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我们永远的“麻城孝感乡”



　　你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好多好多的四川人有同一个回答:麻城孝感乡。可是,当今中国地图上,麻城、孝感各是湖北的一个市,祖籍中的地名早已为历史的烟云所遮掩,消逝无踪……

　　夕阳渐沉,河流平缓,河边石壁上镌刻的四个大字“楚蜀鸿沟”,红得耀眼,触动心灵。

　　“楚蜀鸿沟”这四个大字旁,有一行小字,标明它刻于清康熙庚寅年(公元1710年)。那正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高峰期呵!我们的思绪回到了三百年前———那时,正值清朝初期,我们许多四川人的先祖,可不就是经过这里,乘舟西去巴蜀?舟过此处,他们的心情是依依不舍,还是毅然决然,或者兼而有之?

　　此地属湖北省麻城市境内,地名叫链子溪,因为两岸石壁上铸有长长的铁链。这些大概为了助力于纤夫而设的铁链,因风雨剥蚀而锈迹斑斑,同样牵动我们的心襟:我们的先祖,是不是也曾抓握着这些铁链拉纤?

　　10月初,来到麻城,只有一个目的:寻根。

　　当今有很多很多的四川人,家族谱牒上都标注着同一个原籍地“湖广麻城孝感乡”。可今天的中国地图里,却找不到这个“孝感乡”。我们只想实地来寻访一下,千百万四川移民后裔魂牵梦萦的这个“根”,它究竟在哪里?

　　清代“填四川”湖广人最多

　　有一首清末流行的《成都竹枝词》唱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这说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四川极少当地的土著,如今绝大多数的居民,祖先都来源于明末清初战乱后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其原因是明、清两个王朝更替期间的长达几十年的战乱,使巴蜀大地横遭浩劫,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徙,原本富饶的天府之国变成了“地旷人稀”的荒原。清朝立国后,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解决粮食和税收问题,推行“移民垦荒”,倡导十余个省的百姓入川安居。其中来得最多的就是紧邻的“湖广人”(当时湖北、湖南是一个省,谓之湖广省),于是民间把以湖广省为最多省籍的这次大移民称为“湖广填四川”。

　　此事在四川的一些方志上皆有记载。清光绪年间的《大邑乡土志》所言最有代表性:明末兵燹后,大邑土著汉人“几无孑遗,全资两湖、江西、两广、山西、陕西之人来邑,垦荒生聚。”而迁来的人中“麻城较多,江西、山陕次之,两广又次之。”

　　据众多学者考证,四川历史上有过六次大移民,而这次清朝初期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无疑规模最为庞大,从康熙前期持续到乾隆中叶,长达一百多年,移民人口一百多万人,他们在巴蜀大地成长繁衍,一代一代,深远地影响到今天。

　　四川移民祖籍地中的一大亮点

　　“湖广麻城孝感乡”这个地名,在巴蜀大地上可以说是“十人九知”,非常著名,是千百万移民后裔家谱里共同的字样,是众多先祖入蜀的来源地,是“根”之所在。

　　在“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紧邻的湖广人捷足先登,来得早、来得多。而其中又以麻城孝感乡的人为最。我们查阅了大量史料,如民国《南溪县志》载:“今蜀南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又据新修《南川县志·人口》记载:南川县的许多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在四川,你若问一个家族的祖先来自哪里,许多人都会这样回答你:来自湖广麻城孝感乡。

　　“我们麻城已经收到过寻祖信件1万多封,接待前来寻祖的人士3千多人。”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钟世武这样告诉我们。四川著名作家马识途、籍贯为四川高县的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其祖上都是麻城人。

　　艾芜的祖籍记忆与“麻城孝感现象”

　　在一般的四川老百姓中,许多人想都不想,就会告诉你“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以渠县为例即可说明。渠县名人傅昌志对该县明清的73支移民家族进行调查,发现其中来自湖广省的达58支,而集中于麻城孝感乡的,达21支。而且这21支麻城孝感乡的移民家族中,竟有15支都是来自“麻城孝感乡高阶堰”的。研究四川区域史、出版过几本移民专著的专家孙晓芬女士,把这种众多四川人认可自己源于麻城孝感乡一事,称之为四川移民祖籍的“麻城孝感现象”。

　　这种“麻城孝感现象”,最典型的就是著名作家艾芜的祖籍记忆。艾老早年著文《我的幼年》时,就说到其汤氏祖先(艾芜原名汤道耕):“这位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麻城孝感乡的。”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孙晓芬去拜访艾老,仍然听他这样讲自己的祖籍。一直到1989年秋,时任新都县档案馆馆长的任祖坤等人,向艾老出示了新征集到的汤氏族谱,告知其祖籍实为湖南武冈,艾老才庆幸自己“找到了真正的根”,激动不已。

　　但艾芜这样的误解,并非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今天可以推想,或许是汤氏家族的人原本只记得一个大体的湖广省,记不清确切的小地名,而湖广省(包括湖南、湖北地域)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麻城孝感乡,所以才误彼为此了。艾芜小时候跟着大人去上坟、去吃清明会,道听途说得知自己的祖先从麻城孝感乡而来,一直到把它写入了文章中。这一例证正生动说明了“麻城孝感现象”,说明麻城孝感乡已是一个移民祖籍地的亮点,它上升到了人文地理的概念,成了一大群具有相似迁徙经历的人们的群体记忆,代代相传。这一记忆并不一定准确详实,但它已升华成一种对“根”的深厚感情!

　　六百年的根系连绵

　　我们站在今天麻城市所辖的歧亭古镇,但见数百米长的古街两侧,还是古意盎然的木板作门的小商铺。那条两米宽的石板砌成的古“官道”,依然保存完好,它连接着郁郁苍苍的古树和飞檐翘角的石筑的“一进三重堂”的古屋……当年我们许多四川人的先祖,可就是走过这条道,走向天府之国?

