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敌人打得最漂亮的又一次战役。整个朝鲜战争,是中朝人民军队,以劣势装备,同有着陆海空军优势、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的一场大较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性的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时3年,最后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中朝人民及其军队抗美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打破了世界上不少人的"恐美症"。战争的胜利,再次证明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上甘岭战役后不久,美国不得不回到板门店谈判桌前,最后,不得不签下了停战协定。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热情。历史向人们展示,正义战争必定战胜非正义战争,共产党员领导下的人民及其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红四军十师历尽了千难万险走出了草地,来到甘肃南部的旧城。在这里,部队一边休整,一边侦察敌情,为大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就在我军进驻旧城第三天,马步芳的骑兵旅星夜从临夏、夏河方面赶来包围我们了。
旧城外的小山上,过去马匪军修了一些砖头碉堡,我们来到后略加整修,就成了我军城外的警戒点。战斗开始的第一天,敌人的骑兵向我外围发起进攻,碉堡里的战士凭借着有利地形,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入夜,部队调整了部署,除留一部分部队在城外支撑点坚守以牵制、阻击敌人外,其他小据点的部队,一律撤进城内准备守城。
第二天,敌人的步兵来了。加上头天来的骑兵,兵力共约七千多人,等于我们的七倍。敌人凭借着优势的兵力,向城外的碉堡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我军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尤以二营六连最突出,该连战士们和敌人浴血搏斗了一天,最后,除三个战士在我城头的重机枪掩护下撤回城里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我军守的碉堡和城墙约有一千米之隔,我们在城墙上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见敌人攻上了碉堡,把负了重伤的战士剥光了衣服,推到碉楼顶层的平台上,一个长满络腮胡的马匪军,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把伤员们一个个活活砍死,然后割下头,挖出心,用枪尖挑着挂在碉楼上。我们的心被仇恨的怒火烧焦了,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出城去,救回同志们,把残暴的敌人全部歼灭。可是城墙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团团围困着,力不从心,只得暂时压下悲痛坚守城围,相机歼灭敌人,为战友复仇。
第三天,敌人开始攻城。我当时在师部任侦察参谋。为了加强防守,及时而有力地支援守城部队,师首长命令我从师的领导机关、直属部队及交通侦察队当中,选拔一些人员组成一支强有力的突击队,每人带一支驳壳枪,背一把最好的战刀,带上充足的弹药,由我带领着,不分昼夜在城上巡逻,发现哪里危急,就赶到哪里去支援守城部队。这支突击队的成员,有机关干部,有传令兵和侦察兵,还有炊事员,马夫和理发员……这支突击力量出现在城头,给守城部队很大鼓舞。
当天夜里,我带着突击队在城上巡视,战士们用柴草扎成火把,点着扔下城墙,借着火光观察敌人动静。忽然传来消息,说城北关敌人开始了攻城,情况非常危急。我们像一阵风似的扑到城北,只见有些敌人已经爬上城墙,城下还有许多的敌人,抬着梯子继续靠上城来,城外的一片房子被敌人点着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敌人像一团团的蚂蚁,密密层层地顺着梯子爬上城头,喊声、枪声响成一片,我一挥手喊了一声“打”,一排手榴弹在敌人堆里爆炸开花。敌人随着爆炸火光纷纷摔下城墙。后面督战的匪军官又赶着匪兵一次又一次地往上爬,只见刀光闪闪,热血飞溅。子弹打光了,我们就举起大刀砍,刀刃砍卷了,就搬起砖头砸。靠着城墙,有一排破旧的房屋,我们把砖头梁柱拆下来,搬到城墙上,用它来打击敌人,砖头滚木像下雨一般飞向敌人堆里。师部有个老理发员,过去一直没有参加过战斗,但当他看见城外同志们被残害,心中无比仇恨,不分日夜,冒着炮火上城送弹药、抬伤员,并坚决要求参加突击队。在战斗中他一连砍死了几个爬上城头的敌人,最后负了重伤。就在这时,一个冲上来的敌人,用马刀戳穿了他的肚子,腹内的肠子一涌而出,他忍痛把肠子塞进肚里,紧了紧皮带,猛地从后面扑向一个敌人,一口咬住敌人的脖子,死死地抱住敌人就地一滚,一起摔下了几丈高的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
经过十几分钟的血战,敌人终于被打了下去。月亮升上来,照着这片刚刚血战过的战场,城头上到处是砍卷了刃的大刀,砸断了把的步枪和敌人密集的尸体。战士们连夜打扫了战场,修补了城墙,补足了弹药、砖头、滚木,并进行了动员,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战斗。过了一阵,南关的敌人又开始发起攻城,我们提着刀,又向南关奔去。
激烈的血战,一直连续了五昼夜。
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城内的处境也越来越危急。每个战士身上只剩下几粒子弹,粮食也吃完了,伤员不断增加。最令人焦虑的是战斗打响的第二天,旧城与总部的电话联系就被切断了,全师已处于脱离上级指挥的孤立无援的境地。
师部决定派小部队突围,与总部取得联系。
第一次派出的部队,刚刚出了城门,就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压回来了,第二次突围部队冲到城东的大路上,又遭到敌人骑兵的包围,经过一场激战,突围人员全部壮烈牺牲。从此,敌人更加强了城外的警戒。
傍晚,我走进指挥所,政委正在屋子里焦急地徘徊着。师长左臂负了伤,脖子上挂着一条沾满血污的绷带,伏在桌子上看地图。他们已经有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眼皮浮肿,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桌上摊着一张地图,地图上从旧城通往新城的一条大路上,用红铅笔画了许多符号,师长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仿佛是要从这张普通的白纸上,寻找出如何解救全军危境的秘密来。
我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是非常严重的,部队距离主力很远。总部又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坚守下去?弹尽粮绝全军覆灭的危险在等着我们,全军突围?也势必受到重大的损失。部队处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对一个负担着全师命运的指挥员来说,心情该是多么的沉重啊!
