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在人背後埋头苦干的同志群

　　显光兄在他的自传中说：「国际宣传处的真故事是一群抱著伟大志愿的男女同志们，在人背後埋头苦干的纪录。」这句话真是一言道破了我们这群青年在抗战时期受人瞩目的真相。这些男女同志可以说都是经显光兄与我精检细挑选拔出来足当这为国喉舌重任的一时之选，并都是二、三十岁干劲十足的青年。
　　当我带领著这一群青年坐著两辆巴土绕道黔桂公路抵达重庆之时，显光兄早已飞到这战时陪都在两路口巴县中学内给国际宣传处布置好了办公场所了。显光兄与我就经常这样各就所长分工合作来领导推进国宣处艰巨的工作。显光兄在他的自传中又有一段话，描写我俩这种工作态度说：
　　「在整个杭战期中，分担我这副沉重担子的人，当然就是处长曾虚白。他没有担任这份工作以前，就跟我在先後几个岗位上共事了二十多年。他是一位饱受中国文化薰陶的学者。他又是一位能深思熟虑的设计者。我生性热烈易冲动，处理事务时极需要这样一位同事来平衡我的决策。我又是一个在西方受教育的人，每遇东、西观念矛盾不能取决时，虚白经常以很冷静的几句话或引中国经史中的一句格言点醒我应循的方向。我在重庆工作的七年中，虚白的办公桌子永远面对著我的。凡是我做的事，他都参加并贡献意见。」
　　我们俩就凭著这一份两人如一体的合作精神，在政府站定了脚跟的奋斗环境中，把国际宣传处定下型来。国宣处虽是经费与编制都继承第五部的规模，实际要推动无远弗届的国际宣传经费仍感拮据，遇事都感捉襟见肘的困扰。人事方面，编制虽甚庞大，我们政策用人在精不在多；故同人总额始终没有超过一百五十人。
　　当时国内部分的组织比武汉时期稍具规模，全处计分六科三室。六科中以「编撰科」为全处的重心，譬之一座工厂，它是集中生产产品的工程总枢纽，所有宣传资讯多在这一科内用英文编写出来；有的就近送给在重庆的记者或关心我国是的外国访客，有的电送或邮寄本处海外办事处就地以各种文字语言方式加以利用，有的自编英文周刊名「战时中国」(China at War)广为分送海内外学术机构及团体并托书店发售。这一科仍由沈剑虹为科长，请美国学者做顾问。剑虹兄的英文写得简洁明快，无懈可击，故经他过目修正的英文稿，实无再请外籍顾问润笔的需要，因此，所请外籍顾问大都也自己参加写稿的工作。至该科所写宣传稿，除必配合上述时空规定的国策之外，事必求真，言必由诚，除在重庆就地取材外，该科撰稿员如郑南渭、陶启湘等足迹遍及大後方的重要各都市，已如上述。
　　第二重要单位为「外事科」。仍由季泽晋任科长，其工作重点在为外国记者或外来访客接洽访问我政府要人或社会领袖，并安排每周由外交部及国防部来处开记者招待会。在这时期，政府已确认国际宣传之重要，故不再让**员来代表政府发言，正式规定由外交部派员为代表政府的政治发言人，国防部派员为代表政府的军事发言人。这时候，外交部派的政治发言人是朱世民，国防部派的军事发言人是徐培根。朱能自操英语，徐则需季泽晋作译人。两人均能发挥宣传功能，克尽其代表政府发言的职责。
　　第三重要的单位是「对敌科」，其工作重心有四：㈠收听敌方广播，译送党政首长参考；㈡操日语向日方广播，除由国人发音外并用日本妇女以娇婉的语音委婉陈诉，瓦解敌方土气；㈢编撰日文报导与论文，用汉口带去的日文印刷机与排字工人，印成正式日文报纸与杂志，透过我方情报机关，运到敌区散布；㈣搜集日方广播及各种印刷品之敌情资料，整理分析编成「敌情研究」与「敌方谬论」分送党政首长参考。科长仍是崔万秋，所邀干员部是当时在重庆日本留学生之选，例如除林忠、胡风外，复加邀高璘度、杨芳洁等。
　　第四重要单位是「摄影科」，其工作重点要使世界各国的报纸不但可以获得中国抗战真相的文字报导，并且也可看到配合著的图片资料。这科由李钦瑞为科长，人手不多，我现在可以记忆的只有王介生、郭琴舫、顾炳梁三人，可是他们足迹所及除大後方重要城市外，出入各战区，以不同角度摄取抗战不同地区之图片，经常出现在各国重要报纸上，其功实不可没。
　　第五个重要单位为「广播科」。广播事业党方已建设很具规模的广播电台，且有电力足达遥远地区的短波设备，惟缺乏善操各国语言的国际广播人才，因由政府特别规定，这个广播电台的国际广播节目，完全交由国际宣传处负责处理，因此我们也跟著特设一个「广播科」，由王慎名任科长，兼主持英文节目，由林忠任日文节目，由朱新民任俄文节目。敌方深恨我广播之扰其军心，曾誓言必集中轰炸来消灭我这心战钜矛，不料越炸越凶，敌方骇此奇迹，称我广播是死不完的青蛙！最後第六科的「总务科」，由陈耀柱为科长，负责处理全处公务以及安顿同人的生活，在这物资缺乏米珠薪桂的环境中这也是不容易圆满达成的任务。
　　六科之外的三室，实际是不能归入这六科所余许多重要业务需要专人负责的三个综合性的单位。第一室是「秘书室」，并无主任，实际是由我兼任了。此中真做秘书工作的仍是倪源卿，他有敏锐的头脑与流利英文写作的技巧。显光兄的每周一封向海外各单位指示宣传纲要及报告国内政情的通函由他起草，全处英文文牍归他主持；还有一位择译外国报章杂志重要资料之王家棫在秘书室办公，更有一位汉口带来醉心仿中国古典文人苏格兰籍的马彬龢也在秘书室里办公。他担任广播外文节目中的一部分外，同时也兼任自蒋委员长起政府中重要首长文告的英译，因为他的牛津英文国内找不到第二人。
　　第二室是「检查新闻室」。在武汉时期，这份工作是显光兄和我亲自主持的。来到重庆之後，把原来留在上海的魏景蒙凋到重庆来，负责检查外国记者发电的工作。我们做宣传是要外国人说我们要他说的话，检查外电是不准外国记者说他要说的话，这本是两种极端对立的任务，绝不应由一个机关兼任的。可是，我们因为要达成检查不实宣传的目的，硬把这两种对立不相容的任务一肩挑起来。挑是挑起来了，真要圆满达成这任务的人可不容易找。我们现在找到了景蒙，只有他是唯一可以做到检查不实宣传的人。他做人圆到活泼，能运用其嘻皮笑脸达成其检电不伤感情的重要任务。最後第三室为「资料室」仍由学者唐鲁滨主持之，其任务在搜集储藏各种有关宣传之资讯，以备其他行动单位需要时可以检用。至国外人事，在此期间一如旧贯，由外人出面推动，未作任何变动。
　　我们这些国内办事的人都挤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原址一幢破旧不堪的校舍内办公。全体同仁，上自副部长、处长，下至科长、科员、办事员都由公家在巴中用竹筋，土墙、泥地、稻草盖顶的房子，作为宿舍，藉避风雨。实际，当时政府机关虽都在重庆办公，都另在乡间觅屋安顿眷属。国际宣传处是唯一鼓励把眷属宿舍集中到办公处来挤在一起的机构。理由很简单，我们要表现我们抗战精神，显光兄住在一座六角凉亭内，四周砌了砖墙，就变成他跟夫人住的副部长公馆了。我那时是单身汉，也住一座竹筋土墙的房子。这些房子是准备此後给敌机炸毁的。因为我们已经储备了很多竹筋稻草，并约好了若干泥瓦木匠，今天炸坏了，明天就可以动工修建一座新屋。今日回头想一想，在重庆七年过的日子真是困苦到不知怎样能忍受过来的程度。当时我们自嘲，大家吃的是「八宝饭」，所谓「八宝」表示米饭的粗劣，包含著糠皮，稗子、沙粉、石粒等掏不清的杂物；大家足上穿的是「空前绝後」的鞋袜，这是以鞋袜来代表大家全身衣裤是东缝西补的八卦衣。衣食如此其他生活的全面可以想见。不幸，这样的生活，却还耍加上敌机轰炸，经年累月，不断的威胁，给我们抗战精神压力如山的测验，我真觉得这应该是整个国际宣传处值得自豪的纪录。

　　第五节　敌机炸弹给我们的考验

　　我们在衡山学到了敌机轰炸是我们此後展开工作最大的挑战。我们到重庆，因为空军在再建设的过渡期中，制空权完全控制在敌人的手里，不作妥善的防空设备，就再也不要想做旁的什么事了。
　　我们要配合国际宣传的特殊任务，我们的防空设计绝对不陡像其他党政机关一样，向郊外疏散，一走了事，正如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宣传要以身作则，自己作战斗的榜样，鼓励同事们工作的昂扬情绪，不但不疏散，还把全体同仁的眷属集中住到办公地区来。人口集中了，只要防空设计，考虑周全，使大家有了绝对安全的保证，自能放下心来努力工作。国际宣传处那时的员工连带眷属大概有两百人左右，连同住在记者招待所里外国记者和外国访客经常有三四十人，我们的防空设计要负责这些人的安全。
　　我们到重庆是在年尾岁首的冬令期间，因此有充分时间作这防空建设，这是重庆的特殊环境给我们的特殊便利。说到重庆这个城，假令是太平盛世，怎样繁荣，我也不要住。因为它一年有八个月都包在浓雾里，不见天日。所以有「蜀犬吠日」这句俗语，表示重庆的狗看不惯太阳，见了它要狂叫。这种不见天日的日子，平时是苦，战事却是天赐的洪福，因为它使我们避免了敌机的轰炸。因此，我们虽没有了制空权，敌机的威胁，每年只能从五月初开始到九月底整整五个月，施其威力。
　　很不幸的是巴县中学在敌机轰炸线上处的地位。敌机炸重庆不是由东到西，就是由北到南。巴县中学刚好是在东西线南北线的交叉点上，不论敌机顺那条线炸，巴县中学总会轮得到，它成了全重庆落弹最多的地方。这是我按图索骥呆板的想法，实际原因或者敌方认定国际宣传处是它要消灭的重点。事後估计，小小的国际宣传处先後吃过敌机炸弹大大小小三十六枚之多。那个时候，我们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议室中经常陈列落在校园内没有炸开的敌弹两大枚，以示警惕。
　　我们的防空设计，除了建筑一个妥善的防空壕外，更重要的要准备大家怎么样可以长时期的挨炸。挨炸准备最重要的是两件事：房子炸毁了怎样住和怎样保持生活必需的日用品。房子炸後重建，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储备了重建新屋的材料与人力，那一所住房炸坏或全毁，我们可以使它不久就恢复旧观。我们规定，全处的员工连同招待所里的外宾，笨重或宝贵的日用必需品，应交给防空壕中的储藏室，专员负责代为保管；至每人每日要用的东西，连同被褥、碗、筷和梳洗用品包成一个包裹，准备警报响时，自己提携入洞。
　　我们托重庆是个山城的福，到处都是岩石，在巴县中学後身山坡，跨过学田湾的另一山坡下找到了一个小石山，石质坚实，是理想做防空壕上选的基地。经过专家的审慎设计，我们的防空壕进口处绝对不装门，只挡著一座石墙。墙内壕路是曲曲弯弯的之字形，炸弹即使在门口*，空气中形成一股钜大的压力，一进洞口就给石墙挡减了威力，再经几个曲折之後，压力就消灭得无影无踪了。有一次，果然一个炸弹落在洞口，我们在壕里只感到洞口吹来一阵大风，压得大家向洞内侧身倒下去，却没有一个人受到一点伤。又一次，我们的壕顶上直接中弹，这是一生难得的经验，也许是与世长辞的最後经验。那时我们在洞里，只觉得好像坐在一只狂风骇浪里的海船中一样，整个防空壕在上下左右摇摆著。这两次的经验确实证明我们的防空壕是绝对安全的。
　　在每次空袭之後，我们约定的那批土木工人修修补补，总要忙一阵子。最精采的一次是景蒙兄把这些工人大大派上了用场。那次空袭时间特别拖得长，景蒙兄在洞里憋著肚子饿得荒，一听到警报解除，拉了太太就准备跑回家里做饭吃。他怎样也想不到奔到家，那里还有家！整座房子炸成了一个大坑，门、窗、墙、壁什么都不见了。他不得不和家人挤到同事的家里暂住，动员土木工给他盖新房子。新屋不到一天就落成了，毁屋竟没有怎样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我们妥慎的防空设计，的确克服敌机轰炸给我们的威胁，就是举世震惊的「五三」和「五四」几次倾筐例箧的大轰炸都没有摇撼我们的镇定。奸险的敌人後来改变轰炸方式，推进他们所谓的「疲劳轰炸」的绝招，又给我们新的挑战。因为，敌人了解我空军在再建设的过渡时期中，无力抵抗他们的空袭，因此断定只派一两架飞机飞过来，我们也敌不过，於是他们就放心大胆地每隔一两小时就派一两架飞机到我们头顶上来盘旋威胁。我们防空机关见有敌机入境，不论多少，一定要放警报。於是来一两架敌机就放一次警报，这一两架敌机回去刚解除警报，一两小时後又来另外一两架敌机，就还得放警报。一天二十四小时警报放了解除，解除了再放，我们从早到晚在防空壕里钻出钻进，忙个不停，怎么不累死人呢！
　　我们累果然累了，一个个精壮的小伙子都拖成了病夫样。但，我们防空壕内有照明设备，有办公桌椅，并装有发音广播与发报电台，轻装进出防空壕始终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情绪，反因能克制敌方的挑战自豪做事更加兴奋。我们坚信这是敌人给我们应战坚定力的考验，我们确认我们有力量继续撑下去，只要支持过这一段时期，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处变不惊的自信力帮助我们克制了敌人疲劳轰炸的奸险战略。这是我们轰炸生涯成熟时期的结晶。

