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伸张正义的艰苦奋斗

　　珍珠港事变提高了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却又带来了这许多饮恨难伸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这一群负责国际宣传者亟需面对解决的问题。至如何解决，我们了解问题牵涉之广，不光是直接面对的这一个助桀为虐的记者群，而应扩大范围摸到事变的根，找到播弄美国政府决策太平洋学会为主的那一群左倾美国人。

　　这些左倾美国人控制了美国国策的形成，使我们的宣传业务一开始就遭遇到迎头的打击。但，与侵略顽敌早已困斗了四年多的中华民国，在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的这个开头，还肩负起单独战争的重任，它有助於盟国共同抗敌贡献之大，无论怎样歪曲掩蔽，仍难逃一般老百姓雪亮眼睛的透视。因此，我们在政治环境十分恶劣的这个阶段中，以正义打击邪恶，凭真理纠正欺骗，将事实驳斥谎言，仍能使我对美外交争取到美国舆论界主持公正的支持。

　　实际，世界局势的转变，我们办国际宣传也跟著作了重要的调整，把过去掩蔽的组织改组而成公开活动的政府机构。业务重心当然还是在重庆巴县中学的国际宣传处，仍由显光兄以宣传部副部长名义指导由我主持来推动国际宣传工作的发展。业务的重要性随国际形势的转变而加增了，可是办事的人，我们仍持求精不求多的原则。

　　国内部分全处连工友不过一百人。工作重心，集中在为宣传原料供应中心的编撰科。这科先由沈剑虹任科长，後由赵敏求、万君和先後继任。其下工作者只有朱抚松、郑南渭、陶启湘、周翻萍、谢善才等不到十个人。可是，他们每一个人能独当一面地打天下，每一个人都是文武全才、能征惯战的宣传健将。说他能文，坐下来一阵哔哔拍拍打字机写出几千字的英文稿，不下一流的英美记者；说他能武，经常配合政治要求与战局丕变作国宣处遍布全世界各办事处宣传原料的供应，奔波采访。三位先後任科长，综合全科编撰行政，作全盘处理绩效彪炳，当然功不可没。即每个工作者，除处理日常规定的科务外，也都各有特殊的贡献。此中最显著者二人。一为朱抚松，他是国宣处在每一年终结要出扳一本国情综台报告书的主编者。此书初名「战时中国」（China  at  War），後来老实正名为「中国年鉴」（China Handbook）。厚厚的几十万字，可作中国编年史稿看。显光兄与我信任抚松才高腾任，稿成不加复核迳予付印。第二人是周翻萍，当史迪威横行无忌的阶段时，我们商得美驻华军方的同意，派周翻萍跟著史迪威，名义上帮助他处理宣传事务，实际随时予以过滤及监视，翻萍经常有报告来处，确证其达成任务。不幸，入缅军败退印度，翻萍随军翻过野人山，受疫疠猛兽的威胁，几乎送掉了性命，其冒险犯难之功，亦值得记录。

　　国宣处国内部第二个重要单位是外事科。这科的主要工作，为外国记者服务。他们要什么，这一科就得给得他们心满意足。当然，记者要的，最重要的是新闻，因此给外记者找新闻路线，陪同他们做翻译以及打开任何外国人到中国活动一切不便利的障碍，都是外事科的工作；而此中最重要的是，每星期规定要开的一次代表中国政府发言人开的外国记者招待会。这科的科长先为季泽晋，继为张彼得。工作者计有沈錡、朱新民，徐锺佩、郎鲁逊等。实际，朱新民是俄文专家，郎鲁逊是法文专家，有关苏俄记者与法国记者的事，大家迳找朱与郎，季泽晋管不了。另外还有检查外国记者电报一事，论理应是外事科的重要工作。但因其太重要，初期是我处长揽权，抢过来我自己干；後来，魏景蒙由香港办事处调回重庆，因为他应付外记者能刚柔并用，是电检圣手，我就把这副担子交给他去挑。因此，无形之中，外事科里的朱新民与郎鲁逊因电检而经常接触魏景蒙，就是沈錡与徐锺佩也因检查英文外电而找景蒙解决困难，於是，摆得外事科长季泽晋反而好像空闲起来了。说他空闲，实际也不。因为每星期的记者会发言人军事方面由徐培根将军一贯负责，他的切实诚挚，我们深庆得人。季泽晋除为他作译人外，无需多费精力。惟政治发言人，未能确定一个人，故必视国情之变化，随时邀请热门新闻的主管长官来发言，那就大费周章了。此外外记者临时找问题、求解答，在季科长领导下的外事工作还多得很哩。

　　国宣处国内部其他单位计有：彭乐善领导的广播科，由马彬稣任英文，郎鲁逊任法文，朱新民任俄文，以及对敌科全科合编的日文稿；李钦瑞领导的摄影科，有摄影员王介生、郭琴舫与顾炳梁；崔万秋领导的对敌科，有林忠、杨芳洁、吴世汉、彭泽源、张栋材、高璘度、胡风等以及陈耀柱预导的总务抖，连同编撰、外事，一共六科。此外，还有唐邻柏主持的「资料室」与邵毓麟主持的「日本研究室」两室。六科两室之外，还有两人值得一提的。一是秘书倪源卿。他负责给董副部长每周写一篇报告式的长函，遍寄国宣处国外单位主管，俾得沟通对国情之了解。这一套信，真写得深入而周延，封封都可作报纸专栏文章读，我钦佩他政治观察力之敏锐落实。另一个人是王家棫，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真美善投稿的常熟小同乡，中文有根柢，英文都看得懂，是翻译能手。我蔫举他为总统蒋公译了「荒漠甘泉」。最後，有关国宣处国内部，我们做成了一件空前也可能绝後的奇迹，不能不郑重一提。那就是经我们的努力，我们在重庆巴县中学成立了我中央政治学校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办的一所专门训练国际宣传人才的新闻学院。这是显光兄深感国宣事务日见重要而真能胜任的人实在太少，因此决心要在重庆创立一所专门训练国际宣传人才的新闻学府，曾以此意面陈蒋公，当经垂示，如可得适任教师，当可准如所请。经显光兄乘随蒋夫人赴美之便，在纽约徵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爱克门的同意，跟国宣处共同合作创办这个教育机构。经过他的同意，国宣处聘甘露德（Rodney Gilbert）、贝克（Richard Baker）、德赖莱（Anthony Dralle）、劳杰士（Floyed Rogers）四位教授，而由克劳斯博士（Dr. Harold Cross）为我准备创立的新闻学院教务长率领来华。同时，在国内，我们就准备在巴中的外国记者招待所作各教授食宿场所，国宣处办公处专辟二室作课堂，并经呈准国民党中央把这新闻教育机构规定为中央政治学校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办的新闻学院，派定显光兄为院长，我为副院长。这学院办了两年，青年争先恐後以得入这学院为荣。学员每班以二十人为限，必须大学毕业。中国方面，我们请甘乃光教「中国政府组织」，潘公展教「三民主义」，马星野教「中国新闻史」，皆属实践必需课。可惜，如此难得的学府只办了两年就胜利还都而停办了。经其训练出来的人不到三十位，然皆有卓越之成就。今在台湾有政大教授王洪钧，英文邮报董事长余梦燕，其他我记忆可及的尚有前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参事周森镛，前驻牙买加大使凌崇熙，在联合国秘书处服务多年的李惠苓与他的太太殷珊姑，以及沈昌瑞（沈昌焕先生的胞弟）同他的太太欧阳美生，又有名翻译家高克毅的妹妹Julia Kao等，都是国际宣传处新闻学院训练出来的高材生。

　　实际这阶段国宣处的调整重心还在它的国外网，因为，中国既参加了太平洋全面战争是全世界抗暴联邦之一，宣传成了大家公开相互沟通的重要国策，自不需再像过去掩掩藏藏要假借外国人来推动我们的国际宣传了。因此在这阶段我们的海外宣传网面目一新，它的面，遍及全世界重要据点，每一据点站出来的主持者都是能文善辩兼具组织能力的上选干才。

　　当然，最重要的两个据点是纽约与伦敦。在纽约，我们找到了上海麦伦书院院长、国际公法学者夏晋麟。他在美人丁丕来主持我英美宣传时曾在伦敦兼任宣传业务，颇露了几手宣传绩效，因此，在这需国人自主转变关头，我们就决定请他出来主持美国宣传重镇纽约办事处。他一开手就把他原办的「泛太平洋新闻社」，改组成「中国新闻社」，向美国国务院登记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机构，同时他立刻组织「中国新闻社」的「芝加哥分社」，由为在美中国救济团体服务的一位美国宣传家伊温斯（Henry Evans）主持。不久伊温斯应召从军，即向外交部商调副领事郑宝南继任主持之。夏晋麟又组织「旧金山分社」，初由前上海大陆报美籍记者罗斯孝（Malcolm Rossholt）主持，後罗斯孝亦从军，由国内调派沈剑虹接任主持之。很快地夏晋麟在一两年间成立了北美洲全面的宣传网，除上述三处外，复在华盛顿以前上海申报主笔陈冷血的儿子陈亦为主任，加拿大的蒙特娄以有修养而英俊的夏威夷青年余铭为主任，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以经济学教授林霖为主任。在他纽约的办事处里，夏晋麟特别倚重前上海大陆报记者高克毅，帮助他处理全盘行政任务之外，并把国内编辑「战时中国」的工作接办过来。另外还有一位林侔胜，是泛太平洋新闻社转任下来的工作者，主编一份杂志名「现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这两份杂志常给各国报纸与广播评论家引用反映中国的舆论。同时，夏晋麟又聘请前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组织中国问题讲演处，负责邀约并接受有关中国问题演讲的种种服务。我们如综合北美宣传作全面检讨，可以说它大量资料的供应能促成各办事处要什么有什么的要求，最大的功臣是前期已经说过的那个美国西岸范都拉由美籍牙医生史帝华博士主持的电讯接收站。太平洋战争一开始，我们就拨款加强这个收报台，并予史帝华以每月规定的薪给与办公费，使他这个私人收报台变成专为我国宣处每天二十四小时工作的正式地下收报台。史帝华的热诚与全部设备加强後与重庆国宣处巴中防空洞内发报台的紧密合作，使这一个电讯管道的供电讯真变成像自来水管供水一样的日夜不停。不独我们编撰广播写稿同人每天写的每一个字都由这管道流到范都拉立刻以有线电转送纽约交由夏晋麟处理，并转送各宣传据点，就是外国记者有些写稿（电稿应由我正式电报局受发、拒收），也很多代为电递转送。这是我们在北美宣传一大助力。
　　扼要检讨，我对美关系，虽径美国太平洋协会左烦势力造成了对我国极不利的劣势，但在联络美国重要传播枢纽，争取美国民意支持，我们还是胜利的。重庆的那一群流浪记者，虽在美国传播界翻起一度波澜，但太平洋战事实上还只有我中华民国在打，这是事实，胜过任何雄辩。因此，纽约时报虽经艾金森的歪曲报导变了质，但仍保持著窦奠安公平落实的记载。在这阶段中最早访华的美国名记者是国际通讯社的杨吉姆（James Young）。他本受日军之邀，要他去访日据大陆，遭他坚拒，反来重庆，适遇大轰炸，写了二十篇现场报导，被全世界英文报纸普遍转载，重振中国人在国际间之威望。第二批重要美国记者来华的是美国史格里丕斯——霍华德报系（Scripps Howard Newspaper China）与合众社主持人霍华德（Roy Howard）领导着的十人访问团。经蒋公亲自招宴霍华德，交谈甚久。霍氏本为日相松冈至友，今拒松冈邀而来华专访，返美写一系列澄清远东局势助我宣传的报导，其择善固执之态度令人钦佩。第三位美新闻界巨头来访者为北美报纸联盟（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主持人甘尼森（Baya Arch Gunnison），经蒋公亲自接见，其访稿遍载美国四十七家报纸。另外更如上期所述「时代」、「生活」、「幸福」三杂志在美最享盛名的发行人亨利·鲁斯的影响仍保留其对我主持正义、真理之原则。由此足见在这阶段美国传播界接受我以诚相见的宣传感染，在外交上多多少少纠正了美国政府对我态度的偏差。

　　叶公超在伦敦办事处的作风却跟夏晋麟在美国的大大不同。夏重组织而叶重说服；因此夏的成功，在能运用美国舆论群众的力量，来纠正政府，而叶的成功，在能说服英国社会菁英，造成督责政府的压力。这也是个人禀性的不同造成作风歧异。叶公超才华超人，自信力强，故大事一肩挑，什么事都不信别人能比他做得更好。因此，他总以为编新闻，印刊物，组织什么广播演讲团体等等我们学各国的宣传项目，都是做给人看的宣传表面工作，既成一个政府宣传机构，我们都应该做，但不会真有多少功效。宣传重心要具真功效，应下工夫选定重点，运用狮子搏兔的全力来擒住这重点而善为运用，这才能以不露声色的静态中发生惊天动地的绩效。他就以这个原则办我欧洲中心的伦敦办事处。处中办事人员最初只有「小猫两只三只」式的两个英国雇员，後来也只向总处调了朱抚松一人去做助理。因为，把重庆总处送去的宣传品照规定推动宣传业务，这些人的确够了。可是，这只是做给人家看的，他不信有任何绩效。有绩效的工作要他自己干。干，只干不说，默默耕耘，却建了很大功绩。这份功绩埋在国际宣传处的最高机密档案里，这份档案，我们没有移交给下任。因此，他在伦敦的真贡献，只有显光兄与我和他自己三个人知道，现在事隔快要半世纪，他和显光兄都墓木已拱，不妨让我这天宝当年的老伶工在这里重弹往事，揭开公超对国宣在英工作的重大功绩吧。

　　公超兄以为在英国宣传不同在美，因为英国是一个控制远东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念念不忘战後恢复其威势权力。故在英国，我们虽为盟邦，自己公开说话，不会像美国那样发生效果，故他认为在英国，做一些既为盟邦不得不做的表面文章外，真想发生效果，还只能凭他三寸之舌，说服英国社会菁英，来替我们中国说话。他在英默察了一年余，决定所选社会菁英应从四方面著手：第一方面，当然是新闻记者，第二方面是青年领袖，第三方面是书籍评论家，第四方面是广播评论家。再经一年余广交默察的结果，他竟能在这四方面找到了理想的对象。第一方面新闻界，他找到「星期日观察报」（Sunday Observer）与「曼彻斯特晚报」（Menchester Evening News）的记者格林（G. M. Green），第二方面青年领袖，他找到英国青年辅导会的教育主任杉姆森（Gerald Samson），第三方面书籍评论家，他找到了英国参议会（British Cuncil）的中国科长葛尔（E. M.Gull），第四方面广播评论家，他找到了前任北京大学英文教授现为英国广播公司（B. B. C.）华语主任的恩伯孙（William Empson）。公超达成这个任务时，适显光兄赴英，作口头报告。显光兄嘱其以实情密告我，在处存档并照拨所需款项。兹将公超英文来件，摘要译录如下：

　　「去年回国述职时，我们商定在英实施的反共与责共的秘密计画，经与有关对象接触，均已得预期的良好反应。当然，推进时并不十分顺利，屡遇险阻，皆经一一克服。所需经费，仍不超过董显光博士本年度允拨之两千英镑。」

　　「董博士今在伦敦，曾当面报告此案并详述效果。董公似甚满意，嘱立即以最机密方式向你报告存档，并将所需经费编制预算以便根据拨款。望在年底前照拨。

　　「兹将争取英国宣传对象案内容报告如下。

　　「㈠格林为「星期日观察报」与「曼彻斯特导报」记者，其评论中国问题态度公平独立最得美国读者之信任。他不断强调英国如偏向中共，英国在华商业必大受打击，日本败退後中国将无宁日。对中国今日之安定，他一再强调是蒋委员长领导之功，他在「星期日观察报」每期有专栏发表他的文章，故影响力很大。

　　㈡杉姆森原为路透社驻华记者故对中国具有好感，曾写有关中国的书三年内二本之多。英国青年辅导会常办露营，招集英国青年达五万人之众。他经常在营中自己演讲，并约请名人轮流作业，讲题每常涉及中国。同时，他另外在其他各处演讲且以英国新闻处职员身分出场讲中国问题，我曾听过他这种演讲两次，感到异常动人，特别对中共问题令人感发。他曾竞选议员，即在竞选演讲中也会提到中国的蒋委员长。他是一位很难对付的人，经常还怪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资料。

　　㈢书评作家葛尔，他是专喜欢评论有关中国书籍的评论家，颇受英国出版界的重视。初任英国参议会职，使因病退休，仍写书评，特别反共。「泰晤士报文艺附刊」、「星期日观察报」、「星期日时报」、「观察报」、「时与潮」、「十九世纪」等等刊物都抢载他的文章。

　　㈣恩伯森为前北大教授，今主持英国广播公司华语节目。自我来英设办事处起每年双十节与「七七」必有特别节目。最近四、五个月，经他的协助，使英国外交部给英国广播公司有关远东宣传指示，把中国也列入其中。我曾邀请他以顾问身分参加我的办事处。他以有背英国广播公司规定婉谢，但保证如有余暇必尽力助我。我提议，他们公司的国内部对中国常取不公平的姿态，希望有人能纠正它。他叫我找魏思德（Anthony West）。魏思德说，他只是一个编辑，恩伯森才是决策者。於是，我再找恩伯森。最後协调，得恩伯森与魏思德两人的合作达成了我的目的。後来，恩伯森得英国广播公司董事会通过一道对中国**的临时决策：对中共问题尽量采用最可靠的消息，并应注意国民政府是英国政府唯一承认之中国政府。在这决策下，魏思德的运用就左右逢源了。恩伯森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位亲华的诗人，也不会有人怀疑他另有作用。实际他跟魏思德合作无间。

　　「我感到能得到这四人合作是异常的幸运。问题的艰险，只在我正式邀请时，倘被一口拒绝，这消息一泄漏，後果的可怕，不可想像。我可以用不著说，我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工作中有这一份最机密的活动。更要时时警惕的，我所接触的四方面，每方面部不会知道或猜疑我跟其他三方面的关心。因此，此後倘然要我继续这套工作，你必须给我绝对的保护与合作。

　　「临时我又想起，最好此款勿由银行汇来。应如何送来，当另函奉告，最好绕道第三国家。假定在两星期内不得我通知，我计画在年终返国面领，总计至年终需款一千九百七十英镑。以後公文中，切勿提起本报告。倘对本案尚另有指示祈用专差递送，切勿借用外交邮袋。」

　　公超对此专案之成功如此得意并慎重保密，即足代表其在英活动之全部作风：著重各个要点的说服，轻视广大组织的运用。实际，这也是配合英国政治环境不同美国最适当之措施。至其报告结论中所提拨特款问题，他有详细报表，说明用途，可以说，涓滴归公，无一文无著落，惟这才真是国家机密，到今天，这份支付报表还不便公开。显光兄和我是绝对信任公超的，我们确信他一人的机密活动可以比之在美洲几十人组织活动的绩效而过之。邱吉尔的狡猾，只怕战後中国之强大，尽量在外交上压抑我们，然仍不能不顾到自己国内舆论主持正义一致反共的督责，仍尊我为四强之一领导联合国，仍取消帝国主义动机订定屈辱我的不平等条约，仍邀我参加共同商定胜利条件之开罗会议，最後竟不得不接受蒋委员长由美国单独主持日本投降之建议。这一些都是公超幕後活动不见经传的功绩，知之者只有显光兄和我两人。

国际宣传处的组织是配合抗战需要来作配备的，因此，欧洲重心只在英国，其他欧洲国家忙著自救抗德，都没有闲情来顾到远东，因此，我们除在巴黎设一个发发宣传品的小办事处外，其他欧洲各国都不设处。为了同样理由，我们在亚洲，配合抗战需要，只在香港设一个办事处，为我宣传出进的吞吐站。香港沦陷，主任温源宁离职回去做他的立法委员，董寿彭也辞职他去。本阶段初期，缅甸未失，我们在仰光设办事处代香港执行吞吐任务，不久，仰光又陷敌手，这个吞吐站又不得不转移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缅印先後两个办事处皆由原为青年会总干事的骆传华继任之。说吞吐，事务相当繁重，应分人与物两大项分别处理。论人，凡受国宣处邀请或自动访华的国际知名人士，要到重庆都由这吞吐站迎送招待。论物，凡国宣处这个供应中心所制宣传品，例如新闻印稿、小册子、书籍、照相片、录音录影带、电影片等皆由这吞吐口分别转送给国宣处海外各办事处。

　　国际宣传处在重庆末期算是组织最完备人才最集中的阶段，可是如上检讨，组织还是那么简单，人员还是数得清的那么几个，然其发挥出来的影响，确能在美英两国树立公正有力的舆论，使中国外交尚不致在罗斯福的颟顸与邱吉尔的狡桧运用中，完全崩溃下来。我可以坦白检讨，国际宣传处实有挽救危局的功劳。同时，我也需承认建立这功劳的人，谁也没有份，只是显光兄是一个领导有方获此成效的人。可是，显光兄并没有什么超人能力，他的领导之能发生这样伟大效果只靠他得蒋公的倚重与日俱增。国运转入最後决胜败这个重要关头，蒋公警惕，外交枢纽亲自掌握，凡有关国策转变的国际要人来访皆亲自谈判，而这些重要谈判进行中，必由夫人从旁襄赞，显光兄担任翻译。蒋公重视这些谈判，每次谈後必有中英文纪录，因此显光兄一边翻译一边还得把双方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客去，他赶回处，立刻把两方谈话尽量如实写成英文，交我赶译中文，驰返官邸交蒋公核可後，英文赶送对方，中文归档。所谓这阶段来华的国际要人，例如，珍珠港事变前率领美国军事访问团来华的麦格鲁德准将，罗斯福特代表白宫行政助理居理。珍珠港事变後，来华商太平洋战区合作事宜的英国戴尼斯上将与威佛尔总司令，美国勃兰德总司令。跟上来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纠纷与陈纳德建军的接洽，并与美国中印缅空军总司令史德莱登因将军与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的商谈。最後，赫尔利来华的解纷与魏德迈及索尔登将军的任命，以及美国副总统绕道莫斯科来华之访问。同时，元首出国亲自参加外交工作，一次访印度，一次出席开罗会议。皆由显光兄随往任翻译。凡此外交活动，先後都是元首自己智珠在握，随机应变，我们国际宣传处因为显光兄的参与密勿，也可以跟著外交上的转变，丝丝入扣地作宣传的配合。更因为这一点关系，国际宣传处树立了发表中国重要新闻最迅速最正确的权烕，予我们宣传运用以最强有力的臂助。

　　第三节　略得温馨的贫瘠私生活

　　我前面已经肯定指出，太平洋战争中在美国太平洋跃岛进攻的战略未成熟前，还是由我中华民国，在缅甸打外线，在中国大陆打内线，一肩挑起来的。业已经过了将近四年苦战的中国，竟还能够继续挑起这样的重担，这不是不可想像的奇迹吗？