　　陪同的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李敏告诉我们,歧亭镇和它东北面的中馆驿镇,一水相连,陆路与水运都很繁忙,在明、清时正是麻城孝感乡的范围内。在民国年间,这里甚至有过“小汉口”之誉。歧亭镇的古街,正是当年移民上川的必经之路。

　　当年湖广移民上川,计有三条道:一条是从麻城县南部的歧亭走石板路官道上川;一条是从举水河乘船进入长江入川;再一条是从山间小路,涉汉水越秦岭入川。

　　后来从麻城市委办公室的凌礼潮手上,我们得到一张明信片,上书“麻乡约”三字。原来,相传在明代永乐年间,就有移民从这里迁往四川,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组织“麻乡约”。它开创了中国民间通信的先河。

　　由这明代而兴的“麻乡约”,孙晓芬说起了明代状元杨升庵家族“过籍”麻城的事,它与艾芜老人的祖籍记忆相映成趣。原来据《杨少师石斋先生墓表》记载:杨升庵“先世庐陵人,有名贤者,以元末欧祥乱,徙麻城,避红巾军贼入蜀,家新都”。但后来新都关于杨氏的记载,却成了“杨:元末避乱,徙湖北麻城县,后入川据本县”。这样就把只在麻城“中转”居住过一段时间的杨氏家族,统计成“湖广麻城上川”之列了。

　　由此,孙晓芬有这样一个见解:必须用六百年历史视角,来解读麻城孝感乡这个移民祖籍地。

　　我国历史上有过八大移民集散地、中转地,麻城孝感乡正是其中之一,并且在四川影响尤大。自元末明初,直至清前朝,有大批麻城孝感乡人随军入川,奉诏入川,避乱入川,流寓入川和经商入川等。特别是在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移窄乡填宽乡”的洪武大移民,作为移民集散地、中转地的麻城孝感乡,奉诏输送了大批百姓入川。无论是在这里居住的,或是从这里中转的,后来他们各自的家谱上几乎都写成了“源自麻城孝感乡”。

　　9月29日刚刚隆重开馆的重庆湖广会馆,珍藏有这样一副楹联:

　　会岷沱数千里,波涛自泸水东来,庙貌重看辉日月;历明清六百年,统绪溯麻城西上,宗支繁衍遍川黔。

　　这副四川泸县一支移民后裔所撰的对联,正道出了延伸六百年的连绵根系。

　　在麻城的历史上,两度与农民起义紧密相连。元末的红巾军起义,麻城是策源地之一,红巾军大将明玉珍率部及家属驻川东,建立大夏国,湖广人投其麾下,其中有数万麻城人。明末张献忠占领麻城后,在宋埠镇留下“拜交陈”(其恩师姓陈)的地名,麻城当地5.7万人参军,被立为“新营”,同年大军西入四川,这些麻城兵随之同行。张献忠战死后,其部将士兵,包括麻城籍的,多数人在川落籍务农。

　　至于为官入蜀的、避乱入蜀的、经商入蜀的自明初至清前期,皆络绎不绝。加上如杨升庵家族那样的“过籍”麻城人,以及那些见麻城人势大而“冒籍”以求生活便利的移民,所以最终“麻城人”遍及全川,声势浩大,而“麻城孝感乡”也成为四川移民心目中最重要的祖籍符号。

　　“麻城孝感乡”今在何方

　　打开今天的共和国地图,有一件事确实令人迷惑不解,那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麻城孝感乡”,那个千万四川人心目中的祖籍圣地,竟然没有一丝踪影了!在今天的湖北省,有的只是并列的两个县级市:麻城市,孝感市,两地相去百余公里,岂可混为一谈?

　　正是从这一类地图出发,有人提出一种奇论,认为“麻城孝感乡”只是个子虚乌有的祖籍地。可是,为什么千千万万的移民先祖都一起来“欺骗”我们呢?

　　答案终于在我们实地踏访麻城的过程中找到。通过查阅清康熙九年(1670年)版的《麻城县志》,我们弄清了麻城孝感乡“失踪”的来龙去脉,它的变迁历历在目了:

　　这部县志的《首卷封域志·乡区》中的记载是,“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孝感乡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麻城)止七十四里。”

　　这一详尽的记载和数据,告诉人们,明代麻城县的四个乡区中,确实有孝感乡的建制,在明成化八年(1472年)对区乡作了内部的调整,因户口消耗,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到了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新建黄安县时,分调土地,就将麻城的一部分(包括有原孝感乡一小部)划入黄安,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

　　虽然旧的“孝感乡”地名已在明成化年间撤并,但推想其代代居民及中转移民,仍心口相传“孝感乡”之名,所以至今它享誉巴蜀。

　　为了古今对证,孙晓芬在广泛抄录各四川移民家谱的过程中,格外留心地把其中一些家谱记载的麻城县孝感乡的小地名,抄录了部分下来,在这次实地踏访中果然派上了大用场。

　　这些小地名主要有:麻城孝感高坎堰(或高阶堰、蒿干堰)、鹅掌大丘、复阳村、高水井、孝子坊、大石板洗马凼杨家村第七层、扒凿岭黄泥嘴、月儿湾、蒿枝坝大松树等等。

　　我们从城北郊的龙池桥所辖的松鹤村李家坝,经古楼沈家村,去中馆驿,到歧亭镇……一路行来,在当地人的热情陪同下,“高坎堰”、“鹅掌大丘”等移民家谱和口碑中反映最多的小地名,已得到第一批认定:麻城市城郊的龙池桥办事处下辖的五脑山林场的虎形地村高坎堰,正是移民家谱中的“高坎堰”一地,而“鹅掌大丘”,也在中驿馆镇“辖区内找到了。

