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宜宾籍北京医院名医曾昭耆

原创 丁芝萍, 2022-06-16 10:52 发表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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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曾昭耆先生于2022年6月10日凌晨病逝。

曾昭耆，1928年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1948年加入中国***，195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

大学毕业后，他在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进修并任助教，两年后调至中央保健局。1954年曾昭耆调入北京医院工作，曾担任贺龙、罗荣桓、张鼎丞等中央首长的保健医师。

上世纪80年代，曾昭耆赴德国心脏病中心进修两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医院大内科主任、卫生部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医科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中德医学协会秘书长、德国医学杂志编委等职。

曾昭耆教授医风严谨、专业能力强且注重医学知识的不断探求。他的学生、北京医院心血管内科孙福成教授回忆道：“印象最深刻的是曾老师为我修改研究生毕业论文，那时候没有电脑，上万字的论文，曾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批改，连标点符号和有些措辞都一同修改。这种认真严谨的态度也影响了我今后的教学观念。”

1985年，曾昭耆同志获中央保健委员会奖状，1991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离休。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曾昭耆同志离休后，亦没有放缓自己的医学之路，转而致力于全科医学和基层医生培训提高。他用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临床经验和精神财富，继续实践“为患者服务到老”的理念，曾任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中国社区卫生协会顾问，以及《中华全科医师杂志》《中国医师杂志》《临床误诊误治》杂志、《中国社区医师》杂志、《中国实验诊断学》杂志的编委和顾问。

人文关怀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润滑剂，曾昭耆同志始终秉持“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的理念，高尚的医德感染了周围很多人。曾昭耆同志汇聚毕生的临床经验和人生哲思，创作出版了《中老年人心血管病知识》《做一个好医生》《漫漫从医路》，主编《老年常见病咨询》《善待生命》等科普专著，同时担任《全科医师实用手册》编写组长，主编《基层医生临床手册》《基层医生诊断技能手册》，累计发表医学科普作品200余篇，专业论文60余篇，获全国医学科普著作一等奖及三等奖。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敬爱的曾昭耆主任，我们永远怀念您！

曾昭耆从医之路自叙

我的老家在宜宾北门外刘臣街，门牌号忘记了，印象深刻的是大门上有“武城世第”四个大字。小时候听父亲讲解：曾子（曾参）是山东武城人，“武城世第”的含义，就是曾氏子孙后代居住的地方。

我的父亲曾子文，是一位有点名气的矿冶工程师。从抗战前我家的生活情况看，他的工资收入大概不算很低。可是抗战期中物价飞涨，加上我们兄弟姐妹多，家里生活水平逐渐下降。这个时候，父亲对我们说过：“我没有钱留给你们，只能让你们学本领。你们要好好学习，但不能当兵，不能做生意，也不能当官，要靠本事吃饭，做有学问的人。”

那几句话，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价值观，实际上也算是传递一种 “家风”。

几十年过去了，我家兄弟姐妹中，既没有名人，也没有大款。算起来只有三种职业：教师（小学、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军工、钢铁、化工、电力）和医生（部队医院，地方医院）。

1940年，我考上已经迁到李庄的省立宜宾中学。1943年暑假，我在省宜中初中毕业，听说刚迁到李庄的同济大学附属高中还在招生，那个学校不需要交任何费用，还有公费管吃住不要钱，自己就马上决定去考。当时主要动机是因为上同济附中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同济附中是为同济大学培养接班人，德语是同济附中的主课之一，老师都是大学的知名教授。我们的物理、化学分别是同济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化学系主任教的。鼎鼎大名的生物学家、同济大学生物系主任童第周教授，居然教我们高中的生物学。[/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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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许多年过去了。大约1978年有一天，我在北京医院出高干门诊，童第周教授挂我的号来看病。是三个女士陪来的，听说都是他的学生和助手。童教授老了，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说话还是宁波口音。老人家对我非常客气，我诚惶诚恐，赶紧说：“童教授啊，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的学生啊。当年在李庄同济附中，您老人家还是我的生物学启蒙老师呢。”陪他来的三个女士都很兴奋，对童教授说：“您看多好，今天这个诊室里全都是您的学生”。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全国一片欢腾。1946年夏天，我在同济附中毕业，准备直升医学院。放暑假前，学校公告即将迁回上海，要我们在家等待，收到学校发的路费后，各自动身前往上海报到。

