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left][B][i][FACE=黑体][SIZE=4]            曾国藩与晚清军队建设 ——兼与同时代日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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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内容提要[/B]：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个使用传统方式建立军队的军事统帅，从湘军的创办到淮军、新军、北洋军的建立，既是一个新军编练的具体实践过程，也是一个关于军事制度变革的思想探索过程。曾国藩对于晚清军事近代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放弃了清朝陈旧、迟钝的军事体制，最先对西方的军事技术冲击进行了改革作为回应。本文还试图通过维新前的日本幕府也经历的这种回应式的军事改革，对两者间进行比较。

    [B]关键词：曾国藩/湘军/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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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是清末用西法编练新军的重要人物，他的西法练兵思想主张与创建湖南湘军的具体实践工作，对晚清军事近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拟对曾国藩的练兵思想源流与湖南湘军的创建史实作一系统的探讨，并通过与日本幕藩军的比较以观察湖南湘军的特点，以期有助于我们对晚清军事近代化的认识。

    [B]一、练兵“参用西法”：由师古法而师夷器[/B]

    太平天国战争的刺激，西方势力的侵入都是清朝编练新军维持统治的契机。这方面的标志就是曾国藩的湖南湘军。 曾国藩对西法练兵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与他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的历程相一致，曾国藩对于军事的直接关注是从奉旨办团练开始的。他制定的一个方案措施中有一条是“取明戚继光遗法，募农民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 ”，他自己的解释是“军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 ”，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他发现湖南原有的旧式军队如绿营是积弊难除，无力野战，后人也认为“官军积习深，胜不让，败不救。国籓练湘军，谓必万众一心，乃可办贼，故以忠诚倡天下。其后又谓淮上风气劲，宜别立一军。 ”，改练之法是：“大率参制兵勇营之制而用之，取勇营之简易，参以制兵之持久，化饥为饱，化繁为简，化散为整，化板为活 ”。可见，那时他所谓的“湘军”还不是新式军队，只是对旧式军队按照中国古代兵法编练整顿。在清廷加曾国籓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授钦差大臣后，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中最艰苦的战斗，从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外军事上的差距，但是当时他认为中国军队还只是武器和技战术的落后，“……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 ”。可是随着西方势力的深入，曾国藩对西方的认识愈来愈深，他也正视西方火炮和轮船在军事上的意义，所以“同治初, 文正奏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 則為之建築工廠, 安置機器焉. 製造局之火藥廠設於龍華…… ”在曾国藩军事生涯的顶峰他终于把目光转向了西方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可是这种军事改革和邻国日本相比似乎稍稍迟了一些。

[B]    二、湖南湘军的特点：与日本幕藩军比较[/B]

    把湖南湘军与日本幕藩军作全面的比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这显然不是小子所能完成的。在此只是希图通过明治维新前的的日本幕藩军这个参照物来说明曾国藩的湖南湘军的一些特点。

[B]    （一）正规军与团练的差别[/B]