　　有的历史学家曾经著文,考证“麻城孝感乡”主体在今日的红安县(原黄安)。但麻城市志办经反复考察,确信当年源源向四川输送千万移民的麻城孝感乡,其主体仍在今麻城市的南部,红安(原黄安)境内仅有一小部分。迷雾澄清,这终归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神秘而有趣的麻城

　　麻城位于鄂北,大别山南麓,有天下第一龟的龟峰山(山的主体状如一只昂首的乌龟),有奇特的地形,举水河直通长江。自古以来,是兵家争夺之地,战国时代的柏举之战就发生在这里。20世纪30年代的黄麻起义,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的策源地,它也因之成为“将军之乡”。当然,最特别的是,它像山西洪洞县一样,是我国著名的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是明清两代的移民之乡。

　　这里的语言中,对亲人都有特别的称谓,比如称父亲为“爷爷”,称祖父为“爹爹”,称外公外婆为“家家”(音gaga),称祖母为“婆婆”。麻城东山别具风情,人们围坐在吊锅前吃火锅,“烧的‘疙篼’火,喝的老米酒,除了皇帝就是我”,快活如神仙。在乡间,有源远流长的“肉糕席”,逢年过节必不可少。从四川来寻祖问宗的,只要问起父亲称“爷爷”,祖父称“爹爹”,就倍感亲切,乡音融融。麻城也有不少人衍播到本省附近的孝感市(原孝感县),流传有这样的说法:孝感人说睡觉了,就说是“回麻城去了!”

　　麻城境内处处都有移民相关事件的发生地,比如麻城最南部的歧亭镇的二府街石板路、宋埠镇的“拜交陈”等。而古貌依旧的歧亭镇,今已成为麻城移民之乡的“活化石”。我们在此提供一张寻祖问宗的地理示意图,可供广大麻城移民后裔作寻祖问宗的路线参考。

　　站在岐亭镇口,石屋无语,古道依旧。夕阳红红,不知名的古树,也火辣辣的红……我们静静立着,我们心绪难平。我们来了,我们见到了,那千百年里险些被湮没的先祖的脚印。

　　■《四川日报》孙晓芬本报记者曾东平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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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般的大迁徙——“湖广填四川”(6-7P)



清末流行的《成都竹枝词》：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清末的时间向后推，十世以前，明末清初，一场浩浩荡荡的平民大迁徙正在中华大地上演。这场史诗般的大迁徙，涉及地域之广，迁徙人数之多，对后世影响之大，旷古绝今。这就是——“湖广填四川”。



历史的传言



第一次“湖广填四川”

一般认为“湖广填四川”前后有两次，一次发生在元末明初，另一次发生在明末清初。以明末清初的一次为高潮。

南宋后期，四川成为抗蒙战争最坚决的地区，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 ，到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全省在籍数只有61万人，不及南宋嘉定十六年 （1223年）的660万人的1/10，四川盆地大量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时，湖广随州（治今湖北随县）人明玉珍率军入川建立了大夏国。他带来的二十万农民军和随之而来的大批缺地少田农民，这些来自今湖北地区的农民，很快就成为了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的主人。“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后,湖北战乱不休,大量湖广人,特别是麻城孝感人陆续迁川”,该文用1371年到1393年四川的两次户籍、人口统计数据,说明在22年的历程中,四川户籍增加44%,人口增加56%,从而“由此推测出明初有30万左右的移民规模是大致不差的”,“出现了移民数量高于土著数量50%以上的情况”。这就是“湖北填四川”的开始。到了明朝初期，因为连年的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芜了，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为了恢复元气，从两湖还有广东大量移民入川开荒种地，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的人口已上升到146万。明朝四川人口最高记录达到410万余人。



从410万到8万的距离

　岁月在历史中溜走，两百多年过来，来到明朝末期。刚刚才恢复元气不久的四川又遭受了亘古未有的惨祸。

八十年的战乱、灾荒和瘟疫，在这片土地上肆虐。据史书记载，天府之国的四川，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时，全省在籍人丁仅存16000余，按一丁五口计算，约合8万人左右，四川人口位列全国倒数第三位。昔日生机勃勃的巴蜀大地，已经“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成都、重庆、叙州、马湖所属人民,仅存百十”。对当时情况记载最权威的“国史”《清史稿》卷120载：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孑遗者百无一二”、甚至是“靡有孑遗”。站在成都的城墙上往外望，城郭具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在乡间虎狼野兽横行，大白天就有老虎拦路吃人。成都寥寥可数的遗民，在死亡线上艰苦挣扎着。

从410万人到8万人！我们不仅要问那302万人到那里去了？答案：死亡，主要是被杀。凶手？历史告诉我们，元军、张献忠、王藩屏等。

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攻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元朝八十馀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部队进入成都，改国号为“大西”，成都也改称“西京”。张献忠在成都，干了两件事，第一是杀人，第二还是杀人。分两件事说，是因为他杀所有的成都人，入城，张献忠就下令屠城三日，无论富贵贫贱，无论男女老少；不仅如此，他还在青羊宫专杀士人。他宣称要开科取士，把进士举人、贡监生员、州县教官连同家属召到青羊宫，一网打尽。死难的人数，《鹿樵纪闻》说是17000多人，《蜀难纪略》说秋选杀了几万人，又开特科，又杀了一万七千多人。《蜀碧》也说前后杀数万人。三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据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一文，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又杀人十多万。古蜀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

