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梅公，江西上犹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团政委。参加了百团大战。1943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任第二野战军旅政委、皖西军分区司令员。建国后，历任中共巢湖地委书记，安徽省委组织部部长、书记处书记。庆梅公是江西上犹县建国以来职务最高的文职官员，下面这几组帖子是本人应客家上犹网之约而写就的，为了维护帖子的原貌，没有做任何文字改动，敬请大家原谅。

    （一）
    早就听说过这篇文章。虽说谈不上是文中精品，内容剪裁也有不少改进的空间，甚至还有一些说法（如云水河的源头、如1945年那次对南下支队的接应）也可能不是十分的准确，但文章的感情是真挚的。作为曾经是何将军曾经的同乡和间接部属，读了这篇文章感慨良多。
    （二）
    昨天要下班去吃酒，写了两句话就打住了，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今天接着写，首先想聊聊营前四将军。
    从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起到1964年被授予将军以上军衔者，被称为“开国将军”。除了大家熟悉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和57员上将之外，其他就是中将少将，大体人数是1350多人——具体人数网络上非常清楚，但我是懒散之人，不愿多动鼠标的，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去核实。
    开国将军中数量最多的是少将，人数超过1100，里面有4人就是营前籍的。他们分别是黄振棠少将、何家产少将、廖昌金少将和钟元辉少将。请列位注意，我这个排名是有些讲究的，后面我还会说到。这4名将军在授衔前后还都比较平静，既没有因为有功而引起最高统帅关注被“少进中”的皮定均将军这样的幸运儿，也没有由于坚持正确意见得罪了领导（这些领导里应该包括太极功极好的萧华上将）而被“中换小”的段苏权将军那样的倒霉蛋。
    江西兴国县与湖北省麻城县是两个有名的将军县，我们营前自然无法与他们比，但关起来说，营前的将军比例也够高的。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全国人口大概5万万，营前地区我没有确切的数字，两万五左右吧。几组数字都放在哪里，大家自己去算吧。
    中国人爱排座次，营前的四将军排起名来也很有些讲究。
    按照最终职务，应该是黄振棠少将、何家产少将、廖昌金少将和钟元辉少将的排列：
黄振棠少将在1953年就担任了北京军区的政治部主任，与“中国巴顿”钟伟几乎同时进入大军区一级领导班子。——黄将军与钟将军是没有可比性的，钟伟敢打人敢骂人敢跳舞敢抢东西，还敢违抗林彪的作战命令，但林彪对他却钟爱有加，当年东北野战军猛将如云，钟伟是唯一一个由师长直接升任军长的——不论您是否当过兵，也不论您懂不懂军事，但对军长的地位、责任和作用您都不可忽视。可惜此后黄将军就在大军区副职的岗位上原地踏步，后来出任北京军区的副政治委员，主管外事工作，在上世纪70年代，他的出镜率相当之高。由于不愿多动鼠标的坏习惯，至于黄将军是否还在南京军区顾问的岗位上发挥余热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黄振棠少将就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11年之后，军中终有一位他的营前老乡可以与他平起平坐了，这就是何家产少将——何家产的少将，也是营前产的少将。何将军比较长时间在“王胡子”（我认为他应该还有“王蛮子”的绰号）手下东征西讨，解放后担任过新疆军区骑兵师的师长——大家千万不可忽略骑兵师这三个简单的汉字，那年头在新疆地方可是一等一主力部队，相当于今天美国的什么什么航空母舰、俄罗斯的白杨系列导弹以及中国的第二炮兵；后来又做过和田、阿山等军分区的司令员和新疆军区的副参谋长，1964年出任新疆军区的参谋长（那时的新疆军区是大战区一级单位，后来改称乌鲁木齐军区），1975年，“老爸爸”可能是可怜这个南方人年岁慢慢大了，继续在大西北生活会有些不适应，于是就将何将军调到福州军区去，依然还做参谋长。哪知何将军久居西北，到了南方倒真的“水土不服”，两年后就在60岁 的年龄上告别了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和他的部下，真是可惜。
    钟元辉少将也在北京军区，而且一直是黄振棠将军的系统内部下：先当干部部的副部长，再做后勤部的副政治委员，以后终于有了将“副”帽子摔到太平洋里去的机会：就任于天津警备区的政治委员岗位。
