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左二人都为湖南同乡，自从咸丰二年，曾国藩和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婉抚张亮基的幕僚，因公务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曾国藩后来因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地位显赫，督两江，领四省。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网罗人才，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干，此时已名满天下。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在咸丰十年被曾国藩聘为幕僚。
    此时清朝与太平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正当用人之际，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这年6月，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现在突然要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任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弟相称，而自谦为弟。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国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然而两人在表面友善的背后，并非毫无矛盾。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时曾左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关系破裂还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此后左宗棠在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遇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时，曾谈到他和曾国藩绝交的原因，他说过错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这话不无道理，曾国藩太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左宗棠一贯语无遮掩，这是他们关系破裂的根由。但同为一代名臣，始终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曾国藩后来听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后，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从前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在新疆建立功业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于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所以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
    然而名臣毕竟是名臣，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个关系由衷而做的评价。此后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左宗棠的挽联使我们重新看到了其自身人格的完满，同时又衬托出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情操决非等闲之辈。（新华网）

左宗堂的重孙取的是曾国荃的重孙女。[em05][em05][em05]

那我们曾家还是亏了，把女儿嫁给他人做媳妇，[em05]

曾国藩为人一向和为贵，他确实是没和左宗堂绝过交。一直到现在两家后人还有来往。

老太太，不是左宗棠的重孙娶曾国荃的重孙女，而是左宗棠的孙子左念贻娶曾国荃的孙女曾广璈，广璈是曾纪官和刘鉴夫妇的女儿。

左宗棠同曾国藩的关糸是近百年来一个热门活题，左宗棠对曾国藩既时有如上信一般的微辞，也蕴蓄着热烈的故交情感。咸丰七年，他对曾氏不待朝命而奔丧回籍直言不讳地批评，从而招致不滿。八年四月，左宗棠接到曾氏姗姗来迟的信后，复書云：沅浦递到手書，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待。窃念频年抢扰拮据，刻题欢悰，每遇忧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議。旋觉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毖恒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徵也。来書云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
刚愎的个性，诚恳的自责，火热的感情，一一纷呈笔底。研究曾，左关系史如果只看到凶终隙未的一面，而不了解交谊深厚的一面，或者相反，都不可能获得符合历史的结论。

也谈曾国藩与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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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

�牐牎　�10月12日的文化副刊，发表了陈辉同志的随笔《曾国藩与左宗棠交往逸事》，读后觉得很有意思。本人对曾、左之事略知一二，想接着说几句。
　　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近年来读书界的热点人物。之所以“热”，与当今的时代主题有关。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曾、左都曾以复兴中华为目标，也都为此做出过努力和贡献。甚至可以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任务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曾、左所处的时代开始的。
　　世人“右左而左曾”，即偏袒左宗棠而不以曾国藩为然，尽管说有道理，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公平。首先，曾、左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按照传统的说法，“不朽之事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左传》语）。单从事功上讲，曾国藩既是湘军的创始人，又是湘军的统帅，是大清朝建立正统后第一个拥兵自重的汉人。清朝是满人坐天下，只允许汉人当兵作民，不允许汉人当统帅、作主人。可曾国藩从办团练着手，硬是发展起了一支由汉人做统帅的军队。咸丰十年（1860年），在曾国藩已经做到了署理（即代理）两江总督、次年就要得到实授并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的时候，左宗棠才因为曾国藩的推荐，率五千人赴江西、皖南与太平军作战，以此起家，两年后升任浙江巡抚，逐渐成为封疆大吏，开始自己较为独立的事业。在扑灭太平军的过程中，左宗棠承担了曾国藩全盘部署中的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主要、最关键的部分。太平军建都的天京（即南京）是曾国荃打下来的，左宗棠和李鸿章只是协助。在洋务运动中，左宗棠也只是承担了曾国藩开创的洋务运动的一部分，而且也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部分，洋务运动是由曾国藩开创、由李鸿章、张之洞发扬光大的。左宗棠此后经营西北，功勋卓著，但从整体上看，没有什么事功超越曾国藩。左宗棠的道德文章，也未必比曾国藩好。有《曾文正公全集》和《左文襄公全集》在，自然不难分辨。曾国藩以提携人才为己任，扑灭太平军后，出现“天下督抚半湘军”的政治局面，对近代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早年写下“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的名言，也还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为什么早在当日，就会出现“右左而左曾”的倾向呢？我认为原因为三：
　　其一，左宗棠后来督办新疆军务，收复乌鲁木齐、和阗等地，遏止了英俄对中国西部边境的侵略。晚清历史是备受列强欺辱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无论是战争还是外交，很少有获胜的。所以，有谁能领导国人打一两次胜仗，就会得到朝野上下、和战两派乃至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戴，还长久地激励着后人。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在外国人面前表现欠佳，备受当时清流派指斥。与左宗棠相比，单就这一点上就失色不少。即使如此，也应该指出，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是在办外交，而左宗棠战新疆是在指挥一个具体的战役，本来就不好比的。弱国无外交，这是至理名言，没办法的事情。
　　其二是当时清廷有意抑曾而扬左。前面已经说过，清朝是满州人的天下，决不会放心让汉人领兵坐大。可太平天国兴起，清朝原有的国家军队——绿营兵已经彻底腐败，对付不了内忧外患，不得已才让汉人领兵作战。太平军一旦被扑灭，甚至在太平军被扑灭之前，清庭就盘算着如何对付曾国藩了。清庭采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离间之计，挑起汉人军事、地方领袖之间的不和，把左宗棠从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中剥离出来、抬举上去，以收相互制衡之效。在一个专制国家，统治者的意志往往决定社会舆论，晚清的社会舆论不可避免地要向左宗棠倾斜。其实曾、左都是靠军功兴起的汉族封疆大吏，思想意识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没有太大冲突。左宗棠为曾国藩撰写挽联，“同心似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三，是普通人对浪漫主义的追求。生活的主流是平淡、平庸，所以大家都渴望浪漫、离奇。与曾国藩相比，左宗棠就有几份浪漫和离奇。曾国藩是经科举考试选拔出的国家栋梁，在当时属正途出身。左宗棠科举不第，入幕为僚，所以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没办法象正途出身的官僚一样，青年点翰林、中年任封疆、晚年入宰辅，只能靠“出奇制胜”。史书称左宗棠“喜谓壮语警众”，曾国藩说“季子喜言高”，是实事求是的。左宗棠给湖南巡抚作师爷，因敢于言事被人参奏到咸丰皇帝那里，胡林翼、曾国藩上折担保，为左开脱，并声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志大才高，以“今亮”（当代诸葛亮）自许，直言不讳，在晚清官场实属难得，也值得后来者学习。曾国藩也曾志大才高，以唐朝的郭子仪为榜样，要“手携两京还天子”，在京城磨练数年之后，终于知道了世事艰难，才收敛了棱角，尽量避免清庭和满蒙贵胄的猜忌，讲求和衷共济。湘军的兴起，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曾国藩隐忍不发、求同存异。所以，我觉得可以偏爱左宗棠，但没必要贬低曾国藩。　　
 
 

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是相期无负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