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附上诗一首：“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宴阳初说：“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们把这叫作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聂绀弩有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殷海光说：“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
　　民国时，王亚南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顾颉刚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
　　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张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有人说，举目四望，当世已无教育家。
　　成舍我说：“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动来证明自己配的上自由这两个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与那些不让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陈布雷劝徐铸成做官，加入国民党。徐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王芸生等人办《大公报》的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以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后生小子们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金岳霖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解放后，他们曾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艾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上课时，艾回答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接上’。”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这是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夫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象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康生等在场的人都笑了。
　　在反右结束时，孙静轩走到“大跃进”游行的文艺界队伍的最前头。他当右派，是“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因为他说过：“他**！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此成了右派！
　　20世纪50年代，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沈从文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文章摘自《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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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好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