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中南牌”伦理学的创立者—记曾釗新教授的学术生涯[/SIZE]

[SIZE=3]                                                           [/SIZE]易元唐

[SIZE=3]我在进行2005[/SIZE]年年终二级学科全国高校排名统计时，发现我校的伦理学在全国高校排名中居第二名，第一名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标志着“中南牌”伦理学在全国高校中“北南”地位已经确立。这一结果令我这个从事全国大学评价的研究者振奋不已；同时，深深地勾起我对“中南牌”的创立者——曾釗新教授学术生涯的回忆。曾釗新教授创立的“中南牌”伦理学，把传统的伦理学向纵深推进了一步，其理论体系由四大板块组成：[PP][SIZE=3]    [/SIZE]一是“人性论”。曾釗新提出了“人性是产生道德的第二原因或‘第二土壤’”的著名论断。

[PP][SIZE=3]    [/SIZE]伦理学是道德哲学。传统的伦理学强调道德产生于经济生活之中，一定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产生道德的客观基础；曾釗新另辟蹊径，研究了人性与道德的关系，认为人性是产生道德的第二原因或“第二土壤”。这就为伦理学向纵深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PP][SIZE=3]     [/SIZE]二是“道德心理学”。曾釗新在我国伦理学界，最早致力于道德心理学的专题研究，经过多年探索，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完整的道德心理学体系，建起了道德大厦的心理基地。这座道德大厦的心理基地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思维”、“道德意志”、“道德移情”、“道德模仿”、“道德判断”、“道德推论”、“道德接受”的心理模式。

[PP][SIZE=3]     [/SIZE]三是“伦理社会学”。曾釗新提出了“道德感染”、“道德知觉”、“道德迁移”、“时年道德”和“场合道德”诸多概念，构筑起道德实施的社会操作场。

[PP][SIZE=3]     [/SIZE]对德性作心理分析是属于道德现象的微观研究，它的任务主要是揭示道德在个体身上萌发和被接受的奥秘。对德性作社会探索，是属于道德事实的宏观研究，它的任务着重于跟踪道德运行和延伸的轨迹。道德心理学和伦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都是道德，是对同一对象进行不同角度探秘的记录。研究伦理社会学，就是要探索社会生活中的伦理操作程序，宗旨是让人在操作中塑造灵魂，使灵魂合于德性。其中的“时年道德”和“场合道德”是构筑伦理社会学的两个干细胞。“时年道德”揭示社会成员个体的社会化，形成社会道德深化的链条状；“场合道德”揭示社会成员互动、交流的和谐、文明机制，形成块状式的覆盖社会生活的道德“被服”。纵横结合，构筑社会道德大厦和道德网络。

[PP][SIZE=3]     [/SIZE]伦理社会学由四大模块构成：第一模块是社会运行中的道德问题。这一模块研究社会控制、社会需要、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等的主要道德问题。第二模块是交往的道德问题。这一模块包括社会互动、社会交往、人际沟通等的道德问题。第三模块是人在社会中的道德问题。这一模块主要是指人的道德教育和人的道德接受的心理图式问题，包括少儿道德（德教发蒙）、青年道德（劳动前的道德准备）、中年道德（劳动中的道德训练）、老年道德（劳动后的道德延伸）等专题。第四模块是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这里讲的社会生活是指结伴生活、闲暇生活和家庭生活、性生活等。

[SIZE=3]四是负面文化论。论述道德应剔祛的种种丑恶现象。[/SIZE]

[SIZE=3]扬善抑恶，是伦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道德价值的增值，既表现为善之净土的拓展，又对应于恶之疆域的萎缩。抑恶方能扬善。不剔祛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善的花蕾就会因种种“病虫害”的侵蚀不幸夭亡。有鉴于此，曾釗新教授不仅探讨道德生活的“第一土壤”、“第二土壤”，而且着力于研究滋生恶的社会土壤：负面文化。他首先提出和论证了这一慨念：负面文化是与积极的、正确的、光亮的社会意识相抗衡和相否定的观念形态或精神现象，是社会经验的背向积累和腐蚀变异，是影响社会进步、健康与和谐的消极力量和病毒。[/SIZE]

