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的产生及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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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的产生及发展演变
(一) 汉代以前的谱谍

    无疑,谱牒的产生比姓氏要晚一些。没有文字的产生,就没有谱牒的产生。远古的人或许结绳记载一些族群遗传繁衍的事,但不能认为这是谱牒。
  如果文字诞生的时期便认为随之诞生了谱牒,可以认为在黄帝时代就有谱牒了。
  有的学者认为,商、周王室也都有自己的谱牒,后人曾加以整理,编成《五帝德》、《帝系》、《五帝系牒》、《世本》等通代谱牒。司马迁写《史记》时,曾研究参考过这些资料,写成《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三代世表》等,具体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王室从始祖而下的历代世系。同时,司马迁还根据春秋时期各国国君的谱牒,编成《十二诸侯年表》。遗憾的是,这些原始的谱牒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早已失传。今天,我们只能见到后人整理的本子和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商以前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谱牒文字考证资料,但到了西周,谱牒就有文字可考了。《周礼》、《礼记》对它有零星的论述,如指出西周谱牒的内容是记录族众的讳、忌。讳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族众生子,要记某年、某月、某日生,当然也要记是谁之子。族人有谥者要记其谥。有谥的族众,自然只能是诸侯、卿大夫了。
  春秋时期,谱牒虽然相当盛行,但不是专门著作,也没有一个文本流传下来。
  谱牒初创的形式是什么样子?《史记》里说:“三代系表旁行邪上,其放周谱。谱起周代”(见 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注①索隐案)。“邪”即“斜”。所谓“旁行邪上”就是室的横行斜线,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等。谱学专家毋苟先生具体解释道: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讳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谥号等等。这样,就把一个家族从始祖到现在的所有血缘关系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了。
  秦代的谱牒,无文本流传。汉代的谱牒,现在可以看到的文本有《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邓氏官谱》、《扬雄家牒》、颖川太守聊氏所作的《万姓谱》等。此外,还有一些碑刻“谱牒”,如东汉时立的《孙叔敖碑》等。此碑背面记载了春秋时楚相孙叔敖十余世孙。再如有关赵宽的碑记。赵宽是西汉名将赵充国之后,历代显贵,碑文完整地记录了赵宽家族数百年的家世。这些碑文已具有谱牒的性质。
  汉代谱牒的作用与前代大致相同,主要是“奠系世、辨昭穆”,因而,着录比较简单,仅为家族世系,注明生卒、官爵、字号、葬所等。且一般由别人代写,不是自己纂修,多由因而,为尊者讳起见,行文通常称字不称名,这也是汉代谱牒的一大特色。

