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节　揭发吴国桢媚外丑行

　　改造期间我要讲的第二件大案是揭发吴国桢媚外夺权的丑行。吴国桢是在抗战时期最後在重庆的一位宣传部长。那时候，显光兄因吴国桢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跟他的女婿陈植同班同学，不愿再在他的部长名义下做副部长愤而辞职。因此，事实上不属宣传部而直接由蒋公指挥的国际宣传处只能由我任处长的负责了。我名义上是吴国桢的属员，实际行政财务他都管不到我，可是他极需要我的协助达成他做官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拉拢外国政治社会的要人，特别是外国记者，以表示他是怎样一位受外人崇敬的中国官僚。我掌管的国际宣传处在显光兄八年领导之下，不独变成外国记者群集的一个蜂窝，并且也是除正式外国外交官以外，外国政要以及社会领袖访华求知者必先接触的一个中国机构。因此，那时的吴部长，我无所求於他，他却极力拉拢我，我俩就变成了很熟识的朋友。

　　後来政府还都，另行改组，吴国桢受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他还保持他一贯借外力以提高其政治地位与价值的作风，硬挖我国际宣传处专门负责连络外国记者的外事科科长张彼德做他的秘书，在外人群集的上海市，展开他为中国官僚中惟一懂得自由民主那套外国理论与实践的自我宣传。

　　我还都後改任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因上海是宣传重镇，我每星期必到上海指导新闻局驻沪办事处的业务。这业务必然跟市政府息息相关，因此与吴市长也接触频繁了。接触多又加上张彼得茶余酒後的闲聊，我对这位外国记者一向高捧的吴市长，逐渐揭开面罩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以拉拢美国政要与美国记名来造成他是美国人眼中认作腐败落後中国政府中的惟一开明前进的官僚。他即转以美国人把他捧成宠儿的这番成就，压迫自己政府，欺骗自己老百姓，不独为所欲为，并且还做了许多不能告人的勾当。因此，到了三十五、六年间，共□支使其外围组织发动学生反政府反内战的统战运动，以政府无能、政府贪污为口号，在上海不断作大规模的**，这位吴市长迎合美国人的心理，竟会视若无睹，不加制止。同时，在这混乱时期，上海金融发生重大危机，金元券发行後物价一日飞涨三、四倍，这位吴市长不独无法制止，并且还透过他的亲友，囤积居奇、发了横财。不是蒋经国先生以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分到上海来严厉制裁，这位市长不知会把上海搅成怎样的乱局。到了三十八年，徐蚌会战，□势猖獗，有随时渡江，直胁上海之势，这位吴市长竟会向行政院上辞呈，不待批准，立刻逃之夭夭，溜到了杭州去。在此危急时期，一个地方首长请辞，行政院当然不准；不准，他还是辞。他这套赖皮劲，行政院对他没办法，只得派陈良接他的任。新市长上任，当然要找旧市长办移变，可是吴国桢躲在杭州不肯亲自办移交，只派他前任秘书长沈宗濂代办。沈氏空手什么也交不出，上海那时已在兵荒马乱时期，这移交也就不了了之。吴国桢在此过程中动了什么手脚，谁知道！

　　政府迁台，陈诚受命组阁，为了应付美国态度的恶化，又想起了美国人心目中惟一开明民主的中国官僚吴国桢，拟任为台湾省主席的重要职位。这高官是吴氏歆羡的，可是台湾当时的不安定有甚於徐蚌会战时的上海，他怎敢任其主席，冒著生命的危险。真可说这位临机善变的聪明人福至心灵，想到一个自保万全的绝招：向陈诚提出，要他做台湾省省主席必兼任台湾省保安司令。陈诚无奈，不得不受其要挟，准其兼任。吴国桢於是手握兵权做省主席，确保了自己的安全。可是这不独开了文职官吏出任武职将领千古未闻的恶例，同时也种下了他与国防部，特别与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先生不断磨擦的祸根。

　　韩战爆发，美国对华态度跟著好转，水涨船高，这位美国通的吴主席也跟著身价十倍了！他当时态度之跋扈嚣张，张道藩後来在记者会中的描写最为确当。张说吴国桢当时：「他自己就是法律，他自己就是政府。挟外自重，目无法纪。这就是他认为所谓民主、所谓自由的作风。」张道藩说他挟外自重，我可以作一个亲眼目睹的见证人。因为，我那时候以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四组主任的职务，仍与新闻记者有密切接触的机会，吴国桢决不会忘记我这个可以利用的老朋友。因此，他跟外国政要与记者杯酒言欢，无话不谈的场合中，我常是他的座上客，畅听他自我宣传的妙论。他为了要提高自己超越时代的先见之明，自必指这样落伍，那样失当，无形中以现职高官作毁损自己政府的批判。可是，在外国朋友心目中，他的确变成了中国官场中难得遇到的一位开明民主的人。但，我在同时，也给常在与本国记者接触中摸索到了张道藩接下来批评吴国桢「目无法纪」四个字的真情实例。最足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是，他公然反对陈诚实施已见宏效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他口口声声谈民主，「耕者有其田」政策之为民造福，有口皆碑，吴国桢竟敢斥为不切实际。理由很简单，美国人不懂的东西他都反对。其为人之浅薄令人齿冷。然这还只是政治认识问题，他实际「目无法纪」的行为，以控制林班，上下其手，犯了渎职与贪污双重罪刑受大众最严重之瞩目。东台湾之繁盛林区为台湾的大财源，省政府特设林产局以管理业者所占林场之作业，林场作业又分林班为实际作业之基层单位。林产局管理林场即以拟订「林班处理办法」为基础。按国法规定省政府管理下之任何单位作业之立法，在施行之前必先送省议会讨论通过。吴国桢竟不将「林班处理办法」送会通过，悍然公布施行。他此举避免省议会之督导干扰，实逞其独控林班偷求暴利之阴谋。他嘱其爪牙，以经营林业者的身分组织东台湾开发公司，借奖励华侨回国投资为名，以特卖方式特拨可获利四、五千万之林班供其运营。实际侨股只占此公司资本六分之一，其余五分皆归吴国桢运营。省议员多人抗议，吴氏充耳不闻，直至俞鸿钧继任省主席，认为不当，才将「林班处理办法」送会核议。吴氏掌握林班，擅自运营，除自求多福之外，凡台东稍有势力及地位之人，吴氏欲求勾结，辄以林班为饵或事成後之报酬；有一人获得二、三处甚至四、五处者，都以林业经营业者名义申请以为掩护。吴国桢之民主基础就建筑在这些同流合污，而得社会声望者的身上。可是他这种丑行在缄默群众中间却世家喻户晓，当时的省议员无论何人都可站出来作人证。当然，吴国帧的「挟外自重，目无法纪」，林班之外还有数不清的许多罪例，略举要目，我可以想到的例如：㈠滥发钞票以求配合其投机获利，㈡无端抛售政府存粮五万吨扰乱市场以求暴利，㈢勾结奸商在国际贸易中运用外汇之收放以得丰盈收获。㈣透过少数拥有资产之特殊势力，联合证券商人，控制储蓄券，以维持政府债信为名，即以储蓄券抵纳税额，官商勾结，上下其手，以求暴利。总之，吴氏勾结民间特殊势力，包庇贪污，营私舞弊之劣绩已做到那一时期路人皆知的程度，我这领导新闻记者的中央社社长当然听得不要听了。可是，最後到了四十二年初春吴国桢竟敢胆大妄为到套汇数千万美金以饱私囊的地步，里巷传言，搅得众怒沸腾，吴氏虽厚颜亦难堪此社会压力。实际，吴国桢虽「挟外自重」来作种种渎职贪污的败行，政府公安主管方面早已注意跟踪，搜集其罪证，吴氏亦已感到，特意藉机诋毁政府独裁特务横行，并集中其攻击於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先生以求掩护。实际，他也知道我国军中的政治活动所执行的任务与美国军中教育土兵的性质相同，绝非特权势力的爪牙，但以其违法丑行屡遭安全人士之注意，遂故意反击污蔑政治部为特务机关，藉以丑化经国先生。虽安全机构不因此而松懈其应尽的职务，永远紧跟密探其丑行的发展。直到吴氏大胆套汇时安全人员的紧跟密探达到了高潮，使吴国桢彷徨失措不得不请辞逃美了。

　　吴国桢虽辞去省主席，政府仍任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故其赴美仍具政府高级官员之身分。因此吴氏留美初期虽怀国法追踪之恐惧，仍盼能得阁员号召之庇护，所以他到美不到一星期，在三藩市中华总会中华侨欢迎他的演讲中，除把台湾经济起飞的惊人成就娓娓道来，都是吴省主席努力的贡献之外，还竭诚呼吁，国事颠危，只有全民团结大家才会有生路。他显明还在希望能不计他罪过，容忍他，还会信任他。可是执法者却不会理会他这一套巧言令色的掩护，他逃到美国，正便利了安全人员的追踪求证，行动自然加紧起来。吴国桢因此著了慌，立即在各报章登启事，公开否认他有任何套汇不法行为，他到美国来只靠到处演讲，每次收四百美金来维持让活；跟著他於二月七日在芝加哥WGN电视台发表谈话，又於二月十六日在其寓所接见合众社记者，公开跟政府翻了脸。两次谈话内容相同，他说明他之来美，除健康需就医外，主要还是与政府的政见相左。因为，「他主张民主化，而别人则认为反共须用**的手段」。因此，在目前情形下，他不愿回台湾。他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力辞仍未蒙核可。他与政府争执之点和他主张要光复大陆必须做到下列各点：㈠争取台湾人民的全力支持，㈡争取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㈢争取自由国家尤其《美国的同情与支持。但是除非我们能在现行统治地区实施民主，则上述诸端皆无法做到。他深信目前政府过於专权（Authoritarian）。

　　吴国桢这样跟政府翻脸摊牌时，我已经结束了改造委员兼党中央第四组主任的职务，而以中央通讯社社长的身分参加中央「对外宣传特别小组」，仍负政府国际宣传的任务。吴氏在美嚣张，事涉政府国际关系，故为此小组负责处理的重要议题，而在此小组中，知吴之深，责吴之确，当推我这从重庆时期起就认识而不断追踪他政绩的这个委员为第一人。这也是我对政府可能尽忠贞的好机会，因此，我的意见颇受小组同仁的重视而成共识的决议。我判断吴氏以在职人员公开向政府挑战是深思熟虑後才断然采取的行动。其目的，可分近期与远期两种来加剖析。其近期目的，藉反政府的政治招摇来掩护他渎职贪污无法逃避的惩处，其远期目的则想在国内腐蚀政府的领导威信，进而自居争自由争民主革命斗土的地位，煽惑美国舆情，影响而得美国政府之支援，助其返国取现政府之政权而代之。因此，我建议针对吴氏近远目的，我应付政策在民主与否的原则性大问题上，应绝对避免与他刀对刀枪对枪明争，因为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反应，在双方辩论过程中扩大他的宣传收获。不明争，我应取暗斗手腕；针对他指责政府的各点，提供正确资科，透过国内外传播管道公之於世，以证实其信口诬蔑，都是谎言。但，这还是被动防御战术，我们主动的出击还要抓住他的弱点予以公开痛击。他的弱点就是他力求逃避所犯的渎职贪污双重国法。最主要我们要认清他阴谋目的在煽惑美国舆论，因此揭发他身犯国法痛加挞伐时，不妨鼓励国内传播媒体及中文侨报群起响应，仍应力避美国新闻记者之跟踪。因为不论是非曲直，美报一报导又给吴国桢开了一片宣传战的场地。在美对吴宣传战，我们绝对应该采取国际宣传处抗战初期的战术，利用美国人做我们出面宣传的代理人。其方法，广集资讯，说服同情我国立场的美国政要、文人或记者，使其仗义执言来揭发吴氏的阴谋。

　　我的这番建议经「对外宣传特别小组」接纳决议为政府此後对付吴国桢叛国行为之腹案。对於他跟政府翻脸的第一波，我们决定以旁敲侧击的方式由立法院院长张道藩先以立法委员的身分，质询行政院，吴国桢带著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身分到美国去责难政府，这种倒行逆施，行政院应如何处理？又说，吴国桢仍是政务委员，要求行政院陈诚院长令其提出切实证据来证明他说政府学**，不得台湾人民、海外侨胞以及友邦美国之支持的批评。张道藩的质询是在四十三年二月六日上午院会提出，当日下午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即赴立法院答询称，吴氏言行有背国家利益，辞职应予照准。接著张道藩在三月四日招待记者，彻底揭开吴国桢在上海市长与台湾省主席任内违法乱纪渎职贪污之事实，说他是以政见不同来掩护违法失职。张道藩所据的资料都是「对外宣传特别小组」供给的。吴国桢在美紧跟著告合众社记者，中国政府之独裁专政特务横行，他有很多切实证据可以公开，但在外国人面前「洗自己政府的脏布」，他不愿在美国暴露「家丑」，即在同日，他发表一封致国民大会的公开信。

　　吴国桢致国大的公开信，最先提出他主张，成立民主政体必先具有得台湾人民及侨胞的拥护与争取友邦，特别是美国之同情与支持的三项基本条件。继续他批评说政府措施违背这基本条件者有下列六点：㈠一党专政：党费皆由政府负担，所谓民主集权，实际集权而不民主。㈡军队之内有党组织有政治部：完全仿效**之政治指导员制度。㈢特务横行：他主台政三年无日不与特务斗。㈣人权无保障：他在任内力求保护人权，但为职权所限，无辜被害者仍不知有几何人数。㈤言论不自由：大家都知道，不必赘言。㈥思想控制：青年反共救国团之建制实模仿**之青年团。建议采取下列六项措施以纠正上述现行缺失：㈠组织委员会彻查国民党经费来源，订定「政党法」。㈡撤销军中党组织及政治部，军队人员之政治训练改由政府负责。㈢制定国家安全制度，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限，其主持人选不得由当局派其亲属任之。㈣组织委员会接受无辜被捕者亲友之控诉，并严查监狱现状予以合法纠正。㈤组织委员会，彻底查明过去言论之何以不能自由，纠正之。㈥撤销青年团，以後不得有同样组织。