    廖昌金少将的官运与上面三为将军比起来要差一点：他担任过江苏省公安总队的总队长和兵役局局长，好象还在什么生产建设兵团任过职（不敢确定），最后职务是江苏省军区的副参谋长，职级是正师，与他获得的军衔倒是相匹配的。
    按照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功绩来排名，黄振棠少将依然是老大，何家产少将有时倒是“副班长”：土地革命战争结束时，黄振棠少将在红军中的职务是副师职，廖昌金少将和钟元辉少将都是正营，何家产少将可只是连长级别。抗日战争胜利时间，黄振棠少将在八路军中的职务还是副师职，钟元辉少将和廖昌金少将是团职干部，但何家产少将还没有进入团级干部的行列。“老爸爸”在天安门城楼上振臂一呼时，黄将军已经是有相当资历的正师职干部了（要考虑当时解放军的发展速度），何家产将军等也是师团职，但何将军这个时候在他这个班组里已经不再是“副班长”了，不然就不会有他后来的履历出现。
    营前四名将军的大致情况就说到这里。但营前是一个出人物的地方，当年广西金田村经洪秀全一折腾，也有不少人封王封候，大革命在营前风风火火好几年，难道就只有四个人得正果？大家别急，还有一个人我们也不能忘记，他是没有被授将军衔的将军，他是与黄振棠将军几乎同时进入高层的高级干部，与黄将军不同的是，他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他就是出生平富乡向前村沙坪曾屋的曾庆梅。
   要开会去了，关于曾庆梅的故事，以后再写。

    （三）
    中午外面很冷，办公室里倒是暖融融的，闲来无事，就接着写我们的曾庆梅同志吧。
    时间回转二百七十多年，那时是清王朝，就用他们的纪元吧。雍正壬子年十一月的一天，广东省和平县仁义图彭寨约寨下堡大岭下走出一队肩挑背扛的的迁徙人群，他们的目的地是北边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江西省南安府上犹县平富乡响塘隘沙坪浊水坑。楼主的帖子里有石溪隘的地名，我就先把有关的地名先说说。
    明朝的混混皇帝朱厚照玩了一辈子，不过也做了一回明君，就是任命王守仁先生为“南赣巡抚”——我在这里加引号是为了引起各位的注意，当年明月那家伙在《明朝哪些事儿》多次提到的“赣南巡抚”一职可能有误，那时在江西、福建以及广东交界的一部分地区被称做南赣省，《明史记事本末》里就有“平南赣盗”的篇目。和平县与江西的龙南等地方接壤，那地方可不是太平之地，当地居民的反叛精神比起江西南安府等地的峒民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守仁先生格物有一个伟大的发现，那就是知行合一。按照这一理论，先生没有花很长的时间就平定了“南赣盗”，还应该特别说明的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平山中贼易，平心中贼难”，当年明月好象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王守仁先生立下了没世之功，和平县的县城迄今还以他老先生的名字命名，但当地依旧地势险要，居民中不服王化者众。到了清朝，也不知经哪位高人提议，和平县的行政管理就多了“图”这一级机构。我不懂满文，对和平地方的土著语言也知之甚少，不清楚“图”的准确意义，但从其管辖地域来分析，说它大致相当于上犹解放初期的“区”是不会离谱太远的。随便说一句，当时和平县被划分为4个图。再说我们上犹的“隘”，这比较好理解，也就是今天的村一级单位，至于有没有“隘民自治组织”我就不得而知了。
    那支向北迁徙的队伍实际上是一大家子人，主人姓曾名偃禹，不过在族谱中他被称为“曾衍偃”。这个中原由大家或许知道，自从康熙皇帝给孔颜曾孟四家钦定了统一的班辈名派之后，孔颜曾孟四大圣裔的男丁起名，都必须使用与之对应的派名，否则不但得不到朝廷的优免，还有可能被捉去坐牢。
    到这里，列位肯定清楚，这位曾偃禹老大人是曾庆梅同志的祖先。在沙坪系里，他是曾庆梅同志的一世组，也就是族谱里常说的开基祖那种重量级人物。老曾家尊宗圣公曾参为一世祖，按照这样的派辈方法，曾偃禹老大人就是曾庆梅同志的67派祖。曾偃禹老大人携刘氏夫人和两子数孙向上犹地界徐徐进发，不想途中却出现了一件一行人不愿看到、他们的后世子孙也不愿发生的事情：当家人突然病到了。虽然老人家的子孙后来一度曾经十分兴旺，而且还涌现了曾庆梅同志这样优秀的人才，但此时的老大人却一点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不知道是什么具体的日子，也不知道是在哪个具体的村落，曾偃禹老大人就走了——如果不是后来这一家子发生了太多的变故，如果曾庆梅同志这样的子孙早出世100年，肯定就不会有这么些不知道了。
    开弓已经没有回头箭，新家那边也已经建好了新房，而且还置办了不少山场，总不能让老人家孤单单的魂落异乡吧？他的儿孙们一合计，决定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其实那办法今天很普及，古时候也风行过，只是在雍正年间那方法属于非常而已。总之办法总比困难多，曾偃禹老大人的金骸总算与儿孙们一起来到了浊水坑。