  (二) 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

  如果说谱牒萌芽于商代,兴起于西周、春秋,那么,在东晋、南北朝时候便达到了一个高峰。魏晋的门阀制度是谱牒学兴起的政治基础。青萍之末的风从曹魏“九品中正法”这里徐徐卷起。当时做官要论出身门第,豪门贵族才能做官。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朝廷提拔官员,其依据就是谱牒。根据谱牒记载情况鉴别贵贱,划分等级。谁是“士族”,谁是“寒门”,看了谱牒就知道了。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东晋成帝发生“苏峻之乱”,原来的谱牒遭到焚毁,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卷牒浩繁,竟有东西两库(见《南史》·《王僧孺传》)。如此浩大的工程,没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专家,显然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人才辈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此项研究,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他的家族为京兆大族,其父挚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学识广博,勤奋著述。他感到汉末以来社会动乱,许多世家大族,不能明源知流,不知祖先情况,于是编修《族姓昭穆》十卷,进献朝廷(《晋书》·《挚虞传》)。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可能因为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遭到弹劾。所以《族姓昭穆》没有成为官书。
    东晋贾弼之开创中华谱学。员外散骑侍郎贾弼之,为南渡大族,山西平阳人。他第一个广泛搜集各氏族的谱牒,所及地域,包括18州、116郡,汇总共有712卷。朝廷给他配备令史、书吏,抄写完成藏于皇家的秘阁。卷帙如此庞大,容纳广泛,其中既有士族,又有庶族。贾弼之学识渊博,治学勤奋,考证精微,为谱学奠基付出了毕生精力。从贾弼之对谱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系统性看,前无古人。所以后人认为,贾弼之开创了中华谱学。东海人王僧孺在梁国继续贾氏的研究,修订贾弼之编定的《十八州谱》710卷和编修《东南谱集抄》十卷(见《南史》·《王僧孺传》)。贾弼之开创谱学以后,祖孙三代皆从事谱学的研究,其子贾匪之(宋国太学博士、骠骑参军)、其孙贾渊(齐国中郎参军。唐人避讳称其字希镜,并改名为贾泉),其后代梁有贾执编修《姓氏英贤谱》100卷;隋有贾冠,编修《国亲皇太子亲传》四卷,绵延近200年。
    贾希镜编修谱牒还有一个故事载于史册。当时,他编修的《百谱牒》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百谱牒》中记载的100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族”,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所以,有的想入这“百家“之围,挤进士族抬高地位身份,不惜以身试法。贾希镜受伧(cãng,音“苍”,意:卑贱。)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玡(láng yá,音“郎芽”,山名:在山东省)谱,经一个叫王晏的人揭发,按法律规定贾希镜当被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未被杀头(《南齐书》·《贾渊传》)。贾希镜还“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
    据《隋书·经籍志》所载,谱牒类别除总集之外,南朝有专述某地的谱牒,如《江州诸姓谱》11卷、《袁州诸姓谱》8卷、《扬州谱抄》5卷等。同时,还有专述一族的谱牒,如《谢氏谱》10卷、《杨氏血脉谱》2卷等。姻戚关系也为门阀社会注重,所以还有《齐永元中表簿》之类的书。据不完全统计,魏晋南北朝谱牒著述,计有总谱23种、谱牒62种、皇室谱15种、以州郡标题者13种,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南朝。
    魏晋南北朝以前“谱牒”主要有三种形式:1、“家传”。最初级谱牒的形式。是为家族里的名人尤其是任过朝廷命官的人立传以显门庭。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2、“谱牒”。也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不能表明血缘关系。所以在家传的基础上,人们祖祖辈辈都全部记载下来,这就是具有血缘意义的谱牒了。如《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等。3、“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谱牒》、《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谱牒都是私家撰述,“簿状谱牒”是官撰的谱牒,有选择性的记录士族姓氏血缘关系及郡望。这是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使用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命运攸关,而且资料散杂,鉴别、认定士族等工作量很大,所以朝廷设立图谱局和组织专门班子主持撰修工作(《南史》·《王僧孺传》载沈约语)。
    由于朝廷任用官员要讲门弟,出身名门望族才有可能入仕,“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所以南北朝时兴起了修谱合族之风。有的出身寒微的官僚、富户,通过权势和金钱的手段,胁迫或买通同姓旧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其合为一族,同入一本谱牒,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叫住“合族”和“通谱”。如宋时刘延孙是彭城的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出身彭城,但系庶族,与刘延孙不同宗。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刘延孙合族(见《宋书》·《刘延孙传》)。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护理经办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葬事完后,杜铨便与魏郡杜氏合族(《北史》·《杜铨传》)。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不胜枚举了。后来这个现象不绝于史。