　　国民大会接到此函，仍保持缄默，不予反驳，惟「对外宣传特别小组」却因此忙碌起来。我们针对此六项指责，一一收集反驳资料，飞速分送我政府各机关驻美人员，在顾维鈞大使领导之下，分别接触美国朝野有能力影响舆论之同情我政府人士，凭我们所供资料说服他们为我政府仗义执言以责吴国桢之无赖。据顾大使三月廿九日致外交部电称：「关於吴国桢案，迭经以私人谈话方式向美各方重要友人解说颇收效果，彼或以公开演讲为我辩明，并愿向其他友人转为解释，现在一般观感，对此渐好转。」同时，使我特别感到兴奋的是抗战时期受左倾记者包围改取不利我政府态度的《纽约时报》的转变。这是我们就近说服它驻香港记者李百曼的效果。该报在三月二十日作社评，谴责吴国桢以政府官员出国批评政府之不当外，继於四月十六日发表美国的一位牧师卫许（Bishop H．Welch）的投函，痛责吴国桢攻击中国政府的说话，纯属片面之词。他说，据最近很多公正而见多识广的美国人访台之後回来说：他们向各方面接触最强调的发现是台湾的确自由了。各阶层的官吏皆按照宪法产生，民主制度稳步前进，最显著的是言论、资讯与行动的自由。在这亚热带的岛屿上，他们努力与疫疠，文盲斗争，得了显著的成功，为东南亚诸邦创表率。人口生产率增，死亡率减，儿童百分之九十五皆进了学校。当然要一个政府百分之一百无懈可击是不可能的。作者因此深感困惑，为什么吴国桢不在正面鼓励政府好了还要好，徧要在反面作这无情之攻击。《纽约时报》能够登这样一篇文章，可说是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卫许这位美国牧师，我们无人与他有一面缘，这篇文章，纯粹代表了美国人民正义之声。同时，我们又发现美国另一大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四月十四日，「人民之声」专栏中发表了华侨宗凌的一篇〈告吴国桢〉的文章。责问吴国桢他这样一位封疆大吏又为阁员的中国政府踞最高职位的人，为何在位之时无一言纠正其政府之缺失，而下位之後立即来美，大放厥辞，攻击政府。他做省主席，也许第一年还摸不清楚政府的缺点，可是他足足做了三年，为何不早早辞去不干呢？理由很简单，这是一个政治家与政客不同的态度表现。这位侨胞宗凌先生发表这篇文章剪贴寄给我，可是我始终不认识他。他又可以代表侨胞自发自动对吴国桢的谴责。

　　吴国桢三月廿七日函国大未得其期待的反应，未能激发美国舆论的高潮，於是他放出最後一把撒手锏，发表他直接上蒋总统的公开信。这信中除重述致国大函中六点政府施政错失与其六项纠正建议外，并强辩说各方责他个人罪行皆为政府故意罗织，竟自比岳飞道：「此岳飞精忠报国而死於秦桧『莫须有』三字之手。」这秦桧显然是指著蒋公鼻子骂，其狂妄可恶，令人发指。最後他要求蒋公派员去美彻查他的经济状况。蒋公可提证据检送美国法院，要求引渡，他愿放弃政治犯的特权，到庭对质。若真有罪愿回国受罪。这番话说得漂亮极了，一股无政治经验者都会受愚，以为他敢这样说，他的确是无辜的。实际，他明知一国的政府怎会做原告到别国的法庭去告自己的官吏；他更明知中、美两国并没有订罪犯引渡的协定，他尽可以犯罪之身躲在美国，我政府无法要求引渡的。我们在宣传时戳穿了他这套巧辩，更显示了他的狡狯了！

　　吴国桢这一把撒手锏，希望总统有了反应，他就可以在美国引发舆论的高潮。他不料，不独蒋公置之不理，政府方面任何人虽愤怒填膺也都不发一言。吴氏竟一筹莫展，这是证实吴国桢在美国记者心目中已失其为风云人物的新闻价值。我们注意，他到这阶段可以运用的美国记者只剩了合众社—个记者，他在美国发言前前後後都透过合众社。美联社是美国最老并具最大影响力的通讯社，它的驻台记者摩沙经常为我政府抱不平。他一再要求我转请政府对吴国桢所提六项指责，要痛痛快快加以驳斥。我跟他是老朋友，故我老老实实把我们的宣传策略告诉他，他还是悻悻不平，说我政府有充分实情应公告世界。像摩沙这样眼眸清亮的美国记者多得很。吴国桢对美宣传真到了黔驴技穷、一筹莫展的地步了。可是，他指著鼻子辱骂我们国家元首的狂妄罪行，凡是中国人不论在海内外都不能放过他的。於是，不约而同地涌起了全世界中国同胞谴责吴国桢卖国罪行的高潮。不论士、农、工、商任何一职的人土，都自发自动地发起群众运动，或**，或开演讲会座谈会，透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体，表现中国人热爱祖国，拥护政府的热忱，十目所视，十指所指，集中在这一个，凭媚外以夺政权，恃民主以掩贪污，最卑鄙奸诈之无赖政客吴国桢。吴国桢最後的撒手锏变成了他最後无法再有立足余地的大失脚。他不得不承认舆论的压力至大至公，使他这跳梁小丑自认黔驴技穷，只好掩旗息鼓，乞取绿卡做一个美国公民，尽其天年了。这也就结束了我在改造时期作了准备，後来透过「对外宣传特别小组」有所贡献的又—项要案。

第三节　韩战的影响

　　改造初期，台湾尚在风雨飘摇、覆亡难测的危机中。就本岛言，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社会动荡不安，三个国家行局，交通、农民、中国银行都不敢复业，以避免信用扩张而加剧了物价的上涨。再就□加威胁言，隔海福建沿海岸舰艇云集，有随时追袭我们之态势。台湾安全危如累卵，政府在台湾能否立足，国际观察都抱悲观，因此具明哲保身观念的中国政治范围里的聪明人，彻底些者远走美、加作长住久安的打算，观望些者暂居港、澳，作看风使舵的准备。只有我们这几个死心眼儿的傻瓜，在台湾这样危急时期，还会跳进这「不亡无日」的陷阱里，抱著宁为玉碎、不愿瓦全的牺牲精神，找为国为民救亡图存的机会。幸蒙蒋公青睐，得跻身执政党改造委员的行列，那时的心情绝无求名求利的私人欲念，但求尽我所能协助此垂危政府作最後救亡的挣扎，正如蒋公的警告，後无退路，稍有挫折，只能跳海！

　　局势一片黯淡中，韩战突然爆发起来，解救了中华民国的危机，并澄清了它的国际暧昧地位。在北韩金日成的军队进攻南韩後两天，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下今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十天後他才正式宣称，事态紧急，他无暇协商中华民国政府作此措施，表示其歉意。他并说明此举系防苏俄夺得台湾为潜水艇基地，控制了西太平洋。跟著不久他更成立美军驻华顾问团并恢复供应美援。美国对华态度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使我民间的士气与政府的信心皆受到鼓励，奠定了中华民国以台湾为复兴基地的基础。

　　美国这样变，差不多把我们从死亡边缘拯救起来，一般人以为我们应该五体投地感谢这位救命恩人。可是，我以为，我们决不应该这样想。美国态度改变，并不是为了照顾我们才伸出它的援手，而是保护它自己才到我们门口来设防的。因此，绝无恩怨可言。反过来说，韩战的爆发是中、美两国战略估计成败的表现：它证明了我们战略估计的正确与美国战略估计的失败。我们应引以自豪，美国应引此作殷鉴而自惕！

　　
　　不幸，杜鲁门的警觉，只是美国从姑息睡梦中灵光醒觉的一闪，立刻又给姑息主义重重迷醉住了。杜鲁门既了解韩战伏有史达林争取西太平洋霸权的阴谋，就应决定美国的参战，是正式的应战，公开带著联合国部队与侵韩敌军正式作战。史达林指使□军入韩作战，美国更应邀请我跃跃欲试的国军参加联合国部队作援助李承晚的主力。杜鲁门总统虽然受姑息幕僚的蒙蔽不敢这样做，美国政府中却仍有眼光明亮，坚持一定要这样做的人。这个人就是在韩国战场上指挥联合国部队作战的主帅，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麦帅是在前线作战的司令，当然把韩战的品质看得一清二白：美国的前线敌人，若认是韩共，是受骗；确认是中共，才找到了真对手。因此，他坚决主张联合国援韩部队必邀我国军参加，并且主张国军参加除开赴韩国加入联军并肩作战外，还要求国军在中国大陆东南岸登陆，两面夹攻入韩□军才能获胜。麦帅同时反对美政府当时「划地为牢」的自缚政策。这政策规定，北韩与南韩之统治区以纬度三十八度为界，联合国部队进攻不论陆空军皆不能越过三十八度，致令麦帅眼看北韩後方接济源源而来，不能用空军轰炸，阵地作战，敌败退越三十八度不能追击。这是一种不求胜利的战争，美国政府美其名为「执行警察任务」。麦帅在前线作指挥，实难容忍这种打击作战士气的无理自缚。他警告，假定战争只限在韩国半岛上，永远打不出一个胜败来的。

　　麦帅把他这套意见，先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演讲公开发表，美政府知道了，禁止传播。第二次他在由日本飞往韩国前线时发表声明说，共□的人海战术业已失败，只须美国政府取消「划地为牢」的限制，联合国部队必能势如破竹，击败□军，故他诚告共□放下武器，到谈判桌子上来。美国国务院立刻作声明说，麦帅在前线指挥作战，只有军事问题他有发言权，今所言涉及政治，越出了他发言应守之限制。麦帅受此打击还是不服气，他想政府不能接受他的建议，他可以找民意代表机构来考虑他的意见。於是他又作第三次的努力，把他要求国军参加韩战的意见，写了一篇建议书，徵得参议员马丁（Joseph W．Martin）的同意，由他代表麦帅在参议院里当众宣读。麦帅的这一下最後撒手锏，逼得杜鲁门不得不作断然决裂的还击，撤消麦克阿瑟韩战联军统帅的职位。同时，杜鲁门在广播中发表声明，普告世界他作这重大决定的理由。他在声明中先强调制止侵略必先有团结，这团结促成联台国的出师援韩，意指这次韩战是联合国团结反侵略的表演。他再进一步坦白指出，韩战中的中韩共部队是史达林魔手在背後指挥。他跟著高呼「自由的支持者可以站起来战斗，并且愿意站起来战斗」，明白说明了美国领导著自由阵线作反浸略斗争的纲领。他的看法，侵略者在韩国已受列了教训，「侵略的时间表已经缓慢下来」，倘然敌人不觉悟，再来攻击，杜鲁门表示他有信心，一定可以把他们再度赶回去。该战该和，全凭敌人选择，美国不做扩大战争的戎首。自由世界军力之坚强或者会使史达林缩手，中共受创的严重，或者会丧失了斗志；杜鲁门就凭这两点推测敌人会悔过自新。於是他说：和平的门是洞开著的，可惜麦克阿瑟将军不能同意这样看法，因此不得不忍痛撤换他。但，美国政策不因此而改变。杜鲁门强凋，美国决心继续作战，但同时准备就地言和。言和有三条件：㈠停止战斗，㈡采取具体步骤保证战争不再发生，㈢停止侵略。最後杜鲁门再度强凋，集体行动不独是自由阵线的指导原则，并且已经证明了是反侵略的有效措施。

　　杜鲁门在这广播声明中，强调撤换麦帅的原因是他与麦帅和战主张之不同，实际他是故意强调这合理的理由来掩护他撤换麦帅自感不合理而必需执行的理由。因为麦帅坚持要我国军参加韩战的主张，才真正是他非撤换麦帅不可的理由。杜鲁门自己不便直接解释这理由，他才於发表这篇广播声明同时，辗转嘱他的参谋本部来作详细的解释。据这解释分析美国不赞成中华民国部队参加韩战有下列三点理由：㈠台湾部队是战略上的後备实力，一定要等到苏俄发动全面世界大战的紧要关头才可以考虑发动这一分实力。㈡台湾是防卫日本的前哨基地，中国军队当前的任务是固守这块基地，不让它给中共侵略了去。㈢大陆上中共军队有好几百万，倘然台湾部队在这时候反攻大陆，一旦卷进了这广大的战场里面去，众寡悬殊，也许就给消灭掉了它作战的价值。

　　我们综合检讨杜鲁门上述一明一暗两文说明撤换麦帅的理由，实际相互关联的。他自己公开的广播声明，主要在公告天下韩战的和平之门永远开著，美国无意再使韩战打下去。这无异表示美国已放弃联合国反侵略的神圣使命，招侵略者来握手言欢，准备牺牲了韩国统一以作代价。可是，我们也在这篇声明中找到了杜鲁门不得不作此退步的苦衷。我们注意到他一开始就说「制止侵略必先有团结」，最後结论他又强调，集体行动是自由阵线的指导原则，也是反侵略的有效措施。他这样一再呼吁团结，显明暗示此後再把韩战打下去，有不能团结的顾虑。那末，破坏韩战团结的究竟是谁呢？在那时候，十手所指，十目所视，呼之欲出的只有一国，大家知道杜鲁门暗示的是英国。因为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後，想要保持它大英帝国在远东残余的一些势力，还在努力拉拢共□以求奥援。为了策应美国的号召，英国不得不参加联合国的援韩部队。它到韩国战场，明明知道对面的敌人是共□，可是它故意装聋作哑，不认这事实，还是跟共□热络往来。最令人斥为无耻的一次表演，是在韩战还打得炮火连天的时候，适逢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诸国与日本签订和约，英国竟会坚决主张，□伪政权应代表中国政府签和约，力拒中华民国政府做代表。其抹煞事实取媚暴徒的丑态固足令人发指，而其袒护作战敌人向侵略者叩首的罪行尤应受国际之制裁。不幸，美国的实用主义元首，不但不作正义的指责，反受其牵制而向共□作韩国战场上打开和平之门的表示。