[SIZE=3]负面文化论包括《虚假论》、《罪恶论》、《丑陋论》、《失败论》、《错误论》、《衰落论》等。[/SIZE]

[SIZE=3]负面文化的成因是与认识中的疏忽或偏离有关的。由于外界事物层次的复杂性和变化万端的动态性，因此，任何认识都难以穷尽事物的方方面面而作出全面的结论。加上事物的假象与真象并存，因而有时人又从假象中引申出与实物本质一致的结论，而没有从假象中去把握被它颠倒了的本质。人如果不以“求实”的精神去找到“实事”中的“是”，而发挥其想象的心理功能，就会导致认识与现实的疏远，拉开思想与真实的距离。所以，心理因素是负面文化得以形成的一个实际存在的原因。个人的品德是负面文化的关键性成因。人的品德一旦形成，就成为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定向器，就规定这个人的喜爱憎恶的取舍标准。人若没有知识或学问，人会变成猴子；人若有了知识或学问，但没有道德，人则会比猴子更丑，会成为狐狸或豺狼。[/SIZE]

[SIZE=3]生产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状况是负面文化生成的时社会根源。伴随私人占有的过程，负面文化现象也相继产生、泛滥成灾了。虚假、罪恶、丑陋这些与真实、善良、美好等正面文化相抗衡的负面文化和社会毒素都是与私人财产占有、权力占有乃至感情占有等谋私的社会不公状况紧密相连的。因此，剔除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乃至对社会财产的个人鲸吞等丑恶现象，才算抓住了杜绝负面文化产生的根本。[/SIZE]

[SIZE=3]简言之，曾釗新教授创立的“中南牌”伦理学的论理体系就是两“论”两“学”，即《人性论》、负面文化论、《道德心理学》、《伦理社会学》。如果把它比喻一座大厦的话，《人性论》就是地基，《道德心理学》、《伦理社会学》就是墙体，负面文化论就是屋顶。这座大厦从打地基到封顶、装修，共花了24[/SIZE]年的时光。以曾釗新教授的才华而论，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能集中精力建造这座大厦，可以缩短1/3的时间；如果能全职建造，那可以缩短2/3的时间。然而，现实却给曾釗新教授一个无法抗拒的“安排”。

[SIZE=3]曾釗新开展科学研究有诸多的不利条件。第一，他进行研究的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研究的禁区。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没有科学研究的。有的只是诠释性的解说。第二，他的研究是在单一的工科院校——中南矿冶学院内进行的。尽管中南矿冶学院进行科学研究的风气很好，曾有“师大的伙食，湖大的运动，中南的科研”之说，但从来也没有把社会科学研究提到议事日程，对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的教师，其要求是：搞好教学即可。如果你要进行科学研究，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还会惹来不少非议，甚至被人指责是不务正业，是想成名成家。第三，他的职业是教师，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他的教学任务安排得满满的，要进行科学研究，只有挤占休息时间和睡眠时间。[/SIZE]

 

