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TR][TD] 作者:丁 东
有感于奸商的泛滥,时常听到对儒商的呼唤。
何为儒商?首先要说到先秦的儒家。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儒家商人是子贡,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与陶朱公并列,家累千金,所至之处与王侯贵族分庭抗礼。后来,人们把有文人学者修养的商人,与儒将、儒医并列,称为儒商。
如果说,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商人就是儒商,那么今天并不缺少儒商。曾有人提出过三代下海人的概念:第一代下海人出现在8 0 年代初,当时下海练摊儿的多是待业青年,以及没有单位接收两劳人员,文化高的自然寥寥无几;第二代下海人出现在8 0 年代后期到9 0 年代前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官倒”,利用双轨制,卖批文,卖外汇额度、贷款额度,批租土地,用公款炒股票、期货,等等,总而言之,利用权力成为暴发户,这些下海人里,文化水平高的则很多,博士硕士,应有尽有。但如果把他们称为儒商,未免辱没斯文。第三代下海人是科技化、国际化、现代化的企业家,这一代下海人在现实生活中还不多见。
看来,人们呼唤的儒商,还不只要求文化水平,还要求道德操守。儒商应当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作生意的根本,把信誉和服务态度当作生意的根本。《论语·子路》中:子贡问孔子如何才能称得士,孔子答道:起码是“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学而》中子禽问子贡:为什么孔子到哪个国家,就能获得哪个国家的信息?子贡答道:“天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如果说,保持这些美德的商人算儒商,那么今天的儒商的确是太少了。
为什么商人不愿意当儒商呢?道理很简单,当儒商划不来。
广义的商人,就是经营者,而经营就是为了赚钱,这是天经地义的。谁搞经营,都想少投入,多产出,风险小,利润大。做儒商,投入很多。你先得读那么多书,受那么高的教育,这已经是一笔先期投入。在经营过程中,你还要重质量,讲信誉,完善售后服务,还要给人以温馨,哪一个环节不得增加投入?相比之下,经营同样的项目,奸商的投入要小得多。他可以偷工减料,可以以次充好,可以假冒名牌,可以骗了就跑,这么一来,奸商比儒商就占了优势。
在良性的社会经济秩序里,儒商应该受到保护和鼓励。这种鼓励,最根本地体现在奸商要受到严厉的制裁和打击。谁当奸商,谁就要冒很高的风险,败露后要付出很惨重的代价,甚至永世不得翻身。这才能引导大多数商人守法、向善。
《三联生活周刊》上公布了“透明度国际”协会的全球各国商务腐败年度排名,世界最有商业德行的前十名国家是新西兰、丹麦、瑞典、芬兰、加拿大、挪威、新加坡、瑞士、荷兰、澳大利亚,腐败严重的国家前五名是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肯尼亚、孟加拉国和中国。我不了解这个组织有无偏见,但按照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统计不是故意寒碜中国。现在许多地方的企业,如果完全奉公守法,各种苛捐杂税就会压迫得你无利可图,直到亏本倒闭。于是,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动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脑筋,一面挖空心思,以最小的代价买通官员;一面绞尽脑汁,最大可能地从消费者腰包里掏钱。这种环境,本身具有极大的导向性和示范性:谁是儒商,谁在竞争中就处于劣势;而奸商越是吃香,市场就更加无序。处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谁还愿意当儒商呢?如果经营的环境使守法户无利可图,劣胜优汰,那么生存下来的就是程度不同的奸商了。
为国富民强计,为振兴中华计,建立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下去了。[/TD][/TR][/T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