1371）曾下诏曰：

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相须，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难。……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怀。②

所谓“豪强割据”即是指陈友谅，陈友谅于至正23年（1363）为朱元璋所灭，至洪武4年正好九年。这个诏书明确说江西“归附之后，供亿更繁”，这正说明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尽管江西“资财空匮”，还要加重江西的赋税负担，以至到洪武四年尚“其为困苦”。江西的这种情况，与江南一样，实际都是朱元璋对原先敌对势力占领区实行重赋政策的结果。

然朱元璋仅减免了一年秋粮，并未降低江西的赋税科则。洪武21年（1388），南昌府丰城县民反映赋税太重，朱元璋才降低江西的科则。《明太祖实录》卷190记载：

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管田一亩岁输五斗，诚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上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群（？郡）县地土颇硗瘠者，止令输三斗，著为令。”①

但每亩3斗的赋税，对土地瘠薄的当地来说，仍然是属于重赋。事实也正是如此，南昌府在明代始终存在重赋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江西的瑞州（今高安、上高、宜丰三县地）、袁州（今萍乡、宜春、分宜、新余等市县地）二府。这与麻城移民大多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记载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看黄州府的情况，弘治《黄州府志》：

洪武24年,官民田地塘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十九亩三分五厘，夏税小麦三千五百五十石二斗三升三合四勺，大麦八斤九两九钱六分……。秋粮米二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九升三合九勺。（卷3）

按上述税额计算，黄州府平均每亩税赋仅6.2升，只相当于南昌府的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江西人口大量涌入麻城地区是势所必然的。

事实上，麻城已成为一个移民中转站，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最典型的如泸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在麻城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

遗憾的是，孝感乡的人口输入量最终没有赶得上输出量的增长。到成化8年，动态平衡终于难以维持，孝感乡结束了自己输出和中转人口的任务，在麻城的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下面是明朝三个时点江西、湖广、四川三省的户口变化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孝感乡必然消亡的趋势。
表2：
年 代 江 西 湖 广 四 川
洪武14年（1381） 1553924户 785549户 214900户
8982481口 4593070口 1464515口
弘治15年（1502） 1363629户 504870户 253803户
6549800口 3781714口 2598460口
万历6年 （1578） 1341005户 541310户 262694户
5859026口 4398785口 3102073口

资料来源：洪武14年《太祖实录》，弘治15年、万历6年转引自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表2-7”。
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西的人口持续下降。湖广的户口数大幅下降后，直到万历初仍未能恢复。而四川的户口则持续上升，洪武14年到弘治15年的121年间，增长幅度达77.4%。这样，孝感乡于成化8年被撤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四 麻城至四川迁徙路线

麻城移民入川的路线分水、陆两途。据四川省图书馆藏《湖北麻城王友山冯氏巴县谱系拾略》：“明末，王应熊以英年洪识，佐命燕京，后值蜀乱，奉诏赴川镇抚，在荆襄摒挡就绪后，由麻城携祖公友山、祖婆冯氏，暨诸兄嫂子侄全家男女溯江而上，至渝城驻跸。”此为水路入川。又石柱县《秦氏繁衍史传记》：“秦公讳安司逸其字，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也。……元季遭徐寿辉乱，安司公偕兄弟七人入蜀，自荆州石码头分袂，俱散处蜀中。”此为先由水路入川，到荆州后水陆并进者。《万县何氏家族史料汇编》：“子孙世居湖北麻城孝感高家堰、洗脚河、太平坝、千家村、凤凰山一带，皆其族也。传至二十余世，至元末明初洪武二年己酉岁，松、柏、梓三人品投来川。……因岳母隆（龙）氏年迈随后岳父杨仕虎。行至长溪河，丈婿二人骑马过河，以姓氏更名曰杨何溪。”此为陆路乘马入川。
根据明人黄汴《天下水陆路程》、程春生《士商类要》、明清两代官书及地方志书，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出入川的道路里程。水路为：麻城至湖广武昌240里、武昌府夏口驿至荆州府荆南驿965里，荆南驿至四川夔州府永宁驿860里，永宁驿至重庆府巴县朝天驿1360里，朝天驿至成都府锦官驿2235里，全程5660里。陆路为：麻城至黄安90里，黄安至黄陂120里，黄陂至孝感县120里，孝感至云梦县40里，云梦至德安府60里，德安至随州130里，随州至枣阳130里，枣阳至襄阳140里，襄阳至巴东县930里，巴东至四川巫山县120里，巫山至成都府城1620里，全程3500里。