第八章　不惑知命的大晚报

　　第一节　端正视听

　　膺白先生就在吴市长官邸的客厅里跟我娓娓长谈起来。他先把日军进逼和江西剿□，内忧外患双重压迫的国情给我做了一次简报。这就是南京来沪的宣传主管们经常说的那一套，我耳熟能详，只认是官方滥调。可是，膺白先生接上来拉著我的手，恳切地说道：「曾先生，我们虽是初交，可是，我知道你办报不想做官，我要引你为同志，也把做官认作畏途。」但，他转过话锋来说，做不做官是一回事，国家兴亡，做一个公民，应不应该对国家尽责是另一回事。办报主张抵抗，是尽一份公民应尽的责任；国家危急的时候强迫一个公民去做官，也是他不能逃避的责任。膺白先生说，他就是挤在这不愿做而不得不做的夹缝中，痛受煎熬！
　　他接著告诉我，在本年四月的某一天，他奉蒋委员长电召到庐山司令部去密谈。他走进办公室，蒋委员长劈头第一句话就问：「膺白兄，我们是心心相映的密友，可是，今天我请你来，是要请你跳火坑，你能了解我吗？」他瞠目无以对。蒋委员长指著办公桌子上两堆公事说：「你瞧，这里一大堆是剿□军事的十万火急电，那里一大堆是华北日军进逼平津的十万火急电，你想我有多少精力来一个人应付这两方面。因此才想到你老朋友，要你来分担这应急的责任。」膺白先生这才明白委员长跳火坑的含意是要他到华北去应付日本军阀的侵略的。这种艰钜的任务他当然无法仓卒之间承担起来。委员长委婉劝告说：谁都知道，兵临城下的谈判，会遭遇到国人的唾骂，可是，为了救国救民作这牺牲，这股忠勇之气自可彪炳史册。膺白先生这才给感动而说服了，毅然决然表示，愿冒这跳火坑的险。
　　膺白先生叙述完了他受命北上经过之後，更向我解释道：「我这次北上，不光是跳火坑，简直是去拆火巷。日军进逼，正像房屋密集的市区遭遇了大火，无论你有怎样精良完备的消防器材和怎样勇敢熟练的消防人员，要在著火地区内消灭火种是不可能的。目前唯一救急的办法，只有把快要烧到的房屋拆掉它，打出一条空巷，不让火源再蔓延过来。」膺白先生愤慨地说，这拆火巷的工作，表面上的破坏绝不能得国人的共谅，他是受了委员长的感召，宁愿蒙无以自白的舆论谴责而北上的。可是，膺白先生最後向我保证说，日本军阀的横蛮得寸进尺不会有止境，我政府忍辱负重争取时间延缓战火之爆发却有退无可退的止境，因此，抗日必战，政府早具决心，现在只争时间之迟早而已。抗战的炮火可以打开笼罩在忍辱谈判上的一片阴霾。膺白先生微笑地表示，他亦可藉此引以自慰了。
　　我是含著激动的泪花聆听膺白先生这一席感人肺腑的恳谈的。听完了这席话，我以坚决的态度向膺白先生表示说：
　　「膺白先生这种跳火坑的精神给我们青年们作了报国的榜样，我听了深深感动。现在我愿向膺白先生保证，真有一天政府发动抗日战争，我决心放弃手创的大晚报，学著你跳火坑的榜样，参加政府抗日阵线。」
　　就这样我留下决定我此後生活新方向的诺言，告别了膺白先生。膺白先生这一席影响我生活的重要谈话，我始终谨记心头，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就是他的夫人沈亦云女土（是我姑母季肃女士的挚友）和他的妻弟沈君怡先生（是我二弟耀仲同济大学的同学）见面时，我也没有提起过，可是他给我的启发，端正了我对国是的视听，影响之大，使我永远铭感心头。
　　膺白先生的这一席话督促我作深刻的自我检讨，究竟我领导著一份颇有左右民意形成的传播媒介，应该怎么做。我开始发现大晚报只知逞其感情冲动，跟著大家狂呼乱号，是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犊，但其呼号却有很大影响力，危撼了国家的安全。想到这里真不胜愧汗浃背，痛自谴责，决心要改弦易辙重订我的办报观念。此後办大晚报，要放弃自我，不想赚钱，不求闻达，不随流俗，尽量端正视听，把握真理，专为国家民族前途尽我传播事业应尽的使命。我不应该讨好读者，猜摹读者要什么我供给什么；我应该领导读者，研究读者不知什么我启发什么。因此，我不应该一条线只注意到时局的一点，应该扩大我视听照顾到时局的全面。过去大晚报全心全力鼓吹抗日，竟没有顾到抗日需力量，这力量的产生牵涉到全国家全民族种种方面的问题。
　　我这才端正了我的视听，放眼纵观中国的全盘现势。我看到在淞沪战发生的前夕，执政的国民党还闹著家务意见，南京、广州分立了两个中央，一向坐镇中央的蒋公介石被迫下野，直等到敌犯上海，政府才派大员迎他出山，重负卫国重任。这时候，这副捍卫国家的重担是不容易挑的。日敌的侵略南北并进，已暴露其吞灭我整个国家的野心，可是我国内有两大隐忧先要解决才可谈抗日。第一个隐忧是盘据在国内边缘省区的军阀余孽，虽倡言抗日实仍希望在政府抗日无暇内顾的隙缝中扩张各自的势力。我说「军阀余孽」，没有人这样说过，实际当时盘路在西南的李济琛、李宗仁、白崇禧；盘踞在四川的刘湘、杨森；盘踞在西北的冯玉样，阎鍚山，称他们都是军阀余孽一点没有侮辱他们。他们当年何尝有一点为国牺牲的壮志，全都想在抗战中混水摸鱼，自求多福。蒋委员长明知他们的合作无助於积极抗日，仍不能不委屈周旋促成团结，以奠定後顾的安全。这是蒋委员长要发动抗日以前必须要解决的第一个内部的隐忧。
　　这第一个隐忧比起第二个隐忧，重要的差别不啻天壤，因此，真正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抗日大障碍还是第二个隐忧。
　　围剿是蒋委员长十九年就开始的重要政治活动。在淞沪战展开之前蒋委员长虽已发动过三次围剿，仍未能肃清。第四次大举围剿，正击败其主力穷追得手之时，日军阀又进攻山海关，华北告急，蒋公不得不调追□部队赴援，致令此四次围剿功败垂成。
　　蒋公就在这内忧外患双重压迫个人力难兼顾的重要关头才找到膺白先生去到华北跳火坑，缓冲日本军阀的压迫，使他可以集中全力来消灭叛乱，扫除後方威胁之後再以全力抵抗日本侵略。我有了这全盘了解之後，当然此後的大晚报要顾到政府面对的双重隐忧，尽量揭发其内容，评介其效果，主持正义以启发为国为民的爱国真民意。
　　膺白先生对我一席谈话中特别强调他北上任务不光是「跳火坑」而是「拆火墙」将受国人的吐骂，是痛苦地暗示了他此次北上，政府要他忍辱负重作重大牺牲，以缓和日阀侵略锐进的谈判内容。政府知道，当时关东军侵华政策内部正有缓进激进之争：缓进的主张遵照天皇饬令军事进展，以其所占领区他们所谓「守备区」为限，只要国军撤退到他们「守备区」炮火射程不及的一条线就可停战了；激进的以为国军抵抗乏力，正是进占平津的好机会。国际间已透露了日军进占平津，除口头抗议外不作任何行动的妥协姿态。因此，膺白先生和张群等知日派主张，我应利用日方内部这种矛盾，痛下决心用极速度把滦东抗日战线按照日方缓进派要求撤至日军炮火射程不及之一线，藉以塞日方激进派增兵进犯之口实而促使其缓进派停战谈和主张之实现。政府核可这个建议，因此鹰白先生要对我说，他此次北上是要去「拆火墙」的。
　　鹰白先生不料五月十七日他赶到北平的时候，滦东抗日全线崩溃，日军前锋已冲到距离通州只有四公里的地方。政府驻北平的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已决定派兵固守城内的紫禁城，自己准备从西便门上车奔向保定去。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险阶段，膺白先生更不料会忽然绝处逢生，出现了新机运：关东军的缓进派竟说服了东京军部，电令进攻华北的武藤司令官停止进攻，进行谈判。於是在膺白先生指导之下，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中国北平军分会代表熊斌中将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少将，在塘沽日军运输支部举行了停战谈判。在日方恃强强迫之下接受了日方的全部要求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并口头承诺了附带的四项「希望」。综述其内容概要，中国允诺此後滦东中国军队撤走区划成中立区，不得再派军队入该区，只能派警察维持治安。中国方面履行此承诺之後，日军才撤至长城线。至四项「希望」更承诺了更改停战区以外中国军队的部署以及彻底取缔排日运动。此约公布之後，国内舆情哗骇，争咎我代表之失职。诚然，停战协定使中国失去河北十九县及两自治区的完全治权，划出的停战中立区，宽和广达三十公里至四十公里，中国军队不能进驻，警察必须仰承日人鼻息，不然就会蒙受「刺激感情」，「破坏协定」的罪咎。这一切，膺白先生虽荷军委会蒋委员长与行政院汪院长先後保证共同负责以挽救国难於垂危，可是国人不谅，还是要把这些丧失国权，牺牲国土的屈辱责任推到主持谈判的膺白先生一人的肩头来谴责他。这才说明了他对我说「拆火墙」将不得见谅於国人的先见之明。他这种为国牺牲的伟大抱负很恳挚地表现在他五月二十七日给蒋委员长的一封长电里的一节话里。他这节电文说：「兄（膺白先生与蒋委员长为结拜兄弟故自称兄）山居六载，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修之境，然自信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致误国。深盼彼此把握住既定方针，勿为外来蛊惑之辞所蒙蔽，更勿为南来不稳之消息所动摇。」
　　他是抱著「悲智双修」的决心投到北方火坑里去作牺牲的，一时舆论都因不甘屈服而作不谅之谴责。我相信，全国报纸，能体会膺白先生「悲智双修」的爱国热忱，在事实的报导上，在事理的评判上，端正视听，把握正义，不断支持与赞扬其「跳火坑」与「拆火墙」的忠贞政绩者，只有大晚报是一枝独秀的一份报纸。可是，膺白先生的牺牲精神，诚如蒋委员长说的，足以彪炳史册了。

第二节　积极反□

　　膺白先生的伟大，实际也就反映了指导他这样做蒋委员长的伟大。要了解这种对日态度忍辱负重「拆火墙」的伟大，我们必须掉过头来根究当时政府面对的内部隐忧。这隐忧在蒋委员长电召鹰白先生指在办公桌上的两堆公文全部表现了出来。膺白先生现在负责帮助他解决日本侵略这一堆，他当然就集中全力去解决剿□那一堆了。
　　剿□工作第四次围剿功败垂成之後，蒋公立刻筹划第五次更大规模的围剿。不料，当熊斌受日威胁签订塘沽协定的同时，李济琛、陈铭枢结合已为福建省主席的前十九路军军长蒋光鼐与其同寅蔡廷锴签订攻守同盟，在福建省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以我所谓「第一隐忧」与「第二隐忧」结合的姿态来背叛政府。这一个简单的简报已可表现出蒋委员长当时面对的内忧外患如何艰钜的全貌。
　　然闽变究竟只能算壶内风波无伤大局，不久荡平之後，蒋公仍集中全力推进他第五次围剿共□的工作。根据他自己「行的道理」的原则，发明他「步步为营」的新决策。他认为，在政略上行军必先取得当地人民的拥护与合作，故「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应为剿□军事必守的大原则。在战略与战术的配合上，他主张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确定目标，逐步推进，以静制动，取迂避直，以守为攻，积小胜而成大胜。各部队每进占一村一镇时，必须立刻在这据点四周筑碉堡、筑公路，构成自用的交通线与对□的封镇线，把□困在核心无法再越线四窜。在军事方面说，是把□军局限在越包越小的区域中，在经济方面说，是不让生活所需的一切物资运进□区。
　　这一套所谓「碉堡战术」实施之後，聚而消减之的步步胜利。自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发动总攻令之後，蒋公自任全部作战的总司令，调动的兵力有七十四个师、四个旅、五个团，加上税警总团与剿□第二纵队。蒋公之下有三个总司令与一个总指挥，计北路顾祝同，西路何键，南路陈济棠，东路原为蔡廷谐，闽变後改任蒋鼎文。各部队的人力物力大部分用在筑碉堡与筑路的工程上。作战行动表面目的好像在掩护这些工程的进行而实得效果是步步进逼把敌人捏死在一个小圈子里。就这样方式作战，国军永远保持主动，逐渐进攻共□的心脏地带。
　　蒋公又指定十五个师、两个旅、七个团、一个支队为「进剿军」以何键为总司令分五路进剿，此中以薛岳所指挥的第二路兵力最大，因此屡奏奇功。此主力进剿外，蒋公在广西、贵州、四川也分别设「剿匪军」以消灭当地的残余□军。追剿军事，节节胜利。
　　以上的概述是民国二十二年冬迄二十五年冬三年中蒋公剿□工作的全貌。同时在这三年中日本军阀在华北停止军事行动之後，正在积极实施其制造「满洲国」的所谓「内变工作」。最先以察哈尔与河北省为目标，唆使我在野的军阀官僚发动「华北五省自治区」运动，终於制造了一个「冀东防共委员会」；接著以德王为傀儡，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最後在日军环伺威胁之下强迫中央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承认他始终没有签字的「何梅协定」强把政府驻在华北冲要地区的精锐部队，忠贞长官，抗日团体，国民党部全部撤走之外，并作此後永不反日之承诺。直至二十五年，连年勉强保持服从中央态度之河北省长宋哲元，也不得不响应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汉奸殷汝耕的号召，发表他的「告民众防共书」，以配合关东军藉防共以制造傀儡的要求。到这时候，政府在华北的控制已等於零，平津实已在关东军掌握的傀儡政权下，暂时保持其未为「满洲国」的型态。
　　以上是二十二年迄二十五年三年间政府承担内忧外患交织而成重担的概述。端正了视听的大晚报，看清楚了这一套实际情形，彻底了解真要抗日必具实力，培养实力必须团结，阻止中国团结的隐忧那些盘踞各地区的军阀余孽在蒋公正义领导之下不足为患,当然在新闻报导和评论方面，我们自动尽量配合政府政策。日阀的横蛮侵略，凡是中国人都会义愤填膺要跳起来积极抵抗的。因此，政府的不抵抗，就是大晚报当年也曾作过严厉的谴责，一般老百姓不明实情，安得人人作心平气和的谅解。
　　凇沪战争结束之後，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上海就有所谓「上海抗日救国大同盟」的活动，发表他的「九一八」四周年纪念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个会的中心人物是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章乃器七个人。我要承认，他们发起这个运动时纯粹是爱国动机绝对没有任何左倾思想，因此当时大晚报是竭力拥护这运动的一份报纸。我本人也跟这七人结为同志，特别此中的邹韬奋是我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创办一家「生活书店」，相当成功。他曾劝我放弃大晚报，他愿投资跟我合办一份真正为国家服务的新报纸。我很受他的感动并允慢慢考虑。可惜不久他就病死了。上海这个运动扩大而至华北，同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学教授带著学生为了反对「冀察自治区」，**，接著就成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文化界救国会」等好几十个以救国为名的团体，出版各种刊物，逐渐由纯粹的抗日救国论调转变而成谴责政府只知打内战不敢抗外侮的陈腔滥调。这显明是□□国际指使的「人民阵线」渗透活动的成功表现。平津华北如此，上海等城市当然受同样的影响作同样的转变。他们的作用是孤立政府，他们标榜的是抗日救国，显然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
　　因此，救国运动不幸就分裂成「灭共以抗日」与「容共以抗日」的两个对立的阵线，前者拥护政府安内始能攘外忍辱负重的政策，後者则以为大敌当前国运危如累卵，政府还要自己人打自己人，斥为误国行为。实际参加後面这条阵线的人原来都是纯粹爱国人士。我的朋友沈钧儒等七个人就可以做这种转变模式的代表。我绝对料不到他们那样纯洁爱国的人也会改取这种误国的态度，经过几次跟他们激辩之後，知道他们中毒已深，不可理喻，不得不断然跟他们绝了交。
　　这七位朋友的转变可以说明上海很多知识分子中毒改观的过程。到了二十四年，两年期间这条阵线在上海租界内的扩大几乎可以说掩盖了全面，大晚报变成了上海反□阵线中唯一孤军奋斗的一份报纸了。
　　我们反□斗争要找对象，那时候，政府势力穿不进租界，因此租界内亲共反政府的刊物像雨後春笋般不晓得有几百种，又那里去找对象呢。但，我们深入研究，擒贼要擒王，这绦左倾新阵线里的猢狲王大家知道是鲁迅，我们要擒王就得认他是我们反□斗争最有效的目标。刚巧这时候共□帮助鲁迅争取到上海最老最畅销的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做他发表文章的园地。大晚报立刻掌握到这个机会，以它的副刊「火炬」为基地跟「自由谈」里的鲁迅正式开火起来。大晚报的编辑同人原本是「真美善」投稿作家中选出来的，因此都是些会耍笔杆的能文之士，我先把本报同人动员起来。鲁迅在「自由谈」写文章有时用自己的名字，有时用笔名，可是，他的笔调与写作方式是瞒不过人的，我们看惯了的人，不必看署名就会找到他的大作。於是，不论那一天，我找到他作品时，立刻就会在大晚报截稿之後留下编辑同人，一面请吃茶点，一面研究驳斥鲁文的内容与写法，议定後推一人主稿交给大晚报副刊「火炬」明日刊出。这样试了几次，鲁迅当然会不甘示弱也写文章反驳过来，於是，有来有往我们跟他们（我相信鲁迅後面也必有一群人）正式开火起来。最初我们动笔的只是大晚报我自己和几个编辑同人，可是，笔战展开逐渐打得热闹起来，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就有许多好动笔的热心同志自动投稿来参加我们的笔战。这场笔战从二十四年一直打到二十五年底西安事变发生一个整年，可说是既热烈又持久的一场反□心理战。鲁迅後来收集他跟大晚报笔战的资料出一专书命名「而已集」，足见他也以为这场笔战是值得保留的纪录。

第三节　西安事变

　　为什么大晚报的反□笔战发展到西安事变会突然停止了呢？很简单的答覆：西实事变使蒋公消灭共□的第五次围剿功败垂成，那末，我们大晚报的反□心理战，也只得掩旗息鼓了。西安事变检讨的人多了，可是大晚报当年所取的态度有些与众不同，还值得保留纪录。
　　大家知道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带著杨虎城挟持蒋委员长要他停止剿共全力杀敌的一套无知叛国行动。後来凭蒋公自己的纪录连同夫人的追忆都认是张学良受领袖忠贞为国的感化，改过自新，决计冒著甘受国法惩处的危险，亲自护送领袖返回首都。因此，大家不独原谅他无知的触犯叛国罪愆，并且有人还捧他做知过必改勇於负责的英雄。大晚报当年深知内幕，绝对不肯随笔放过这一个破坏国策祸国殃民的元凶。我们了解这一个无学无能的纨裤子弟，绝不会有胆量作劫持统帅这样冒险的事情，劫持之後更不会有魄力作悔过自新挺身护驾这种果敢的行动。我们正确看清楚，他的这些行动都有人在背後指挥拨动，他是一个十足受人利用的傀儡。
　　我们知道，张学良率领了他的全部东北军好几十万人，不发一弹放弃了东北，转进关内过著寄人篱下生活的时候，就给注意到。後来杨虎城因中央没有接受他的要求给他做陕西省主席心怀怨恨，也变成了渗透争取的对象。
　　
　　既然劫持了怎麽又放走了呢？问题发展到这里，我们应推陈立夫先生是促成蒋公西安脱险的第一位大功臣。这段事迹的经过，有值得记录的价值。
　　莫斯科怎么会这样转变的呢？说到这里，立夫先生旋乾转坤的大功应彪炳史册传诸後世。他在蒋公蒙难大众束手无策的时候，忽然心血来潮，找到了第三国际的驻华代表潘汉年跟他促膝密谈。立夫先生表示，苏俄在对德作战，当然要尽量避免日本联德在东方夹击它。因此，中国抗日是解除苏俄东顾之忧的一份重要力量。现在张学良受了毛□□的指使劫持中国唯一有领导抗日能力的领袖蒋委员长使他威望动摇甚或将危及他的安全，将对中国抗日前途发生极不利的影响。中国抗日力量之萎缩即加强日本对苏俄的威胁。因此蒋公的安全就是中国抗日能坚持不败的保证，也就是苏俄东顾无忧的保证。最後要请考虑，一旦蒋公失势，毛□□是否有能力接过棒来，继续领导中国的抗日。倘然不能，为苏俄计，毛要毁蒋是自不量力的妄举，应子制止。立夫先生这套话说服了潘汉年，他立刻转电莫斯科。过了两天，尚无覆电，立夫先生又说服了潘汉年作第二次的电报申请，更加强了语气。使得莫斯科覆电简单说两电都收到，决定照办并已设法通知中共中央。
　　大晚报在报导西安事变经过中突出，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许与追随，使其销数在这十四天中又一次直线上升，打破了每日八万份的纪录。可是，在结束追述大晚报如何报导西安事变以前，还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我接到了蒋委员长脱险安返南京那个电讯时发狂似的反应行动，值得记录。记得那时我读完这急电简报後，立刻嘱同人写大字海报雇汽车到全市各处分头张贴外，我自己也雇了一辆汽车赶到全上海那时正在开演电影的十几家电影院，找它们的老板商请暂停电影放映，开亮了灯，让我登台宣读这份蒋委员长返京的电文。电影观众听了这个消息都跳起来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大夥儿再也不看电影，几百人一拥而出，马路上立刻在爆竹连珠炮似的热烈气氛中汹涌著欢呼跳踉的人潮。我跑了一个电影院接著照样跑第二个，在半小时中，跑遍了全上海十几家电影院，激发了全上海全面的汹涌人潮。第二天看报，发现这样人民热烈欢呼的反应竟是全中国各大都市不约而同的现象。这才以事实证明蒋委员长伟大人格得全国人民由衷拥护到怎样程度。这一个事实的发现，固然增加了全国人民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必胜的信心，却同时也坚强了日本军阀此时不动手再廷宕下去无法达成其侵略目的提早开炮的决心。