有一种声音说，张献忠屠四川只是传言而已，就像那七杀碑“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只是讹传。因为他不可能杀尽川人后，就是自绝后路。然而事实不容否认，最新有一种说法，称张献忠有精神方面的疾患，可备一说。清初，吴三桂叛变，派遣将领王藩屏入川播乱，“蹂躏六年”，川民“皮穿髓竭”，对本已凋敝不堪的四川，无疑是火上浇油。



盛况空前的大迁徙

顺治年间，各地叛乱已经基本清除，政权比较稳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清政府的首要任务。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开始推行奖励移民，鼓励生产的诸多政策。康熙四年，经过太子太保、四川巡抚李国英奏准，“招两湖、两粤（即两广）、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清朝政府还专门出台奖励移民措施，实行免赋政策。上百万的两湖两广人，还有福建人、江西人，在“免赋”的诱惑下，将妇挈雏，一拨又一拨地涌向四川盆地，抢占地盘，撒播五谷，生儿育女，生根发芽。

清初的这次移民一直延续到乾隆中叶，历经一个多世纪，到乾隆四十九年（1812年）四川人口达2100万。至咸丰元年（1851年），又增长到44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0.36%。清初的移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国性的耕地不足的矛盾，又使人口缺乏，田地荒芜的四川获得了大批劳动力，不仅生产得以恢复，还为四川引进优良产业物种红薯、玉米、南瓜、蕃茄、土豆、洋白菜、四季豆等粮食蔬菜作物，改善和优化了四川的产业结构。移民还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更丰富的方言，如今的川菜、川话、川剧无保留了这种移民所带来的影响。



另一种声音

在中国的北方流传着一句民谣：“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人们会普遍地说自己是山西大槐树（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移民。同样，“湖广填四川”也有个说法，我的祖辈来自“湖北麻城县孝感乡”。所有的移民几乎都来自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在14世纪的中国农村，一个乡的人口密度，不可能大到这种程度，即使全部迁移到四川，要繁衍出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据学者研究，湖北有麻城县，但该县绝无孝感乡，倒是很远的地方另外有因孝子董永而得名一个孝感县。麻城县和“孝感乡（县）”两个地方的辖属，绝无交叉或重叠之处，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于是他们得出结论是，移民是存在的，但是规模并不如流行观点所说的那么大。由于，中央政府实行优惠政策，地方官员夸大困难和制造假数据，以获取中央政府免税的优惠。而且一批处于社会低端的“贱民”，在重新登记户籍，为了改变身份，于是土著们纷纷改籍成了“移民”。所以，今天的成都人，特别是四川人大部分仍然是四川土著的后代。我们相信，这也可备一说。不过，明末清初的大规模移民是肯定的，而且对成都人的构成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现当代移民(8P)



前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四川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基地。工厂，学校纷纷内迁。1940年，华东和华中的250余家工厂迁入四川，到1944年，工业企业增加到1万余家，职工总数达到26万多人。北方二十多所大学迁来成都，成都的华西坝一时名人荟萃，成了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成都的华西坝，重庆的沙坪坝和昆明的下坝是三处文化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移民最集中的地方。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建立新中国，北方几十万干部南下来到四川、成都。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几十万又云集于西南，一时间四川来了大批晋、豫、秦、鲁、苏的干部。现在成都许多家庭都是那一时期由北方南下的干部同当地人结合建立的，如今活跃在成都的四五十岁的人许多都是南下干部的后裔。



三线建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新中国不仅要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威胁， 中苏关系也破裂，昔日的老大哥“亡我之心不死”。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夹攻，毛主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要打仗。”党中央决定内迁国防工厂企业，进行战备。同时三年的自然灾害，使中央领导认识到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的迫切。毛主席总结一句话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何谓“三线”？按照设想的军事地理区划，中国沿海为第一线，中部为第二线，后方为第三线。湘西、鄂西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为西南三线。成都无疑是西南三线的重点，毛主席派彭德怀亲自坐镇。一时，全国所有重点企业，无一例外地都要在“三线”建分厂；命脉企业，如：造币、航空、电子，整厂搬“三线”；高新技术，如：核工业、航天，干脆建在“三线”，甚至连潜艇生产厂都设在了内陆的“三线”。几年间，几百个工厂，研究所迁到四川。如此，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新工业格局。

当时的成都市民突然发现，一下多出许多数字编号的企业，单位、研究所；邮局的投递员也多出几倍，数以百计的数字编号信箱，悄悄地隐藏在繁华的都市的角落。城北的铁路局，城西的132，城南的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城东的420，等超大企业和研究所，还有双流的造币厂，都是当时的杰作。特别沙河畔的东郊，一时间矗立起了一大批烟囱，方圆几十里都是大大小小的工厂、车间，成为成都的“鲁尔”工业区。大批的东北人、上海人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迁徙来到成都。这一批移民主要是技术移民，移民中有大批的技术人员，对成都的经济，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移民也带来了移民文化，更带来了移民习惯和移民性格，这就使成都的文化多了层次，多了内容，多了感觉，多了包容。上海人大量移来成都，在川菜中增加了许多沪式风味，特别是零食和小吃，做工更加精细和考究。大量东北人移民成都，又带来了东北饺子，地道的东北菜馆子。而大量移民还带来新的血液，不同地域来的人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组建家庭，在成都生根发芽，于是在成都出现一个特殊的现象，东郊人更高大，更靓丽，美女多，俊男多。