政委见我走进来,抬起了头,用严肃的声音对我说:“曾绍山同志!你来得正好,我们决定再派几个干部带领一支部队突围,不论多么困难,一定要设法冲出去,与总部取得联系,你看谁去比较合适?”
我说:“干部们经过了几天几夜苦战,都累垮了,还是让我去吧。”
政委听了以后,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摇摇头,踱到屋子角落里,顺手撕下一张废纸,撒了些烟末,卷上一支烟,使劲地抽起来。
我心里暗想:在司令部的干部当中,我曾多次勘察过城外的道路,并且掌握我军部署和敌方的详细情况,便向政委要求说:“城外的地形和城里的情况我比其他同志熟悉,一来出城比较有把握,二来也便于向总部汇报情况,再说新城又不太远,最多一昼夜就赶回来了。”
政委还是沉默着,不断地喷着烟。
我想,政委也许是在担心我的安全,我清楚地知道,执行这个任务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但一想到我军目前的处境,我的心便沸腾起来。在全军命运处于危险境地时,个人的安危又算得了什么呢?
想到这,我更加坚决地要求政委派我出城。经过了反复的考虑,他终于答应了。
根据上两次突围的教训,我决定只带两个交通侦察员。之所以这样做,一来为了不影响守城的战斗力;二来人少目标小,行动灵活便于隐蔽。
我来到交通侦察队,把这次突围的计划一宣布,一群侦察员立即包围了我,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递到我的手上来,个个要求同我一起出城。
侦察员魏生友同苟元书把两份血书塞到我的手中,恳求地说:“带我去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我望了望这两个青年人,问道:“这次出城,是老虎嘴里敲门牙,脑袋别在胯腰上,你们不害怕?”
魏生友一瞪眼睛虎彪彪地答道:“反正一辈子只死一回,怕个啥!”
我深深懂得我们战士的性格,在需要的时候,就是上刀山、下油锅也在所不辞,便笑着对他说:“为什么打算死呢?我们要活着完成任务回来!”
我决定带苟元书、魏生友出城。我们从师部抽了两支最好的驳壳枪,带了充足的弹药,每人背上一把最锋利的马刀,换上草鞋,又把身上伪装得同自然景物一样,一切准备停当,天已经黑下来了。
那正是九月中旬,月亮很明亮,政委陪着我们走上城头,远远望去,城外敌人烧起的篝火,一堆连着一堆,一团团的火光,把城墙层层围了个水泄不通,火光近处,人影晃动,战马嘶鸣,敌人盘问口令呼喝声不时传来。我们准备先用筐子绑上绳子,一个个吊下城去。试了一次,又觉得不保险,万一被敌人发现,坐在筐里,悬在空中,上下不得,岂不束手待毙?经过研究,决定从南门出城。
月亮偏西,已经到了后半夜,城外敌人的篝火有的已经熄灭了,我们来到南门,政委握着我的手,声音低沉而有些嘶哑地说:“你们的成败,关系着全军的命运。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祝你们成功。”
城上的战士和伤员们,也团团围上来,伸出包扎着绷带的手,向我们告别,我环顾了一下,战士们大多是带着伤坚持战斗的,身上溅着血污,瘦削的脸上,呈现着兴奋的神色,无数对陷落下去的眼睛里,闪射着关切、鼓励和希望的神情。我用力握着他们的手,说:“同志们!等着好消息吧!我们三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剩下最后一口气,爬也要爬到新城,同上级和兄弟部队取上联系。”
守城门的战士,搬开了堵城门的沙包,伏在门上听了一阵,听城外没有声音,才轻轻地把门开了一条缝,政委亲自指挥部队掩护我们出了城。
我们先顺着城墙根向东爬行了约百多米,在一段土坎下伏下来。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望城上,在昏暗的月色照耀下,城垛上露出了许多黑色的人影,那是政委和守城的战士们正关切地注视着我们的行动。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了一个念头:“如果顺利,两天后我们就会把援兵带回;如果不顺利,也许这就是与同志们最后的告别了。”我努力压下自己纷乱的思绪,留恋地向城上的战友最后望了一眼,带着苟元书和魏生友,看准城外一间平房和一个碉堡之间的空隙,慢慢摸过去。
靠着身上伪装的掩护,我们越过了城外第一道警戒线。我们时而身体紧贴着地面,时而匍匐向前,时而低姿跃进,经过了无数的洼地、田坎、刺丛,爬过了敌人的尸堆,向敌人第二道警戒线爬去。为了绕开敌人的哨兵,我决定从敌人两堆篝火当中的田坎边上摸过去,因为往往越是在敌人眼皮下,敌人越是容易麻痹大意。