第四节　我学会了打太极拳

　　改造时期从三十九年夏至四十一年秋，政府在台湾初创阶段，社会安定无保障，经济贫乏失安宁，因此我的私生活亦在简朴困顿中渡日。幸在此时，大宝已赴美藉半工半读自力维生求深造。其新婚妻琼枝带子贝贝过台飞美与彼同过苦斗生活，留下初生女咪咪与其乳娘在台，交由我二老抚养。小宝初入香港大学，其习画得一英国教授赏识，鼓励并协助他转学伦敦大学斯兰德艺术学院专攻读艺术。妹妹随仲培留港，仲培在香港上海商业银行任外贸经理，颇受倚重。因此，我的私生活，只剩馥贞与我两老相伴，幸有妹妹不时由港来台稍解寂寞。我们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一一九巷买到了一家三间榻榻米室的日本式房屋做我们的家。邻居颇多也是从上海搬来的人家，因此馥贞在这些家庭中找到了她解除寂寥的伴侣。至今尚在我记忆中的例如：㈠空军将士周钦德的夫人，我们经常直呼她的名字桂锺，㈡上海商人陈瑞海夫人，㈢上海富商奚家三兄弟夫人，都是馥贞经常往来聊天之外还打打小牌的伙伴。我事务忙，只能偶然凑凑趣，但，在这时期开始，我每天总是一早天微明，五、六点钟就起床，走出大门从南京东路中段走到新公园再走回来。我自己定此活动为「晨曦漫步」，在这漫步中我得到了许多生活自娱的乐趣。最使我不能忘怀的，在这漫步中我不期而遇，认识了当时在台湾的太极拳改进大师郑曼青。他也是漫步的同好者，路遇相识，进而述彼此嗜好，不期遇此专家。几次领教之後，我著了迷，愿拜他为师，勤练太极拳，约定每星期我到他府上领教一次，其余六日则由他指定业已熟练的学生到我家来带我实习，予以薪酬。如此三、四个月後，我已能运作自如，从此变成我每日生活的必做项目，一直到我九十岁心脏病发後两腿乏力不得已另寻运动方式。曼青老师教太极拳不光教我动作模式，并且详述太极拳之理论与每一模式的意义，我静听之余，得益良深，愿缕述心得以供同好者之参证。

　　太极拳的理论重心在运气，故与西方以力的锻练为理论重心，南辕北辙，不相为谋，因此所得运动员的体型也有绝大的不同。西方的标准运动员必然是肌肉粗暴、硕壮如牛的彪形大汉，可是我受业的大师郑曼青却只是一位美髯飘拂，柔肌松净，温文雅逸的学人。外型这样文弱的人我却亲眼看到他把几个向他挑战的美国拳击冠军一撒手，推跌到几丈以外。

　　太极拳的理论重心在运气，所谓「专气是柔，能婴儿乎」是其理论的主要原则。说得通俗些，它就在教人要运气到周身柔软得像婴儿那样的程度。有了这样修养的基础，学以致用，就可以「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发生柔能克刚的效用。

　　如何著手使周身柔如婴儿呢？太极拳要我们松，要全身松开，松净。松，是给运气作准备。因为一定要把全身的骨节筋络全部放松，始可让我们运的气畅通无阻。气，这是感其必有而至今我仍无法确指是什么样的一种生理现象。我们说，运气初步要气沉丹田。要气沉丹田，就得松胸，松了胸，就会觉得气向丹田沉下去。所谓丹田，是在脐下一寸三分，脐与脊骨中间的一个假想集气的中心。我们运用意旨，指气在这点集积之後，它就会发热遍布全身。於是，「以心行气，以气运身」，发生了太极拳运动健身最有效的功能。问题仍在这个「气」，究竟是怎样一种生理现象。不错，这是我们运用呼吸来推动一套生理机能的运动，我们因此称之为「气」。实际我敢断言，它的功能，绝对不限於呼吸。笔者确切感觉到，当我们运气时，不独呼吸器官在运动，其影响所及，整个体腔内的任何器官都在跟著翻腾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运气，是给体腔内的五脏六腑，随著我们空气的吐纳，作一次整体的运动。西方运动只注意胴体外型肌肉的锻练，太极拳运动在外型锻练的同时兼顾到体内脏腑的健康与充实。

　　郑师曼青解释运气有一套极合科学原理的说法，令我心折。他说，人类之异於兽类者，人类立行，兽类爬行。立行，脊梁竖起，全身清浊分明，故人为万物之灵。但，立行的人，在健康角度上考虑，比之爬行的兽，吃亏可就大了。因为，兽类爬行，脊骨横梁悬挂著五脏六腑，稍一动作，具能前後动荡，宗筋因而增强，脊骨也因而健硕。立行的人，可没有这种优点了。脊梁既竖起来，五脏六腑就不得不折叠挤於一团，以致各脏各腑的皮与皮粘连，再加以温热的薰蒸，势必减退其功能而致病。脊骨因脏腑及宗筋之衰弱亦必日形羸弱，健康问题可就大了。太极拳的运气，就注意在补救人类立行的缺点。运气要诀，要我们气沉丹田。实际，这是腹部代替了胸部做呼吸的推动之力。换言之，横隔膜的上下翕张，代替了胸部肌肉，推动我们的吐纳。气沉丹田，横隔膜下沉，胸腔收缩，压迫腹腔内的脏腑作一次翻腾；反之，吐气时，横隔膜上升，腹腔收缩、压迫胸肌内的脏腑作一次翻腾。如此，一吐一纳的循环运用，我们在运气过程中，胴体内全部脏腑经横隔膜翕张的推动，作了一次上下翻腾的健康运动。同时，太极拳运气时更应注意「尾闾中正神贯顶」，意思要我们运气之时，从头顶到尾闾一气贯注，想像自己头顶挂在梁上，腹以上的脏腑都在自由开合自由动荡。郑师把这种精神境界比之陆地游泳。他说道：「人在陆地上，游乎空气之中，而却忘其空气者久矣。气犹水然，其用却胜於水远矣。唯以其无形质，无边际，使学者不易捉摸，无从注意故比之於水而易於体会。反之，便知空气诚犹水然，如能作陆地游泳观，则无不合於太极拳之原则。初学著手，可随时随地，迎风翻掌，拂臂舒拳，所以知风与空气，有若水也。极其至者，觉得气重於水，是时所知之肢体之轻柔，已非常人所能及。」

　　周身放松到了家，我们会感到「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那种飘飘然境界。因此，这种感觉就给人一种练太极拳不能使劲的错觉。笔者愿以个人了解，来纠正这个错觉。太极拳经说：「其根在脚，发於腿，主宰於腰，行於手指。」「其根」的「其」，指的是「气」。四句通俗解，可以这样说：打太极拳时要脚心贴地，使「气」透过脚心的涌泉穴穿到地下生了根。然後「发於腿」，意指这股「气」，在腿肌肉中储备著一股发射的弹力。再进一步「主宰於腰」，腰就比诸方絃，具有王阳明咏腰名句「柔腰百折若无骨」的型态。腰而无骨，表示它作主宰的轻松灵活，配合事实需要随时指导其远近高低左右发射的方向。这就是，太极拳主张「松」的著眼点。末了的「行於手指」，表示手指只是这股「气」最後表达而成行为的一个终点。这四句格言是我们练太极拳者信守的教条，的确具有其显著的实效。太极拳之是否要用劲就可在这格言中得到了明确的体念。试问，脚要穿地生根，不用劲这根怎样生得了？武术家下功夫就下在脚之能入地。所谓全身松净，其根在脚，是练太极拳的基本要求：它要求我们要像一枝风中摇叶，外貌东倒西歪好像弱不禁风，实际有大力拔不起的根埋在泥中。生在脚部的「气」，经腿的储备，腰的主宰，手指的行动发射而成「力」，实际功能重心，只在腰腿。拳经说：「气如车轮，腰如车轴，」太极拳应付四方八面的圆活运动，全靠腰部的灵活转侧；练太极拳时，一百二十八手每一手的转变，必把全身重量从这一腿转栘到另一腿；两腿易负，必交代得清清楚楚，使每一手的全身重量只一腿负责，不得两腿并立，拖泥带水。因此，缓慢的动作是锻练腰腿健硕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一些都证明了练太极拳要求的松是没有轮到负担任何任务肢体的松，主要肢体如腰，如腿所需使劲的要求或将超过其他运动。

　　太极拳之受社会重视，在我们晨曦漫步中到处找得到亲眼看见的明证。我愿把它的优点不嫌烦絮再来数说一番。

　　太极拳超过任何运动的最高优点在它是一项同时锻练身心的运动。我们在运动肢体的同时注重调息运气。实际可以说，我们是把盘膝挺脊静的静坐方式变换而成翻掌舒拳动的静坐方式。因此，当我们打到纯熟的境界时，只觉得我们在跟著一个圆球以一起一伏波浪式的推进方式循环转折，同时气沉丹田，溢乎筋络，全身血脉畅通，飘飘然真有羽化登仙的快感。

　　太极拳的第二个优点，正如我前文已经说过的，在它能给我们胴体外部的肢体与内部的脏腑同时作均融适度的运动。它纠正了西方运动偏重发达肌肉的流弊。笔者个人经验，因为看到好几个当年运动场上保持长时期冠军纪录的老同学，现在老了多犯上严重心脏病而生的警惕，深感太极拳运动更有积极提倡的必要。因为，太极拳这种运动内外兼顾，均融适度，不独老少咸宜，男女俱适，特别是衰弱病夫，只须认真勤练，必可恢复健康进而变成一个桓桓壮士。郑师曼青就是活生生的人证。

　　太极拳的第三个优点是它练习所需时空条件的弹性。原来传统练习的功架，有一百二十八手，一套练完，认真些需时十多分钟，草率些也需七分钟。现在经郑师保留其应有的款式，删除其复演部份，精简成三十七手，一套练完，即相当认真只需三分钟。如嫌不够可重演一次至两三次，在时间上有可长可短的弹性。太极拳所需的空间可以练习者跨步的大小随客观环境随时配合凋整。在大广场大草坪上，练习者当然可以配合四个正方，八个隅角，使用太极拳八卦五行十三式的长拳，任意施展。可是，当他不得已而局处斗室中时，他也—样可以在几方尺的面积中，无阻碍地练完三十七手全套太极拳而不感不满。任何运动，为设备要求所限，只能在每天条件具备的几个小时内练习。太极拳则一天到晚任何时间任何处境中，都可练习。我们在居家、行路、酬应、闲站时，取坐、立、行、卧任何姿态，只须注意以心与气相守丹田作均融适度的调息，就在打太极拳，就可收意外体健的实益。

　　太极拳的第四个优点是它具备团体运动应有的条件，足为集体运动的模范。太极拳的演习，不论一百二十八手的复式，三十七手的简式，手与手间的转变，即一手中小动作的转变，皆有一定时间的节拍。换言之，这是一个有节度的演习方式。有节度的演习方式就可以配以音乐指挥其行动。我自己演习时，经常感觉到，不独手与手间有节度，即每一手中的小动作，还可分成小节度。转配音乐，不是更可分成一板三眼，一板一眼这许多变化了吗？因此，我很希望热心的音乐作曲家能根据简化太极拳的三十七手运动，谱成配合的乐曲，广制音乐带，以供给学校或其他有心作集体太极拳运动者作指挥演习的进行曲。这将给太极拳的普遍化以极大的助力。

　　太极拳的第五个优点也就是它对世界作最大贡献的优点，那就是，它可以作世界拳击比赛最标准的模范。最近阿里与史宾克斯「世界重量级拳王争霸战」的电视录影片在台播映曾引发一场不算太小的风波。电视公司以为拳击为世界公认正当运动的一门，播映其冠军争夺战，应与一般运动片等量齐观，决无禁播的理由。可是主管官署却以为拳击比赛残酷、残忍，冠军争夺，其程度必甚於一般比赛，故主禁播。虽然，最後因舆论的支持，这场比赛还是解了禁，并且拳击麦演，双方不独不残酷残忍，好像还有彼此忍让的君子之风。现在，风波虽然过去了，问题却还存在著。我倒要问，大家要使两个一无仇恨的人，为了金钱，为了虚荣，登台对打，打得头破血淋，倒地不能起甚至丧命以为快，跟我们看斗牛、斗鸡那种残酷动机有什么不同，这是中国道德观念所不齿，还会符合西方提倡的所谓「运动精神」的吗？我不相信，有正义感的西方人会支持这种运动，可是，拳击仍风行无阻至今日，问题只在没有其他型态的比武方式可取代它。我们中国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把太极拳的推手来代替西方拳击。

　　太极拳的推手绝不伤人，可是，一个转侧，一番迎拒，优劣的功夫立见；他「听劲」而能「懂劲」，运用「舍己从人」的原理，一撒手倒人於寻丈之外，不伤人而胜负立见。凡是内家都会很容易定出判断优劣，确认胜败的计分标准，决不会像西方决赛，必待赛者打得头破血淋才能见个高下。我相信，我国太极拳的先进们倘能认真根据我国拳经传统，配合近代科学发明，把这个具特长的拳术，作更进一步的改良进步，必能纠正西方忽视我国拳术之偏见而使太极拳的成就在世界拳击界中作有意义的贡献。

第二十二章　迁台初期的中央社

　　第一节　灰烬里起飞的凤凰

　　当我们在民国五十三年四月一日站在台北市松江路志清大楼中央通讯社的大门口，仰观这十三层楼的伟大建筑，一方面庆贺中央社乔迁，一方面同时庆祝其成立四十年的双重大喜时，再回想十三年前，民国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我从萧同兹兄手里接过主持中央社的职务那时，局处在台北市西宁南路简陋得类似木屋的办公楼，自难免都会想起希腊神话里所讲的那一节灰烬中起飞凤凰的故事来的。困苦奋斗，十三年的中央通讯社，能有这样飞黄腾达的成果，的确像只凤凰，而十三年前自大陆撤退来台的中央社，实在只剩了一堆灰烬。

　　就时代环境来说，我接任中央社社长职务的时候，台湾的处境，蒋公在国民党改造委员会说的两节话，最能表达我们大家当时的心态。他一次说道：「今天我们在台湾实已到了最後的地步，如果再退一步只有一起跳海！」他又一次说道：「今天的命运到了同生死的关键，不只是共患难而已！」我那时候的确抱著这种心态接管中央社的。可是接手过来的中央社，前任萧同兹兄在大陆上惨淡经营建设成的一个足与近代国际大通讯社媲美的规模，竟像经过一场大火，烧得片瓦无存，只剩了一堆灰烬！

　　那时候西宁南路办公楼只是接收敌产的一座简陋不堪的房屋。这本是中央让台北办事处接收日商木材统整会社的三层木造办公室，一下子竟成了总让全部人员带著眷属，办公而兼宿舍的聚集所。回想大陆赤化当时，中央社散布在全国的人员两千多人，因职务关系都是最後撤退的忠贞斗士，因此殉职者比比皆是，即幸而逃出也多未能辗转来台。其少数幸而携眷来台者，只剩了一百六十多人，都以西宁南路为一时栖身之处。所以我接管中央社的第一件事，要招寻星散的同人与安顿投来的旧部。於是西宁南路这座办公楼变成了一座带著救济、办公双重任务的大杂院了。

　　但，通讯社的业务，分秒必争，不能一刻停的。就是一堆灰烬，也得发挥它大众传播媒介不能停止的功能。当然想办事，第一招要搅钱；要搅钱就得认清中央社的品质与其当时的定位。

