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FACE=黑体 ][COLOR=#4f7200][SIZE=4]曾纪泽肖像考[/SIZE][/COLOR][/FACE][/ALIGN]
2010年11月29日 四川省成都市
出差途中，在QQ上接到曾国藩故居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刘建海发过来的两张老照片和朱小瑞文章《拍摄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两张曾纪泽肖像考》。
[IMGA=0,absMiddle]http://i781.photobucket.com/albums/yy93/Amelia0731/6953b998.jpg[/IMGA] [ALIGN=center][B]拍摄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两张曾纪泽肖像考[/B][/ALIGN][ALIGN=center]朱小瑞[/ALIGN][ALIGN=center] [/ALIGN][ALIGN=center] 2009年10月，我在英国的柴郡(Cheshire)偶然发现了两幅曾纪泽肖像, 均为蛋白照片，装裱在背板上，尺寸同为17厘米x11厘米。一幅是由摄影师沃特•布莱科尔（Walter Blackall）在英国的福克斯通（Folkestone）拍摄的，另一幅是由摄影师亚历山大•巴萨诺（Alexander Bassano）在伦敦拍摄的。《曾纪泽日记》（简称《日记》）中的记载，为这两幅肖像提供了了准确的拍摄日期：分别拍摄于光绪九年九月廿二日（1883年10月22日）和光绪九年十月初十（1883年11月9日）。[/ALIGN]
曾纪泽（1839－1890），中国清代著名外交家，字劼刚，号梦瞻，曾国藩长子，出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镇。清同治九年（1870年）由荫生补户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年），继承其父侯爵 “一等毅勇侯”。光绪四年(1877年) 任命为清政府驻英、驻法大使。 光绪六年 (1880年) 兼任驻俄大使。光绪十一年(1885年) 免除驻外大使回国。曾纪泽曾任海军衙门帮办、户部右侍郎、总理衙门大臣。
《曾纪泽日记》光绪四年八月廿八日(1878年9月24日）记载了曾纪泽继任驻英法大使前被慈禧召见时的谈话：
卯初入乾清门，在内朝房久坐。辰初，军机下；召见纪泽于养心殿东间。掀帘入，跪谢天恩，免冠叩头, 着冠起立，进至垫前跪聆圣训。
西太后问：“你打算那日起身?，东太后亦同问。对：“臣因公私诸事，须在上海料理齐备，须早出都，现拟九月初四日启程。”
问：“走天津不走?”对：“须从天津经过，且须耽搁十来日，与李鸿章商量诸事。”
旨：“李鸿章悉洋务，你可与他将诸事细细讨论。”对：“是。”
曾纪泽是在1878 -1886年期间兼任驻英、驻法和驻俄三国大使，他的这两张肖像照片称作 “橱柜照片（cabinet card）”或“橱柜肖像（cabinet portrait）”，始流行于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橱柜照片比名片照片（carte de visite or CDV）尺寸大，更适合放在橱柜上观赏，并逐渐取代了名片照片。
第一张肖像是曾纪泽的坐像，装裱在背板上，影像的底部印有签名“毅勇”和“Tseng”，曾纪泽继承了曾国藩的爵位 “一等毅勇侯”，“毅勇”两字是爵位的名称，而“Tseng”是曾的姓氏拼音。背板的左下角印有摄影师的姓名“W. Blackall”, 即Walter Blackall（沃特•布莱科尔），中间印有照相馆注册的（Registered）商标和“Copyright（版权）”。背板右下角印有照相馆的地点“Folkestone”，福克斯通（Folkestone）是英国的一个海滨小镇，和法国隔海相望。查阅《日记》，得知他是在光绪九年八月十二日（1883年9月1 2日）从伦敦搬到福克斯通的新寓所的。
曾纪泽去布莱科尔照相馆拍照，《曾纪泽日记》光绪九年九月廿二日（1883年10月22日）有如下记载：
廿二日 晴。已初起，茶食后，徘徊甚久。写一函致康侯。演棋势。饭后，偕听帆至布拉课尔家影相。
《日记》中提到的“布拉课尔”，就是“布莱科尔（Blackall）”，即摄影师的姓。日记中提到的康侯就是刘麒祥，字康侯。听帆，即张听帆，是使馆的随员和翻译。
沃特.布莱科尔（Walter Blackall，1845-1914）是位英国肖像和风景摄影师，1875-1885期间，他的照相馆坐落在福克斯通的教堂街9号（9 Church Street），沃特.布莱科尔曾在英国著名照相馆“希尔斯和桑德斯（Hills & Saunders，皇家指定照相馆）”工作。英国国家档案馆存有布莱科尔拍摄的四幅曾纪泽肖像，并以两副肖像一组存入国家档案馆，编号分别为“COPY 1/366/130”和“COPY 1/366/131”，入档日期同为1883年10月30日，其中的一副和我发现的这张肖像完全相同。对比入存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四幅曾纪泽肖像，可以确定摄影师沃特.布莱科尔在光绪九年九月廿二日（1883年10月22日）给曾纪泽拍摄了一组肖像，我发现的这幅是这组肖像中的一张。
第二张肖像是曾纪泽的半身像，装裱在背板上。这幅作品是由亚历山大•巴萨诺（Alexander Bassano）拍摄的。背板印有 “The Marquis Tseng”，曾纪泽在西方被尊称为“曾侯（The Marquis Tseng）”。背板的底部还印有照相馆注册的商标和地址 （25 Old Bond ST. W）, 照片的背面印有巴萨诺照相馆版权商标和地址。背面底部印有：Morion Imp Paris, 是提供背板公司的名字。