　　第四节　功成身退

　　西安事变的报导提高了「大晚报」在上海新闻界的地位，同时也唤醒了大家办晚报也一样有在新闻界拔得头筹的可能。这样的成就当然引起了很多同业办晚报的兴趣，於是几个月间新发刊的晚报有四五种之多。此中最成为大晚报业务上的劲敌的有二，一是美商大美晚报增刊中文版，一是新闻报发刊的新夜报。
　　大美晚报的中文版，由袁伦仁兄主持，其采访网的周密与编排的新颖醒目，气势不凡，的确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劲敌。但，大晚报占先开风气的优势，这块老招牌的号召力还是深入人心；再加以我在军政双方拉上消息供应的线路，军事外交上的突殊转变大晚报经常能把握机先率先报导。大美晚报的紧逼穷追，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敦促了我们的改良进步。
　　至於新闻报的发刊晚刊，新夜报，可以说是我的挑战引发出来的。当大晚报销数达到八万份高峰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销数已经超过号称本市销数独步上海的新闻报。但，新闻报还在那里大吹大擂说它的本市销数每天在十万份以上。因此，我决定干出全世界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家报纸干过的傻事，每天公开实报自己的销数。我决定商请上海总商会指定一位知名的会计师，每天到大晚报印报间检视印刷机上卷筒纸的消耗量来检对报纸的出报张数，签字盖章作证後，明日在大晚报第一张报头下面以红字刊印公布。同时，我发表启事说，这种每天公布由商会作证自己销数的办法，是报纸以诚挚态度取信於读者与广告客户应取的步骤，希望同业都能这样做。这是给新闻报一个无法照办的挑战，而大晚报也就因此确定了它销数领先各报的地位。新闻报受此刺激自不肯干休，才下定了自己增刊晚报来打击大晚报以为报复的决心。新夜报上市，广告折扣比大晚报大一大段，报价比大晚报便宜一倍多，显见其挟雄厚资本，不顾亏蚀，非斗垮大晚报不可的决心。然而大晚报得读者的拥护，「大晚夜报，夜饭吃饱」的童谣仍唱遍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大晚报已打定了它不会动摇的基础了。
　　二十五年西安事变的报导，假定要把我的生活划一根线的话，是我自己办报生活登峰造极的阶段，跨过了这根线，我的兴趣另向高层发展，对大晚报的经营渐取淡漠态度起来了。要说明这转变，应从客观影响与主观觉悟两方面著手。客观影响部分是经显光兄转达蒋公要我参加抗日作战预示的感召，将在此後另作专节详述之。现在我要说的只是我创刊大晚报五年多来最後自省的觉悟。
　　在大晚所营业达到这样登峰造极的阶段，我想不到在组织上大晚报已跌入万丈深渊的谷底，再也爬不起来了。检讨所以致此的原因，我在一开始就答应张竹平，我办报纸只管办报，钱，由他去搅也就由他去管。他向我声明，大晚报是皆由他做董事长的时事新报、大陆报与中时通讯社四社之一，我不加注意，漫应之。万不料，这样的疏忽，我是犯了千不该万不该的大错，使大晚报跌入深渊爬不起来。我做事最大的缺点，生下来就没有数字头脑，在中小学中考算学总是最低分，甚至有几次不及格要补考。因此，要我看帐、查帐是使我最头痛的事情，不要说自己记帐了。怕看帐的结果就怕管钱，不管钱就放弃经理权。做生意放弃了经理权还做什么生意，因此我是生下来就不是一个做生意的胚子。所以张竹平说不要我管钱，正中下怀就一口答应了。我办报兴趣不在赚钱，而在办好一份每天有八万人以上争相欣赏的作品。这种「自得其乐」的人生观把我做人的态度定了型。我认为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是做成了一件艰苦工作，自我欣赏其工作成果「自得其乐」的那一刹那。新闻记者是最能享受这种快乐的人，因为他今天的努力明天变成报上的头条新闻，看著大家抢看的兴奋，他该怎样的「自得其乐」。新闻记者中尤推晚报记者是极乐的人，因为他早上的努力，下午就有千万人欣赏他的成果，还不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吗？我是以这种心情在享受大晚报的成功，没有闲情顾到钱以及自己职权的高低与物质享受的厚薄。这不是我要自鸣清高，是坦白自供我人格成型的真相。若要检讨，这种人——超然物外清高的优点当然可喜，但在这物质文明功利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有这种性格的人能不被挤出竞存的圈子外面去吗？大晚报就吃了我这掌舵人有了这种性格的亏。
　　张竹平之经营四社是抱著做一个中国亨利·鲁斯的雄心在努力的。大晚报就在他这雄心的笼罩下永远做一个抬不起头的寄生虫。它这样发达，售报与广告的收入每年亦近千万，可是它到廿五年底整整五年经营的结果，编辑营业还都借时事新报一部分的房屋，不独自己没有独立的大厦，就连印刷也用时事新报的机器，自己没有自用的设备。究竟这大批赚来的钱到了那里去了呢？我虽没有管钱的兴趣，到了这样地步，自己良心的愆责，督促我非彻底研究一下不可了。
　　研究的结果，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发现。张竹平虽有亨利·鲁斯的雄心，却没有他丰盈厚实的财，更没有他经营管理的才，因此在他董事长控制下的四社四个单泣，只有大晚报一枝独秀每年给他赚进几千万的盈余，其余三个单位都年年亏损。四社的钱，他是打通帐一起算的，因此大晚报每年的盈余都填补了其他三单位亏损的无底洞，填洞不足，还背了不少的债。因此，大晚报业务上的蒸蒸日上，组织上却给四社拖下水一起沉到谷底爬不起来。在西安事变阶段大晚报登峰造极之时，张竹平已到了力竭声嘶不得不放弃其四社董事长的职位，硬拉上海闻人杜月笙来登此宝座，希望他能表演一套起死回生的奇迹。奇迹不是一呼即就的，杜月笙诚意想帮忙，还是束手无策。我倘然有心要挽救手创的太晚报，在这生死关头，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力争大晚报独立经营，不受其他三单位牵累。但，就在这个当口，我受了上述客观影响，兴趣另展高层，就甘心脱离这手创的大晚报不愿再作挽救它的努力了。直等到廿六年「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了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我就辞去了大晚报总经理兼总主笔的职务，投笔从戎参加了政府的战斗阵线。综合检讨，我创办大晚报，组织的失败，我不应负责，那末，单就业务发展方面说，我还是一个功成身退的完人。

第十三章　重庆中期的国宣处

　　第一节　国际战氛中的美日外交战

　　欧战爆发，使欧洲在亚洲有殖民地的国家英、法、荷兰受战争牵制无法东顾，亚洲变成了一个势力真空，使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阀垂涎欲滴以为这是实现他们「八紘一宇」大理想，树立他们「大东亚共荣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他们要实践这野心，却先要打开两重难关。他们第一重最难打开的难关是美国的监视。美国虽还没有参加欧战，可是倾向反德义，支援同盟国已有了公开的表示；因此美国早已明显表示日本与德义同盟是以美国为对象，日本扩张的野心形成了对美安全的威胁。日本因此反应表示它与德义结盟旨在自卫，对欧战只取中立和平态度，期说服美国减少美国对其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之阻力。第二重也不易打开的难关，是中国四年抗战把它主要军力深陷在中华民族抗战的大泥淖中，抽身不出来。他们计划一方面集中可能发动的陆空威力予我抗战以最猛烈的打击，逼我屈服，一方面要求美国为中介人，以最动听而实际保持其侵略效果的方案，强逼我政府签停战和约，以遂其抽身泥淖，加强树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实力。这也要靠美国同意钻他们圈套的。因此欧战一发生，日本就努力发动对美的外交攻势。美国当然对日本这套外交攻势的动机了如指掌，然藉谈判来缓和两国的直接冲突，使自己得充分时机作参战的准备也是求之不得的，於是，在欧战爆发之後，美日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外交战。兹先将二十九年初迄三十年初这一年中影响两国关系的大事件，撮要述其经过。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美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支持迁都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藉以表示美国否认日本导演的汪精卫伪政权。六月十三日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责日本轰炸重庆。六月十七日，英日在东京签订天津协定，英交出我存在天津的白银。二十日法国接受日方要求，封闭滇越铁路，切断中越运输。二十二日，法国向德国投降，鼓励日本扩张的野心。二十四日，美国立即要求日本同意欧洲交战国所有在太平洋地域的属地及领土维持现状。日本在二十八日表示不能同意。七月十八日英日在东京签订协定封闭滇缅路运输。八月六日越南法国总督与日本签约允许日本登陆海防。八月七日，美国警告日本，它对法属越南所提的各种要求皆为不当。九月十七日，美再度抗议日本压迫越南之行动。二十三日，美国声明不承认强迫改变越南之现状。二十七日，日德义三国签订同盟条约，日美关系更对立了。於是三十年二月，日本派遣野村为驻美大使，展开其外交攻势。

　　日本军阀受法国降德放弃越南与英国天津协定及封闭滇缅路中国海通要道种种欧战国忍让之鼓励，其独霸东亚的野心已达到不可抑止的颠峰，美国政府看得很清楚，则野村之来别具用心也是昭然若揭的。野村因此也深具戒心，不得不慎择进攻方法。适在此时有几位在日本的美国天主教徒奔走日美之间求解除两国对立的紧张，化干戈为玉帛。他们以为日美对立重心在中国，解除日美对立应从解决中国问题著手，於是设计了一套所谓「日美谅解方案」。野村就利用这些热心和平天真的美国教士的建议，掺杂了日本的意见，仍保持其中立性的原状作成方案，提请美国政府考虑。这方案内容要点：中国重庆政府应与南京的伪政权合并成一个中国政府。日本承认中国的独立性，日本军队退出中国国境。日本根据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及经济合作诸原则，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具体和平条件。希望美国支持日本提出的这套条件。如重庆国民政府拒绝美国的劝告，美国应不再继续支助中国。野村同时更附带表示，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旨在领导亚洲国家作和平共存的团结，其与德义同盟纯属亚洲自卫行动，绝无参战企图。

　　美国了解日本的居心叵测，惟也因要延缓决战期间，仍决虚与委蛇。最後提出十分抽象的先决条件四大原则：㈠尊重每一国家的领土主权，㈡拥护不干涉他国内政，㈢拥护国际平等，包括商业机会，㈣不扰乱太平洋现状。这四大原则，实际驳斥了日本侵略行动的不当，日本当然要谈的是具体问题的同意解决。於是，枪来剑往，日本国内缓进激进之争，形成了首相易人的政变。最後卒因苏俄决心对德参战，日本跟它成立了「中立条约」，使日本放心南进扩展，无後顾之忧，才决定了它乘美不备，作偷袭珍珠港之最後一掷。

　　美国方面，当然不会受日本外交掩护备战阴谋所骗，也在外交掩护中积极备战。其备战内容当时我驻美大使胡适在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给国内一封报告说得最详细。报告中部分说道：

　　「至最近一月中，重大演变多瑞：㈠为美国实行建造两大洋海军，增加海军实力一倍。㈡为日本侵入越南，使美国立时宣布对华二项借款（意指陈光甫二次桐油借款——作者按），废铁全部禁运。㈢为德意日三国同盟，使美国人民更明了此三个侵略国对美之同样仇视。㈣为十月四日近卫（日首相）、松冈（日外相）同样威吓美国之狂论，美国舆论大愤，使美国政府远东各地美侨准备即时撤退，以示决心。㈤为美国海军部十月五日增调海军後备队员三万五千人，使美国现役员总数增至二十四万人。㈥为日本忽变态度否认近卫与松冈前述强硬谈话。㈦为英国正式宣布滇缅路封锁重开。㈧为美国政府遣送海军新员四千三百，陆军防空炮队一千人赴檀香山增防。㈨为上月国会通过空前之平时兵役法，凡廿一至廿五岁之壮丁约一千六百余万人均须登记，听候遣送受军事训练。十月六日为全国壮丁登记之日，亦即皇部废铁禁运之日，亦即滇缅路重开之前夕。凡此九事皆在一个月内急转直下，使人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感。」

　　胡适所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显指美日战争而言，可是他信内又说，有人问罗斯福总统，是否他预测日本就想对美开战，他仍以为日本未必就敢冒这个险。那可见，日本珍珠港之袭还是出乎美总统的意外的。同时，我们仍可断言，美国视日本为确定的敌人，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美国既已确定日本是敌人，那末，与日本单独苦战了四年的中华民国当然变成了美国必须加强其战斗力的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了。美国对我援助的必然增强真的是胡适所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实。

第二节　美援带来□化中国的祸水

　　日本战略的扩张造成美国加强援华的决心，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总统罗斯福批准军事援助中国以後十二天，发表了他著名的「炉边谈话」，表示「美国要做民主主义的兵工厂」。所谓「民主主义」当然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可是跟著在三十年三月十九日英美参谋会谈商定两国作战总战略决定，如英美两国须同时对德国与日本作战，军力应首先集中对付德国，对日本则取消耗的阻遏战，直到击败德国为止。在这种先德後日，也可以说重欧轻亚的总战略下，美国的外援虽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和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比较之下，中国所能得的帮助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可是罗斯福却还曾郑重其事的作了几次切实援华的表示，并在租借法案尚在国会辩论之时，就派遣白宫行政助理居理博士（Dr.  Lauchlin Currie）来华，考察中国军事及经济情况。居理在三十年二月七日到了重庆，晋谒蒋委员长长谈十次之多，对有关军事、政治、经济各个角度详细交换意见之後，复向中国政府其他主管官员与美国侨民徵求资讯，停留了二十天才返回美国。他回到美国刚巧是租借法案签署生效的那一天，他就向罗斯福作了一次详尽中国需援的报告，并说明蒋委员长得援之後各种加强战斗力的具体计画。同时，居理建议，美国应派一位专家去做蒋委员长的顾问。

　　四月十三日，日本与苏俄签订了中立条约，促使日本军阀公开扩张其南进侵略计画，也就促进美国加速推动其对中国之援助。於是从四月起我国提出的各种美援物资源源而来。但可感叹的是，总计美国租借法案在民国三十年二月中拨给中国的物资总值二千五百八十二万一千美元，只占美国拨给各国的物资总额百分之一点七！

　　这一点点得之不易的戋戋美援，今日事後检讨，竟带来了大陆沦陷在共□手里的祸水！因为，居理到重庆是负著双重任务的，美国政府的援华竟带著严重的条件。居理携带了罗斯福总统致蒋委员长的一封亲笔密函，信中说道：

　　「在万里外的我们看起采，中共似乎是我们国内所称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们对农民、对妇女与对日本的态度。据我看起来：这所谓**与国民政府间相同之点殆多於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以有利於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

　　居理在重庆时，曾表示希望有机会跟周恩来谈谈，蒋委员长并不反对，他就找美国驻华大使约周在大使馆中长谈。後来他又去访晤了苏俄驻华大使潘友新（A. S. Panyushkin）。对罗斯福国共合作的建议，蒋公要居理带他口头的答覆，大意说：各国**的工作不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第三国际的利益，并执行其命令。中共决不例外。因此，中国政策不与第三国际目的冲突时，中共尚可与我中央政府合作，倘中国政策与第三国际目的不能一致时，中共必尽力破坏之。现在，第三国际反对中国与英美合作，不愿见中国与英美站在同一战线上。这可以中共因滇缅路封启而转变其对我中央政府态度来作例说明之。在滇缅路封闭时，我中央政府与英美未取得谅解以前，中共乖乖地服从政府的领导，等到滇缅路重开，中央政府与英美站到了一条战线上，中共立刻采取叛变中央的态度。因此，蒋公希望居理转告罗斯福总统，只要中共肯遵从政府命令，严守国家纪律，中央政府决不会歧视他们，倘他们藉抗日的掩护来扩张第三国际的势力，为了国家安全起见，中央政府自必加以制止。