    200年是一个什么观念？靠一个人是体会不了的，但一个家族就不一样了。曾偃禹老大人的后人此后200年的历史，完全可以用“跌宕起伏”四个字来形容。具体的事情不用陈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曾庆梅同志这一支还算幸运，民国元年出生的曾庆梅同志读过几年书——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点，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里，有点文化底子的成员可是宝贝，这支军队以文盲农民为主体，可她的统帅是十分精明的——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曾庆梅同志与黄振棠将军几乎是同时参加红军的，按照官方的记载是公元1931年，但我认为用民国二十年更为准确。曾任八路军团政治委员、解放军旅政治委员、皖西军分区政治委员、安徽巢湖地委书记、安徽省委组织部长、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他可是皖西军分区第一任政治委员、安徽巢湖地委第一任书记。这一串简单的履历表明，当年提着脑袋打仗时，曾庆梅同志一定不是孬种，而且您也会知道省委组织部长这个职务意味着什么。
    要开会去了，以上内容算是有关曾庆梅同志这一章节的上集吧。
    还是先等等。按照旧时的习惯，对高级干部是要旌表五代的。时下是新社会，对曾庆梅同志上面五代的祖先我们没有必要一一标明，但对其父母是不应该忘记的，我们要感谢他们生了一个文武兼备的客家营前老表：
    曾庆梅同志的父亲“宪诰生于同治戊辰年十二月十九日酉时。配廖氏生于光绪丙戌年九月十三日申时。公妣均葬山塘坑。子一名：梅。”——对不起，这里我掉了一回书袋子，引号里的内容摘自《武城曾氏重修族谱》。

    （四）
    今天接着写有关曾庆梅同志的话题。
    但凡显者，人们总是十分关注他是怎样横空出世的，对于曾庆梅同志，大家也一定想知道他是怎样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从而开始他4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的。
    对于这个并不算太复杂的问题，营前地方流传有几个版本，但那不是神话革命前辈的传说（可以理解），就是为了突出一号人物的矫言（也可以理解），总之是不可信的。公元1971年曾庆梅同志“锦衣还乡”做报告时，对这个问题是做过说明的，但我至今没有见但“三级干部”的原始记录——话又说回来，即便是有原始记录面世，在那样一种环境中的“证辞”的可信度同样不高。
    许多人加入革命队伍的原因是因为一个穷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那回李自成起事，就利用了陕北地区连年大灾、饿殍遍地的有利时机，一下子聚集了百万之众，最终把崇祯皇帝逼上梅山自杀了事。那么我们的曾庆梅同志参加革命之前的家境如何呢？因为土改时他的父母都已经过世，家里没有定过成分，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但从他能够读几年书的事实来分析，其经济状况不至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接触过沙坪附近不少20世纪初期出生的老者，在他们的回忆里，那一带民国三十八年之前有过一年中有些日子要靠讨饭为生的家庭，但没有听说过谁家曾经饿死过人，饿死人的事情基本发生在公元1960年代。看了楼上帖子的朋友也可以分析出，曾庆梅同志当时的家庭成员不多，而且都还是好劳动力，基本生活应该不成问题，看来曾庆梅同志肯定不会是在生活无计、饥寒交迫之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正义感的驱使下奋而砍下地主恶霸的头颅，然后投身于革命队伍，这也是不少革命英雄出道的通用版本。那么我们的曾庆梅同志参加红军之前有无“血案”在身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的是绝对没有。曾庆梅同志家族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过教训的，还在他出生前的100来年的时候，他的祖先们可是一个大家族，人多势众，钱多地广，于是就有些人飘飘然起来，最后与另外一个家族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用今天的说法就叫做群殴械斗，结果吃了官司。