火堆越来越近了,几个敌人围着火正在煮夜饭,麦秆子劈劈啪啪地烧着,火星乱飞。窗体底端两个马匪军一边吃着饭,一边哇哩哇哩地不知说些什么,其中一个站起身来冲着我们隐蔽的地方走过来了。我回头一看,见我们左边有一堆麦垛,我做了一个手势,魏生友和苟元书连忙爬到麦垛后边隐蔽下来,哪知这个匪军竟向麦垛走来,黑暗中我碰了魏生友一下,他轻轻抽出了大刀,准备敌人万一发现我们,就挥刀将他砍倒。敌人越来越近,差一点踩上了苟元书的脚,黑暗当中,幸好没有被他发现。原来匪军们麦秆烧光了,他是来抱麦秆的。敌人哗啦啦地抱着麦秆,叽里呱啦的回去了,趁着这阵响动,我们迅速地越过了麦地。
月亮落了,天显得特别昏暗,几米外的树木草丛都模糊难辨。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两个多小时,忽然感觉正前方有一些黑压压的东西挡住了去路,又行几步,觉得手上摸到了一摊湿漉漉的东西,一闻原来摸了一手血,地上横七竖八放了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仔细一看是被敌人残杀的战友,有的被砍断了手,有的被割去了头,看样子牺牲前都与敌人激烈地搏斗过。再抬头一看,我们吃了一惊,原来我们摸到敌人碉堡边上来了。
碉堡里的敌人,这时已沉沉入睡了。匪军的哨兵夹着枪,揣着手,缩着脖子,在碉堡四周踱来踱去,魏生友气得红了眼睛,他一伸手拔出马刀来,就要向碉堡奔去,干掉哨兵。我挥手止住了他。当时我也真想向枪眼里甩几个手榴弹,炸他个血肉横飞,为死难的战友复仇。可是一想到我们的任务,我压抑住了愤怒。我知道稍一暴露,我们就将前功尽弃。我们绕过碉堡,沿着一条小河,飞快地向河下游跑去。
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地,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我们爬上一道山梁,想把周围的道路地形观察清楚,以便确定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但是丘陵起伏,晨雾迷茫,夜里出发时看到的判断方位的目标,现在都看不见了。哪个方向是通向新城的道路呢?我们一刹那间转了向。
苟元书焦急地说:“天快亮了,到处是敌人,要是摸到敌人阵地上,牺牲了事小,完不成任务怎么交代?”
魏生友操着一口大别山六安土话说:“管它三七二十一,依我说,我们朝东方顺大道放开胆子走,冲出去了算我们命大,冲不出去,豁上这百来斤,拼他几十个也够本。”
我开玩笑地安慰他们说:“我们三个是程咬金搬兵,福星高照。有马克思在天之灵,一定会马到成功,先莫着急,我们顺着南边的山梁走,天亮了就会找到道路。”
三个人正在商量,忽然听见草堆里有响声,仔细一听,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喊:“同志!同志!”把我们吓了一跳。走近一看,见一个重伤员躺在草堆里,他遍身是伤痕,面色苍白,伤口流出血,把草地染得鲜红,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原来他是城东北角碉堡里的射手,在敌人攻占碉堡后,负了重伤,藏在战友的尸体下躲过了敌人的屠杀,夜里,忍着痛咬着牙爬到这里来。他紧紧地抓着我们的手,眼泪夺眶而出,断断续续地说:“……同志,请转告首长……我们全连的同志,同敌人拼到最后一口气……没有辱没红军战士的光荣……”他吃力地喘着,还想说什么,但还没有说出来就昏迷过去了。
我同魏生友、苟元书三个人抬起他,想把他安放在一个较隐蔽的地方,但他却挣扎着,用极轻微的声音说:“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了,快赶路吧,城里的同志等着援兵呢!”苟元书安慰他说:“我们不能丢掉你,我们把你背到新城去。”走了几步,他冰冷的手臂垂了下来,安静地闭上了眼睛,牺牲了。
我们把他安放在一个土坑里,盖上青草,含泪向他告别,怀着悲伤和仇恨,飞快地跑下了山,根据牺牲射手提供的情况,大致上判定了我们的方向,顺着一条土路,放开大步,向太阳升起的方向跑去。
走了不远,突然土路上出现了敌人的骑兵巡逻队,我们连忙让开道路爬上路南的山梁,刚走几步,山梁上也出现了敌人的骑兵。在山梁与土路之间的半坡上,有一片刺丛,刺林很密,下边还有一个半人深的坑洼,虽离土路咫尺之隔,倒也十分隐蔽,我们急忙钻进刺林,紧紧靠在土坑的壁坎上,驳壳枪顶上了膛,手榴弹抽了弦,注视着敌人来的方向,耳听纷乱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渐渐来到我们的头顶上,领头的匪军勒住了马,同山梁上的敌人互相打着招呼,然后扬鞭驰去。马蹄掀起的灰尘、石子,纷纷掉到我们的头上。
苟元书拍了拍身上的灰,俏皮地说:“敌人真个是瞪眼瞎,做梦也想不到,在他鼻子下还有我们三个程咬金。”