　　居理回去，是不是这样说，无资讯可证，但他回美国却向罗斯福总统转达蒋公建议，美国援华，希望白宫能派一位总统完全信任的人到中国来担任政治顾问。不久，罗斯福推荐给蒋公的政治顾问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蒋公发现拉铁摩尔在接受任命之前根本跟罗斯福无一面之缘，怎能符合他白宫完全信任的要求，始终感到骇异。实际，事後证明是居理在中间弄了玄虚，使罗斯福好意援助中华民国的动机，竟恶化而成陷害中华民国大陆赤化的杀手。

　　在中日战争结束後的七年，民国四十一年七月二日美国国会开会的议程中，有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的太平洋学会凋查报告，详细说明**力量在这个学会内部和周围活动的情形，以及这些力量如何影响美国舆论以及美国的国策。这报告竟在抗战结束七年後追溯居理当时推荐拉铁摩尔的阴谋说，居理此次推荐直接取得总统同意，没有跟国务卿磋商，当时国务院顾问贺伯克（Stanley Hornbeck）表示反对，居理竟悍然表示总统核定了是既成事实不容争辩。这报告又揭露，实际拉铁摩尔在未得任命前十一天（即是月十八日）已与苏俄驻美大使乌满斯基(Konstantin Umansky）聚餐详商此後工作联系与合作办法。到了七月，拉铁摩尔跟中共高级干部冀朝鼎同机飞到重庆就他的新职。

　　这个报告跟着说明居理是太平洋学会的高级顾问。拉铁摩尔也是太平洋学会的会员，主编「太平洋评论」，为该会的喉舌。居理位居美国白宫行政助理的要职，太平洋学会当然要利用他去影响美国政策，更因为在重庆会晤了周恩来更将利用他做沟通中共的桥梁。

　　这个报告彻底揭开了太平洋学会的底牌说，在民国十六年这个学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就想建立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後来由贺兰德（W. L. Holland）继任秘书长就进一步跟在中国推进**活动的俄共高干鲍罗廷取得了联系。到了民国二十三年末，太平洋学会领导负责人和民国十九年第三国际来华策动组织中国**、那时已为第三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的吴廷康取得正式联系。从此，美国**和莫斯科都正式承认太平洋学会是第三国际发展阴谋的一个前哨机构。这个学会在太平洋沿岸各国都有分会，各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会员。共□分子和共□间谍组织就利用它来掩护各种阴谋活动。更重要的，太平洋学会是全美国没有任何匹敌的远东及亚洲问题的研究权威，美国所有研究远东及亚洲问题的教授和学生们对於亚洲局势的观点都受了它的出版品的影响，

　　太平洋学会的出版品最有号召力的当推拉铁摩尔主编的「太平洋评论」。一直到民国十九年拉铁摩尔准备到中国发展他更上层楼的阴谋活动为止，「太平洋评论」已成为共党势力在美国最坚固的据点，而太平洋学会也就成为共党用来引导美国远东政策趋向共党目标的工具。苏联也利用这个学会的声望来增进苏联在美国的利益。

　　太平洋学会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影响美国舆论，它的实际领导人不断努力与美国政府中的外交决策人员建立积极的合作与机密的关系。民国三十年迄民国三十四年间美国对华政策显欲协助国民政府增强其抗日战争的实力，大平洋学会的阴谋却要扶助中□使它死里逃生，破坏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实力，完全摧毁了美国的援华政策。民国三十年居理来华带给蒋委员长的一封罗斯福总统密函，表示了罗斯福受太平洋学会蒙蔽之深，已危及中美两国此後合作的基本观念。这就是苏联利用太平洋学会渗透白宫的显著成效。

　　以上揭开太平洋学会活动内幕情况都是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报告的实录，史料确实，无一言虚构。然而美国也有少数明眼人洞烛这可怕的危局，例如美驻苏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在民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给美国务院的电报中就说：苏俄希望美国跟日本打起来，苏俄自己尽量避免参战，可是等美国打败日本的时候，苏俄一定会乘机攫取东北，赤化了中国。这位美国外交家真是目光如炬，他的预言都成了事实，这也同时反映了罗斯福当年受太平洋学会尽情利用的颟顸了！

　　我们今日回头检讨，居里带给蒋公那封罗斯福总统的密函，已以事实证明，早在民三十年太平洋学会已在美国政府从总统罗斯福起塑造了一套牢不可破的偏见，种下了大陆赤化、我政府播迁来台的祸根。今天我们可以断言，太平洋学会受第三国际（那时还是俄共利用的统战工具）的策动，要乘日美战争的机会，帮助中□来夺取中国政权的。他们决定的政策，一方面丑化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久失人心，一方面美化共□的进步，博得民众的拥护。美国要把中国培养成一个与它并肩抗日作战的有力夥伴，一定要压迫中国国民党把政权让给中国**。压迫之道无他，只须运用美援之予否，就可使中国国民党俯首就范。太平洋学会决定了这套阴谋之後就发动攻势，一方面渗透美国决策层，主要说服总统次及国务院，一方面设法渗透美国派赴中国的外交与军事使节机构，使美国对华政策的运用，朝里与现场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事实证明，罗斯福致蒋公秘函既暴露了太平洋学会渗透美国决策层的成功，而拉铁摩尔的派遣更暴露了太平洋学会渗透美国驻华使节的成功。此後，中美关系不愉快之发展多可以找到太平洋学会阴谋的痕迹。史迪威与蒋公之磨擦，虽有史迪威桀骜性格促成的因素，但实际检讨，在史迪威左右助其策划成其智囊团的两位政治顾问实为他与蒋公不能合作的主因。这两人，一为美军驻华考察团团员谢伟志（John Serrice），一为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戴维思（Joseph E．Davis）。两人都是太平洋学会会员。史迪威被蒋公拒聘免职返美，谢伟志跟著回美国，竟调入国务院，变成了无人能比的权威「中国通」。此後马歇尔来华以调人身分促成共□赤化大陆的所谓「联合政府」的美国国策，都是国务院中这位「中国通」智囊团的贡献。

　　我们事後聪明来做检讨，究竟美援救了我们还是害了我们，值得我们深思。上述概要简报已把美援给太平洋学会把持促成大陆赤化的经过史迹如实揭发，美援贻害中国有了铁证。我们再进一步检讨，假定我们坚持反□政策，不受太平洋学会挟美援来要挟我们的威胁，我们确信，蒋公「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的成功，仍可以不需美援，而作困敌於我泥淖中的贡献，在世界战胜利计功时，占优越地位。因为，日本军阀偷袭珍珠港，冒险与强敌美国展开太平洋争夺战，势必倾其海、陆、空全力作最後之一掷，那末，抽出中国战场部队，减弱中国战场的作战实力是日军阀必然要改变的对华战略。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日美战的展现，已种下了我们无须美援，独力可以制日进而胜日的根。假定我们当日能看到这一点，那末不会有雅尔达强把我东北权益换取俄共参战的美国卖友丑行；不会有俄共对日宣战三日後日本投降，俄军竟以战胜国身分接收东北，藉机壮大共□军力；不会有强把叛逆作平等政党、美国作调人的「联合政府」谈判；不会有四平街□军大败溃逃，马歇尔强迫蒋公下令停战的无理干涉；最後当然不会有美国停止援助促成□势猖獗篡踞大陆的意外突变。这一些当然只有事後聪明才可以看得到的，当时主政的人，面对环境的压迫，自必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无法作这样深远的预断。但，前事不忘是後事之师，我们鉴往可得知来的智慧，做这样的检讨也还有它的价值。

第三节　在轰炸威胁下工作不懈

　　我退守重庆之後，日军虽进占宜昌，仍无法动摇我坚强的抵抗。於是，他们转变战略乘我空军在重建阶段，他们掌握了我们後方的全部制空权，决定倾其空军全力，不断地轰炸重庆，藉此来摧毁我军民团结抗战的决心。

　　所幸重庆是个雾城，每年只有五月迄九月夏秋之间五个月天气晴朗，暴露受敌机的施虐，其余半年在浓雾掩护下得求喘息。然自民二十八年始迄三十年底止，三个夏秋所受轰炸的威胁，真可说，不论贫富贵贱，每一个在重庆的中国人，都受到地狱生活的煎熬。最惨的一次是二十八年五月三日与四日连续两天的轰炸，市区房屋毁了一千二百余栋，市民死了四千四百余人，伤了三千一百余人。在二十八年一年中，日机空袭二千六百余次，派出飞机一万四千余次，投弹六万余枚，中国人被炸死的二万八千余人，炸伤的三万一千余人，房屋被毁的十三万八千余栋。民二十九年夏秋之间，日机继续它不断的狂炸，每隔三五天必有一次狂炸外，中间又加上了每天派一架或两架来我空间盘旋引发我发警报後，飘然引去，隔了一两小时又来一两架，照样盘旋引去，如此周而复始，使我们在下面进出防空洞疲劳奔走。敌方称为「疲劳轰炸」的确使我们营养不济的中国人，受著如入地狱的煎熬。民三十年的夏秋，日机的轰炸更凶，竟至没有六小时以上的间断，市民断炊失眠，忍受著超地狱的苦痛。

　　蒋委员长目睹人民遭此劫难仍坚持抗战决心，一无怨言，在他日记中感慨地写道：「此次渝市轰炸，实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的惨剧。昨夜为救护难民事，通宵筹划督行。观我民众遭此惨痛仍无一句怨恨抗战之言，予思之，更难自安。对此无知纯洁的同胞，其行动虽多难约束，然而其精神之可爱使我铭感无涯。遭此惨酷不能忍受之艰难，惟见我民众如此，更增我乐观与勇气矣。」

　　蒋委员长说的这些老百姓，或者我们当时在巴中国宣处同人的工作精神是当之而无愧的模范。我们那时的防空洞里有照明设备，有电讯连系，有广播装置，敌方空袭毁不掉我们工作成效。更使我们足以自豪的是，我们在美国西岸范土拉（Venyuala）找到了一位喜欢玩业余无线电的牙医师史帝华（Charles Stuart）竟愿贡献他全部设备做我们的电讯收报站。於是我们就在防空壕内把武汉带来的汉口广播电台电讯器材装置我们自己的电讯发报台。从此我们对美宣传资料以及外国记者的新闻电报都可由我们国宣处自己的电讯系统直送史帝华，由他转送给在美国的收受者，不经交通部的电报局，虽减少了政府一笔电讯的公家收入，却创下了全世界推动国际宣传加速加量空前绝後的效果。抗战胜利之後，我召史帝华到南京，引他见元首，蒙颁胜利勋章与奖金美金十万元以谢其助我抗战之努力，实也是他应得的报酬！

　　敌方的轰炸，虽然不能折损我们精神上的坚决，但其疲劳轰炸却真予我们的肉体几达难以支撑的困扰。因为四、五小时内闻警入洞，解警出洞，周而复始，不分昼夜的这样奔波，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食不能按时，寝无法安枕，拖上几个月，都变成东倒西歪的病夫。记得三十年六月日机轰炸重庆发生大隧道窒息惨案那一天，敌机去後，我步行巡视惨案现场之後，到英国大使馆去参加一个酒会，不料已到客散辞谢之时。我匆匆喝了一杯鸡尾酒就挤入长蛇阵，跟英大使主人握手说再见时，突然头晕眼花，昏倒在大使的脚边。大使馆人员立刻把我抬卧到沙发上，解开衣裤给我用酒精浑身按摩，我才慢慢地醒了过来。英大使很周到体贴，立刻用他自己坐的汽车送我回处，并知我营养不足，车上还带了一打进口高品级的罐头牛奶送给我。在平时这份礼该算是讥我贫穷的人生小讽刺，可是在那时却真是感我为国牺牲国际间的铭心体贴！

　　至这短短一年中国际宣传业务推动的主要方策，当然仍需密切配合国际间特别是美国对我政策的转变而发展我影响其朝野，促令坚定参加我抵抗侵略阵营的决心。

　　这时候美国，政府与民间还是脱节的。政府方面，打击侵略者正如上述，已具了坚定的决心，然而孤立派的势力却仍盘踞民间，自成一种牵制政府前进的阻力。我们若能伸张正义、陈述利害，以我的抗战经验说服这些美方畏战自保的孤立思想者，固属我们应挺身负担的责任；可是，和战之决，是美国内政问题，外人多言，徒增疑忌，益授孤立派以口实。因此在此时期的对美宣传运用，仍需掩护。

　　所幸我们的主张，是出於诚而本於真，一切宣传的出发点，虽是为我们自己打算，同时也是为了美国和其他反侵略国家打算，所以即在美国也有许多同情我们而热心愿为我们奔走的人士。这种美国人士的结合最先是以「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为中心。到了这个时期，这一集团就改组为更积极的「援助民主国以自卫委员会」，其中心目标，就要敦促美国断然自任远东反侵略的战士。这样有力的美国民间组织若能逐渐扩大，自然会影响到美国舆论和一般民众心理，根本动摇了孤立派反参战的阻力。因此支助这个「自卫委员会」变成了我们在这阶段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支助美国「自卫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撮要概述有下面四项目：㈠文字：约请在华美侨执笔，撰写通讯，即将此项资料辑成「美国联合援华丛书」二十三种大量供给该会运用。㈡联络：该会曾派美国传播界领导人物亨利·鲁斯夫妇（Mr. & Mrs. Hrney Luce）来华，从事联络。鲁斯是美国太晤士新闻周刊、生活杂志、幸福杂志的主办人，於民国三十年五月八日抵渝，二十一日返美，历时半月，曾由显光兄（董显光）亲自陪同赴成都、西安、潼关等地考察，所得印象异常良好。返美後竭力宣扬我国抗战精神；并向美国朝野呼吁增强援华。幸福杂志九月号特辟专栏，题曰：「中国——我们的盟友」，计一百页，共载长文五篇，照片五十余帧。九月间，该会复派电影故事写作家卫德慕来华，搜集宣传资料及电影故事张本，亦经国宣处尽量予以协助。㈢广播：发动渝、蓉、筑、昆各地美侨，并敦请各界名流举行广播演讲，共计七十一次，演讲稿制成录音带及选辑专册，广泛运用。㈣摄影：专为响应摄制此次运动的宣传电影纪录片共三部，成套新闻照片共十一套。在此一时期中，我们的广播与摄影有了突出的表现。广播方面「中国之声」不独引起了国际人士的注意且受敌方呪骂，称谓「炸不尽、死不完的青蛙！」我们的新闻片，也接一连二的辑入美国的寰球新闻片中。总结说，我们的宣传工作，开始得到同盟国家的重视，愿意和我们携手合作起来了。

　　不幸，我们对外的成功却受了对内困扰的影响而大大打了折扣。换言之，上述太平洋学会在美国朝内与中国现场两地配合的活动，使共□一两年内培养的左倾国际记者跟著活跃起来。

　　争取国际记者做宣传代理人在武汉时期已经开始暗中进行的。国际记者实际有职业的正式记者与凭稿计酬的流浪记者之分。前者是全部时间精力集中为专一新闻机构服务，有固定的薪给；後者是专钻正式记者的隙缝，择其不能顾及的煽惑性与突出性的新闻撰送某报，如获采用，凭稿计酬。为了活动方便起见，他也可用某某报记者名义自居。无法利用正式记者，因为他们凭实事说实话。可以跟跳舞的记者只有一群流浪记者。太平洋学会改变了美国政策，因为，太平洋学会塑成美国对华的偏见：中国**是建立农民福祉的社会主义党，是一个诚挚建国、时代前驱，受民支持的进步党；中国国民党是独裁的、贪污的、丧失人民拥护、时代落伍的破落党。国际记者之正式职业群，尚能在中国现场目睹实况，把握真相，不受这些虚构流言的影响；可是这些虚构流言却充满了煽惑性与突出性，正配合了那一群流浪记者的需求。因为中国**一向是封闭而神秘不可测的一个谜，现在经太平洋学会的努力，这一只谜盒有打开来给人看的机会。於是，虽然他们到现场去实察的机会少，只要有人肯负责讲，都是他们要争取的新闻资料。因此，民国三十年，拉铁摩尔来华之後，这些流浪记者一面倒地变成了代言人，也就变成了国宣处重要斗争的对象。

　　这些流浪记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个女记者。巧得很这三个记者的姓氏均系英文字母S起头；一位是苏艾士（Hona Ralf Suess）。一位是史特朗(Anna Louis Strong)，一位是史曼特莱（Agnes Smedley），她们若非真正**员。此中以史曼特莱最突出，它崇拜朱德真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史曼特莱为平型关大捷特写一本书名「大河」的，把朱德捧成一位「战神」。她说：「整个华北成了一个大战场，有五个月之久，（从一九四○年八月到十二月，）朱德毁掉了日本二千九百三十三个要塞，毙伤日军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俘虏了二百八十一人，毙伤了伪军五万一千人，俘虏了伪军一万八千四百零七人。」事实上主持这一次战役的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可是史曼特莱却把他描写成中国抗战最大战役中的最神奇的作战指挥官。这位女记者的确比其他记者神通扩大，曾经进出了延安好几次。每次从□区归来，一定要在我们的记者招待所里，畅谈高论。