　　中央社是在民国十三年由中国国民党宣传部创立於广州，规模虽小，随北伐军报导已见锋芒，然其正式成为具有近代规模之通讯社，延至民国二十一年由萧同兹兄接管改组始告实现。同兹兄初对大众传播事业既无接触亦少兴趣。他那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意外地得到总裁蒋公的青睐，召见他，要他担任中央社社长的职务。同兹兄率直恳辞，诚述不能胜任。蒋公仍坚持。嘱考虑数日再作决定。同兹兄因即赶到上海，就商於新闻界若干旧友，得共同劝进的反应。因为新闻界咸认，当时国内外新闻受外国通讯社之垄断，深盼能有一个大规模的中国人自己的通讯社。同兹兄有此机缘，正是全国新闻界所久盼而无从著手的盛事，大家一致拥护。同兹兄得此鼓励返京，向蒋公提出下列改组中央通讯社的三点建议：

　　㈠要使中央社成为一个社会事业，必须机构独立。对外不用「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名义。

　　㈡当时中央社的电讯仅赖交通部的有线电报，消息的传递不太灵活，希望能自设无线电台，建立大都市通讯网。

　　㈢在不违背国法和党纪的原则下，希望有处理新闻的自由。

　　蒋公竟全部批准了他的建议，於是同兹兄给中央社展开了前途无量的新页。这三项建议确定了中央社卸去党营包袱，迈向民营企业的执业目标。同时，一个通讯社能够据有自己的无线电收发报电台是世界新闻史上的创举。全球大通讯社如路透、美联都望尘莫及，中央社就此一点已足傲视群伦了。更重要的蒋公面允同兹兄这些建议，明确表示中国国民党的创办中央社，是抱著天下为公的挚诚，以期达成创建民国的伟业，绝无**、纳粹党掌握宣传机构以稳固独裁政权之野心。故同兹兄建议改中央社为「独立的社会事业」，蒋公毫无犹豫的一口答应了。此後到了民三十三年四月一日中央社成立二十周年社庆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录总裁嘉勉中央社的贺辞写道：

　　「我中国国民革命之伟业由新闻界之热诚鼓吹以扬其前绪者，而由我新闻界之继续奋斗以竟其全功。」

　　这节短短嘉勉的话，更确证了蒋公期待中央社之任务为继续完成其鼓吹国民革命伟业之成功，也就是本天下为公的动机以创民国的再度作书面指示。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蒋公以党的立场，期待中央社者只求其为创建民国作忠贞的服务，至所谓国营、党营还是民营的考虑，只是外表形式上的枝节问题，不值得过分重视。

　　不幸中央社却在这问题的纠缠中，无法获得其正确的定位，使其组织之归属与经费的来源永远逼得我们主管者掩掩藏藏，暗中摸索，浪费了很多精力，仍不能得合理的人事安排与经费配合。因为，同兹兄建议的民营企业化，真要成功，谈何容易。我们要知道，通讯社的客户是大众传播各事业机构。我接办中央社那时期，台湾的报纸稍稍有那么几万份销路的只有党部支持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省政府支持的《新生报》，其收入能勉强应付开支已需十分努力。此外，民营报纸《民族》、《全民》、《经济》（这三家在民四十年间合并为联合报）、《公论》、《国语》及《华报》，都是销数有限，入下敷出，给中央社的稿费只能付象徵性的数千元；其中《公论》及《笔报》即此戔戔小数，积欠常达半年以上。造後《徵信新闻》四十七年改版成《中国时报》、《青年战土报》、英文《中国日报》及《中国邮报》、《自立》、《大华》、《民族》三家晚报先後创刊，原有的几家报纸也逐渐发展，中央社才能要求增加稿费以万元计，并规定每隔三、四年调整一次。但这些稿费收入与中央社业务发展所需可说有天渊的距离。虽然台北之外，其他城市也有些报纸，其稿费更是象徵性的菲薄，那时候，电视还没有，广播只「中广」与「正声」给少数稿费。综合言之，中央社要企业化，面对著这样一个穷困客户的市场，只有摇头兴叹了！

　　中央社的企业化是经中国国民党总裁亲自核准的，可是其不能企业化的实际情形又如上述，那末，我接手主持它的业务，只能保持它原有党营的定位了。但，我再进一步作深入的了解，中央社在同兹兄主持的十八年中，已发展成新闻网遍布全世界，职工人员国内外总数在两千人以上，几得跻身於世界大通讯社之林，其需费浩大，绝非国民党所能负担，故其经费实由政府动用国库以补助金方式转由中国国民党支付。则中央让名为党营，实系国营。为了避免实际不需避免的误会，造成中央社定位不明，使我们主持者在两个婆婆支配之下左支右绌难为其好媳妇了。在人事的任用安排，预算的设计定额，通过了党方各级主管的盘询，又要应付政方有关单位的指责，浪费漫长时间、无限精力仍难求理想之实现，此种困苦中挣扎的情形，当在下节中详加叙述。我在本节中要叙述的，集中在我处此灰烬环境中仍能成为起飞的一只凤凰。我为篇幅所限，只能撮述我主持迁台後中央社自民三十九年到五十三年这十三年所得的业绩。

　　在未述业绩以前，先应把中央社业务本身说一个概略。中央社的业务可一言尽之，那就是：「新闻的集散」。「集」指的是尽量发掘我需求的新闻泉源，除自己遍布国内外的新闻网之外，还要遍搜同业的收获来充实我们的需求。「散」指的是运用这些新闻，透过最迅速、最广泛的传播媒介系统，发生钜大影响力，产生达成我们需求的回馈。再说得具体些，中央社作业的需求有异於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新闻通讯社。它们作业是以新闻为商品，故其需求是赚钱；中央社作业是遵循中国国民党总裁的指示，要「继续完成鼓吹国民革命伟业之成功」，本天下为公的原则，为国家服务，为人民造福，绝对没有一点为某个人、某阶级或某团体求利的私心。因此，中央社新闻集散的运作，凭此需求目标，有选择性的，不论编辑、采访都需有作此选择的智慧与才能，水准必需很高。

　　中央社在这庄严而沉重人才水准必高的需求下，在我主持的十三年中，得到了下列的业绩：

　　在组织部门言，中央社已具一般国际通讯社的形象。最高领导设有管理委员会，由社长参加决策而实践。社长综合主持全社的作业，下分行政与业务两大系统。行政系统，由副社长总其成，下设秘书室、经理部、会计室、人事室等单位，其作业方式与一般事业机构相同，无特别说明之必要。至业务系统，另有通讯社本业的特殊架构，当作详述剖析。上述「新闻的集散」工作完全集中在此一系统之中。系统之端，由总编辑总其成。当时中央社为配合现有人才与执业需求，此系统再下去的组织，不免迁就现实，未合理想。当然就「集」的方面讲，通讯社的业务重点在采访新闻。而其新闻来源，除国内以国文写的之外，尚有许多来自本社驻外记者及与本社交换新闻的许多外国通讯社，多是用外文写的。因此我们设采访部，专集国内以国文写的新闻之外，必另设编译部，专将本社国外各单位发来的英文专电与合约友社的电讯译成国文。采访与编译两部，只限於「集」。将所得新闻集送编辑部，再由编辑部遵照总编辑指示，执行其「散」的任务，编成各种不同呼号的广播电稿，以应海内外各种不同客户的需要。传送职务由电务部任之，该部按照规定时间，在自己的发报机上发给客户自收或由我海内外单位接收转达。这是中央社作业主要单位运作之概要。此外，尚有摄影室与大陆新闻室、资料室等备编采人员的配合需要。

　　在我民国五十三年卸任之时，中央社的组织，除台北总社外，国内有台湾中部分社，高雄、基隆、花莲、澎湖、金门、马祖六个办事处，以及桃园、新竹、苗栗、嘉义、台南、屏东、台东、宜兰聘有特派记者。实际上，在这十三年中，我对组织的努力，集中在国外分支单位之扩展。这阶段结束时，中央社在亚洲有香港、东京，汉城三个分社，并在新加坡、马尼拉、曼谷、雅加达、吉达、安哥拉设办事处，在可伦坡、吉隆坡、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马来西亚的沙巴聘有特约记者。越南未赤化前，在西贡设有办事处。在北美洲，美国分社初设纽约，後移华盛顿，纽约改为办事处，此外，波土顿、芝加哥、休士敦、旧金山、洛杉矶皆设办事处。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与多伦多，美国的夏威夷都聘有特约记者。在中南美洲的利马设有分社，巴拿马、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波哥大皆设办事处。在欧洲，伦敦办事处後改为西欧分社，巴黎、罗马、波昂、布鲁塞尔、维也纳、马德里皆设办事处。在澳洲，设有坎培拉办事处。这些国内外单位部每天采访新闻，发电台北，供总社编成各种不同呼号的电稿，供海内外各种不同的传播同业之用。

　　同时，中央社新闻来源除上述自己采访之外，总社更与世界各国重要通讯社签订新闻交换合约，以充实其社稿。计经我签订之各国通讯社有：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日本共同社、沙乌地新闻社，西班牙爱菲社、义大利新闻社、印尼安塔拉社、在越南未赤化前的越南新闻社与自由太平洋通讯社。凡订约者都订定双方可收录彼此电讯编入自己的通讯稿中。中央社藉此合作，得充实稿源与扩展国际宣传的双重收获。

　　中央社从海内外撒布这样广泛的采访网，透过电务部的收报机，收集全世界即时即刻的新闻，交由总编辑指导下，配合不同传播客户的不同要求，编成各种不同呼号的电稿，即时即刻由电务部发报机送给海内外各单位转送各客户。所谓中央社的不同传播客户，就文字言，有中文、英文、日文、西班牙文四种不同之客户；就业务言，有早报、晚报、广播、电视、通讯社五种不同之客户，因此针对这些客户不同的要求，中央社每天编发不同文字、不同内容、不同长短、不同呼号的电稿，计有下列国内五种，国外七种，共达十二种之多。

　　（甲）国内服务：

　　㈠中文社稿：以供应台北地区各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为主，每天发油印稿，从下午五时半起，每小时发稿一次，每天六次，由各客户派人来取。晚间十时起再用条式传真电报机发送给各客户抄收。此稿呼号为「CTP—2」。

　　㈡专供台湾各地客户：呼号为「CAP」，每天下午六时起，以条式传真发送。

　　㈢专供晚报客户：呼号「CTP—l」，每天正午八时起到下午一时止，编发简要新闻，用条式传真发送。

　　㈣口语化新闻：专供广播电台及电视台之用，每天从上午八时到下午七时五十分，以条式传真供应改写的口语稿。

　　㈤对金、马、澎区专播：呼号「CBP」，专编简报，用条式传真供三地报纸之用。

　　（乙）海外服务：

　　㈠对美中英文专播：对美国纽约、旧金山等地侨报发中文稿，对美国大众传播界及订合约的通讯社与各界重要人土发英文稿，综合呼号「CKP」，由行政院新闻局驻纽约代表以「中华社」名义代收代发。

　　㈡对世界各地英文专播：呼号「CEP」，每天分三节，以自建发电网与合众国际社线路双管齐下向世界各地播出。

　　㈢对沙乌地阿拉伯英文专播：呼号「CRP」，以条式传真每日分下列三种方式播出：

　　(A)CRPA  专供我驻沙大使馆转发各报。
　　(B)CRPB  专供沙乌地新闻社按合约采用。
　　(C)CRPC  专供利雅德日报照合约采用。

　　㈣对日本专播：呼号「CJP」初用英文後改用日文，以条式传真到东京分社，转发日本各报。

　　㈤对南非英文专播：呼号「CSP」，本社与南非通讯社合约交换新闻，每日编发英文稿一千字，以其无传真设备，故改用电动打字机传送。

　　㈥对中南美西班牙文专播：本社与阿根廷泰兰社及秘鲁安第那社订有交换西班牙文合约，故每周各五天以西班牙文由电动打字机播送。

　　㈦对港、泰、韩、菲中文专播：呼号「CFP」，每天编稿传送香港、曼谷、汉城，马尼拉供四地侨报之用。

　　中央社对客户的服务，除上列电传广播稿外，尚有下列三个重要项目：

　　㈠重要参讯：中央社遍布全世界之新闻网，也就是代表国家遍布全世界的耳目，其平日所接触者除可以发表之新闻外，必有若干不宜发表而有重要参考价值之资讯。本社在社长督导之下，编有不定期的重要参讯，专供政府少数高级决策要员之参考。

　　㈡图片供应：中央社设有摄影室，备有摄影记者，经常与采访部配合摄制新闻图片，自行发稿，择其重要者发图片传真稿，供国外报纸杂志刊用，颇得好评。

　　㈢专稿供应：中央社除以电讯供应新闻外，亦有指定编辑就国内外重要事件或问题，撰成专稿，邮送国内外报纸杂志，供其作专栏之用。我写的「谈天下事」稿即为供此服务之一例。这项服务最受侨报欢迎。

　　当然，中央社遍布全世界新闻网之能发生其举世无敌的影响力，最重要的还靠蒋公予我们的特惠，使我们有自己的无线电台。我初接任时，因陋就简，只能在西宁南路那座木屋式的办公楼中，将抢运来台的若干旧机件兼设收报发报台。机件旧而缺，两台距离这样近，又在人烟密集的市区，其工作效果之低，自在意料之中。经我不断的努力，卒於民国四十四年在台北市郊区天母建立我们自己的无线电国际发报台，民国四十七年在台北郊区二重埔建立我们自己的无线电国际收报台。这才完成了我们自己电报局之建立，足以傲视同行了。

　　以上是我民国三十九年从萧同兹兄手中接过中央社社长职位迄民国五十三年後给马星野兄接任，先後十三年把中央社重建起来的业绩。自问此业绩的成果，可使我们中华民国中央通讯社再度跻身世界大通讯社的行列，在亚洲地区可与日本的共同社同为全区之翘楚。我在民国五十一年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曼谷召开的「亚洲及远东通讯事业发展会议」时，即得到出席同业这样的肯定。我卸任社长升为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虽不再负业务推进之责，仍负责督导，直到民国六十一年才卸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统计我任职中央社，从社长到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後达二十二年之久，占我写此文时倒数来台四十年之一半有余，也是我一生任职最长的一个岗位。我深喜能继同兹兄的辉煌创业，来台後得此重建的业绩。可是这业绩的造成，却经过一番未尽告人的苦斗，愿在此作自传时，尽量吐一吐这一肚子的苦水！