亚历山大•巴萨诺（Alexander Bassano，1829–1913）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伦敦肖像摄影师，他的主要顾客是皇家贵族和社会名流，包括英国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 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VII），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魯士国王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Emperor of Germany and King of Prussia）和曾三任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的索尔兹伯里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Cecil）。亚历山大•巴萨诺有一千多幅作品被伦敦的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收藏。
曾纪泽去巴萨诺照相馆拍照，《曾纪泽日记》光绪九年十月初十（1883年11月9日）有如下记载：
初十日 晴雨互见。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皇太后万寿圣节，以寄寓偪仄，衣服不备，不敢行礼。……….末正二刻，偕清臣至培生那影相馆，照相数幅，徇其请也。
日记中提到的“倍生那照相馆”，就是“巴萨诺照相馆”。当天正好是慈禧皇太后的寿辰。下午两点半左右，曾纪泽在清臣陪同下去巴萨诺照相馆拍了数张照片。清臣，是马格里爵士（Sir 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 1833-1906）的字，英国人，曾纪泽助手。比较“历史照片（Picturehistory）”网站中的另外两幅曾纪泽肖像，可以确定摄影师亚历山大•巴萨诺在光绪九年十月初十（1883年10月22日）给曾纪泽拍摄了一组肖像，我发现的这幅是这组肖像中的一张。
在诸多的拍摄题材中，人物肖像无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西方有一整套从绘画继承而来的理论，在摄影术发明之后，出现了很多此类的指导手册，这些手册基本上都遵循肖像画的艺术规范：“眼睛应直视相机斜上方，凝视那里的某个物体，决不要把目光放在设备上……手应保持松弛，轻轻放在膝上，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或一只手放在桌子上，另一只手拿本书或其他东西……。不难看出，摄影师沃特.布莱科尔在拍摄肖像时是遵循的这种规范的，并显示了曾纪泽的儒雅之气。摄影师沃特.布莱科尔在曾纪泽肖像的印制过程中，用手工增加了曾纪泽的中英文签名。这些签名不仅准确地说明了照片内容，还表明了肖像人物显赫的身份。签名结合了东西方传统书法艺术，增加了整个肖像作品的艺术感。
艺术史学家理查德•布里连特（Richard Brilliant）认为肖像应该回答被拍摄主体的问题：“我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我是什么样子？”“我是谁？”从这两幅肖像的效果来看，曾纪泽比较好的回答了上面的三个问题，这应该与他的经历有关。台湾出版的《无声之声: 近代中国的妇女与文化》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可以附带一提的是曾纪泽本人极喜照像.连带其家人在欧洲也有了许多照像的机会。曾纪泽在国内时即拥有照像机数架，并曾配药水,冲底片……。
比较同时期在国内拍摄的满清官员像，这些由西方摄影师拍摄的早期肖像，普遍水平不高，这是因为晚清来华的这批西方摄影师的水平有限，也可能与满清官员没法回答上面提出三个问题有关。就算他们有主动的意识去思考上述三个问题，他们也不一定知道怎样将他们对自己的认识通过眼前这种新鲜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诠释这三个问题的责任完全落到了这些西方摄影师的身上，由他们来决定被拍摄对象“看上去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是什么人”。这就解释了为何国内拍摄的大部分满清官员像都是面无表情、神情严肃甚至木讷的？而曾纪泽在英国拍摄这两幅肖像，似乎完全是入乡随俗，姿态很放松，显示了纯正的西方专业摄影师的风格。
对于早期通过相机留影的人来说, 照相过程之漫长是我们当代人没有体会过的。银版照相的感光速度为几分钟, 玻璃湿版的感光速度有所提高, 但镜头打开之后也需要好一段时间才能曝光。对摄影师而言，很难捕捉到被拍摄者的神态。而亚历山大•巴萨诺抓拍到的曾纪泽，显示出中国第一代外交官淡定的神态，但仔细观察他的眼神，流露出了“淡淡的忧虑”，这正反映出他当时的心境。在拍照的当年——光绪九年，曾纪泽对清政府将要与法国订立不平等条约，承认越南为法保护国，感到极大的愤慨！他在《伦敦复左中堂》一函中提到：
纪泽不见礼于敌廷久矣，一腔怒血，何处可洒！刻下无他技能，惟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
表现出他一片忧国忧民之心。肖像是需要第三方，即观看者参与的艺术形式。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层次，会对相同的信息产生不同的解读，这也是肖像的魅力之一。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请一流摄影师拍摄肖像，价格不菲。著名的摄影史专家比尔•杰伊（Bill Jay）教授指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请亚历山大•巴萨诺拍摄一幅名片格式的肖像，加印12张的价格是一个吉尼斯（一英镑一先令），即二十一先令，相当于那个时代英国五口之家一个星期的生活费。而给曾纪泽拍摄的是橱柜肖像，尺寸大，价格更加昂贵。比较现在英国的生活费用，那个时期英国一流摄影师拍摄一幅橱柜肖像的价格相当于现在的500英镑左右。
在美国的摄影教科书上讲到，摄影作品的成品是必须经过装裱的作品。这两幅肖像是经过精心装裱的，背板上均印有摄影师的姓名，注册商标和拍摄地点，是中国第一代外交官曾纪泽海外活动的影像记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 根据《日记》的记载，有准确的拍摄日期，可作为研究十九世纪肖像摄影和蛋白照片断代的“标准照片”，有着很高的文物价值。最重要的是两幅肖像代表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Victoria Era）肖像拍摄最高水平，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