　　史曼特莱代表的这一群流浪记者是美援带来扼丧我国本的祸水，也是我们国际宣传处在这时期遭遇到的大敌。最可恨的，他们写作的报导既没有时间性，不需用电讯快递，故可不受我电检的过滤，他们更受得美国驻华军事机关的合作，经常给他或她们以带稿飞美的便利。这又是美援伤害我们的另一可憾的实例！

　　至这一时期的我们工作群，国内部分继续来渝初期的组织与人事，没有多大的变动，只在英文写作方面增加了赵敏求与郎鲁逊两人，摄影方面增加了顾炳梁一人。广播科长，则由彭乐善接替了王慎名。在这一时期特别加强的是海外的部署。显光兄看到日本军阀的野心将扩展到太平洋全面，上海不将为我宣传据点，我宣传据点必配合战局向太平洋全面扩展开来。因早於民二十八年，显光兄化装成一乡下农夫由香港乘一艘英国商船潜入上海，决将上海办事处主持人董寿朋调到香港，协助温源宁扩大香港办事处的工作量。上海办事处则由其在美派克学院的同学美国记者潘尼斯登（John B．Peniston）主持，佐以朱世清女士，视战局的转变，随时作撤销的准备。後朱女士曾经白渡桥大厦日本特务机关传讯，扣押五天，经她巧辩释疑，竟得释放。显光兄在沪作地下活动，险遭劫难，其忠勇事迹，详其自传中，不再复述。

　　加强香港办事处是面对当时局势当务之急，温源宁的才华发挥他应付这变局最有效的功能。因为香港在这时期犯上英国恐日病采取中立政策的影响，弥漫著妥协空气。因此在宣传上对中日二国不作左右袒，其检查新闻以严守中立为原则。侨民所办中文报绝对不能用「敌」、「傀儡」等字样。即其本国所办的路透社电讯，在英国各报得刊登的报导，在香港中文报上仍须经过检查的过滤。我们国际宣传处的基本工作是抗日，因此在此环境中欲求发展必然是阻碍重重了。可是温源宁博士跟英国人打交道有他牛津绅士作风的特殊技能。在这紧要关头他把我们的香港办事处与香港政府结上了特殊关系。一直到民三十年十二月因香港陷敌我办事处不得不撤销为止，香港办事处经常负担了国际宣传处宣传资料向国际间吐纳总关口的重要任务。

　　除了加强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功能之外，我们在珍珠港事变之前，又增设了由骆传华主持的仰光办事处，由谢善才主持的印尼办事处与由叶公超主持的新加坡办事处。骆传华是青年会办事著有成效的一位干员，谢善才是土生土长的印尼记者，只有叶公超是得来不易的一位宣传奇才。我常说，他是满腹经纶博通中外学问的一位学者，具有令人生肃然起敬的宣传优越条件，固足钦佩，可是，他的优点尚不止此，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说不堪入耳的外国脏话，跟外国流氓地痞打交道，因此，他的外国朋友遍及三教九流，这不是无人可及的宣传上驷之才吗？抗战时期，他本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突然他的伯父叶誉虎的家藏名贵骨董给日伪要人强占了去，急电促他到上海设法夺回这传家之宝。公超到上海努力的结果，不独没有夺回这宝物，反遭敌伪陷害，囚禁了三四个月。被释後，溜到香港，经温源宁推荐给显光兄，立即请他担任我们国宣处的新加坡办事处主任。公超到新加坡不独跟英国当局结了密切的关系，并且在华侨社会中树立了领导地位。珍珠港事变後，日军横扫太平洋，不久威胁到新加坡。公超那时组织了一个新加坡华侨反侵略委员会，一方面帮助中国政府代表，以及可能为日本利用的中国工商界人士与老病妇孺避难到安全地带去，一方面组织了五个华侨游击队命名Dal Force，准备作最後抵抗。他又组织并指挥工人协助新加坡政府建筑防御工事。马来亚战事延长七十三天，公超天天有日记记录经过。他是在新加坡失守前三天才离开新加坡，转由加尔各答乘飞机来到重庆。

　　公超在新加坡进行这些活动都是跟新加坡政府中的经济部与英国政府驻新的宣传部密切合作。他在推进工作中掌握到很多资料，深切了解日本人渗透马来亚的方法，日本人作战技术与英国在马来亚工作的态度与技能。我们看了他收集的这些资料，深切了解公超的办事能力与工作精神，并且是应付英国人的一个最成熟的干才。那时候，世局大变，我们的宣传政策也跟著转由中国人公开出面，主持宣传。因即决定邀公超去伦敦主持对英、以後扩大为对整个欧洲的宣传任务。

第四节　抗战奇人马彬龢

　　说到这阶段中国际宣传处的同事，给我印象最深到现在还很活跃在我心版上，当推上面已经提过了的苏格兰人马彬龢。他在衡阳拒我接风之宴与卧地过夜的两件怪脾气已表现了他特独的性格，到了重庆跟他搅熟之後，更深刻地了解他的才华与不与人苟同的性格。论他的才华，说他是学贯中西的才子决非过誉。他写的一手牛津英文，国际宣传处很多外国顾问，无人能与他匹；可是，他也同时博读中国经史，与他谈宋明理学，我也甘拜下风。因此，他在处内，除经常担任自写自播英语广播之外，慢慢地也请他写重要宣传英文文稿，到最後蒋委员长对外文稿的英译由他一手包办，都译得高雅简洁达「信」「雅」「达」的最高标准。他对蒋委员长的言论，每篇必读，表示由衷的钦佩；尤其对蒋公所著的「行的道理」以为是中国思想的圭臬，自告奋勇愿尽心力把它全文译成英文。我听了高兴极了，从旁促成之後，又劝他广徵博引希腊罗马许多哲学家的思想，由他执笔来引证「行的道理」的学术价值。他听我话照做了。我就把他的译文与推介文合印一本小册子，分送给英美各大学的知名学者，得作文响应寄处者甚多。我以为此为国宣处最有价值之收获，来台之後，拟找出付印，不料接受国际宣传处档案的新闻局遍查不得，此一宝贵的档案显已失踪，实成我生平最大的憾事！

　　马彬龢由华译英的工作是一丝不苟的，一定要把原文译得铢□（金两）悉称，丝丝入扣。因此，他译文的完成，每一篇都花了最大的精力。每每为了推敲一个适当的字，他会绕著屋子走上几十分钟，搅得满头大汗，才如获至宝地坐下来振笔疾书。（他永远用钢笔写英文，不会用打字机的。）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共同翻译一篇文告（我们经常这样合作的），中间有「不值一笑」这句中国成语要翻成英文，这可难倒了这位牛津学者了。他绕著屋子踱方步，一只手不断捻著他那耶稣式的胡子，隔了十多分钟也想不出一句相称的英国成语来。他一向坚持一个原则，不同的语文虽有不同的成语，可是，细心人一定可以给这国的成语在那一国的辞汇中找到表示同样意景，铢□（金两）悉称的成语来的。因此，在这原则下，他决不肯马虎，要在英文中找出「不值一笑」这句成语来。他皱著眉，又像自白，又像徵求同意向我说道：「曾先生，这个笑字，决不是我们普通了解的笑字，不是smile，也不是laugh，可是到底是什么呢？」他不断的走著圈子，不断的抽著咽，又隔了十多分钟之後，突然大澈大悟地狂叫起来道：「有了，有了，这笑不是普通的笑而是藐视的意思。可谓『不值一笑』，意思就说连藐视也犯不上了。藐视，英文有Contempt这个字，那末『不值一笑』，英文就有现现成的Beneath Contempt这句成语。这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哈，哈！」他竟得意忘形的大笑，笑声震得在别一间里办公的同事们都奔过来看他的怪相。可是，他不理这一套，坐下来又振笔疾书了。

　　他在翻译工作上经常这样表现著负责不苟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他广播工作中，可真令我啼笑皆非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了。他的广播是自写自播，决不假手他人的。以他简练的字句再由他以牛津口音播出去，当然使英语听众听了十分过瘾，在宣传上得到不可限量的收获。但，他的写和播天天搅得他满头大汗，筋疲力尽。那时候，重庆国际电台的播音室在沙坪坝。他为了采用资料便利起见，写稿一定要在两路口的国际宣传处。两路口到沙坪坝最少要有十几里路的山路要爬。他每天在两路口写好了稿就得爬上十几里路的山路到沙坪坝去播。重庆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车。他认为人力车，把人作牛马使唤，最不人道，坚决不肯坐。处中只有一辆汽车，是显光兄的座车。显光兄虽然非要公也不常坐它，极愿让这汽车接送马彬龢到沙坪坝去广播。这善意的安排，也给马彬龢严峻拒绝了。他认为他不应该受这特殊待遇。於是他每天来回走二三十里山路去进行他的广播工作，不倦不休，始终没有一句怨言。最严重的是敌机不断轰炸每年五个月中，他仍能每天写成三五千字的播稿，走上二三十里来回的山路，维持这一个节目的准时播出，真非有铁一般坚强的毅力是怎样也办不到的。

　　讲到马彬龢的生活，可以说他吸收尽了我们中国文人放浪形骸不修边幅的全部坏习惯。他是一年四季就是大热天也不洗澡的。因此他身上带著一股西方人的汗臭臊气，使接近他的人不得不经常借擦鼻子来避免薰蒸。最初到重庆的一段时间，他睡在单人宿舍里，吃在大饭厅里。可是就因为他身上这股气味，怎样安排他一屋子睡，一桌子吃的同人，真费尽了办总务同事的脑筋。他一睑连腮胡子，实际是他不刮睑不洗澡的结果。他理发，恐怕一年只有数得清的几次。最奇怪的，他身上那一件青布长褂子，夏天是它，寒冬腊月也是它。我因为过去碰过他的钉子，再也不敢向他作添衣的建议，可是，看著他手睑冻得发了青，心里实在难受。

　　这样一位比任何中国人还要中国的苏格兰人，参加国际宣传处工作，拒绝接受外国顾问的待遇，可是因为入籍条件不够，他还无法正式取到内政部核可的中国籍。我认为不公，向内政部历诉其热爱中国之经过，卒荷认为特例提前核可其入籍。我即在巴中为了表示敬佩其年来为国努力之诚，特开一酒会欢迎他真正做了中国人。



　　我跟他又在他应得的待遇上引发了严重的争执。我知道他决不愿意接受外国顾问应得的美金待遇，可是照他这样英文写作的高超，国文修养的纯熟，就是本国人也应该得到高人一等的国币待遇。我把这番诚意向他坦白表示了，他竟严肃地答复道：「我在政治部每月拿六十元，我不准备在国际宣传处多拿一文钱」。六十元是公务员的起码薪给。我说他拿这薪给是矫揉造作，不合情理，我绝对不能赞同。他说，住在公家宿舍，吃在公家饭厅，不需要更多钱来维持生活。我说，公家给薪，论才定级，他没有自己决定之权。他说，支配公帑，应知节约，受者不要而强给是浪费公帑，绝对要不得。我说要得，他说要不得，我们争得面红耳赤。最後，我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处中仍论才按级给他每月六百元薪酬，他可以自己酌定多少是自己应拿的待遇，多下来的，或捐助慈善事业，或赠送抗战有关的任何社团，悉听他便。他才勉强同意了。

　　後来我发现他处理每个月六百元薪金的办法改换了好几次，每次改换都反映著他心理上的转变。在刚到重庆最初几个月中，他经常把每月省吃俭用多下来的钱全都送到八路军办事处里去。我想，这反映他虽恨**却因他们肯抗日改变了他恨的态度。可是，没有经过几个月，他就改变办法了，把这笔钱改送到国际红十字会里去。显见他改变了对中共的认识。送到红十字会没有几个月，他又感到不满意，另想自己处理办法。於是，他在巴县中学後面学田湾的山坡上，自己花钱盖了一座草屋。同时亲自到街头巷尾去收留一些流浪儿童，养在这草屋里。并且自己搬进去，跟他们共起居，同饮食，照顾他们。後来这些流浪儿童人数增多了，他—个人照顾不了，他就招了一位中国朋友住在一起，帮他的忙。

　　上述计划的实施，使马彬龢这个无牵无挂的光棍汉担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室家之累，致今他月入六百元不敷支配，不得不另筹财源。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好赚钱，唯一办法是教授英国语文。於是，他在公余之暇，多半在吃过晚饭之後，开始教英文来维持他那一个流浪儿童的家庭生活了。

　　他教英文方法是非常特殊的，既没有固定的教室，也没有固定的学费。谁愿意跟他学英文，不论程度高低，都可以到他那里登记。登记满了他以为足够的人数，他就向附近学校或任何公共场所接洽开课的课堂。课堂场所能维持多久，要靠他接洽结果，因此是流动的。第一节课在甲学校上，也许第二节要搬到乙学校；要有变动，上一堂报告下一堂的所在地。他的学费取和尚化缘随缘乐助的方式。他嘱咐学生们，为了帮助那些穷孩子生活起见，听完了课，各人量力放几块钱在自己坐的桌子上。有的给了，没有给也就算了，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谁给谁不给。讲完课，学生鸟兽散，他走下讲台到空桌子上拾起零星钞票，备回去填饱孩子们的肚子。

　　马彬龢就是这样一个貌似怪诞实际充满著人情味的人。可惜他的天真和纯洁使他在这复杂的机巧社会中失掉了自卫的能力，竟不能等抗战胜利就迷失了他的神智。

　　在胜利前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有一天，我的办公桌子上突然发现了马彬龢亲笔写的辞职书。他经常写字是十分拘谨一笔不苟的，可是这封辞职书的字既写得潦草，辞句更芜杂一堆，简直在那里胡说八道。这真给我一个青天霹雳，不知道发生怎样的意外。一个多星期以来，马彬龢的确请著假。我想从来不请假的他，肯休息几天是欢迎之不暇的事情，因此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现在请假之後跟著辞职，这事清可就不简单了。於是，我让工友去找他来，要当面跟他谈谈。

　　走到我办公桌子边上来的马彬龢，简直使我不敢认做是他。几天不见，他完全脱了形：面烦下陷格外高耸了两支颧骨，两只眼睛不闪不瞬地向前面直瞪，迟钝地蹒著步子，走到我桌头的椅子边，直挺挺地坐了下来。等了半天，他不开口，我才委婉地请他申述辞职的理由。不料他沉思了半天，突然向我用英语说话道：「这是一个欺人的世界！讥嘲、讽刺到处弥漫，我受不了！不论我走到什么地方，好奇的眼睛都集中到我身上来，这是什么意思！很明显地，有一种阴谋在我的背後酝酿著。不独是我，凡是有好心肠光明正直的人，都是这阴谋要毁减的对象。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这不是我可以容忍的社会。曾先生，务必请你准许我走，我要走，远远地离开去，离开这一个欺人的世界，远远地走开去！」

　　我听了这一套话，简直摸不清一点头绪。只好另外用一套安抚的话，劝他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换一个安静些的环境好好休息几个月再来恢复工作，千万不要提辞职的话了。可是，我说我的，他说他的。他的那一套，还是他上面说的反反覆覆，说了再说。我这才感觉到他的神经发生了变态。

　　为了慎重起见，我叫工友找到马彬龢草屋同住的那位朋友来接马彬龢回去，嘱咐他好好照料马先生休息几天。我在这位朋友的叙述中，找到了马彬龢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原因。

　　这位朋友提醒我，在马彬龢请假一个多月前，有一位美国女记者韩美丽(Emile Hune)来渝拟访蒋夫人写一书命名「宋氏三姊妹」。这位韩美丽我前面已经提过是我上海文友邵洵美的美国恋人，同时也是马彬龢的旧识。因此，她来了，就有朋友请她和马彬龢一起吃饭。两个人他乡遇故知似的，在一番叙旧之余，觉得格外亲热起来。韩美丽住的是两路口一所招待所，马彬龢住在两路口不远的学田湾，论理他走不了几步路就可以天天到韩美丽那里去接近一番的，可是，马彬龢生性腼覥，不会面对面谈情说爱的，怎敢公然去扣韩美丽的卧室呢！但他心头的确爱上了韩美丽。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认认真真写下了求爱的情书托他同居的那位朋友送到韩美丽住的招待所。

　　使他感到惊喜的，送信人回来竟带到韩美丽更长、更缠绵的覆信。於是，他高兴极了，陶醉在他一鼓成擒的情场胜利中，夜以继日地不断写，不断送；使他欢喜若狂的，韩美丽那边也是不断写，不断覆。很快地一个多月中，他们往来的情书积到各有三四十封之多。

　　於是，有一天，马彬龢竟接到韩美丽的一份请柬，请他到她招待所的卧室里饮酒谈心。这创造了最短时期内得到了最丰富感情收获的奇迹，马彬龢那时候的高兴是可以意想得到的。於是，向来不修边幅的他，这一天也不免香汤沐浴一番。到了约定的时间，他整装去扣情人香闺的门，免不了充满著旖旎风光的幻想。

　　谁知道，他走到韩美丽房门口一看时，这幻想完全幻灭了。因为，她的房门开著，房里已经挤满了人，显然这不是约他一个人来情话缠绵的局面。更使他惊骇的，他走到门口，房间里就腾起一阵喧哗，嚷著说：「他来了！他来了！」

　　韩美丽在人堆理挤出来，拉著马彬龢走到房里的酒柜边，配上一杯酒递给他，同时也举起自己手里的杯子，高声向大家嚷道：「请大家祝贺我们两个情人写情书的圆满成功！」大家拍手呼叫闹成一片後，韩美丽叫大家静一静，跟著说道：「我是一个学生，跟著马先生学的。马先生才是写情书的圣手。今天我开这个酒会，就想请诸位大家来欣赏一下我一个多月来收集到的马先生情书的杰作！」

