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以公共开支为基础的政策刺激,中国在少数大型城市快速树立起了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绝的外来的、尤其是港台地区的投资,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呼应于这种新的形象,那些对亚洲模式曾经有过深刻怀疑的人们终于丢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警惕,以自己的热情和行动匆匆投入了“中国世纪”的合唱。
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中国不仅仅意味着大城市,更不仅仅意味着那些多少有些样板意义的特大城市;中国不仅意味着让人心动的机会,也可能同样意味着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让我们来看一看实施这种被中国领导人称为“扩大内需”、却被我称为“类凯恩斯疗法”所付出的代价吧!我之所以将这种政策称为“类凯恩斯疗法”,而不是克鲁格曼所推荐的“凯恩斯疗法”,是因为实施同一政策的并不是同样性质的政府。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在这种契约中,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中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实施同样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但却掌握大量垄断资源的政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正是出于这个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同样一个政策将导致何等南辕北辙的效果。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一九九七年后采取的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从一九九八年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一九九七年的五百六十亿飙升到二00二年的三千多亿。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评价这个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所有的公共投资不仅低效,而且充满了各种贪污和受贿丑闻。正是基于这一点,民间将这类公共投资形象地比喻为“富官工程”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家里,以大量国债发行所支撑的公共工程意味着:少数拥有权力的腐败官员在透支全体人民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能发生什么奇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资正成为毫无用处的垃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又开始了一个与九0年代初期非常相似的大兴土木的高潮,不过上一次仅仅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投机,而这一次的主角却是中央政府。人们还记得,在九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才从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更大的控制权。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中央政府却干起了同样的勾当,实在是权力经济的本质使然,不过是大集权与小集权的区别,五十步笑一百步耳。九0年代初期那次以开发区建设为主体的投资狂热,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银行坏账,难道这一次规模更巨但同样毫无成本约束的公共投资的结果,就一定会更好些吗?江苏省的一个例子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县,花费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建立了一个完全是为了炫耀政绩的电话县,其结果却是,强制安装的电话成了农民家中无用的摆设。如果这也叫GDP的话,大概只能称作“灾害GDP”。
与上面的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谓的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九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教训之后,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在这方面似乎比较谨慎。由于害怕刺激高通货膨胀,中央政府一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称,但这种“稳健”实际上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诚如大家看到的,从一九九八年起,政府已经连续五次降低利率。考虑到中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贷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四年来的货币政策,在危险的基数上大大增加了银行的坏帐。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个比例增加的具体程度,但这可能也正是危险所在--未知的危险要比已知的危险可怕得多。如果,上面那些政策还没有超出我们理性的想象范围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直接推动股市上涨就显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这让那些有些历史感的人轻易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疯狂。在中国一九九九年开始到二00一年七月结束的罕见牛市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会作为丑闻记录在案,这就是“人民日报”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以欺骗的手法催促投资者进入股市,以营造社会虚幻的“财富效应”,并同时为国有企业解困。鉴于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股市两年多的牛市定义为:权贵资本对社会财富一次规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现在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泡沫仍然远离合理区间,但它套牢的资金已可以万亿计。而在这一轮牛市落幕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多年的“GDP秀”,也开始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