第二节　两位婆婆手下做媳妇

　　我在接管中央社的时候，它是以党营的名义作业，其经费实际在行政院总预算中以补助费项目挂在教育部预算中，切切实实是一个国营事业。这种名属党营实际国营，定位模糊、身分不明的畸形状态，使我做社长的正像一个媳妇处在两位婆婆指导管制之下主持家务，永远搅得我头昏脑胀。因为，作业纲要的规定，人事预算的配合，既属党营自应先得党方文化建设委员会（即今之文化工作会）与财务委员会的核可。当然，党方既作原则性的考虑，不负任何支持的担负，但不免仍多干扰，特别在财务方面，预算同意经常作不识实务的挑剔，要费一番唇舌。然而，这总还算容易对付的一位婆婆。预算考虑轮到政务这位真正出钱的婆婆，可就难关重重了。第一关是以补助费名义挂中央社预算的教育部。中央社事业—天天发展，当然它的预算一年年的扩大。那末，要教育部同意，让这笔补助费一年年庞大到跟教育部全部总预算差不多大小的程度，需要我们自知不合理的坚持，配合著教育部能识大体的忍让。但，最後难关还在主计处。问题在我们要的是补助费，并非政府规定的正当支出，因此是可列可删的项目。数目开大了要删，去年至今年新增的项目更是必删的对象。说服主计处肯接受中央社全盘预算，真要费尽九牛二虎的力量。

　　中央社是确确实实做著公务员的工作，却不能得到公务员除应得的薪水之外，可得种种实物配给、房屋补助等补助其生活之经济支援，中央社员工除了薪水，不能得到其他分文的增益。社方主管想要设法增益员工生活的补助，最轻便的办法是从事业费中占求得匀支，可是要匀支，又受党部财委会的控制阻止。实际，中央社既是一个大众传播机构，其员工待遇必以同业的尺度为标准，始得争取或保持适任人才。我到职第一件使我骇怪的事，发现中央社员工待遇不独比民营传播机构员工待遇差一大段，比政府公务人员待遇也有上下床之别以外，竟比同样是党营宣传事业的中央日报还落後一段距离。我断然决定，这是我到任应力予纠正的第一件事。

　　据详细调查，中央日报员工待遇虽还比不上公务人员的标准，却已超过中央社标准很多。兹将两社这项支给作对比之如下列举：

　　㈠统一薪给：中央日报比中央社高出百分之二十。

　　㈡年终奖金：中央日报年终加发五个月薪津，中央社年终加发一个月薪金。

　　㈢菜金津贴：中央日报职员技工每人每月发二百元，工友一百元；中央社前者发六十元，後者发三十元。

　　㈣晚班夜点：中央日报每人每夜发五元；中央社前半夜发一元五角，全夜者发三元。

　　㈤房租津贴：中央日报以年资、职级、人口三项积点计算，每点五元，最高一百点可月发五百元。中央社除部分资深高级者配有宿舍外，未得宿舍者每人每月发四十元。

　　㈥福利金：中央日报每人每年发价值—千二百元之福利品。中央社初期无力发福利品，後设员工福利社廉价供应福利品。

　　我就凭著上列对比资料，以公文及个人奔走向党政双方主管机构，以中央日报为例要求调整中央社的员工待遇。我强调中央社所负职责，需高级人才，以此待遇势难苦撑。

　　就员工立场言，生活窘困，势必意志消沉，自难要求其以最高工作效率，发挥自发自动的工作精神。但就中央社业务言，要达成灰烬中起飞凤凰的工作目标，不独要维系原有人员，并必须尽量延揽新进干才。不幸的是，凡在水准以上的各项人才，尤其是如干练的编辑，记者、英文编辑、编译，及高级电脑人员，在职者易为待遇丰厚的同业网罗而去，补用人员又以中央社待遇菲薄，望而却步。故调整中央社员工生活，使在职者安心工作，并配合起飞业务，更能吸引新进干才，大家专业久职，实为重振中央社第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我希望得到党政有关机构的重视而予以援手。

　　我知道以中央社实际需要作标准以求员工待遇的调整，希望能打通党政双方的重重难关，势不可能。不得已求其次，以同样党营的中央日报同人现有待遇的标准为例求调整，入情入理，应无窒碍可言。不料，我虽得到党方无理由不首肯的支持，到了政方，教育部和主计处还是以种种无法无奈的理由予以刁难。我正像面对商场能手，跟这两个机构作讨价还价的切磋琢磨才能在民国四十一年的中央社预算中对员工待遇作了如下的调整。

　　㈠统一薪给：仍保持中央社旧规定不变，惟原定年底加发一个月薪给之外，调整在端午与中秋亦各加发一个月，全年共加发两个月，需增预算全年十八万元。

　　㈡菜金津贴：援中央日报例，职员技工每人每月调整为二百元，工友一百元，共需增预算全年三十二万七千六百元。

　　㈢晚班夜点：比照中央日报例，每人每夜五元，全年需增预算十三万二千元。

　　㈣房租津贴：比照中央日报例，每人每月二百元，全年八万八千三百二十元。

　　上述四项总计全年新台币七十二万元，如按中央日报例照加应得一百九十万元，相差仍少一倍有余，然此戔戔员工待遇的增益，我已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的。

　　以上这一案是我在两个婆婆下挣扎奋斗虽未交白卷，仍不能圆满达成任务之一例。不料後来到了民国四十九年，我再次为员工福利争取政府初办的公教人员保险，竟能意外地达成了任务。

　　公教保险是在民国四十七年间经立法院通过後实施的。最初由中央政府机构开始，第二年由台湾省政府机构跟著举办。初期保险对象限於政府法定机关编制内的公职人员。我们中央社既是党营，其员工自无公职人员的身分，怎么能要求参加公保呢？但，为了争取增加中央社员工待遇，我有缝就想钻，更何况中央社从创始以来切切实实做著最标准的公务员工作，争取公保我是有理直气壮的立场。要办这件事，我因个人公务蝟集，实在抽身不出，大部分工作指令中央社经理部主任陈新萌在我指导下负责去干。

　　新萌是一个头脑灵活、干劲十足的长才，他受我影响研究企业管理，曾写一本《实用人事管理》的书。不料这本书对他争取公保派上了用场。因为主管公保的政府机关是考试院铨叙部，他打听到前由我主管的新闻局第一处处长詹絜悟，现在正做著铨叙部参事，他就以旧同事身分访问詹絜悟，并献其新著作投石问路的尝试。詹氏骇其外行人写他的本行学问，惊佩之余，要介绍新萌参加人事行政学会以示好感。新萌结此善缘，即以中央社参加公保之要求提请协助。詹氏表示，若严格的就法规来研究，困难颇多。新萌就拿中央社虽为党营，实际做的是政府机关的事，其执业人员应得公务员待遇为理由请詹氏帮忙。詹絜悟原本是我的旧属，因即承诺将中央社要求转报部长雷法章，并约期嘱新萌面谒雷部长，亲述求允之理由。新萌返社向我报告与詹氏谈商经过，并告将约期谒雷部长。我闻言欣见此视为不可能成功，只作尝试之要求有好转的机会，因亲自写一长函，详述中央社为国宣劳之业绩，祈其秉公处理。新萌持函应邀见雷部长，面述中央社虽为党营实属公务机构之理由。雷部长接见态度非常和蔼，并言曾社长是他敬佩的好朋友，所请也抱增益部属福利为公众服务的挚诚，他应玉成所请。因嘱新萌迳与该部第三司协商研究。新萌赴第三司，司长徐巽华告以部长已有电话指示，随即互商细节。此後一帆风顺，新萌三、四次铨叙部往返，带给他们许多有关参考资料，经过公文应有的手续，在不久的时间里，这件难有成功希望的事竟轻易地办通了。新萌办通了这件事，始终没有知道怎会办通的理由；他只猜想我写的那封信或有促成此事的影响，可是影响何来，他还是茫然。事成之後，我没有再告诉他的必要，所以这还是我至今藏之於心的一份秘密，现在写自传，不妨把它纪录下来。

　　雷法章是一位认真要把我国政治体制配合时代潮流革新进步有抱负的公务人员。因此，在他就任铨叙部长以前，专程到美国去研究美国政府的人事制度，作为他就任後革新我国政府文官制度的参考。他留美的时间有限，所能接触的人与所要收集的资料，自然不能周全。但是他了解美国政府那时候也在研究革新人事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想借镜美国企业界的人事制度作为其革新政府文官制度的张本。他的研究就以此为目标，遗憾的是他为时间和空间所阻，不能有很多收获。适在此时，我受美国国务院之邀，得作访美四个月的观光机会。我重视此行，不作观光而作专题研究，详情当在另章细述。我研究的专题刚巧是美国企业管理，四个月中，遍访美国全国企管有成的大小企业与企管研究的著名学者，所获甚丰。回国後适於社交中不经意间遇到了雷部长，两人谈及赴美研究目标竟不期而可互相参证。因而彼此交谈情深，相互切磋，成了好友。我发现美国政府的文官制既以企业家的管理制作为重要张本，雷部长既有革新我国文官制以美国文官制作参考的动机，则我收集的美国企管资料自己正无法消化，把这一大堆资料送给雷部长倒可玉成他的革新宏愿。因此，我决心这样做。雷部长的「公务人员职位分类制」，轰动一时，成为当时全国公务机关革新人事管理的重要起步措施，得我此项赠送资料之助益甚多。内此，我们成了彼此了解办事认真的知己，我为中央社请公保，自必得他肯定的反应，使这不易成功的尝试反得到了意外的成功，雷部长在有意无意之间承认了中央社是一个国营机关。

　　不幸雷部长的协助为偶发事件，仍未能解救中央社两婆之间难为媳的困扰。我曾为这问题做过一次直诉最高决策者的奋斗，那是早在民国四十一年七月间发生的。那时候，美国政府突然发生中央社究系国营还是民营的疑问；倘是国营，中央社驻美员工可免缴所得税，美国政府过去一贯以此标准处理；今闻中央社是中国国民党经营的通讯社，党营就是民营，民营机关的员工依法应缴所得税，并过去不缴应缴罚金及补缴全部欠税。中央社驻美分社要求总社作下列说明送外交部，以便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答覆：

　　㈠中央社民国三十九年改组後有无新组织法可作说明根据？

　　㈡中央社究竟是隶属行政院下一个独立附属机关，或是某部的附属机关，抑或仍属於中国国民党？

　　㈢中央社经费来源何自？

　　我接到美国分社上列要求後，即与有关机关往返磋商，请外交部作如下之答覆：

　　「中央社虽有改组为民营机构之议，然迄今尚未实现。目前地位仍如往日，未有变更。」

　　这样蒙混之辞，实非有效应付此复杂问题之良法。果然我驻美大使馆接到美国务院转美财政部提出要求，对於中央社定位问题要我们作下列各点的说明：

　　㈠中央社是政府之一部分。

　　㈡中央社重要主管之产生方式。

　　㈢中央社当前之工作任务。

　　㈣中央社有无资金。

　　㈤中央社职员退休及核发护照等事是否按照政府人员待遇执行。

　　㈥立法，行政两院对中央社活动之督导范围为何。

　　㈦中央社是否出售新闻稿。

　　美方此项公文到达外交部後，我即紧急处理呈请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确切调整中央社定位为国营事业。美国政府的压力，当然是我提出这请求的导因，实际这请求是我受二婆下难为媳之困扰，藏之於心，随时要恳请中央考虑的一个问题。因此，我在叙述中央社维持党营，驻外单位预算将作不合理膨账之外，即就发挥沟通的业务功效言，也难及国营之大。因为就当时的情势言，中央社民营实现匪易，不得不仍归党营，可是中央社业务的扩展，有日增其庞大经费之需要，绝对不是国民党能力所可负担，势必仍由国库以掩耳盗铃的方式挂在某部某会的预算中，来应付日长夜大的钜大开支。我身为中央社社长，永远为中央社叫屈。我们做的，从同兹兄创建中央社起，历经北伐、肃清军阀、抗战、迁台复兴几个大阶段的奋斗，我们可以摊开中央社累积的社稿来检讨，会有一条新闻不是为利国福民而发的吗？我们切切实实做了最忠实的公务员，可是，我们的经费永远要掩掩藏藏挂在别人名下「偷」到手，员工待遇永远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求公不得公！更何况我和同兹兄主管中央社时期党政一家，为国尽忠到为党服务，更没有作这种掩耳盗铃令人不齿丑态之必要。我因此痛恨，要藉这个机会，除行文外，更亲自在本党改造委员会一吐积愤；力争把中央社改组国营。并加声明，中央社原定民营的目的留待将来大众传播事业发达再加考虑。很不幸的，我这力竭声嘶的呼声，未得党内元老同志的支持，他们仍以为中央社是在广州时期由本党一手创建的宣传机构，自应保持此具伟大影响力的事业为己有，划归国营，将来政治发展趋向多党模式，国民党不执政，中央社不能再为党服务，这牺牲就大了。这套话，好像言之有理，实际仍是强辩，可是我就在这强辩的压力之下失败了！中央社永远挂著党营的招牌，实际做著国营的业务，直到我执笔写自传的民国七十八年的今天，这庞大的一亿几千万元，以文化补助费名义挂在外交部预算中，受党外人土在立法院内作严厉的攻击，这又何苦来呢？

第三节　无中生有的志清大楼

　　我在两婆之下难为媳的困境中，以常识判断，事务的发展缚手缚脚，不应该有什么建树可言了。可是我仍能跟著中央社业务一日千里的进步，经过十二年的奋斗挣扎，把中央社从西宁南路的陋屋中，不费一文国库，差不多无中生有，搬到松江路十三层的辉煌大楼中，呈现它的确是世界大通讯社的形象。

　　中央社西宁南路办公楼狭窄简陋绝对不能作总社办公之用，我民国三十九年就任时踏进它的大门，就决定要作立刻他迁的努力。可是历经向有关方面奔走请教，辗转磋商，遭遇到不知多少大的失败挫折，才在民国五十年完成计画，民国五十二年新厦竣工，经过十二年的苦斗才算完成了这一件艰钜的任务。这或者可以说表现了我办事无能的笨拙，但也可以说，表现了我锲而不舍不成功不罢手的老牛脾气。

　　我最初了解，中央社所处的地位，要向党政方面请款建新社址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那末，要找新社社址只能以旧有国产房屋来交换。拥有大量国产房屋的机关，当年不是省政府就是市政府。因此，我解决这问题第一步决定的方向，是向这两个机关进行探索协商。那时候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是我老友，台北市长高玉树也是很肯帮忙的新交，两人都同情中央社的遭遇，嘱令所属主管尽量与我合作，解决问题。我们经常随同两机关所派协商小组巡视并检讨其所控制的国产房屋，详细研商如何可以拨归中央社作我们办公之用。不幸经过十年摸索研商的结果，两机关得到一个相同的结论，那就是：省市政府可以拨借给中央社供办公之用的房屋，只有职工们所占用的宿舍，要现住的职工与眷属迁让其宿舍，必先为他们妥求另作安顿的办法，在未得安顿办法以前，省市政府爱莫能助。