(三) 隋唐五代十国的谱牒

    唐初至中期,修谱又形成了一次高峰。政府决定修谱规模较大有三次。第一次是皇帝下旨修谱。“贞观”开年不久时,唐太宗命高土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主持撰修谱牒。高土廉组织一些士族、官吏、学者参加,广泛搜集天下的谱牒,与正史相互对照,辨其真伪。经过数年呕心沥血的劳动,于贞观12年(638年)完成《氏族志》130卷(见《旧唐书》·《经籍志》),上奏朝廷。李世明的意图是贬抑旧世族,抬高新贵,尤其是政治集团中的新贵。但此意并末向高士廉等明言。所以高等人仍然按照原来的传统,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使李世明很生气,大发雷霆,下令“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士廉传》),重新修谱。最终自然是贯彻了皇帝的意图。陇西李氏自然列为一等望族。李世明通过修谱牒打破旧的等级秩序,符合社会变化、发展的要求。贵贱不会永恒不变。谱牒对这种变化如实记载,体现了真实性和进步性。
    第二次是武则天当政时,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列武氏做族望为理由,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为借口,于是奏请改修。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修谱。大大扩大了士族的范围,凡五品以上官职均可入选。修成之后,谱名定为《姓氏录》,颁行全国。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100年,士族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求改修。中宗命柳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200卷。从此以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谱牒了。
    唐代在官修谱牒的同时,民间修谱也较积极,出了一些著名的谱学家。如唐初路敬淳,治学不断,对于历代谱学有深入的研究,熟悉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路敬淳传》)。继路敬淳谱学名家是前面提到的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他“好学多研”。谱学成为柳氏家学,后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喜好谱学,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很是痴迷,于是在朝忙之余,勤奋抄录,后来自己动手撰成《开元谱》20卷大约(有人认为是《姓族系录》的节本),(见《旧唐书》·《韦述传》)。还有如王方庆著《王氏家牒》15卷、《谱牒》20卷,刘知几著《刘氏家史》15卷及《谱考》在卷等。这些私谱牒,是没有等级之分的。
    同魏晋南北朝像比,唐代谱牒的形式没有多大变化。一般的谱,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个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字迹工整,绘图清晰。官修的望族谱,其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见王仲荦的《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多贺秋五郞的《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很简略,有提纲的味道。
    修谱合族的风气在唐初依然存在。虽然旧的世家大族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崩溃,旧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消失,但他们还有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新士族中一些人,为了得到心理上的满足,追求虚荣,提高出身等次,挖空心思同旧士族合族、通谱。如当了很久的吏部尚书李敬玄,因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不仅三个妻子都是讨的山东士族的女儿,而且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李敬玄传》)。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还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后李义府犯罪受贬,李崇德即将其清除谱牒。对此李义府怀恨在心。谁知不久,李义府又当了宰相,寻机报复,唆使他人诬陷李崇德。后来李崇德在狱中自杀(《旧唐书》·《李义府传》)。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祖先迁徙到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杜官居宰相,硬要挤进京兆杜氏。遭到拒绝。于是杜正伦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杜姓人居住的地方,以水灌杜氏(《新唐书》·《杜正伦传》)。还有更无耻的事。宰相王锷为了攀附望族,竟认太原王翃为从父,甘愿去做别人的儿子,并以提拔王翃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王锷传》)。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谱牒明血缘,辨血统的本来意义。不仅不能提倡,而且应受到批判。
    唐末黄巢起义,彻底摧毁了门阀制度。五代时期,征战不已,权贵者大多靠战功升迁而上,基本上没有固定显赫的家族,贵贱变化、更替很快。人们忙于争权夺利,住居无定所。生活不太平,也无暇修谱牒,论门第。所以,唐代后期至五代十国时候,政府谱学也就自然消亡了。北宋以后,一些学者多次谈到这个现象,如苏洵说,“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见《唐宋八大家全集》·苏洵《谱例序》)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谱牒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谱牒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

(四) 宋元时期谱牒

    辽、金、元三代的谱牒如今已全部失传,见于目录记载的也非常少。
    宋代不仅修谱又形成一个高峰,而且修谱的体例有“革命性”变革。宋人改造和确定体例延续到当代。北宋时,政府不再开设谱局,每个宗族都可自行修谱,政府不加干涉。为了继承修谱的传统,许多文人学士积极参与修谱活动,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等人。这使谱牒的质量大大提高,形式也有创新。对谱谍体例的创新以欧阳修和苏洵为代表。
欧阳修十分重视谱牒,在主持编篡国史《新唐书》中设置了《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用以记录李姓皇族的世系和唐代369名宰相的世系。修定《新唐书》后,又编修自家的谱。他采用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将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等编成一部新型谱牒。不久苏洵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这是由于五代十国以来,由于社会急剧变化,一般家庭很少能够世代富贵,假如上溯太远,必然会遇到贫贱的祖先,他们觉得这不光彩。因此,一般家族只好采用“小宗之法”。至于皇族,则可追溯数八代、十代甚至百代,也就是采用“大宗之法”来编修谱牒。
欧、苏体例,重在图表的创新。具体地说,每图只记五世,五世以后,格尽另起。在形式上,欧体是横行的,每图五栏;苏体是上下直行的,每图也只列五世。自上而下五代世系条理清晰,依次为高祖之父、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右而左为同辈兄弟由大到小排例。五世排满一图后,则另起一图。但第五世必须同第一图衔接,即末一栏为第二图的第一栏,所以。两图只列了九世。以此类推。苏体的区分世系原则大体与欧体相同,但更为严格。他详今略古,对始迁祖并不看重,也不标明,只详细地记载本支世系,如高祖姓讳、祖父仕与不仕、父娶某氏、享年若干、某日某时卒等。苏洵在谱例上还有一项贡献,即创“大宗谱”。即记载不限于五世,数十世、百余世都可,纵横交错,记载的内容极其丰富。这就是所谓欧、苏之区别。
    欧、苏体例成为后世修谱的样板,但比较而言,人们运用欧体者较多,这是因为欧式以时代为经,以人物为纬,每人之下记载子孙姓名、生平事迹等,见于史传或其它谱牒的,附于图后,记事的繁简详略以远近亲疏为别,谱图简明实用,被后人广为采用,成为宋代以后新谱牒编篡方法的蓝本。
    元代已出现了由亲及疏、由远及近、一体共载的现象,不拘泥于欧、苏“小宗谱法”的限制。谱图也突破了五世为图的限制,出现了以大宗谱法做的大谱图。