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此后曾家就很重视对儿女进行“和谐”理念教育，让后辈子懂得“稳定压倒一切”的道理，类似的事情就基本没有发生过了。再者说沙坪附近当时也没有“刘文彩”“南霸天”一类的坏蛋给我们的曾庆梅同志扬名的机会，哪一带的所谓地主富农大部分都是土改时为了凑数而荣幸地领到一顶帽子，其用处就是在今后若干年的政治运动中戴着它出场。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年红军“扩红”时，曾庆梅同志光荣地应征入伍，但查一下史料也不太可能。客观地讲，红军是很人道的，即便是在长征前夕哪次不寻常的“扩红”行动中，也采取“三丁招一”、“四丁招二”一类的方式，不会象王保长那样去抓壮丁。曾庆梅同志是单丁，被征入伍的可能性不大，更何况在他的哪个屋场里，当时三丁、四丁的家庭也没有年轻人当红军的记录。与曾庆梅同志一样当过红军的还有他的一位族叔，名叫曾宪礼。曾宪礼不但是单丁，而且是嗣子（营前话叫过房子），完全没有理由被征入伍的。后来发生的事情还特别悲壮，曾宪礼的名字没有进入开国将军的名册，而被镌刻在蛛岭上那座有名的纪念碑上。
    当年青年人加入红军的方式的确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红军围攻长沙失败后，许多跑去看热闹的被就被国民政府的基层组织的官员们认定为是助匪行为，从此有家不能回，只好远走他乡，有的就当了红军，其中一些人还成了国民政府重要的掘坟人——据说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总书记胡耀邦和他的表兄弟杨勇上将就属于这一类别。还有一些地主家的放牛娃，由于工作责任心不强，结果把牛给放丢了，为了逃避那顿少不了的鞭子，只好跟队伍走人——祖居崇义县的谢振华就是放牛娃出身，当红军后扬长避短继续与牲口打交道：红军里当然没有牛，他是给首长当马夫，而且还马夫还当得出息了，当到了开国少将。但我实在不能证明谢振华少将是不是为了逃避那顿鞭子而去当红军的。
    还有一些可能的事情，但只是我的猜测而已。譬如是曾庆梅同志有一位朋友或其他的什么人在红军的队伍里，他总要去看望一下，因此投身了革命队伍；譬如当时曾庆梅同志与年轻的妻子（后面我还要说到的一个女性）产生了口角，独自一个人就跑了出来等等，其他的就任由大家去做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了。
    我今天先说到这里，大家认为成不？

    （五）
    曾庆梅同志是没有穿过将军服的开国将军，而且极有可能是营前地方迄今为止爵位最高的文职官员——托卢光稠先生提议建文峰塔的福，营前历史上曾经有个叫做蔡家衎的读书人中过进士，但我不知道他是几甲几名，也不晓得他的官职做到了几品。
   我是共产党员，而且党龄不短。但我是绝对不会相信哪个鸡窝狗窝里都能够产生国家重臣的，不然“老爸爸”当年怎么不定都于陕北的某个地方，而非要到北平去检阅大军入城呢？
    对于我们的曾庆梅同志的家族，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番：他的一世祖曾参就不必多说，只要多读了一点书的人都应该清楚，他可是老夫子的高足，不过这有点远，就说他的56派祖曾志达之后的事情吧。曾志达生前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他生了9个儿子，这已经不简单了。更可贵的是，他葬了一个好地方。后来他的谱上的哥哥——请记住是谱上，因为还有些事情还说不清楚——有一个后人得中高官，朝廷派“风水先生”前来勘测是他家否有出此高官的风水宝地，结果总不理想，最后把那些“专家”哄到曾志达的坟地上转了一圈，“专家”们只简单看了一眼就服了。其实在曾志达这一支里，也较早就有人发达了。他有个曾孙叫曾仲荣，就做过南京的某部的员外郎。“一国两京”是明成祖的一大创造——皇帝在京城坐镇，太子于南京开府，藩王们就国理事。虽说南京的首领只是太子，但照样有六部，不过官员是以养老者居多，极少有人从这里开始发达的，就连太子身边的近臣也一样，这让我们不能不佩服老朱家人厉害。员外郎这官顾名思义就是正式定编之外的官员，大概六、七品的样子。曾庆梅同志的59派祖曾仲荣就任南京员外郎，俸银肯定少不了，但最大的收获应该是陪他前往就任的偏房一口气为他生下了5个儿子，卸任后回到和平地方时，大岭下已经容纳不下这一大家子，曾大官人就到汤湖排（同属和平县）一带广置田产、地产和房产，在南京出生的五房人就被安置在那里。