敌人走远了,我们才深深吐了一口气,这时猛然感觉到浑身发痛,原来全身的衣服和肉皮都被荆棘剐破了。正准备上路,敌人的巡逻部队又出现了,如是者三。我们见敌人巡逻很严密,只好伏在刺坑里等待天黑。
我们靠在刺坑里,眼巴巴地望着天上的太阳,盼它早些落山,可是太阳却像故意与我们作对一样,一动不动的挂在天上,手表上的秒针滴滴答答地响着,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比平常慢好几倍。
到了下午,肚子里叽里咕噜叫个不停,魏生友摸了摸,才发现带的干粮袋在沿河边奔跑的时候丢掉了,饿了一天一夜,肚里实在难受,魏生友风趣地说:“现在要能有一块牛肉干,那可真解馋。”这一说不要紧,把苟元书的话匣子可打开了。他滔滔不绝地吹起四川吃食来,什么回锅肉、炖蹄子、炖腊肉……来了一顿丰富的精神会餐。
太阳落山以后,路上巡逻的稀疏了,我们赶紧登程,一口气跑了二十几里路,只觉得腰酸腿软,口干舌燥。抬头一看,迎面有一道小河,清亮的河水从一道堤坎上奔流而下,靠着堤坎,有一座磨坊,流水哗哗啦啦的冲击着一个巨大的木头轮子。我们觉得又渴又累,想找个隐蔽的地方歇歇脚。我派苟元书到磨坊侦察了一下,磨坊主人跑了,我们顺着石阶,走到河边上,把头埋在水里,饱饮了个痛快。坐了一会儿,正准备继续前进,忽然听见大路上有人说话的声音,急忙闪进磨坊隔着门缝向外窥视,见有两个马匪军挑着两担麦子,下了台阶,径直向磨坊走来,看样子是来磨面粉的。
我向魏生友使了个眼色,他们闪身躲在门后,磨坊很窄,狭路相逢,敌人一进门就发现了我们,一场搏斗开始了。敌人摞了麦担子,伸手拔出明晃晃的鬼头刀,猛地向苟元书头上砍来。苟元书一闪身,刀刃砍进了一个木柜子,陷得老深,拔也拔不出来,敌人回头抽出了扁担,劈头就抡,被苟元书伸手夺过扁担,当头一棒,把他打翻在地。另一个大胡子慌了手脚,拔腿就跑,魏生友抽刀堵住了门口,大胡子敌人见势不妙,抛了大刀,连喊带叫地跳上窗户,还没有跨出前腿,魏生友蹿上去手起刀落,把大胡子一刀砍倒,狂叫着摔到窗外的河沟里,水里浮起了一阵红色的泡沫。
我们不敢再顺大路前进,只得沿着山梁后的小路行走,午夜,在起伏蜿蜒的丘陵地带里,呈现出了新城模糊的轮廓来。
“到了!可算走到了!”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顿时精神百倍,忘了饥饿,忘了疲累,脚下像长了翅膀似地飞跑起来。不一会儿,新城的城门、寨墙、房屋愈来愈清晰了,几天以前,我军路过新城时的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时,城里的地主老财都跑了,老乡们在街头上热烈地欢迎我们,我们砸开了地主满登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夜里,在十字街口搭上台子,点着亮堂堂的火把,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的道理。想着想着,不觉来到了城下,抬头一看,我们吃了一惊,城墙上贴着敌人的告示,城外的广场上,横列着许多被残杀的群众的尸体,许多房子被烧成了废墟,出发前,分析说新城驻着我们的友邻部队,可是看看现在的景象,明明是敌人刚到过这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敲开了城外一家老乡的门,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看我们的打扮,急忙把我们拉进房子,拴上了门,向我们哭诉起来,原来新城的红军在上午撤走后,马匪军的骑兵进了城,又是烧又是杀,他的儿子因为给红军带过路,也被匪军用马刀劈成了两段,听完了老人的话,就像是迎头泼了一盆冷水,我们的心凉了半截,三个人沉默了半晌,苟元书抬起头来,问道:“怎么办?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站起来,一摔帽子说:“走!再往东走,一定要追上部队,他们不会走远!”
绕开城墙,我们又出发了,刚出城不到两里之遥,迎面又来了一支骑兵队,眼前是一马平川,没有一块可以隐蔽的地方,骑兵队立即发现了我们,纵马奔来,马蹄扬起的灰尘,遮住了昏暗的天际,我们三个人,立刻抽出了手榴弹,拉天线,准备同遭遇的敌人作最后的搏斗,骑兵愈冲愈近,看来约摸有三十多个人,带着皮帽子,穿着大皮袄,手里挥着雪亮的马刀,眼看就要冲到我们的面前。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心被一种懊悔的心绪纷扰着,想起了旧城的战友们,他们正在殷切地盼望着援兵,想起了政委送我们出城时的嘱托,想起了牺牲射手临死前眼睛里闪射着那种期待的神色……这一切都像钢针一样刺着我的心。我们几个人,牺牲了事小,而没有完成求援的任务,这将要使城里的多少同志遭受到更大的流血和牺牲啊!