　　有人说，这奇迹是可以想像的，因为，中国参加了国际战，自有友邦的合作可为支援。对，我们的确有友邦，这友邦是自认为负担自由国家共同兵工厂重任的美国。那时期中，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租借法案」来实践美国为国际兵工厂的承诺。因此，我们检讨这奇迹的奇不奇，只需检讨美国的「租借法案」究竟帮了我们多少忙？大战结束後的统计表示，英国在美国「租借法案」中所得的物资最多，相当於二百七十亿美元，苏联次之，得相当於九十亿美元，而我们中国所租借到的物资仅相当於十三亿美元。实际我们收到的还不及此数之半，因为有些物资运经西伯利亚被苏联扣留了，有些运经缅甸、印度被英国借用了，还有好些在日本投降时还留在印度的仓库里的，经马歇尔下令就地焚毁了。就是这戋戋的六、七亿美元的租借物资运到中国还多控制在史迪威的手里，完全用在与他自己有关的「中国驻印军」与在昆明的「远征军」。因此，中国其他抗日部队可说未沾美援涓滴的光。可是，忠厚的中国政府，借款照偿，分文不少，完全用「反租借」方式抵偿。所谓「反租借案」；是美国在中国境内造飞机场，买粮食，发薪饷等等费用，多由中国政府负责给付来抵偿「租借法案」借到的美援物资。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在大平洋战争中名义上得到了美援，实际我们虽增加了一个缅甸战场的负担，并没有得到任何美国经济支援的实助。可是，珍珠港事变之後，顽敌日阀急求抽身中国泥淖，在我大陆迭发大规模之攻势，迄其最後投降之日始终没有停止过。最令人不可想像的是敌攻长沙，二十八年、三十年两次失败之後，在其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动三个师团、三个独立旅、二个炮兵旅、一个工兵旅，一个飞行团、一个野战输送队，一齐出发，分路第三次进攻长沙。经国军坚强抵抗，苦战了十一日，竟杀敌盈万，打了一个大胜仗。此後，三十一年的浙赣会战，三十二年的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三十三年的豫中会战，这些大陆会战之外又加上史迪威在缅印发动的两次缅甸争夺战，我们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这样只有牺牲一无所得的出力贡献能不说是奇迹吗？这一连串奇迹中最奇的成功，是在三十三年底三十四年初日阀在大陆作最後挣扎，集中最後可能调动的兵力，遵我国宣处过去绕道广西贵州入川的西南公路，从南面进攻重庆。他们竟能一路顺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占桂林，十一月十一日占柳州，十二月一日占贵阳，二日竟占领了直逼重庆的独山。卒经蒋公以处变不惊的态度，一方面发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动员号召，一方面调动精锐部队迎战，并派何应钦等政府要员亲赴前线抚慰军民，竟能转危为安，在三天内打退了敌人。这三年中一连串不断的大陆抗日大会战都靠我们自己的实力，并没有沾一滴美援的光。试以美援空军为例，罗斯福曾亲允蒋公拨飞机五百架助我组织新空军。五百架的承诺的确实践了，可是只组成美国十四航空队，名义上归同情中国的陈纳德为司令指挥，而实权还操在史迪威的手里。史迪威奉美国国务院以政府命令方式，规定这五百架飞机中的两百架指定只尽保护他在印度练新兵所用机场的任务，不作支援中国部队之用。剩下来的三百架，史迪威又指定以一百五十架专用在缅甸战场，因此陈纳德这个空军司令可以掌握的只有一百五十架了。就是这一百五十架，开动要用汽油，汽油又控制在史迪威的手里。陈纳德想驾机助中国部队作战，向史迪威要汽油，好像叫化子要饭那样艰难。在豫中会战十分紧急的时候，蒋公电史迪威拨汽油并令停在成都机场的美机起飞助战，史迪威竟敢置之不理。因此，只需以空军为例，大陆部队的抗日未沾美援一点光，偏可概全了！

　　不沾美援光，这三年苦战竟能自力撑下去，这奇迹一点不假，简直不可想像。但，不可想像是局外人釐测的外行话。我们自己检讨，这显然是蒋公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成功。这战略所估计力量供应的来源只简简单单两个根：一是「广土」，二是「众民」。我们要克服顽强的暴敌，唯一必胜的办法是使它陷在广大无垠的中国领土内受不屈不挠十亿中国人的包围，无以自拔。但「广土」是自然的贡献，我们何幸得此不劳而获的天助；「众民」却需要人为，必须把在战争促成的贫瘠环境中颠沛流离像一盘散沙似的十亿中国人，前线後方打成一片，心连心、手连手，形成一个克敌制胜的大团结。这才是真力量。我们贫，我们瘠，可是我们有必胜的信心，我们在贫瘠生活中直感到士气如虹，壮志凌云的一股豪气，激发了中国一定强的自信。

　　说我们贫，这一时期的确穷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我们原本是一个贫弱的国家，竟能抵抗顽强日阀六七年，全国上下，当兵的当兵，逃难的逃难，剩不到几个人从事生产，真拚得民穷财尽。政府的收入必然因此而减少，可是仗还是要打下去，战费的支出却必因此而增加。这样的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怎样还能维持下去呢？唯一的办法只有不断加印钞票来饮鸩止渴。这个「鸩」，是明知故犯的通货膨胀，物价日长夜大，永无止境。在这恶性循环的经济状况中受打击最惨重的是拿薪饷过日子的前线士兵与後方公教人员。因为薪饷是固定的收入，物价却是天天跳高的支出。以抗战最後阶段民三十三、四年比之七八年前抗战开始时的物价，竟跳高了五百倍，战前米价十块钱一担，抗战结束前涨到五千元一担。

　　这样的全国经济状况当然影响到我们当时在国际宣传处里工作者的私生活了。我们国宣处同仁的生活与一般党政机关有一个绝对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公家照顾到职员私生活，例如无偿供给职员个人与家庭宿舍，与单身职员的伙食，同时待遇无职级之分，副部长处长食宿与最低级员工没有多少差别。

　　我们生活得几像讨饭叫化子那样的穷，可是我们穿著打上「补钉」、「後顾无忧」的裤子，踏着露趾脱跟「空前绝後」的鞋子在大街上走，自己当然还是昂首挺胸高视阔步，一点不感到寒酸，就是一般人也不会因我们衣衫褴褛而轻视了我们。因为，这时候，特别在重庆，穷是普遍的，褴褛变成了社会上正常的现象，富反而成了特殊，锦衣玉食因此竟是大家侧目的反常现象，大家穷而你独富，必然犯了囤积居奇之嫌，有钱人只能关上门在人背後享受，谁也不敢驰骋在人面前，炫耀他们的财富。那时候的大财翁，大家知道，是往来滇缅公路上开巴士或卡车的司机，因为他们每开一次由仰光回昆明的车，必能夹带价值几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大批私货，变卖发财。但，这些司机虽住著高楼大厦，尽量享他人背後的艳福，可在人面前还不敢抬起头来。因此，穷比富高，是我们这些公务员在那时期足以自慰而自傲的心态。

　　「贫」虽打不倒我们，「瘠」的压力却使我们几有难以抵挡之势。这是生理上的困扰，给我们的体康以重大的威胁。最主要的因素是重庆这个山城而兼雾城的地理环境予我们生活以沉重打击。

　　说它是一个山城，整个重庆的马路都是忽高忽低，上坡下坡，波浪式的路面。因此，我们不坐公家汽车，惟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可恨我这昂藏六尺之躯，站在公共汽车里，头会触到车顶，无法看到车窗外的站标，常常误站走许多冤枉路，因此怕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不坐，重庆还有另一交通工具可利用。那就是人力车。可是，坐在人力车里，你会抱着倾倒出来的戒惧心态看拉车的人往前冲。因为，路面是波浪式的，上坡时，车夫当然拖著车梗一步一步慢慢向上爬，可是到了下坡时，他竟会把车梗跷得高高地，两脚点地像是腾云驾雾般让车子自己滑下去。你坐的车身当然向後翻，使你感到随时会像畚箕里的垃圾向後倒出来。因此，人力车我也不敢坐。公共汽车跟人力车都不坐，我在重庆的行，就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了。以营养不足之躯，公私往来全靠自己走，难怪我在英国大使的酒会中会昏倒在地了。山城的另一予我们生活的打击是水的供应。重庆的自来水平时供应无缺，不幸遭日寇轰炸之後，水管多处受损，致令其供水时断时续。当其断时，我们不得不专雇大量工人向嘉陵江里去挑水供大家应用。遇到这种时期，真变得滴水如金，除了煮饭浇菜之外，洗身考虑只能在极省俭的限度中进行，这又构成生理健康的一大威胁。

　　真正构成我们生活最重大的威胁，还是重庆的雾。说到雾，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应该谢谢它。因为雾保护我们不受敌机轰炸之苦。一年十二个月，重庆在雾的笼罩下，自八月至明年三月一共八个月之长，因此，无雾季计只有四个月。可是，不谈轰炸来估计这每年八个月里在浓雾里的重庆战时生活，实在是不可想像的艰苦了。俗语说：「蜀犬吠日」，真是描写重庆雾中生活最确当的四个字，因为，大家习惯过著不见太阳的日子，太阳偶然露一次面，狗都要叫了！浓雾把每个人裹在水蒸气里，空气的污浊可以想像得之，因此，使我们的「贫」带来了严重「瘠」的威胁，流行著各式各样的病。最普遍的是疟疾，在雾气包围中，蚊子孳生多，疟疾传染自然快。吃了杂物淘不尽的「八宝饭」，这些小东西经常沉湎到「此路不通」的盲肠里而生盲肠炎。在这种环境里跳蚤、臭虫多得无孔不入，不独在床上横行，还会侵入办公室，钻进办公的藤椅里。我们要叫工友隔些日子用开水浇大家办公的藤椅，因为不浇，坐上去双手搁在扶手处不久就会发痒。重庆山城没有鱼，大家不养猫，变成了老鼠横行的世界。它们多得不怕人，竟至白日过街也没有人叫打。因此，伤寒也变成很流行的疾病。总结一句话，在这长期看不见太阳浓雾包围的环境里，就算侥幸没有得什么病，也都是东倒西歪的病夫样了。我自然不会例外。说苦，这才是我无法担挡的苦。

　　所幸的是，在这贫瘠交迫的环境中，我的生活竟得到少许温馨的慰藉来支撑我的奋斗。抗战退到重庆，国宣处的同人，都从武汉时期的单身汉变成有家有室的夫妻档了：有的是童男童女配成了对，有的是妻儿留在沦陷区接来团聚。促成大家欢享家庭之乐方面，我贡献过很多的助力。现在，眼看珍珠港事变後的日寇凶势香港就要沦陷，由上海转飞重庆的唯一交通管道就快断了，益以上海租界不再是可免敌胁的禁地，那么，轮到我自己，到了非把馥贞和三个儿女接来不可的重要关头了。於是，我转托国宣处香港办事处的董寿朋给馥和子女买四张由沪渡港的船票（那时候还没有空航）寄给馥，俾到港後直飞重庆，并函嘱馥作配合准备。同时，我在巴中也扩大我单人宿舍为家庭宿舍，以待全家欢聚。不料，左等右等，始终等不到馥贞动身的消息，事後真相暴露，馥贞已断了到重庆来的念头。这打击，只起因於董寿朋的一时疏忽，他买好了船票，摆在抽屉里忘记就寄；韵贞久候无聊，忽发现自己有几根白发，到理发店里去染发。那时染发用一种烧热的药胶细心一点一点的涂，不幸那理发师一边染一边与人口角，不慎药胶滴在头皮上，馥惊叫止染已来不及，头皮中毒回家整个头睑肿成一个大皮球；医生来，嘱把头发全部剃光才好上药。因此，馥无法登程，船票寄到，只能叫长子坦（乳名大宝）一人渡港飞渝了。以上这些情形还都是大宝到重庆後告诉我的。

　　大宝来重庆之前，珍珠港事变後发动的大陆青年大批西涌的浪潮中先带了一位女青年到我的身边来。这位小姑娘，名叫梁琼枝，是晰女（乳名妹妹）在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的同学。它只身走河南、山西那条艰险的「蜀道」到重庆，持妹妹函介来投奔找我的。我为了她，特别在我迎眷新造的家庭宿舍四方的起坐间，划出一角小四方，筑了隔墙，另在外墙开一门，做它的卧室。大宝来就在我卧室里加一床，於是我这四五年独身独宿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办公回来总算有两个男女青年作伴了。这两个男女青年在这样天造地设的环境中，当然会谈起恋爱来，於是在抗战结束之後回上海，梁琼枝竟变成了我的儿媳妇！

　　跟著太平洋战局发动的大陆同胞西涌浪潮到重庆来的亲友，还不止大宝与琼枝两个人。他们之外，我的四个弟弟除耀仲因许多老病人的牵挂无法离沪，其他三个都先後到了重庆。三弟光叔是上海市政府的医务人员，当然带著弟妇（也是护理）跟市府西迁大队来重庆。不幸中途翻车，弟妇丧了生。四弟叔懋是国立音专毕业的声乐家，也带著他的未婚妻沈康君，跟著国防部的康乐队来重庆。我特别帮他筹备开了一次表演歌艺的独唱会，并且後来借我的宿舍做他的新房主持他与康君的婚礼。五弟季旸是中央信托局的职员，随局来重庆，後因与局方意见不洽，辞职住在我处。我另在我的宿舍旁筑一小屋居之。三个弟弟之外，亲戚之来渝者有母系表弟沈泽苍任重庆卫戍司令钱大钧部下的要职，表妹壻周时申为钱的秘书。两人皆携眷，我跟他们经常互访盘桓。四弟妇康君即为泽苍妹妹，故其借我宿舍作新房时，泽苍夫人还在前一天到我宿舍来为妹妹铺牀。

　　当然，大宝与琼枝的朝夕盘桓给我枯燥生活以无限温馨。我在每天公余之暇有一个算似家的场所，解除我的寂寞。他们来时都在冬季，要考大学，还得等六七个月。在这六七个月中，我公余回家他们陪我聊天，每个星期尾必陪著我走到都邮街，不是看一出那时盛行的话剧，就是看场电影，然後吃一次小馆子打打牙祭，再说说笑笑回家。後来，学期开始，大宝考取了在重庆的交通大学，琼枝考取了在成都的燕京大学。琼枝读新闻系，是她原选定的。大宝初选机械工程系，後我偶然听到一位美国访华专家的演讲，批评中国专注意训练工程师，不注意训练管理与使用工程师的专家，是一大缺点。我受到他这一点启发，大宝回家即以此意告之，他立刻感到如开茅塞，回校即转企业管理系，走定了他终身职业成功的路线，我甚感快慰。

　　大宝琼枝之来慰我寂寥，的确带来了不少温馨，可是馥贞带著妹妹和小宝（次男堉的乳名）留在上海，已失租界过去掩护安全的保障，并传闻馥因未成行已患了失眠症，使我忧心忡忡，坐卧难安。民三十三年秋，我听到杜月笙先生有由上海接眷来重庆之意，因即赶赴南山，亲访杜月笙，恳求其接眷时连我的眷属一起接来。初意这不情之请，不知要增加杜君沿途照料多少困难，难得杜君的首肯。不料杜月笙真是侠义之徒，一拍胸脯立刻答应，并且保证安全。这真使我喜出望外。那时候，重庆与上海音讯早就断绝，无法通知馥，只能靠杜君地下电台转告准备。同时，我另一母系表兄沈次良适任西安中国银行行长，我与他联系，他允许派一辆旅行车到敌我阵线分界点，界首，迎接馥贞母子三人送来重庆。我暗中估计，这一次借杜月笙这位闻人的努力，与馥贞团聚决不会再像上次那样的落空。万事具备，只需耐心坐著等好消息。谁知道，也竟像上次一样，左等无消息，右等还是不见踪影，无可奈何，最後不得不再度走访杜月笙问一个究竟。不料杜君告诉我他的夫人姚玉兰由赵佩钦伴同，曾偕同馥贞带著妹妹小宝从上海出发来重庆走到南京还由南京伪政府中杜月笙的门徒某要人招待留宿。不料此时苏北豫东战争突发，界首这个敌我战线交通点已失其交通的功能。此路不通，他们只能回上海再等机会了。真想不到，我跟馥贞得到了杜月笙这样一个权势通四海大力闻人之助，还是缘樫一面，遇到第二次同样的挫折。我真著急，不知道馥贞怎样能抵挡这样沉重的失望打击！就是我自己在贫瘠环境中挣扎奋斗了三年多，幸得最後阶段少些温馨的抚慰，受此最後失望的打击，也有些支撑不住了！

国际宣传处的组织是配合抗战需要来作配备的，因此，欧洲重心只在英国，其他欧洲国家忙著自救抗德，都没有闲情来顾到远东，因此，我们除在巴黎设一个发发宣传品的小办事处外，其他欧洲各国都不设处。为了同样理由，我们在亚洲，配合抗战需要，只在香港设一个办事处，为我宣传出进的吞吐站。香港沦陷，主任温源宁离职回去做他的立法委员，董寿彭也辞职他去。本阶段初期，缅甸未失，我们在仰光设办事处代香港执行吞吐任务，不久，仰光又陷敌手，这个吞吐站又不得不转移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缅印先後两个办事处皆由原为青年会总干事的骆传华继任之。说吞吐，事务相当繁重，应分人与物两大项分别处理。论人，凡受国宣处邀请或自动访华的国际知名人士，要到重庆都由这吞吐站迎送招待。论物，凡国宣处这个供应中心所制宣传品，例如新闻印稿、小册子、书籍、照相片、录音录影带、电影片等皆由这吞吐口分别转送给国宣处海外各办事处。

　　国际宣传处在重庆末期算是组织最完备人才最集中的阶段，可是如上检讨，组织还是那么简单，人员还是数得清的那么几个，然其发挥出来的影响，确能在美英两国树立公正有力的舆论，使中国外交尚不致在罗斯福的颟顸与邱吉尔的狡桧运用中，完全崩溃下来。我可以坦白检讨，国际宣传处实有挽救危局的功劳。同时，我也需承认建立这功劳的人，谁也没有份，只是显光兄是一个领导有方获此成效的人。可是，显光兄并没有什么超人能力，他的领导之能发生这样伟大效果只靠他得蒋公的倚重与日俱增。国运转入最後决胜败这个重要关头，蒋公警惕，外交枢纽亲自掌握，凡有关国策转变的国际要人来访皆亲自谈判，而这些重要谈判进行中，必由夫人从旁襄赞，显光兄担任翻译。蒋公重视这些谈判，每次谈後必有中英文纪录，因此显光兄一边翻译一边还得把双方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客去，他赶回处，立刻把两方谈话尽量如实写成英文，交我赶译中文，驰返官邸交蒋公核可後，英文赶送对方，中文归档。所谓这阶段来华的国际要人，例如，珍珠港事变前率领美国军事访问团来华的麦格鲁德准将，罗斯福特代表白宫行政助理居理。珍珠港事变後，来华商太平洋战区合作事宜的英国戴尼斯上将与威佛尔总司令，美国勃兰德总司令。跟上来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纠纷与陈纳德建军的接洽，并与美国中印缅空军总司令史德莱登因将军与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的商谈。最後，赫尔利来华的解纷与魏德迈及索尔登将军的任命，以及美国副总统绕道莫斯科来华之访问。同时，元首出国亲自参加外交工作，一次访印度，一次出席开罗会议。皆由显光兄随往任翻译。凡此外交活动，先後都是元首自己智珠在握，随机应变，我们国际宣传处因为显光兄的参与密勿，也可以跟著外交上的转变，丝丝入扣地作宣传的配合。更因为这一点关系，国际宣传处树立了发表中国重要新闻最迅速最正确的权烕，予我们宣传运用以最强有力的臂助。

　　第三节　略得温馨的贫瘠私生活

　　我前面已经肯定指出，太平洋战争中在美国太平洋跃岛进攻的战略未成熟前，还是由我中华民国，在缅甸打外线，在中国大陆打内线，一肩挑起来的。业已经过了将近四年苦战的中国，竟还能够继续挑起这样的重担，这不是不可想像的奇迹吗？

　　有人说，这奇迹是可以想像的，因为，中国参加了国际战，自有友邦的合作可为支援。对，我们的确有友邦，这友邦是自认为负担自由国家共同兵工厂重任的美国。那时期中，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租借法案」来实践美国为国际兵工厂的承诺。因此，我们检讨这奇迹的奇不奇，只需检讨美国的「租借法案」究竟帮了我们多少忙？大战结束後的统计表示，英国在美国「租借法案」中所得的物资最多，相当於二百七十亿美元，苏联次之，得相当於九十亿美元，而我们中国所租借到的物资仅相当於十三亿美元。实际我们收到的还不及此数之半，因为有些物资运经西伯利亚被苏联扣留了，有些运经缅甸、印度被英国借用了，还有好些在日本投降时还留在印度的仓库里的，经马歇尔下令就地焚毁了。就是这戋戋的六、七亿美元的租借物资运到中国还多控制在史迪威的手里，完全用在与他自己有关的「中国驻印军」与在昆明的「远征军」。因此，中国其他抗日部队可说未沾美援涓滴的光。可是，忠厚的中国政府，借款照偿，分文不少，完全用「反租借」方式抵偿。所谓「反租借案」；是美国在中国境内造飞机场，买粮食，发薪饷等等费用，多由中国政府负责给付来抵偿「租借法案」借到的美援物资。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在大平洋战争中名义上得到了美援，实际我们虽增加了一个缅甸战场的负担，并没有得到任何美国经济支援的实助。可是，珍珠港事变之後，顽敌日阀急求抽身中国泥淖，在我大陆迭发大规模之攻势，迄其最後投降之日始终没有停止过。最令人不可想像的是敌攻长沙，二十八年、三十年两次失败之後，在其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动三个师团、三个独立旅、二个炮兵旅、一个工兵旅，一个飞行团、一个野战输送队，一齐出发，分路第三次进攻长沙。经国军坚强抵抗，苦战了十一日，竟杀敌盈万，打了一个大胜仗。此後，三十一年的浙赣会战，三十二年的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三十三年的豫中会战，这些大陆会战之外又加上史迪威在缅印发动的两次缅甸争夺战，我们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这样只有牺牲一无所得的出力贡献能不说是奇迹吗？这一连串奇迹中最奇的成功，是在三十三年底三十四年初日阀在大陆作最後挣扎，集中最後可能调动的兵力，遵我国宣处过去绕道广西贵州入川的西南公路，从南面进攻重庆。他们竟能一路顺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占桂林，十一月十一日占柳州，十二月一日占贵阳，二日竟占领了直逼重庆的独山。卒经蒋公以处变不惊的态度，一方面发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动员号召，一方面调动精锐部队迎战，并派何应钦等政府要员亲赴前线抚慰军民，竟能转危为安，在三天内打退了敌人。这三年中一连串不断的大陆抗日大会战都靠我们自己的实力，并没有沾一滴美援的光。试以美援空军为例，罗斯福曾亲允蒋公拨飞机五百架助我组织新空军。五百架的承诺的确实践了，可是只组成美国十四航空队，名义上归同情中国的陈纳德为司令指挥，而实权还操在史迪威的手里。史迪威奉美国国务院以政府命令方式，规定这五百架飞机中的两百架指定只尽保护他在印度练新兵所用机场的任务，不作支援中国部队之用。剩下来的三百架，史迪威又指定以一百五十架专用在缅甸战场，因此陈纳德这个空军司令可以掌握的只有一百五十架了。就是这一百五十架，开动要用汽油，汽油又控制在史迪威的手里。陈纳德想驾机助中国部队作战，向史迪威要汽油，好像叫化子要饭那样艰难。在豫中会战十分紧急的时候，蒋公电史迪威拨汽油并令停在成都机场的美机起飞助战，史迪威竟敢置之不理。因此，只需以空军为例，大陆部队的抗日未沾美援一点光，偏可概全了！

　　不沾美援光，这三年苦战竟能自力撑下去，这奇迹一点不假，简直不可想像。但，不可想像是局外人釐测的外行话。我们自己检讨，这显然是蒋公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成功。这战略所估计力量供应的来源只简简单单两个根：一是「广土」，二是「众民」。我们要克服顽强的暴敌，唯一必胜的办法是使它陷在广大无垠的中国领土内受不屈不挠十亿中国人的包围，无以自拔。但「广土」是自然的贡献，我们何幸得此不劳而获的天助；「众民」却需要人为，必须把在战争促成的贫瘠环境中颠沛流离像一盘散沙似的十亿中国人，前线後方打成一片，心连心、手连手，形成一个克敌制胜的大团结。这才是真力量。我们贫，我们瘠，可是我们有必胜的信心，我们在贫瘠生活中直感到士气如虹，壮志凌云的一股豪气，激发了中国一定强的自信。