现在成都有一大批人，三十到四十岁，他们的成都话说得很好，但一到发带韵母“AN”音的字时，就会露出马脚，让地道成都人逮个正着。他们的父辈几乎都是“三线建设”时期迁来成都。58岁的林喜芬老人一家，在三线建设时期全家从上海搬到成都。她的家就在离沙河不远的钢管厂宿舍。现在她早已经退休了，在家安享晚年。每天，她都要在东郊走走看看，她说：“这里是我们一代人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明年我就要回上海了，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这群老朋友啊！”。记者问：“当你回到上海，有人问你是哪里的人，你怎么回答呢？”林老毫不迟疑地说：“当然是成都人了，有机会我还会回到这里，这里才是我们的家。”这里有太多的记忆，让我们无法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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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北的“麻城县”历史上确实有过“孝感乡”

从小就听父亲讲过我们的家族来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老人家的讲述间还常穿插有先辈们在重庆歇马垦荒初期所历之艰辛及先祖们生活中发生过的少许“大事”。上中学后又听不少同学讲过他们的家族也来自“麻城县孝感乡”。所以“麻城县孝感乡”在我幼时的心目中神秘而神圣，总想长大后到麻城去看看。

殊不知自己的人生道路是先小学、再中学、再大学，后工作，再读研究生，再工作，且学的是数学，从事的也是数学教学，——与文史无直接关系，18岁以后又一直在北方生活，50岁之前要为事业、为家庭打拼……，于是待知“天命”之后方才“旧话重提”，想起了儿时的心愿，觉得可以抽些时间“寻根”了。

寻根之初，令我大惑不解的正是现今的“麻城县”和“孝感市”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地区，且这两个地区之间还隔有一个“红安县”，历史上怎么可能会有一个“麻城县孝感乡”呢？但父辈、同乡又皆说过“麻城县孝感乡”……。

先看四川大学孙晓芬教授所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急切地想由中找到答案，但书中有的地方说清初入川的湖北移民来自“麻城孝感”，有的地方又说清初入川的湖北移民来自“麻城县孝感乡”，且清朝年间湖北的“麻城县”和“孝感县”就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地区，读后搞不清楚书中这两个说法有无区别、有何联系，去信请教无果。后只好自己去查《明史》，仍没有找到答案；再往麻城市挡案局、民政局写信，同时亲到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去查询。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清朝编的《黄州府志 卷之七 乡镇》中明载有“麻城县 ……旧有孝感乡共四乡  统一百三十里  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  复并孝感（乡）入仙居（乡）……”，随后麻城市挡案局的俞建副局长、民政局办公室的负责人都给我回信，也证实旧麻城县历史上真有过“孝感乡”，他们提供的资料还表明这个“孝感乡”确实向原四川移过民！看来，在“麻城县”有“孝感乡”这一点上老祖宗们的传说没有错。且看别的资料还可知，这个“孝感乡”在明朝之前就应该存在，——注意“孝感乡”之名是和家喻户晓的孝子“董永”有关的！

遗憾的是，我们的不少社会学者在研究“移民填四川”的问题时，对于“麻城县孝感乡”的说法都取了一种不甚科学的态度：一是如同我最初一样感到困惑，但没有去查“地方志”等，反倒为自己的作品免却读者质疑，干脆去掉“麻城县孝感乡”中的“县”和“乡”，笼而统之称“麻城孝感”（不排除有的家族同样困惑于近代的“麻城县”和“孝感县”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地区，自作主张地如上做，——如同我也曾给现孝感市民政局的季寒冰主任写过信询问一样，以至误导了学者）；二是如邓经武教授样，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做到家，对解释不了的问题干脆来个“不认账”——你说有“麻城县孝感乡”，他就说“惹祸的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以至“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今天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著的后代。”（结果是误导读者再及“众生”，——连“‘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之说是政治阴谋”的奇谈怪论都出现了）



二、“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的年代应该是元末明初，先祖确实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四川、重庆人应多为元末明初“湖广移民”的后代

如果我们的家族确实是从“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到现在的四川、重庆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先祖迁出麻城的年代应该是元朝末年或明朝前期的近100年，理由如下：

1.元末明初也有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此间官方组织的麻城(!!)填四川的移民应该多出自“麻城县孝感乡”

有文引史料表明四川人口顶峰是南宋，有近1000万，由于川民顽强地抗击元军的入侵而遭至屠戮，到元初全川人口仅残存约60万，且在整个元代都未能恢复。到明朝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建都于重庆的明玉珍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全川户数仅84000户，照每户6口算当时的四川也不过50余万人。“对于一个泱泱大省四川说来，是亟需输入外地人口加以补充的”。于是明朝政府为了实现“抽填四川”，“徙楚之黄麻人来实兹土”。关于此，陈世松先生早于03年就已在《巴蜀文化研究通讯》2003年第1期撰文指出：

“在元末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移民活动，遍及中原大地、长江南北。其中以华北、江淮和四川三个地区为主要移民输入地。这三个地区之所以成为明初大规模的移民主要迁入区域，与它们在宋元之际及元明之际的社会动乱中，所遭遇的战争和瘟疫所带来的巨大破坏，使得这些区域的人口损失甚多直接相关。

……到了明初，当朱元璋平定四川以后，他把四川和华北、江淮地区一道列为全国重点的人口迁入地区。而明初向外输出人口的主要地区，则是与这三个地区相邻近的较少遭受战乱影响的人口富裕地区，它们是山西(主要是平阳府洪洞县)、江西(主要是吉安、南昌)和湖北(主要是黄州府、麻城县)地区。根据史料和调查表明，山西省的移民主要外迁至河北、山东、河南地区，江西移民主要外迁至湖广地区，湖北移民主要外迁至四川。……

诚然，在明代的官方文书中，反映有关洪武时期移民四川的记载，在《明实录》中仅仅保存一条。由于洪武年间湖北地区迁川的主体，大多是下层民众，他们的移民活动不被官方所重视，因此官方文献缺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就没有其他资料线索可寻。在四川地方志和私家族谱中，不乏大量生动的记载，有待我们去重新发掘，重新认识。