骑兵队冲过来了。我正要拉开手榴弹的保险弦,领头的一个大个子突然勒住马,挥手喊道:“不要开枪!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一听他那满口的大别山土话,心里怔了一下,正要答话,魏生友却操着大别山的六安腔开了口:“我们是旧城出来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领头的大个子听见了乡音,对我们打量了半天,笑着跳下马来,说:“同志们,是自己人!我们是九军侦察排,来增援你们的,你们辛苦了!”说着一拥而上,使劲握着我们的手,一股热乎乎的暖流,涌上我们心头,我回头一看,魏生友的眼睛里已经包满了激动的泪花。
不一会儿大队赶到,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也来了。我把城里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汇报,他立即命令炊事班为我们做饭,并热情地对我们说:“你们守得很顽强,我们带了两个师来增援你们,只要城里能再坚持一夜,明天拂晓,我们就能赶到了。”
我们三个人在他热情的招待下饱餐了一顿挂面,我骑上一匹马,走在前边为骑兵部队带路,星夜向旧城飞奔。
第二天拂晓我们赶到旧城。
敌人步兵事先得知消息,已有一部撤走,另一部分正在仓惶地收拾行装,我们催动战马,排山倒海地向敌人冲去,杀声震天,雪亮的马刀飞舞,把敌人杀得人仰马翻,乱成一团,纷纷向西边溃退。
城里的同志,一见援兵来到,个个精神百倍,集中火力,猛烈向敌人开火,顷刻,一片火海扑下城来。在我们内外夹击下,敌人死伤无数,匪军的骑兵也拨转马头,狼狈逃窜。我带领了城内一队骑兵,狠狠地追赶敌人,战士们被复仇的火焰烧红了眼,刀光四起,枪声稠密,子弹连串的射进敌人胸膛,矛头戳进敌人的肚子,大刀飞向敌人的颈项,敌人的脑袋,像落了蒂的西瓜纷纷滚地,断胳膊断腿的敌人,狂叫着翻下马来。一口气追了三十多里地,田野里扔下了三百多具匪军的尸体,我们终于给死去的战友们报了仇了!
援兵同守城的部队在城下会师了。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歌声、笑声和欢呼声,响彻了田野。守城的战士们把魏生友和苟元书围起来问长问短,问着问着,把他们抬起,向空中扔啊扔啊,扔了好半天,沉寂了七昼夜的旧城像一片沸腾了的海洋。我同师政委站在城头,望着这欢腾的胜利情景,回忆起几天来的浴血战斗,真是百感交集,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曾绍山,原名曾昭山,金寨县南溪镇东湾村人,1914年12月出生。他家世代为农,父亲曾广实,母亲曾黄氏,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曾绍山从小聪明伶俐,10岁那年,被送到村子里一家私塾读书。虽说是进了学堂,但因家境实在贫穷,也仅仅是年成好时去上几天学,年成不好时就在家里放牛,断断续续读了三年半书。
15岁那年,豫东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革命斗争形势急剧发展,革命火焰燃遍了每一个小山村,曾绍山所在的东湾村也沸腾了。1929年5月6日,党组织以他的家乡丁家埠为中心领导农民和民团发起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9日,整个商南地区各路起义队伍汇集斑竹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并成立了临时革命政权。曾绍山怀着对地主富豪的仇恨,扛着梭镖,与农友们一起打富济贫,他家也分得了部分土地、粮食等。6月的一天,
他与5名青年伙伴一起参加了红军。
1926年6月,曾绍山参加红军后,任红三十二师九十七团勤务兵。同年夏,调至师部当传令兵。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9月,调任红一军手枪营传令班长。期间,曾绍山参加了金寨、麻城、新集等战斗。1931年,先后任红四军教导团和红四军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队长、方面军教导团少共团委书记。1932年3月,任少共国际团班长、排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入陕;12月,任红十师二十八团二连宣传队长。1933年1月,任红十师二十八团一营书记,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任红十师二十八团支部书记;12月,任红十师政治部秘书。在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中,参加了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刘湘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和川陕“会剿”等重大战役。1935年春,曾绍山任红十师司令部参谋,参加了强渡嘉陵江战役。5月,随红四方面军北上开始了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历尽艰辛,于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1937年8月底,曾绍山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参谋。10月19日黄昏,参加了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机场,歼敌100余人,毁伤敌机24架,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辉煌战例。随后,七六九团连续进行正太路上头泉微水、狼峪、下盘石等大小20余次战斗,取得了歼敌3000余人的战果。
1938年2月至4月,曾绍山参加了长生口和响堂铺伏击战及反“九路围攻”的战斗。在长生口伏击战中,七六九团奉命攻占娘子关,经5个小时激战,歼敌大部,并乘胜攻入井陉,钳制了日军向晋南的进攻。由于曾绍山在多次战斗中的出色表现,6月,他调任三八五旅司令部作战股长。7月,一二九师部队整编,曾绍山任三八五旅独立一团(后改为十三团)参谋长。