　　说我们贫，这一时期的确穷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我们原本是一个贫弱的国家，竟能抵抗顽强日阀六七年，全国上下，当兵的当兵，逃难的逃难，剩不到几个人从事生产，真拚得民穷财尽。政府的收入必然因此而减少，可是仗还是要打下去，战费的支出却必因此而增加。这样的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怎样还能维持下去呢？唯一的办法只有不断加印钞票来饮鸩止渴。这个「鸩」，是明知故犯的通货膨胀，物价日长夜大，永无止境。在这恶性循环的经济状况中受打击最惨重的是拿薪饷过日子的前线士兵与後方公教人员。因为薪饷是固定的收入，物价却是天天跳高的支出。以抗战最後阶段民三十三、四年比之七八年前抗战开始时的物价，竟跳高了五百倍，战前米价十块钱一担，抗战结束前涨到五千元一担。

　　这样的全国经济状况当然影响到我们当时在国际宣传处里工作者的私生活了。我们国宣处同仁的生活与一般党政机关有一个绝对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公家照顾到职员私生活，例如无偿供给职员个人与家庭宿舍，与单身职员的伙食，同时待遇无职级之分，副部长处长食宿与最低级员工没有多少差别。

　　我们生活得几像讨饭叫化子那样的穷，可是我们穿著打上「补钉」、「後顾无忧」的裤子，踏着露趾脱跟「空前绝後」的鞋子在大街上走，自己当然还是昂首挺胸高视阔步，一点不感到寒酸，就是一般人也不会因我们衣衫褴褛而轻视了我们。因为，这时候，特别在重庆，穷是普遍的，褴褛变成了社会上正常的现象，富反而成了特殊，锦衣玉食因此竟是大家侧目的反常现象，大家穷而你独富，必然犯了囤积居奇之嫌，有钱人只能关上门在人背後享受，谁也不敢驰骋在人面前，炫耀他们的财富。那时候的大财翁，大家知道，是往来滇缅公路上开巴士或卡车的司机，因为他们每开一次由仰光回昆明的车，必能夹带价值几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大批私货，变卖发财。但，这些司机虽住著高楼大厦，尽量享他人背後的艳福，可在人面前还不敢抬起头来。因此，穷比富高，是我们这些公务员在那时期足以自慰而自傲的心态。

　　「贫」虽打不倒我们，「瘠」的压力却使我们几有难以抵挡之势。这是生理上的困扰，给我们的体康以重大的威胁。最主要的因素是重庆这个山城而兼雾城的地理环境予我们生活以沉重打击。

　　说它是一个山城，整个重庆的马路都是忽高忽低，上坡下坡，波浪式的路面。因此，我们不坐公家汽车，惟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可恨我这昂藏六尺之躯，站在公共汽车里，头会触到车顶，无法看到车窗外的站标，常常误站走许多冤枉路，因此怕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不坐，重庆还有另一交通工具可利用。那就是人力车。可是，坐在人力车里，你会抱着倾倒出来的戒惧心态看拉车的人往前冲。因为，路面是波浪式的，上坡时，车夫当然拖著车梗一步一步慢慢向上爬，可是到了下坡时，他竟会把车梗跷得高高地，两脚点地像是腾云驾雾般让车子自己滑下去。你坐的车身当然向後翻，使你感到随时会像畚箕里的垃圾向後倒出来。因此，人力车我也不敢坐。公共汽车跟人力车都不坐，我在重庆的行，就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了。以营养不足之躯，公私往来全靠自己走，难怪我在英国大使的酒会中会昏倒在地了。山城的另一予我们生活的打击是水的供应。重庆的自来水平时供应无缺，不幸遭日寇轰炸之後，水管多处受损，致令其供水时断时续。当其断时，我们不得不专雇大量工人向嘉陵江里去挑水供大家应用。遇到这种时期，真变得滴水如金，除了煮饭浇菜之外，洗身考虑只能在极省俭的限度中进行，这又构成生理健康的一大威胁。

　　真正构成我们生活最重大的威胁，还是重庆的雾。说到雾，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应该谢谢它。因为雾保护我们不受敌机轰炸之苦。一年十二个月，重庆在雾的笼罩下，自八月至明年三月一共八个月之长，因此，无雾季计只有四个月。可是，不谈轰炸来估计这每年八个月里在浓雾里的重庆战时生活，实在是不可想像的艰苦了。俗语说：「蜀犬吠日」，真是描写重庆雾中生活最确当的四个字，因为，大家习惯过著不见太阳的日子，太阳偶然露一次面，狗都要叫了！浓雾把每个人裹在水蒸气里，空气的污浊可以想像得之，因此，使我们的「贫」带来了严重「瘠」的威胁，流行著各式各样的病。最普遍的是疟疾，在雾气包围中，蚊子孳生多，疟疾传染自然快。吃了杂物淘不尽的「八宝饭」，这些小东西经常沉湎到「此路不通」的盲肠里而生盲肠炎。在这种环境里跳蚤、臭虫多得无孔不入，不独在床上横行，还会侵入办公室，钻进办公的藤椅里。我们要叫工友隔些日子用开水浇大家办公的藤椅，因为不浇，坐上去双手搁在扶手处不久就会发痒。重庆山城没有鱼，大家不养猫，变成了老鼠横行的世界。它们多得不怕人，竟至白日过街也没有人叫打。因此，伤寒也变成很流行的疾病。总结一句话，在这长期看不见太阳浓雾包围的环境里，就算侥幸没有得什么病，也都是东倒西歪的病夫样了。我自然不会例外。说苦，这才是我无法担挡的苦。

　　所幸的是，在这贫瘠交迫的环境中，我的生活竟得到少许温馨的慰藉来支撑我的奋斗。抗战退到重庆，国宣处的同人，都从武汉时期的单身汉变成有家有室的夫妻档了：有的是童男童女配成了对，有的是妻儿留在沦陷区接来团聚。促成大家欢享家庭之乐方面，我贡献过很多的助力。现在，眼看珍珠港事变後的日寇凶势香港就要沦陷，由上海转飞重庆的唯一交通管道就快断了，益以上海租界不再是可免敌胁的禁地，那么，轮到我自己，到了非把馥贞和三个儿女接来不可的重要关头了。於是，我转托国宣处香港办事处的董寿朋给馥和子女买四张由沪渡港的船票（那时候还没有空航）寄给馥，俾到港後直飞重庆，并函嘱馥作配合准备。同时，我在巴中也扩大我单人宿舍为家庭宿舍，以待全家欢聚。不料，左等右等，始终等不到馥贞动身的消息，事後真相暴露，馥贞已断了到重庆来的念头。这打击，只起因於董寿朋的一时疏忽，他买好了船票，摆在抽屉里忘记就寄；韵贞久候无聊，忽发现自己有几根白发，到理发店里去染发。那时染发用一种烧热的药胶细心一点一点的涂，不幸那理发师一边染一边与人口角，不慎药胶滴在头皮上，馥惊叫止染已来不及，头皮中毒回家整个头睑肿成一个大皮球；医生来，嘱把头发全部剃光才好上药。因此，馥无法登程，船票寄到，只能叫长子坦（乳名大宝）一人渡港飞渝了。以上这些情形还都是大宝到重庆後告诉我的。

　　大宝来重庆之前，珍珠港事变後发动的大陆青年大批西涌的浪潮中先带了一位女青年到我的身边来。这位小姑娘，名叫梁琼枝，是晰女（乳名妹妹）在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的同学。它只身走河南、山西那条艰险的「蜀道」到重庆，持妹妹函介来投奔找我的。我为了她，特别在我迎眷新造的家庭宿舍四方的起坐间，划出一角小四方，筑了隔墙，另在外墙开一门，做它的卧室。大宝来就在我卧室里加一床，於是我这四五年独身独宿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办公回来总算有两个男女青年作伴了。这两个男女青年在这样天造地设的环境中，当然会谈起恋爱来，於是在抗战结束之後回上海，梁琼枝竟变成了我的儿媳妇！

　　跟著太平洋战局发动的大陆同胞西涌浪潮到重庆来的亲友，还不止大宝与琼枝两个人。他们之外，我的四个弟弟除耀仲因许多老病人的牵挂无法离沪，其他三个都先後到了重庆。三弟光叔是上海市政府的医务人员，当然带著弟妇（也是护理）跟市府西迁大队来重庆。不幸中途翻车，弟妇丧了生。四弟叔懋是国立音专毕业的声乐家，也带著他的未婚妻沈康君，跟著国防部的康乐队来重庆。我特别帮他筹备开了一次表演歌艺的独唱会，并且後来借我的宿舍做他的新房主持他与康君的婚礼。五弟季旸是中央信托局的职员，随局来重庆，後因与局方意见不洽，辞职住在我处。我另在我的宿舍旁筑一小屋居之。三个弟弟之外，亲戚之来渝者有母系表弟沈泽苍任重庆卫戍司令钱大钧部下的要职，表妹壻周时申为钱的秘书。两人皆携眷，我跟他们经常互访盘桓。四弟妇康君即为泽苍妹妹，故其借我宿舍作新房时，泽苍夫人还在前一天到我宿舍来为妹妹铺牀。

　　当然，大宝与琼枝的朝夕盘桓给我枯燥生活以无限温馨。我在每天公余之暇有一个算似家的场所，解除我的寂寞。他们来时都在冬季，要考大学，还得等六七个月。在这六七个月中，我公余回家他们陪我聊天，每个星期尾必陪著我走到都邮街，不是看一出那时盛行的话剧，就是看场电影，然後吃一次小馆子打打牙祭，再说说笑笑回家。後来，学期开始，大宝考取了在重庆的交通大学，琼枝考取了在成都的燕京大学。琼枝读新闻系，是她原选定的。大宝初选机械工程系，後我偶然听到一位美国访华专家的演讲，批评中国专注意训练工程师，不注意训练管理与使用工程师的专家，是一大缺点。我受到他这一点启发，大宝回家即以此意告之，他立刻感到如开茅塞，回校即转企业管理系，走定了他终身职业成功的路线，我甚感快慰。

　　大宝琼枝之来慰我寂寥，的确带来了不少温馨，可是馥贞带著妹妹和小宝（次男堉的乳名）留在上海，已失租界过去掩护安全的保障，并传闻馥因未成行已患了失眠症，使我忧心忡忡，坐卧难安。民三十三年秋，我听到杜月笙先生有由上海接眷来重庆之意，因即赶赴南山，亲访杜月笙，恳求其接眷时连我的眷属一起接来。初意这不情之请，不知要增加杜君沿途照料多少困难，难得杜君的首肯。不料杜月笙真是侠义之徒，一拍胸脯立刻答应，并且保证安全。这真使我喜出望外。那时候，重庆与上海音讯早就断绝，无法通知馥，只能靠杜君地下电台转告准备。同时，我另一母系表兄沈次良适任西安中国银行行长，我与他联系，他允许派一辆旅行车到敌我阵线分界点，界首，迎接馥贞母子三人送来重庆。我暗中估计，这一次借杜月笙这位闻人的努力，与馥贞团聚决不会再像上次那样的落空。万事具备，只需耐心坐著等好消息。谁知道，也竟像上次一样，左等无消息，右等还是不见踪影，无可奈何，最後不得不再度走访杜月笙问一个究竟。不料杜君告诉我他的夫人姚玉兰由赵佩钦伴同，曾偕同馥贞带著妹妹小宝从上海出发来重庆走到南京还由南京伪政府中杜月笙的门徒某要人招待留宿。不料此时苏北豫东战争突发，界首这个敌我战线交通点已失其交通的功能。此路不通，他们只能回上海再等机会了。真想不到，我跟馥贞得到了杜月笙这样一个权势通四海大力闻人之助，还是缘樫一面，遇到第二次同样的挫折。我真著急，不知道馥贞怎样能抵挡这样沉重的失望打击！就是我自己在贫瘠环境中挣扎奋斗了三年多，幸得最後阶段少些温馨的抚慰，受此最後失望的打击，也有些支撑不住了！

第四节　後患无穷的抗战胜利

　　我快要支撑不住，不料日本军阀经我国八年苦战的折磨和美国两颗原子弹的威胁，竟比我更糟，先我支撑不住而垮了下来。他们的天皇在民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正午从广播中宣布他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全国同胞听了，不约而同发狂似的欢声雷动起来。我们国宣处是广播科长彭乐善最先听到的。他一听到立刻走告显光兄与我。我得此消息後，立刻拉了大宝向房门外冲，高声大叫：「我们胜利了！」这一叫，引发了很多饭厅和家庭宿舍里刚在吃饭同人和家属的惊骇。大家冲出来问，一听我不断高叫这五个字，大家同声跟著叫；不一会儿炮竹、鞭炮跟著爆开来；铜盆、皮鼓，可以敲得响的东西同时都出笼了。人越聚越多，巴中四五个机关，连同记者招待所里的外国记者都跑出来，很多人拿著不知什么地方来的酒瓶互递著喝。边喝，边叫还彼此拉著抱著跳著舞。真可说，大家仍觉得不知应作怎样动作才可以表达他们的高兴！後来知道，这情形不独重庆市，全中国大城小镇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作中国民意自发自动的一次大表现。主席蒋公夫妇受此感应，也坐著敞篷汽车环重庆市行驶一周，接受民众的欢呼致敬。

　　然而蒋公睿智知道胜利带来的不是享受而是警惕，所以他在八月十五日广播告全国军民时提出警告说：「正有艰钜的工作要我们以战时同样的痛苦，和比战时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设。或许在某一个时期，遇到某一种问题，会使我们觉得比战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随时随地可以临到我们的头上。」

　　他说的「某一时期」实际指的是「当前现在」；他说的「某一问题」实际指的是「共□的叛乱与俄帝的策应」，不便明言，可是这就是他立即要面对疏解的问题。

　　蒋公是确遵中华民族仁爱为本的传统文化领导建国的。故他在日寇投降之际即抱「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胸襟来处理日本投降後的条件，坚持盟邦应：㈠不取消日本天皇制，在政治上保持日本民族心理团结的核心；㈡不要求赔偿，在经济上，予日本以国力复苏的机会；㈢不效德国受降分别处理割裂国体的恶例，力主由美国统一负责。日本能有今日之富强，实皆受蒋公当年仁爱为怀之赐。对敌如此，蒋公再回顾国内同胞，受顽敌八年蹂躏的痛苦，社会紊乱，经济凋零，人民生活部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故力主召开国民会议，订定宪法，建立民主政制，以完成孙总理建造民国，中国国民党还政与民公天下的宏愿。因此，战後施政，蒋公本其贯彻总理遗训，遵行传统仁爱，双重心理感召影响之下，必然要迈向和平路线，决不应作再燃战火的考虑。不幸事实环境的发展，逼著他不能不受这考虑的挑逗。

　　
　　史达林进军助恶阴谋的根，种在三十四年他跟罗斯福签订的雅尔达协定时，他强迫罗斯福出卖中国利益来换取苏俄的对日宣战。实际，史达林在出席雅尔达前，早知道日本要投降的了；因为，驻莫斯科日本大使正在他赴会前，恳求他转劝英美，缓和日本投降条件。史达林赴会时明知，苏俄对日不宣战日本也要投降，其宣战已失去致胜的效力。可是，罗斯福赴会时，却满脑子灌满了国务院左倾分子的蛊惑，以为，苏俄不参战，日本还会坚强抵抗下去，美国最少再要牺牲一百万青年壮士的生命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因此，史达林乃得利用罗斯福的颟顸，甘心出卖友邦中国的利益，满载他敲诈的收获而归。

　　史达林的奸诈手腕技术之高，我们今日回溯，可说是前无古人，後无来者，历史上的千古绝唱。他第一手要强夺我东北战後的控制权，不自己出面而藉美国的手做他代罪的凶手，同时更获得了英美协助他成功的保证，这已是了不起的手法了，可是，他还能得了美国在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在雅尔达秘密协定上签字的承诺後，帮他保守机密，再拖四个月，到了同年六月十五日才由美总统杜鲁门通告我们的蒋主席，并提要求，迫我把美方承诺一一写在与苏俄专订的和平盟约中。因为，这样拖是配合他对日宣战的机诈策略的。史达林既早知日本要投降，他对日宣战能配合日本投降的日子越近，他所负作战的担子越轻。我们追溯史达林运用其宣战而不作战，实收作战胜利丰硕果实的手腕之机诈，真可说丝丝入扣，配合得天衣无缝。当然，天真的美国帮了他最大的忙，在三十四年八月六日对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第二天七日又在长畸投下第二颗。史达林抓到机会就紧跟在美国投原子弹之後，八月九日由其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日本驻苏大使佐藤面递苏俄对日绝交宣战书。更紧跟著第三天八月十二日苏俄驻在我东三省边上的部队，由绥芬河、满洲里、外蒙，以每日行军一百公里的速度向东三省的日军三路进攻。日军不胜原子弹威胁无意作战，故多不加抵抗，俄军不费一弹不伤一人，长驱而入我东三省，成与敌对峙的形势。日本天皇又紧跟著在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於是抗日盟军就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不规定东三省的宗主国中华民国为东三省的受降国而以苏俄代之。最令人难以想像的，史达林竟能把中国承认苏俄在东北特殊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拖到日本投降之日同日在莫斯科签字，使苏俄在东三省除得受降特权之外，并得运用旅顺、大连两军港以及中东铁路运输中国政府允诺的特权。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他竟得以受降身分，没收全部在东三省敌伪军的武器与物资之外，并把听有工厂与生产建设不问产主谁何全部拆卸装车运至苏俄。按国际公法规定，受降时没收标准以敌方武器与可携动的物资为限，不动产绝对不在没收范围之内，更何况有许多并非敌产而是中国政府公产，中国人民私产，史达林这种措施简直是盗匪劫夺行为。可是他把所夺武器都送给共□外，并故意阻止国军登陆，延宕移交其受降地区的控制权，并收容伪军以培植□军的壮大，影响此後大陆变色，实为罪魁祸首。近代史学者黎东方先生在他所著的「蒋公介石序传」一书里公然主张，在这时期，中国对苏俄应采取断然宣战政策。他说道：

　　「上策是对苏联宣战。因为以我个人的浅薄知识，敢说苏联在战後的实力不比我国的强，而它对我国是外线作战，我国是内线作战。我们能切断它的西伯利亚交通，斜穿俄属中亚细亚，直捣乌拉山之南，转向黑海之北的乌克兰；它没有力量奈何我的四川、湖南、与江浙、两广。」

　　我非常同意黎先生的这样军略研判；同时，我还要加一点国际有利因素，那就是，我如正式跟俄帝作了战，美国必加强支援我。因为，中苏战，无论怎样解释，必然确证了俄帝的侵略真面貌，破碎了美政府以苏俄为建设战後和平夥伴的幻梦，提高了美国政府俄帝如控制中国对太平洋甚至美国本土安全威胁的警惕。故我们可正确预断，中苏真开了战，美援之来必改我之争取为美之争授，成为我胜利之一大助力。

　　我相信，黎东方先生和我都看得到我国对苏宣战的有利後果，睿智如蒋公，怎会看不到。可是，既能有这样克敌制胜的把握，为什么蒋公对史达林的压迫又这样的忍让呢？这就回到我要说的本题，蒋公还是要贯彻他遵行传统仁爱与总理遗训，不忍在十亿同胞遭八年抗战蹂躏之後，作重燃战火的考虑。他宁愿竭他的心智，在不燃起战火尽量保持和平的限制原则之下，对内应付共□的叛乱对外抵抗俄帝的侵略。坐令八年抗战换得的胜利，带来不易解决的无穷後患，要他含著苦水一口口往肚子里吞！

　　这时候，国际宣传处在一度狂欢之後，就要配合党政中央的行动，作还都作业的准备了。不料在这紧要开头，显光兄忽作功成身退，辞去他连任八年宣传部副部长之举！实际，他这样做是受了他夫人董嫂连年唠叨的压迫，适在此时作了最後的爆发。「功成身退」只是他冠冕堂皇对外解释的口实，实际原因是吴国桢做了抗战以来第十个宣传部长。八年抗战中，显光兄得领袖的倚重，事事参加密勿，可是宣传部长去去来来换了九个，最後来了吴国桢，竟是他女婿陈植在美留学的同班同学。董嫂看著部长轮不到显光兄，历年以来她满肚子不平之气已成了显光兄听惯了的耳边唠叨，可是，这一次女婿的同学做了顶头上司，显光兄真到了无言可抚慰妻子不平的最後阶段了。适逢此时，日皇的投降解决了他的困难。於是他才痛下决心，辞去副部长一职，带著妻子迳飞美国，过他的退休生活去了。

　　他一去，把整个国际宣传的重担扔到我的肩头，做一个有实无名的负责长官。因为，国宣处名义上虽属於宣传部，实际上是由显光兄以宣传部副部长名义受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直接督导执行任务的，因此宣传部部长向例不管国宣处的事。现在，显光兄一走，党政中央并未派任何人继任他这特权的副部长，无形之中，他所遗的全部职务不得不由我一肩挑起来了。

　　我在这时第一件负责要做的是把八年来经之营之促成的国际宣传处整个组织从重庆搬到南京去。搬家重心要总务科负责，这时候，原任总务科长陈耀柱因贪污撤职，由资料室主任唐鲁滨继任主持总务。唐是一位有干才的标准中国读书人，并喜听音乐，常携若干管弦乐队的唱片到我宿舍来，一壁伴我听音乐，一壁与我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因此我深切认识他而倚为办总务的助手。现在，遇到这大搬家的重要任务，他的确不负我的拔擢，办妥了这份艰钜工作。现在，顽敌投降，四川的大门，长江三峡已畅通无阻，故我们设计原则，把还都同人分两批成行。第一批是差不多全部总务人员与各科处大部分中下级人员，带同全处物资档案，雇了一只大船沿长江冲破三峡而下，直驶南京接洽安顿办公与住宿场所。这是我派给唐鲁滨的任务，要他做此行带头实践的领导人。第二批，酌留各科处高级有能力者每科一或二人，随同我本人配合政府施政，继续国宣业务，准备陆续分批最後乘飞机还都。鲁滨遵嘱带了全处大部分人员与全部物资先行，我嘱大宝在学校请假跟著同人坐船由宁转沪回老家。琼枝已从成都来渝，在美国驻渝军部中找到了工作。因此，她得利用美军飞机的便利也飞回了上海。直至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我才跟著政府正式还都，乘飞机离开重庆到南京，结束了我茹苦含辛八年的抗战生活。可是，我仍然心茫茫，眼看国是前途铺满了荆棘，真不知有多少问题在等著我去面对解决！

＜曾虚白自传＞中册

　　第十六章　有实无名独挑艰钜

　　第一节　左倾幕僚操纵华府

　　显光兄以为抗战胜利，他忠贞报国的心愿业已达成，可以功成身退，无愧於心。实际，胜利後政府堕入比抗战更艰苦、更坎坷的陷阱，需要国际宣传的配合作业，至殷且切，他的功尚未全成，他的身当然不应引退了。可是，他竟拂袖而去，扔下这件郑重的湿布衫，让我这小小处长，从民三十四年八月十日起，到民三十六年五月三日成立新闻局止，整整一年零九个月做著有实无名、独挑艰钜宣传作业的领导人。这一年零九个月时间虽不算长，可是我政府的处境却是，国际友人诸多不谅，外敌内奸串连篡夺，使我个人肩此宣传疏导的重任，实可说是我一生中面对的最艰苦奋斗的时期。这一年零九个月，我们如以□在和谈中态度转变作标准，很巧合地可分成两个阶段来叙述；第一阶段我政府尚在重庆，从日本投降日起到还都日止，九个月，为「□态伪善阶段」。第二阶段，从还都日起到国宣事业由处改局，显光兄再起主持日止，整整一年，为「□态恶化阶段」，兹拟分段详述我在这两阶段中独挑艰钜的困斗经过。

　　先述第一时期，我们在重庆时「□态伪善阶段」。我拟从国际友人诸多不谅著手检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区打败日本军阀是我八年苦战纠缠的效果，胜利论功，应居首席。同时这八年苦战把我全国打得民穷财尽，疮痍满目，亟需外援来助我重建家邦。战後世界局势，只有美国是唯一因战争而充实了国力，可以资助盟邦甚至敌人恢复它们的元气。美国的的确确这样做了，在世界史上写下了拯救人类浩劫辉煌的一页。可惜；它慷慨助人，单独轮不到我中华民国；不，它资助我国仍也有的，并且还尽了最大的力量，可惜，帮了一个倒忙，招致了我赤化大陆的惨劫。