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进行科学研究呢？

——他在初中毕业时，就选择了教师职业，报考了中等师范学校，决心到群山环抱的乡村去当小学教师，做“孩子王”，播种知识，做中国的男性“乡村女教师”。1955年中等师范毕业，正准备行装去实现这个夙愿时，学校又送他到高等师范学院深造。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时常在他耳边响起。1960年深造期满，他被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教书，受到浓浓的科学研究氛围的熏陶。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之际，又幸遇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先行者周原冰、李奇、罗国杰，得到他们无私的指点。他看到与他同龄的从事自然科学教学的教师——后来成长为院士的王淀佐、何继善、古德生、钟掘、左铁镛、金展鹏等，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开展科学研究，而他这个中南矿冶学院的第一才子，岂能仅安于教学，不在科学研究上大身手呢？他在高等师范学院学习的专业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在教师工作职业这块土地上耕耘着它们，并以它们去培养学生，同时也造就自己。因此，他能克复种种困难开展科学研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伦理学研究的不归路。当大多数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思前顾后、畏首畏尾之时，他却能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哨，于1979年就在罗国杰教授的影响下，走进了伦理学这个殿堂，在伦理学领域上下探索不止。他的伦理学开篇之作：“论人性”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5期上。随后，“人性探论”收入人民出版社1981年论文集中，“论道德的第二土壤”在《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6期上问世。这既给他带来鼓舞，也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曾釗新的“人性论”、“人性探论”、“论道德的第二土壤”发表以后，很快就被哲学界认可：中国社会科学哲学所编辑、出版的《哲学争论》（1977——1980）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科年鉴》（1981）就介绍了他的“关于人性论”的观点；以上述论文为副教授晋升材料，经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同行评议，顺利通过副教授任聘资格；“人性探论”获得中南矿冶学院1981年度理论成果一等奖，并收入中南矿冶学院三十年校庆科技成果汇编中。“人性探论”是“汇编”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所有这些，对曾釗新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为他坚定地走上伦理学研究的不归路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1980年代是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渡时期。在那个年代，在思想界，每前进一步都会受到“阶级斗争”论者的敲打，枪打出头鸟是他们的贯用手法。正当曾釗新沉醉在取得伦理学研究的初步成果喜悦中，1982年冬，一场暴风骤雨似的批判曾釗新的“人性论”运动在中南矿冶学院内掀起；其力度之大不亚于“文革”期间批判“三家村”，------。连收入《中南矿冶学院校庆30年科技成果汇编》中的“人性探论”也未能幸免，被一一撕下来，以示这场运动的彻底性和广泛性。曾釗新对这场运动的体验，后来他在1985年《人性论》作者说明和1988年《人性论》补跋中，写下了如下的感慨：“理论上的艰苦和实践上的艰险莫过于对人的研究了。历史的曲折已印证了这个曲折的历史。”“搁置了五年的《人性论》能见天日，心中的蔚蓝之情如同晴空。”“我了解我的书稿，因为我了解自己的灵魂；读者会认识它，我们是在阳光下会面。”“我的师辈和学长为这本书的出版睗墨作序，不仅使拙作增辉，令我荣耀；而且还因为科学的入口处像是地狱的入口处，人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所以，他们的鼓励会给我注进根绝犹豫和怯懦的心力。入‘地狱’是为了通过‘净界’而升入‘天堂’，我甘愿不负厚望去登那科学的山峰。”他期待着“蔚蓝的晴空”到来，然而，他等待几年之后，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研究环境，并决心离开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从而走上了漫长的调动之旅。

曾釗新始未料到的是开局得胜，出师不凡，很快占领了伦理学研究的制高点，并得到学界的肯定，社会的认可。然而也就惹来了一场“横祸”，真是“福兮祸所依”。其实，在中南矿冶学院内，早在1980年就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一种自然科学的学术观点得到学界的认可以后，在中南矿冶学院内却遭到“文革”式的批判。而“人性论”是社会科学，当它得到社会肯定以后，在中南矿冶学院所“享受”的、被批判的“待遇”更高。其原因无非是：阶级斗争的复活，派性的发作，嫉妒心的膨胀；所幸的是，其范围还是局部的。在校领导、湖南省教育厅领导、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领导的多次交谈、解释以后，曾釗新慢慢平静了，仍然继续战斗。不幸的是1984年校领导换届时，曾参与批判曾釗新“人性论”的LL当上了校领导，而且是第一把手。这着实让曾釗新坐立不安！中南矿冶学院这个优越的研究环境，他无法再享用，只好离开了事。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这就是曾釗新要离开中南矿冶学院、离开中南工业大学的原因所在。