那个时候，外省同学们高高兴兴地准备回老家，有些人把暂时不用的零星物件送给了四川同学。而不少四川同学，却是像我一样忧心忡忡。因为，当时在我们心里，上海是个遥不可及的“纸碎金迷”的地方。那时从宜宾到上海，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去外国留学，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前途莫测。特别是比较穷的学生，一面向往着到上海继续念书，但眼前难以解决的却是经济困难的问题。因为学校发的路费不多，我自己也没有钱，那真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当时正是抗战刚胜利，许多外省老百姓都急急忙忙从四川回老家，要去上海的人确实很多，车船非常拥挤。为了省钱，我只能分段买最便宜的五等舱船票。每到一处，总是找最省钱的住处，甚至住“难民收容所”（可以不花钱，还可能有饭吃）。我从宜宾到上海，费了一个多月。大约九月下旬动身，到上海已经是十一月了。这一路，见了世面，也吃了不少苦，但是心里也充满了兴奋和胜利的满足感。

1946年我进入医学院一年级，就当上了级长。客观地说，当时同学们选我做级长，主要是因为我在附中功课比较好，又是很守规矩的好学生。但那时我对上海那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感触很深，自己显然处于社会底层，已经产生对现实不满和对国民党的怨恨。我决心参加学生运动，其后逐渐成了骨干之一。从那时起，我这个新投入学生运动的人，就遭到特务接连不断的打击迫害，威胁、殴打、记过、考试不让及格，直到1948年1月，被“勒令退学”。

1948年8月底，我回上海复学。10月，我加入了中国***。那时，乔石是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地下党总支副书记庞其方。

入党后，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医学院学生自治会。根据党组织决定，我在大会上发表“竞选演说”，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当选“理事长”。在当时情况下，那是一个危险的岗位，要站在第一线带领群众作斗争，那也是反动派首要的打击对象。在当选后，党内即预先指定了接替人，以备我万一发生意外时，能有人立刻顶上去，带领群众，继续战斗。

党组织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党员在功课学习上也不能太差。直到1949年初，党支部才通知，为了全力准备迎接上海解放，不对党员的功课提出要求。这意味着，要求把迎接解放和巩固政权的任务放在首位。

由于有党的领导，有团结在党组织周围的广大群众做后盾，总结了经验教训，讲究了斗争策略，我们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开展很顺利。不但在校内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还在地下学联的统一部署下，组织积极分子到其他学校开展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1949年7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以陈毅、粟裕的名义，命令同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任命一些知名教授为校务委员，指定夏正行和我任校务委员中的学生代表。[/P][P][upload=41173,0]微信图片_20220616155528.jpg[/upload]

1952年我在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8月底，我带着组织介绍信，到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报到。