　　怎样帮倒忙，说来话长，归总简叙，史达林渗透华府，使左倾幕僚操纵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拟订与运作，坐令我政府权威日见削弱，共□坐大，逞其篡夺阴谋。中国不幸，适在此时遇到美国总统杜鲁门是历任总统最无能的一位。总统无能，一切政策的拟订与运作要靠幕僚长。美国政制总统的幕僚长，文的要靠国务卿，武的要靠参谋总长。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就靠这两人。胜利时的国务卿是贝尔纳斯（James F．Bynes），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参谋总长是欧战盟军统帅马歇尔，虽然名震世界、美国政界的第一红人，可是，对中国事务也一样是一张白纸。这不是给美共为背境的太平洋学会同人一个渗透美国政府操纵全盘美国对华政策的拟订与运用的好机会吗？於是，太平洋学会会员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占据了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的要职，连同居里、谢伟志、戴维斯等变成了决定美国政策的智囊团，有关中国的一切事件，都要请教他们。在中国，太平洋学会的要员费正清（John Fairbank）担任了美国新闻处中国处处长的要职，配合华府左倾同志表里呼应。

　　华府对华政策受左倾幕僚操纵的事实，赫尔利对华态度的转变与其最後断然辞去美国驻华大使的经过，是最足令人置信的事例。赫尔利原本是奉了罗斯福总统之命到中国来调解史迪威事件的专员，史迪威事件解决後，他本应回美终止他的任务的。可是，蒋委员长认他是继续解决国共纠纷最理想的美国人，去函罗斯福恳切挽留他，因此，罗斯福就派他再度来华做美国驻华大使。

　　实际，赫尔利来华初期并不符合蒋公对他的期望。他在华府早受到国务院中左倾同寅的洗脑，来华途中绕道莫斯科，苏俄外长莫洛托夫又告诉他：中国**是一个不满中国政府独裁的穷苦老百姓的结合，不是真正**，跟莫斯科没有任何联系。因此，赫尔利一到重庆，就给毛泽东利用，亲往延安去跟毛泽东谈国共合作问题，提高了毛泽东的身分。他不独提高毛泽东身分，并且在毛泽东要挟政府的五条件建议书上签了字；使得美国国务院里的同寅事後发现了，不得不承认他做得太过火，发表声明，说他签的字是以个人身分签的，并不代表美国。这五条件是：㈠组织联合政府，㈡中共参加最高国防委员会，㈢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㈣给予人民各种自由，㈤统一全国军队於联合政府之下。

　　此後，赫尔利调解阶段可分三期。第一期，民三十三年（原文如此）十一月从延安谈判，继续带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根据□提五条件谈。第二期，政府提三原则与周谈，周不满回延安。第三期，谈判僵持，共□节外生枝，扩大纠纷。第四期，到了民三十四年（原文如此）一月以後周恩来再回重庆重开谈判。

　　在这四个阶段中，赫尔利发现中共的态度，虽然基本上在拖延时间，可是他们时而妥协，时而强硬，这样拖延，必定另有企图要达成什么目标？是赫尔利尽思竭虑、亟图发现的一个基本问题。

　　这问题到了民三十三年底他才找到了答案：共□态度的忽软忽硬，竟是他自己同僚，美国官吏在幕後播弄促成的。他在这时候意外地发现了美驻华军官，在他与魏德迈背後，与共□订下了两批美□合作的作战计画。第一批是民三十三年十二月魏德迈的参谋长乘魏德迈到缅甸视察军情的空档，秘密与共□拟订一批美军与□军在华北军事合作计画。其内容大致为：美空降携带充分武器之官兵七千五百人，供应使用装备、飞机，通讯器材，炸药等投入共区，摧毁敌後交通，领导与指挥共党游击队，进攻与歼灭日军。就在同时，美国战略服务处驻重庆的负责人，也在延安商讨更大规模的美□军事合作计画。其内容为，美国提供步枪十万枝，运输工具反其他器材与武器，训练共□游击队两万五千人。共□方面，提供六十万□军，二百五十万民兵，归魏德迈统率。美军官已与□方取得协议，那时正在延安访问的美军观察团密电魏德迈的参谋长，要他安排毛泽东与周恩来密赴华府，与罗斯福面谈，并嘱此事绝对不能让中国政府与赫尔利知道。

　　事有凑巧得出人意外的，这两件绝对瞒著赫尔利进行的机密大事件，因他们最後要求□酋赴美非经魏德迈亲允不能执行而报告给魏德迈。魏德迈闻他部下竟瞒著他做这违背国策的荒唐行为，除立即下令处罚这些受左倾人影响的部属外，并即召开记者会，当场宣布：美国军人不援助任何个人，任何活动，任何组织，这是他根据国策所下的命令。要求每一个部属签字谨遵。他受命支持美国政府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他必竭力完成这个任务。同时，他即以此点详告赫尔利，赫尔利就立刻报告杜鲁门，除叙述发现经过外，他指出，这些计画配合中共得美援以摧毁中国政府的阴谋，使他奉命执行的努力尽属徒劳。同时，他在大使馆召集美国所有驻华官员，包括魏德迈在内，恳切表示，他奉命执行的是一方面支持中国政府，不令崩溃，另方面说服中国政府作政治让步，促成统一，愿与全体同僚协力达成这个任务。

　　这是赫尔利发现美国驻华同僚中有勾结共□破坏国策的一套严重警告。他找到了共□态度之所以时软时硬是这些同僚助匪成功与失败的反应，因此而使他的对华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果然，美政府左倾人员助□阴谋的失败，立刻使赫尔利支持的国共谈判由第三期的僵持局势转变而入第四期周恩来再来重庆重开谈判的乐观局势。可惜这个乐观局势的转变，只是很短的昙花一现，因为，紧接著三十四年二月罗斯福竟在雅尔达受史达林胁迫作了出卖友邦断送我东北的行为，这可以说是华府左倾幕僚反击赫尔利的胜利。赫尔利得讯，立刻飞到华府，向病已垂危的罗斯福坦白检讨其此举之不当。罗斯福竟为其说服，深悔自己措施之误国，迳令赫尔利飞告苏俄元首，美国决撤销雅尔达之承诺。赫尔利先飞伦敦，邱吉尔不接受罗斯福态度之转变，赫尔利在飞莫斯科途中，罗斯福已抱憾终身而逝世了。赫尔利不能达成罗斯福临终前的使命，怅然返回中国任所。他经此折腾，才顿然醒悟美国对华政策之彻底错误。华府坚持要中国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不知这样坚持是在削弱蒋委员长统治中国的权威。可是蒋委员长却是美国在远东唯一可靠而有能力的忠友。他一再考虑，决飞返华府，迳以此意面诉当时国务卿贝尔纳斯。贝尔纳斯经他说服，两人详商，即应本此考虑，妥拟美国对华新计画，交由赫尔利返任所切实执行。贝尔纳斯允嘱部属拟就书面指示，约赫尔利次日再来国务院收取。赫尔利欣然如约次日往取，不料所得指示新计画之内容仍是要求组织联合政府那一套，一字不提昨日与贝尔纳斯面谈的新设计。赫尔利看了，难忍心头的怒火，他一方面辞去驻华大使职位以示抗议，一方面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报告经过，要求公道。参院外委会开会讨论此案，经贝尔纳斯解释後，主席决议中国问题无继续研究之必要，轻轻带过，不了了之。

　　赫尔利就这样的被左倾同僚打入谷底，永远抬不起头来，可是他却做了美国政府受左倾幕僚操纵最有力的见证人。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那时（民三十四年春）澈悟华府美国政府中无疑有许多共党阴谋分子。我现在还保留著那时候写的书面声明，说明我政府中的各州、各部和驻外各国使馆中查到很多左倾工作者阴谋的证据。他们经常利用报纸宣传，制造舆论作反对美国政府的活动，并且攻击美国传统支持中国的人。有关中国资讯的正确部分，他们存档不用，只把他们歪曲部份对外发表。

　　凭著这一番顿悟的透视，他向美国参议院控告国务卿的那一篇文章，虽经左倾分子巧妙运用，不了了之，确也必定掷地有声，发生了一股震撼美国政治环境的力量。於是，杜鲁门为了要减少这震撼的影响，竟决心邀请那时候美国政府中声威卓著的第一红人，刚从参谋总长座位上退休下来的马歇尔来做调解中国问题的主持人了。

　　我们事後检讨，马歇尔虽是伟人，他来华之前，心理上已具备了一套塑型偏见。他这偏见是受三种影响形成的。一种影响是客观外来的，两种影响是主观内在的。先讲客观外来的。这是决定他来华调解国共纠纷所取态度最主要的影响力。这就是操纵华府对华政策那些左倾幕僚供给他有关中国问题的资讯。马歇尔虽伟大，对中国问题一无所知，国务院的中国问题智囊团，无形之中就变成了他此行赴华必须请教的老师。他以谘询方式接受这智囊团的教诲，重蹈赫尔利到华受骗悔之莫及的覆辙，呈交无能的杜鲁门批准，变成了他到中国来必须遵行的美国政府对华国策。

　　再说影响马歇尔来华前所受主观影响，计分两层次。第一层次最重要的是史迪威硬给中国蒋委员长拒绝，在他心头无形中形成打击美国政府权威的饮恨。史迪威在缅甸率其一手训练的新军打回密芝那，在美国政府一般估计，包括总统罗斯福在内，是美军在太平洋区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奏捷的大功臣，故立即升级上将，希望他能统率中国军队，再立奇功。我说，罗斯福也是这样想，因为，史迹昭彰，罗斯福之接受蒋公撤史要求是受赫尔利的规劝；赫劝罗，蒋公以割席的态度提撤史的要求，美国只剩在蒋、史之间择一的机会。今天抗日，美必赖蒋，则不能不去史，无法两全。罗接受赫劝，才决定同意撤史，实际必感美国权威受挫的饮恨，我有不能证实之测感，跟著罗斯福到雅尔达出卖了中国，未尝不是心理上受此饮恨的影响。马歇尔是一手提拔史迪威的人，其饮恨的偏见定必甚於罗斯福。因此，史迪威虽撤职回国，竟还受到壮士杀敌凯旋般的欢迎，美国政府授以胜利勋章；因此，马歇尔此次奉命到中国来调解国共纠纷，难免对蒋公预存一种此次必确保美国政府权威的偏见，此其一。第二层次是马歇尔本人受全世界推崇所形成的自尊自负心理，使他感到任何使命经他承诺负责，只可成功，不容失败，减弱了他自我检讨、谅解对方调解必需的心态。

　　杜鲁门受左倾幕僚影响，规定马歇尔来华以美国元首代表身分要完成的使命只有三项：第一，他必促成国共停战；第二，中共军队依实力比例收入中国国军；第三，促使中国政府召开全国各党各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当然要包括共□在内。

　　杜鲁门给马歇尔规定的这三项使命的主要大错误是假定了共□有促成全国统一的诚意。实际，共□看到美国的原子弹帮助俄共不费一粒子弹竟能以受降国身分控制了我全部东北三省，他们乘水涨船高的优势，已得到篡夺政权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安肯以附属身分来参加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但，共□也看到，让美国保持中国问题可得满意解决的希望，是他们应该把握的有利战略。因为使美国人永远迷恋在可以结束中国内战好梦之中，巧妙地削弱了国民党得以消灭共□的美援。共□就凭此战略来玩弄马歇尔，一忽儿花言巧语来哄骗他，一忽儿眦牙裂嘴来威胁他，经常从和平解决在望的关头突然变得剑拔弩张，反之亦然。坐令蒋公实力渐见衰微，而马歇尔的三任命实际援助了共□的嚣张。

　　然而，马歇尔怎会知道自己已经深陷在共□所设的陷阱之中呢。他正趾高气昂地以欧战胜利统帅的态度来解决小小中国问题，焉有不成功的道理。马歇尔本拟推荐深明大义为蒋公倚重的魏德迈继赫尔利的驻华使节，改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nton Stuart），司徒虽是一位不问政治的学者，把魏德迈硬从驻华大使座位上拉下来，马歇尔茫然！

　　发展入真正工作时？马歇尔拟定第一步应先促成国共停战。他竟顺利地得到我政府建议，共□同意，组织停战的三人小组，由张群代表政府，周恩来代表共□，与马歇尔共商停战办法。接著就在三十五年一月十日政府与共□签订停战协定，双方同时下令从一月十三日起全面停止战斗。但，协定声明，此项停战令，并不影响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

　　跟著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政府派二人，□方派二人，美国派一人参加，实行督率全国分八小组执行停战。这时候，政府一本原定战後建立民主政府之大政方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集国民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共□乘机表示热心民主，积极派代表参加此项协商会议。马歇尔受愚，益信其停战之出於挚诚，而其奉命完成之促我政府召开协商会议的第三使命世就不费吹灰之力，顺利达成了。

　　最後只剩了把中共部队纳入国军这个问题要解决了。政治协商会议组成了一个军事协商小组，由张治中代表政府，周恩来代表共□，会同马歇尔，研究这个问题。到了同年二月十五日得到协定：此後全国军队全行改组，最後重组政府军九十师，中共军十八师。跟著六个月内，将政府军由九十师缩编为五十师，中共军由十八师缩编为十师。政府最初建议邀美国参加我国军之改编，因共□反对而作罢。

　　马歇尔以为在美国坚强国势与他个人彪炳威望之下，美国政府要他完成的三大使命都已一一完成了。於是，他在三十五年三月十三日遄返华府告捷，并拟结束他中国之行。谁也想不到，他到华府刚巧一个月，周恩来在同年四月十五日宣布东北全区已入战时状态，根本否认了停战协定的约束。在东北，一退一进，已先後接收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进而控制国军开进东北必争的四平街要冲。这是我在独挑国宣艰钜任务短时期内，美国善意援华，反而害我造成的恶劣形势，要我面对应付的。

第二节　俄控东北培养□□

　　史达林在雅尔达会议之前就知道日本无力作战，准备投降，因此，他比任何人有充分时间作争取胜利果实的策划。什么是他在太平洋战区最丰盈的胜利果实呢？把人口众多的东亚第一大国，中华民国蜕变而成他控制下的附庸国，是他梦想追求，要吞噬的丰盈果实。按照他制造附庸的惯例，培养傀儡作他吞噬的虎伥是他最拿手的杰作。於是，正如前章所述，史达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以受降国的身分，进而控制我全部东北地区，尽量一再拖延其撤兵时间，一方面用种种方法阻挠国军之入境接防，一方面，引导□军入境，尽速大量扩充□军之人员武器，予以训练，使成坚强作战部队，配合其政治运作，俾能夺取政权，成其控制附庸国之傀儡！

　　我们不妨把史达林进占东北的速度，以其受降日期与盟军受降日与我国受降日的先後作一比较。俄军在东北受降是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距日本八月十四日投降只有五天，可是盟军在米苏里军舰上受降是在同年九月二日，迟了十三天，我国在南京受降是在同年九月九日，迟了二十天。这一比较显示了史达林能怎样把握机先。

　　我们再把俄军撤离东北的日期来做一次总检讨。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规定：「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换言之，日军投降就是「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什么时候我政府要接收，俄军就应交出「管理公务」之权，没有再作任何协定的理由。可是，我不步步进逼，俄军毫无撤走的迹象。因是，在三十四年十月廿九日，才在长春订下了俄军撤走的协定，规定从三十四年十一月二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二日俄军分三期撤离东北。可是到了十一月，俄军又有种种说辞在卅日提出要求，撤兵期限延展到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不料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八日英、美、苏在莫斯科开会，竟不与我方协商，只由英、美同意，把俄军撤离东北的期限，延长到三十五年二月一日，实际，俄军公开撤离渖阳，拖延到三十五年三月七日。俄军一走，□军即跟著进占渖阳。渖阳如此，哈尔滨、齐齐哈尔也照样一撤一接，安排得天衣无缝，丝丝入扣。到了三十五年二月廿五日，俄军却公开宣布俄军已全部撤离东北境内。这与其在莫斯科三国会议承诺的限期已超过廿四日，他们并无解释理由不计外，实际俄军在匪军掩护下仍留东北，助其叛变，何尝撤走。

　　抗战突来的胜利，中美两国都是意外，因此都没有像史达林那样从从容容作种种事前的设计安排。中国政府就在这样对比落後情况下，在□苏合作，争取东北局势中，棋输一著。因为，在日本投降以前，政府接受美军在广州湾登陆，两国联军向日军发动新攻势的新战略，把精锐部队都集中到华南去；同时，缅战训练的新国军调回国内，也都驻屯在昆明附近。担任东北接防，需要精干部队去担任，从华南与华西南调大批这些部队去，怎样也赶不上俄军受降之後，立即去接防的速度。不得已而求其次，只有要求美国出动其海空军助我把这些部队尽速尽量转运到东北去。可是，美国政府受左倾幕僚作业的影响，还打官腔说，美国援华只援其抗日，受降超出抗日范围，不合援助条件。幸经魏德迈衷心助我，力斥此种主张之不当，努力争取美国海空军及时出动必需之舰机，助我将西南部队分批运往东北。魏德迈此种对我临危援手之义举，实应志诸青史，铭感不忘。

　　我政府接收东北，在三十四年十月十日由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家璈，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飞抵长春，与苏俄占领军最高统帅马林诺夫斯基谈判接收。马林诺夫斯基就表示中国军队不能在大连登陆，理由很牵强，只说铁路缺乏车辆，可转由葫芦岛与营口登陆。我们勉强接受这种无理阻止，调来部队乘美运输舰驶葫芦岛，不料登陆时□军竟开枪射击。美舰回航待命。後奉命改驶营口，美舰长登陆访苏俄将领，见数千□军在掘壕沟，又再度回航待命。最後，奉命改驶秦皇岛，始让国军在关内安全登陆，出山海关开入东北。

　　这时候，锦州以南地区已被从热河南下部队占据了去，苏俄势力公开掩护□军扩大组织其地方武力，长春形势险恶，东北问题未能全盘解决以前，孤守长春实无多大意义。蒋主席根据这样的考虑，在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命令外交部通知苏俄，莫斯科无履行条约实践移交之诚意，我东北行营人员全部由长春撤至山海关，惟留董彦平以军事代表团团长身分留长春与俄方连系。

　据事後读□方记载，在这时期开进东北的□军，陆上经河北、热河、辽北一带溜进的有由山西调来的四万六千余人，由山东调来的四万余人，由河北调来的一万余人；另由山东乘船先後陆续运至大连登陆的八万余人，统计约有十八万余人。这些□军，除海运部份外，都是接受俄方通知，在日军未投降前早已集合在东北附近待命出发的，故其进度有惊人之神速。俄方除集合□军外，又控制在东北原属「满洲国」的伪军十余万人，交□编入其部队，故新华社发表□在东北拥有三十万人的雄师实非夸大之辞。伪军受俄控，编入□军，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应负失职误国之重大罪责。好友文学家陈纪滢兄可作现场目睹的见证人。纪滢兄当年随其友，接收哈尔滨市长职入哈尔滨，亲自接洽某伪军军长向其友哈尔滨市长投诚，愿率其所部三、四万人受政府编入国军，并称彼受编後，可保证其他伪军三、四万人亦将响应受编。据称，其投诚政府实出至诚，因不甘出卖祖国，受俄军支配编入□军！哈尔滨市长感其至诚，即电请行营熊主任核可接编。不料，电发後永无覆电，一再催询，迄无反映。纪滢兄因另有高就返京，路过锦州，特下车专访熊主任，面询究竟。熊迳复称，伪军忠贞有问题，向不收编。实际，吸收地方武力，蒋主席早有公开训示，熊式辉之「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官僚作风，坐令十余万挚诚投诚政府之伪军，为□吸收，倍增其实力，熊氏误国之罪，杀身难赎！

　　俄方培养傀儡，除积聚□军人力於东北外，复将受降日本关东军接收之全部武器交给□军。据日方记载，关东军为日本装备最丰盈、最精良的部队，败後全部装备让俄军以受降战胜国身分接收了去。据称，根据正确估计，这些武器可供一百万人的部队作战十年之用，其中包括军用飞机一百五十一架，装甲车一百八十六辆，坦克车一百五十五辆，各种口径的重炮七百八十七具。俄方即以此全部装备拨给□军。□军多是土包子，那里会用这些新式武器？俄军即派大批军官到□军去予以紧急训练。

　　此时我东北行营由长春撤至山海关，显作对俄抗议、不惜决裂的强硬态度。俄在此时培养傀儡，尚未臻成熟阶段，於是前倨後恭，一改其狰狞姿态，马林诺夫斯基亲访董彦平，表示愿交出长春市政权，并负保护行营之责。这是退而不退的双关语，我方不置信，仍按预定计画进行。马林诺夫斯基同时提出中俄经济合作计画，竟说所有东北工矿事业都是苏俄对日作战获得的战利品，现在苏俄愿把其所得分一半给中国，作中、俄两国开发东北工矿事业的中国股权，与俄方合作重建东北。我们说，不动产不能作战利品，经济问题应在政治问题解决後再谈；苏俄坚持，东北工矿都是它的，经济问题解决後，政治问题不谈也会解决。俄方姿态的转向，跟著史达林邀请经国先生代表蒋主席访俄的突变，益见其阴险。

　　史达林面告经国先生，美国助华，别有野心，苏俄却真有诚意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惟一要求不能让一个美国兵到中国来。只要中国政府保证美国不在东北得利益，苏俄可能作必要让步。苏俄不反对中、美建立关系，但希望中国不要信赖美国。同时，史达林又表示，他极盼望能与蒋主席作两国元首的高峰会谈，详商两国之合作。就在同时，苏俄驻东北军的经济顾问也向我东北行营经委会主任张嘉璈提出两国经济合作方案，一再表示此方案谈不拢，苏俄不会撤兵。

　　蒋公研判俄态度突变，不外两个主因：以一手罗卜，一手鞭子，威胁利诱的手法，争取蒋公作比毛泽东有更高利用价值的傀儡，此其一；藉此延缓俄军撤出东北的限期，俾得充分时间培养□军窜夺东北的实力，此其二。因此，蒋公对策，一方面将史达林阴谋向美方透露并加解释，一方面加紧政府部队运送东北之步骤。

　　美方这才豁然贯通了！马歇尔不得不再度来华，与政府及□方代表协议，在北平设立军事凋处执行部。同时发布停止冲突的命令，规定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政府军开入东北以及在东北调动，并不影响。这是美方觉悟後，决定插手解决东北问题的行动表现。予苏俄阴谋以公开的还击。苏俄反应，立刻翻了睑，促使□军在鞍山、锦州、营口、盘山等地袭击国军。俄军亦作扣留军调处飞机，缴政府组成保安队的械等暴行。中国政府工矿特派员张莘夫就在此时被俄军惨杀。新华社发表公报，□在东北已组成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并建立党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代表□党提出，根据他们竭力主张中央改组联合政府的原则下，先组织东北联合政府的要求。

　　□方作这宣告，不啻表示他们被培养成熟，准备公开叛乱行动了。於是俄方配合，开始作诡诈式的撤退。政府方面董彦平即通知苏俄军部，俄军从各地撤退时，应尽先通知中国政府，以便布置接防。俄方制造种种藉口，阻止政府军接近其撤军的城市，致令政府军跟著俄军撤退即进驻东北各城市接防之计画，无法实现。

　　周恩来在这重要关头，公开表示，政府必先承认「东北民主联军」与「民选联合政府」，政治问题必与军事问题一并解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决派执行小组去东北，调处军事冲突，相对表示政治问题待军事问题解决後再商谈。这是美方直接插手解决东北问题的积极表示。苏俄还手，即由其驻华大使将中、俄经济合作建议草案送交中国外交部。中国政府拒绝考虑。