1984年6月22日，曾釗新开始起草调查报告，次日向系主任提交申调报告。10月26日，又向系主任提交了第二份调动申请报告。11月30日，给所有的学校行政领导和部分党委成员发送请调申述。同时联系接受单位。在长沙、湘潭一共联系了四个单位，都愿意接受，并很快发出商调函。尽管如此，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曾釗新的请调努力是徒劳的，中南工业大学是不会放行的。因为时代没有给他提供这种机遇，因为他确实是一个人才，因为有人还有更好的“安排”。

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仍然坚如磐石，户籍制度、人事制度主宰人的命运。如果一个单位要“留住”你，你是没有办法离开的。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已失去了昔日的作用。有真本事的人，不受户籍制度的制约，可以走遍天下；单位所有制已经崩溃，聘任制普遍推行。你要离开一个单位，可如愿以偿。可惜，曾釗新所处的时代是户籍制度、人事制度主宰人的命运的时代，这就注定他调离的举动是徒劳的。

曾釗新不仅是一个人才，而且是中南工业大学的第一才子。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亦或是日常生活中的表现，都是非凡的。他是教授，名符其实的教授。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一堂课从开始到结束，他不仅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少一句也不完美。他讲课时，抑、扬、顿、挫清晰，声、情、神、势并茂，象腾格尔演唱“我的天堂”那样入神，让“听众”倾倒。他在总结课堂教学的体会时说：科学家会探秘，文学家会夸张，歌唱家会抒情，舞蹈家会表演，绘画家会粉饰，演说家会煽动。教学是综合艺术，它集各家之长而避之短。它能说会道又不花言巧语，它能征服学生又不欺骗蒙人，它要创造一个感情世界又不矫揉造作，它要创造美而不是捏造。它应该有科学家的真实、文学家的构想、歌唱家的细腻、舞蹈家的造型、演说家的雄辩等功夫。他自己的教学实践就是佐证。他是真正称得上教师的教师，是“人师”、“人友”、“人范”和“人梯”的兼有者。他是有知识的教师，有热血的教师，守纪律的教师，有良心的并兼知识、感情和风范于一身的教师。在研究生教学上，他创造了“研讨教学‘三步式’”教学法——“导入课题”——“文献利用”——“专题写作”。导入课题，培养研究兴趣。讲授文献利用，为课题研究练基本功。专题撰写，进行研究的“实地训练”。

在科研上，他创立了“中南牌”伦理学，留下了四卷集文论。在教育学领域，发表了“论教学之间的道德调节”、“论教师的职业良心”以及“论教师角色的类属特征及其崩溃防范”、“教育异化警觉观”等论文。并提炼出科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的概念。一是学术，二是专著，三是交叉学科。

什么是学术？学术是尚未定型、有待补充、修正和完善的理论。它还不是真理，只是为了向真理靠拢和接近做出的认识努力。因此，学术要讨论，要争鸣，讨论和争鸣的目的就是为了互相切磋、共同砥砺，以便探讨出个究竟来。所以，对学术和真理的态度是不同的。对待真理，我们必须服从它，归依它，甚至应该屈服它。即使是匍匐着屈服于真理的脚下，也比昂然傲视真理的人严峻、伟岸。但是，学术又不是与真理全然没有关系的。学术是孕育真理的母腹。任何真理，在它诞生之前，都是以学术的形式存在于认识和讨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学术就没有真理。因此，热爱真理的人，不能轻视学术。即使学术中包含有错误，也不能轻贱错误。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是“妈妈”，真理是“儿子”。探究则是真理之父。

什么是专著？专著是形成了完整体系的理论论述。它是按照“专题——专论——专著”的公式推进为行程的。“专题”是对确定的研究领域进行某一范畴的专门研究，它是“专著”的砖瓦；“专论”是将“专题”做某种序列的组合，是“专著”的雏形；“专著”则是将“专题”按照设计要求而筑成的大厦。