在这里，可以举出近年来四川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中所列举的地方志和族谱资料来加以说明：

其一是，在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一书选录的17例‘湖广人’族谱资料中，有12个源出于湖北麻城县，占总数的70．6％，可见在元末明初确实存在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移民迁出地以湖北为主，而麻城居首。在这17个家族中，迁自元末的有5个，占总数的29％。明初的9个，占53％。

其二是，在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一书附录的‘四川地区100部家谱中关于四川人来源的记载’中，列举了100个家族迁川的情况。其中，在元末至明代，自楚迁蜀的家族有33个，占总数的33％。在这33个家族中，发生在明初的有23个家族，约占总数的70％。这与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该县‘无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是大体相符的。总之，明初湖广移民迁川阶段，在四川移民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此间的移民颇有成效，洪武五年至十四年的9年间，四川人户由84000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新迁入的多为“楚之黄麻人”。（当然，新增加的这1509000户中除去原84000户中分衍出的和洪武五年统计时漏报的以外不可能全是“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家庭，因为当时的整个麻城县也不足20000户。）

因此，元末明初也有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其中的不少移民来自“麻城县孝感乡”，这是无庸质疑的结论（有人非要对此质疑我们也无法，见仁见智，任凭读者自择），且孙晓芬教授在其专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也明确指出这次“是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遗憾的是如陈世松先生所言，在四川移民史的研究中学者们长期“失落”了“洪武大移民时代”，而且许多人未能将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与洪武大移民时代的“湖广填四川”区别开来）。

再注意，旧时官府组织的移民也是要有“户口迁移证明的”，如明初的山西“洪洞大移民”：明政府对组织迁民、手续办理和移民待遇等作出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官方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免赋役三年。洪洞广济寺旁的大槐树处就成为北方向各地移民的集散地，以致在广大地区留下“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和强制移民上路的传说。如前所述，麻城县在明朝的成化八年（1472年）之前是有一个孝感乡的，若这个时期政府组织此孝感乡之民迁往四川，在政府所发“凭照”上他们的原籍自然是“麻城县孝感乡”。且按先辈们传下的说法，麻城县当时执行的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具体执行间有时又变成了“报数”或“抓阄”，所以就有了许多人都说自己家族“麻城县孝感乡”先祖的住地是 “鹅掌大丘”（形如鹅掌的一块大田亦或山坡，人们应该是站在田坎上亦或坡脚下排队“报数”或“抓阄”，以决定哪些人迁移）或“高坎堰”（“高家堰”？“高杆堰”？“苟家大田坎”？“李家大土坎高阶？”）（其功用如“鹅掌大丘”），或“洗脚河棘子坝”、“马桑坪”、“四方水井”、“灯塔铺”、“鸭石坝”（这几个可能才是移民们各自的真正“家住地”）等等说法。

或许如同山西移民时官方在“广济寺”大槐树下“设局驻员”，给移民们发放“凭照川资”一样，湖北“黄麻”移民时官方也是在“麻城县孝感乡”的“鹅掌大丘”处“设局驻员”，给移民们发放“凭照川资”，因此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不全是洪洞人氏一样，“麻城县孝感乡”“鹅掌大丘”的移民也就可能不全是“孝感乡”人氏。

但是，此间确实来自“麻城县”的移民应该多为“孝感乡”人氏，——否则，明朝建立至成化8年的约100年间麻城及周边地区未见大的战事和天灾，“孝感乡”为何会因“户口消耗”而被裁掉就很难解释。

2.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中的湖广移民一般不会称自己来自“麻城县孝感乡”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麻城县旧有的孝感乡自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被并入了仙居乡后再也没有恢复过，到清朝康熙年间“吴三桂之乱”平息后的1680年已过了200多年，这个时期官府组织的从麻城迁往四川、重庆的移民报“户口”时出据的凭照上不会有“孝感乡”的字样，而且届时的许多麻城人可能已经不知道麻城原来还有过一个“孝感乡”，所以自主入川的麻城人氏一般也不会称自己来自“孝感乡”，有一定文化修养又看重门第的移民的后代们安定后“续谱”一般不会胡写“家门”（个别情况例外），对自己的子孙一般也不会“蒙骗”。  

如在清朝“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从麻城入川的马识途家族等就只说自己祖籍“麻城”，而没有在后加上“孝感乡”；又如此间入川的陈毅家族、朱德家族分别说自己的祖籍是“湖南的宝庆府新宁县”和“广东的韶关”，他们也没有冒籍“麻城县孝感乡”；民国时期川东有名的“军阀”杨森家族清代移民自湖南，他也没有冒籍“麻城县孝感乡”。

我奶奶的家族（申姓）清初由广东入川，我外公的家族（罗姓，字辈中有“天文志国”等）清朝由福建入川，他们的家族从未掩饰过自己的原籍。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的一个张氏家族（张良之后裔）清雍正年间由福建负祖宗遗骨入川，且因先期回归的“老民”和抵达的移民占尽了歇马的肥沃、平川之地，只得先在相对贫瘠的山地居住，该家族也从未冒籍过“麻城县孝感乡”。

当然，个别清朝年间才移民进川的麻城人为了和移入地的原“麻城县孝感乡”移民的后人拉近关系，以拓展生存空间，也称自己祖籍“麻城县孝感乡”是有可能的，如作家艾芜乾隆年间才入川的家族也称“原籍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见孙晓芬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但这只是个例（且我们也也不能由此就肯定地说艾芜先生的家族在“冒籍”，因为该家族在麻城的住地也许原本就属于先前存在过的“孝感乡”）。