　　苏俄占领军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全部撤离长春，□军围攻长春，并在四平街、公主岭等地集结兵力，阻政府军从渖阳北上。中共中央宣布在东北对政府取敌对行动。跟著俄军从哈尔滨撤退，□军立刻进占哈尔滨。东北局势转入这样紧张阶段时，政府在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正式由重庆迁还南京。国际宣传处也跟著政府还都，结束了我在重庆「□态伪善阶段」的九个月作业，进而展开到南京继续我面对「□态恶化阶段」独挑艰钜整整另一年的奋斗。

第三节　诤美误识争取难友

　　面对上述胜利後国势的颠危，我们国宣处工作的艰钜，自可想像得之。我们那时宣传重责集中在争取美国的友情，不幸美国政府蒙蔽在左倾幕僚放射的烟雾中，对华之认知犯了双重的错误，致令其决策，善意的援助反变成恶意的摧残，使我们倾倒肺腑的诤言，无法挽救他们误入歧途的失脚！

　　我说美政府对华认知犯了双重错误，是指他们对俄共与共□对中国政府态度之估计言的。

　　先就当时美国政府对俄共对华态度的估计言。美国政府从罗斯福到杜鲁门一贯以为，俄共既参加盟邦打击德、日独裁侵略，决不会自己也作独裁侵略，因此确定俄共必然是一个和平共存的好夥伴。由此推断，英、美在雅尔达虽然出卖了中国，仍以为俄共只要求收回其既得利益而予以谅解。这是俄共支使埋伏在华府里左倾幕僚渗透手腕运用成功的绝招。赫尔利初度来华经过莫斯科，苏俄外长莫洛托夫跟他的一席谈，撇清共□跟俄共没有一点关系，就为他们事後培养共□褪卸责任伏下一笔。俄军经史达林巧妙运用几天内不死一卒不费一弹控制了我整个东北，我政府因苏俄阻挠接收，断然决定把接收机构退驻山海关，以示抵抗。史达林竟会立转笑睑，欢迎蒋经国先生到莫斯科，告以苏俄愿以至诚与中国经济合作，更声明并不反对美国之援华。更在最後迭次表示，希望与蒋主席进行高峰会谈，进一步商定两国合作办法。这是史达林亲自表示俄共怎样热诚要打开和平共存的路线。蒋公当时，即以史达林的这种表示面告马歇尔，徵求美国对俄共这种态度的反应。马歇尔的答复，竟说只要史达林有诚意，不妨答应他。这不是马歇尔不经意的信口轻谈，而是反映了华府对俄共对华态度的估计；相信它愿与美国在和平共存的原则下共同协助中国的重建与复健，是真心诚意合作的表示。美国政府不独这样估计，并且凭这估计形成期待，希望史达林真肯插身与美合作来做国共冲突中间的调解者。不是蒋公的坚决拒绝，美国真会化这期待而成行动的。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时期始终认定，史达林对中国问题没有多大兴趣；相信史达林的话，中国**只是一群不满独裁贪污中央政府的中国穷苦老百姓，不是**，跟莫斯科没有一点关系。因此美国人确信，中国的国共冲突，引不起莫斯科任何兴趣，现在它竟肯插身进来做调人，真是欢迎之不暇的一项意外收获。美国人想，中共虽非真共，莫斯科对它的影响力总比华府强得多，有俄共参加，国共和谈一定能有长足的进展！这是我们在那时期面对的美国政府最严重的错误认知，需要我们国际宣传负责者予以疏解的第一课题。

　　第二个美国政府犯的严重错误，是对共□的认知。美国朝野受了史迪威免职的震撼，由左倾幕僚的播弄，造成一种普遍执持的塑型偏见，一致认定，蒋公逞其掌握政权的虎威，欺压中共，以致中共无法翻身，中国不能实现民主政体，和谈之不能有结果，美国调解之枉费心力，中国国民党要负完全责任。罗斯福在雅尔达出卖中国之不当，连罗斯福自己经赫尔利解释之後，也痛悔前非，要赫尔利飞告英、苏元首，取消他的承诺。可是，毛泽东竟在同时中共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表示，中共对雅尔达的决策热烈赞同。理由有如下五点：㈠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㈡消灭中国法西斯主义，不许保留丝毫；㈢中国必须建立国内和平，不许再打内战；㈣国民党独裁统治必须废止，代之以代表全民之临时联合政府；㈤国土收复之後，经过自由选举建立正式联合政府。毛泽东结论说，按照雅尔达路线，按照中国国情，必须这样做。毛泽东是把握住罗斯福千载难逢的失著，在这演讲中，把俄共的狰狞侵略凶面貌带上协助邻邦的亲善假面具，诱导美国钻进圈套做他们鲸吞中国的帮凶。共□这套把戏虽在雅尔达事件本身上没有发生怎样的作用，可是毛泽东的这一番论据却变成共□诱导美国决定他们对华政策万变不离其宗的指导方针。在美国政府的估计中，中国政府永远是独裁法西斯主义者，共□永远是代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先锋队；共□争民主的手段是尽量要求组织联合政府，中国政府保持其独裁政权的手段是竭力破坏联合政府。美国调解国共冲突的唯一办法是拉拢双方组成联合政府，因此，在美国政府的估计中，共□的合作早没有问题，调解不成之障碍只因执政国民党的僵持，这就暴露了国民党独裁法西斯的性格阻塞了中国政治趋向自由民主的发展。这是美国政府在这时期所犯的又一个错误认知，需要我们负国际宣传责任者予以疏解的第二个课题。

　　胜利後的中国是所有盟邦中摧残最惨的一国，决不能再遭内战的屠毒。因此，美国调解的成败，实为决定我国运兴亡的枢纽。不幸美国政府以及部分人民受左倾幕僚以及记者的蛊惑，犯了以上两大认知的错误，我们负国际宣传重责的中国惟一机构，自应剑及履及，倾我全力作竭诚的忠告。

　　我们曾大声疾呼忠告美国政府与人民的第一课题是对苏俄应有的正确认知：它虽是盟邦，决不是可以携手合作的和平夥伴。我们警告美国朝野，苏俄之为**，独裁专政进展而独霸世界，蹂躏全人类，其狠毒强暴，超过德国纳粹与日本军阀千百倍。它虽在这时期取消第三国际，表示其悔退改善，不再施展其渗透颠覆伎俩。实际在这和平掩护之下，它的阴谋更发展其乘虚而入、无孔不钻的侵略攻势。我们不提别国，就以中国为例。史达林如何在雅尔达威胁利诱玩弄罗斯福於股掌之中，接著他如何运用机巧不死一卒、不费一弹，控制我东北，培养中□做他鲸吞中国的傀儡，我在前章已有详尽的分析，都是我们当年劝告美国朝野的有力资讯。我们综合这些资讯作结论，劝告美国朝野，俄共要控制全世界，最适合其侵略下手的地区是亚洲，在亚洲中最适合的国家是我们中华民国；警告美国要提高警惕，俄共培养共□做鲸吞中国的傀儡，目标在全世界，决不会占领了中国就罢手。那末，他们占领了中国再要进行的次一步侵略对象，必然是自由世界中最强盛的国家——美国。因此，就俄共全盘侵略战局作估计，全世界第三次大战实在已经开始，中华民国现在是给保卫自由世界实力最强的美国打著前哨战，我们的胜败就决定了美国最後面对的敌人力量之强弱。因为，我们与美国打的是一个战争。有了这样敌友判别的正确认识，我们再进一步，要美国对我们蒋主席领导的国民政府有正确的认知。蒋主席是以中华民族仁爱为本的传统观念来领导政府施政的。胜利後对蹂躏了我们八年之久的残暴敌人，蒋公竟能维其国本，保持其天皇制，念其民困，不求分文赔偿；最使敌人感激涕零的，留在中国的几十万解除武装的日本部队官兵，正是重整受他们摧残的我们国土的人力资源，蒋公竟豁然大公不予扣留，反拨用交通便利及其他资助，送他们重返祖国，享受意外的骨肉团圆。蒋主席对敌人如此，反观自己，受战争破坏之惨，真是满目疮痍，遍地瓦砾，亟需全民携手连心团结一致来重建这破碎河山。更何况，实践三民主义，由训政步入宪政阶段之政治发展步骤，在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中即作决定，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宪政实施之年，表示了建国方针只有在和平局势中才可实现。因此，以仁爱为本的蒋公，面对朱毛叛变，竟肯忍气吞声，不予挞伐，以免重陷国家於内战漩涡之中。今幸荷美国政府，仗义挺身作国共冲突的调解人，协助中国免遭战祸，蒋公自必欢迎之不暇，和谈有所成就，也必确切遵守实践，决不会食言毁约。美国朝野竟不以这种看法来衡量蒋公在和谈中的态度，反以大吃小、强凌弱的姿态加蒋公以破坏和谈的罪责。我们要美国人仔细审核毛泽东、周恩来在和谈进行中的欺诈手段。他们可以发现，美国调解总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前浪推後浪，忽高忽低，永无结束可言。但，我们若再进一步作深入研讨，他们会发现，发动打的总是共方先动手，而接受谈的总是政府先同意，就远角度作公平判断，求和态度的真假就可了然。

　　蒋公求和之诚，已如上述，而共□方面之参加美国调解的和谈，另有他们的两个动机。第一个动机是借和谈争取时间来掩护他们培养实力的努力；第二个动机是借和谈来接近美国，乘机离间美国与我政府的关系，同时骗取美国的援助。美国人若能明了了共□这两个动机，自会确信和谈之无结果，必然是共□的要求，似可不需我们再加说明的了。不幸美国朝野竟被蒙蔽，不这样看。他们永远固执著蒋公是独裁暴君，共□是民主斗士的成见，把和谈无成就的责任推在蒋公身上。美方的这样执迷不悟，除受共□之直接玩弄外，更遭共□制造的外围群众，当时如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章乃器、王造时等发动的所谓「民主同盟」所煽惑，以为共□真在代表中国醒觉的人民，推动划时代的民主革命。实际这些所谓「民主同盟」，只是乘国难危急时机，藉个人作秀制造知名度，跻身政治舞台争取政权的投机分子，无代表任何民主背景可言。这时期被共□利用，做它伪装民主的外衣，到後来利用失效，兔死狗烹，都变了刀头之鬼。美方特别是马歇尔，深受这些民主人士的包围，加强了他对共□认识的错误。和谈不成，责在蒋公，马歇尔既固执著这份成见，他竟不客气，使出两套挟持蒋公的威胁来强制蒋公。他最拿手的第一套是美援。美国国务院提出经国会通过的五亿美金新美援，是一根其味迷人的肥罗卜，挂在那里要等和谈成就实现联合政府时才吃得到的。当然，这根吃不到的罗卜之外，还有些正在授受中的美援，给与不给，多给少给，都操纵在马歇尔的手里，成他威胁蒋公就范的工具。他掌握著的第二套挟持蒋公的威胁，是在这时期我运送大批部队从广东九龙海口到东北所需的美海空军舰机的协助。我们虽经魏德迈的努力，获得美空军派出飞机把整个一师空运到长春，又获得美海军把我五个军的十五师用十四条运输舰陆续送到东北，然而，在运送期间中，马歇尔仍随时以停运为藉口，威胁蒋公就范。马歇尔之不可原谅到这样程度，而蒋公为国为民打落牙齿和血吞自我牺牲的伟大精神，真表现得令人感激涕零！

　　我们国际宣传处在这时期，根据上述的了解与解释，广搜资讯，详加剖析，透过印刷、今日回头检讨，当时我们这样努力，面对莫斯科魔力指挥棒下的傀儡，在中美两国里应外合阴谋运用的压力下，实难求揭露真相、伸张正义的效果。在美国政府中盘踞国务院的范宣德配合著在中国把持新闻发布枢纽的费正清，他们要把中国政府描绘成怎样丑，无知美国老百姓就会相信怎样丑。再加上，国际宣传处的外国记者招待所，在这时期变成了美国左倾记者独霸的世界。过去流浪的记者像史特郎、史曼特莱、白修德、福曼、史戴恩、艾浦司登等都成了响叮当的名记者，尤其是纽约时报的艾金森因捧史迪威而把这份美国数一数二的大报变成了吹捧中共的啦啦队。所幸的，足以影响英、美舆论的三个大通讯社还掌握在不受左倾污染可以作正确报导者的手里。这三社是：㈠美国联合通讯社，由美国人摩沙主持，㈡英国路透社，由中国记者赵敏恒主持，㈢美国合众社，由中国记者王公达主持。透过他们的合作，我们揭露奸谋与伸张正义的资讯与辩解仍可在美国传播界作奋勇的搏斗。然而，我们知道，这搏斗，与压顶而来的左倾势力争，决非取胜之道。在这不利形势下，我们要为国家作有效的贡献，一定要出奇才能致胜。所谓奇，是舍众目昭彰的正道而趋无人注意的僻径。这僻径，是我的意外发明。我澈悟，我们应设法争取美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关键人物，使他们了解我国处境之委屈，予我国以同情的援手。换言之，我对付盘踞在美国政府中的左倾幕僚，决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方法，以美制美，直捣美国腹心之患。

　　要了解我那时期怎样争取美国驻华关键人物，我得先说明，当时国际宣传处与办情报的调查局在作业上有怎样密切的关系。我在本记第十章第一节「三策选一」里已把显光兄和我怎样是中国情报事业的创始者，调查局局长戴雨农怎样受蒋公命称显光兄为太老师的经过作了简短的叙述，因此，国际宣传处跟调查局经常在作业时有密切配合的联系。有了他们的配合，我们经常可以对外在敌情方面，对内在**阴谋方面，得到正确的宝贵资讯，以提高我们宣传之可信性而增加其效果。但这联系是最高度的机密，不能当作普通作业处理，显光兄经常只把这配合工作，由我协助策划，由魏景蒙奔走活动，只限我们三个人紧密合作来处理这些资讯的吞吐。现在面对左倾攻势压顶而来的不利局势中，显光兄之引退，就只剩我与景蒙兄来趋这僻径了。所幸景蒙兄待人接物那一套交际的圆滑长才，能在杯酒联欢之际，以其笑谑诙谐的魅力，经常发生出人意外的奇效。好在我们的设计，已把无所不包的情报作战，集中作争取关键人物的焦点作业。只需正确掌握到这个人影响其作业之错误认知，予以正确真实的资讯，就可达成我们在国难严重期间，争取到为中、美两国前途共同合作的忠实难友。怎样由了解对方认知的错误，进而联络情报局搜集纠正其错误的资讯，这分任务由我承担，景蒙则任奔走联络之责，我们两人就这样分工合作把我们策划的走僻径工作推动起来。

　　我们这份工作是从民三十三年冬史迪威事件高潮时开始到民三十六年春马歇尔调解失败後结束，两年期间中不断进行著。国际宣传业务由处改局，显光兄去职又再起，先後参加指导，实际工作还是由我和景蒙兄两人一贯承担。我们要争取的美国驻华关键人物，前期为赫尔利，後期为魏德迈。

　　先说赫尔利，他在顺利结束史迪威事件後，民三十三年蒙蒋公特别推荐来华任驻华大使时，受谢伟志的愚弄，还天真地以为蒋公应负国共和谈失败之责。但，在再度接触期间，加强了他受蒋公伟大人格的感应，同时在和谈的谈谈打打延宕过程中逐渐认知了中共之从中播弄，不免怀疑国务院把和谈阻力推在蒋公身上的不当。我注意到他这种态度的转变，确信他是我们应该争取的难友。争取方法，我决定应直接揭破，破坏和谈的阻力是毛不是蒋，而毛之胆大妄为是受他同僚谢伟志的鼓励。谢在延安的活动早受调查局的注意，但尚未重视到提升为专案调查的程度。我把我们决定的新目标通知了他们，要求紧密合作。果然，不久他们就送来谢伟志在延安针对赫尔利调解和谈活动的纲要：他想说服毛泽东不要相信赫尔利真能代表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要支援的中国政府并没有一定的人选，只要受人民拥戴有抗日能力和决心的人，美国政府都愿支援，因此赫尔利坚持保证国民党执政的态度并不能反映美国政府对华的真国策。因此，我们作结论说，毛泽东受谢伟志的这样鼓励，必然要借和谈来拖垮国民党，绝不愿和谈成功保证了国民党的执政。我把这些资讯和推断，透过景蒙兄的交际运用送给赫尔利，提醒他对谢伟志的警惕，虽未必能立刻见效，却已伏了他有此可能发展的心理准备。实际，谢伟志勾结中共抽国民政府的後腿是真实行动，并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行动，而是史迪威事件後，很多驻华文武官僚共同的行动。赫尔利是一位了解环境很敏感的政客，经我们确实资讯不断供应的结果，自会肯定我们的警惕而澈悟和谈受阻谁应负责的真相。最後，我们经调查局努力找到了谢伟志在史迪威未失势时密送给史迪威的一份听谓「第四十号报告书」送给赫尔利。这是谢代史所拟请华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密件。文中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国民党，扶植中共军，才能使中国成为抗日的有力盟邦。最令赫尔利意外震怒的，这分密呈华府的重要文件，我们得自共□档案中，他竟不知道。赫尔利这才彻底觉悟共□得此撑腰，还会接受和谈吗？当然，使赫尔利坚定要跟美国驻华左倾僚属唱对台戏的决心，还在民三十三年底发现两起美国驻华军官跟中共密订的大规模合作计画，我前文已详述经过，不再赘述。我在这里只想补充一点，他所以能详细把握到这两大计画内容的资讯，仍还靠我们的供应。这一次才真正确定了赫尔利支持我政府的反共姿态，返国控诉谢伟志叛国置之於法，最後形成他在罗斯福雅尔达新政策不就，愤而辞职後还在国会中作斥责国务院以示抗议的壮举。他在他的自传里揭发左倾幕僚充塞在美国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驻外使领馆外，复作同情中国的不平之鸣。他说道：

　　「蒋主席领导他的国家抵抗日本侵略有八年之久，其中四年他是单独作战的。那时美国以废铁和汽油输往日本，英国和日本照常贸易，苏俄和日本和平相处。现在盟军胜利，中国的坚强士兵们和他们勇敢的领袖应该享受他们胜利果实的时候，中国却被盟军围困、出卖，而终至於毁灭！」

　　这位难友虽竭忠尽虑帮我们的忙，仍无补於我们的挫折，然其义愤之激昂已足令人心折。我们应该自慰这一番努力争取他，的确得到了丰盈的收获！

第二位我们要努力争取的难友是魏德迈。魏德迈的处境与赫尔利绝对不同。因为他在日本投降前是蒋公自己挑荐的参谋长，继桀骜的史迪威之後来弥补中、美两国元首误会的。因此，他是认认真真、切切实实执行参谋长应尽的职责并采取应取的态度，深受蒋公的倚重，同时，他自己也培养出了解中国的智慧与关爱中国的感情。识者或将说，像他这样一位美国僚属，还有什么要争取的呢？我们的答覆是「还是有！」因为，他究竟是外来的，身处当时蒋公面对的复杂环境中，他要尽职必先了解这环境；帮助他了解这环境是我们争取他成一个推心置腹的难友来做蒋公得力助手应取的执业目标。因此，我们决定在赫尔利之後他是我们要争取的第二个难友。

　　魏德迈在他的回忆录里追忆蒋公所处的恶劣环境时竟能揭露蒋公当时面对敌人，来自四个方面：第一方面的敌人不用解释是日本军阀；第二方面，他说是中国**，也可以说是应有的常识；第三方面，他竟指出是中国军阀余孽，李宗仁、李济琛，冯玉祥等，已经足证他透视蒋公处境已达不易多得的深度了；最後他能看出第四方面蒋公面对的敌人竟是号称盟友的大英帝国，真是蒋公入骨三分的知己之言。实际，他还了解蒋公更有第五方面的敌人，他只能藏诸心底，不便明言，那就是他的同僚，伏在美国政府里海内外互为呼应的左倾幕僚。他之所以能这样深入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处境，是国宣处配合作业实施有效的明证。最使他特别提高警惕的，是民国三十三年底发现的两项美军与中共拟订的军事合作计画竟没有让他知道内容就要请他推介毛泽东与美国总统见面。他虽发现是他参谋长在从中作祟，可是仍不知作祟的内容。提供给他这两案内容的人，就是我与景蒙尽了一臂之力，这才打定了他为蒋公抱不平，努力支持中国政府的决心。日本投降之後，他改任为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可惜那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实施完全把握在受左倾幕僚操纵的马歇尔手里，他这团长虽欲热心助我，亦无从著手。但，当苏俄军队霸占我东北，国军部队远驻在西南之际，他眼看美国政府无意在後勤及武器方面援助中国政府接收东北，他竟跳出他代表美国政府的身分，热忱出主意帮助我国。他向蒋公建议组织一个中、美、英、法、苏五国共管东北的临时委员会，以共管的方式来代替苏俄的独占。他同时建议，中国政府派遣第一流政治军事长官坐镇华北，确保长城以南的政权。他这建议，实际有五国「托管」的意义，只怕引起中国人民之反感，故意含糊其辞。既是「托管」即有长期性之含意，可使东北在五国共负责任治理的弹性安排下，使蒋公得从容处理切实接收东北的有效布置。他越位助我的诚挚实足感人。可惜蒋公处境实难采用他这好意的建议，理由很简单：我因日侵我东北才发动八年苦战，今苦战胜利仍使东北受国际共管，实难以得全国同胞的共识与谅解。可是，我们今日作事後检讨，魏德迈这项建议倘荷蒋公接受而正式提请美国政府的同意，当时苏俄之蓄意插足太平洋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此建议是及时阻止其东侵之好藉口，美国政府必能默许其有利美国而表示同意。英、法必步美後尘而跟进，则四国合作之压力，很可能使苏俄知难而就范，把东北暂时稳定下来再图挽救良策。这建议的确是魏德迈忠心事蒋公深思熟虑的贡献。可惜为正义考虑所阻，未蒙采用。然，魏德迈助我之忠诚并未因此而缩手，他仍尽其可能尽量达成蒋公由国军直接接收东北之愿望，冲破其左倾幕僚种种方面的阻力，动员美国海空军的艇机尽速尽量把我五个军的精锐部队由大陆东南运到东北去争取接收。这种力排国内阻力来助我的忠诚，实足令人敬佩。实际，他为中国谋，也为美国自己谋。他在返国後向国会报告，检讨美国对华政策之不当，曾经说：美国既采远东均势政策，就不应该让中国衰弱；美国既决心把日本势力驱出东北，就不应该让苏俄去占据东北。罗斯福只知口说远东必须均势，可始终没有正视这问题，助蒋委员长实力之增长；他只知全力与德国战，没有顾到中国受日本侵略的苦战。战胜之後，美国又袖手旁观，坐视东北富源受苏俄之搜刮利用，予中国**以篡夺政权之机。他这套坦白批判，为中国打抱不平实际也是纠正美国政府的失策，予美国政府中左倾幕僚以迎头的打击。怪不得，四十五年後的今天，魏德迈把他当年办事的档案，编纂成一本书，命名「论战争与和平」，请蒋公夫人宋美龄女士写读後感，蒋夫人盛赞魏德迈是史迪威事件所造成中、美两国军人摩擦不和後遗症的调解者，使两国军事合作重温和谐协调的旧梦，魏德迈之功实堪感念。蒋夫人又称魏德迈之深切了解**远超他的任何长官。言外之音，实堪玩味！

　　综合上述赫尔利与魏德迈这两位在美国驻华文武官员左倾一面倒，我政府深处国际压迫劣势之中，都能独持正义助我困斗，成我患难中难得的益友，在他们旁边不断供给资讯，提示正确研判的国宣处，多多少少发生促成与维持他们态度的功效。