五 孝感乡迁川人口辨正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迁川人口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军人及其家属；二是明初入川的麻城土著；三是江西移民在麻城居住数代或数年后入川的人口。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但我们并不否认这个庞大的群体里面存在着误籍与冒籍的情况。下面试作粗略辨正：

第一，孝感县误籍为孝感乡。元至正17年（1357），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据曹树基先生估计有40多万人。①这40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麻城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孝感县人。这部分孝感县人的后代或口耳误传，或家谱中仅记祖籍为“湖北孝感”，就极可能误为麻城孝感乡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人数量十分有限。因为入明以后，孝感县是没有人口输出能力的。明初，孝感县与安陆、云梦、应城和随州同属德安府管辖。由于元末战争的破坏，使这一地区的人口消耗极大。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县未被省废，其余各州县皆是洪武13年复置的，而德安府也降为州，从属黄州或武昌府，至洪武13年才复为府。康熙《安陆县志》作者说：“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①明确指出迁入的移民为黄州府之麻城人。孝感县《夏氏族谱》在谈到自己的祖籍时说：“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徙居孝感县。”

又据广水市政府网站《历史述要;明初江西移民应山》介绍：“就保留下来的姓氏族谱看，应山现有十之八九的姓氏，均为明朝初年至明朝中叶从江西、安徽、麻城过来的移民，而以麻城移民为多，所谓‘麻城过籍’便由此而来。”又据麻城市第一中学教师郑重建先生说：“1984年元月，笔者在省参加《布谷鸟》编辑部举办的全省业余骨干作者培训班学习期间，邂逅原孝感县文化馆馆长宋虎先生（此人为楚剧《双教子》的编剧，湖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先生年龄60开外。其时，宋先生见我来自麻城，甚为高兴，他亲切地称我为‘小老乡’。我觉得很新奇，便问：‘先生何以称晚辈为老乡呀？’答曰：‘我们孝感民间有一种民俗，把睡觉说作是回麻城去了，因为老辈有许多人自称原来的祖籍便是麻城’。”

第二、本县移民冒籍孝感乡。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麻城其他乡的移民冒籍孝感乡；二是成化8年孝感乡撤消以后，来自原孝感乡辖区的移民仍自称祖籍孝感乡（甚至还有自称是明末清初迁自孝感乡的）。这两种情况历明清两代而不衰，但这种冒籍无关弘旨，因为他们冒的是“乡籍”而非“县籍”，他们毕竟是真正的麻城人。

第三、外地移民冒籍孝感乡。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人在各地的势力都很大，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冒籍孝感乡人。也就是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自求庇”。曹树基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引民国《云阳县志》所举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贾、李、王诸大姓，都说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的例子，然后说：“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不可能迁自麻城的。”①实际上就是肯定向氏属冒籍之列。但此论也略显武断，向氏为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事实，但他们可以先迁到麻城，取得麻城籍以后再迁四川。就如曹先生所说的“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乡停留时间很短即入川，有的则定居数代成为土著后再迁移。”②麻城向氏正是后一种情况。据四川长寿《向氏支谱》载,其族于“元人入侵时,为避战乱,文秀由湖南沅陵迁湖北麻城县,生子爵禄,安居乐业。不知相传数代,至本支始祖万恩公住麻城县孝感乡向家坪、中坝、陈家沟一带(现麻城市松鹤乡)”。

上述误籍和冒籍情况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对此，我们并不讳言。但如果因此而否定整个孝感乡和那些孝感乡先民的历史存在，则未免以偏概全。

六 不要重演“大禹是条虫”的闹剧

最后，我们想谈谈邓经武先生那篇大作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第一，没有充分地占有资料。众所周知，要想否定一个定论，除了必须掌握并否定所有支持这个定论的材料以外，还应尽可能的找到新的反证材料。可惜的是，这两者邓先生都没能做到。我们注意到邓先生没有引用过《麻城县志》，研究一地历史而不研究其地史志，令人颇感奇怪。是不是清代三部《麻城县志》邓先生手头都没有呢？当然，邓文引了谭其骧先生“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的话，以否定族谱资料和地方史志的可信性。但谭先生强调的是要通过分析和研究后再加利用，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读懂的话。不知怎么吓得邓先生连看都不敢看。

