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不到老通成，不算到武汉。”创办于1929年的老通城酒楼，因处于正在建设的长江过江隧道出口而面临局部拆迁，现已关门停业。堪称江城经典老字号的这一歇业之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不禁回顾起老通城那昔日的风光。     我们最近在市档案馆查阅，馆内现存 [TABLE][TR][TD][/TD][/TR][/TABLE]的民国三十五年“汉口市汤元面粉业同业公会调查表”和“汉口市政府办理商业登记月报表”上显示，商号名称：“老通成”;店址：大智路三号;营业种类：汤元面粉熟食;资本金额：一百万;会员人数：39人;理事长：曾厚诚。     最开始店名叫“通成”     曾厚诚，又名曾广清，生于1885年，汉阳九真山人，他并非资本家出身，原是雇农，穷得连丁（掷）个雀子的泥巴也没得，曾跟随江湖上的人学过一点拳脚功夫。年轻气盛的他到汉口闯天下，刚开始做短工，后当过蜜饯作坊工人、小旅店茶房及汉口共和大舞台戏园茶房等。曾厚诚在共和大舞台戏园当头佬时，得到了一些在船上工作的机会，跑上海、宁波等江浙一带，兼做一些倒卖“洋火”、小五金之类的小买卖，积累了一些财富。他结识了一位名叫蒲守道的苏州姑娘，这个姑娘原是船上的梳头女，后为有钱人家的女佣，跟随曾厚诚来到武汉。回汉后，曾厚诚便起了做饮食的念头，用自己和妻子蒲守道的积蓄做起了卖汤圆、水饺的小生意。挑着担子在车站路大舞台至吉庆街一带的繁华地段叫卖。由于这一带地理位置好，在租界内外上下班的职员较多，人员流动大，因此生意不错，渐渐积累起资本。1929年，曾厚诚向湖北省银行租到大智路三号门面一间，独资开办了“通成饮食店”。     此店取名“通成”，有四个方面的含意：一是通城里的意思。因处大智门城外进城必经此地，故名“通成”；二是通达成功，取其吉祥之意；三是上海有一家“通成餐馆”，曾厚诚印象很深，借此用上了；四是“通成”与曾厚诚的名字有字音相同，好记。     通成饮食店刚开张时，店房仅有50来平方米，设备比较简陋，店堂中间有一个瓷砖炉子，周围靠墙摆有7张方桌，只能容纳顾客50余人。店门口横挂着一块用黑漆写的木板招牌，不很起眼。再加上刚开业的餐馆没什么名气，加之周围餐饮店的竞争，因而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曾厚诚没有气馁，依然坚持产品的质量。老天不负有心人，1931年迎来了一次大的转机，那年武汉发大水，汉口许多地方被淹没，城内粮食紧缺。曾厚诚预先囤积了一些白面，就租了一条船，把做好的包子、馒头等食物巡回叫卖，甚至用叉棍把篮子里的货递到过街跳板上的行人和楼上人家。这期间，心地善良的曾厚诚还施舍食物给灾民，这样既赚了不少钱，也赢得了口碑，民间流传“通成”在洪灾中救助百姓的佳话。     通成饮食店开始并不卖豆皮，经营品种以甜食为主，早、中、晚卖的品种因时间和顾客的需求而有所不同，经营灵活。早晨顾客多为赶早上班的工人和一般市民，就卖烧梅、发糕、生煎包子、伏汁酒、莲子等价格较低廉的早点；中午是外地来的旅客和一般市民及中学生，供应的品种有水饺、大包等面点；下午4时以后供应晚点；晚上10时以后是营业高峰，顾客多为影院、戏园的观众和舞厅的舞女、舞客，下班工人，供应品种则有汤面、水饺、豆丝、锅贴、油糍、糍粑、年糕等。凡要求送货上门的，老板或掌佐师傅派学徒送过去。每年正月十五和端午节，都要增加元宵、粽子供应；夏季还增售八宝稀饭。曾厚诚非常讲究产品质量，不管什么品种，都按计划生产，下多少料必须做多少份，不准做多，也不准做少，生意再好，原料完了也不增加。由于品种适销对路、质量好，在食客中建立了信誉，店小财薄的饮食店，就这样生意越做越红火。     抗战胜利后叫“老通成”     生意越做越大了，曾厚诚又向湖北省银行租了二楼，开办了大智旅社，逐步向大酒楼、大餐馆的规模迈进。当时，通成左右隔壁是“祁万顺餐馆（解放后迁至汉阳）”和“得利车行”，已成旺铺。这个大智旅社也是人来人往，曾经旅居过不少共产党人。在1935年—1938年间，潘琪（曾任交通部副部长）、李锐（原名李厚生，曾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黄民伟（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及汪云（原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夫人）等都是常客，利用通成饮食店和大智旅社从事革命活动。曾厚诚同情革命，经常为他们免费提供食宿方便，还把经理室和与通成饮食店后门相通的公新里6号住宅，作为中共秘密接头和开会的地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机构迁至武汉，武汉实际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郭沫若、冼星海、田汉、金山等文化名人都曾光顾大智旅社，其中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与曾家的大儿子曾昭正和二女婿李行夫是好朋友，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他们编印的《抗战歌曲集》和《大家唱》，深受民众欢迎。