　　她竟在手提包里拿出一大包信笺，准备当众一封封宣读了。马彬龢这才明了这是韩美丽布置下的一个骗局，可是他受到这样难堪的玩弄，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於是，他再也不能顾大家的耻笑，一股劲冲开了人群，奔出这间房，这座招待所，一直奔到他学田弯自己的草屋里，一进门就向他看屋子的那位朋友嚷道：「请你赶紧拿一根棍子打死我，我不能活了！」

　　以上是那位朋友向我口述的大概，也就说明了马彬龢精神失常的真实原因。韩美丽这位美国女作家，我很认识地。她是一位专喜欢玩弄男性、游戏人间的放荡女孩子。在上海，跟邵洵美同居时，也玩弄过一位大学教授，或者这位教授至今还没有知道被她玩弄过。事情是这样的，她跟洵美同居很开朗，彼此说明这同居是美国式的搭档游戏，彼此不限制对方另寻性关系。因此，她告诉洵美，某教授向她求爱想要玩弄他一番：某天某时那位教授来向她求爱时，洵美竟约集了一班朋友，包括我在内，等她事毕後，立刻用电话报告如何运用种种方法玩弄这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表现他种种求爱的丑态，引得我们哄堂大笑。她就是这样游戏人间的一位怪女人，刚遇到马彬龢什么都认真，从不知人间竟有可以闹著玩玩而不必认真的事情。一个活心眼，一个死心眼，竟造成了人间最惨痛的悲剧。我相信，直到今天，韩美丽还不会知道她在重庆竟惹下过这样的一场大祸！

　　那位朋友扶著马彬龢回到他们的草屋里，住不到几天，突然一天奔来找我说，马彬龢竟告失踪了。我报警找，始终找不到他的踪迹。我希望，他尚在人间。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希望是渺茫的。这一个充满机巧的人间，真不是马先生那样有好心肠光明正直的人可以生活下去的环境！他要走，远远地走开去，让他走吧！让他找到可以安息的环境好好安息去吧。但，这样一个怪诞而天真的朋友，虽然已经远离了我们，他的影子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不会幻灭的了！

第五节　国难深家难更惨

　　民二十六年十月中旬跟爱妻馥贞在上海握别的时候，我曾说：「有机会安定下来，我一定设法接你跟孩子们到後方去。」这话是我强咽著一包泪水说的。因为，我是记者，那时候清晰地体会到蒋委员长不到最後关头决不轻言抗战的苦心，同时，我也确切认知抗战一开始，参加战斗的人都应该痛下决心，不屈服，不妥协，「宁为玉碎，不求瓦全」！我跟馥，这一次的分手，可能是终生的永别！

　　但，别後馥在上海的最初阶段并没有感到怎样的紧张。因为我家住在福煦路，福煦坊是在法租界，托庇在法国中立国家的余荫之下，日本军阀的淫威还威胁不到界内居民。再加上我们年来积蓄万余元，省吃俭用，一家四口还可以勉强支撑一个时期。

　　不料事实的发展推翻了这番如意算盘的自信。战争一天紧一天，散居在各地的家人，不约而同地都奔到上海来避难。馥的人缘好，家人来沪都先找她；她来者不拒欢迎招待，一一安顿在家里。在杭州主持南屏女中的季肃小姑母，杭州沦陷後带了女儿逃沪住到我家筹备在沪复校；老姨太太带了五弟从常熟老家逃沪也找到了馥；四弟叔懋在国立音专习声乐，把我家做了他的宿舍。於是四口之家膨胀成九口，连同佣人超过了十口，由馥一人挑起了瞻家的重担。别人以为她有办法，实际她的办法就只戋戋万元积蓄。可是，她不甘示弱的逞强个性，决不肯向环境低头，宁愿自己忍痛节约，典押饰物，使得寄居我家的每一个人都过著舒舒服服的生活，就这样维持了快要两年。可是，她的焦急，在偶然还可以送达的邮递中传到了播迁到重庆可以定居的我。於是，我积极作接眷的筹备。经过几个月设计接洽，已决定由国际宣传处驻港办事处，代我为留沪家属订妥由上海到香港的舱位，把船票寄给馥，等她带著孩子们一到香港，立刻乘机飞渝，与我团圆欢叙。这时期，国际宣传处同事，有眷留在敌後的，都经我设法安排，没有一个不顺利团聚，现在轮到我自己，驾轻就熟，自然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不料，问题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万事俱备，独缺东风误了期，馥竟永远到不了重庆！所谓东风，我指的是由沪到港的船票。港处朋友董寿朋，买好了船票，放在抽屉里忘记寄。馥在上海退掉房子，收拾好行李，伸长了脖子天天等船票等不到！

　　悬盼焦急的心情促使馥做些无聊的行动；发现自己有了几根白发，忽发奇想，走进一家理发店要他们染发。再也想不到这一染竟把她黏住在上海抽身不得！

　　那时候的染发是用一种溶解的油膏滴在头发上的。但，染膏溶後必须凉透始可用，不料那位理发师正给另一位理发师争吵，竟粗心大意把滚烫的溶剂向馥的头顶上滴。馥叫痛，赶紧停手揉挪，已经来不及，痛得要命。回家数小时後，毒性发作，整个头睑肿胀成了一个大皮球。医生赶到，立刻把头发剃光。说，这样才可以敷药，就在这样全家紧张的时日中，香港的船票寄到了。寄到了，只好向字纸篓里扔！

　　假定定命论的推断有时准确的话，把馥困在敌後，或者是命中注定的安排吧！不然，整个国际宣传处同事几十人，个个得享家庭团聚之乐，为什么只有我家向隅；董寿朋船票早就买好了，怎样会锁在抽屉内忘记寄；为什么馥偏偏要在这时期去染发，竟至中毒剃光头动不了身。这一切都好像冥冥中故意安排，要把馥留在敌後考验她的奋斗精神。

　　我那时候，由妻子儿女立刻可以畅叙欢情的高度兴奋中，得此团聚难期的噩讯，真像一个人从山顶上跌进了深谷，茫茫然只看到我私生活的前途一片黑暗。想馥困居敌後，处境的孤寂过我万倍，真担心她支撑不下去！世局急变，日据香港已成定局，不得不乘港未陷敌以前嘱长子坦（乳名大宝）先转港飞渝。大宝来後，我总算有了一个亲人伴我寂寞。上述馥来渝受阻实情都得之於大宝的口述。他又说，馥受此打击之後，得了失眠症，常常全夜不得一瞑目，医药无效，体重直线下降。耀仲弟是上海名医，眼看馥病情发展如此也觉束手无策。我听了心如刀割，可是千里阻隔，我除了跟著她一样失眠之外，也难求挽救良方！

　　跟著国难的日趋严重，真想也想不到我的家难也跟著一之不足又来了第二次更重更惨的打击。民国三十年八月八日的上午，我正在办公室跟显光兄对桌看公事的时候，突接耀仲弟由上海转港打来的急电告我，我们的慈母竟在昨天七日晨仙逝了。我拆电封看，突遭此意外打击，竟不能忍，抚桌嚎啕大哭起来。显光兄等察悉噩耗，立刻多加劝慰，扶我归卧室易服休养。我就请总务同人协助借处内一室，设奠遥祭慈灵。在热丧期中，我请假独居，冥思慈惠。我母亲除新婚燕尔做新娘的那几年之外，没有过过真正快活的日子。未嫁前，在外祖母宠爱下，她这位么妹八姑是枝头凤凰，享受了女孩子最称心如意的生活。可是，一到我家竟碰上了百般挑剔的婆婆，怎样忍气吞声，还是严辞斥责。老家不能安居，她只得跟著丈夫过生活。可憾的是夫妇感情已见休止符，丈夫已有了一个以至两个姨太太，只剩了每月负担她生活费数百元以维持他俩的夫妻关系。她的孤独，它的寂寥，逼著她走上赌博的路。不幸赌博不利而背上一身债，这不是她的罪恶。只反映了她生活的无奈与悲剧性的备受摧残。我们做子女的眼看她在痛苦中挣扎，怎样也帮不上一点忙，真感到万分惭愧，万分歉疚。在我越想越感到自己这个不孝子无以解除良心自责的痛苦挣扎中，忽得了一位上人伸出解救的手。这位上人是太虚法师。他听到我丧母噩耗，竟从他住的缙云山赶到两路口国际宣传处找我，告诉我，他愿召集缙云山他主持的蒙藏理学院里的所有高僧，在我母亲「五七」及「七七」两期奠仪中举行超渡我母亲的佛事；并欢迎我立刻上缙云山，他将辟室招待我住寺斋戒礼佛，随僧诵经，以荐母灵。我听到太虚法师肯为我作这样安排，真如溺者得救，欢喜无量。太虚法师跟我结缘实际只是我认真办了我国际宣传职务内应该办的事，他才认识了我。因为，那时重庆跟外界的交通只靠一条滇缅路，滇缅路的那一端，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太虚法师提倡新佛学，主张做和尚不应隐居深山做世外人，也应入世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因此，他有意组织中国僧侣访问团，访问缅甸、印度一带的僧寺。我听到了，感到这是我们国际宣传处应该协助促成的计画，就代为洽得交通部的同意，拨出足容三十余人座位的一辆巴士，交由太虚法师领导的中国缅印僧侣访问团使用。太虚法师得到了这辆巴土，不独解决了此行的交通问题，同时，在这战乱时期，到处难求一下子可以容纳三十余人的宿处，这辆巴士也帮助他们解决了住宿问题。

　　这在我是分内应做的事，可是，太虚法师却感谢我完成他自己无法完成的愿。这一点善缘竟结成我得这许多高僧作两次超渡先母大法事的意外善果。更使我感谢终身的是，入山廿一日，每日诵读经论，并承太虚法师一次盛宴，两三次以清茶招待，详证我的偶悟，又复备加训解，使从先父处略得佛学皮毛的我，得进一步彻悟人生宇宙的真谛，从国难家难双重压迫的阴霾中，钻出头来，找到了光明璀璨的新生命。我悟到，人多是「佛」。其不能成「佛」者，受积「业」之累。「业」可以「识」解之，而「五蕴」是形成「识」的程序。所谓「色蕴」是一个人所处环境的形形色色。人处环境中，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尝到的，触到的不能不因接触而生刺激。这就是「受蕴」。受了环境的刺激，人先要辨别，次要判断，形成其因在不同环境中受到不同刺激的思想。这就是「想蕴」。有了思想，人当然要表现其不同思想所反应出来的行为而成张三李四个个不同的人格。这就是「行蕴」。最後，每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中积累而成的行为模式，凝合而成其生命型态，污染其正真自我的佛性。这就是「识蕴」。「识」分八识，前五识是根尘结合无意识型态的感觉；进入第六识，对这感觉有再进一步作红是红，白是白的分别认识，形成心理学家所谓的「感知」(Perception)，再进入第七识，对这感觉不独有分别力且有是非好恶的判断力，形成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Conception)。最後所谓第八识，据佛学说，这是第七识中储藏的「谢落影子」。简单说来，这是每一个人自己一生形成其特殊人格经过的一切事迹，如同植物种子一样都堆存在这第八识中：是他形成他这样一个人经验的总汇。俗语说，这是他的灵魂，佛家说，这是污染他真如的积累。第八识演变著三世种子的继续发展：前世种子带到现世表露而成现行，现行经薰习又变成来世种子，再在来世表露而成来世的现行。这就是业力污染的作用。各人第八识所藏种子不同，故业力也不同。一个人能了生死，成正果，就要有办法把前世业力丢得一乾二净，这就成了佛。

　　但这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情。因此普通人都由第八识带了一生业力在生死循环的六道轮回中转。如走圆圈，周而复始；又如海中泡沫，漂荡永无止境。堕入轮回道中，今世的人，下世不一定仍做人，上可登天，下可入地狱，一切都由他业力污染的多少来决定他的升沉。

　　佛不是神，只是教导我们消除污染，还我真如的一位导师。持修之道，破「识」净「业」，就能跳出轮回，立证正果。但这只是自了的小乘。成佛的目的要达成普救众生大慈大悲的大乘目标。大慈是博爱，大悲是普怜。这爱与怜是冲出「业」障，达无我境界的施舍，只有与人共乐的喜悦，再不会有五蕴困扰的烦闷。佛学渊源，我所能领悟的，也许只是沧海的一滴。可是，就这一滴已足使我脱胎换骨另换了一个新人。两年多来国难、家难加在我身上的重重压力，几使我忧心如焚悲观意态的形成到了难以自制的程度。因此我要由衷地感谢太虚法师，他使我在缙云山二十一天的勤读沉思中，彻悟了在不利环境中，怎样涤荡五蕴保持自我，贯彻我做人应尽的天职。

第十四章　重庆末期的国宣处㈠

　　第一节　跻身四强迭遭凌辱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军阀珍珠港的一击实予美国海空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在短时间内无法振作；复在同时，欧洲在太平洋有殖民地的民主国家，因受希特勒的威胁，困在欧战中，自顾不暇；法国早在日袭珍珠港前放弃了越南，其余如英，如荷，也只留极少数部队驻守太平洋殖民地；日本军阀因此得逞其余威，横扫太平洋，如入无人之境！跟著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之袭，十六日就占领了澳门，二十五日占香港，三十一年一月二日占马尼拉，十一日占吉隆坡，二月十五日占新加坡，三月七日竟打到了缅甸，占领了我们海通要道仰光。

　　切实检讨，那时候真有力量阻止日军这样横行的，还要靠四年苦战拖住日阀军力在中国泥淖中的我们中华民国。蒋委员长有鉴於此，一方面向罗斯福表示「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中国将以其所处之地位，并提供其一切所有与美国采取共同立场，直到太平洋与全世界得免除暴力与背信的凌虐为止」。另方面，发表宣言对日德义正式宣战，并表示「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个的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媾和；否则，虽成亦败矣」。在这双重公开表示中，蒋公坦承了中国对盟邦的推诚合作的豁朗胸襟，不幸他所遭遇的竟是迭遭凌辱。那末，我们读史至此，或将深感蒋公那时那地作此言，似有先见的预感。

　　罗斯福得蒋公此项表示後，立即商得邱吉尔同意，请我蒋委员长在重庆召集美，英、俄、荷军事代表开一东亚联合军事会议以应付日方之侵略。蒋委员长以主席身分提出一长程而广泛的盟军合作作战计画。英国代表首先反对，美国代表亦以目前缅甸告急，似应先筹卫缅计画较切实际。最後该会议决向罗斯福作如下之建议：以联合行动先从巩固缅甸入手，再在华加强空军继而增加全部抗战实力，俾得配合英美进攻日本。这建议虽空洞未涉实际，然在中国首都由元首召集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我四年苦战换来的国际肯定，也是罗斯福高捧我们要我们卖力的政治手腕。

　　跟著民国三十一年元旦美英发起组织联合国，签字加盟的共有二十六国，签字顺序分「领衔国」与「会员国」。「领衔国」，美国初稿为美、中、英，苏，後因英国反对改为美、英、苏、中；其余二十二「会员国」则按国名的字母依次排列。中国虽经英国的干扰从领衔国第二名挤下到第四名，然我单独抗战四年的贡献，在这里获得报偿，确定了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这又是罗斯福要利用我而予我的暗中协助。

　　最後，在美英协商之下决定的太平洋联合作战计画。我们的蒋委员长竟得到了太平洋联合国军队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荣衔，负责指挥在中国以及缅甸泰国境内，全部联合国军队之责。这任务粗看似甚切当，但细究其实，已把我元首降级与英国的印度区总司令魏非尔(Sir A. Wavell)及美国东南亚区总司令蒙巴顿(Lord Louis Mounbatton)并列，也不啻把中国排成英美之下的次等国。然识者或可辩解，蒋公与罗邱异，他是军人使为总司令，实至名归，罗邱愧无此持禀。这且不谈，我们研究到美英会商决定我国参加太平洋联合作战的职权与任务时，其藐视我国家元首，抑制我国家地位的用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昭然若揭矣。它们规定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中国既已参加了世界大战，那末，决定世界大战的盟国参谋团联席会议(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简称C．C．S．)，应邀中国参加，我国竟没有被邀。重欧轻亚，先德後日的战略大纲就在这会议中决定的。中国不参加不独没有发言机会，连决定了这个重要战略，也没有通知中国。第二、中国既成了世界大战的盟邦，那末，决定盟邦军火分配的军火分配委员会(The Munitions Assignment Board)中既没有中国代表，反而把珍珠港事变前就已直接交由中国领取的租借法案器材，改由美国代表在印度控制了分配权。蒋委员长曾为此两项不公待遇向罗斯福抗议，率直指出，倘中国不能参加这两个决策机构，「中国在此战争中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并告甘地说，英美对东方民族总未曾以平等相待，这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蒋公这样认真的一番话，罗斯福只淡淡的以「将商诸英国」一语把它拖了下去，始终没有解决！

　　中国在这世界大战中，的确只做了没有自主权被人利用的工具。这三年零九个月中蒋公代表国家所受的委屈，真可说罄竹难宣。我们为篇幅所限，只能举参战开始时的「入缅战争」与参战结束时的「德黑兰会议」两件要案，举例说明四强之一的中华民国怎样备受盟邦的凌辱。