(五) 明清至当代谱牒

    明清两代的谱牒编修达到了新的高峰。没有不修谱的家族,也几乎没有不入谱的人。现在我们见到的古代谱牒,清代纂修的最多,占50%以上。为了抬高和标榜家族高贵,很多谱牒采用了“大宗之法”。动辄上溯几十代,上百代,攀附古帝王或名人为始祖。但这种风气使某些家族的谱牒失去了真实性。
    谱牒体例在清代得到充分发展。这个时期,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家族、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除要排列家族世系外,又增加了谱序、传记、著述、祠堂、家规、家训、恩荣录、世系图、世系谱、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祠堂、祠产、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年表、余庆录、领谱等20多项(将在另外的地方专门讨论谱牒的内容),并增加了女子、婚嫁、岳家等人物记述,还对入谱人物也进行了限制性规定,行文重视修辞和文采。为使谱牒不至中断,还规定了 “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的年限。所有这些,使得明清时代的谱牒纂修更系统,更完善,价值更高。宋代以前,由于谱牒主要起“奠世系,辨昭穆”、“别郡望,辨婚姻”,以及朝廷选拔官员的作用,因而谱牒的内容比较单调,仅以记载家族成员为主。明清代谱牒记事记人范围的扩大,也是对欧、苏体例的进一步改造和发展。这就使谱牒成了家族史或社会百科全书。这是修谱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这类族谱的社会价值和作用不可低估,可惜后人没有加以很好地利用。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指出:“我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
    在编修谱牒的过程中,出现了如宗谱、族谱、家乘等许多新名词,这将在《什么是谱牒》一文里讨论。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涌现出一批谱学专家,其中最杰出的是清人章学诚,他不仅阐述了谱牒的起源、作用,还具体分析了过去谱牒理论和谱牒实践的不足之处,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章学诚的谱学理论,对清代以至中华民国的谱牒纂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清代谱牒中,满人修谱牒也很有特色,旗人袭爵、入仕者都要查验谱牒,因此,满人纂修谱牒的积极性很高。清代皇族的谱牒——“玉牒”可以说是谱牒发展史上最系统、续修次数最多的一种,200多年间一共修了28次,平均不到10年续修一次,可以说是谱牒续修的冠军。
    中华民国时期编修谱牒也比较普遍。
    古人还强调修谱的“义例”。什么是“义例”?就是今天说的指导思想或修谱观。谱牒能不能起到封建社会所需要的作用,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或修谱观作指导。如果指导思想或修谱观出了问题,随意写来,就会达不到应有的作用和效果。修撰谱牒的最基本的观念就是“隐恶扬善”、“为亲者讳”两句话。这是古人在几百年谱牒发展、演变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原则。扬善即写好的一面,隐恶就是不写不好的一面,或者说丑的一面;祖先族人做了不光彩的事,不能写进谱牒。
    对谱牒的保管也极其重视。 谱牒刻印出来,要分发给族人保存,以备阅读和查询。谱牒印制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房长或贤能者是掌谱人。到族长处领谱,必须登记,注明编号,以利检查。有的家族还要求,必须将谱牒装进专制的木盒,供于祖龛之上,或藏于箱中,不得随意丢放。防止鼠咬、虫蛀、脏污、霉烂、遗失、私自抄录或借给外姓人观看,违者受到族规惩治。如果领谱人想从中获利,偷偷地买卖谱牒,则视为不孝,给予严厉惩治。每年要检查一次或数次保管情况。对保管好的表扬,保管差的批评甚至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批判各种封建文化的氛围里,谱牒无形中受到禁锢。80年代中期开始,编修谱牒的风悄然兴起,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全国各地很多地方修谱成风。但多出至民间文化不高的编篡者手中,质量普遍不高。
(摘网易读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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