第二，逻辑推理错误。邓先生先罗列了麻城县和孝感县的有关史料，证明了两个地名的不相干，推论出“麻城县和‘孝感乡（县）’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并由此得出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我们且不说这个推理过程中将“孝感县”偷换成“孝感乡（县）”
的问题（偷换概念也是逻辑错误），仅就这个“因为A与B无关，所以A与C必然无关”的推理公式，我们就不敢恭维。

第三，囿于先入之见不能自拔。因为只知道有个孝感县，故陷入以证明孝感县的存在来反证孝感乡不存在的泥潭。

第四，史料为我所用。邓文虽然对地方史志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厌弃,甚至骂康熙版《成都府志》和《明清史料》“只是骗人的‘鬼话’”。但他也有连族谱资料都愿意使用的时候，当然，这就要看这些材料是否能为我所用了。如蜀州火井塘《杨氏家谱》、民国版《荥经县志》，还有咸丰《云阳县志》。最有意思的要数对《云阳县志》的引用了。邓先生在试图证明四川土著多于移民时说：“咸丰版《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也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但是，请读者不要上当，《云阳县志》紧接着说：“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我们怎么也看不出哪里“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学问做到这个份上，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总之，孝感乡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我们不敢想象：从600多年前直到现在，涉及数十代人；从湖北到四川，跨及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家都在共同“虚构”和编织着一个“子虚乌有”的孝感乡的神话。据曾在网上与邓先生讨论过孝感乡问题的周启志先生写信告诉我，说邓先生祖籍也是麻城中馆驿镇的邓家榜。我想，如果邓先生的始祖是明成化八年以前迁川的话，那么准确的祖籍地也应该是孝感乡！

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界曾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疑古”思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疑古是无可厚非的。在更多的情况下，疑古恰恰是学术进步的动力。但后来弄出一个“大禹是条虫”的惊世之论出来，让大家都目瞪口呆。我们希望，在移民史研究领域，不要重演这样的闹剧！

[ALIGN=left][主要参考文献]
⒈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⒉康熙九年刻本《麻城县志》，1999年影印本。
⒊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⒋弘治13年《黄州府志》。
⒌万历《黄安初乘》，2005年影印本。
作者：凌礼潮 中共麻城市委办公室

 

 [/ALIGN]

[PP][ALIGN=center][COLOR=#ff0000]孝感乡移民与“湖广填四川”[/COLOR]

[/ALIGN][PP][ALIGN=center]

[/ALIGN][ALIGN=center]［作者：佚名  来源：[URL=http://www.cnxungen.com/][COLOR=#0000ff]中原姓氏寻根网[/COLOR][/URL]  更新时间：2006-12-4  转载请注明出处］[/ALIGN][ALIGN=center][/ALIGN][PP][ALIGN=left]麻城孝感乡向外移民起自何时于史缺载。据《石柱厅乡土志》载，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它告诉我们二条重要信息，一是说明孝感乡之名在宋代已有，二是说明至迟在南宋初孝感乡己零星向外迁播。然而大规模向外移民，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

大规模移民的要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容纳众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

元、宋之战曾使四川人口锐减。据《内江县志·内江旧户多楚人说》：“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 这是说四川人被杀得无民可牧，故元朝廷无法设置地方官府。《潼川府志·九贤祠记》载元军屠川云：“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应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 余［王介］守土抗战八年之久，“使敌不近边，岁则大稔。”（《宋史·余［王介］传》）余［王介］遭权臣所忌，召回临安夺职削权，［王介］郁愤而死，蜀事更无可为之人。于是蒙军如破竹之势攻占全川，所到之处，尽行“元法” 。各州县百姓逃之不及，被捕获者以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 ，日日如此，屠杀不止。仅在成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袁桷《清容居士集·史母程氏传》）汉州城破，元军屠城，“血洗焚荡，死者十余万家。”（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以每家5口计，则为六十万人左右！按此数计，元军“屠成都，焚眉川，蹂践邛蜀鼓汉简池永康，而四川人十丧七八。”（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又有欲乘舟避兵祸者，因拥挤落水“以数十万计。”（佚名《昭忠录》）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二》资料，南宋嘉定十六年四川户数达2590092户，人口达6610831之多，到至元十九年仅为12万户，元朝数十年的恢复尚不足宋末的1/20，足见元蒙对四川屠戮之惨。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明升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户数仅84000户，知川人雪上加霜，又遭屠戮，称四川人“十丧七八”是可信的。故向四川移民势在必行。