    日本幕藩军在许多方面具有湖南湘军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比如饷源。日本幕藩军可以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而湖南湘军只能依靠本不富裕的两湖的苦苦支撑。“……湘军起贫苦，同饥饿，转战五千里，饷皆自厘金给之。虽复频奏征饷四川、广东，率为其督、抚所持，所望十不偿一二……” 。这一方面与日本幕藩和湖南湖北的地位直接相关。幕府是是护卫日本中央的根本重地，地方各强藩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大力和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接触，两湖虽然地处东西南北要冲，但毕竟只是两个内地省份。另一方面又与日本主持军事改革的高岛秋帆、水野忠邦等人和曾国藩的地位相关。和晚清政坛的曾国藩相比，幕府的那些改革派充其量只是一群后起之秀；但他们的升迁之速与所处地位的重要则很快超过了曾国藩。鸦片战争后，当曾国藩还只是一个湖南的生员时，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就对中英鸦片战争的情报做过认真的分析，认识到日本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均处劣势。他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事，但足为我国之戒”，对此十分留意，因为“唇亡齿寒，我国虽全盛，亦不可晏然自佚”。 事实上，在编练新式军队方面日本的幕府和强藩从一开始在思想认识上就比曾国藩占了优势。日本从文久元年（1861）开始，幕府内部展开了有关军事改革的大规模讨论，讨论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乏影响后世的真知灼见。例如，文久二年（1862）某月上呈幕府的《改革讲武所意见书》直斥讲武所食古不化、流于形式的积弊：“兵法固为古今万国不变者，然战术战略随人杰之出现与器械技术之发明则新而又新，世间之变革，乃天理之自然。有拘泥于古法古式，以井底之见固守一家之陋习，或虽往往知其不便，然患一时之私利，而不能改者。此全为升平之弊风，懦夫之恶习，毕竟不可逃脱不顾国家之罪，故列举应断然兴废只各项如下”，意见书指出，头一个应该废除的就是“骑射及过时之马术”。文久二年十二月，幕府向所有的旗本领地发布了输送“兵赋”的命令，即《兵赋令》。规定，“兵赋”自年龄十七岁到四十五岁、身强体壮的农民中间选拔，按领地的大小，以每五百石出一人，每一千石出三人、每三千石出十人的原则征募。新兵服役期为五年，期满后将视士兵本人及其主人的意愿，决定是否继续服役，《兵赋令》还规定军饷的最高标准是每年每人十两。《兵赋令》的发布标志着幕府组建新式陆军的开始。而且军饷的标准在实际中被一再提高，有的领地甚至开出了二十八两的高价。“军饷用银由领取禄米的幕府旗本缴纳，俸禄在五百石以下的，按每一百石缴黄金二两，一千石以下的每一百石缴黄金二两二钱，一千石以上的每一百石缴黄金三两。按照幕府“金纳”制度的规定，要在每年的三月和十一月缴纳两次。 ”显然日本的新式军队建设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财政的全力支持。这是曾国藩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事。我们知道，曾国藩在编练湘军团练时，一再强调财政困难问题而不得不减小新式武器和骑兵部队的编制。因此，日本的幕府和强藩可以反复试验和编练规模庞大的仿西洋新式军队，而曾国藩的湖南湘军“同治、光绪间，各省所增编防、练军，兵部、户部于光绪二十四年核其总数，……湖南练军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人，湖北勇营一万二千六百九十人，新军一千九十三人…… ”。 当然，湖南湘军虽然无法在规模和饷源上与日本幕藩军相比，但它同样是一支尽力用新法编练、使用西洋武器的在当时的中国最为优秀的新式军队。更难得的是，曾国藩在那样的条件下能够编练出一支可以与当时的日本新式陆军相提并论的湘军，还催生了淮军的诞生和进一步近代化，这是其他地方督抚没能做到的。

[B]    （二）作为领导者儒臣与武士的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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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出身文人学士，是晚清一代儒臣，他的命运与清王朝及其所赖以存在的儒家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他是在出任官员之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才开始钻研西方军事和近代练兵技术的，他说：“《二十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物，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识出矣。退庵若以编辑《二十三史》成书，为治军之蓝本，则门径已差，难与图功，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之诸事也。 ”练兵是曾国藩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廿七日称：“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曾国藩练兵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政治统治，而且还有对其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文化关怀的意义。曾国藩儒臣品格的政治意义尤其是文化关怀，是军人出身的日本武士难以体会的境界。但是水野忠邦、大村益次郎、藤泽次谦等军事改革的提倡者大多是痴迷于西洋军事的下层武士和无官职的藩士，他们十分现实的评价当时西方的军事优势。与曾国藩在出任官员之后开始办军事的道路相反，日本的军事改革者们则是从学军事、传播军事、办军事最后亲自操刀上阵用军事起家而出任官员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军事改革是他们的政治资本。武士们的的军事知识“渊源于军事官宦的家族”，他们往往在11～12岁时就开始有了军事经验，以高杉晋作、山县狂介（有朋）等领导的倒幕派为例，他们的前半生都致力于夺取藩的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准备推翻幕府。在免不了和幕府一战的情况下，他们不断加强武备，学习西方军事知识，费尽心机购买外国武器，翻译西洋军事书籍，搜罗精通西洋军事技术的人才，在他们的思想中推进军事改革成为日本改革者的当务之急。庆应元年（1865），军事改革者村田藏六出任高杉晋作、山县狂介所在的长州藩军制专任掛，在他的指导下，长州藩开始了一场雷厉风行的军事改革。军事改革的基本要点是，废除剑术、枪术等旧式武术，以“火技”为第一；剑、枪、火绳枪和甲胄等旧式武器被一律废除，全部代之以洋式枪炮；把“当今之事业”集中于培养步、骑、炮三兵和海军 。所以曾国藩与日本的军事改革者们因教育背景与仕宦经历的不同而养成的个性品格的差异，使他们训练出的军队的情形也各有不同的特点。