故我以为：“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的年代应该是元末明初，而不是清代前期。

我想强调并认为寻家族在麻城之根的四川、重庆人应该注意的是

(1).明朝前期官方组织的麻城（！！）填四川的合法移民应该多来自“麻城县孝感乡”；

(2).确证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四川、重庆人多数应该是元末明初“湖广移民”的后代，而不是清代前期“湖广移民”的后代。

根据民间大量谱牒所载及现今的众多四川、重庆人称自己的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说法，在知晓“麻城县旧有孝感乡”，但这个“孝感乡”于（明朝的）成化八年（1472年）因户口消耗被并入了仙居乡且再也没有恢复的史实后，以上结论原本是不难得到的。令人啼笑皆非甚至悲哀的是我们四川的个别学者研究半天移民史后，竟然得出了“惹祸的”“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的“惊世”之论，这里真不知还应该对他们说点什么？？



三、“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后代的心结

如若我们确认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中有许多是出自“麻城县孝感乡”，那么由于自明玉珍建立的大夏地方政权被明太祖朱元璋部属攻灭至张献忠“乱四川”的近300年间，四川无大的战事和自然灾害，社会基本稳定，对人民的休养生息总体有利，因此，做相当保守的估算：即便明朝初期从“麻城县孝感乡”只迁出了2000个男丁到今天的四川、重庆，就算在明朝近三百年间他们组成的2000个家庭平均只繁衍了十代人，按一个家庭平均只生两个男丁计，到明末“张献忠之乱”时他们的后代中的男丁也应该有2000×29=1024000个，即有100万之众（注意：明朝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建都于重庆的明玉珍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全川户数仅84000户（这里已包括有明玉珍大夏政权的中、下级部属，也应该包括有“麻城县孝感乡”的部分移民），照每户6口算当时的四川也不过50余万人，而明朝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四川全省人口就已超过300万，到明朝末年——公元1645年人口应在400万左右）。

在明末清初的近五十年动乱中这些“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的后代们遭到重创是不待言的，只有他们中的少数“强者”和“幸运者”或藏匿于本土的深山密林、深涧石穴躲过浩劫（交通发达地区是“少数”中的少数），或远走他乡避难于石柱、贵州的遵义和思南等地得以存活（交通发达地区是“少数”中的多数），这有很多实例可提供佐证(家族传说中先祖有在贵州经历的四川、重庆人注意)。如

1.徐晓星先生于2003年11月1日发表的《鹤山市陈山李姓开居繁衍史》一文中说“宋末金兵南下时，北方李姓的一支迁到江西，定居豫章，称为豫章李氏。后分衍成三房，其中一房由豫章再迁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在元末明初的移民浪潮中，李雄携这一族人西迁入川，定居川东巴渝。明末张献忠起义，李雄的后人为避兵乱迁居贵州思南府安化县（在遵义之东、石柱之南，——笔者注）。乱平后，复归巴渝，子孙繁衍，遍布川东长江嘉陵江沿岸。这一支李姓人，经数百年之后，仍视重庆江北县富家冲李家湾为‘祖宗缔造、子孙发派之所’，尊奉李雄为始祖”。

2.清朝内江刘景伯石溪居士所辑《蜀龟鉴》也记载二例：一是“江津廖氏，戚承勋妻也。承勋避贼窜于黔，氏不能从，幸贼未至，食仓中积谷，宅前有池，岁自耕种得自给。草为衣，数年荆棘丛生，蔽其室，独居四十年，人无知者。承勋别娶，生二子。年六十余，携妻子归访旧居，斩荆棘以入，望其宅微烟出没。氏忽从楼上喝曰：来着何人？承勋厉声曰：此宅主人某也。廖视其衣冠异昔，声容酷肖其夫。泣曰：君尚在耶？妾廖氏，速掷衣与妾蔽体，得相见。……彼此相见如再世”。二是“通江张如鹏，家于石槽，为摇黄掠去。妻任氏方霞，走匿山中，觅野菜果实以度日。生一子，少长以果实啖之。旋反故里居。事平，如鹏斩荆棘以入，蓦见任氏，恍如隔世。问子生几年，曰：无历书，第画壁间花开十三度矣。时土寇未尽，徙居渝城”。

3.据传，我的先祖是元末明初到达现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大磨滩的皂角山定居的，有明一朝已繁衍了约十来代人，成为当地大族，到“张献忠乱四川”及随后清军与南明军拉锯激战的年代，我“嘉”字辈先祖“殉难”，我“应”字辈先祖8兄弟奉祖奶往贵州避难，在贵州又出了“大事”，再……，时隔近五十年，在吴三桂之乱平息后我8个“应”字辈先祖中年龄小的三个又带自己的家小返回了四川。其中我“应芳”先祖避难出川时才12岁，年近60他方带领自己的四个儿子“仁龙”、“变龙”、“秀龙”、“仕龙”返回了重庆歇马故园，此时的故园四野了无人烟，处处满目创痍，遍地荆棘、杂树丛生，我应芳公等也是用刀砍开一条路才得以进入院舍，所幸者正厅尚未完全坍塌，房梁上那三匹铁瓦还在，我“殉难”的“嘉”字辈先祖的遗骨仍完整地保全在躺椅上，……。而我“变龙”公在随后的“垦荒“中即遇难于“虎患”！！

《蜀龟鉴》还称“（王）祥守遵（义）八年，流寇不敢入其境，川东南遗民倚以全活者数十万口”，还称：由于明忠贞侯太子太保都督秦良玉夫人的镇守，“忠丰遗民襁负来石柱者，计十数万家”。这些数字很值得我们重视。