1939年,曾绍山任三八五旅参谋长。7月初,指挥部队粉碎了日军对我太行山根据地的进犯。 6日,七六九团夜袭辽县寒王镇之敌,毙伤敌50余人。11日,七六九团与独立二团在辽县石匣以西狼牙山地区伏击回窜之敌,重创日军板津大队,毙伤敌中队长以下百余人。17日,独立团主力与七六九团一部在昔和公路紫落山、架璁一带伏击敌人。22日,独立二团冲入辽县城内与敌巷战,激战一夜,歼敌300余人。同年秋,曾绍山协助陈谢首长指挥部队全歼顽军张荫梧特务团和皇协军二军三旅七团。12月8日,奉令参加邯(郸)长(治)战役,25日收复涉县城及邯、长公路沿线据点23处,歼敌700余人。此役粉碎了敌人对太行山区的分割,使太南、太北连成一片,巩固了后方。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向日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在8月至12月的这次战役中,曾绍山身先士卒,始终指挥在第一线。三八五旅参加大小战斗40次,屡建战功,受到上级表彰。
1941年3月,曾绍山奉命到北方局党校学习。7月1日,调任太行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0 月,新十旅机关与军分区合并,曾绍山任新十旅旅长兼二分区司令员。当时,太行二分区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敌人不仅在二分区的中心地带安下了据点,而且还隔断了二分区与太行军区的联系,致使二分区内外受敌。同时,敌人还不断依托其据点和交通线向边沿区逐步“蚕食”、反复“扫荡”,“三光”政策达到了极点。根据地被分割缩小,变成了“格子网”,武装明显削弱,群众埋怨,干部思想波动,军队与地方的团结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曾绍山到任后,针对敌情严重和内部团结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对敌斗争中,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起数支精干的武工队,深入敌后,打击敌之要害,粉碎敌人的“扫荡”。在半年的时间内就摧毁和瓦解了根据地内大部分敌伪建立的“自卫队”、“棒棒队”、“肉电杆”及会道门组织。同时,大力开展针对敌伪军的工作,在伪军伪组织内建立了各种有利于我方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使敌之行动、计划能被我军迅速了解,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在协调军队和地方的关系上,强调军队要保护地方干部,地方要爱护军队,军队和地方要保护群众的利益,使军队和地方之间加强了联系,增进了了解,最终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和支持。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发动了1942年5月的大“扫荡”。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曾绍山立即组织各种力量,从敌后发动攻势,一夜之间将以马坊为中心的200多个村的维持会全部摧垮,拔据点、炸桥梁、破路,闹得敌人后方鸡犬不宁,迫使敌片山旅团分路回防,取得了5月反“扫荡”的胜利,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
1943年12月,曾绍山又兼任二分区政治委员和地委书记,军队和地方两副担子一肩挑。领导二分区根据地军民一面坚持对敌斗争,一面开展以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不仅战胜了严重灾荒,而且密切了军民关系,为更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取得对敌斗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年春,晋冀鲁豫根据地开始对敌展开攻势作战,进行局部反攻。曾绍山指挥二分区部队与三分区主力一起围困辽县,强袭洪社,攻克土里店等据点。在道清战役中,袭取马坊据点,将日1个小队全部歼灭。为配合冀中区的子牙河战役,6月中旬,曾军绍山指挥部队在宁晋以南发起攻势,经6天激战,攻克艾辛庄、东汪、东陈等据点,击退宁晋城出援之敌,歼灭日伪军700 余人。在安阳战役中,曾绍山指挥二分区主力和太行一分区部队攻克仙翁寨、南佐、同冶镇等10余个据点,歼敌500余人。
1945年8月,曾绍山任太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9月12日,解放屯留县城,歼敌2800余人。30日,曾绍山奉命率二支队与兄弟部队昼夜冒雨向屯留以北地区前进,将南援的阎锡山部8个师全部合围在屯留、老爷岭地区。经4昼5夜鏖战,阎部援军2万余人除2000余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灭。1945年10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等4个军区主力依次编成第一、二、三、四纵队,曾绍山任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了邯郸战役。在邯郸战役中,为围歼南撤之敌,根据部署,10月29日晚,他指挥七、八、九旅在严上、鬼谷子、冢王向西玉曹方向之敌出击。九旅二十五团、决九团以严上村为依托,给南逃之敌迎头痛击。二十六团在三岔口设伏,围歼敌约1个团,俘敌500余人,缴各种炮24门,战至29日24时,余敌溃逃被截歼;七旅十九团于31日夜,歼灭由东玉曹向冢王撤退之敌一部,主力则乘雾将冢王之敌包围,11月2日拂晓,敌畏歼企图由东南突围,与严上之敌靠拢,遭到三营猛烈阻击后缩回。十九团二营和二十一团的一个营乘敌突围又缩回的混乱之机,从四面向村内猛突,旅山炮击中敌师部,将敌师长王震击毙,敌失去指挥顿时大乱,被我军全歼;八旅于10月29日晚趁敌不备,夺取西玉曹村西沙丘,困敌于村内,后又迫敌于村外聚歼,共毙伤敌800余人,俘敌师长李学正以下官兵500余人,缴各种炮8门、轻重机枪70余挺、电台1部、掷弹筒15具、弹药物资一批。