　　这是实情，换言之，空手不能打拳，中央社要建新社址非找到一笔财源无从动手。於是，我分找党政主持财务的同志，研商为实践此计画的财源求来路。最後，我们才想到了利用西宁南路闹区地价与台北边缘地区地价高低的差距，卖此买彼，可以发掘到无中生有的财源。得此启发，我立刻拟定计画，在民国五十年某一天的本党中央常会中提案请求核示。经过热烈讨论後，欣蒙总裁蒋公当场批准所请，交行政院从政同志尽速照办。同时，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是陈诚（辞修）副总统兼任的，辞公是我知己，也是中常委出席这次会议，并且还是发言坚决支持我提案的一位热心同志。

　　我得此鼓励，以为筹建新社址，挣扎了十年总算已达於水到渠成的阶段。不料，把握到了原则，实践而求效果还要突破重重障碍，解决许多问题。简单扼要讲，中央社的党营，只是政府的一个补助机构，领用了国有财产，绝对无权处理它。因此，我们想卖掉它是办不到的。即使卖了，也无权以此卖价去另买新屋。那末，我们卖旧屋买新屋的计画虽经总裁批准，院长支持，发到部会要求实践时，大家并不推卸责任，却都摇头找不到合法步骤。

　　我这提案在本党中常会通过後，过了好几个月竟一无动静，我骇怪之余就叫陈新萌到行政院去做一番摸索。他到行政院秘书处第三组找到了此案主管人员，据告称，这件案子相当复杂，需要送交有关部会签拟意见，始可进行。我们才明白，久无动静的原因是为了案情复杂，在公文旅行的过程中把它拖延下来的。这位政院主办人员所说的有关部会计为：㈠教育部，是当时编列中央社经费的所属主管单位，他们一向公文照转；㈡审计部，他们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出售及购买公产手续；㈢内政部地政司，他们依照处理国产办法进行应办事项。这三个部都不会表示正面意见，可是每一单位与行政院公文往来都要化上一两个月。最後到了财政部麻烦就大了。财政部那时，跟著政府机关避免轰炸疏散办公的办法，部分办公人员疏散乡下办公。新萌要找的该部主管国产的科长疏散办公室远在「乌来」附近的「屈尺」。新萌直上屈尺找了好几次才找到了这位科长。他见了面，起初还是打高空，口口声声说，问题复杂，要好好研究。後来经新萌逼得紧，他才坦诚告诉新萌，总统交下的案子当然不能不办，但一切都应按照法令规定做。这件案子实在令人难以处理。第一，中央社是一个补助经费机构，根本没有分配公产办公房屋的权利，现在借用的房屋是以前在特殊情况下的临时措施。第二，公务机关购置办公房屋，经由主管机关编列入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後才能进行。以中央社的定位，应由教育部编入预算请拨。第三，旧地出售，财政部对处理公产另有规定，不能和购屋混为一案。由於这种种问题，他还没有想出可行办法。於是，新萌又去找行政院秘书处研究，请他们帮助财政部找出路。在多方协调之下，最後决定由这四部的主办人员约定日期，在财政部举行会议，共同研究办法。

　　这是新萌锲而不舍、负责奔走，打开了公文旅行困扰创造出来的奇迹。这个四部人员的会议，新萌当然也列席参加。他们很深切地互商了许多办法，最後作了决定，由他们四人共同列名合签以减轻财政部那位科长的责任。所签意见是：「请教育部编列下年度预算，购入新屋，借予中央社使用，由国产局管理。中央社原借西宁南路及中华路两处房屋，交还国产局，由国产局处理。」四人作这结论後对新萌说，这是处理国产史无前例的创举。

　　此後中央社卖旧买新的计画就照这四人合议的办法进行，重要难关虽已打破，但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因为，按法定程序，由教育部编列预算，经立法院通过，领款最少必须等一年以後。同时，购屋的预算极难预估，多了怕立法院通不过，少了将来物价波动，不够买所需房屋，如购地自建，更费时日，同时本社急需他迁的情况，实已迫不及待，於是我非亲自出马不可了。我先後拜访立法院院长倪文亚、财政部部长严家淦和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获得他们财务方面事先的支持，决定先行觅购适当房屋。

　　觅屋事，经理部的沈博渊建立了首功。他在许多应徵的房地中，选中了两处，一处在仁爱路，一处就是松江路的现址。这两处当时还在市郊，一片田地，尚未开发，故地价很低。仁爱路一处还是空地，松江路则为四层楼设计的市面房屋，已造了地下室和地面—层。我决定采购後者。因为：㈠可争取时间，㈡容易估计预算，㈢与当时在天母的发报台及二重埔的收报台交通较便。社址选定之後，即在教育部办议价手续，我亲自出席，结果以新台币四百六十万元成约。

　　约是订好了，可是钱还要等一年才能到手，怎能立刻动工成交呢？那时的新台币四百六十万元，按现在物价算有好几亿元，向银行空手贷这样一笔钜款是不可能的空想。我幸得倪文亚、严家淦的侧面支持，卒得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的负责承诺，竟得中央银行不需保证的全数特别贷款，予我以立刻成交的周转支援。徐柏园的这番慷慨援手，使中央社凤凰起飞的奇迹展现了万人瞩目的明证，我至今铭感在心。得款之後立刻兴工，到民国五十二年底竣工，五十三年四月一日社庆开酒会兼庆乔迁之喜。这座大楼落成所费竟用不完预算的四百六十万元，还剩有七十多万，缴还国库，再另案领回，拨入员工福利基金。现在写自传，回首当年，经过十二载的苦斗，竟能把中央社从老陋小楼搬到志清大楼里，创造了不动国库一文钱，无中生有的奇迹，可算是我一生中可以自慰的一件成功的纪录了。

　　第四节　检讨与前瞻

　　我在本章里，把我接任中央社社长职务十三年中的手创业绩成果与苦斗挣扎的经过作了简述，应该在最後这一节里作检讨过去与瞻望未来的结论了。

　　作检讨结论，我第一个想到的问题还是中央社挂了党营招牌做的是国营业务之不当。我再也没有料到，三十七年前，我为这不合理的安排受到不应受的种种困扰，三十七年後，民国七十八年我写这自传的今天，中央社的庞大支出还是挂在外交部的预算项目里，在立法院中受到党外人士猛烈的批评与攻击，我真要跳起来为本党呼冤叫屈！不错，中央社是本党一手创办的，可是本党总裁给中央社规定的作业目标是：「继续完成鼓吹国民革命之成功」。这目标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架构，实际也就是本党组成中华民国的架构。由此可见，在总裁的心目中党政一体，中央社的归属可党可政，不是问题。但，这只是中国国民党建党动机的最高理想，不独未得一般知识分子的共识，并在实践主义创建政府之时，也从来把这党政一体的理想表现在其组织与运用之中。就令中央通讯社实际做的是政府工作，所需经费竟不能名正言顺的作为政府开支，反要掩耳盗铃以补助费名义挂在某部某会的预算中，表现了不可告人的「偷盗」姿态。在中国国民党还政於民的今日，受尽了党外人土讥笑与打击，本党竟无言以自白。中央通讯社受此不白之冤，不能不说本党主管当局的疏忽，应负其责任。近闻主管者受此责难，拟转变中央社的定位，改为国营，以求其预算之合法化。我要说，假定主管者现在觉悟真想纠正又犯了错误。因为，中国国民党一党执政时，党政一体，中央社改为国营，我们能保证本党天下为公的党性，不会影响中央社的作业而使其变质；但，现在转型为多党政制，一旦他党执了政，难说中央社不被利用而变了质。因此，中央社国营只是国民党一党执政时的权宜之计，今转型为多党政制，中央社应另筹确保其纯洁统治管道的办法。

　　同兹兄当年呈请蒋公把中央社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出来的建议，是要把中央社改造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事业」，并经蒋公核可。这是中央社应该改组的最准确而纯洁的理想目标。不幸，我们接棒人把这个目标，依照现成的通讯社为范本，说要学法新社的样，从国营转变民营，把中央社改造成企业化的结构。企业化是—般近代通讯社—致采用的架构，但不是三民主义法制下理想的通讯社应取的架构。因为，企业化的目的是赚钱，为了赚钱，新闻机关必需牺牲它纯洁沟通管道的服务，以迎合新闻市场低级趣味的需要。在三民主义体制下，一个公营的通讯社不能这样做。同兹兄建议蒙蒋公核准的中央社的定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事业」，既非国营，也非一般赚钱的民营企业，而是纯洁沟通管道的公营事业。这是三民主义民主体制下中央社应取的与众不同的架构。怎么三民主义的民主体制会与众不同呢？我们只须透澈了解了国父知识论就可以豁然贯通的。国父的知识论撮要可以这样说：

　　「人类知识参差不同，可分为三类：先知先觉者为发明家，『创造发明』；後知後觉者为接棒者，『仿效实行』；不知不觉者为实行者，『竭力乐成』。」

　　国父的民权观念在其知识论中就表现在不知不觉的「竭力乐成」这四个字上面。他指出不知不觉是三类人中的最大多数，可是法治的实施有效，一定要得到他们的「竭力乐成」。「竭力乐成」是心悦诚服的行为表示。换言之，先知先觉者虽比不知不觉者早知道政治措施应该怎样做，可是他不能强迫不知不觉者盲目地跟著他的指挥棒走，一定要运用他的智慧说服不知不觉者，使这广大群众心悦诚服、自发自动，鼓足兴趣跟著他走。因此，人类的知识虽有先知先觉与不知不觉的距离，在三民主义原则下施行政治变成行为的时候，却构成二者合一的共识没有了距离。这个共识怎么会产生的呢？全靠新闻记者在先知先觉者与不知不觉者之间沟通双方了解，才能得到消灭距离的成效。因此，发动而产生这成效是全体新闻记者责无旁贷应尽的天职，不幸资本主义中培养出来的新闻记者忙著赚钱，往往忽略了这个天职，更不幸我们中国的新闻记者多数受了资本主义的污染，也同流合污未尽此纯洁沟通管道应尽的天职。那末，同兹兄建议蒙蒋公核可的中央社改组的模式，「独立的社会事业」，不是正确地将符合了这纯洁沟通管道应尽的天职了呢？换言之，蒋公代表中国国民党慷慨地把它一手创造培养而成的这个具有伟大影响民意形成的中央通讯社贡献给国家，做一个纯洁沟通管道促成政府与人民两者合一的共识，使中国的民主政体正确地实践了三民主义的要求。

　　此後的中央社不应党营、国营、民营而应公营，究竟公营是怎么一个形式，是我们应该继续研究的问题。我提公营是以英国不列颠广播公司（B．B．C．）作理想示范。那就是，这一个大众传播媒介，应经国法规定，虽由政府预算予以永久支持，政府仍无权干预其运作，俾得不受政治污染而作正确的报导与公正的评论，促成全国一致的政治共识。这是我们在台湾今日政制步入民主阶段，公营的中央社应取的型式。但，我们不要忘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有返回大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时，中央社面对的时代大转变问题要考虑。大陆赤化将近半世纪，五十岁以下的大陆同胞是大陆政治活动的核心群众，数当占全人口一半以上。他们都是身受**的教育与薰陶，根本不知道自由民主以及一切做人应知的常识。我们回大陆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实施我们全民族的再教育，在最有效、最迅速的时间里，清除这些同胞思想内的毒素，恢复他们正常做人的认知。要这问题的实施有效，中央社应是最优先考虑的一个机构。因为，中央社是唯一有自己电讯网的大众传播媒介，使得散居在广大的大陆同胞能不问远近都接触到我们要他们接受的知识，只有中央社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来。更何况，资讯工业的科技进步一日千里，中央社届时如能利用这新设备，由政府组织的国内菁英作适合民族再教育的重要努力，那时候，公营的中央社在其B．B．C．型式作业之外，又要执行教育任务了。这或是一个过渡性的变质，在这特殊任务完成之後，仍将恢复其纯洁传播管道的本质。但此变质对我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业之圆满完成有重大贡献，时不我予，应尽早作及时的准备！

第二十三章　我掌中央社时的作业群象

　　第一节　中枢督导的指挥部

　　我在上章里简介了我接任中央社社长十四年中所创建的业绩，跟下来在本章里，我要就记忆所及的资料，择要说一说这辉煌业绩是那些人怎样造成的。

　　提纲挈领的开场，当然要说台北总社的何人与如何著手执行我们的督导指挥。要讲这个问题，我就得率直追叙我这社长是怎么做的。我是以中央社应做一个纯洁沟通管道为目标自励，并以勖勉同人。因此在执业上我们报导事实要客观超然，尽量避免受运作偏见的污染，介绍意见要公正持中，尽量避免自己主观的影响。一方面把政府的政策内容与其形成的经过作忠实而周全的叙述，以最迅速与最普遍的电讯传递广播民间与国际，同时另方面以同样管道把民间与国际对此政策的反应作同样忠实与周全之回馈。很幸运的，我那时既任执政党中央的改造委员又兼本党中央第四组主任，对政府政策的形成，不独有直接的接触，并还作参与其形成的努力，故对这沟通任务之圆满达成得到了异於常人的便利。

　　我是把每一天的下午一时起到七时整整六小时的时间，完全化在中央社的（因中央重要会议时间都在上午）。我办事绝对主张分层负责制，人事方面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可是规定了什么人做什么事，我却制定法规给每一层主管负他所管员工绝对尽职的考核权。因此，我每天下午到社第一件事，就要开一次高级主管会谈，包括副社长、总编辑、秘书和当天拟讨论问题的次级主管，要他们报告前一天其主管单位所办的业绩，并提出他们职责范围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在会谈中报告了我当时所接触的中央社应该知道政府方面的种种问题之外，对他们的报告予以批判指示并协助解决。这一个每天高级会谈，所需时间不会超过一小时，可是，对中央社业务之圆滑推进却是一个重要关键。但，真心使中央社业务能得辉煌成就的业绩，还不是这个每日高级会谈，而是每早期六举行的全社各级主管都参加的社务会议。这个会议是一星期全社国内外作业人员工作的总报告与总检讨，最後加以社长的提示。这是我在分层负责制下仍能了解全社从基层起的工作实况，而予以及时指导、奖惩、纠正的好办法。