　　第四节　八载仳离整渗了馥

　　抗战的胜利结束，使我在公务上添增了无限的烦恼，可是在私生活方面，却像拨开浓雾，顿见光明，重新享受到求之不得的温馨。记得我胜利回家是借座一架由重庆直飞上海的军用机，馥不知什么时候到，既无法到机场接机，只好邀了她三哥德如夫妇以及自己的子女，在大门口搬只方桌，大家围坐著等我到。等人心焦，更何况是八载分离的丈夫，她那时像热石上的蚂蚁，焦急的心情不言可喻。左等右等，我到底坐著景蒙接我的汽车来了，大家拥抱欢呼之余，我看到馥瘦骨崚嶒，简直脱了八年前我们握别时丰腴的型态，使我骤睹几有不敢相认的骇异。大家起哄了一番，吃过夜饭，我们俩相携进卧室，细谈衷曲，使我知道八年来馥在敌後所受的苦难比我在重庆受的不知还要增加多少倍，才把她折磨得这样伶仃！

　　假定宿命论的推断有时准确的话，把馥困在敌後，或者是命中注定的吧！不然，整个国际宣传处同事几十人，个个得享家庭团聚之乐，为什么只有我家向隅：港友船票早就买就，怎么会锁在抽屉内忘记寄；为什么馥要偏偏在这时间去染发，竟至中毒剃光头走不了！这一切，好像冥冥中故意安排，要把馥留在敌後，考验它的奋斗精神！

　　不久，珍珠港事变影响到上海，美、英、法势力退出了租界，日本军阀控制了全上海。这沦陷後半期的四个年头，馥天天在敌人淫威笼罩下，过著将被发现为抗日家属的恐怖生活。在最紧张的最後阶段，她竟不胜环境压迫，犯了失眠症，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她怕给敌伪追踪，第一步应变办法是迁居。商得她三哥德如兄的协助，向德如兄自产柏禄邨的房客，情商让出楼下一间统厢房，带著妹妹、小宝一家三口，不独寝食於此，连大小便洗澡也在此。敌伪控制粮食，凭票买米排队；控制燃料，凭票买煤球也要排队，都得由儿女轮著去排。买到的配给米粗糙不能吃，买到的配给煤球夹著泥巴不易燃，都得找黑市，买好米好煤和著用。这一切都得馥自己动脑筋去张罗。但，凭馥的智慧应付这些事，当然还绰有余裕；真使她难以自持的是敌伪威胁促成的精神压迫。试举妹妹为日本兵拘押为例。

　　妹妹那时就读我的母校，梵王渡圣约翰大学，每天一早从柏禄邨家里踏著自行车上学，要经过杰斯菲尔路上的日本宪兵司令部。有一天，经过那里，突遭一个日本兵喝停，并厉声勒令跟著他走进司令部。问何为，指指她挟著的英文书；妹妹仍惘然，测臆或读英文犯了禁。不料，给带进一个院子，发现沿墙壁站满了像她一样的女学生，大家都张口结舌惊惶失措，不知日本鬼子在搅什么鬼把戏。妹妹也给押令排在女生堆里，跟著又看见陆陆续续押来好几个女生。经过了几个钟头才看见一个军官式的鬼子，後面跟著一群兵，从屋子里走出来，顺著排好的队型，一个个细问，姓名、年龄、籍贯、家世、住址。问到妹妹，当然编造了一些资料搪塞过去；可是，她心头小鹿真在跳，这会儿可真要送掉小命了！果然，军官点完了名，站到中间，厉声日语吆暍，汉奸翻译说，它要大家立正作准备。妹妹想真的来了！因它听说鬼子拉到群众经常都靠墙排齐，一阵机关枪扫射可以杀好几百人，这鬼子准在搅这个玩意儿！她闭眼等著，好久不见动静；张眼看，只见好几个摄影师正在给每一个女生照个别照相。她才放了心，等候轮到自己。全体摄完之後，鬼子官又一阵叫嚷，汉奸翻译竟说他让大家回家去，不要乱跑，等候通知。妹妹回家，母女俩慌得没有了主。跟外边接触面广些的亲友们研究鬼子宪兵队此举的用意，多数以为当时盛传鬼子和汉奸们正在组织妇女慰劳队，送往前线作宣慰鬼子兵的工作，宪兵队的这套行动正配合得上这套传言。再加上我家是抗日家属，妹妹可能成为他们注意的目标。经大家这样一分析，真急坏了她们母女俩！慌慌忙忙找亲友，求掩蔽，把妹妹藏藏躲躲，天天过著心惊肉跳的生活。这是一个例子，是馥在这阶段中比较突出的例子，其他琐碎艰险，实难一一列举。总之，一个丈夫站在心战最前线最易受敌人注意的岗位上，妻子不幸留在敌後，当然必处在最易受敌人注意控制痛加蹂躏的险境中了！其遭遇之必多艰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公算。因此，馥几经挫折，奋斗到筋疲力尽无法自持的最後阶段，犯了严重的失眠症！

　　它是从一天只能合眼两三小时发展到简直长期无法合眼的严重病态。因不眠，食难下咽，体重直线下坠，精神昏眩、散漫；最後发展到面对亲友，目瞪口呆，大家说她完全脱了型！耀仲二弟是上海名医，找遍他认识的神经科医师，药罐堆满了一抽屉，不幸她的病态仍一天严重一天。突然一天，耀仲得讯，知道他留德时的一位奥籍同学名孟戴尔Mondal的，要到上海来。孟戴尔是精神病专家，必是医馥病的能手。因此，耀仲亲赴机场，不待孟戴尔卸装拉他迳到我家介见馥，立刻开诊。这真是天降的救星，馥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上，经这位奥国专家施诊了两三个月，竟给挽救了回来！

　　失眠病医好了，但馥病後疲惫已再无余力在这恶劣环境中继续它的奋斗。我在重庆，虽难知地处境的实情，却也能臆测她的概况。正当我俩两地相思，焦急如焚之际，竟得杜月笙侠义的慨允，负责把馥和子女偕同他的眷属从上海接到重庆去。不料，事败垂戎，界首失守，路线中断，馥再受打击，重返沪寓。这回经过，前面已经详述，不再多赘。总之，馥的体力与精力到这阶段还真磨损得剩余无几了。可是，天无绝人之路，馥的命运发展到这样走投无路的绝境时，竟会发生奇迹，过不了几个月，日本天皇竟在广播中表示投降，让她这个快要向命运屈膝的弱女子，兴奋地跳了起来，参加唱胜利凯歌的行列。这个时间的巧合，真是救了馥的命。我不知，假定胜利再迟来一年，我回上海时，是否还能找到她！

　　这最後一句话，是我听了蜷伏在我怀抱里的馥呜咽泣诉上述八年磨折生活後，藏在心底里，不忍说出来的一句当时悲痛的反应。聆听她回肠荡气的絮述，抚摹它骨瘦如柴的胴体，怜爱之情充塞胸臆，我不禁抱著她泪如泉涌起来！想不到八年抗战给我的折磨竟比不上馥受的苦痛万分之一！难为她以一个弱女子，竟能单枪匹马从与命运搏斗中，杀出重围，再投到我的怀里来！我们此後能享的温馨生活，都是她智慧运用的赐予；我由衷的感激她，爱怜它，确认此後生活再也不能离开她了！

第十七章　将处改局最後奋斗

　　第一节　马帅受愚援华援□

　　还都之後□态恶化已达公开为俄酋傀儡仗势猖獗的最高程度，而马歇尔受华府左倾幕僚的蛊惑，仍以强制蒋公委屈让步，提升中共政治定位，组成联合政府，为他代表美国总统来华调处不能动摇的原则。他到中国第一次晋见蒋公时，蒋公即坦率提醒他说：「这一次美国参加国共和谈，调处军事冲突，务须中、美两国政策互相协调，更要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互相了解，免为共党离间中伤的奸计所乘才好。」可惜蒋公这一套由衷的倾诉，马歇尔中了共□蛊惑之毒已经太深，只当是耳边风，一点听不进去。

　　在这期间，俄共与共□配合的篡夺东北双簧戏，一退一进，正如上章所述演得丝丝入扣，把哈尔滨和长春一带都让□军接管了去。可是就在同时，国军配合著魏德迈协助的美国海空舰机运轮与自己由铁路陆运，双方并进，开进东北渖阳以南的部队也已有六个军之众。这六个军可说是集中了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其中包括由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在缅战初期，战绩辉煌，备受史迪威之嫉视；由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在缅战後期打下密芝那；由廖耀湘率领的新六军，在缅战後期，连下缅北大柏家与胡康河谷；由刘玉章率领的第五十二军，在长城之战扬威於古北口；由向凤武率领的第七十一军，在淞沪之战扬威於江湾闸北；以及由石觉率领之第十三军；军容之盛，可说是一时无两。但，共□此时有了俄共撑腰，悍然无惧，摆开抗拒阵线阻止国军北上。政府当然根据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促令国军北上接收苏俄按约交出的所有城市，於是战火就此爆发起来。国军由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任总指挥与林彪所率号称三十万大军的□部，交战於四平街一带。经一个星期的激战，□军伤亡过半彻底崩溃，影响其他残部兵败如山倒，分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奔逃。杜总指挥即於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进驻长春，并令其所部以哈尔滨为目标，沿长春铁路线向北进击，势如破竹，□军毫无抵抗行动。

　　就在□势这样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马歇尔由美国飞返南京，以调人身分找到了蒋公，说国共这样打下去，怎样再能进行和谈，要求蒋公速下停战令。美国取这样态度，的确使蒋公十分为难了。为了缓冲紧张，保留考虑时间起见，蒋公飞赴渖阳，视察战局，拟综合前方报告做他决策的参考。前方报告都认为□军受此打击，如不受国际特殊支援，一时无再起的希望。蒋公念□总是中国人，也应有放下屠刀，携手连心，和平建国的共识，就在渖阳先令前方就地停止进击以待後命。同时由渖阳函告马歇尔，表示国军可接受停战调处，惟应先由□方实践停战协定以及实行统战方案为条件。後由渖阳返京，即接受马歇尔建议，於三十五年六月六日颁发所谓「第二次停战令」，并且还把已经渡过小松花江停止在双城附近之国军追击部队，撤回到陶赖昭与德惠县一带防守，以待後命。同时发表声明，表示国军停止攻击，限期十五日，希望□方得有机会能确实履行其签订之停战协定。就在这十五天内，马歇尔提出方案与国共代表协商东北停战与整军问题，反覆商谈，毫无结果。蒋公又接受马歇尔的要求把停止攻击的命令再延长八天，到三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午为止。不料在这八天内，□方提出更无理的条件，致令商谈无成就可言。可是这两次停战令使国军高昂的士气直线低落，坐令士无斗志，从此国军在东北局势中永远陷入被动地位，□军占尽了上风，变成了政府在东北最後失败的惟一关键。蒋公在其遗著《苏俄在中国》中沉痛地自我检讨说：

　　「当时己进到双城附近之进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攻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之散□，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苏俄亦无法对共□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後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於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後果。这不仅是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兽性与暴行』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

　　蒋公这一段检讨第二次停战令所造成东北失败牵动大陆赤化全局的後果，把一切责任由他自己一肩挑了起来，这显示他打落牙齿和血吞，伟大领袖的负责精神，固足令人钦敬，但，我们以历史家的客观衡量作公平研判，蒋公当时下此明知不利的命令，有他保持中、美合作以避免同胞再度涂炭，并达成和平建国宏愿的苦衷，在马歇尔的坚持建议之下，万分不得已才下这停战令的。因此，马歇尔执行美国援助友邦中华民国成立民主政府政策，没有援助美国承认的国民政府，反而对摧毁这政府的叛逆，帮了一个起死回生扩大实力的大忙。更令人百思不解的，马歇尔犯这援华援□的错误，一之为甚，怎能继续为之；不料他竟会再犯，而增加其毒害我国之份量，种下了大陆赤化的祸根！

　　停战令的影响，政府军遵令停战，□军则乘机进犯，绝对无视此令之应双方共遵。故两次停战令之结果，迄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民大会之时，□军在热河、察哈尔方面已进占承德；山东方面已包围青岛与济南，断绝津浦铁路交通；苏北方面占泰兴进攻口岸镇，威胁首都南京；晋绥方面，攻占二十二县，完成对太原与大同的包围。美方作调人之军事调处执行部为了保持北平、天津安全，要求□军退出承德；为了保持华南与华北的交通要求□军撤离津浦铁路；为了保持首都的安全要求□军退出苏北。这些要求，可说是委曲求全到无可再低头的程度，可是□方蛮横，一概置之不理。政府方面为了要达成和平建国的目标，努力邀集全国各方面的民间代表，当然包括□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协定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完成中国国民党还政於民的建国程序。共□拒绝，主张先要改组政府让共党参加，再开国民大会。政府主张先要解决军事问题，再谈共□参政的政治问题。共□又主张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解决。为此争议，政府让步把原定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改延到十一月十二日。从这时候起马歇尔的调解工作发展到最紧张的阶段。时□方代表周恩来作态不入首都，常驻上海。蒋公经常在暑期移驻江西庐山牯岭办公，马歇尔要摄取双方意见以求协调，不得不在这三、四月间竟上庐山劝请蒋公让步达八次之多。在他奔走期间，八月十日以调处困难曾与司徒雷登大使发表共同声明，述其协助中国以和平方式建立民主政府努力之诚意外，并表示谈判政治与军事纠结难解的问题迄无解决之道。蒋公即於八月十四日公告提出政治军事上六项让步的新建议。继续在九月三日，接受马歇尔的建议，於三人小组继续调处军事冲突之外，另再成立五人小组，商谈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这是政府的一大让步，使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得同时商谈合并解决。

　　不料□方在蒋公委曲求全作这重大让步的时候，突然进占张家口，赶走驻在张家口的军事调处小组。□方此举不独破坏停战协定，并且割裂政府热河、察哈尔之完整，威胁到北平、天津的安全。蒋公受此暴乱之胁迫，不得不饬令国军予以挞伐。□方代表周恩来竟肆行要挟，向马歇尔表示：「政府如不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共即认为政府已公开表示，和谈全面破裂！」他随即离京赴沪，回避交涉。马歇尔急了，要求蒋公立即下令停止进攻。蒋公仍忍气吞声接受马歇尔的要求，下令停战十天，在此十天之内，由三人小组会谈军事问题，由五人小组会谈政治问题，以求彻底解决。不料，在此重要关头，□方不但不作协调的反应，反增加其军事三条、政治五条之无理要求。马歇尔不得不亲自到上海求见周恩来，邀他回京继续商谈。周除加强其无理要求外，并在语意中直接谴责马歇尔身为调人实际处处偏袒国民政府之不公。马歇尔遭此侮辱，懊丧回京。蒋公在十日停战限期过後自然就下令进攻，一下子逐走了□军，收复了张家口。

　　不料蒋公这样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措施，仍遭马歇尔之不谅，他竟因此勃然大怒，下令停止一切美援，使此後中华民国得不到美国政府任何军备的补充。马歇尔的这样突然翻睑，实际也反映了华府对华政策的转变。因为，早在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美副国务卿艾奇逊已经发表宣言，声言美国调处国共冲突取一视同仁不分轩轾的态度。他又在同时向众院外交委员会报告称：「中共曾要求他们部队并入国军之先，应得美国少量军备之供应并予其部队以短期之训练。马歇尔已同意此项要求。」在美国政府考虑□方这项要求之际，竟同时予我政府以停止军援的打击。

　　美国在三十四年与我政府订约，承认为我国装备及训练三十九个师，後来又允诺为我政府装备及保养八个半空军大队。到了三十五年春；美国又与我政府订约承诺，把战後留在中国境内之军用车辆全部供应保养器材拨送中国政府使用。美国政府这一切承诺都给马歇尔这一道命令化为乌有。跟上来杜鲁门总统竟以美国不助中国打内战为理由，在同年八月十八日发布行政命令，禁止任何美国商人售予剩余军用器材给中国政府。美国这一套全面封锁美援的辣手，是在紧要关头沉重打击中国政府压平共□叛乱的实力；这打击的致命伤，更在政府军事装备多来自美国，此後不论枪、炮、车辆一切军用器材稍有损坏，亟需零件补充，而这些零件都来自美国市场，今一经全面封锁，断绝补购来源，即一只螺丝钉或一根杠杆的损坏可使一尊大炮一辆坦克车的报废！政府军就在军备因零件来源之告竭而这样日渐削弱的状况下，与背後有俄共尽量扩充其军备的共□作战，任何雄才大略的军事家都无法挽救这基本动摇的颓势。这种恶劣形势的延续一直到三十七年三月三十日杜鲁门不胜国会的压力决定恢复四亿美元援华案，其中有一亿二干五百万规定专作军援之用。这时候，□军已直逼平津，傅作义任保卫平津的总司令，军槭告竭，急待补充。美方决在此援华案中拨价值一千六百万美元之军火送给傅作义。傅氏得此美方起死回生的援手，非常高兴感激。孰料他伸长脖子左等右等，等到的美援军火，开箱一看，里面装的枪械都缺乏零件，没有一枪一炮可以使用。这才使这位决心作最後一战的忠贞大将不得不变节降敌了。这些无用军火的运送，显然是美国政府中左倾幕僚动了手脚，也是他们愚弄马歇尔之後，跟上来扯蒋公後腿的另一绝招。

　　可是马歇尔仍执迷不悟，一心以为美国好意协助中国成立联合政府以解国共纠纷的阻力，完全来自蒋公，反同情共□之被侮。故在三十六年一月七日借升任国务卿之藉口，放弃其一无成就之调处任务回美之时，他还发表声明，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保持以和乎态度来解决共产问题，明示他的偏见，确认中共不是真正**，一定可以接受民主合作的建议的。声明原文中一节说道：

　　「我相信中共是自由而激进的，可是有很多人以为中共组织森严不能同意我的看法。但，我切实发现中共中间的确有主张自由份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人，都因厌恶其政府之贪污而加入**，这种人重视中国人民的福祉超过运用高压手段，在不久将来，会重订其共产意识型态的。」

　　杜鲁门总统在马歇尔声明之前，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也发表他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二次声明。在这声明中，他再度强调美国态度之不变。中间一节说：「一年前本国政府所发表的意见今日仍有效。本年二月同意的政治统一计画是正确的。」可是，中国政府实际的处境却跟美国这两位政治领导人所说的绝对背道而驰。蒋公是尽量放弃自己的主张，抑制自己的尊严，竭力委曲求全，以期争取美国的合作，来达成他真正和平统一建立民主政制的愿望；可是最後所得的结果，只剩下美国的合作绝裾而去的几句空言，留下他一个人单独面对得到充份外援的叛逆之压顶而来的进军攻势。马歇尔之来华的确抱著协助蒋公达成其建国宏愿的由衷善意，可是其善意的这样恶化，他自己不承认，实际也简直不知道。最令我们钦佩的，蒋公受此打击，仍在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元旦文告中表示：虽然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政府仍愿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政府决不放弃任何政治解决的机会，和平商谈之门是永远畅开的。足见蒋公要求的目标与马歇尔受命达成的目标是绝对一致。那么马歇尔之铩羽而归，究竟谁应该负责呢？彻底检讨，这不是片面负责的问题，而是双方对峙成败的问题。是史达林遥控制造侵略亚洲傀儡的进攻，美国无法阻止败退的问题。美国的对华政策，一贯认定蒋公领导的国民政府是为独裁、贪污、腐败、无能的执政国民党所把持，而中国**不是真正的**，只是不满国民党把持政权，努力建设民主政体人土集合的革命党。因此，在马歇尔调处过程中，中共永远被看作诚意促成联合政府而随时随地受国民党的压迫难偿心愿；当然蒋公领导的国民党，在美方估计中，永远是惟恐联合政府有所成就而以暴力压制中共的独裁执政党。马歇尔是抱箸这种不平心理自认调处失败回到美国的；跟著後来□篡大陆，我政府迁台，美国国务院也根据这套心理，发表白皮书，彻底推乾净美国应负的责任。但，事实还是事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欺世伎俩可蒙蔽视听於一时，绝难面对历史的评判於千古。四十年後的今日，复兴基地上的执政者还是当年的中国国民党，篡夺大陆的叛徒还是当年的中国**，试把两党的政治运作的绩效摊开来作一比较，究竟那方面是为国为民矢志民主的政党，不辩自明。那么，我们再回头检讨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与主持调处中国问题的马歇尔又怎么会犯这样大错的呢？答案很简单，史达林埋伏在美国政府中的左倾幕僚，工作发生了奇效。他们竟能使在欧洲协助战後国家，不论敌友都能从瓦砾堆里重振家邦，名震一时的耶诞老人，来到中国竟变成了受史达林牵著绳子，洗了澡，戴上帽子跳踉作乐的一只猴子！堂堂战後领导世界的美利坚合众国在世界史中沾上的这一污点，就是写一百本白皮书也洗不清的了！难怪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退休後写回忆录，痛自谴责他代表美国政府处理中国国共和谈的乖张失当，无以对自己良心的坦白检讨。

第二节　元首召询董兄再起

　　还都後的国际宣传业务之执行，应分两个时段来进行叙述。前一时段，在三十五年五月二日新闻局成立以前一整年还是我独撑艰钜的局势；此後到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年半的阶段，是国际宣传处改组为新闻局，由显光兄出任局长，我任副局长，是我仍回复协助处理宣传业务的局势。

　　先把前期未改局前，我仍独撑艰钜阶段来讲。胜利还都，要把在重庆八年创建的整个国际宣传处积累的人员、档案、器材，从长江快近尾梢的重庆搬到长江快要入海的南京，真是一件十分困苦的工作。我真庆幸自己在这重要关头找对了人；我找到了唐邻柏，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一般人所谓的「读书人」；他竟能把这样一件困苦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确当周全，证明我「读书人」也能办好事务工作省悟的正确。这省悟是从前一任国宣处事务科长陈耀柱贪污渎职事件中激发出来的。耀柱是我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同班同学。他专修的是经济学，毕业後就在一家外国银行中办事。我就职国际宣传处处长时，要找一位主持总务人员，就硬邀这位专攻经济学的陈耀柱来担任总务科长。当时心理以为办总务必找经济学专家才办得好；不料，这设想完全错了。这位经济学专家竟乘机发展他发横财的作业。当我当面质询他时，他竟直截了当答复说：「你做处长，前途无量；我屈居一个科长，不乘机捞一笔，还有什么希望可言！」这一句反常悖理的话，使我顿悟用人标准，不能专顾「能」不「能」，也要注意「守」不「守」，能力与修养要齐头并重；甚至应偏重修养。因此我找上了资料室主任，纯粹「读书人」唐邻柏来继任总务科长。他果然能不背我的期待，顺利完成国宣处这样大搬家的任务，使我自庆这用人标准转变的成功，不胜异常兴奋。不料，到了南京，安顿粗定，邻柏就要求我履行诺言，准他辞去总务科长之职，另转其他他能胜任的职位。的确，在我邀他转任总务科长时，他因职非专长，坚不肯就，我曾作试办几个月为条件之允诺，然试办结果，十分满意，自无另调他职的理由。然他辞意坚定，竟以去就争。我不得意，允其以待我觅得适任者为条件，求其暂维现职。在我紧迫物色主持总务适任继任人选阶段，堂弟麟生推荐其光华大学毕业的同班同学陈新萌兄，谓其修养与能力为同班同学共同推许之杰出者，向我建议，不妨约谈以作任用选择的考虑。我同意约新萌来谈，数度接触之後，我深感新萌常识丰富，分析与判断事理之敏锐与正确，其为「读书人」之标准，有过於邻柏。於是即以邀请其继邻柏出长国宣处总务科长职之议，提请同意。此建议真出新萌意外，他坚持办理总务实非所长，婉拒我邀，并立即启程返故乡常熟以示决绝。我除去函再作正常邀请外，也专程返里，登门作三顾茅庐之面邀。新萌受感，允随来南京，接邻柏待交的总务科长职务。新萌也以一个毫无办事务经验的「读书人」，有能有守，办理总务任务，永远为我终生发展事业的得力助手，彻底肯定了我当年省悟的用人标准之实践有效。至邻柏卸去总务科长职务後，即请假赴杭州，出人意外地投西湖自杀。使我顿悟其坚辞总务科长职，并非以不称职而求去，实已具自杀决心，仍要把他应负的职务来去分明，有个交代，其有守有为的做人品格之高，令我至今钦佩。至其自杀导因，事後详悉实是婚姻引发误会的惨剧。抗战突发时，他的未婚妻家因减少逃难负担，要求立即给女儿完婚。邻柏婚後带了新娘子，随其所属机关到衡阳；按照当时一般机关惯例，在城里办公，在乡下安顿宿舍，以免眷属跟著逃警报之劳。不料，新娘子不谅，以为邻柏一早离家，深夜才返，必有外遇，经常与夫争吵。争吵达高潮时，新娘子竟不告而别，来到了重庆。邻柏爱妻情急，竟辞去职位赶到重庆来找新娘子。他之就职国际宣传处是一方面求生活有寄托，一方面继续找妻子。不料，最後找到了他出奔的妻子已经变了别人的妻子了！这才使他抱著决心自杀的念头为国宣处服务的，其经过真是一出惨绝人寰的悲剧！