虽说这些“强者”和“幸运者”中外出避难的及其子孙大多在乱平后先于新移民返回了四川，因而“插占”了不少好田土，但是他们都感受了“丧亲人的锥心切肤之痛”、经历了“失家园的颠沛流离之苦”，且对其先祖也只剩了迁自“麻城县孝感乡”的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因失去谱牒而失去了入川第一代先祖的名号，这些家族的后人记住的差不多都是他们避难后返川的先祖的名号，“寻根”也就几乎无从谈了。——在不失族谱的情况下，少数在原住地躲过劫难的家族仍记住了自己的历代先祖，如在“麻城县孝感乡”沙子场郭家嘴几子湾居住过多代而于大明弘治已酉二年（公元1489年）迁入四川大英县的郭子仪后裔家族，其后人现在仍能清楚地陈述自唐以来的历代先祖，如前总理李鹏在四川高县的家族知其入川始祖为李朝翰，约公元1500年前后由麻城入川等。

据麻城方面的朋友介绍，近年来根据祖宗传下迁自“孝感乡”的话而亲往麻城寻根的四川、重庆人氏颇不少，但如愿者很少。究其原由，主要有如下二：

1.元末明初至今已历600多年的风风雨雨，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我们老祖宗传说中“麻城县孝感乡”的有关地名几乎都在岁月流逝中湮没了。在麻城市挡案局的俞建副局长提供的今麻城市地图上查不到“鹅掌大丘”、“高坎堰”（“高家堰”或“高杆堰”）、“苟家大田坎”（“李家大土坎高阶？”），也查不到“洗脚河棘子坝”、“马桑坪”、“四方水井”、“灯塔铺”、“鸭石坝”和“沙子场郭家嘴几子湾”。我先后四次亲到麻城，也没有找到如上地方，仅在麻城西北的“李斯文”村找到了一块水田叫“鹅丘”，村边山坡上有一旱田叫过“苟田丘”，村前小河的石壁上刻有一个“四方水印”（但现在的“李斯文”村处很难看出有过大规模移民的可能），而麻城东南的白果镇东北有“四方山”，其间有一个“鹅公包”(“鹅掌大丘”?)，麻城西南的宋埠镇的东北有一个“四方院子”。

——只是四川的合江李氏由“麻城县孝感乡”迁出的“八斗丘”还在，就在现麻城市的东稍偏南一点的几里路旁，——现麻城市的城区正在外扩，再隔几年，这“八斗丘”兴许也要被湮没；四川的仁寿李氏由“麻城县孝感乡”迁出的“青山”也还在，——现在往“青山”仍无公路可达，唯有连绵的山丘中蜿蜒的道路在无语地述说着岁月的沧桑（不过这“青山李”有明一朝是出过两个“进士”的。）

所以，按我们祖宗传下的老地名去当今麻城寻到我们的“根”几不可能。

2.麻城人家的姓氏很多，尤其是李姓、陈姓人家颇多，素有“九李十三陈”之说。麻城人又很重视家族文化，不少人家现在都还保全有很老很老的族谱（有的多达几十本），且许多大姓在1990年前后都新修了族谱，其中不少族谱都记载了家族成员中迁出者的名号。如现麻城宋埠镇的“下李湾、中李湾、上李湾”的“李氏族谱”上就记载该家族中有“李元裕 迁重庆”。又如麻城最大的李氏家族——“季八公”家族（在麻城已有800多年的繁衍史）前几代的生息地——李家坝的地名也一直没有变，而这“坝上李”有明一朝共出过一十六个“进士”，其中“李文祥”和“李长庚”是明史有传的，据族谱载该家族自元末明初起多代人中都有迁入四川的（但都没有迁到四川何处的记载）。

因此，若知道自己确是由麻城入川的第一代先祖的名号，“有心”人到麻城去应该能寻到根。而人们正是根据前总理李鹏迁到四川高县（原庆符县）的先祖名李朝翰，由“季八公”家族的老谱找到了李鹏家族在麻城的“根”。

另外，麻城的刘氏家族、周氏家族、梅氏家族有明一朝也是“功名显赫”的（李、刘、周、梅被称为麻城历史上的“四大望族），这些家族都很重视且有能力“修谱”，记住了确是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先祖名号的刘、周、梅等姓人家回到麻城去查老族谱，也是有可能找到自己在麻城或许更远地域的“根”的（明初麻城移民的后代回麻城寻到根应该更有可能）。

但是，如前所述，元末明初由“麻城县孝感乡”入四川、重庆的移民家族在明末清初多有离家“避难”的经历，这些家族的后人(例如我)现在能知的常常是“避难”后返回四川、重庆的先祖，而这些先祖的名号在麻城的“族谱”上不可能出现，加之叫“鹅掌大丘”、“高坎堰”（“高家堰”或“高杆堰”）、“苟家大田坎”（“李家大土坎高阶？”）和“洗脚河棘子坝”、“马桑坪”、“四方水井”、“灯塔铺”、“鸭石坝”及“沙子场郭家嘴几子湾”的地方现今都找不到，这种情况下到麻城去查遍所有同姓人家的族谱也很难有结果。

这就是笔者寻根的心灵旅程深处中一个难解的“结”。

且由网上不少“寻根留言”看出，这也正是当代众多“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后代寻根心灵旅程深处的一个不可解之“结”。

近闻重庆市政府兴建的“湖广移民纪念馆”即将落成揭幕，届时麻城市政府也将派团参加，但愿麻城市政府能组织力量助我们解开这个“千千结“！
 

上面文章资料供宗亲们参考!

这就是孙晓芬教授的移民三部曲中之三：《明清的江西人与四川》专著里的文章！

[URL=http://www.zengshi.net/bbs/a/a.asp?B=71&ID=49866&p=2&q=5&r=11815]http://www.zengshi.net/bbs/a/a.asp?B=71&ID=49866&p=2&q=5&r=11815[/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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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辉宗亲对川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