什么是交叉学科？交叉学科是两个或多个相邻或相关学科知识的接通点，并以这个接通点为晶核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在现代科学的发展及理论的探讨中，如果谁能自觉地进行侧向思维，在相邻的学科中找到与自身原已掌握的学科知识的接通点，并对这个接通点进行剖析，谁就可以开拓一个新的研究空间，创造一个新的学术领地。而每一新成果的出现如果说是填充了新的空间和减去了人类知识的一个“未知地带”的话，那么，更可以说它又在为新的空间的续拓奠定了新的基础和找到了新的起点。探索每前进一步，空间则相继增加一块；空间靠探索去填补，填补又增加新的空间。这就是科学探索的日新月异的生命之路，也是交叉学科产生的必由之路。比较是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常用方法。比较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或学科加以对照，从而确定其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没有比较则无鉴别；没有比较，也无认同。交叉学科所以会成为新兴学科，往往是在异中找到了相同点的结果，是异中之同的认定。

他从事文学创作，曾出版了散文集《午后清唱》，读者视它为“正气的心歌”、“智慧的纠缠”、“哲学的浪漫”，他是湖南省作家协会成员。他酷爱书法，习墨不怠，湖南省历次书法比赛及展览中，均有他的作品入选或参展，他是湖南省书法协会会员。他在日常的学习发言中，也是出口成章，严谨慎密。他的才华还表现在为陈新民、赵天从两位中南工业大学开校元勋逝世时所作的挽联上。他为陈新民校长故世所作挽联：

           劳宣中外，望重山嵿，为范见行，工大之勋神不灭。

           气通乾坤，学胜江流，立论镌著，物化宗师魂在转。

为赵天从教授逝世所作的挽联：

             节见穷时，金相玉质，功在国，德在躬，其人。

             情托春雨，霁月光风，言必信，行必果，吾师。

对于这样一位才子，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的领导，谁同意放行，谁就会在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的历史上留下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骂名”。因此，真心实意要留下曾釗新、并衷心祝愿他取得成就的领导不会表态放人；就是内心想把他赶走的领导，表面上也会“坚决”挽留。正是这种尴尬的局面把曾釗新拖入另一个深渊。他欲哭无泪，想笑无情。

曾釗新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究氛围，而不是一个动辄就祭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旗、反对不同学术观点的环境 ，也不是“学而优则仕”的仕途升迁。当时，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对支持自然科学研究人员的做法是：筹措科研经费，提供研究场地，配备研究助手；而对曾釗新则是用当“官”加以安抚。1984年第一次提交请调报告两年后，于1986年任命他当图书馆副馆长，1988年第二次提出调离报告后，于1989年任命他当社科系主任；而科研条件没有任何改善，反而消耗他更多的精力，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更少，科学研究的速度更加放慢。这正中某些人的下怀，而他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同时，还要时刻提防“阶级斗争”论者的伺机捧杀。1989年差点又要重蹈覆辙。因此，1991年又不得不向校领导第三次提出调离的请求，又再次被挽留。这次的挽留才开始给予拨款资助，配备助手。但他所处的微观环境仍无多大的改变。

尽管如此，曾釗新教授顽强地克服种种困难，开展伦理学的研究，通过带研究生和整合社会资源，按照预设的路线，全方位地向伦理学研究的新高峰冲刺，为创立“中南牌”伦理学奋斗不止，终成正果，通过“净界”而升入“天堂”。现在，“中南牌”伦理学不仅是全国11个博士点之一，而且拥有在伦理学界知名的李建华、吕耀怀、吕锡琛、曹刚、文援朝等教授以及一批青年骨干和大批研究生。“中南牌”伦理学在学术价值上，可以与“中南牌”地学——“地洼学说”相提并论；在实用价值上，可以与“中南牌”材料科学与工程——“粉末冶金”并驾齐驱；使“中南牌”伦理学屹立在祖国大地上，给我国建立和谐社会提供进行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将在我国建立和谐社会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德治”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