大夏政权据川十一年，在明玉珍时已有孝感乡民向四川移民。如内江《吴氏宗谱》：“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 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明祖龙飞……元主北遁，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 许多族谱中称是“奉旨入川” ，然洪武五年之前四川属明玉珍管辖，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想必大夏政权有过号召移民的“诏令”。此际有一定数量移民入川，其原因一是鄂东（今黄州市范围）是红巾军根据地，明氏之兵多楚黄籍，故有招徕乡人壮其势之举，明氏号召必有人响应之；二是红巾军与朱元璋争锋的主要战场在鄂东、鄂北，居民为避战乱亦愿迁徙四川；三是据《明氏实录》载其所征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之征。” 轻赋薄徭也吸引大批乡民奔蜀。明氏偏安一隅，能使四川人口增至约15000户左右（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134页），也是很不容易的。

自明玉珍开移楚民实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向四川移民。见诸当时族谱记载，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 又如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然查明代史籍，却不见官方移民文告记载，惟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诏令移民事当属不谬。移民的成效是显著的，洪武五年从明氏政权接手人户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间，人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以麻城、孝感乡人居多。或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如简阳《汪氏族谱》称：“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县，地名猪市街竹林嘴。后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迁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朝洪武四年，我远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又如内江《张氏族谱》载：“大明宣德元年丙千岁，奉旨以江西填实湖广，遂尔奔楚，既居黄州府孝感乡……弘治即位，群臣云西蜀土广人稀，皇上诏以楚民填实西蜀……” 说明孝感乡民不断被补充且又不断移向四川，人口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如《湖北方志》1991年第1期邹功勇“麻城迁民四川问题初探” 文中提供的数据：洪武二十四年全县册定人户为15809户，而永乐七年为15810户，相隔18年仅增1户，这足以说明人口的平衡状态。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始于清初，仍是因战争致使四川人口剧减。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凶是张献忠，对此正史野史多有记载，甚至大西军中外国传教士也直书其事。如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载：“叛匪张献忠率领大军向省城挺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大量的民众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们也随之而逃。” “他们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剥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则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 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所著《鞑靼战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证明《蜀碧》等野史记录的张献忠屠川事是可*的。张献忠屠杀了多少人，难有确凿统计。张献忠死后，残明官军的互相争杀、清军的征剿，四川人口又处在历史低谷。

据赵文林等著《中国人口史》资料，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仅958196人丁，可知其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己被摧残得破败不堪。因此，朝廷对重建四川十分重视，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点。例如顺治六年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康熙二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在此背景下，麻城、孝感乡民也成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


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不能不谈到张献忠的“新营”。崇祯十六年四月，张献忠在麻城收5万7千人，别立一军为“新营选勇”，这支新营随张献忠进川。张献忠败后，这些来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县志》载一新营老兵事：“杨可举，字香吾。顺治三年脱献贼之祸。六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人。” 这类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人中所占比例甚大。其他填川之民，如作家艾芜（汤道耕），祖辈原籍麻城孝感乡，康熙中叶入川定居成都附近。又如1991年版《南川县志》称该县许多移民来自湖广，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孝感乡早已不复存在，而麻城填川之民或用旧名孝感乡，或称麻城县，可见孝感乡这一历史地名影响之久远。从移民史角度看，麻城和孝感乡在明末清初兴起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中多有混淆，然麻城还留有原孝感乡一部分旧土，以怀旧之情而续用原籍之名或用麻城为祖籍都不为错，故本文在梳理此阶段时亦无意分其泾渭，而许多研究移民史家在据方志和族谱统计时，也将孝感乡移民归入麻城县统计。如胡昭曦先生《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一文便多作此种处理。据此，麻城（含孝感乡）填川之民见于县志所载者，如《广安州新志》：“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 ；《大邑乡土志》：“全资二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 又如《合川县志》所载清初麻城籍乡民迁入计17户，仍占同期各地迁入移民数之首。可见在湖广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乡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对重建四川的贡献当不其他地方移民之下！



[/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