　　全社工作自可分为事务与业务两大系列。事务由秘书负责，业务由总编辑负责，重要的电务工作亦由总编辑负责指导。唯事务当属次要系列，开会重心放在业务系列。我要在会议中听到不论国内外每一位编辑和采访的工作数量与质量及其效果的报告而加以纪录。国内部分，由编辑部与采访部综合负责，把每一个编辑所编的广播电稿，每一个采访所写的访稿，列成一表，以比较每一个人的工作量。同时，再把编辑编的电稿与采访写的访稿予以评价，比较其报导价值的高低，有特殊价值者由社长或总编辑专案嘉奖。国外部分同样作个别编辑与采访工作量与质的双重报告与检讨。大家听了这两个系列的报告与检讨後，再由总编辑作全盘的评论，并加上个人意见，最後，由我社长作结论。我把重点放在大家工作的方向是否能与政府政策的运用密切配合，以求发挥中央社沟通管道最高的功能。以此为指示要点，再择所听各作业人员个人的工作，择要指示其优点与缺点，以端正同人的工作方向与努力。这样每星期六开的社务会议，由总编辑室编成每周一期的《业务通讯》，遍发国内外每一个工作人员。《业务通讯》内容，先列我的「政情报告」，把中央社同人应该了解的政府政策之内容与转变，以及政治上各种不同的动态与可能发生的影响需要同人注意者述其概要，以求中央社沟通工作之正确灵活。第二节作「社务简报」，撮要简述社方与各机关、社团、同业的联系活动与内部人事变迁以及行政方面的其他活动。第三节「新闻业务简报」，综合检讨上述周六社务会议的各单位报告作一简报，列举本周国内外重要新闻，本社编采配合之成功与失败。成功者奖，失败者责，尽量做得赏罚分明。在量的方面，因有每天的纪录，勤惰可配合其工作的需要，经常作合情合理的评判。在质的方面，内容优劣当然众目昭彰。更有每一篇报导发生後各报的采用率我们也有纪录，这反应是最正确的客观判断。另外任何记者，工作有所特别心得也可在这一节中发表，以提倡同人相互切磋的兴趣。第四节是这本通讯的重点，命名「一周总结」，计分「国内部分」、「国外部分」、「编辑部」、「资料部」、「英文部」五大类，把每类所做业务，条分缕析，予以一一评分之後，列表见其量与质的高低，并把每一条新闻被采用的报纸名称列表，以示其见报率的高低。这一份《业务通讯》所发生鼓励士气的功效，可以说是中央社能在种种不利环境之中业务仍能蒸蒸日上的主要关键。每一个员工多做一分努力，社方立刻作认知的表示，自然就能把中央社与员工打成一片，而带动业务的起飞，这个企管的常识，给我把握到了。

　　但，踏实检讨，中央社的成功还要靠发生带头作用的总编辑沈宗琳兄。他是每天坐镇在这沟通管道的中心，不断以电话与编采人员跟我和其他掌握新闻枢纽的政府与社会要员间作联系工作。他又指导与综合国内外新闻的「集」与「散」，构成中央社的供应网，以达成中央社发挥纯洁沟通管道的任务。当然，这都是中央社总编辑应尽的任务。宗琳兄做得最踏实，最切当。他主张，中央社精神只包括在「平凡的实践」五个字内。热门的新闻固不能放弃，冷门的新闻也应该多多发掘。我们职司报导，为民耳目，便有义务去人家不去的地方，注意人家不注意的新闻，发掘许多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介绍给社会认识，增强大家对国族复兴前途的信心。对外国新闻报导，他主张要以中国记者看天下事的态度落笔，避免与外国通讯让稿重复，避免文胜於质。他并主张，一切新闻皆应作深度报导，不妨夹叙夹议，增加读者兴趣。多种说法，不同看法，作为新闻记者，应多面俱呈，让读者了解，作他自己的判断。记者写新闻，应具一种高度热情的追索兴趣。换言之，过去记者惯用的照本宣科的方式，不足为训，应改作深入报导。宗琳兄的这套写新闻的主张，影响中央社社稿之改进甚大，是他的一大贡献。

　　中央社总编辑的职掌是集全体编采人员工作之大成，因此其业绩的成效实还奠基在基层的编采。在我任内，为了配合执业的便利起见，中央社的编采组织有些畸形的。在总编辑下面，执行编采业务，名义上分成四部，那就是编辑部、采访部、编译部与英文部（後改名外文部）。实际分工：编辑部的职责是汇集采访部所集国内新闻，与编译部所译的国外新闻编成油印社稿，以及CAP、CTP—l、CTP—2、CBP、CKP中文、CEP、CFP各种广播稿供中文客户之用。采访部专责只限国内采访，采访网重心在首都，次要为省府，也遍及全国各重要城市，稿成集送编辑部。编译部本身不作采访工作，只把中央社海外单位发来的英文电稿，并选和中央社订有交换新闻合约的十五家外国通讯社有关中国的电讯，一并译送编辑部。海外单位，采编采一人负责的一元制。英文部因人事关系采编辑半独立制，其主任除有关政治原则问题需就商总编辑外，负编采发稿之全责，即就其所属之访稿，编成页式英文社稿Express News，以及CKP英文稿，CEP、CRP、CJP前期、CSP，英文电稿供应客户，後因兼发日文、西班牙文，故改名外文部。这四部用人由主任干练的领导，通力合作才奠定了中央社成功的基础。

　　领导编辑部的是胡传厚兄。传厚兄是上海沦陷时还在敌後苦斗的一位沉默寡言、可是忠贞负责的记者。他任编辑部主任表示了持之以恒的正确领导作风，先从以身作则做起，每天按时到班，处理有条有理，对同事宅心仁厚，可是是是非非，赏罚一丝不苟，绝对分明。他身体瘦弱，却对工作有浓厚的兴趣，除了忙於其本职，还为中央社写了第一本社史，为编辑人协会主编了《报学》半年刊多年。

　　领导采访部的是彭清。他是最标准的采访记者，并能领导其他采访同人作最准确最迅速的报导工作。因此，他不独在中央社领导采访，党与政府有重要*时，也经常请他负责新闻组的工作，协助其他同业作业。在社内，他经常要求采访同人尽早发稿。上午发生的新闻，除先应扼要撰稿以供晚报之用外，初稿必於下午三时发出，此後分下午六时、晚八时两次发齐，九时为截稿限时，突发新闻当然例外。他之所以如此严格的干，实因中央社采访记者与传播媒介自己的采访记者争取编者的采用处於劣势。当然，新闻内容与写作技巧是考虑采用率的要素，但彭清以为，时间之争取仍为至要。他又注意周末、周日经常有无新闻可采的稿荒之虞。他要求大家注意，要保留储备，无时间性的静态新闻以及资料性的长稿，备此两日之用。他又鼓励同人，不要存依靠政府机关或社会团体提供新闻的惰性，一定要在自己认定的采访范围之内，寻找新的线索，发掘新的问题而成中央社的独家新闻。在新闻写作方面，彭清也有严格的要求。文言字句，公文用语，绝对扫除，长篇演讲绝不作「全文如下」式的照录，要摘要改写。编辑、采访是国内新闻的双环，得此两人配合主持，自得我们所求的理想工作效果。

　　此外另有一助成此绩效的干员，应予纪录。此即编辑周培敬，他负责把编发的新闻纳入各种不同的中文新闻广播。因客户要求的不同，各种中文广播时的早晚，量的长短，质的详简，各有不同。培敬能卜书卜夜，编配适当，十余年如一日。另加总统文告亦由其一手编发，总统府规定，元首文告必全文发表，而中央社广播各项皆有时间限度。培敬能融合本社各广播剩余时间，甚至商借其他广播时间，每次达成全文播出之任务，尤属难能可贵。後来他继胡传厚升为编辑部主任。

　　「编译」、「英文」两部是处理国外新闻的双环。实际，只因这两单位都处理外文这样分的。编译部的工作把本社自己外电与选择其他外国通讯让稿译成中文转达编辑部，其工作品质实属国内。编译部主任王芒兄，是一位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负责领导者。他的职责是要把中央社四十个海外单位发来的电讯译成中文外，并需遍阅与中央社交换新闻的十五家外国通讯社电稿，择其有关中国者译成中文，一并送交编辑部。我们看了「四十」与「十五」这两个数字，大家都会咋舌，骇然於这样重要的工作是无人能担负得起的，王芒兄却处之泰然。他每天到班比别人早，下班比别人迟，不独要选择新闻分配给同人翻译，译好的每一条，他还要核改後再送出。我在职十四年，他十四年如一日地这样干。有他坐在中央让自己海内外沟通管道重要关键的位子上，不愁中央社不能发挥其新闻网遍布全世界的影响力了。但，说到中央社海外影响力，最重要的一环还是英文部。

　　中央社迁台初期没有恢复英文部，因此散布在海外各单位的工作，偏重在用中文向国内报导国外新闻，反而放弃了他们更主要的用外国文字对外宣传，那时只向侨报发中文稿。我因此熟筹必立即纠正这个重要缺点。成立英文部最先要考虑人选，这个人，我一再选择，选定了东京分社主任曾恩波。他在报导韩战时有了杰出的表现将在下节中叙述，因此，我了解他的长才。约他到台北来面谈，他毅然愿牺牲他驻外单位拿美金薪给的优遇，接受返国拿公务员新台币的委曲，挑起重组英文部的重担。但，他坦白提出他的意见，要把中央社的英文稿受到国际同业的重视，只把中文社稿译成英文是不会生效的。要跨过中外同业采稿标准不同的这道鸿沟，他以为，英文部除有关原则性的重要问题需要总编辑指导外，所有编采工作应完全由他主任负责，以求中央社英文稿可发挥其与外国通讯社稿比一比被订户采用竞争的实力。我同意他这个要求不独是一个实际问题，并且同时更令我高兴的，恩波兄表示了他一定要干好英文部的负责精神。

　　恩波兄重建了英文部，不独恢复了中央社英文稿（Exprese News），并编发CKP英文电讯等上述的各种电稿，使中央社在国际间得跻身大通讯社之列，英文部的贡献实大。同时，英文部为中央社培训出来的人才，有副社长杨孔鑫，北欧分社主任徐涤生，香港分社主任关作安，波昂分社主任范同仲，华盛顿分社主任王勋等济济多士，曾恩波首创之功不可没。

　　中央社领导业务的指挥中心集中在编辑、采访、编译、外文四部已如上述，可是能使员工得在安定适宜环境中尽量发挥其工作效能，事务系统的贡献仍属难能可贵。在组织方面著眼，中央社的事务系统，因由副社长指导下的秘书总其成。可是副社长王家棫、秘书丁履进皆属执笔办文书的坐而述不掼起而行的公务人员。真能在负责奔走上面锲而不舍力求完成任务的人，倒是下面经理部主任陈新萌。我这个社长秉性说干就干，一有决定就要立刻见效，所以最怕办文书走上公文旅行的拖荡圈子里，一天能了的事要拖一个月，一个月能了的事也许会拖上一年。因此，重要的事，我多是自己找负责的人面谈解决，需要协助接洽的事件，新萌兄足一位接棒实干的得力助手。这样反令高级主管王、丁两兄闲起来了。我承认这是中央社组织上的缺点，可是，那时事忙，无暇纠正。新荫兄如何协助我解决中央社争取公保以及建立志清大楼新办公厅两事，已详前章不再赘述。

　　中央社之能在我十四年社长任内重振其辉煌业务，再度跻身全世界大通讯社之林，除了全体同人发奋努力以促成此奇迹之外，同兹兄的远见配合著蒋公的睿断，使中央社打破全人类传播史的纪录，以一个通讯社竟拥有自己收发电讯的全部设备。中央社有了这个特权，能把新闻的制作与收发挤在一间大楼内，免去一般记者奔走送稿与电讯机关积压收发的时间浪费。这在通讯业务中是一个争取前茅不可幸得的推动力；新闻如货品，推销得手，品质优良固为要素，而分秒必争的抢时间，也是争取消费者的重要手段。中央社有了自己的电务部，实为其能灰烬中起飞凤凰的得力因素。因此，电务部业务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方面要「远」，把新闻的收发网笼罩全球，无远弗届，这需要有最大电力的发报机；另方面要「快」，使新闻的发送没有一秒钟的延搁，故其发报机要跟著时代的进步，随时汰旧换新，保持作业绩效。中央社在抗战胜利还都後为其业务发展的最高峰，当时总社及各分支机构使用的大小发报机多达一百三十架，包括二十千瓦强力发报机两架，收报机也多达二百五十架。到了三十八年中央社随政府迁台，幸经同兹兄领导电务部人员抢运在南京总社的部分收发报机，再配合台北分社所使用者，勉强就在西宁南路那小屋中，支起收发报台挤在一起，临时作业。我接任社长时，就还是在这样因简就陋的状况中挣扎著。我着到收发报两台绝不应挤在一起，应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更不应建设在房屋密集的市区。於是督责电务部主任周绍高与其他负责员工，尽量筹划电台重建的新计画，由我负责向中央请款。经此配合努力、卒於民国三十九年十一月在中山北路增设收报台，民国四十六年五月洽借交通部桃园国际电台协助收报。民国四十五年先在台北郊区天母建设正正式式中央社自己的发报台。最後到了民国四十七年在台北郊区二重埔建设同样模式的中央社自己的收报台。直到民国五十三年我卸任给马星野兄时的电讯设备，在这两大收发报台中已有二十千瓦发报机两架，十千瓦发报机一架，五千瓦发报机一架，二点三千瓦发报机十架，八百千瓦发报机八架；51—S1收报机十一架，51—J4收报机四架，Sp600收报机一架，以及大批其他不胜列举的器材，总值约达美金五十万元。这都是在我惮智竭虑，叩请党政有关机关协助积累的成果，配合著电务部前主任高仲芹兄（中文电动打字发报机发明者）经我聘任为中央社电务顾问，现任主任周绍高、副主任黄履中领导著一百多位在人背後埋首工作的无名英雄，创造中央社起飞成世界大通讯社的奇迹。

　　以上简述，说明了中央社台北总社在我任期内，如何控制设备，运用组织，什么人，怎样做的一般概况。至於全部国内外业务的发展，可记录者盈篇累牍，不胜枚举，只能就记忆可及的两次与国运攸关的重要战役中央社报导之贡献，以及中央社同仁在国际活动中的甘苦绩效，在下面三节中述其概要，以示范方式表现中央社工作人员在总社指挥下，打传播心战的全貌。