　　至还都初期，国宣处人事更动之最大一桩事，是跟著抗战胜利日敌投降後必然要撤销的对敌科的疏散。科长崔万秋本是青年党党员，得以青年党的代表资格，参加商震主持的中国受降代表团到东京去参加接受日本投降，跟著就留在我驻日本大使馆做外交官了。该科专员林忠，则蒙接管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之邀，回他台湾老家，担任光复後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台湾广播电台的台长。其余该科人员，除选留三、五人，分在其他各科担任对日经常宣传工作外，概予遣散。第二件重要人事变动为调派编撰科科长沈剑虹担任国宣处美国旧金山办事处主任，其遗缺则由该科专员万君和升任之。第三件人事变动则为外事科科长张彼德受新任上海市长吴国桢之邀为其秘书，遗缺由专员沈錡升任之。抗战结束，本处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办之新闻人员训练研究所办了两年就跟著结束。两年训练成材之学员皆留处工作，故还都初期工作人员相当充沛。例如，余梦燕、王洪钧、周森铸、凌崇熙、李惠苓、殷珊姑、沈昌瑞、欧阳美生等十余人，皆分配在各科担任工作。胜利之後论功行赏，我当然要想到在美国西岸范都拉的那位美国牙科医生而兼业余无线电收发专家史底华博士，八年内给我们做对美宣传重要沟通管道之功。因此，我特电请他带著太太来华，住在国宣处外国顾问宿舍内，优于款待外，并呈请主席蒋公特予接见，赠送胜利勋章及奖金十万美元。这是远出史底华意外的特殊收获，使他对我的推荐请奖深具感谢之忱；那时他应邀来华，还以为国宣处要他继续抗战时期所任电讯沟通任务，故随身携带了全套收发电传器材；不料，我方电讯恢复正常，有政府电讯局统一执掌，其所携器材无所应我宣传之需要；因此，他为表示他对我的谢意起见，专函把这套全部收发报电传器材送给我个人。我得此赠予，自己无所用，交国宣处电务科保管。不料，此後由处改局，我们交卸新闻局局务时，景蒙兄以此为史底华赠物不必交後任，竟给他辗转迁运，把这套全部收发报电传器材带到台湾，变成了他创建英文中国日报最初期发刊页型通讯报之用。景蒙兄始终没有知道这是史底华赠我的私人礼品，他因擅用新闻局存物自感不当，反在英文中国日报打定基础之後，赠送当年为局长的显光兄美金四千元以偿歉意。我仍默然不加纠正，因为，目睹此对我不生应用价值之器材，能由景蒙兄善予运用，发生产一新报之作用，已惑十分快慰，此物谁属实无一争价值。只在今日回忆写自传时作这纪录，以示英文中国日报之产生跟我有这样一段因缘。

　　至新闻局未成立前我继续独撑艰钜的一整年，适当马歇尔二次来华积极调处国共冲突最艰险的高峰时期。共□得俄援後的态度突变，嚣张跋扈到不可理喻的程度，马歇尔之受愚使美国援华政策反成助□夺权的奥援。这一些陷我政府於极不利的险境，我在本章第一节里已作了详尽剖析的叙述，无待赘述。国际宣传处面对这种变局，自必一本我政府处境与既定国策，动员全处海内外同人，透过文字、语言各种方式的传播媒介来宣扬真理，澄清是非，求自在人心的公道。当然，我们面对的问题看著千头万绪，实际检讨，综合集结到一点：美国政府调处国共冲突政策的基本错误。因此，我们宣传的目标，也只集结成一点：唤醒美国政府与人民纠正他们这项对华政策的错误。共□在这阶段已经撕去和善假面具，暴露狰狞真面目：他们绝对无心促成和平谈判，却也不愿见和谈的破裂。为什么？我们指出了共□的两大阴谋。第一，他们制造好几次国共冲突的事变，把促成事变的责任硬推在国军肩上，迫使马歇尔迭次扬起停止美援的威胁，使国军实力原有的绝对优势江河日下，因此，他们是利用和谈来削减国军作战实力的。第二，□军虽经俄援，吸收伪军人员以增强其作战人力，配备日军武器以增强其作战火力，然尚须时间加以训练始可成真有作战能力之部队，因此他们是利用和谈来争取时间训练自己军队的。他们就把傲慢无理与花言巧语交叉运用来玩弄马歇尔；使马歇尔虽感和谈棘手，仍永远保持著和谈有望的信心，继续他压迫我政府的努力。

　　我们对美宣传除就上述和谈作业现状揭发共□这两大阴谋之外，虽然更重要的还是透过各种传播管道与人际关系苦口婆心恳劝美国切勿把协助作战盟友中华民国政府的一番至诚好意，受国内外左倾势力的播弄，反变成培养叛乱来颠覆这政府的违心决策。

　　不幸，我们尽知竭虑的努力，仍无法纠正莫斯科、华府与中国三方面左倾势力合作形成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这种艰苦奋斗，到了民三十五年九月中旬，马歇尔八次上庐山苦劝蒋公让步促成和谈那阶段，可算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最高峰！我当时考虑庐山既已成了政治发展的热门中心，外国记者必蜂拥而往，国宣处应妥加安排，因决亲自前往，与专任招待外宾的励志社主任黄仁霖接洽准备。在山洽办三日後上午事毕乘轿下山，不料一位武官在山下警察岗位上招手嘱停轿；说，蒋主席听说我到庐山，要召我面谈。我即乘其来接的汽车迳赴蒋公行馆。行馆甚简朴，武官即带我入起居室，蒋公已坐候，起立握手嘱就坐，待我如友好，深感不安。坐定，即详询国际宣传处面对当前危局因应作业的经过，这真是给我在人背後埋头苦干了几个月一个畅快宣泄苦闷的好机会，当然立即把我对现局的看法以及领导国宣处作业的经过，作了一次长达半小时的报告。蒋公一边听一边点首示默许。等我说完，连声说好，好，好！他继续思索了一会儿，就笑著说道：「我们面对这样胡涂的朋友，你们还能做出怎样更好的成绩来呢！」接著他老人家就滔滔不绝地把他对时局的看法与检讨作了使我永志不忘极富前瞻性的指示。

　　他最先提纲挈领地指出，共□作乱，实际是受俄共指挥，做史达林侵略世界战的先锋队。可是，共□强指这是中国的内战，还把我们政府丑化为促成这内战的罪魁祸首。美国政府竟以假作真，老老实实相信了他们这套花言巧语，完全忽略了躲在他们後面俄共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蒋公看，这问题影响的重大，不光是中国的存亡，简直是世界的安危！美国竟不会仔细想一想，国民政府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政府，**是要推翻这政府的叛逆，挞伐叛逆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合法合理的措施，怎能强称为内战。美国相信这是内战，於是，共□就一跃而成反内战，反法西斯，主张和平的人民代表而骗取了美国的同情。美国是抱著这种态度来调处国共冲突的。美国以为它调处的目的要促成中国的统一与和平，自认抱著公平公正的至诚来做和事佬的。在调处进行中，美国要使双方接受调处，并遵守协议，不得不施其政治影响。我政府真诚期待和谈之有结果并与美国理念与感情之协调，美国的影响必然发生重大效果。但其影响对俄共与共□绝对发生不了任何作用。可是美国并不了解我们所处的这种劣势，一味以和谈不成的责任加到我们的肩上。当然，美国最大的错误还要推它对俄共认识的颟顸。把制造傀儡蓄意鲸吞中国野心勃勃的侵略者，认作无意远东政治的中立者。美国不知俄共的中立姿态有促成两大目的的阴谋。第一个目的是利用和谈来培养□军作战的实力。第二个目的是利用和谈来分化中美关系，瓦解反共阵线，使美国的调处全盘失败。其最後企图，待美国调处失败之後，一面使中美关系由冲突而濒临破裂，一面促使中共指摘美国是要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发动中国民间的反美运动，迫使美国不得已而放弃中国，俄共就乘隙取而代之。蒋公表示，他已看到这个危机的必然到来，然他对反共必胜的信心决不因此动摇。因为，蓄意奴役人民的叛徒必为人民所共弃，至诚为人民造福的政府最後必得人民的拥护，凭这一点真理常青的信念，他要奋斗到底。

　　蒋公这一套洞烛未来充满前瞻性的理念，是在他下令驱□离张家口，马歇尔力劝停战时就形成的。那时候马歇尔正热心奔走促成和谈，蒋公竟就作了这样消极性的结论，其预料美国受愚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已准备面对国难严重转变，一本忠贞报国的决心奋斗到底。这种态度，真使我钦佩得五体投地。面谈至此已到中午，我起立行礼告辞，蒋公竟留我同进午餐。菜肴简朴，只有四菜一汤，在坐只我一人，竟类家人便饭，如此亲切待遇，感念终身！下山後，两天之内，马歇尔就以停止美援来惩我政府克复张家口树立政府威信合法合理的措施；致令中美关系，正符蒋公预断，日增冲突，□势猖獗，危及国本。

　　我下山返京後，局势益增恶劣。政府方面，尽力筹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诚邀共□派代表参加。共□无理拒绝，硬要先让它参加政府，再开国民大会。马歇尔奔走调处之间，共□及其同路人发动反美运动，在北平制造女学生沈崇被美兵污辱事件，刺激舆情，反美呼声遍及全国各大都市；声言美军驻华，侵略野心，昭然若揭，要求美军立即撤走以平众怒；马歇尔无奈请华府调返美国驻华军队，自己也以升任国务卿为口实，卸去调处国共冲突这件湿布衫而返美了。马歇尔离华，调解工作虽仍由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进行，然□态猖獗，已摆足敌对态度，乘机到处进攻，以不可能成交的条件维持和谈的继续。在这恶劣局势之下，政府决改组行政院，推元老张岳军（群）先生出任院长。岳军先生的睿智认知我们面对的艰危局势是美国政府之受蒙蔽所造成，要使美国政府顿开茅塞，宣传业务之加强实为当务之急。於是他就想起了业已退休在美休养的宣传能手董显光。岳军先生自己在就职之前，本准备先到美国去医治牙病，因此，得了蒋公的首肯决到美後面邀显光兄返国任此艰钜任务。同时，因此任务之艰钜，岳军先生得蒋公同意，把原来在党属宣传部显光兄手创的国际宣传处全部原班人马移到政府所属行政院，扩大组织编制，改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为行政院新闻局。为了重视显光兄起见，他这局长还兼任与部长同级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岳军先生赴美之前，已告我，将任我为副局长，故嘱我先根据此原则代拟新闻局组织条例与预算以备他回国时考核实施。

　　显光兄那时在美，受董嫂的影响，深感做了十年副部长，政府亏待了他，因此，万念俱灰，不想再入仕途；决心要学一种自食其力的职业来摆脱政治而过其自由生活。他选择的职业是修汽车的技工。在洛杉矶他找到了一家专教修汽车的学校，报名时改小了年龄，换了姓名，在附近小客栈里投宿，认认真真过他隐姓埋名的学生生活了。这真是显光兄可爱天真的怪脾气使我至今忘不了他！不幸，他这样做，仍被那时的驻美大使魏道明找到，并驱车劝驾，带他见到了张岳军先生。岳军先生坦述蒋公对他倚重之深，国事艰困需他努力之诚，秉性忠贞爱国的显光兄安得不为之动容而再度踏上这磨断他神经的岗位上来了。

　　行政院新闻局在民三十六年五月二日正式成立，最初办公仍接用国际宣传处办公原房屋，新街口国货大楼第四与第五两层楼面；後因地处十分繁嚣之市中心，办公空间亦过分狭窄，改在玄武门旁另建新大厦。其组织，因代表政府统导宣传业务，故另增一副局长主管国内宣传，由岳军先生推荐之邓友德任之。我之为另一副局长则专管国外宣传。全局分三处，第一处任国内宣传，由宣传部凋来之詹洁任处长。下分三科，由孙思努长第一科主管报刊连系，谢绍紘长第二科主管宣传指导，衷俊长第三科主管新闻发布。第二处任国外宣传，将国际宣传处洛杉矶办事处主任沈剑虹调回任处长。第三处主持宣传资讯之编储与发刊，由国宣处原任科长之王家棫升任处长。亦分三科，科长人选已不能记忆矣。实际，新闻局既由国际宣传处原班人马来接任业务，其重心还在国际宣传，国内宣传的业务仍由党中央宣传部肩负全责，新闻局除招集本国记者参加第二处召集的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外，实无任何重要业务可言。故业务重心仍在第二处，除沈剑虹为处长外，万君和仍任编撰科长，沈錡仍任外事科长，李华伦仍任摄影科长，彭乐善仍任广播科长外，重庆国宣处工作干部仍都挤在第二处各展身手。同时，我记忆可及者另增张平群、苏明璇、彭斐（女性，後为沈錡夫人）等几位干员，益增活力。在上述基础上，组织方面当然还有其他重要新增与调动的部署。国内新增单位计有专任行政管理之秘书室，任王家棫推荐之费毓洪为主任秘书，由专门委员殷大观辅助之，除处理一般公文外，陈新萌主管之事务科与蔡尔康主管之会计室皆归其主导。国内第二项新增单位为在上海与北平各分设办事处以与两市市政府配合办理国际宣传业务。设处理由很简单，上海为外国政客闻人以及新闻记者集居之重镇，北平为当时俄侵东北欲了解中国政局丕变外国人士之观察站，因决定派具有因应国际观察者敏锐能力的魏景蒙为新闻局上海办事处主任，派文字语言能力超过普通俄国人之因应对俄事务专才朱新民为新闻局北平办事处主任。原有国宣处驻国外单位也有重大的新部署。原任伦敦办事处主任之叶公超，经那时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之特拔，转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长，其遗缺由任玲逊继任之。公超调赴伦敦之朱抚松回局任专门委员。原任纽约办事处主任之夏晋麟转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要职，其遗缺派原任国宣处秘书之倪源卿任之。伦敦办事处原兼任欧洲大陆之职权，今因宣传重心集中美国，伦敦办事处缩减其职权专限对英宣传，欧洲大陆只新设一驻巴黎办事处，由汪公纪主持之。其余驻外单位仍维持国宣处原有单位，更改其隶属名称，继续执业。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只改外观实未增内涵的新机构中，继续我们在时局日增险恶的环境中作最後冲刺！

第三节　逆流冲刺随潮引退

　　新闻局成立在民三十六年五月二日，到了民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我随显光兄辞去新闻局职位，前後差不多一年半。在这时间中，政府没有一天不在惊涛险浪里打滚，我们任宣传当然只能竭尽全力作最後的冲刺。现象最严重的当然在军事方面，受美国援华援□政策错误的影响，国军以军备残缺不全的供应来与俄援大量扩增的□军战，自必日陷颓势。首当其冲的是在东北的精锐部队。蒋公计画，原定将全部开入东北的国军撤回关内，□方测知此战略，立即调集重兵於辽宁走廊，图争取锦州以掌握国军入关的咽喉。蒋公对策，急电东北司令卫立煌由渖阳调大军增援锦州守军。不料蒋电发於三十七年九月中旬，卫至十月初才调动军队，并取迂回路线，到达锦州时锦州已陷□手矣。跟著锦州的失守，长春在十月十九日，渖阳在十一月二日先後沦陷，整个东北全盘赤化，国军精锐部队陷於绝境，就这样全部牺牲掉了。卫立煌事後虽经军法处决，然他万死亦不足以赎他贻误戎机，断送东北，牺牲国军精锐的罪责！东北告急，必然影响关内，四月四日□据洛阳，六月二十三日开封失守，九月二十六日□军竟夺去了济南，国军不得不积聚可能动员的兵力阻其冲击，於是自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起，迄三十八年一月十一日止展开了国军最後卫国四十一天的徐蚌大会战。这次会战共分三个阶段，□军集合了八十万人，国军集合了四十五万人，□军伤亡了四十六万两千余人，国军伤亡三十万四千余人。□军因渗透阴谋而得了胜利，这胜利是牺牲了七、八十万中国老百姓生命得来的，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悲剧。会战三阶段的第一、第二两阶段，国军的调遣都遇上坚强□军，被围受困而覆亡；到了第三次，徐州剿匪总司令杜聿明亲自从徐州率领了邱清泉带的第二兵团，李弥带的第十三兵团与孙元良带的第十六兵团，三个兵团赶赴双堆集去救援被□围击的黄维兵团。不料，开到半途青龙集就被□军包围了。国军奋勇杀敌，颇有斩获。孙元良透过杜聿明向蒋公请示，拟准突围以保存国军仅余之主力。蒋公准如所请，被围三兵团即遵令突围。不料，三兵团突围成功，杜聿明中途变卦，派人一一追回，回到青龙集里大部份被□军消灭，邱清泉壮烈自杀，孙、李得全生命，而杜聿明被俘後竟俯首降□，则其违背蒋公指令之荒谬行为难逃□谋之嫌。事後发现，此次徐蚌会战失败之主因真是□谍渗透之成功。因为此次在统帅部主管作战计画的副参谋长刘为章（斐），大陆赤化之後，暴露身分，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员。因此，三阶段国军的调遣都是□方做好陷阱赶著国军向里面跳，这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惨剧。徐蚌会战失败後北平、天津跟著失守，我在三十七年底离开新闻局时，国势已到十分危急的最後阶段了。

　　共□配合他们的军事进攻，同时也大规模推进他们政治渗透的伪装袭击。军事进攻，共□变成了叛徒，当然不能再在政府的地盘里鬼混；可是他们竟能自己公开出走後，还留下一批伪装争自由的傀儡在政府地盘内，做他们里应外合的打手。这批傀儡就是当时最能迷醉美国人，认为正真代表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的所谓「民主同盟」。这个「同盟」，我在十六章第二节里已经列指它的领导人名，此外追随活动者，虽後来声势浩大，遍及渖阳、西安，甚至出国到香港，实际人数决不会超出两千人。可是共□配合著美国新闻处长费正清，强调鼓吹这些「民盟」领袖，一个个都代表几千几万中国老百姓发动正义的呼声与行动。因此，跟著就在上海、北平等都市发动学生**活动，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口号，把战祸之责全部推到政府肩头上来。那时候法币价值直线下跌，通货膨胀危机已达无法控制的情势。事实上，八年抗战已搅得民穷财尽，胜利後竟还要过著兵荒马乱的日子，任何有能力的政府已无法力挽这经济的颓势。因此，在前方炮火战争进行中，後方经济战，□军到处毁，政府跟著到处补，毫无还手机会，无法挽救经济的日趋崩溃。共□制造的第二种加强政府负担的劣势是跟著他们游击战必然的後果，制造势如潮涌的难民冲进政府控制的地区里来。这些难民多是受共□摧残，穷无立锥之地，不得不一家家扶老携小投奔政府。渴盼著政府的庇护，无屋住的给他们屋住，无饭吃的给他们饭吃，他们这样朌，实际也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可也是共□的经济攻击制造出来压垮政府的劣势。综合共□制造的这些经济压力，同时配合著连年战争必然促成的物资匮乏、物价猛涨现象，於是产生大规模的金融大恐慌。到了三十六年夏秋之间，政府不得不大量印行法币以救危急。这样大量膨胀通货必然影响汇率，把平时三比十的汇率，战乱时已升至三千三百五十元法币才可换到一元美金，到了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竟一跳跳到一万二千元法币才可换得一元美金，到了十一月竟再跳到七万三千元，这还是官价，黑市更要高。法币的如此贬值，当然会影响原来爱国者战後投资的意愿，共□以及他们同路的「民盟」，立刻抓到机会，扩大宣传，把这些共□叛乱所造成的经济崩溃的责任，加以诡辩，都推到政府的肩上来，说这是政府贪污无能的劣迹害了老百姓。这种宣传把原来在上海、天津从事工商事业素无政治兴趣的企业家也一一成了批评与责难政府的人士，而这种人态度的恶化影响英、美以及其他与中国有贸易关系国家的企业人士，也跟著抱怨政府，鄙视政府，无形中扩大了「民盟」的阵型。同时，他们态度的转变影响美国舆论，加强多数传播媒介对我政府的责难。这种群众心理的变态，经过了美共与中共的从中运作是会相互影响的。中国企业家影响了美国人，美国人透过舆论的激发，又反弹过来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於是，在三十六年底到三十七年间到处发动了要求政府停止内战的学生**。这种运动发展到三十七年五月，上海大规模的学生*与警察发生了直接冲突。跟上来南京金陵大学学生*，被警察围在校园内制止上街，中央大学学生闻讯集体奔往解救，结果两校学生集合在正在开会的国民大会门前，高呼要冲入会场求得停止内战的共识。这种学生运动震撼了全国社会的安定，结合了金融崩溃势难遏止的经济危机，加重了势如山倒军事失势的负担。这是我在新闻局一年半中面对的政局，要我们如何配合作业。

　　我们宣传作业对象变得非常简单，浓缩成了一个，这就是在华府的美国政府：宣传目标，也跟著浓缩成一个，那就是唤醒美国政府不要再援华援□，害了中国也害了它自己。可是美国对华政策是俄共主导，美共中共分别酝酿，三角勾结发展形成的。因此我们的宣传要照顾到三只角敌人袭来的攻势，而唤醒美国政府更应在唤醒美国老百姓著手。宣传最要的功能，是能掌握势能克敌的武器，这就是宣传的正确指标。当此国势垂危之际，我们要说服美国人纠正他们政府的措置乖张，惟一的宣传指标是把握真理，揭发真相来克制那左倾三角的谎言诡报。我们要不断纠正左倾诡报说中国在打内战。我们决不打内战，打的是俄共侵略世界战的前哨战。共□为俄共傀儡，在中国战场上做侵略者的鹰犬。我们前哨战的胜败，影响到美国保卫世界自由平等神圣任务的成败，我们是跟美国站在一条阵线上的。这是分析世局入木三分的真理，有头脑有眼光的美国人皆应予以首肯。同时，我们要不断纠正左倾谎言，诋毁我政府是穷兵黩武侵略主义的法西斯。政府挞伐叛逆，是任何民主国家都认为合法合理应做的政治行为，然而胜利之後，共□立叛，我政府不愿人民再受兵灾之劫，一贯坚持彻底实施宪政，对此叛逆，不独不加挞伐，反一再委曲求全，欢迎其合作参政。战争局势之扩大，责在**，事实真相，斑斑可考，法西斯雅号应由**受之。至战争延长，民穷财尽，社会动荡招致金融巨劫，左倾者又谎称是政府腐化无能之结果，事实真相却是□叛造成的灾祸，我在前面已有详细分析，都是我们当年宣传的资料。我们国内外同人根据上述宣传指标，运用文字、语言、人际关系各种不同的传播管道，希望唤醒美国老百姓转而影响他们的政府，纠正它援华援□的错误政策。不料我们发动这宣传攻势时，发现一个不容易突破的难关，也就是左倾三角勾结所形成的阵型，掩蔽了我们要打击的真敌人，永远只能面对敌方鹰犬打纠缠不清的肉搏战。因为，实际指挥这场战争的是远在克里姆林宫要赤化全世界的俄共，是我们宣传战最主要的敌人，可是它掩蔽在潇洒中立的姿态中，我们抓不到它。退而求其次，我们应该抓中共，可是它已经变成了炮火战场上的公开敌人，批评指责它不再会生效，它也不会再做这傻事。因此，我们的三角敌人，只剩了美共，在宣传战中可以活跃而把握胜算的敌人，不幸这个敌人却又代表了我们亟需唤醒的美国政府。同时，这个敌人，更能利用我国知识份子的崇美心理，发动反政府的民盟活动来打击政府的威信。再简括一句话，我们发现那时我们的宣传战只是跟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费正清面对面的一场肉搏战。费正清是以美国政府作国共冲突调解人身分来中国做发言人的，当时他的新闻处有自己的广播电台，南京、上海、北平都有他的办事处。他的工作，文字与广播同时进行，所选撰的资料全都是诬蔑我政府的谰言。美新处这样说，在那时动荡的局势中必然会发生极大的震撼而加强加速了反政府的浪潮。我们新闻局在这劣势中，仍鼓足勇气，作我们最後的冲刺。我们相信，不论中外，作伪者可幸胜於一时，决不能永久保持其优势。美国人民都有雪亮的眼睛，美国报人多数有他们执业的道德规范，不会受人利用，跟著潮流向左转，我们就抱著这份信心展开我们的业务。