1946年8月10日,曾绍山率部参加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的陇海战役。三纵作为右路军的一部,重点攻击兰封、民权。在友邻配合下,歼灭国民党五四一团、五四三团全部及部分地方团队,攻占车站3个,破坏铁路30公里。9月3日至8日,他又率部参加了定陶战役。在战役中,曾绍山靠前指挥,将敌四十七师与整三师隔开,攻克申倪寨,使整三师师部暴露,为围歼该师创造了条件,圆满完成了南顶北攻任务,并在追歼中大量歼敌,取得胜利。此役,三纵共歼敌5000余人,打垮了国民党军钳形进犯西路大钳,粉碎其合击计划,对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定陶战役后[,他又率部参加了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等战役。1947年3月至6月,曾绍山率领三纵,先后配合友邻部队攻打汲县,解放汤阴,围攻安阳,肃清土顽。经大、小湖营一仗,全歼国民党第二快速纵队,并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豫北广大地区,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山东解放区的作战。1947年8月7日,三纵随刘邓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10月上旬,三纵集中主力,发起张家店作战,除敌八十八师副师长兼六十二旅旅长世纪光逃跑外,其师部及六十二旅全部被歼,共毙敌900余人,俘敌少将六十二旅副旅长唐家辑以下官兵4700多人,缴山炮3 门及枪数千支。11月15日,皖西区党委、行署、军区在岳西县汤池畈成立,曾绍山任军区司令员。从此,他领导皖西军民展开了创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面对敌重兵对皖西地区实施的全面围攻,曾绍山采取避强击弱的斗争方针,指挥部队积极地打击敌人。同时,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破路、反抓丁、反抢粮、反掠夺的斗争,并协助地方工作,不断扩建地方武装。至1947年底,县、区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立,皖西部队也有了较大发展。由第二十、二十四团各抽出3个连为骨干,分别发展成为舒城、桐城、芦江、太湖、潜山、宿松等6个县独立营,以纵队补充团为基础,组成了第三分区基干团。这些部队的发展壮大,对坚持皖西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3月,三纵主力随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皖西军区部队和地、县武装独立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曾绍山指挥部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月扫荡”和“四月清剿”,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改使用主力“分散看家”为“集中主力外线歼敌”,尽管敌人“扫荡”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增多,但我皖西反“扫荡”的主力也一次比一次更集中,并正确运用运动战的军事原则,集中外跳,有力穿插,寻机主动歼敌。经过半年的反“扫荡”、反“清剿”,毙伤敌7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不仅坚持了根据地,而且还发展了一些新区。
1949年1月23日,曾绍山由大别山返回纵队。3月2日,三纵在阜阳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一军,曾绍山任军长。4月21日,曾绍山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在追击作战中,十一军历时23余天,行程1500余里,主要战斗40次,连克祁门、遂安、汤溪、龙游、永康、缙云、丽水、宣平、遂昌、松阳、青田、云和、景宁等县城,歼敌2.5余人。6月下旬,曾绍山奉命率十一军由浙江金华地区进军四川。11月1日,刘邓首长发起川黔作战,十一军被编入左集团,协同兄弟部队会歼宋希濂集团。11月上旬,曾绍山率部相继解放了咸丰、黔江。半个月的川黔进军作战,十一军俘获敌师长以下8000余人,与兄弟部队粉碎了敌川湘鄂边的防线,打开了川东门户。11月24日,协同友邻部队解放南川县城。11月30日,曾绍山率部北渡长江,在友邻部队的协同下解放了重庆。至此,曾绍山指挥十一军胜利完成了川湘追击作战任务。12月5日,曾绍山率十一军主力向成都方向攻击前进,歼灭胡宗南第一军十八师一部,解放潼南县城;9 日,解放南充,11日,将西逃之杨森部二十军第一三四师全部聚歼于青岗坝、文星场地区,俘敌1300余人,26日,李文兵团全部被十一军和兄弟部队歼灭,生俘兵团司令李文以5下万余人。与此同时,敌十六兵团、十八兵团、七兵团等相继起义。成都宣告解放。
1950年1月,曾绍山调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兼川东军区副司令员、十一军军长,协同指挥部队开展剿匪斗争,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等。11月,曾绍山奉命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2月1日,曾绍山调任十二军军长(未到职,仍在学习),奉命编入志愿军第三兵团,入朝参战。
1951年3月21日至25日,十二军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先后由长甸河口跨过鸭绿江入朝。曾绍山奉命从南京军事学院赴任,直到朝鲜才赶上队伍。到达朝鲜后,他来不及熟悉情况,即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4月22日,全线发起总攻,十二军随三兵团担任中央突击。他指挥十二军三十四、三十五师,同时向草幕、富兴洞之土耳其旅展开攻击,当即将敌击溃,歼敌300余人。随后,根据兵团的部署,追击南进,在永平、金谷之间地区,歼灭南逃之敌100余人,并突破三八线。在追击前进中准确判断抱川地区之美第二十五师和土耳其旅尚未后撤完毕,遂决定向抱川西南地区出击,切断抱川至议政府公路,伺机歼敌。27日清晨,第三十四师第一六团发现竹叶山以南寺谷松岘间有美军约300余辆汽车装载步兵准备南撤,立即组织攻击。美军遭受攻击后,即展开反扑,并出动约2个团的援军,在几个炮兵营和40余架次飞机支援下,对第一O六团阵地狂轰滥炸。一O六团在连续作战四昼夜,并断粮2天,且无工事依托,无炮火支援的情况下,与敌展开激战,在子弹打光后,以石块、刺刀与敌实施白刃肉搏。当军主力赶到准备围歼该敌时,被困美军已在援军的接应下,绕道南撤。十二军继续追击南进,于29日进抵汉江北岸。5月16日18时,东线志愿军各突击集团全线发起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进攻。曾绍山率十二军按预定计划奋勇前进,很快突破敌军一线阵地,向敌纵深展开猛烈穿插。主力于三巨里歼南朝鲜第五师一部,继在自隐里北侧与美第二师及法国营展开激战,经过连续4次猛攻,突破加里山敌军阵地,歼敌2个营大部。此后,在向纵深发展时,攻占扇坪。19日,十二军主力前出至踏枫里、新村地区,并向丰岩里攻击前进。担任迂回任务的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主力于20日黄昏前全部进至束沙里以北地区,其第九十一团于20日晨前出到束沙里南之三巨里、兄弟峰。5月21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此战,十二军共歼美、李(承皖)、土、法军3600人,击毁坦克26辆、汽车49辆,击落击伤敌机26架,缴获汽车176辆等大量装备。