1938年1月17日的《武汉日报》上，冼星海发表《救亡歌咏运动和新音乐的前途》一文，其中称赞了“湖北武汉之曾昭正、李行夫”等人的成绩，并把自己的许多作品交给曾、李二人刊登在《大家唱》上。冼星海的《游击军歌》，就是在“通成”的楼上谱曲的。冼星海往往先向他俩试唱创作的新歌。至今，曾家后人还保存着三份冼星海当时的曲谱手稿。     1938年6月至10月,武汉会战爆发，曾厚诚不得不解散饮食店的员工，关闭通成饮食店，携带家眷逃离武汉。在撤出武汉前，日本汉奸私底下找到曾厚诚，以商会会长的身份引诱他，希望他留下来为日本人服务，曾厚诚严词拒绝，舍弃多年心血积累的店铺，将家庭分三路撤退。曾昭正带领海星歌咏队徒步到宜昌、重庆进行抗日宣传，还应征飞虎队当过翻译；次子曾幼诚几经辗转到了香港、上海；曾厚诚先是携妻子坐船来到重庆纂江木洞，他在沿路还做了一些小五金的生意，并且赚了一笔钱，然后又从河内辗转到香港，再到达上海与曾幼诚碰头。曾厚诚给了曾幼诚7000元法币，希望儿子能把这笔钱拿去做其他的生意。但是曾幼诚从这笔钱中拿出3000元捐给了革命组织，带上剩余的钱和其姐曾子平（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参加了新四军。     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厚诚回到武汉，在原址上复业，改店名为“老通成食品店”。曾昭正帮助父亲一起经营，还在隔壁开办了“继诚烟号”。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文化知识运用到经营中，生意越做越大。老通成的店堂由以前的一楼扩大到了二三楼，营业面积由50平方米增加到了180平方米，设备也更新换代，还添置了冰箱等现代化的设备，这在解放前是不多见的。最多时店内可容纳顾客250余人。经营的品种除原有甜食、面点外，另增加了红案专炉，供应瓦罐鸡汤、炒面、炒饭、广东卤菜和冷食冷饮等。1947年，曾厚诚重金聘用了豆皮手艺出众的高金安，以三鲜豆皮作为本店的特色风味招徕顾客，效仿上海“奶油豆皮大王”的做法，不惜花费几千元在店堂三楼高处安装“豆皮大王”的霓虹灯广告。高金安也是汉阳县人，14岁进汉口花楼街福寿图甜食馆当学徒，跟店老板明摇狗学做豆皮和各种甜食，出师以后在武昌杨洪发豆皮馆当师傅。他做的三鲜豆皮从配料到煎制技术、产品质量都有创新。能应各种顾客的不同要求，在一口锅上同时做出几种不同的豆皮。有年轻人爱吃的老火豆皮、老年人喜吃的嫩火豆皮、不吃葱的人吃的免青豆皮等。从此，老通成的三鲜豆皮闻名遐迩，登门的顾客络绎不绝，甚至有民航飞行人员买了豆皮用荷叶包好带到台湾去。     最辉煌时叫“老通城”     1949年武汉解放后，老通成获得了新生。可惜好景不长，1953年曾厚诚患脑溢血去世，葬于扁担山。其子女均不愿继承遗产，曾昭正几次找当时市委财贸部长王光远，要求政府接管老通成，曾子平也表明他们姐弟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现其父已死无人继承产业，要求国家接管。于是，1955年5月1日，由市零售公司江岸区公司经理张奋宣布接管，从此老通成成为全市的第一家国营餐馆。     1958年4月3日和9月12日，毛泽东主席两次到老通成惠济分店，品尝了由豆皮大王高金安和豆皮二王曾延龄分别所做的三鲜豆皮。这年10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还专门请高金安等到会为代表们服务。吃了豆皮的毛主席说“豆皮是湖北的风味，要保持下去”，还说“国营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此外，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李富春和蔡畅等中央领导也曾在老通城二楼进餐。金日成和西哈努克等也都品尝过三鲜豆皮。这些都是老通成店史的光辉篇章。     改革开放的80年代至90年代，老通城曾创造事业的高峰，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张斌时代”。大约是张斌（已故）担任经理的这个时期，“老通成”改成了“老通城”，由周永基手书的店名，三个大字其大无比。据资料介绍，仅1982年，老通城固定资产已达17万元，流动资产7万元。先后添置了卡车、吉普车、冰箱以及磨浆机、绞肉机、搅面机、洗碗机等，已然形成汉口最大的酒楼。老通城的豆皮曾一举获得中国饮食行业的最高荣誉“金鼎奖”。有业界人士说，老通城还是餐饮界的“哈佛”。其餐饮人员和技术输送到了“小桃园”、“五芳斋”等名店，为武汉饮食业的发展作了贡献。     曾厚诚有三女二男，解放后却均与餐饮业无涉。大女儿曾子平，解放后曾任江岸区区委副书记、西南局高教处处长；二女儿曾竹恒与其夫李行夫也在教育界工作；三女儿曾竹冰是美术教师，嫁给著名画家张振铎；曾昭正后为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工程师；曾幼诚原为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