　　综合检讨蒋公代表中国在这阶段中所受的委屈，可分别成六大项：计为㈠罗斯福的颟顸卖友，㈡马歇尔的刚愎受愚，㈢邱吉尔的偏见掣肘，㈣史迪威的桀骜无能，㈤史达林的权术得逞，㈥毛泽东的综合受惠。蒋公是在此困境中备遭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委屈，他竟能忍辱负重，处变不惊，一口口苦水往肚子里咽，卒能完成其协调盟邦，共同完成抗日胜利的大业。这样牺牲小我以达翼护大我的伟大精神，罗邱有我无他的丑态，相形之下将愧汗无地矣。

　　第二节　缅战中桀骜的史迪威

　　我们试先从检讨「入缅战争」入手。派国军入缅甸作战美英两国实有不同的看法。美国的看法，跟我国的看法很接近，认为缅甸的仰光是美国供应中国作战物资的一个重要港口，中国是抗日的一份基本力量，美英应培养而壮大之，俾得从中国以联合行动对抗日军的进攻，进而作反攻日本的基地。英国的态度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积极。它还保持恢复亚洲殖民地的期待，战後中国强，就断了它这点希望。因此，它对中国始终有些顾忌。蒋委员长访印之行，英国表面上虽表欢迎，并把蒋公到印之日定为「中国日」，实际上它怕蒋公的三民主义会跟甘地的思想合流。国军入缅，假定缅甸因中国的支援而安定下来，则因中国的介入，缅印打成一片，英国以为，也是不能不考虑的隐忧。因此英国并不欢迎国军入缅，同时英国不认为收复缅甸是当务之急。即令今日缅甸给日军占领了，将来战胜日本仍可在和会上收回它。更何况，中国打缅甸需要美国供应大量军火物资，必将分掉原来准备拨助英国的数量。因此，国军入缅计画，罗斯福受了邱吉尔的影响，予我种种限制。

　　罗斯福太平洋战略的考虑，受邱吉尔影响之外，同时更受他主要幕僚，参谋总长马歇尔的影响。马歇尔本来是一位公正纯洁的军人，不幸，他受了美国国务院之愚，竟像跌进了一只染缸里，混身受到了太平洋学会左倾思想的污染，失掉了自己明辨是非、把持正义的正确判断力。这些控制美国国务院的左倾僚属早给马歇尔准备好一套观察与判断中国问题的塑型偏见，使他这个一生从未接触过远东政治的外行人，不得不认这是美国政府中「中国通」智慧研集的结晶。这套塑型偏见尽量丑化中国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说它在蒋公领导之下，独裁、贪污、无能，不足任抗日的重任；美国要使中国真成一个抗日有力夥伴，必扶助中国**分享甚至掌握政权。因为，中国**并非真正**而是进步的社会主义党，主张为人民造福的开明进步政策，受中国人民的拥护。马歇尔接受了这一套「先见之明」的偏见来建议罗斯福处理中国问题，蒋公之备受委屈已成了必然的後果。

　　在邱吉尔与马歇尔双重影响之下，罗斯福让他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向我外交部长宋子文提出中国入缅作战的说帖一份，希望中国同意。说帖所列实施计画，说明中国战区参谋长之职权计有下列四项之规定：

　　㈠以美军代表身分办理一切在华军援事宜。

　　㈡在蒋委员长统辖之下，指挥所有在华之美国军队，及委员长拨给指挥的一部分中国军队。此项军队如在缅甸参加作战，其作战计画应受英国统帅魏非尔之指示，但实行作战仍由该美军官指挥。

　　㈢代表美国参加在华一切军事会议。

　　㈣维持及管理中国境内滇缅公路之运输事宜。

　　中国战区的部队将包括各盟邦的驻军，蒋委员长因此建议罗斯福派一位美国军人来做他的参谋长，当然请荐原意，这参谋长只限於运筹策划的范围，现说帖中的战区参谋长竟由美国派驻中国战区的军事代表兼任之。军事代表受美国参谋本部之直接指挥，中国战区参谋长受战区总司令之直接指挥，结果，引发了将来史迪威目无蒋公之悖逆行为，使史迪威还振振有辞是按规定行事。蒋公接到说帖，立即指出此点的矛盾必须纠正，电示在美的宋子文。不幸，美方坚持不理，宋氏无奈仍照原文签了字。

　　此一说帖的另一欺人太甚的规定，是第一项，美国军援事宜交由中国战区参谋长以美国代表身分办理之，这简直是背信毁义的卖友行为。在珍珠港事变以前，中国依据租借法案所得到的物资，早就由美方主管机构直接交给中国，现在这说帖竟使租借物资要由美国代表监督管制，军队装备反而限於交给指挥华军的美国将领。坐令中国参加世界大战之後，所得美援尽数供史迪威个人的挥霍浪费，没有对抗战作任何贡献。

　　国军入缅作战计画完全按照罗斯福商同邱吉尔所订上述内容由中国外长宋子文与美国陆长史汀生以换文方式订定的。同时美国陆军部就发表史迪威将军的任命。这任命可说开古今中外任官未有的创例，他竟以一个人兼了下面六项重要的职务：

　　㈠美国驻华军事代表，

　　㈡在缅甸的中美军总司令，

　　㈢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

　　㈣滇缅公路监督人，

　　㈤在华的美国空军指挥官，

　　㈥中国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是一个粗犷桀骜的军人，既无指挥作战的学问与经验，更不知配合政治环境是他份内应负的责任，只凭他在我军阀时代到中国来做了几年武官，学会了说几句生硬的国语，就给马歇尔认做为了不起的「中国通」，最适当做驻华美军的代表。他过去接触的中国人既都是智能低落的军阀，因此养成他藐视中国人的积习，更加上马歇尔给他定下的职权，当然会养成他不尊重蒋委员长的无礼姿态。因此，当他到重庆第一次晋见蒋公时，自述来华职务，只列举了上列的前五项，没有提他来华最重要的第六项职务是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太平洋联合国军队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参谋长。蒋公提醒他，他漫应之，还好像这是他不重要的兼职，一开始就表现了他目中无人的傲态。

　　缅甸之战，名义上是中、英、美三国联合作战，实际作战的重担完全交给中国军队负担了起来。照英美参谋会议的决定，在缅作战完全由英国印度区总司令魏非尔负责，这就与他们把缅甸划入中国战区的原则相背。蒋公据理力争，罗斯福力劝忍让，蒋公才勉允之。不料英军虽争指挥之权，实际无久守缅甸之意。时三国商定战略，日军由泰国攻缅，英军守右翼普罗美，我军守左翼东瓜。实际，英国留缅部队只有两师，蒋公赴缅亲自发现其军政人员精神委靡，毫无战意，而我入缅部队则调我装备最新、训练最精的第五、第六两军全部参加，即就数量计，亦超过英军四倍。战事展开，英军稍作抵抗即步步退却，退至仁安羌其两旅及战车一营为日军围困势将歼灭，幸经我防守曼德勒的新编三十八师赶到，激战两昼夜，击溃日军，救出英军七千余人。在这一件小例子上，显出了大英帝国是怎样一个银样蜡枪头；可是我蒋委员长却受足了他的气！

　　至史迪威入缅作战的骄纵，可综合成下列十大罪状：

　　㈠他是蒋公的参谋长，不折不扣的属僚，可是他动辄以美国总统的代表自居，使蒋公无法配合作业。其罪一。

　　㈡他是太平洋联合军队中国战区总司令蒋公的参谋长，主要任务应为中国战区设计一套配合太平洋其他盟邦反攻日本的全盘作战计画，可是他心目中，他的唯一任务是打缅战，无暇他顾。

　　蒋公一再催，他一再推，始终没有考虑到这大问题。实际如何设计他什么都不懂。其罪二。

　　㈢他懂的只会抓权。凭他是美军代表，在缅作战，藐视蒋公指示的下列战略原则：必俟英方补充军力由仰光登陆充实其右翼实力後我左翼国军始可与之配合，全面反攻。

　　蒋公一再叮咛第五、第六两军是中国最精锐部队，运用时要十分审慎。史迪威竟不顾蒋公这样重要的指示，好大喜功，不等英方右翼部队的充实，迳令国军独力采取攻势。又以不喜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不肯以其所辖的第十路美国空军助杜作战，致令我军溃败。其罪三。

　　㈣我军溃败後蒋公电史迪威，速将主力向密支那方面撤退，史迪威不理，仍把部队徘徊在曼德勒附近一带。直到後来密支那铁路被毁无法使用，致令国军数万人被困在北缅，受日军攻击，节节惨败，损失奇重。这种种经过，他都没有报告蒋公。其罪四。

　　㈤史迪威得到前线报告，腊戍失守，八莫危急时，就决定自己退到印度的英坊，令罗卓英带领残余国军穿越野人山的原始森林，翻山越岭向印度东境之雷多转进。这些国军沿途遭遇毒蛇猛兽的袭击与疫疠的病扰，死伤之众惨绝人寰！这种处理，他没有请示蒋公，其後效也没有报告蒋公。其罪五。

　　㈥他到了印度新德里才飞到重庆晋谒蒋委员长，不作引咎自责的表示，反把此次入缅作战失败的责任推给国军部队长官的不合作；特别指出第五军新编二十二师不奉行他的命令，第六军军长杜聿明执行他的命令也不切实。他竟以辞去参谋长职务相要挟。蒋公竟无一言谴责反会忍下气来，温言抚慰，并即另作安排，派罗卓英任史迪威部下的协调官。五六两军军长应服从罗卓英的命令，而罗卓英则必服从史迪威的命令。蒋公这样为国牺牲，委曲求全，当然，我们要感佩他的伟大，可是他以统帅之尊，如此面受部下凌辱，实也令我们痛心！其罪六。

　　㈦史迪威在印度，自定专职，协助中国训练新军。因此，他把他一手控制的美援物资调在自己手里作训练新军之用，配给国内正真抗战用的，不啻涓滴。实际，他训练中国新军的目的既不在为整个中国战区增加抗战实力，也不为太平洋同盟国多添一份杀敌新力量，只为了他带的兵给日军打得这样落花流水，他要借掌握到的这些实权，重建一支有力的部队，由他带著反攻缅甸以雪他败军之将的耻辱。他练新军，不为中国，不为太平洋反日盟邦，只为重振史迪威的其名。其罪七。

　　㈧就整个中国战区抗日战略全盘著想，缅战只能算枝叶，如何培养与运用全盘力量以配合太平洋盟邦的攻势才是根本要图。蒋公设计，中国能速见成效的贡献是建设最有作战效力的空军。适在此时美军官陈纳德自告奋勇组织美国空军义勇队，挺身与日本巨大有力的空军战，竟屡建奇功。其战绩之辉煌使素抱偏见的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其价值，把陈纳德的飞虎志愿队改编为美国十四航空队，归史迪威指挥。陈纳德在史迪威指挥之下备受物资供应之限制与作战作业之排挤，然仍在抗日争取制空权之斗争中赢得万众腾欢的胜利。压制陈纳德尚属史迪威毁我空军之小罪，其十恶不可赦之大罪为搁置向美申请供我作战飞机五百架之大罪。供我作战飞机五百架，助我重建新空军是罗斯福亲允蒋公之承诺。然此约定，美国规定手续必先由受赠国作正式之申请。这是参谋长份内应办的事，蒋公即嘱史迪威照办。史迪威唯唯诺诺一味拖延始终没有作这重要计画的申请书。他并非健忘，是故意拖延这计画的实施。因为，此计画实施後，美国协助中国建立新空军的军官，可能就是陈纳德，将成美国驻华军官的首席代表，再也轮不到他史迪威了。因此他故意拖延了这一件中国建军的大计画，是他十恶不可赦的第八罪。

　　㈨在印建新军反攻缅甸到了民三十三年居然给他训练有了结果，反攻日军，节节胜利。但在此时，日军在国内发动最後一掷绕道湖南、广西、贵州的迂回後路，进击重庆。他以蒋公参谋长的身分竟全神注意缅战，把国内危局看作不干他事。一天偶回昆明接到李济琛的一份通告说，他将领导广东、广西、湖南、福建、安徽、四川、云南、西康八省以及其他军人组织「西南联防政府」来代替无能的重庆政府抗日。史迪威阅电竟非常高兴，电告马歇尔说他与这些人经常有联系，并推荐白崇禧是蒋倒後唯一可以领导中国的人选。同时，他派员迳与白崇禧接触，不料白说，对此事件毫不知情。他才知道上了当。可是，其背叛主帅的居心叵测是他第九罪。

　　㈩史迪威部下有两个助手，一是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志兼任的，一是专任的戴维思。两人都是太平洋学会会员职业性的左倾亲共工作者。特别是谢伟志是专心一致从事影响史迪威联络中共的人。最後，他竟做成了拉周恩来跟史迪威见面的一著。周面允，中共军队如得美援，愿受史迪威指挥，入缅作战。周的这一手，正拨动了史的野心，因为史想，他如得中共军服从命令，能操指挥中国全部军队之权，其权威将超蒋委员长而上之。这才引发了他最後不自量的要挟而构成他的失败。然其叛变之心构成其第十项之可诛罪状。

　　史迪威训练新军到了民三十三年成功而发动攻缅战也势如破竹进占了密支那，配合著，中国在云南的远征军也强渡怒江，进占龙陵，美国政府也算是史迪威的功绩，於是在马歇尔的吹捧下，史迪威竟成了一个时代英雄。同时，在美国国务院里已弥漫著蒋委员长独裁控制，不令忠贞报国的中共有抗日机会，蒋某自己又贪污无能，贻误中美合作抗日的胜利机会，种种积非成是的烂言。再加以，史迪威的骄纵，使东南亚战区英国统帅蒙巴顿受不了，坚决向美方要求史迪威专任统率中国军队，不要兼任东南亚战区副统帅。因此，马歇尔竟异想天开，拟订了一套因史迪威缅战有功晋升为上将，统率中国全国军队的建议，呈请罗斯福要求蒋委员长的同意。说这样安排既可以满足英国不让史迪威兼任东南亚区副帅之愿，又可以增加中国军队作战的声威。

　　这建议藐视我执政当局，把中国压成唯诺受命的属国，固足令人发指，然此中阴伏之更大阴谋，还应计及史迪威统率中国全国军队必然包括中国**的部队，这就实现了周恩来骗取美援，并藉美援以消灭国民党，夺取政权的阴谋。然蒋委员长虽洞察其奸，明知有诈，仍处变不惊，虚与委蛇。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驻华司令苏尔登、中国外长宋子文与史迪威会谈研究解决之道。史迪威曾作下列五项坚持：㈠他必控制租借物资的分配权，㈡他要求任免奖惩中国军队人员的人事权，㈢他有调配军队的全权，㈣建议更调高级人员以陈诚为国防部长，白崇禧为参谋总长，㈤蒋主席不再过问任何战役。他竟说，不接受他的要求，他不会就职，并将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军从中国撤退，另谋在俄境建美国攻日基地。他态度之恶劣，真达到狂妄的顶端！

　　隔了三天，同年九月十九日史迪威就接到罗斯福嘱他亲自面交蒋主席的一封密电，其态度之傲慢，竟是一通责令蒋公遵命执行的训令，其措辞之严肃，不啻「最後通牒」！电文最後一句说：「余与此间各高级人员均认为：阁下对於吾人援助中国所有之计画如再延搁及犹豫，便将完全消失！」简直以停止一切美援为威胁。

　　蒋公受此威胁，毅然决然作最後的摊牌，断然拒绝罗斯福这样无礼又加无理的要求。嘱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转告罗斯福，史迪威怎样政治无知，战略模糊，要他指挥中国全国军队事关中国的生死存亡，要请罗斯福三思。蒋公表示自己有三个基本观念要坚守：㈠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坐看中共赤化中国；㈡决不容许有损中国主权之事发生；㈢两国合作必须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善和好之空气中进行，不能含有丝毫之强制，或出以压迫之手段。

　　罗斯福受此正义之斥责，亦深悔自己之鲁莽，并作遁辞谓，此电由马歇尔拟稿，夹在一堆文件中，他不知怎样不经意竟签发的。於是，立即下令召回史迪威，派魏德迈继任他的职位。桀骜的史迪威也就这样结束了他在中国跳踉的这出喜剧。

第三节　雅尔达卖友的罗斯福

　　研讨并决定太平洋联军作战战略的中心是美英参谋团联席会议（CCS），中国力争参加始终无效。实际美英也有不能让中国参加的苦衷，因为这个中心决定的基本战略是重欧轻亚。在这原则下，远东被列为防御地区，而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就只有消极性的，目的只在利用中国的广土众民，绊住一百余万的日本陆军，使日军不能在美英忙於应付欧洲战局时从中国泥淖中抽身出来，在太平洋甚至纽澳横行无阻。但，在这原则下，美英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仍有高低。英国有它帝国主义者的私心，不愿见战後强大的中国，因此故意低估中国的战略价值，绝对不予中国以任何时期任何地区积极进攻日本的机会。美国则不然，它始终以为打败了日本之後，有资格有能力领导战後自由亚洲的只有我中华民国，故力争英国应在欧战胜利在望之时，抽调精兵与我入缅军合作驱日军离缅，恢复我滇缅海通要道，并愿支援我建立新空军，配合盟军参加攻日阵线。