[B]    （三）中下层军官士兵文化素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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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湖南湘军与日本幕藩军的军官文化素质来比较，似乎有较大的差别。湖南湘军的军官主要是由曾国藩本人的同学、朋友、幕僚中喜好军事而且得到曾国藩赏识的生员秀才担任，曾国藩所依重的鲍超虽是绿营出身，但他多次在火线和对手交锋，出身湖南的李元度、李续宾、郭松林等湘淮军官大多没受过西方式正规军事教育，延请的西方军官如华尔、勒伯勒东 、法尔第福、戈登、日意格、德克碑等人也仅仅起了雇佣兵和炮兵技术兵种的作用；日本幕藩军的军官虽然大多是旧武士行伍出身者，但大多数也是从鸦片战争后大批新兴起的军事学堂的学员，最后这些囫囵吞枣的吸收了西方军事技术的日本贫苦武士直接对军队全体展开西方式的训练，譬如纪州藩就从幕府讲武所聘请教官，在和歌山城开展英式训练，于庆应二年十二月编成西式步枪队十个大队。后来，纪州藩又改聘普鲁士教官训练藩兵，这是日本引进德国军制的初次尝试。与此同时，会津藩和桑名藩也各自从幕府请来两、三名陆军教官训练新军 。

    中日双方的军官都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近代新式军事知识，但是日本做的更加彻底。至于士兵，曾国藩与日本军事改革者的要求则大不相同。曾国藩比较重视士兵的文化气质和地域出身。他认为，“楚军之所以耐久者，亦由于办事结实，敦朴之气，未尽浇散。若奏报浮伪，不特畏遐迩之指摘，亦恐坏桑梓之风气。……湘勇佳处有二：一则性质尚驯，可以理喻情感；一则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其不佳处亦有二；一则乡思极切，无长征久战之志；一则体质薄脆，不耐劳苦，动多疾病。 ”这种评价士兵的方式和明代著名武将戚继光所著的《练兵实纪》中《卷一》•《练伍法》步兵篇中选择士卒的标准如出一辙，几乎没有当时西方用军事手册、正规训练等方式塑造士兵的因素。反观日本，庆应四年（1868）二月，幕府又在陆军所（前身为小川町讲武所）的基础上设立了三兵士官学校，招收十四至十九岁的旗本、御家人及其子弟，培养新式军官。纪州藩聘普鲁士教官训练藩兵，这是日本引进德国军制的初次尝试。与此同时，会津藩和桑名藩也各自从幕府请来两、三名陆军教官训练新军。幕府传习队的士兵募集自横滨和八王子，多系市民和农民家里的次子和三子。传习队募兵的范围很快就扩展至江户和大坂，不管出身如何，只要是身强体壮，身高在五尺二寸(约合一米五七)以上的都行，因此士兵中有不少是城里的无业游民。当时幕府邀请的法国教官沙诺瓦努建议幕府不论招募吃苦耐劳的山野村夫还是游民都可以来充实军队，只是必须进行严格的基础训练。而沙诺瓦努主要批评日本的军官：“真正受过教育者竟无一人，只能认识外国武器而已，其中过于年迈者亦不少”。以上事例较为恰切地说明了两军的优缺点。

[B]    （四）两军性质的国家化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B]

    学界以往不少研究成果证明，晚清军队“兵为将有”的私人化性质是从湘、淮军开始的，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在湘、淮军时代，曾国藩、李鸿章等依靠这种“半私人性质的军队”崛起的地方实力派，曾经使晚清政局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在他们之后，袁世凯在编练北洋新军的过程中形成的“北洋军人集团”，也曾一度成为“中国权力结构中的主要因素”，几乎左右了清末以至民初的中国政局 。这种军阀式的军事、政治影响力是同时代的日本幕藩军都远远无法企及的。显然，日本幕藩军的私人化程度远不如湖南湘军。我们知道，曾国藩是由练兵起家的，军权是他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工具，早在筹建团练时，他就培植了自己的一批亲信势力，这是他日后编练湘军的基本班底，也是日后“北洋军人集团”的基本雏形。曾国藩肯定未曾想到自己当初打造的保卫清王朝的军队模式最后埋葬了清王朝，而日本改革者辛苦建立的新式军队由于过分国家化反而催生了军国主义造成了日本帝国的衰亡大概也是他们没有预见的。看来一个社会中一个重要部分的改革往往会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而面对外来文化冲击的社会要转型中的各种突发事件有时也实在很出乎当时那些自认为在改造社会主导历史者的意料之外啊。[/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