　　我们最重要而自问最有把握的工作是争取执业公正的国际传播工作者的同情与合作。论理，我们说真话，告真相，满足了公正执业记者的要求无需再加争取，可是在这左倾三角勾结运用造成的环境中，受骗一面向左倒诬蔑政府，高捧共□已成了一时风尚，真能保持记者执业道德规范者，已成了凤毛麟角。所幸那时候三个世界大通讯社都是这些仅存的凤毛麟角。第一个是美国美联社的摩沙，他虽是美国人，仍屹然不受左倾的影响；第二个是英国路透社的赵敏恒；第三个是美国合众社的王公达都是中国人，在执持总社要求的范围内仍能说真话，告真相。此外的外国记者要他们说真话、告真相就需要我们努力争取了。我们国内外配合努力，在这左倾浪潮汹涌的劣势力中，确也表现了好几次成功的绩效。此中最突出的一次是在三十六年六月廿四日，由蒋公以国府主席身分接见一群外国访华的记者，此中最突出是纽约前锋论坛报的发行人李德夫人（Mrs. Helen Reid），史格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发行人霍华德（Roy Haward）与时报及生活杂志记者莫尔（Mr. Moore）。蒋公谈话扼要简述如下：

　　「我东北战局实际是第三国际夺取政权之战。这国际侵略者夺得东北政权，将成全世界的严重威胁。我可保证中国政府必尽全力来维护东北主权，并愿与友邦合作以保持世界和平。假定国际条约不受人重视，联合国宪章不受人遵守，没有一个国家有单独自卫的能力。我们东北的局势的确十分严重。」

　　蒋公谈话旁徵博引，差不多谈了半小时，可是主要重点就集中在上述的撮要中，仔细玩味，十足唤醒顽愚，有钜大震撼作用。此後史实展现，中国大陆赤化之後，跟上来的韩战、越战赤色侵略势力染红了整个太平洋，至今还不知会有何止境，都给蒋公在半世纪前高瞻远瞩看到了。外国记者，特别是我们上述的三个有国际传播领导地位的通讯社，凭他们正直无私的执业精神，当然会把握蒋公这篇谈话的新闻详予报导，在包围中国左倾浓雾中，发射出一片灿烂的光芒。然而这光芒只能一闪而过，左倾浓雾美共中共配合制造的政府失败，共□取代的空气继续日增其魅力，使我们任职宣传者虽废寝忘食，朝夕奋斗，仍感力薄。适在此时发生南斯拉夫的狄托与俄共闹翻的新闻，我们跟美国太平洋学会主要执笔者拉铁摩尔一场宣传战中获得意外的胜利，稍稍吐了一口气。拉铁摩尔是一贯主张共□是中国反法西斯的革命团体，绝对不受莫斯科的控制。新闻局也一贯驳斥他这种主张是欺世谰言，只需莫斯科的鞭子一响，共□一定会乖乖地跟著走。在我们跟他一来一往热烈辩论发展尚无结论中，突然发生南斯拉夫与俄共翻脸的新闻，拉摩铁尔乘机大捧狄托，说他是第三国际中真有民族观念者，与中国的毛泽东是同样类型的斗士。想不到不等我们发动反攻驳斥他，共□中央委员会已在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竟郑重其事地发表宣言跟著俄共谴责南斯拉夫，不需我们动手，无意中给拉铁摩尔一个巴掌，打得他哑口无言，帮助我们吐了一口气。

　　我们在新闻局中锲而不舍以真理真相争取美国大众传播界的努力，经过一年半的时间磨练，最後到底得到了收获。这可以把已受左倾影响的纽约时报突然转变，在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一篇社评，对美国政府作正义的斥责，为我受美国政府之蔑视作不平的呼吁。这篇社评是对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访美求援遭婉拒而作的。兹译录其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政府曾透过它的驻美大使及美国的驻华大使一再要求美国公开宣布它的对华政策。中国人预料，假定美国此时发表对华政策一定会同情他们与支持他们。因为美国是支持中国政府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之一，又因为美国是赞美中国参加世界大战的主要国家，中国人作这假定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既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我们。

　　「但最近传闻，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虽未公开宣布，却在准备转变。蒋总统的夫人今在华盛顿所受的招待，怎样解释也不能算是诚挚。最近十八个月美国给中国的军援不及美国给希腊与土耳其的军援三分之一。美国经济合作总署长在上海所作的声明，中国人都看作是美国把中国合法政府『一笔勾销』的表示。这声明并作结论说，假定现在中国这个政府被迫撤销，代之以另一『联合政府』，而这新政府仍能保持自由政策，则美国仍可继续其援助计画。

　　「国务院现在虽发表声明，表示何甫孟Hoffam（即上述经合署署长——译者注）的声明发表前未经国务院的核可，然而中国人的印象却都以为把中国政府『一笔勾销』，美援将转给『联合政府』，最少美国政府机构中已有一个单位有这构想了。可是，看看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家的榜样，美国政府这样的态度不独使中国人困惑，连我们美国人也搅不清了。美国纳税人当然应该问：『究竟何时何地跟**合作组成的联合政府曾经尊重过自由？』

　　「中国人当然还会提另一个问题。他们要问，美国政府愿意花大批金钱排斥**到希腊国境外边去，为什么在中国竟改变政策，要求中国容纳**，美国才愿把金钱花到中国呢？

　　「国务院的声明并没有充分答覆这些问题。他们只有消极方面说话，没有作积极性的表示。有关这样重要问题的资讯，不应由政府代表隔著重洋招待记者来供给美国人民。

　　「每一个美国人都重视中国今日的遭遇。我们应该听到从华盛顿直接传来明晰而负责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宣告。」

　　这一篇痛快淋漓的文章，真把我们中国人谴责美国政府的一肚子闷气全部吐露了出来。实际，经过我们的努力，美国传播界为中国政府抱不平，已成为这一个时期的风尚。因为舆论是民意的反映，我们努力的结果逐渐在美国民意方面发生了效果。当时美国的左倾人士，透过太平洋学会，在美国民间已经成立了一个专为共□宣传的组织，命名为「民主东方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for Democratic Eastern Policy）由太平洋学会的健将费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主持，动员了大批能讲能写的美国人，为共□宣传，在美国的对华政策重要决策关头，控制了美国人心，造成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错误。我们在这个宣传逆浪中间作我们的最後冲刺，团结我们在美国的好朋友，以团体对团体的战略，来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真相切实的了解。在这些好朋友中间，我们找到纽约的一位亿万富翁柯贝克（Alfred Kohlberg）作倾筐倒箧的经济支援。从民三十六年春间起，发起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协会」（The American-China Association）跟上述左倾「民主东方政策委员会」作刀对刀、枪对枪，争取美国人民正视中国问题的肉搏战。我们幸得鲁斯夫人作这委员会的会长，经它得力的号召，在斗争中，我们永远占先。到了民三十六年终时，鲁斯夫人以协会名义致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招集人勃利基斯（Chairman Styles Bridges）一封公开信，建议：㈠、给予中国合理的援助；㈡、立将剩余军械弹药支援中国，㈢、继续予中国以其需要的军械弹药与训练；㈣、肃清国务院中亲共份子。此函送到参院之後，经美国国会中同情我政府的参、众两院议员周以德等的支持辩论，长期舌战之後，卒於三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参院通过了以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军援中国案。不幸此项美国政府善意助我的紧急军援，又经华府左倾幕僚从中动了手脚，当他头一批援助坚守平津的傅作义将军价值一千六百万美援的军火达到天津时，开箱发现，都是没有零件配合的军械，简直是一箱箱的废铁，坐令华北赤化，局势崩溃，迟来的美援已难挽救大陆之赤化。此时显光兄随蒋公下野行政院改组而离职，我也跟著免去副局长的职位，虽幸得卸去快要磨断我神经的重责，然忧愤情结仍填塞我胸臆，难求片刻安闲。

第四节　暂得温馨离沪迁台

　　我在胜利还都，返乡两年半的生活，虽公务方面在逆流冲刺中，倍受鞠躬尽瘁的困扰，然在私生活中，却能幸得重温往日温馨的旧梦。受抗战折磨至骨瘦如柴的馥贞，经过久别胜新婚的抚慰，不独失眠症不药而愈，不数月间竟恢复了她丰腴的仪表与亮丽的风范，谈笑风生，再度创造她人见人爱的人际关系。我因为上海是推动国际宣传业务的重镇，更因为上海是我的老家，子女都在此就读，故向上海市政府在前法租界马斯南路（光复後已改名，恨已不忆），申请得一幢小洋房，为我宿舍。在南京则在天目路外国顾问招待所中，辟一室为我夫妇卧房；馥贞兼为此招待所之义务管理员，指导员工为外国顾问服务。因此我夫妇变成了京沪铁路每周常客。我自作规定，每星期六下午偕馥搭车赴沪，在上海一日一夜，办理公私业务後，偕馥乘星期日卧车回京；遵此定例，两年半中过我私生活，深感愉快。还都初期三十五年秋，二子一女都在身边，长子大宝（坦）在交通大学读企管系，已届毕业四年级的最後半学期。幼子小宝（堉），不久即考取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只他暂得欢叙，又告别离。女儿妹妹，我返家时早因助母管理家务暂停圣约翰大学学业，而随一女友深获商业经验。我返家後介绍她在中国电影公司服务，我在上海初期的家务皆由她负责。时她与表兄俞仲培已有婚约，仲培在香港上海银行任职，他们就於同年十二月在香港结婚。我因公务羁身，不克亲往，由大宝前往代表主婚。我在上海的家，因此缺少了她。可是，次年一月大宝与梁琼枝小姐也在上海结婚，又复恢复了我家里的热闹。小宝三十五年在北平燕京就读一年半後，因北平危急，於三十七年改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周末仍得返家团聚。

　　我们老家五兄弟，在这时期也在上海会齐了。三弟耀仲已成上海德国留学医生中之翘楚，不久他又兼任了上海市立医院院长。那时上海名人杜月笙决心要戒除吸鸦片烟的恶习，我就介绍耀仲去替他诊治，耀仲竟能在半年以内帮他一无痛苦解除了根深蒂固的毒瘾，於是曾耀仲是戒烟好手名噪一时，使他得日进斗金。我现在可以公布他如何能使戒烟人，毫无痛苦的如愿以偿。他的方法很简单：戒烟药丸是自制的，由我弟妇一手包办：它是用鸦片、维他命和染黑的面粉调配而成的药丸。病人每复诊一次，它就减少药丸中的鸦片分量一次，这样逐次递减，到最後病人在不知不觉中两三星期以来所吃的戒烟药丸早就只剩了维他命与面粉，说穿了，哈哈大笑自庆烟竟戒掉了！这是我俩见面，经常说笑的话题。此外两个弟弟，三弟光叔在市政府卫生局工作，五弟季阳就在市立医院担任事务员，都是在医界就业；只有四弟叔懋是声乐家，在国立艺术学院任教授。我们五兄弟虽各有事业忙，可是有空互访，话说家常，再叙童年天伦之乐，已是中年人难得的快事了。

　　兄弟们见面话家常，酒酣饭饱之余，自难免要提到常熟老家。说到常熟老家，我真感到惭愧，因为，我是老大哥，把家务一肩挑是我的责任。可是，我的生活卷在时局漩涡里，那有时间挑这应挑的担子呢，那末，叫二弟代劳吧？这一位天天身负许多人生命安危责任的忙人，又那有功夫管这他认为无关重要的事呢？於是，大家商量的结果，把这副担子推落到三弟光叔的肩头。光叔在卫生局服务，天天要上班，所谓管实际也是收租时期回老家去跟管帐先生结算租款而已。这是父亲去世後，我们协商的结果。实际，我们老家城外四乡有良田二千亩，城内有一个大花园，一座大住宅和许多房地产，父亲去世之後，我们只聘一位管帐先生年终收租，派父亲留下的管家（佣人的尊称）金明看守花园大宅。其他一切都听其自然，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著急。现在我离家八、九年後回上海，他们告诉我常熟老家的现况，真不胜今昔之叹！据说，我们的花园，淞沪战时曾经做过後方军事指挥的总司令部，大批阿兵哥住在里面，不独没有损坏什么东西，反而使这荒园呈现了昙花一现的繁华奇迹。因为，我们花园景观最大的特色是曲折假山、桥梁、亭台、楼阁环绕著一个大湖，到了夏天，湖面开满了荷花，成了一幅红绿相映的彩色大油画。可是，荷花要开得好，必须每年春季找人下水翻藕根，到了夏天它才会勃发旺开。我们兄弟都离家远走，那有人顾到这些小问题，因此这个荷池好久变成有名无实，只剩几根残枝来点缀的池塘了。可是这一年园中住满了阿兵哥，他们工作之余要洗澡，都脱掉了衣服向池里跳，无意中给这荒池做了义务翻藕根的工作。他们开走了的第二年夏天，全池荷花开得比过去任何一年都茂盛，挤满了闻风赏花的人。不幸这盛况跟著引来这荒园的不幸，很多人看著这样一个大花园竟没有人管理，於是就有大胆的人，扶老携小全家搬到我园中的楼阁里来住。一家住了无问题，当然跟著就有学样的人，不久园中可住的房屋都给外人占住了。实际，我们花园里并不是没有人住，只是住的人，不独不拒绝这些占住的人，反而欢迎他们。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二姑母，她因穷，带著一个没出息无赖儿子，我们的表弟吴琴一，无处投奔，住在我们的花园里。因此，有人要占住我们的花园楼阁，她欢迎之不暇，因为，她和它那无赖儿子就可以我家姑太太的身分，向这些人多多少少收些租金来贴补她的生活了。光叔三弟好久不回家，偶然有一次回家看到花园变成这样一个大杂院，深感有著手调整的责任。不料，要求这些占用的人搬让出去，经年累月使尽方法，自恨孤掌难鸣一无结果。最後，他取得我们曾姓族长的帮忙，找到一位要办学校的教育家，言明愿不收任何代价把整个花园租给他办学校。双方言定之後，正式签约，即由这位教育家出面，按法要求那些占住者一家一家搬，都无言迁让。不料，轮到我二姑母，它以无处可搬为理由，坚持不让。光叔无奈，这问题就搁浅在这僵局中，迄今无法进展。这是要等我回来，兄弟们商量解决的老家问题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老宅子。我上面说过，这老宅是由父亲的管家金明留守的。淞沪战争结束之後，光叔回常熟，发现整个老宅，从大厅起往後连同明瑟山庄老花园与老三房的全部房屋都烧成一片白地。问问邻居亲友都闪烁其辞，好像是给类似汉奸之辈搅的吧！光叔不信，仍到处打听，最後他找到了也是父亲老管家名程福的，他才老老实实告诉光叔，这把火竟是金明放的。金明在上海战火旺盛时期，忽动乘火打劫的念头。他雇了好几条船，雇了很多脚夫，连夜把这老宅前後两房几十间的家具细软全都搬上船之後，放一把火把房子全部烧光。当夜他就开船回安徽老家，准备下半世做他人见人羡的富家翁了。据程福说，他这富家翁的梦是没有做成的，因为他浩浩荡荡的一批船载满了财货，必然引起那时候到处都是的共□游击队的注意，於是，有一天遭游击队的拦袭，不独丢掉全部赃物并且也送掉了他的一条老命！我们不谈这被天谴的老管家，给他烧成平地的老宅也应有个善後处理。这又是要我回家共同商办的第二个老家问题。

　　这都是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再加上更难解决的田租落实整理的问题也不能再拖了，因此，大家决定在三十七年清明节前後，我向新闻局请了一星期的假，约同四个弟弟，该请假的也如法炮制，五兄弟一同回常熟老家，先扫爸爸妈妈的新坟，次拜列代祖先的旧墓，然後把剩余时间完全化在解决这些久拖未决的问题。最可笑的，我们说是回家，可是家在那里呢！五兄弟无法只好住旅馆！先两天扫墓之後，第三天就在上午看西山塘泾岸的老宅。五开间的堂皇大门依然如旧，可是，推门进去看，门房、桥厅楼上下，大厅，账房，每单位住一家，已挤满了人，可还保持原状。可是，大厅转屏门後望出去，却真变成片瓦无存的一片白地，因为烧剩的烬余砖瓦也给人检拾净尽了。下午，吃过中饭看花园；二姑母到苏州去看女儿不巧不能当面说，琴一却故意躲了起来。理由，我们一踏进园门就明白了，因为，凡是园中可搬得动的东西都给他出卖不计外，最可惜的平素以树木茂盛著称的「虚廊居」，竟给他砍得光秃秃，天天抱著砍下来的树干树枝当柴卖，此中最珍贵而受文人赞赏不绝的是四棵白皮松与一棵红豆树。园里虽已没有闲人住，可是，一片荒凉颓废的现象，真使我们看著忍不住要流泪了。回旅馆，五兄弟开一次家庭会议，想解决这些问题，热烈讨论後，只找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问题再连带著落实整理田租更重要的问题必须有专人专责住在老家认认真真的办，住在上海遥控管理是不切实际的。所谓落实整理田租这件事，我家从老祖母管家那时就应该著手做的，可是敷衍迄今，我们空居地主之名，未享地主之实。因为，我家拥有二千亩田，农民租了我们的田，每年给我们租，再由我们向政府纳粮，因此，政府就负了保护我们地主应得的田租的责任。同时，农民每年给地主田租的多少以每年稻米生产丰歉作决定标准的。因此，每年在收成之前，地主必亲自下乡，察看每一佃户（为地主种田农民之俗称）收成的丰歉来决定他应纳稻米的百分比，加以记录。到了收成之後，佃户即按此决定百分比向地主缴租。倘然他不能如决定百分比缴，地主应催缴，催缴无效，可送县衙门拘押促缴。这是地主应享的权威。我家从老祖母起就放弃这权威。因为分散在四乡的二千亩田，最少也有百来家佃户，要她每户去看丰歉决定百分比，老太太那有这能耐，只好委托账房先生代劳，可是这一代劳，地主的权威就落在账房先生的手里了。他可以看了丰歉跟佃户讨价还价决定每一佃户的实纳百分比与应纳百分比而从中饱他的私囊。老祖母如此，父亲继管也懒得更动，所以我说我家空居地主之名，未享地主之实，做我们管家的账房先生没有一个不发财的。现在这个家要我们管，这个架空的地主架子不应该及时整理而不再使它落实了吗？可是，真要整理，更需要专人专责去干，决不是在上海遥控可以成功的。

　　这一大堆问题非得有一个专责的人，放弃一切，住在老家全心全力来解决。结论是找到了，可是人呢？五兄弟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愿告这奋勇！最後，还是我把我考虑好久的话，对四个弟弟详细剖析了我们的处境。我说，我们是处在中国旧时代家庭变化成新时代家庭、社会转型期间，隔在夹缝里的尴尬份子。这社会新旧转变，我们曾家可作它进展模式的一个示范表演。老祖母在世时，不独有三位姑太太带著儿女盘恒膝下，还有住在一个大宅子里老三房的两房堂叔堂兄弟以及不时回娘家的两位堂姑母带著儿女来凑热闹，真把我家过得像红楼梦描写贾家的形态。可是，老祖母一死，姑太太不来，老三房也很少往来，立刻寂寞多了。但在这阶段，爸爸还带著姨太太住在常熟老家，我们五兄弟各自有职业各自分开住，仍因随时返老家定省，还保留一些大家庭的型态。最後到当前，爸妈先後弃养，我们五兄弟各自分居，除了每年回老家扫墓一次以外，这个老家在我们生活中实已形存实亡，不论理性或感性，简直没有一点连系可寻。但我们的生活虽已转入新时代，我们的环境仍保留著老一辈亲戚故旧的监视督责。这个老家还是我们的家，我们有责任保持它的原样与维护它过去的社会地位。为了尽这责任，老宅烧了应该重建，花园败落应该管理，田赋明知有弊也应该整顿，可是这些旧观念给我们规定的生活规范是我们不甘服从的压力，使我们瞻顾彷徨，使我们无所适从。因此，我说，我们是夹在社会转型夹缝里的尴尬分子。我已仔细考虑过，应付这些夹缝里发生的问题，现在由光叔代表我们在上海遥控的办法是惟一可以采用的方案。这样做，我们应感谢光叔偏劳可还不致使他挑过份重担，对老家仍表示了负责的态度，以待此後再徐图适当的最後安排。四位弟弟听了我的剖析与结论，大家同意照办，这个老家问题就把这样不解决的方式暂时解决了，实际，我心里早作了配合时代潮流断然放弃的决定。

　　胜利後返乡与家人团聚，妻儿小家庭之不时欢叙外，又得五兄弟的经常盘桓，约计两年半的时间中重拾我温馨生活的旧梦，可说是我终生难再的快活时光。可惜，好景难长，到了三十七年底我辞卸新闻局副局长职位时，政局动荡，不复再能安居逸处矣！最可叹者，蒋公忠贞卫国的坚定领导，变生肘腋，经李宗仁挟广西派的武力後盾，更借副总统的政治号召，竟主张蒋公下野以为媚□求和的资本。蒋公为顾全大局计，竟俯纳其要求而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元首主持国政。局势恶化到这样地步，我不得不作再度流浪的设计，以免为□俘虏。幸妹妹嫁仲培，任职香港上海银行，我迁港有了根。大宝早在三十七年交大毕业，我穷搜所有的积蓄凑了美金一千元，送他到美国去，冒著半工半读的险以求学业的深造。留下琼枝已生一子，并怀著孕，只能等我自己生活安定後再作安排。次子小宝，初因上海危急，转学广州岭南大学新闻系。後广州告急，仍返沪同迁香港。我默察局势恶化的发展，李宗仁的卖主求和是引狼入室，大陆难逃全盘赤化的惨劫。但伟大的蒋公决不甘因此放弃他革命建国的宏愿。看他下野前的部署：派心腹大将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并密令上海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运送行储黄金一百二十万两至台湾，我准确体念到台湾将是蒋公设计最後退守的堡垒。因此我决定我再度流浪的程序，把香港作歇脚站，定台湾为目的地。香港嘱妹妹给我在水街租了一个楼面，先由馥带了小宝坐飞机到港安排暂住。我因此次离沪是全家撤走的大搬家，虽择要带走，仍不免大箱大捆一大堆，就不得不坐船转运了。刚巧景蒙跟我有同样处境，同样设计，於是也由妹妹代他在香港找到了房子，我跟他不独同船转运了行李到香港，安顿好了家眷的生活，也同机飞到台湾，找机会参加固守这最後堡垒的奋斗行列。我们俩先在台北寄居在国宣处旧同事，当时任台湾广播电台台长林忠的家里，个把月後，又变更寄居在当时为台湾警备司令钮先铭的家里。这时候，代总统李宗仁已称病逃到了美国，只剩了阎锡山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在广州维持一个政府的局面。台湾的前途传言纷起；有的说，台湾不能受共□控制，应该宣布独立；有的说，台湾应该交由联合国，让国际来共管。可是，我有坚定信心，有蒋公在，台湾一定可以成一座反共复国的坚强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