在二军大附属医院，我有三重身份：高级师资进修生、助教、住院医师，导师是著名的内科学和热带病学专家应元岳教授（1957年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具体任务是：作为住院医师在病房管病人，并带领实习医生；作为助教跟随应元岳教授上课，为调干班和本科学生做辅导；作为进修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应元岳教授对我印象比较好，但在工作和学习上对我又似乎永远不满意。从查房到各种学术活动，只要他在场，几乎总要点我的名，让我首先发言。我刚说完，教授马上严肃地提出质问、反驳，并要我继续讨论，直到我完全没有可说的了，他还说：“那可不行，回去好好念书，明天回答我。”
第二天一见面就问：“念书了吗?你现在再说说看。”当场就得回答，直到教授满意，或者我再也讲不下去了才罢休。刚喘一口气，下一轮的提问又来了。那几年，简直始终生活在“答辩”中，教授好像总是不依不饶地揪住不放，没有让我过上几天轻松的日子。
在应元岳教授的严要求下，挨批评是常事，但也得到过他的表扬。有几个比较特殊的病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那两年，满脑子就是学医学专业，做梦都是教授的提问和考虑怎样答辩。真的有了很大的收获，似乎眼前逐渐展现出一幅可能成为专家的前景。
两年进修即将结束，一纸调令要我立即到北京。1954年5月，我带着组织介绍信到北京，去解放军总后卫生部报到。接待我的是一位副部长，他说：“你的工作，我们不能讲。明天你去某某胡同，由傅连暲部长给你安排”。这样，我就到了中央保健局，开始做保健医生。
我们可以在北京医院接触临床，参加学术活动，同时按要求为保健对象做家庭访视。当他们去外地工作时，我们就得随同前往。其中主要有：1960年跟随罗荣桓元帅去外地视察工作，1963年跟随贺龙元帅到印尼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1964年跟随周总理、贺副总理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1965年跟随贺帅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1966年陪贺帅到攀枝花视察，以及十多年来多次跟随他视察部队、军工和三线工程等。[/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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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期间，保健工作难免受到干扰。因为我在文化革命前几年，主要做贺龙元帅的保健医生，在他受到迫害后，我难免被牵连。直到1974年中央为他平反后，我的处境才逐渐恢复正常。
1980年，联邦德国（西德）通过我国对外友协，邀请中国派4个医生，到德国心脏病中心作为期一年的交流访问。我院领导想到我会德语，决定派我去。
我院内科陶桓乐主任交代：去后只做临床观察员，不许正式工作，以免发生技术责任问题。
1981年4月初到达慕尼黑，我们分头进入工作。德方接待热情友好，只是我们技术准备不足。因为文革刚结束不久，医院工作还没有完全恢复正轨，我们对国外的医学现况也不了解，面对德国医院高度现代化设备，一时很难适应。
上班后不到一周，一个高年主治医师邀请我一道查病房，他很礼貌地请我诊视一个病人。我仔细检查后，他问：“您认为他是什么病？”我说：是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缺孔大概4至5毫米。他觉得奇怪，问我是否看过造影片，我说没有。他问怎么知道缺孔大小？我告诉他，可以根据听诊心脏杂音的频率来估计。原来那是心内科主任鲁道夫教授故意安排他，来摸我专业技术的底。后来他到处讲：“这个中国医生太厉害啦！离开仪器，谁都比不过他。”
为了尽快熟悉工作，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他们医院近几年发表的有关冠心病的论文，偶然发现有篇文章在叙述上有错误。我去找作者核对，他吓了一跳，连说：错了！错了！立即报告鲁道夫教授。
当天下午，鲁道夫教授把我叫去，问我：“你的德文怎么那么好?”我说：“正因为不好，慢慢看，才发现问题。要是很好，阅读的速度快，也就过去了。”他特别高兴，说：“你不要做观察员，应该正式工作。”解释说：“只有正式工作，你才能学到更多东西。”
我赶紧请示陶主任，他老人家根本不回话。而这边，鲁道夫已经向他们的卫生德国卫生部门知道我翻译了一些冠心病论文，派人来提出，他们准备出6000马克，在中国出版这些材料，作为德国**送给中国医生的礼物，我当然赞成。后来，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一本《西德冠心病论文选译》。
部门给我申请了工作执照。而且立即安排我管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CU）。[/P][P][upload=41176,0]微信图片_20220616155543.jpg[/upload][upload=41177,0]微信图片_20220616155548.jpg[/upload]
1985年初，德方再次发来邀请信，希望我再去一年。我很高兴，于1985年6月启程去德国年6月回来。
80年代中后期，我先后担任了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大内科主任，经北京医科大学评为教授。
1982年夏天，“文革”后第一批医学毕业生分配来我院。我们医院当时的院长要我给新分配院的毕业生讲一次课，说内容由我自己定。我想：从医学生到医生这个社会角色的转变，对他们是一个首要问题，所以心里初步定了个题目“怎样做医生”。据说讲后反映很好，后来院长几乎每年都让我给新来的医生、研究生讲，断断续续讲到2006年。
1993年我离休前，院长对我说，想把我的讲稿印出来，内部出版。我就去请教曾任北京医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医学前辈邓家栋教授，他非常热情地答应为我把关，作后盾。
邓教授看了全部书稿，我请老人家做一个总的评价。他想了想，认真地说：“很好！应该正式出版”。当场就给陈敏章部长写了一封信，建议作为医学生和医生的学习课本。
卫生部陈敏章部长同意邓教授建议，批示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还亲自题写了书名《做一个好医生》，于1995年正式出版。
200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决定重出本书，并建议将书名改为《漫漫从医路》，目的是想告诉年轻医生们：医生成材之路是漫长的、辛苦的。为此，我对原书进行了全面的增修。
《漫漫从医路》出版几年后也脱销，不但书店里无货，网店已称它为“绝版书”，其后竟出现了质量低劣、标价昂贵的盗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察觉那些情况后，于2016年10月出了第二版。
2019年，这本书被评为“2018年中国医界好书”。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些曾经听我讲“怎样做医生”的年轻人，多数已成了知名的专家、教授或卫生行政领导。这些，当然是他们自己多年努力的成就，但他们有些人至今仍说，当年就是按照我的提示启发，顺利进入临床工作的。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1993年离休后，作为发挥余热，我开始关注工作在基层的全科医生。给他们讲课，帮助基层医生和乡医提高诊疗水平。
除此之外，于2014年及2016年，与首都医科大学顾湲教授共同主编，先后出版了《基层医生临床手册》和《基层医生诊断技能手册》。......
（写于2021年6月，时年近94岁）
注；作者家属曾鹏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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