    还有一个女性对于曾庆梅同志的进步也不无关系，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她就是曾庆梅同志的70派祖母——“殷氏生于乾隆乙丑年五月初五日亥時，殁于道光已丑年九月十二日戌时，葬田尾独丘窝。”五月初五日出生的女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曾庆梅同志这一支自从殷氏太祖母于归之后就日益昌盛，她有二子八孙，她和她的先生还在世的时候，子孙就达到了80余丁。当年营前地方老人过世时能够在万寿宫正贴讣文者寥寥无几，殷氏老太太和她的先生是享受了这种哀荣的。殷氏老太太的裔孙中出过武秀才，还有兄弟三人一次能将总量半吨重的物资挑到营前墟——对于这个传说我原先是不相信的，去年与营前中学1974级二班的侯雄标同学的一次交谈改变了我的观点。侯雄标同学年轻时到举岭下的石灰场卖窑柴，一回挑多了一点，途中经过4次减负，最后依然还剩下267斤！考虑到侯雄标同学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营前地方他不应该是空前绝后的第一力士。
    还要说说曾庆梅同志的屋场——沙坪曾屋。沙坪地名缘于这里是云水河的冲积小平地，方圆也就几百米，但曾家住在河边的沙坪，就如同住在水寨、石门和桥头一样，想不发都不行。你要有机会坐车去龙潭水库或是微笑百合她婆家上寨横坑子，隔河相望时，你的第一感觉肯定不会相信哪里可以同时居住20几户人家。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个屋场的宏大。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藏龙卧虎之所吧。屋场的朝向是一座高山，地图上标明的好象是“石牙头”，但平富一带的人更多地管它叫“雷公仙”，因为大山下有一座名为“雷公仙”的庙宇，顾名思义那里供的可能就是雷公了。善良的人到那里可以修行，可以进香，也可以祈福。还有一点人们已经渐渐忘了，那个地方还有一种土产叫观音土，公元1960年代初期闹饥荒，那里的观音土救过一些平富人的命，但也要过一些平富人的命。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公元1960年，不到50岁的曾庆梅同志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岗位上就已经有相当的资历。但一场灭顶之灾已经悄然扑向他的老屋——当年夏天的那场洪水，使他的老屋荡然无存，由于洪水发于凌晨4点来钟（好象这是山洪的惯例，公元2006年曾经震惊了中央高层的那场营前洪灾，也是爆发于凌晨的——这场洪水摧毁了位于营前某地的一个军事基地，造成包括军人、家属和老百姓在内的百余人死于非命，山洪爆发的当天下午，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孟建柱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解放军第二炮兵某副司令员就赶到了营前，负责该基地的一位副团长后来被军事法庭判刑），老屋还有人死于非命，但庆幸的是曾庆梅同志的亲房中没有人游泳游去阎王那里去报到。老屋里当时还居住着他的族人们曾经给他立字为证的嗣子曾繁Q一家。曾庆梅同志参加红军一去十八、九年无有音信，他的父母和族人们没有想到他能够从血与火的炼狱中脱颖而出，也没有履行过宣告他失踪一类的法律手续，就做了两项重要决定：其一是将他伯父曾宪忠的孙子曾繁Q继过到他名下，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繁Q还曾经多次到安徽去探望过自己的过房爷。第二项决定就是让曾庆梅同志的原配夫人改嫁。那位可怜的女人在孤独、惊恐和寂落中守了好几年空房，后来改嫁到了一个叫下寨的地方。在公元1971年曾庆梅同志唯一的一次还乡探亲活动中，这位乡下太婆怯生生地来了，用一种十分无奈的眼神与曾庆梅同志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传说中曾庆梅同志还给了她几块零花钱。
    那年头真是一家有难百家帮。一年之后，一栋新居就在水毁的老屋基上拔地而起。族人们有了新家，但对于曾庆梅同志来说却不一定是好事。家乡亲人乔迁新居的鞭炮硝烟还没有散尽，曾庆梅同志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被分配到了一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冠子，还好没有叛徒特务一类的嫌疑，也就没有了到牢里去吃免费餐的权利。不久曾庆梅同志被贬到山东省一个叫淄博市的地方去做副市长，职级是副厅。客观地说，曾庆梅同志的心理素质比之邓小平同志要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统帅与基层干部的区别。到了公元1975年，那时离曙光已经很近了，曾庆梅同志年龄也才60出些头，但他的身体却完全垮了，第二年的元月27日，曾庆梅同志病逝于北京，也不晓得他是去给周恩来做警卫员还是去给“老爸爸”打前站去了。
    ——后来有风水先生看过，结论是新屋没有做对老屋的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