第二节　报导韩战的三杰

　　我们说韩战，先得说明韩国在太平洋战役结束後的定位。在太平洋战役中，韩国是战败国日本的属国，参加日本的侵略战，所以战後也是联军的占领区。不幸韩国的占领模式，学了占领德国的样，由美国与苏联分占南韩与北韩，以北纬三八线为界，美军占其南，苏军占其北。因此才有在李承晚领导下民主方式的南韩与金日成领导下共产方式的北韩。至於北韩为何在史达林受美国白皮书的鼓励，指导毛泽东与金日成发动韩战已详前章，兹不赘述。惟仍需补述者，金日成在史达林翼护下做傀儡，得苏联与中共的支援，予以军械配备及军力训练，已养成颇具规模的军队实力；相反的，李承晚在美国的占领监视下作复兴努力，绝对不注意军力的培养，故北韩来袭实无招架能力。因此，当金日成受史达林命於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进攻南韩之时，李承晚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全力作抵御，难逃土崩瓦解之劣势，使北韩南侵军势如破竹。

　　美国在韩战中应付之成败与以台湾为复兴基地的中华民国有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当然也就是中央社在这时期应以全力来达成其传播努力最重要的任务。那时候中央社还没有驻韩分部，报导韩战的责任就落在东京分社的肩上了。东京分社主任宋德和是一个只抱个人发展野心的自私记者，可是在他部下的两位特派员，一名曾恩波，一名李嘉，不独忠党爱国，有传播事业具神圣沟通任务之认识，并都具备那时候做好国际记者必具的特长，那就是精通外国语文与娴熟外人生活习惯，混在外国人堆里，把他们看作同工伙伴的热络人际关系，那才可以钻到他们生活圈子里予取予求。曾、李两位特派员都有此特长。

　　在韩战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当天，李嘉就急著要赶去采访。当时，麦帅虽已奉令参战，可是美军参战实力只限於占领军队，未有增加。但麦帅一贯主张我国军队入韩，与美军并肩作战，故极度欢迎我中央社记者之随军采访。李嘉当天因为没有飞机，无法成行。可是第二天一清早，李嘉就接到美军总部通知，可以走了。他急忙换上随军记者应穿的军服，挤上一架军用飞机飞到韩国。他再也想不到，一天功夫，汉城已经失守了。他这位来采访韩战的第一个记者就不得不在水原机场降落，一下飞机就得冒著敌军追击的危险往後跑。可是中央社第一通韩战消息就是他在随军後退的吉普车上以打字机写下来的。那时的美军只是占领军的编制，配合著南韩无战斗能力的部队，正在苦守大田。有一天早晨，李嘉和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西门斯约好，共同到已为北韩占领的水原机场去察访动静。走近机场，李嘉沉著掩蔽缓步进行，西门斯则不经意地跳跃漫谈，不料敌机临头，猛施扫射，西门斯竟中弹身亡，李嘉幸免了同遭扫射的一劫。此後双方部队在洛东江又打上了，李嘉经常坐在坦克车上采访实际战斗情况，真变成了不带武器的最前线战斗员，跟作战士兵一样冒著敌方炮火射击的危险。他的确遭遇到好几次丧生的危险，并且还有一段时间，他跟我驻韩大使馆失去了连络，大家耽心他殉职了！实际上，他永远跟著盟军的部队走，一直跟到民国四十年九月盟军增援部队仁川登陆大败北韩军，夺回汉城，追击北韩後退部队，越三八线，直捣北韩首都。

　　毛泽东在韩战初期，虽受史达林命令予北韩以大量人械的支援，然尚掩耳盗铃伪装局外人。他不料战局突然转变，北韩无大力外援势将崩溃，於是他一再考虑，最後改将其最精锐的林彪所辖第四野战军部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积极投入了韩战。他本得史达林面允，他出人，史达林出械，不料林彪部队已投入韩战，史达林军械的补给一无踪影可寻。面对著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部队，兵精械足，林彪部队军械落伍，辗转死斗，最後只能驱士兵血肉之躯来做战争工具，推动其惨绝人寰的「人海战术」。

　　当时盟军抵御以中共军为主的北韩反攻，分西线与东北两路作战。西线取守势，东北线取攻势。李嘉随美国第十军团沿东北线北上，从元山登陆，经兴南、咸兴，一直到丰山。北韩气候冷到华氏零下十度，肯吃著这样苦，冒著这样险的记者，不论中外，只剩下孤零零的李嘉一人。可是这个李嘉，竟被美军派上了大大的用场。因为，统率美国第十军团的司令巴大维少将，刚巧是过去做过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团长，跟李嘉是非常熟识的老朋友。一见面就说：「你来得正巧！」因为美军入韩境，跟南韩友军的联系甚至审问韩国俘虏（多数是中国人了）都没有适当的中介人，李嘉精通英、日语，希望他能帮这个忙。这是李嘉求之不得的一个好机会。就此，他以记者而兼了美军中类似参谋的职务，什麽奥秘，什么行动，他都了如掌上了！因此，中央社从韩国发出有关南韩与中共的消息多能抢先而深入。

　　韩战初期，李嘉单枪匹马随第一波盟军深入报导洛东江战役时，南韩只剩了大邱、浦项、奎山等地，保有东南一隅，情势异常危急。盟军方面至此才决策增援，因决定在民国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派美军陆军第一装甲兵师及第二十五步兵师在浦项登陆。中央社总社面对这战局扩大、严重性增加的情况，认为韩战报导，已非李嘉一人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决增派曾恩波随此登陆部队作配合报导。曾恩波奉命与盟军总部接洽，「艾迪（Eddie）曾」本来是美军总部高级军官们拍著肩膀喝威土忌的老朋友，当然欢迎他来做中央社第二个随军记者。登陆战是近距离的肉搏战，记者虽不参加战斗，可是恩波在文字报导之外再要佐以摄影，增加了他冒险犯难的要求。他竟能一手打字机、一手照相机，在炮火枪声中跟著胜利登陆的盟军达成了他报导的任务。他本拟在盟军登陆後跟著部队继续他随军记者的任务，不料此时东京分社主任宋德和，看著时局剧变，是他办一个通讯社的好机会，竟向总社坚决辞职。总社无奈，不得不接受他的请辞，调回曾恩波来接他主任的职位。

　　好像曾恩波的战地采访业绩只能在浦项登陆战中一露其身手，不料隔了两个多月，盟军决定再调精锐部队作最後冲刺，以发挥联合国威力，即於九月十六日在仁川作第二波的登陆；恩波把东京分社的人事安排与工作分配作了妥贴布置之後，竟能自己抽身出来，第二度参加盟军的登陆战。这次登陆，北韩虽有林彪部队参加，其人海战术究难持久，所以盟军不独在登陆时未遇坚强抵抗，登陆後积极进攻也势如破竹。恩波永远随盟军搜索队在正式部队前冒险采敌情，测敌踪，常遇意外的不测，有好几次真几乎送了命。可是他的随军也像李嘉一样，受到美国军官的欢迎，特别因为盟军面对的敌人，此时不再是韩国人，而是受人强迫冲锋、不折不扣的我们同胞中国人。因此，他这位中央社记者在盟军中执行记者任务时，除了能在被俘士兵口中采取最迅速与最正确的传播资料，为他国记者所不能得之外，并可藉此接触，获得最忠实与最敏感的情报，供盟军总部作为研讨战略之参考。因为，被俘士兵受迫上阵，恨共入骨，都是绝对反共的人。「艾迪曾」的名字在盟军军官前一提起，大家都会翘著大姆指，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记者，因为随盟军收复汉城他是唯一记者，可是他却几乎送了命！

　　此次盟军登陆反攻，不独收复了汉城，并且还北上直打到中国大陆的边界，恩波随军北上，与李嘉相会，此後两人借乘美军飞机之便，往返於日本、韩国之间，复得借用美军电台从事重点采访，直到民国四十年七月停战和谈才结束了他们的活动。他们两人可说是先後配合把一场人类战争史上不求胜利、但求妥协、千古绝唱的丢人战争，作了彻头彻尾的纪录，以供後代从政者鉴往知来的参考，实有其不朽的价值。

　　韩战在战场上的炮火虽然停止，可是进行和谈，一拖再拖，从民国四十年七月开始一直谈到民国四十二年十一月才告结束，整整拖了两年零四个月。双方僵持的，只在再简单也没有的双方遣返俘虏的一个问题上。俘虏放回本国，大家欢欢喜喜地回老家，论理必然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可是在韩战和谈中却成了任何能手也无法解决的僵局。问题之僵，只僵在盟军所俘的北韩将土没有几个是北韩人，差不多全体是中国人，并且全体是由中共军官用机关枪压著冲锋人海战术里的牺牲者，有那一个傻瓜还愿回到中共控制下去讨生活的呢？因此和谈僵持在北韩俘虏拒绝遣返的僵局下。使这个问题僵而更僵的是，这一万四、五千个名为北韩实系中共俘虏，不独拒遣，并一致表示反共；不独反共，还一致表示愿投入中华民国蒋总统部下作反共抗俄的先锋队。他们采取表示真忱的步骤，先後在民国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六月二十九日、十月二十四日，全体三次刺血上书蒋总统作此表示。盟军经敌方的挟势要求，同意把这一万四千多名的中共俘虏，送到一个孤立在海中的火山岛济川岛，划定为中立区，由联合国参战国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派兵监视战俘待遇之「中立」。美国能承认「中立」的命名实在令人啼笑皆非。遣俘怎能要中立；显明是要把中共俘虏不肯回大陆的责任硬推到美国肩头，暗示这一万四千多人都是美国受中华民国的愚弄。其要求「中立」，是要求美国排除这愚弄，所以同时要求以印度等四个实是它的敌国反转变成「中立」国，派兵到这「中立」区来监视「中立」政策之实践。美国竟会接受它的要求，把这一万四千多名不愿回家的中共俘虏集中到济川岛，任凭中共派遣大批能言善辩的说客，下了细磨功夫，一个又一个地进行「解释」工作，劝导他们回老家。

　　中央社目睹韩战结束竟拖出这样一个把我们中华民国卷进战涡里的大突变，是我们提升国运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应该立派干员前往专访。这干员，我一再考虑，选定了林徵祁。徵祁的中英文都有很深的根底，有敏捷的应付突变能力与广博的常识储备，是一个很标准的好记者。他是中央社第一任总编辑陈博生的外甥。这亲戚关系，帮了他的忙，可也害了他。有了这样一位新闻界杰出的舅舅，徵祁要做记者当然耳提面命学到了不少；可是，他毕业後就参加新闻工作，抗战时期在部队中也担任过新闻任务，战後考入中央社，不料身任总编辑的舅舅，硬说新人应从基层做起，派他做一个编辑部的助理编辑。徵祁不负舅舅的期待，从助理编辑苦干起，由编辑部转到编译部，展现他中外报导一把抓的能力。因此，我选中他为驻韩特派员，专访中共俘虏的愤慨表示与激情活动。

　　济川岛是一个火山岛，没有树木，光秃秃一片沙滩，吹著热风。林徵祁在抵达汉城之後，半夜起床借乘美军机，先飞釜山再转济川岛的木索浦。太阳把飞机晒得发烫，乘客坐在其中有如烤大饼。徵祁就在这种情形下抵达济川岛进行采访，他详细报导这些战俘在济州岛印度村的生活情形，让自由世界了解这些後来都变成中国反共义士的北韩俘虏，如何以嬉笑怒骂来对付中共的「解释」。

　　「解释」是在四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开始的，战俘的反应有的是引吭高歌反共歌曲，有的是耳朵里塞著棉花木然相对，有的竟指著「解释」者的鼻子痛骂混蛋。更有的面对解释员撕毁符号，拒绝说自己的姓名。其中最狠的一位，沉默地听完「解释」，突然从袖筒里抽出一支木棍，棒打解释员。他们又会隔了若干时刻，同声高呼「回台湾」、「我们要回台湾」，周而复始，叫个不停。同时，这些战俘，集体签名向盟军总部呼吁，要求投奔台湾，参加反共抗俄工作，又复先後集体上血书给蒋总统表示此意至三次之多。盟军统帅克拉克到了民国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不得已发表声明，保证中、韩战俘皆有选择归宿之自由。可是，他又同意，把一万四千多名中共战俘集中中立区，交由印度军监督。印度军一营实施监督任务，竟会於民国四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开入战俘营，枪杀我反共战俘一名，伤二十七名，架走二十三名。盟军总部至此开始觉悟其威信受人唾弃，不能再忍，决计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由遣俘委员会决定停止「解释」，并由当时统帅赫尔宣布，「用一切便利」，在民国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将北韩战俘全部送往台湾！

　　林徵祁初到济州岛时，我国新闻界还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所以他是唯一中国记者报导这严重的遣俘问题。最初他自问没有采访经验，面对这样一个跟万恶中共作心理肉搏战的任务，真有些战战兢兢、如临大敌的惶恐。可是，他的报导是中央社独家抢先的，经他一揭露，成为海内外读者了解这一大群反共同胞奋斗实况的唯一来源，中央社林徵祁的电讯与特稿不陉而传遍全世界。他得此鼓励，建立了自信心，意态飞扬，格外努力起来。

　　更使他高兴的，他的报导激发了国内舆情对这一群反共战俘的热烈响应，都称这些战俘为「反共义土」，到处开会*，要求盟军总部勿再姑息受中共播弄，立释反共义士归其祖国。

　　四十二年八月三十日，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副理事长方治率了中国慰问团，专程到韩国去慰问这些反共战土，并协助他们争取自由的活动。林徵祁发现在这慰问团里有他的好友魏景蒙，以代表他自办的英文中国日报名义参加。他高兴极了，因为他知道魏景蒙是国际新闻的采访高手，善诙揩，能辩诘，经常独立跟外国人杯酒联欢中得到突破性的秘辛。於是他拉著景蒙在盟军战俘营指挥官大帐篷中叙晤，甚至就睡在里面，以便交换每天所得的消息。消息主要内容是反共义土们的呼号与愤慨以及被虐待的情况。不幸「中立区」受印度兵严密监视，中国记者是他们监视的唯一对象。可是魏景蒙不在意，他有方法溜进溜出，如入无人之境。中共遇见了魏景蒙，真是棋高一筹，缚手缚脚，不知所措。林徵祁跟在他後面学到了不少乖，致令他有关反共义士的报导，使中央社的新闻最後还能突放异彩。大家看著一万四千多位反共义士返我国门时受到万众欢呼的盛况，都会感到我中华民国虽未参加韩战，而是韩战中得到足以傲视全世界的唯一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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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B]下面引用由[U]曾庆海南康[/U]发表的内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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