1951年11月8日,曾绍山奉命率十二军由谷山休整地抵达金城前线接替第六十七军防务。在金城防御作战中,他指挥部队创造了坑道防御战术,并采用小型反击,阵前歼敌,小部队深入敌纵深,开展阵地狙击手运动等手段,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仅在1951年11月下旬至1952年1月上旬的两个多月中,十二军即组织小部队活动85次,平均每晚出动12个班组,每天捉住1个俘虏,共毙伤俘敌525名,并缴获各种枪支56支,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从1952年1月起,十二军又有组织地开展了冷枪冷炮杀敌的狙击活动,仅7月下旬至10月底的统计,共以5843发子弹、狙击歼敌2506名,平均每2.3发子弹即毙伤敌1人。
在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开始前的9月6日至10月底,曾绍山指挥部队先后对栗洞东山、690.1东北1.5公里无名高地、座首洞南700米无名高地、官垡里西1.5公里无名高地、栗洞南山、灰古介东北无名高地、690.1北无名高地、芳坪里东北山、科湖里东南山、690.1西北山、芳坪里东偏北无名高地、746.5南山棱线等阵地进行了反击和争夺,全歼守敌。10月14 日,“联合国军”又发起了“金化攻势”。志愿军为此进行了著名的上甘岭坚守防御作战。志司和兵团首长根据战役发展趋势,于10月20日决定以十二军九十一团调平康地区作为预备队,后又决定十二军三十一师南返参战,归十五军指挥,三十四师作好参战准备。11月2日后,十二军先后以三十一师和三十四师一O六团投入战斗,此役共歼敌1.1万余人。
1953年1月中旬,曾绍山奉命率部由谷山地区开赴东海岸元山、高原、永兴地区,组织东海岸防御、协同朝鲜人民军第二、五军团粉碎敌人从元山、咸兴方向的登陆。4月18日,曾绍山调任志愿军三兵团副司令员。抓各项防御工作落实,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的海岸防线。
曾绍山率十二军在朝鲜作战3年,指挥部队先后参加了第5次战役、金城防御作战、上甘岭战役、东海岸布防等,与敌交战数百次,歼敌4.1万人,毁伤坦克、汽车170辆,击落击伤敌机286架,缴获汽车176辆、各种炮90门、枪3237支等大批装备;全军荣立三等功以上的英模人物共14618名,二等功以上英模集体167个,胜利完成了赴朝参战任务。曾绍山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
曾绍山从朝鲜回国后,任三兵团副司令员。1955年9月,曾绍山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年9月,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对加强防区的战备工作,曾绍山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上高山,下海岛,勘察地形,了解部队的战备水平和设防情况。组织部队修筑公路、构筑坑道和野战工事,扩建营房,改善部队的住房条件。他协助沈阳军区完善了对外长山列岛的设防。
1955年11月4日至18日,曾绍山参加了在辽东半岛组织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他作为这次演习的第一线直接指挥员,从组织指挥、情况处置、协同配合等方面表现出色,受到领导的称赞。1956年10月,曾绍山又参加了沈阳军区在辽东半岛庄河、安东(今丹东)方向组织的集团军、军两级首长、司令部带通讯工作的海岸防御演习。
1957年,曾绍山作为中方最高军事首长,参加了总部在东北边境组织的中、朝、苏三国军事联合演习。军事演习不仅促进了部队建设、提高和检验了部队战斗力,同时也提高了他的谋略和指挥水平。
1959年10月,曾绍山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主管军事训练。1966年2月,任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动乱的岁月里,曾绍山和军区党委一班人,始终注重党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大抓基层、不忘训练,牢牢把握部队建设的方向,使全区机关和部队在复杂情况下保持了良好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
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进行的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曾绍山和司令员陈锡联指挥军区前指,经过2日、15日、17日三天的作战,边防部队共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17辆,打死打伤苏军官兵250余人,缴获苏T-62型坦克一辆,各种枪31支,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全面胜利。
1971年1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1975年9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革委员主任。到任后,他忘我地工作,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商店、学校了解情况、化解矛盾,抓好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的生活,为辽宁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80年1月,曾绍山调任济南军区顾问。1988年8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9月,离职休养。
曾绍山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95年1月26日,曾绍山因病医治无效在济南去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