　　不幸到了民三十二年八月美英元首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会议的时候，中国战场地位在美国的估计中也跟著英国降低了。其降低的原因有二：㈠美国海军有了长程航空母舰，在太平洋上有了制海和制空权，可以用海军去封锁日本；㈡超级空中堡垒B—29型远程轰机问世，美国可以自中太平洋海岛直接轰炸日本本土，摧毁日本的重工业。这两种新武器都不需要大量的陆军和邻近日本的基地来做掩护，中国的人力和地形对於美国全球战略的贡献也就骤见减少了。

　　更不幸的，美国低估了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却在同时竟高估了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价值。罗斯福永远以为苏俄参加对日作战甚至让美国能用苏俄的远东基地来对付日本都有重大的战略价值。他更以为史达林肯挺身出来与独裁纳粹希特勒战，证明他也是捍卫自由的斗士，战後可作建设和平世界的夥伴；同时罗斯福更相信，史连林既在欧洲以德国为敌人，自必在亚洲把日本看做敌人。史达林就把握住罗斯福这套自我陶醉的幻想，运用他的狡狯手腕，把罗斯福像如来佛玩弄孙悟空，在他手心里翻筋斗，任他拨弄。

　　民三十一至三十二年间，罗斯福不断要求史达林对日宣战，史达林永远运用他的所谓二元策略来应付罗斯福。所谓二元策略，一方面表示在原则上苏俄一定应该参加远东战争，可是另方面也要表示，苏俄的参加远东战争要看它主观条件成熟与否，不受客观的影响。在欧战打得难分难解的阶段，史达林所谓的主观条件很简单，是苏俄军备实力是否能应付德日夹攻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攻势。答案当然是消极的。这就成了史达林最有理的一个口实来应付罗斯福。实际那时，他跟希特勒也订盟约，在欧洲也在坐观成败。

　　但到了民国三十三年底，世界局势完全变了，义国投降之後，德国已显著地表现了难撑残局。史达林在是年十月九日向访苏的邱吉尔以及驻苏的美国大使表示苏俄拟在德军崩溃之後进攻日本，今已在养精蓄锐作一举成功之准备。同时，他又向美驻苏大使单独表示，愿在美军攻中国东北日军之时，苏俄拟配合攻关内日军，夺取山海关以切断关内日军驰援关外日军的通路。随即交给美驻苏大使一份苏俄所需此项军事行动的物资器材单，要求美国供应其在远东储备两个月作战所需的物资。跟著他又提出苏俄参加抗日政治方面应得的代价：㈠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归还苏俄；㈡租借辽东半岛的旅顺口与大连湾；㈢租借中东铁略；㈣承诺外蒙古现状，保持其为一个独立本体。他解释，达成这些要求是他对日宣战的必要条件。因为，日本与德国的对苏关系异，日本迄今对苏订有盟约，仍有友好关系，今突然要他对日宣战，他对苏俄的老百姓，对历史，对自己的良心，一定要有一套充分的理由才可以交代得过去。达成这些要求，就是苏俄作了对日宣战这重大牺牲所应该得到的代价，他可以拿这套收获来答复老百姓、历史以及自己良心的质问而问心无愧。这又是史达林二元政策微妙运用的外交手腕。外行人听了，的确会认他理直气壮的。同时，罗斯福受了太平洋学会左倾幕僚的包围，形成了一种信念，确信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将可在他所梦想的团结与和平的世界中获得苏俄的真诚合作。美国军政首长们又经左倾人土的影响对日军的战力特别予以高估，警告总统，如果没有苏俄参战，美国就可能要以百万人的伤亡代价才能征服日本。

　　罗斯福就抱著这两套中苏战略地位不同升降的世局新观点来应付对日新战略的实施。人在社会中，每因环境转变而受人的尊敬或藐视。人称这是势利眼难逃的遭遇。不料国家在世局中也会受到同样的遭遇。当欧战打得火热的时候，美国一身要兼顾到大西洋、太平洋两个战场，对日战大部分的负担要交由四年死拚的中华民国帮它挑起来。因此，美国战略必须把我中国捧上了天。这可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开罗召开的中、美、英三国元首会议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在开罗会议中，罗斯福对蒋公备致敬佩之忱。除在共同宣言中采用蒋公建议表示三国不图私利，但求制止日本侵略，将其所占的中国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交还中国外，并接纳蒋公面谈时提出的重要意见，例如：㈠保持日本天皇制度；日本投降应推美国为盟邦军事占领国（罗斯福建议应由中国代表盟邦，蒋公谦辞推美国）；㈡协助高丽、越南独立，恢复泰国的独立地位；和苏俄协商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问题。那时候，中国的四年抗日战绩之辉煌固足令人钦仰，然其困顽敌於中国民族泥淖之中，使其百万雄师无法增强其太平洋之攻势，亦作了当时盟军对日抗争十分有力的贡献。这是中国战略地位在罗斯福势利眼的估计中占最高地位之时，故在开罗作了那样捧场的表示。

　　不料，只隔了一年半之後，三十四年二月四日，罗斯福和邱吉尔与史达林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达开三国元首会议中，罗斯福的对华态度竟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把开罗宣言对中国公开的承诺竟作了公开的背弃，其势利眼的丑迹昭彰，不容辩释！

　　罗斯福为什么要变，简单答复，中国的利用价值没落，可以牺牲它来换取利用价值升高的苏俄之合作。苏俄参加抗日要代价，代价要剜中国的肉。这份中国肉是美国信誓旦旦愿协助保持的，怎可背信忘义帮强盗去剜！可是，信义值几个钱！拉苏俄来打日本才是真收获，於是在雅尔达三国秘密协定中切切实实写道：

　　一、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保持。

　　二、因日本在一九○四年之侵攻而被攫夺之俄国原享权益将予恢复，其中包括㈠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将交与苏俄。㈡大连商港应列为国际港，苏俄在该海港内之特别权益将予保障。苏俄并得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㈢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将由中国及苏俄合组之机构共同经营。三国同意：苏俄之特别权益应予保障，中国继续保持在东北之完整主权。

　　协定的第三条虽声明有关外蒙以及海港与铁路等问题应由罗斯福徵求蒋公之同意，可并未进一步表示，如蒋公不同意此约是否有效，意即暗示蒋公意见不能影响此约之效果。这不是创有史以来国际协定绝无仅有的怪例；两国协定，不经第三国的同意，迳以第三国的利益来作换取对方的承诺。罗斯福原意，也曾主张，先徵求蒋公同意，才签这份秘密协定。可是，史达林问，协商蒋公，蒋公是否必争？罗曰然。史又问，蒋公争是否会变成世人尽晓的新闻？罗又曰然。那末，史说：「这种事越少人知越好，你愿意把它供全世界人茶余酒後的谈助吗？」这一问，触到了罗斯福内疚的心病，这才同意瞒著蒋公作「先斩後奏」的卖友行为，在这份秘密协定上签了字。

　　华府筹备开雅尔达会议的时候，罗斯福本来准备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同参加，却给左倾分子控制的美国国务院劝阻了，因此罗斯福以抱病之身，单独在雅尔达应付狡猃恶毒的史达林，受他玩弄而不自觉。直到罗斯福回美，签字後十多天，赫尔利在中国从各方面听到了一些传言，彷佛美苏之间曾订下一份有关中国的秘密协定。他就赶回华盛顿，国务院里的人竟还否认这种传说。他最後说服罗斯福，准他查阅雅尔达会议的档案，他才发现罗斯福总统签了字的这份秘密协定的副本。赫尔利抄录了这份副本，并在边幅上签加自己的评注说：㈠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与其主权？㈡美国是否破坏了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宣称的一切目标和原则？㈢美国是否否定了它总统本年三月一日在国会的报告（罗斯福此日报告雅尔达会议只讨论欧战问题，并未论及太平洋战争。）他拿这份抄本及自己的签注给罗斯福看，当然必恳切面陈其顾虑。罗斯福竟给他说服了，承认自己当时的措置乖张，立刻给赫尔利一份特殊指令，叫他飞往伦敦和莫斯科商谈，尽量找出一条弥补对中国背信行为的出路，俾美国得回复在远东的门户开放政策。赫尔利奉命先奔伦敦想说服邱吉尔，不果；在飞往莫斯科途中，罗斯福在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逝世了。罗斯福想纠正他一世英名最後一手的大错，也跟著他入土而无法挽救了！

第十五章　重庆末期的国宣处㈡

　　第一节　助桀为虐的记者群

　　日本军阀把欧战扩大为世界战，横扫太平洋，使久霸远东的那些欧洲帝国望风而逃，从民三十年十二月八日袭击珍珠港起到三十一年三月七日打到缅甸，只共三个月差一天，日军几乎占领了整个太平洋。在缅甸英国只留下两个师，并无久守之意，幸有我蒋委员长选派中国最精锐的第五、第六两军全部出动，倾我全力入缅作顽强的抵抗，日军锐气才受顿挫，停止其在太平洋上一鼓作气的冲劲。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美国海空军未恢复其战斗实力发动在中太平洋跃岛进攻新战略以前，在太平洋战区真正跟日本作战的国家还只有我中华民国。我们是在国内抵抗日阀的大陆攻势，在缅甸抵抗日阀的海洋攻势，美英虽有太平洋联防的参谋长会议作整个太平洋战略的决策者，实际空有其表只作纸上谈兵而已！

　　不幸，中国在太平洋战区中对盟国作了这样独肩艰钜的伟大贡献，不独未得盟邦应有的肯定与适当表示，反因罗斯福的颟顸、邱吉尔的自私、马歇尔的无知、史迪威的桀骜，使史达林的阴谋得逞不费吹灰之力坐享丰盈的果实。

　　我们是在这个时期面对这样的国际不利形势办国际宣传业务的。更不幸的，惟恐天下不乱的外国记者，在这个时期，未来中国前先受埋伏在美国政府国务院中希斯（Alger Hiss）等太平洋学会左倾党羽的煽惑，来到中国之後又受身为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拉铁摩尔（此时已转任此要职），以及潜伏在美驻华使节中兼任驻华美军佐理的谢伟志与潜伏在美国驻华军部中的戴维思，前後左右的包围，一个个的脑子里都装进了了解中国政治形态的塑型,因此，在美国政府政治压迫之下，中国政府又遭遇到这些助桀为虐的西方记者趋势附炎、兴风作浪的歪曲事实造谣生事。更加上，中国是唯一与日本真正作战的国家，更在西方国家望风奔逃的颓势中打了一次长沙大捷，重庆变成了产生热门新闻的唯一重镇，於是，西方记者在香港不能再作他们采访据点之後，多不避爬过驼峰（飞过喜马拉亚山之戏称）之劳，集中到重庆来了。

　　这时期的外国记者或者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职业性的通讯社或报纸正式派驻的记者，例如美国美联社的慕沙（Spencer Moosa）。英国路透社的赵敏恒（中国人），法国法新社的马可仕Jaeques Marcus，美国合众社的王公达（中国人），苏俄塔斯社的叶夏明（Vladmik Yakshamin），以及美国纽约时报的窦奠安（Tilman Durdin）与洛杉矶时报的艾力根（Bob Elegant）；第二类，是各通讯社或报纸的职业记者为某一事件或某一时期来华作短期专访的记者，例如瑞士苏利克日报的鲍士哈特（Walter Booshardt），美国芝如哥时报的毕启（Keyes Reech）同报的史蒂尔（A. T. Steele），英国路透社的包亨利（Henry Bough），美国新闻周刊的马丁（Peppy Martin），美联社的司徒华（Janes Stewart）。第三类是非职业性的流浪记者，来华之後，因报导**新闻而成名的记者，举例言之，我在十三章里所提的三个都以S为名的女记者史特朗（Anna Lovis Strong）、史曼特莱（Agnes Smedley）、苏艾士（Hona Sues）之外，我特别要提的是由显光兄最先提拔，国际宣传处的叛徒美国青年白修德（Theodore White）。他哈佛刚毕业就给显光兄网罗到国宣处实习编采。他就以国际宣传处职员的身分出入中国政府军政机关和前线部队，搅得很熟，转变而成他自己的采访网，同时再如上共□在重庆活动的地下宣传人物，他更得了左右逢源的便利，於是他就跳出国际宣传处，做他自己独立生活的记者了。後来亨利·鲁斯来华，不晓得怎样给他巴结上了，竟得了时代杂志的正式记者的任命。当然，他这样藉国宣处的身分搅他自己的独立生活，有背忠恕之道。跟美国人讲忠恕真是对牛弹琴，未免要求太高。可是，後来，他乘机溜到延安去，回到美国，写了一本「中国的雷声」（Thunder Out of China），把共□捧上了天，他身履其地而作此叛变国宣处原则的违心之论，虽是美国人也不能不斥他为叛徒了。他後来跟我见面，也曾自承此书写得过火一点，或者事後也有悔疚之心，然此书给我政府的打击是无法弥补的了。

　　第二个乘势转变的人是代表美国最有影响力一份大报纽约时报的艾金森（Brooks Atkinson）。代表纽约时报的记者，抗战一开抬就由窦奠安独任其劳。他是一位深切了解我国情对我抗战深具同情心的记者。不料，在这抗战局势作大转变的关头，突然钻出一个艾金森，取窦奠安的地位而代之，把纽约时报对我政府的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变成了完全袒共的报纸。

　　艾金森原来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写文艺活动新闻不见经传的小记者。正因此，他感到混在纽约时报总社人才济济的同事中间求出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在求发展的苦思中，一个念头转到向总编辑请求得到派来重庆做特派员的职位。不科，到重庆发现代表纽约时报的记者已有窦奠安打下了十来年的关系，没有他插手的机会。他苦闷了几个月之後，忽然遇见中国剧戏团以国语上演莎士比亚的「罗蜜儿与朱丽雅」，他乘机写了一千多字的报导与评介，竟得纽约时报当作头条新闻，在第一版用大字登载。於是，艾金森在中国代表纽约时报的地位开始与窦奠安平分了秋色。那时候，美国政府受左烦势力的控制，记者的风气也跟著一面倒，艾金森要压倒窦奠安，取其地位而代之当然要走左倾的路线，於是他乘著中国政府开放外记者访问延安的机会，争取得在纽约时报发表专访延安的特稿报导，又得了打击窦奠安的第二次胜利。最後，到了一九四四年，史迪成事件的爆发，艾金森公然做了史迪威的同谋者。他竟跟著史迪威飞返美国，写了一系列的报导诋毁蒋委员长，为史迪威辩护，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予我政府以最不利的打击，使在窦奠安报导中支持的态度公正、仗义执言的纽约时报一变而成万恶之首中国叛徒□□□□的代言人了。

　　上述白修德与艾金森是第三类来华助□成名的流浪记者中之突出者，实际此类人数占全部来华记者人数之过半，他们的言行，每易形成不察者误认为当时全体驻华外记者的姿态与形象。除白修德、艾金森与前述S开头的三位女士外，应纳入此类的记者尚有写「红旗笼罩下的中国」的美国作家史诺（Edgar Snow），英国「伦敦泰晤土报」的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美国「经济周报」的史戴恩（Gunther Stein），美国「政治周刊」的艾浦史登（Israel Epstein），以及我不能再记忆他们所代表的通讯机构而应列入第三类的卫尔司（Nym Wales）、盖因（Mark Gayn）、罗新吉（Lawrence K. RoSinger）、佩弗（Nathaniel Peffer）等。

　
　
　　这一群第三种流浪的记者藉其人数之多，霸占了我们的招待所，竟把这些自由职业性的新闻记者，予以政治化的组织活动，成立了他们所谓的「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公推艾金森为会长，白修德与叶夏明为副会长，让资深而不爱管闲事的慕沙做秘书，帮他们办办杂务，管管钱。有了这个组织，他们开始正正式式以记者团体的身分向我政府展开实际是共□在背後指导的统战攻势，首当其冲的是我们国际宣传处。

　　
　
　　驻华外国记者竟於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以「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民间法团的正式名义呈请蒋委员长放宽新闻电报检查尺度。又於同年八月以同样内容的要求，向宣传部部长提出抗议，列举事例，证明我们检扣新闻电讯的不当。外国记者经国际宣传处抗战以来培养而成的融洽气氛，经过这些流浪记者的从中作祟，不独从此烟消云散，竟至发展而成公然敌对的姿态。当然，解除他们不满的责任最後还是落在我们国际宣传处的肩膀上。我们以光明正大一切公开的姿态，说明我们配合国家处境所定的国策来做我们检查外记者电讯的标准，并把我们检查规则译成英文供他们参考，确证我们每条新闻检扣的确都有根据。同时我们提醒他们，新闻受检是国际通例，何独责中国！

　　外国记者跟我们这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件，只能算正剧登场的预演。正剧登场是民国三十三年史迪威事件的酝酿阶段，这些外国记者竟一窝蜂地变成了史迪威的啦啦队，诋毁我国元首，作种种摧毁我国本的工作惟恐不能尽其极。最令人意外的，所谓「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会长艾金森，竟跟著史迪威返美，为纽约时报写一系列的专栏，公然斥责我蒋公拒任史迪威的不当。纽约时报久为支持我政府美国数一数二肯说公道话的报纸，今作此转变，其他美国记者自必跟著起哄，对史迪威事件的歪曲报导与失当评论竟成美国舆论界的一时风尚，其对我之伤害实至钜至深。

　　最後我们要作深入的检讨，美国记者虽经共□在背後拨弄，达成其统战阴谋，实际他们态度的恶化还是受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转变的影响。太平洋学会的魔手操纵了华府国务院，渗透了驻华美国文武机构，美国记者能有几人有高深智慧不受左倾煽惑的影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